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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

（给“玫瑰小报”编辑部的信）[101]

1872年5月23日于伦敦



编辑先生：
　　在3月28日的“自由思想”上，斯蒂凡诺尼先生很有把握地预料，尽管他从李卜克内西那里没有捞到什么东西[102]，但我今后仍然会用沉默来回答他的无休止的诽谤。我现在打破了这个沉默，这只是因为，卡尔·福格特先生这个在德国被我著的“福格特先生”一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击毙了的人，原来是怂恿自己的同道者斯蒂凡诺尼发表声明的人。
　　斯蒂凡诺尼先生从福格特的书中抄录和摘引反对我以及反对整个德国共产党的、关于我和密探舍尔瓦尔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无稽之谈，但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约·菲·贝克尔（日内瓦）的信，因为这封信用幽默的笔触揭穿了福格特的蠢笨的捏造（见“福格特先生”第21页[103]）。
　　这个诽谤以及福格特那本卑鄙无耻的书中所充斥的其他类似的诽谤谰言，在发表之后不久就被柏林“国民报”[104]转载了。我立即从伦敦对该报起诉，控告它进行诽谤。但是，按照普鲁士立法我必须首先经过一道预备手续，即获得司法机关的对“国民报”编辑进行诉追的许可。这样一来，我不得不诉诸许多诉讼审级，从侦查员到最高法院，结果却一无所获。简言之，他们不准我起诉，因为这会使福格特先生声誉扫地（顺便说一句，他在“政治研究”[105]中曾建议普鲁士以武力占领德国的其余部分），同时也会使那家打着所谓反对派的幌子，实际上为政府效劳，而后来又表现为俾斯麦的最驯服的工具的报纸声誉扫地，——他们不准起诉，因为这会使一个在当时遭到所有卖身投靠的德国报刊根据上面的命令加以疯狂攻击的人感到十分满意。
　　我同普鲁士各级法院作斗争时经历的一切波折，以及我向这些法院提出的证明我是无辜的文件，一起发表在我著的“福格特先生”一书中，所以英勇的斯蒂凡诺尼先生是应当知道这些材料的。
　　斯蒂凡诺尼先生还从我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106]中摘录了一些话来证明（究竟证明什么呢？）我同德国共产党人有联系。我对这一点感到骄傲。
　　不过，我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就是证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刑法典上所指的那种秘密团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普鲁士政府才不得不迫使卑鄙无耻的施梯伯和他的同谋者捏造一系列伪证来诬陷我和被告们。现在在德国，甚至连俾斯麦的拥护者在内，都找不出一个敢于否认这个事实的人。斯蒂凡诺尼先生不仅同福格特有勾结，而且同施梯伯也有勾结，这个情况甚至对像斯蒂凡诺尼这种esprit　fort〔自由思想者〕说来也是太明显了。
　　斯蒂凡诺尼先生在他4月18日的杂志中重新实行进攻。我在自己的那本书里非常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福格特先生在1859年就卖身投靠波拿巴，成了他在德国和瑞士的主要代理人。十年以后，由于他的朋友们——茹尔·法夫尔及其同伙——不谨慎，使这一点能够得到文件的证实。[107]
　　说什么我为了德国的利益而维护奥地利并反对意大利的英勇捍卫者福格特先生，这是绝对不正确的。1848—1849年，我在“新莱茵报”上捍卫了意大利的事业而反对德国议会的多数派和大部分德国报刊。[108]以后，在1853年，以及别的一些时候，我曾在“纽约论坛报”上捍卫过一个在许多原则性问题上经常同我发生分歧的人——马志尼。[109]总之，我始终是站在革命的意大利一边反对奥地利的。
　　但是，1859年的战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我揭露了这场战争，说明它的作用就是要使波拿巴帝国的寿命再延长十年，使德国服从普鲁士的军阀制度，把意大利变成它现在这个样子。[110]马志尼例外地赞成了我的观点（见1859年5月2—15日“思想和行动”[111]）。那时他和我一样也遭到了那位无孔不入的福格特先生的攻击。
　　虽然我随时准备揭露福格特先生是波拿巴的代理人，但是我必须否认我是卡尔·布林德先生印发的反对福格特的匿名传单的作者。斯蒂凡诺尼先生从福格特的话中摘录了福格特弄到的印发传单的印刷厂厂主和排字工人的声明，企图证明布林德不是传单的作者，而传单也不是由那个印刷厂厂主印刷的。
　　但是，如果斯蒂凡诺尼先生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读过了我的书的话，那末他就会在第186—187页[112]上看到我提到的那个排字工人和他的一个同事在向英国法院宣誓后所作的声明，这两篇声明确证，匿名传单的作者恰恰是卡尔·布林德！
　　斯蒂凡诺尼先生搁下福格特，调转话题来谈赫尔岑。他首先硬说赫尔岑参加了建立国际的那次大会，并且说协会创立于1867年。谁都知道，国际是1864年9月在朗－爱克街举行的集会上成立的，赫尔岑根本没有参加那次集会。唯理论的福音书作者斯蒂凡诺尼先生对待年代和地形的态度，完全像他的十八个世纪以前的新约方面的前辈一样。大约还在国际成立之前十年，在一次公众大会上，我就曾拒绝同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赫尔岑先生在同一个讲坛上发表演说。
　　赫尔岑本人，在他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出版的一本对我作了满篇错误论断的书[113]中，也不敢像真理的崇拜者斯蒂凡诺尼先生声明的那样，断言我什么时候曾说他是俄国奸细。不过，如果有人渴望弄清楚应该如何对待肤浅的社会主义者赫尔岑的话，只要读一读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的“我们的家务事”[114]这本小书就够了。　　编辑先生，我有幸仍然忠实于您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72年5月23日
载于1872年5月28日“玫瑰小报”第148号和1872年8月1日“自由思想”杂志
原文是意大利文
俄文译自“玫瑰小报”


　　注释：
　　[101]由于1872年4月18日“自由思想”上出现了斯蒂凡诺尼的一篇诽谤国际和马克思个人的文章：“马克思——福格特——赫尔岑”，卡·马克思就写了“再论斯蒂凡诺尼和国际”一文。在此以前，恩格斯曾著文揭露过斯蒂凡诺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26—528页）。斯蒂凡诺尼的继续不断的攻击和他与同盟以及拉萨尔派的直接勾结，迫使马克思也出来反对他。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意大利会员进行的揭露使斯蒂凡诺尼想把意大利工人运动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自由思想”（《Il　Libero　Pensiero》）是意大利的一家杂志，资产阶级唯理论共和派的机关刊物，1866年至1876年在佛罗伦萨出版。——第93页。
　　[102]斯蒂凡诺尼由于计划建立“唯理论者总协会”（见注64），企图取得共和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许多著名活动家的支持。为此目的，他写了一封信给威·李卜克内西；李卜克内西没有弄清楚斯蒂凡诺尼的建议，同时也不知道他跟同盟和拉萨尔派有勾结，因此便在1871年12月18日回信表示欢迎。回信于1872年1月18日发表。关于这件事李卜克内西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在1872年2月15日的回信中使李卜克内西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这以后，李卜克内西于1872年2月29日用德文写了一封措词尖锐的信给斯蒂凡诺尼，拒绝同他进行任何合作，并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名义声明完全拥护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这封信由恩格斯译成意大利文并通过卡菲埃罗发表在1872年4月20日“玫瑰小报”上。——第93页。
　　[10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443—447页。——第93页。
　　[104]“国民报”（《National　Zeitung》）是德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48年至1915年以该名称在柏林出版。——第93页。
　　[105]指卡·福格特“欧洲现状研究”1859年日内瓦和伯尔尼版（《Studien　zur　gegenwärtigen　Lage　Europas》．Genf　und　Bern，1859）。——第94页。
　　[10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457—536页。——第94页。
　　[107]在第二帝国崩溃后出版的一本官方汇编“皇室文件和通信”1871年巴黎版第2卷第161页（《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T．Ⅱ，Paris，1871，p．161）上载有1859年付给福格特4万法郎的记事。——第95页。
　　[108]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新莱茵报”上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和第6卷。——第95页。
　　[10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574—575页，第12卷第450—455页。——第95页。
　　[110]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5页。
　　[111]“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是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年至1859年在伦敦出版，1860年在罗迦诺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马志尼的宣言“战争”发表在1859年5月“思想和行动”第17期上，由马克思译成英文并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12页）。——第95页。
　　[11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4卷第732—735页。——第95页。
　　[113]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遗著集”1870年日内瓦版。文集中第一次发表了“往事与回忆”一书的若干片断，其中包括“流亡中的德国人”一章。——第96页。
　　[114]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我们的家务事。就‘秩序在胜利’（“钟声”第3卷第233号）一文答赫尔岑先生”1867年斐维版。——第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