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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政治冷淡主义[275]
“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
“如果工人在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斗争中只能争得个别让步，那就是在实行妥协；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因此，应该拒绝像英美工人那样由于坏习惯而经常参加的一切和平的运动。工人不应该努力去争取从立法上限制工作日，因为这样做就是同企业主进行妥协，使企业主还能对他们进行10小时或12小时的剥削以代替14小时或者16小时的剥削而已。他们也不应该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从立法上禁止10岁以下的女孩参加工厂劳动，因为这并不能消灭对10岁以下的男孩的剥削：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实行破坏永恒原则的纯洁性的新妥协！
“工人更不应该争取让靠勒索工人来编制预算的国家负责对工人子弟进行初等教育，像在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因为初等教育不是完全的教育。男女工人即使不会读、不会写、不会算，也要比受官办学校教师的教育好些。只要不玷污永恒原则，即使愚昧无知和每天16小时的劳动继续使工人阶级愚钝下去也不要紧！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工人不应该建立工会，因为这样会使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分工永世长存，而正是这种使工人分裂的分工构成了他们受奴役的真正基础。
“总之，工人应该袖手旁观，不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参加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上面。这种活动只会给他们带来直接的后果。他们应该像真正的教徒那样，恬淡寡欲、虔诚地高呼：‘宁愿让我们的阶级被钉在十字架上，宁愿让我们的种族灭亡，但是永恒原则必须保持洁白无瑕！’他们应该像虔诚的基督徒那样，相信牧师的话：抛弃一切尘世的幸福，一心一意只去想升入天堂。只要你们把有朝一日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也不知道由什么人来实现的社会清算当做天堂，就会出现同样的幻境。
“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时，工人阶级应该像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
“在日常的实际生活中，工人应该成为国家的最忠顺的奴仆，但是在内心中他们应该坚决反对国家的存在，并通过购买和阅读有关消灭国家的文献来证明自己在理论上对国家的极端蔑视；除了高谈阔论将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未来社会以外，他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对这种可恶的制度进行别的反抗！”
毫无疑问，如果这些政治冷淡主义的圣徒们说得这样露骨，那末工人阶级就要叫他们滚蛋；工人阶级会把这一点看做是资产阶级空谈家和腐化堕落的贵族对他们的侮辱。这些人是如此愚蠢，或者说，如此幼稚，竟然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因为这种斗争手段必须从现代社会中索取，因为这个斗争的不可避免的条件可惜并不符合被这些社会科学博士们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然而工人阶级的运动现在已经十分强大，以致这些慈善的宗派主义者在经济斗争方面不敢再重复他们在政治斗争方面所不断宣扬的那些伟大真理了。他们太胆怯了，不敢把这些真理应用到罢工、同盟、工会、关于女工和童工的法律、关于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等方面去。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他们援引老传统、正直、诚挚和永恒原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替自己开脱。
第一批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圣西门等人）由于当时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为一个战斗的阶级，所以他们只好限于幻想未来的模范社会和谴责工人阶级的一切旨在稍稍改善他们的状况的企图，例如罢工、同盟和政治发动。既然我们不应该否弃这些社会主义的鼻祖，正如现代化学家不能否弃他们的祖先炼金术士一样，那我们就应该努力无论如何不再重犯他们的错误，因为我们犯这些错误是不可饶恕的。
但是后来，在1839年，当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在英国已经具有非常明确的性质的时候，布雷——欧文的信徒之一，那些在蒲鲁东以前很久就发明了互助论的人中间的一个——出版了一本题为“劳动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276]的书。
这本书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工人想通过他们目前的斗争来争取的一切局部改善都是徒劳无益的，在这一章中，他尖刻地批评了英国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他谴责了政治运动、罢工、限制工作时间、调整女工和童工的工厂劳动，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切不但无助于消除目前的社会状况，反而会巩固这种状况，并使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现在来谈谈这些社会科学博士的先知蒲鲁东。虽然这位老师有勇气坚决反对同他的救世理论——互助论相矛盾的任何经济运动（如同盟、罢工等），但他本人还是以自己的著作和亲身参加鼓励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而他的学生却不敢公开反对这一运动。还在1847年，当这位老师的主要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出版时，我就驳斥了他反对工人运动的一切诡辩［注：见“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1847年巴黎弗兰克出版社版）第2章第5节：“罢工和工人同盟”[277]。］。但是在1864年，当奥利维耶法（诚然，这个法律在有限的范围内给了法国工人以联合的权利）通过以后，蒲鲁东又回过头来在他的“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一书中又叙述了自己的观点，而这本书是在他死后才问世的。
这位老师的攻击非常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因此在1866年伦敦裁缝大罢工时，“泰晤士报”赞赏地译载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用他说过的话来斥责罢工者。下面就是一些例证。
里夫－德－纪埃的采煤工人宣布了罢工，为了使他们头脑清醒，给那里派去了士兵。
蒲鲁东大声疾呼道：“枪杀里夫－德－纪埃的采煤工人的政权已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但是，它是像罗马人布鲁土斯那样行动的，布鲁土斯不得不在父爱和自己执政官的职责之间作出选择：必须牺牲自己的儿子，以便拯救共和国。布鲁土斯没有动摇，而且他的后代也不敢谴责他。”
［注：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278]第327页。］
“因此，——没有联合的权利，就像没有欺骗和盗窃的权利，没有血亲相奸和私通的权利一样。”［注：同上，第333页。］
但是，必须承认，大概会有愚蠢的权利。
为了永恒原则，这位老师发出毫无意义的诅咒，这些永恒原则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
第一条永恒原则：
“工资数额决定商品价格。”
即使谁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并且不知道伟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279]中已经一劳永逸地驳倒了这个传统的错误，他也会知道英国工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它能以低于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业品的价格销售自己的商品，而英国的工资却相对地高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
第二条永恒原则：
“准许联合的法律是极端反法学和反经济学的，是同任何社会和秩序相矛盾的。”
总之，它是“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相矛盾的”。
如果这位老师不是一个严重的。chauvin〔沙文主义者〕，他会自问，在英国，早在四十年前就颁布了一项同自由竞争的经济权利极其矛盾的法律，这该如何解释；为什么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自由竞争的发展，这个同一切社会和制度极其矛盾的法律，甚至连各个资产阶级国家本身也被迫把它当做是某种必要的东西加以采纳。如果这样，他也许会发现，这种众所周知的权利（大写的权利）只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无知兄弟们所写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在这些教科书中也可以找到下面这些玑珠般的经济学词句：财产是劳动成果……但是他们忘记了加上他人的这几个字。
第三条永恒原则：
“因此，有人借口使工人阶级摆脱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首先侮辱整整一个公民阶级，即老板、企业主、雇主和资产者的阶级；他们煽动工人民主派鄙视和仇恨这些不体面的中等阶级的代表；他们宁肯要商业战争和工业战争而不要合法反抗手段，宁肯要阶级斗争而不要国家警察。”［注：蒲鲁东“论工人阶级的政治能力”1868年巴黎拉克鲁瓦出版公司版第337—338页。］
为了阻碍工人阶级摆脱他们的那种所谓低贱的社会地位，这位老师谴责使工人阶级组织成同雇主、企业主、资产者这类可敬的人相敌对的阶级的联盟，这类人当然和蒲鲁东一样，宁肯要国家警察而不要阶级斗争。为了使这个可敬的阶级避免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善良的蒲鲁东在互助论王国到来以前，向工人推荐“自由或竞争”，认为它（尽管有很大弊病）仍不失为“我们的唯一保障”。［注：同上，第334页。］
老师宣扬经济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我们的唯一保障。学生们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目的是要捍卫资产阶级的自由——他们的唯一保障。如果说也曾宣扬政治冷淡主义的第一批基督徒曾经需要皇帝的帮助，来使他们从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那末政治冷淡主义的当代信徒则根本不相信，他们的永恒原则使他们必须放弃世间的欢乐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暂时特权。但是必须承认，他们会以真正基督徒的苦行主义精神来忍受14小时或16小时的劳动，只要这种劳动是由工厂工人承担的！
1873年1月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
1873年12月载于“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1874年共和国年鉴”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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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75] 5]这篇文章是马克思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请求在1872年12月底至1873年1月初为“共和国年鉴”（《Almanacco Repubbli-cano》）这本文集而写的。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1872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和恩格斯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论文“论权威”一样，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著作于1873年12月发表。——第334页。
[276] 6] J．F．Bray．《Labour's Wrongs and Labour's Remedy》．Leeds， 1839．——第336页。
[277] 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1—198页。——第337页。
[278] 8] P．-J．Proudhon．《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Paris，1868．——第338页。
[279] 9]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D．Ricardo．《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and Taxation》．London，1817）。——第3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