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
弗·恩格斯
爱尔兰史[407]
自然条件
欧洲的西北角有一个国家，它的历史我们将要加以研究；这是一个面积为1530平方德里或32500平方英里的岛屿。而在爱尔兰和欧洲的其余部分之间还有一个三倍大的岛屿，为简便起见，我们通常称它为英格兰；这个岛屿从北、东和东南三面环抱爱尔兰，只在朝向西班牙、法国西部和美洲方面给它留下一个空隙。
把这两个岛屿分隔开来的一条海峡，南部最狭窄处是50—70英里，北部有一处是13英里宽，另一处是22英里宽，所以在北部，爱尔兰的苏格人早在公元五世纪以前就移居到邻岛，并在那里建立了苏格兰国。南部的海峡太宽，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的小船都无法通过，甚至对罗马人的近海航行的平底船来说，也是一种严重的障碍。但是，一到弗里西安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后来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大胆地坐上龙骨船驶进一望无边的大海时，这个海峡就不再成为障碍了；爱尔兰遭到了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海盗式的侵袭，并且成了英格兰人的唾手而得的猎物。而一当诺曼人在英格兰建立起统一而强大的政权以后，这两个相邻的岛屿中较大的一个岛屿就开始显示出它的作用，——当时这就意味着征服战争。[408]
此后，在进行这一战争时，英格兰取得海上霸权的时期来到了，这就使任何旁来的干预都不可能获得成功。
最后，既然较大的岛屿完全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那末这个国家自然也就力图把爱尔兰完全同化。
这种同化如果真的成功，它的进程就应完全归入历史领域。这一进程应由历史来判决，但是要回到过去却已经不可能了。而既然在七个世纪的斗争以后同化并没有成功；既然在征服者对爱尔兰接连不断地进行冲击的每次新的浪潮之后，反而是他们自己被爱尔兰所同化；既然爱尔兰人直到现在也并没有成为英格兰人或者所谓的“西不列颠人”，就像只受了一百年压迫的波兰人并没有成为“西俄罗斯人”那样；既然斗争还没有结束，而且除了消灭被压迫的race〔种族〕，也没有可以用别的方式来结束这一斗争的征兆——那末，任何地理上的借口都不能证明征服爱尔兰乃是英国的天职。
为了了解现代爱尔兰的土壤性质，我们必须谈谈远古的时代，谈谈形成所谓石炭层的那个时代。［注：本文中有关地质方面的材料，除另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约·比特·朱克斯“地质学课本”1862年爱丁堡新版（J.Beete Jukes.《The Student’s Manual of Geology》.New Edition.Edinburgh，1862）。朱克斯是当地爱尔兰地质研究部门的主席，因此，在他特别有研究的这个领域中，他是第一流的权威。］
爱尔兰的中部，由都柏林到高尔威一线南北两面，是一片辽阔的平原，平均高度为海拔100—300英尺。这一平原，或者说，全爱尔兰的主要平面，是由一层极厚的石灰岩构成的。这石灰岩是石炭系的中部（炭质石灰岩，carboniferous limestone），它的上面，无论在英格兰或其他地方，都紧挨着含煤层（真正的煤系，coal measures）。
在南部和北部，这一平原均为山脉所环绕。山脉大部分紧贴海岸，几乎完全由出露于石灰岩下面的更古老的岩层（花岗岩，云母片岩，寒武纪、寒武志留纪、上志留纪和泥盆纪的岩层）以及石炭系最下部的泥质页岩和砂岩构成，后者含有大量的铜和铝，并含有少量的金、银、锡、锌、铁、钴、锑和锰。
只有在少数地方，山才是由石灰岩本身构成。一处在平原中部，在女王郡[409]，高达600英尺，另一处在西部，在高尔威湾南岸，高达1000英尺（巴伦山）。
在石灰岩平原南半部的某些地方，可以看到单独的、由含煤层构成的山脊，高度为海拔700—1000英尺，规模相当大。这些山脊位于石灰岩平原的槽状盆地，它们呈坡度十分陡峭的高原耸立在这些盆地中。
“这些彼此相隔很远的石炭系山脉的山坡非常相像，而且组成这些山坡的岩层也完全一样，因此，只能认为它们最初是以连绵不断的带状延伸于整个这个地带，虽然现在它们彼此相距60—80英里……这种观点由于以下两点更可以证明是正确的：首先，在现存的煤层之间，常常可以看到单独的小丘，它们的顶部也由石炭纪岩层构成；其次，凡是石灰岩平原下沉至现代地平面以下的地方，洼处充填的均是石炭系的最下部岩层”（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286页）。
一些别的情况（可参看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286—289页。这里再多引证就失之于过分详细了）也毫无疑问地说明一个事实：整个爱尔兰中部平原，正如朱克斯所说，是因剥蚀作用而形成的，即在石炭纪岩系以及石灰岩层上部被冲刷以后（厚度至少平均为2000——3000英尺，也可能为5000—6000英尺），外表便出露了主要是石灰岩的下部岩层。甚至在纯粹由石灰岩组成、高达1000英尺的巴伦山（克勒尔郡）的最高峰，朱克斯也发现了不大的石炭系积层（第513页）。
因此，在爱尔兰南部，至今还存在着几条相当大的石炭岩带；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才有蕴藏量值得开采的煤层。而且这种煤还是无烟煤，就是说，含氢不多，因而，不掺别的混合物往往就不能供工业上使用。
爱尔兰北部也有几个煤层，它们并不太大，但是含有树脂煤，即通常那种含有大量的氢的煤。这里岩层的分布和在南方煤矿区所看到的不大一致。不过即使在此地，也发生了石炭系的冲蚀过程，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位于这样的一个煤层东南方的石灰岩河谷的表面，向贝耳特贝特和莫希耳的方向，可以看到属于同一层系的、混有砂岩和蓝色垆坶的大煤块。在这个地区的冲积土壤中挖井的人，常常遇到巨大的煤块，而且有时数量很多，看来再向下挖就会挖到煤层。（凯恩“爱尔兰的工业资源”1845年都柏林第2版第265页[410]）
可见，爱尔兰的不幸起源于远古的时代；这种厄运从石炭系岩层一形成就开始了。一个国家，煤层被冲蚀，而又紧邻一个煤产丰富的大国，因此好像大自然本身已经作出这样的判决：面对着这一未来的工业强国，它只好长期保持为一个农民国家。这个千百万年前所作的判决，直到我们的时代才执行。而且，我们后来还看到，英国人还帮助了大自然，差不多每当爱尔兰工业一萌芽，他们就立即横暴地加以摧毁。
较晚的地层，第二世和第三世的地层[411]，几乎只有在东北部才能看到；在这方面我们最感兴趣的主要是拜尔法斯特附近含有厚达100英尺的相当纯净的岩盐层的考依波层（朱克斯“地质学课本”第554页），以及布满整个安特林郡而同时却为玄武岩层所掩盖的白垩。总的来说，爱尔兰的地质发展史从石炭纪末直到冰期是中断了。
大家知道，在第三世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欧洲中纬地带，所有平原都为海水所淹没，当时欧洲很冷，由露出水面的山所构成的岛屿间是一片冰川，这些冰川直流入海。冰川中分出来的冰山，带着从山上冲下的大大小小的石块流向大海；每当冰一融化，这些石块以及所有从陆地上带来的东西就都沉入海底。这一过程，在极地国家的沿海一带直到目前还每天在进行着。
在冰期，爱尔兰除山峰以外，也都沉没在海水中。沉没的深度在各个地方大概不一样，但是平均可以认为比目前的水平面低1000英尺；都柏林以南的花岗岩下沉了大约1200英尺以上。
就假定爱尔兰只下沉500英尺，那末它也会只剩下由山脉所构成的两组岛屿，它们形成两个半圆形，围绕着一条从都柏林到高尔威的宽广的海峡。如果下沉得更深，岛屿的面积就会缩小，数目也会减少，而在下沉2000英尺时，水面上就会只剩下那些最高的山峰了。［注：在爱尔兰的32509平方英里的面积中，海拔250英尺以下的占13243平方英里，251英尺到500英尺的占11797平方英里，501英尺到1000英尺的占5798平方英里，1001英尺到2000英尺的占1589平方英里，2001英尺以上的占82平方英里。］
在岛屿缓缓下沉时，石灰岩平原和山坡上的各种古代的岩层不可避免地被冲刷掉了，以后在被海水淹没的地带就开始沉积下为冰期所特有的“冲积沙”。陡峭的岛屿的风化物，以及磨蚀成碎屑的岩块（这些岩块是被在河谷中缓慢而沉重地向前移动并且冲刷着河谷表面的那些冰川所剥落的）——泥土、砂砾、大小石块（这些块砾，在冰的里边的都被磨光，在冰的面上的则带有锋利的棱角），这一切都被沿岸分裂下的冰山带入海洋，以后就逐渐沉入海底。这样形成的岩层，由于情况不同，有的是（由泥质页岩形成的）垆坶，有的是（由石英和花岗岩形成的）砂土，有的是（由石灰岩形成的）石灰岩砾石，有的是（由垆姆和细碎的石灰岩混合成的）灰泥，有的则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混合物；但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这一岩层都含有许多较大的圆形石头或尖角石块，甚至还有很大的漂砾，这种大漂砾，在爱尔兰比在德国北部低地或阿尔卑斯山脉与汝拉山脉之间更为多见。
以后，陆地重新露出海面，这一新形成的表面已具有现代的形状（至少是大致上与此相似）。同时，爱尔兰表面的冲刷过程看来并不剧烈，除了少数地方以外，厚薄不等的一层冲积砂复盖着整个平原地区，沿山坡伸展到所有的谷地，甚至在山坡高处也可以看到它们。在冲积砂中间所看到的石头多半是石灰岩，因此这整个岩层一般就称为石灰岩砾石（limestone gravel）。在整个低地也散布着许多巨大的石灰岩块，几乎每一块平地上都可以看到一块或好几块；自然，在山脉附近，除了石灰岩，还有大量的来源于这些山脉的本地岩石，特别是花岗岩。从高尔威湾北岸起，在东南走向的平原上，直到加耳蒂山区，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花岗岩，而朝马洛（科克郡）的方向，花岗岩则只能在个别地方看到。
这一国家的北部，也像中部平原一样，复盖着达到同样海拔高度的冲积砂。南部，在横贯其间的几条近乎平行的山脉之间，我们发现，当地岩层的沉积是相似的，其中多半属于志留系。这些地层尤其是在靠近基拉尼的弗累斯克河和郎河河谷间可以大量看到。
山坡上和谷地底部的冰川遗迹主要是在爱尔兰西南部，分布极广，也极明显。就我记忆所及，只有在上哈斯利和瑞典的某几个地方，我才看到过比在基拉尼附近（在黑谷和丹洛狭谷）看到的轮廓更为鲜明的冰川遗迹。
冰期或冰期以后，地面大概有极大的升高，不列颠曾经有一个时期不仅和大陆而且和爱尔兰都有陆地相连。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有同样性质的动物化石群。在爱尔兰绝种的大哺乳动物，和大陆上一样，有毛象、爱尔兰大角鹿、洞熊、变种驯鹿等。的确，地面只要比目前升高不到240英尺，爱尔兰和苏格兰就会由一条宽阔的陆地连接起来，只要升高不到360英尺，爱尔兰和威尔士也会这样连接起来。［注：见1868年出版的施梯勒编的地图教本[412]图15ａ。这个图和爱尔兰详图（№15ｄ）都很清楚地显示了地面的构造。］爱尔兰沿岸到处都是内有直立的树桩和树根的水底泥炭沼泽，同时，它们和相邻的内地各地区泥炭沼泽的底层完全相同，这证明，在冰期以后，爱尔兰的地面曾经有一个时候比目前要高。
所以，爱尔兰的土壤（我们从农业的角度来看）几乎全是由冰期的“冲积砂”形成的，而在这里，它们由于来源于页岩和石灰岩，形成一层极为肥沃而疏松的垆坶土壤层，它不同于苏格兰、斯堪的那维亚和芬兰的那种由于花岗岩破碎而形成的贫瘠的砂质冲积层，——复盖着德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冲积层即属于后者。爱尔兰的土壤过去和现在不断获得各种各样的岩石破碎后的产物，这就保证它有相当数量的为植物生活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如果说在开垦的地层中往往缺乏一种矿物质，即缺乏石灰，那末（且不论地下的硬质石灰岩层）到处都是的许多较大的石灰岩块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种矿物质补充到土壤中去。
著名的英国农学家阿瑟·杨格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在爱尔兰旅行时，竟不知道，他是应该对爱尔兰土地的肥沃，还是应该对农民以原始的方式使用土地更感到惊奇。凡是有好地的地方，多半都是“疏松、干燥、柔软、含砂极多的垆坶土壤”。在梯培雷里的“黄金谷”以及其他地方，杨格找到了
“就是我曾经称之为对农业再好不过的土壤的那种略带红色的砂质垆坶”。由此往克郎梅尔的方向“到处是厚厚的一层我常提到的那种红色砂质垆坶。我在不同的地方研究过这种土壤，发现它非常肥沃；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适宜于种芜菁的土壤。”
接着，他写道：
“肥沃的土地从位于山麓的查理维耳一直伸延到梯培雷里〈城市〉，其间经过基耳芬楠，这是一条长25英里宽（从阿德帕特里克至离里美黎克4英里的地方）16英里的地带”。——“靠近阿德尔的梅格河上的《Corcasses》的土壤是最富饶的。这是一条长5英里宽2英里的地带，位于梅格河下游至流入善农河处……这块土地在开垦以后最初种上燕麦，每英亩收获量是20琵琶桶〈每琵琶桶合14?，196磅〉即40普通桶，这还不算是特别的丰收；燕麦一连种植十年到十二年都不会减产；接着种一年豆类，就能使土壤大为改良，这样又可以一连收十年燕麦；豆类带来极好的收成……在别处听到过这样的原始方式吗？”
接着，关于里美黎克郡的奥利维尔堡地区，他写道：
“这里最好的土壤是在山脚下；这是一种最好的饱含腐植的松软的砂质垆坶，厚一英尺半到三英尺，颜色为红棕色。这种干燥的土地极适宜于种植芜菁、葫萝卜、白菜，一句话，什么都合适。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肥沃的土壤，它适宜于种植可以想到的任何一种东西。在这种土地上可以育肥最大的公牛，也同样适宜于养羊，耕作，种植芜菁、小麦、豆类等一切。只要亲自研究了这种土壤，就会相信，这种看来非常贫瘠的土地竟会这样富饶和肥沃。”
在靠近马洛的黑水河边，
“有一片宽四分之一英里的平原，到处长着茂密的青草。这是我所看到过的最好的砂质土壤，颜色为红棕色；如果加以垦殖，它能带来世界上最好的收成。土壤厚达五英尺，虽然用它可以烧成极好的砖，但它还是一种纯净的砂土。沿河两岸，从发源地直至入海口，风景都很优美，土地极为富饶。”——“这里常常可以看到疏松的砂质垆坶，它是干燥的，但很肥沃，它是这个国家中最适宜于农业和养羊业的土壤。在梯培雷里和罗斯考门，这种土壤特别多。最肥沃的土地是里美黎克、善农河岸、克勒尔郡的牧牛场，即所谓Corcasses…在英国常见而在整个西班牙、法国、德国和波兰——从直布罗陀直到彼得堡——更为常见的那种砂土，在爱尔兰，除了沿岸狭窄的砂丘地带以外，是从来看不到的。至于白垩土壤，我在那里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而且没有听人说起过。”［注：阿瑟·杨格“爱尔兰旅行记”三卷集177…年伦敦版（《A Tour in Ireland》by Arthur Young.3vol.，London，177…）。以上几段引自第2卷第28、135、143、154、165页及同卷2部分第4页。］
杨格对于爱尔兰的土壤作了如下的结论：
“如果要我说明最好的土壤应具有哪些特征，那我就说：这种土壤应该能育肥公牛，同时又能使芜菁有好的收成。可是，据我所记得的，这种土壤在英格兰非常之少，或者甚至根本没有，相反，这种土壤在爱尔兰却颇不少见。”（第2卷第271页）——“以一英亩爱尔兰土壤和一英亩英格兰土壤相比，爱尔兰的肯定比英格兰的肥沃。”（第2卷第2部分第3页）——“如果要我判断这两个王国土壤的优劣，那就得承认，爱尔兰的土壤要好得多。”（第2卷第2部分第12页）
1808—1810年，英国的一位农学专家爱德华·威克菲尔德也在爱尔兰作了旅行，他把自己观察的结果写成了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注：爱德华·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两卷集1812年伦敦版四开本（《An Account of Ireland，Statistical and Political》.By Edward Wakefield.London，1812，2vol.，in4°）。］。他的笔记做得较好，比杨格的旅行笔记更有系统，也更为详细；总的来说，这两位作者的意见是吻合的。
威克菲尔德看到，总的来说，爱尔兰各个地区在土质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差别。砂土只有沿海才有（内地很少砂土，以致为了改良泥炭土壤和粘土土壤，必须运入大量的海砂）；爱尔兰没有白垩土壤（正如上面提到的，在安特林，白垩层为玄武岩层所掩盖，后者的风化物构成了特别肥沃的可耕地，而在英格兰，白垩却形成最坏的土壤）；“在牛津郡、在艾塞克斯的某些地区以及在整个上萨福克所看到的那种粘性土壤，我在爱尔兰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现过。”爱尔兰人把所有垆坶土壤都叫做“粘土”（clay）；也可能爱尔兰有真正的粘土，但无论如何决不像英格兰某些地方那样位于上部岩层。石灰岩和石灰岩砾石在爱尔兰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石灰岩是一种有用的东西，很容易把它变成财富的源泉，任何时候都能加以利用。”的确，山和泥炭沼泽大大地缩减了肥沃的土地面积。在北方，肥沃的土地并不多，但是即使在这里，在每一个郡里，也都可以看到一些极其富饶的河谷，甚至在位于最北部的多尼果耳，在最荒凉的山区，威克菲尔德也出乎意料地发现了非常肥沃的地带。在北部，亚麻种得极好，这本身就足以证明那里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因为这种植物在贫瘠的土地上是从来也长不好的。
“爱尔兰的大部分地面长着茂密的青草，它们几乎是直接长在坚硬的石灰岩层上的。我曾经看到一块只有几英寸厚的地，连雨季在上面跑马也不留蹄印，却能很快把公牛养到14公担重。这是爱尔兰的肥沃土壤中的一种，在罗斯考门以及高尔威和克勒尔等地的某些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些地方有我所看到过的耕地中最为肥沃的垆坶；特别是在整个米斯郡。在这些地方，土壤非常肥沃，似乎大自然有意要补偿当地居民因采用原始耕作方法而遭到的损失。——善农河畔和菲格斯河畔又是另一种土壤，但也同样肥沃，虽然那里的土地表面看起来就像沼泽一样。这些地方被称作《Caucasses》〈和杨格不同，威克菲尔德是这样写它们的名称的〉；土壤下伏层是一层薄薄的蓝色海相淤泥，看来性质也和可耕地一样，因此无论怎么翻耕，即使翻得非常深，也不会对这种土壤有什么损害。——在里美黎克郡和梯培雷里郡又可以看到另外一种肥沃的土壤；这是一种深色的疏松而干燥的砂质垆坶，只要铲除杂草，它就能使谷物一连几年获得丰收。这种土壤对耕作和放牧同样合适，我敢肯定地说，对于这种土壤，很少会有哪一年雨水过多，有哪一个夏季过分干旱。这种土壤之所以肥沃，部分是由于被雨水从山顶冲刷下来的土壤细屑以后在河谷中沉积起来。土壤下伏层包含着石灰，这样，农民并没有化费任何劳动，土壤就已到处从下面施上了最好的肥料。”（第1卷第79、80页）
如果在较硬的垆坶下面紧挨着是一层不太厚的坚实的石灰岩，这样的土地就不适宜于农业，不会有好收成；但是这种土地作为放羊的牧场却非常好；这样它还可以进一步改良，上面盖上一层茂密的青草，其中混杂着白色的三叶草和……［注：恩格斯的手稿中这里留了一个空白，按威克菲尔德原作，这里的词是：“野茴芹”。——编者注］（第1卷第80页）。
博弗尔博士［注：圣博弗尔博士“爱尔兰地图说明”，1792年版第75—76页（Beaufort，Revd.Dr.《Memoir of a Map of Ireland》.1792，p.75—76）；威克菲尔德引自第1卷第36页。］证明：在西部，特别是在梅沃郡，有许多turloughs，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平原，虽然上面看不到河流或小溪，但是在冬天的时候，却被水所淹没；夏季水就流入石灰岩层的地下罅隙中，留下一片极适宜于作牧场的坚实土壤。
威克菲尔德继续写道：“除了Caucasses区域，在梯培雷里郡、里美黎克郡、罗斯考门郡、郎弗德郡和米斯郡，还有爱尔兰最好的土地。郎弗德的一个农场（格拉纳达—基耳），没有施任何肥料就一连收获了八次马铃薯。在科克郡的某些地方，土地更是特别肥沃。总之，可以说爱尔兰的土壤质地很好，虽然我不能像某些作者那样在评价爱尔兰的土壤时过于夸张，说拿一英亩爱尔兰土壤同一英亩英国土壤比较，前者要比后者好得多。”（第1卷第81页）
这一针对杨格的意见，是由于对我们上面所引用的杨格的话作了不正确的理解。杨格并没有说，如果就现在的耕作情况而论，爱尔兰的土壤能比英国的提供更好的收成，因为就耕作情况来说，英国当然比爱尔兰强得多；杨格只是说，爱尔兰土壤的天然肥力比英国的强，而这一点正好是威克菲尔德也不否认的。
1849年，在饥荒[413]以后不久，罗伯特·皮尔爵士［注：手稿中在“爵士”的后面还有“内阁”二字。——编者注］曾派一位苏格兰农学家凯尔德先生去爱尔兰，以便提出一份如何改良当地农业的报告。这位农学家在不久以后出版的一本论述爱尔兰西部（这里和西北边区一样，是爱尔兰最坏的地区）的著作中写道：
“我在那里看到了这样大片的极好的沃土，感到非常惊奇。这一国家的内地，地势十分平坦，大体上是石质的和干燥的；这里的土壤又干又松。潮湿的气候产生出非常结实的植物，这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这对牧草和饲料作物［注：“饲料作物”（《green crops》）—词包括所有人工培养的饲料植物、各种块根植物和马铃薯，一句话，除谷物、青草和非野生植物外的一切。］有利，同时也就需要费很大的力量去不断清除莠草。无论是在坚硬的岩石本身或是在土壤下伏层中，到处可以看到大量砂砾状的石灰，这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凯尔德还证明，整个西米斯郡的地面都是最出色的牧场。关于科里布湖（梅沃郡）以北的地区，他这样写道：
“其中〈指一个500英亩土地的农场〉极大部分是非常好的牛羊牧场；这是一块又干又松的表面呈波浪形的土壤，它整个都位于坚硬的石灰岩层上面。长期以来就密密地生长着青草的田野，质地比苏格兰个别小块土地以外的任何地区都好，至少就我记忆所及是如此。这种土地的最好部分好得不宜于耕种，但其中大约有一半土地用来耕种还是可以得到好处……在坚硬的地下石灰岩层上，土壤以极高的速度重新形成，这种土壤根本不需要播种就可以重新成为牧场。”［注：凯尔德“殖民计划，或西部爱尔兰是投资的地方”1850年爱丁堡版（Caird.《The Plantation Scheme，or the West of Ireland as a Field for Investment》.Edinburgh，1850）。上面所引的在第6、17—18、121页。1850—1851年，凯尔德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他的旅行笔记，叙述英格兰几个主要郡的农业情况。］
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一位法国权威作家的话［注：莱昂斯·德·拉维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译自法文）1855年爱丁堡版（Léonce de Lavergne.《Rural Economy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Edinburgh，1855）。］：
“爱尔兰两部分中的西北部分占全岛的四分之一，即整个康诺特和相毗连的多尼果耳、克勒尔、克黎各郡。它像威尔士，那些不好的地区甚至像苏格兰山区。此外，这里还有200万公顷的荒地，由于这些荒地的景象看起来很可怕，在爱尔兰就产生了这样一句俗语：‘进康诺特就是入地狱！’［注：产生这一俗语的并不是康诺特的晦暗的山岗，而是整个爱尔兰历史中的最阴暗的时期[414]，这以后将得到说明。］爱尔兰的另一部分，即大得多的东南部分，包括伦斯特、奥尔斯脱和曼斯特，面积约600万公顷。就土壤的自然肥力而论，它决不差于英格兰本土。不过那里的土壤也并非到处都是相同的，雨量则比英格兰丰富。宽广的泥炭沼泽约占全面积的十分之一；湖泊和山则占十分之一以上。在爱尔兰的800万公顷土地中，已经耕种的只有500万公顷”（第9、10页）。——“甚至英国人自己也承认爱尔兰土壤的质地比较好……在上述的800万公顷土地中，有200万公顷左右是峭壁、湖泊和泥炭沼泽；还有200万公顷则是相当差的土地。其他的地区，即大约全国的一半，则是带有石灰岩底土的非常出色的土壤。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好的呢？”（第343页）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权威人士都一致证明，爱尔兰的土壤无论在化学成分上或机械构成上，都富有一切肥沃因素。这里没有什么极端的东西：既不是密不透水的坚硬粘土，也不是一刻也存不住水分的疏松砂土。但爱尔兰也有别的不足之处。由于爱尔兰的山脉大都位于沿海地区，国内各个河流流域间的分水线多半地势很低。河流不能把全部雨水排送入海，因此在内地，特别是在沿分水线附近，就形成了宽阔的泥炭沼泽。仅中部平原就有1576000英亩土地完全被这种沼泽所掩盖。这些大都是地面上的凹洼地，通常是过去的湖泊所形成的浅塘，那里逐渐长满了青苔和沼泽植物，并且充满这些植物的遗骸。这些沼泽也像我们德国北部的沼泽一样，只能开采泥炭。在目前的耕作制度下，它们边上的土地只能逐渐地用于耕种。在这些古老的湖泊所形成的水塘的底部，到处都是含石灰（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九十）的灰泥，这些石灰来自淡水湖的外壳。因此，每一片这种泥炭沼泽的地下，都有使它适宜于耕种所必需的物质。此外，大多数这种沼泽都有丰富的铁砂。除了这些平原沼泽，还有1254000英亩的山地沼泽，那是在气候潮湿的条件下把树木砍伐光所造成的；它们成为不列颠群岛的一种特殊装饰。只要平坦的或略微倾斜的山顶的树木被伐光（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由于必须保证铁工厂用木炭，这种情况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这些地方由于雨雾的作用就形成一个泥炭复盖层，后来这种泥炭复盖层在适宜的条件下就扩展到了山坡上。穿过英格兰北部、自北而南伸向得比的山脉的所有山岭，都复盖着这样的沼泽；在爱尔兰地图上表明有大群山岭的地方，也可以到处看到许多山地沼泽。但是爱尔兰的泥炭沼泽本身对农业来说决不是一种无可挽回的损失，恰好相反，到一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某些这样的沼泽，以及那200万公顷（500万英亩）被拉维涅所轻视的“相当糟糕的土地”，在进行适当耕作的情况下将提供多么好的收成。
爱尔兰的气候是由它的位置所决定的。墨西哥湾暖流和优势的西南风给爱尔兰带来了温暖，使它冬暖夏凉。在西南部，夏季一直延长到十月中旬，根据威克菲尔德的意见（第1卷第221页），在那里，这是行海水浴的最好的月份。严寒很少见，时间也不长，平原上几乎从不积雪。在面向西南背靠北方的克黎湾和科克湾，整个冬天都和暖如春；在这里和别的一些地方，桃金孃就长在露天（威克菲尔德曾举例说，在一处庄园中，桃金孃树高达16英尺，被当做扫帚用，第1卷第55页），而月桂、arbutus〔熊果〕及其他常绿植物都高高地长成了大树。还在威克菲尔德的时候，南部的农民就整个冬天都把马铃薯放在露天，而且从1740年以来没有冻坏过一次。不过，大西洋的浓云给爱尔兰带来了最初的倾盆大雨。爱尔兰的平均降雨量最少也有35英寸，这比英格兰的平均量要高得多，但是当然比郎卡郡和柴郡的平均量低，同时也未必比整个英格兰西部的平均量高。不过，爱尔兰的气候肯定比英格兰的惹人喜欢。在英格兰，天空呈铅灰色，经常是细雨濛濛，整日不停，而在爱尔兰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大陆上那种四月的天空。新鲜的海风会急速地突然地把天空刮得浓云密布，但是如果不立即形成倾盆大雨，浓云又会同样迅速地为海风所驱散。即使是在深秋多雨的季节，也不像在英格兰那样阴雨连绵。爱尔兰的天气也和爱尔兰的居民一样，性格比较鲜明，往往比较急速而直接地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爱尔兰的天空颇像爱尔兰女子的面庞，在它上面阴霾和阳光都会意外地突然出现，但是决没有英格兰的那种灰色的忧郁。
一世纪时的罗马作家庞波尼乌斯·梅拉（“地理”一书的作者）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爱尔兰气候的最早的说明。他写道：
“在不列颠的那边是尤佛纳，它在幅度方面和不列颠几乎相同，在其他方面也相类似；它是椭圆形的；它的气候对庄稼成熟不利，然而它却到处长满了茂密而柔嫩的青草［注：恩格斯把这两句由他加了着重号的话用拉丁文引在下面。——编者注］，牲口放进去要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喂饱，如果不把它们从牧场上带走，它们就会因过饱而胀死。”[415]
《Coeli ad muturanda semina iniqui，verum adeo luxuriosa herbis non laetis modo，sed etiam dulcibus！》顺便指出，这一段的现代英语译文，在高德文·斯密斯先生的作品中就有。斯密斯先生过去是牛津的历史学教授，目前则是美国科纳耳大学的教授。他告诉我们，在爱尔兰很大一部分土地上，小麦似乎很难获得丰收，接着，他写道：
“看来爱尔兰繁荣商业的天然途径就是以它的牧场的产品——牲畜、油脂等供给英国居民。”［注：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1861年牛津版和伦敦版（Smith，Goldwin.《Irish History and Irish Character》.Oxford and London，1861）。——这本书以“客观态度”作幌子，为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作辩护。读了这本书，你会不知道，究竟是历史学教授的无知，还是自由资产者的伪善更令人感到惊异。这两种特性我们以后都还将遇到。］
据说，爱尔兰的气候已经注定了它只能为英国人提供肉类和油脂，而不能为爱尔兰人生产粮食；因此，爱尔兰人命中注定了要迁居海外，以便在爱尔兰空出地方来饲养牛羊。从梅拉到高德文·斯密斯以及在我们目前（从1846年起[416]，爱尔兰地主更是异口同声地叫嚷），有多少人重复过这种论调啊！
可见，搞清楚爱尔兰气候的真实情况，也就意味着解决众所瞩目的政治问题。而关于气候，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它对农业有什么意义这一方面。在目前观察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测量雨量的自然科学家的观察对我们的目的只具有次要的价值；问题主要不在于降雨量有多少，而在于雨是怎么降的以及什么时候降的。这里，最重要的是农学家们的判断。
阿瑟·杨格认为爱尔兰的气候比英格兰的潮湿得多；他认为这就是爱尔兰土地上青草长得特别茂密的原因。他指出，在收过块根作物之后或在收获期之后未经翻耕的土地上，到第二年夏季，干草仍然能得丰收，这在英格兰是从来不会有的。接着他还提到，爱尔兰的麦粒比其他气候更为干燥的国家的麦粒要轻得多；即使经过最好的耕作，田地上还是长满了青草和杂草，庄稼非常潮湿，很难收割，收获也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损失（杨格“爱尔兰旅行记”第2卷第100页）。
但是，杨格同时也注意到，爱尔兰的土壤却对这种潮湿气候的影响起一种反作用。那里的土壤到处都是石质的，因而水分很容易渗透。
“难以耕种的多石的坚硬的垆坶（loam）在爱尔兰相当多，但这和英格兰那种粘土（clay）却完全不一样。如果在英格兰的粘土（这种土壤在爱尔兰很少见到而且总是混合着大量的石砾）上的降雨量和邻岛的峭壁上同样多的话。那末这土地就不能耕作了。而且，爱尔兰峭壁上是一片绿色。在峭壁是由石灰岩构成的地方，上面就复盖着长在一层薄薄的腐植土上的草皮，那些草柔软而茂密得简直令人难以想像。”（第2卷第2部分第3—4页）
大家知道，满是裂缝和罅隙的石灰岩地带是很快就能排除多余的水分的。
威克菲尔德用一章的篇幅来非常详细地论述爱尔兰的气候，其中他收集了以前以及当时所做的一切观察。博特博士（在1645年出版的“爱尔兰自然史”[417]中）在描述爱尔兰的冬天时，把它叫做是温和的：一年中严寒不超过三四次，每次也很少超过两三天；都柏林附近的利菲河十年到十二年中也难得结一次冰。三月多半是干燥而晴朗的，但接着就有很多雨水；夏季很少有一连两三天不下雨的，不过到晚秋，天气就又非常好了。夏季很少有过于干旱的时候，造成歉收的从来不是干旱，而往往是雨水过多。平原上下雪不多，因此牲口整年都在露天放牧。但偶尔也有下雪的年份，例如1635年就是，那时人们就得设法为牲口找隐蔽的地方（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216页及以下各页）。
上一世纪初，腊蒂博士（在“都柏林郡自然史”中）[418]就开始作准确的气象观察；这项工作从1716年1765年，一共继续了50年。在整个这段时期中，南风、西风的次数和北风、东风的次数的比例是73∶37（南风和西风共10878次，北风和东风共6329次）。刮得最多的是西风和西南风，其次是西北风和东南风，刮得最少的是东北风和东风。夏季、秋季和冬季多半刮西风和西南风；东风常常出现在春夏两季，在这两季比在秋冬两季要多一倍；东北风主要是在春天，这时它们也比在秋冬两季多一倍。因此，这里的温度比伦敦均匀，冬季比较温暖，夏季比较凉爽，但是空气比较潮湿。盐、糖、面粉等就是在夏季也会因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受潮，谷物还得在炉子里烤干，这在英格兰的某些地方是从来也不会有的（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172—181页）。
腊蒂当时只能将爱尔兰的气候和伦敦的气候相比，而伦敦就像整个英格兰东部那样，也确实是比较干燥的。如果他手头有英格兰西部、特别是西北部的材料的话，他就会相信，他对爱尔兰气候所作的叙述——一年四季的风向、潮湿的夏季（在不生炉火的屋子里糖盐等就发生化学分解）——对英格兰的这一地区也完全合适，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地区冬季更冷一些。
腊蒂还对一年四季的气象做了记录。在那50年中，有16个寒冷的、迟来的或者说是过分干燥的春天；次数略多于伦敦。夏天有22次是炎热而干燥的，24次是多雨的，4次是多变的；总的来说，气候比伦敦略微潮湿，在那里，干燥的夏季和多雨的夏季次数是一样多的。秋天有16次是晴朗的，12次是多雨的，22次是多变的；气候也是比伦敦略微潮湿而多变。最后，冬天有13次是严寒的，14次是多雨的，23次是温暖的，这就是说，气候比伦敦潮湿得多，也温暖得多。
根据都柏林植物园从1802年到1811年这十年中的雨量测量记录，总降雨量在各个月份的分布情况如下（单位为英寸）：12月——27.31；7月——24.15；11月——23.49；8月——22.47；9月——22.27；1月——21.67；10月——20.12；5月——19.50；3月——14.69；4月——13.54；2月——12.32；6月——12.07；每年平均为23.36（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1卷第191页）。这十年特别干燥；凯恩（“爱尔兰的工业资源”第73页）引用的都柏林六年中年平均降雨量是30.87英寸，而昔蒙兹（“不列颠的雨量”）[419]提出的1860年到1862年的平均数字则是29.79英寸。但是，既然爱尔兰的暴雨变幻莫测，带有纯粹局部的性质，那末如果不是经年累月地同时在许多记录站进行测量，这样的测量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一点下面的事实就足以说明：在同一个都柏林的三个记录站，对1862年降雨量的记录，一个是24.63英寸，另一个是28.04英寸，还有一个是30.18英寸。据昔蒙兹说，在1860—1862年期间爱尔兰所有各个地区的12个记录站所记录的降雨量（从25.45英寸起到51.44英寸不等），平均不到39英寸。
帕特逊博士在他的著作中讲到爱尔兰的气候时写道：
“一般都认为我国气候潮湿，造成这种印象的是我国经常出现的暴雨，而不是降雨量本身……有时春天的潮湿天气会使播种延迟一些，但是在我国，春天经常是寒冷的和迟来的，因此，在这里，早种并不总是适宜的。夏秋两季经常出现的暴雨常常使我们的干草和谷物的收割受到威胁，但在这种非常情况下，警惕和勤勉也可能获得英国在‘抢收’（catching harvests）时的那种成绩，而改善耕作的结果也会使农人的辛劳不致白费。”［注：威·帕特逊博士“爱尔兰气候研究”1804年都柏林版第164页（Patterson，W.，Dr.《An Essay on the Climate of Ireland》.Dublin，1804，p.164）。］
自1791年到1802年这12年中，伦敦德里每年的干燥日子为113天到148天，平均超过126天。拜尔法斯特的平均数字也是这样。在都柏林，这样的日子为168天到205天，平均为179天（帕特逊“爱尔兰气候研究”第164页）。
根据威克菲尔德的材料，爱尔兰的收获季节如下：小麦多半在9月，也有在8月的，但很少在10月；大麦通常比小麦收得略晚一些；燕麦则比大麦还要晚一星期左右，即通常在10月间。威克菲尔德在长期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现有的材料还根本不足以科学地说明爱尔兰的气候，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示这样一种意见，即这种气候对种植谷物有严重的困难。相反，他认为，在潮湿的天气收割庄稼所遭到的损失，完全是由于别的原因（这以后还要说明），他非常肯定地说：
“爱尔兰土地肥沃，气候良好，只要耕作制度适宜，这个岛上所生产的粮食数量，不仅足以自给，而且会有大量剩余，在必要时，随时可以用于英国的需要。”（第2卷第61页）
确实，那时（1812年）英国在同全欧洲和美国作战[420]，粮食输入极为困难；粮食已成为迫切需要的东西。目前粮食大量地从美国、罗马尼亚、俄国和德国入口，看来，现在全部问题已经是如何获得廉价的肉类。正因为如此，如今爱尔兰的气候也就不适宜于耕作了。
爱尔兰从古以来就种植谷类作物。在比英国人的出现还早得多的时候已经记录下来的最古老的爱尔兰法律中，“一袋小麦”已被作为一定的价值尺度；在氏族首领和其他酋长要求属下必须履行的义务中，经常提到要交纳规定数量的小麦、大麦麯、燕麦粉等。［注：“古代爱尔兰的法律和规章——古制全书”两卷集1865年和1869年都柏林版，受女王陛下出版局之托刊印，由亚历山大·汤姆出版（伦敦郎曼书店）（《Ancient Laws and Institutes of Ireland—Senchus Mor》.2 vol.，Dublin，printed for Her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and published by Alexander Thom（London，Longmans）1865 and 1869）[421]，见第2卷第239—251页。一袋小麦的价值为1斯克莱派耳（迪那里），合银20—24喱；斯克莱派耳的价值是皮特里博士查明的，见“盎格鲁诺曼入侵以前的爱尔兰教会建筑”1845年都柏林版四开本第212—219页（《Ecclesiastical Architecture of Ireland，anterior to the Anglo-Norman Invasion》.Dublin，1845，4°，p.212—219）。］英国人入侵以后，在连年的战乱中，粮食的种植缩减了，但从没有完全停止过；1660年到1725年间又有所发展，从1725年到1780年左右重新下降；1780年到1846年，在以种植马铃薯为主的同时，粮食种植也又有所增长，不过从1846年起，谷物和马铃薯的种植就不断为日益发展的畜牧业所排挤。如果爱尔兰的气候不适宜于种植粮食，那末粮食的种植又怎么能够在那里存在千年以上呢？
爱尔兰有些地方，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由于多雨（靠近山区的地方经常下雨），确实不大适宜于种植小麦。在爱尔兰，除了好年成以外，也常常一连几年夏季雨水过多（例如1860年到1862年），这对小麦为害极大。但是小麦并非爱尔兰的主要谷类作物，而威克菲尔德甚至惋惜说，由于缺乏销售市场，在爱尔兰小麦种得太少了；除了邻居的磨坊以外，并无其他市场；大麦的种植也几乎完全是为了供应（偷税的）私酒坊。爱尔兰的主要谷类作物过去和现在都是燕麦，自1810年以来，燕麦的播种量至少为其他各种谷类作物总数的十倍；而燕麦比小麦和大麦收得晚，因此收割燕麦多半是在9月底和10月，那时天气大都非常好，尤其在南方是如此。此外，燕麦还特别能经得住雨水。
上面我们已经看到，爱尔兰的气候在总降雨量和季节雨量方面几乎和英格兰西北部的气候完全一样。在坎伯兰、韦斯特默尔兰和北郎卡郡的山区，降雨量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爱尔兰记录站中的任何一个站所包括的地区（科尼斯顿1860—1862年的平均雨量是96.03英寸，温德米尔是75.02英寸），可是在那些地方还是可以收割干草和播种燕麦。在南郎卡郡，那几年的降雨量从利物浦的25.11英寸起到波尔顿的59.13英寸不等，而各处测量的平均数约为40英寸；在柴郡，降雨量自33.02英寸起至43.40英寸不等，各处测量的平均数则是37英寸左右。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那几年爱尔兰的降雨量还不到39英寸。（以上数字均根据昔蒙兹。）在这两个郡中，各种谷类作物都有种植，其中也包括小麦；在柴郡，在最近一次牛瘟流行以前，的确主要是从事畜牧业和乳脂业，但是在牲畜因瘟疫而大部分死亡之后，气候突然变得对小麦也非常适合了。如果爱尔兰像柴郡一样，发生牛瘟并造成同样可怕的破坏，就不会再宣扬爱尔兰的自然使命是从事畜牧业，那时我们就会重复威克菲尔德书上的话，说爱尔兰命该成为英国的谷仓了。
如果不抱任何成见，没有被爱尔兰地主和英国资产者的自私自利的叫嚷搅昏头脑，那就应当说，就土壤和气候而论，爱尔兰有些地区较适宜于畜牧业，有些地区较适宜于农业，还有一些地区（它们占绝大部分），就像到处可以遇到的情况那样，既适宜于畜牧业，也适宜于农业。和英国相比，爱尔兰总的来说更适宜于畜牧业；不过要把英国和法国相比，那英国也同样更适宜于畜牧业。但是，难道因此就可以说全英国都应该变成牧场，就可以说，为了要腾出地方来饲养牲畜以便日后把牲畜运到法国去换取丝织品和酒类，英国的所有农业人口，除了少数牧民以外，都得迁到工业城市或美国去？然而，渴望提高地租的爱尔兰地主和力图压低工资的英国资产者，对爱尔兰却正是这样要求的，这一点高德文·斯密斯已说得够清楚了。并且，这种变耕地为牧场所暗示的社会革命，其规模在爱尔兰将比在英国更大得多。在英国，占优势的是大规模的农业，雇农劳动已多半为机器所代替，那种社会革命至多是使100万人迁离故土；但是在爱尔兰，占优势的是小规模的农业，甚至是用铁锹进行的耕作，那种社会革命就会把400万人逐出故土，根本灭绝爱尔兰人。
我们看到，甚至自然现象本身也成了英国和爱尔兰两国之间争执的对象。而我们同时也看到，英国统治阶级的舆论（大陆上只有它能够为人所知）如何随着时势和利益的变化而反复无常。今天英国急需有保证地输入粮食，于是爱尔兰就似乎是天生适于种小麦的；明天英国需要肉类，于是爱尔兰就又只适于作牧场之用了；存在500万爱尔兰人这件事实把一切政治经济学规律都破坏了，必须把他们赶走，让他们随便滚到什么地方去吧！
古代的爱尔兰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著作家以及教会的神甫们，关于爱尔兰都讲述得很少。
但是还存在着相当丰富的地方文献，虽然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时有许多爱尔兰的手稿已经毁于战火。这些文献包括短诗、文法、辞典、年表和其他历史著作以及法律汇编。不过，除去极少数的例外，所有这些至少包括了八世纪至十七世纪这一时期的文献，都只是手写本。用爱尔兰语出版书籍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恰好是在这种语言已开始消亡的时候。因此，原有的丰富材料只有极小的一部分可以被利用。
在年表中最重要的是“提格尔纳赫神甫年表”（该神甫于1088年去世），“奥尔斯脱年表”，特别是“四教长年表”。“四教长年表”是1632—1636年圣芳济派教士迈克尔·奥克莱里领导其他三个seanchaidhes（编年史家）在多尼果耳修道院编成的，他们所根据的材料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散失。这部带有批注并附有英译文的年表是奥顿诺凡于1856年据现在还保存着的多尼果耳修道院原手稿出版的。［注：由约翰·奥顿诺凡博士出版并附有英译文的“四教长编爱尔兰王国年表”七卷集，1856年都柏林第2版四开本（《Annala Rioghachta Eireann.Annals of the Kingdom of Ireland by the Four Masters》.Edited，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by D-r John O’Donovan.2 edit.，Dublin，1856，7vol.in4°）。］以前查理·奥康瑙尔博士出版的书（“四教长年表”第1部分，“奥尔斯脱年表”等）的原文和译文都是不可靠的。[422]
这些年表大都从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开始，它们的基础是古代民间传说，这些传说曾由九世纪和十世纪的诗人大加修饰，后来又由教士编年史家按年代加以整理。例如，“四教长年表”以创造世界后的第2242年作为开始的日期，据说当时挪亚的孙女凯撒尔在洪水之前的40天在爱尔兰登岸；别的年表则认为苏格人的祖先，这些最后来到爱尔兰的移民，源出于雅弗的直系血统，并把他们同摩西、埃及人和腓尼基人联系起来，正如我们的中世纪编年史家把日耳曼种族的祖先同特洛伊、亚尼雅士或亚历山大大帝联系起来一样。“四教长”一共只用几页记述了这些无稽之谈（迄今还没有能够把其中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即真正的古代民间传说区分出来）；“奥尔斯脱年表”对这些完全没有记载；而提格尔纳赫则以在当时来说是惊人的大胆的批判精神，宣称基姆拜特王（约纪元前300年）以前的苏格人的所有传说都不可靠。但是到了上一世纪末叶，爱尔兰开始了一种新的民族生活，同时对爱尔兰的文献和历史也产生了新的兴趣，于是教士们的这些虚构正好成了最珍贵的材料。由于道地的克尔特人的热情以及爱尔兰那种特有的天真，信仰这些奇谈曾被宣布为爱尔兰爱国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当然也就为绝顶聪明的英国学术界人士（他们在语言学和历史学批判方面的著作在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都享有很高的声誉）提供了一种求之不得的借口，好把爱尔兰的一切都当做极端荒谬的东西而加以摒弃。［注：当时的最天真的作品之一是“艾里编年史，盖尔人、苏格人、伊伯尔人或爱尔兰人的历史，奥康瑙尔译自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的原手稿”两卷集1822年伦敦版（《The Chronicles of Eri，being the History of the Gaal Sciot Iber，or the Irish People，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manuscripts in the Phoenician dialect of the Scythian Language by O’Connor》.London，1822，2vol.）。斯基台语腓尼基方言，这当然就是爱尔兰人的克尔特语，而原手稿则是任意选出的一篇诗体的编年史。这本书的出版者阿瑟·奥康瑙尔是1798年的流亡者[423]，后来成为英国宪章运动领袖的菲格斯·奥康瑙尔就是他的侄子。据说他是古代奥康瑙尔家族，即康诺特诸王的后裔，而且可以说是爱尔兰王位追求者。扉页前还有一张他的照片，他有一张爱尔兰人的漂亮而愉快的面庞，和他的侄子菲格斯像得出奇；他右手拿着王冠。下面写着“奥康瑙尔——本族的首领，奥康瑙尔——本国被辱人民的领袖：‘战败的，但不是屈服的’”（《O’Connor—cear-rige，head of his race，and O’Connor，chief of the prostrate people of his nation：《Soumis，pas vaincus》》）。］
同时，从本世纪三十年代起，一种主要以皮特里和奥顿诺凡为代表的、带有更大得多的批判性质的思潮在爱尔兰传播开来。我们已经提及的皮特里的研究证明，现有的最古的、从六世纪和七世纪开始的文字记载，和年表的内容完全符合，而奥顿诺凡的意见是，年表记载真正的历史事实从公元二世纪和三世纪就开始了。年表中可靠的记录是在早几个世纪或晚几个世纪开始，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多大区别，因为，很可惜，就这个时期来说，这些年表对我们的目的几乎是毫无帮助的。其中只是简短而枯燥地记录某人的死亡或即位，记录战争、战役、地震、瘟疫、斯堪的那维亚人的掠夺，而很少涉及人民的社会生活。如果出版了所有爱尔兰的古代成文法规，这些年表就会获得完全不同的意义；有了法律汇编中的一些解释，许多枯燥的记录就会不同了。
但是几乎所有这许多法律汇编也都被搁置一边而迟迟不能问世。经过几个爱尔兰古文献学家的坚持，英国政府才同意于1852年指定一个委员会来出版古代爱尔兰的法律和规章。但它是怎么办这件事的呢？委员会的成员中有三个勋爵（每逢事关国家开支，就必须有勋爵参加），三个最高级法官，三个新教的牧师，以及皮特里博士和一个军官、爱尔兰地形测绘的领导人。在所有这些先生们中间，只有皮特里博士和两位宗教界人士格雷夫斯博士（现为里美黎克新教主教）和托德博士能够称得上对于交给委员会的事情多少比较内行；但其中两人，皮特里和托德在委员会成立以后就去世了。委员会受命采取步骤，来临摹、翻译并出版古代爱尔兰的法律方面的手稿，同时物色适宜的人选。委员会吸收了两个最最难能可贵的人参加工作，那就是奥顿诺凡博士和奥克里教授。他们临摹了许多手稿，也已经初步翻译出来，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付印，就都去世了。他们的后继者汉考克博士和奥马洪尼教授接着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终于在不久前出版了上述两卷本的“古制全书”。出版人自己承认，委员会成员中只有格雷夫斯和托德二人参加工作，在校样上写了一些意见；军官托马斯·拉科姆爵士为出版者提供了校正地名用的爱尔兰地形测绘原图；皮特里博士不久即去世；其他几位先生的活动只是在18年中勤勤恳恳地领取自己的薪俸罢了。
在英国，特别是在它统治下的爱尔兰，完成国家所委托的事务的方式就是如此。离开营私舞弊［注：“营私舞弊”英文为Jobbery，在英国是指利用职权为个人或亲友谋私利的行为，也指为自己一帮人的利益而利用国家资金进行间接的贿买。具体的这样的行为即称为job。爱尔兰的英国殖民地是各种各样营私舞弊的主要发源地。］，事情就办不成。除非同时有大笔款项和一些清闲的肥缺落入某些勋爵和政界红人之手，不然任何社会需要都不可能得到满足。这个不中用的委员会所消耗的钱，在德国足够用来出版所有未公布的历史文献，而且会出版得更好。
“古制全书”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研究古代爱尔兰的主要资料。这是一部古代法规的汇编。据以后写成的序言说，这个汇编是适应正在爱尔兰迅速传播的基督教的需要，根据圣帕特里克的建议并在他的参加之下编成的。参加编辑这个汇编的“委员会”的据说有爱尔兰最高国王莱盖雷（据“四教长年表”，428—458年在位），两位属国国王：科克（曼斯特国王）、戴雷（大概是奥尔斯脱的执政者之一），三位主教：圣帕特里克、圣贝尼格努斯、圣凯尔涅赫，最后，还有三位法学家：杜布塔赫、菲格斯、罗萨。这个委员会的著作工作所花费的确实比目前的委员会要少，虽然后者只是负责把这个汇编出版。“四教长年表”指出这个汇编的编纂年代是公元438年。
该书正文显然是以远古的多神教的材料作为基础。其中所有最古老的法律公式都是以诗的形式写成，有一定的格律和所谓的叶韵，——这是一种特殊的首韵，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只押子音的音韵，它是爱尔兰诗歌中所常见的，并且往往转变为完全押韵。已经确定，古代爱尔兰法律汇编是在十四世纪时从五世纪的语言，即所谓的芬尼方言（Bérla Feini）译成当时通用的爱尔兰语言的（序言，第1卷第36页及以下各页），因此，这就说明，为什么“古制全书”里有许多地方诗的格律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不分明了，但是除了偶然押韵和叶韵十分显著的地方之外，格律也还是常常显现出来，并使全文具有一定的韵律。在大多数场合，只要读译文就可以看出这些诗体的公式。但同时，特别是在汇编的后半部，也可以看到许多地方显然是用散文写的；如果说那些诗体的公式无疑是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那末这些散文体的增补就显然是汇编的编辑者自己加的了。此外，在九世纪或十世纪编成的、据说是卡舍耳的国王和主教科马克所编的辞典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引用“古制全书”，所以这些法律无疑是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很久就已经记录下来了。
在这部汇编的各种手抄本（最早的大约是十四世纪初甚至更早些）中，有不少大多数彼此吻合的文字上的注解，以及比较详细的有关内容方面的注释。注解中完全保存着古代辞典的精神，其中双关语代替了词源的研究和词的解释；注释的价值也各不相同，常有严重的曲解，许多地方难以理解，——至少在不熟悉其他的法律汇编的情况下是如此。这些注解和注释的年代已不可考；但其中大部分大概是写于英国人入侵之后。不过，由于其中只有很少超出正文内容范围以外对法律加以发挥的痕迹，而且这种少见的发挥又仅仅表现在更确切地规定细节，所以较大部分纯粹是解释性的注解和注释无疑可以比较审慎地把它也作为更古时期的史料加以利用。
“古制全书”的内容是：（1）典质法［Pfändungsrecht］，即大致上包括全部诉讼程序；（2）有关各个不同地区的居民内讧时关于人质的法律；（3）有关Saerrath和Daerrath（见下面）[424]的法律；（4）家法。从这一汇编中我们获得许多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但是在大量名词没有得到解释，其他手稿尚未公布之前，许多东西还是很不清楚的。
关于爱尔兰人民在英国人入侵以前的状况，除了文献材料，一直保存到今天的古建筑物、教堂、园塔、防御工事、铭文也向我们提供了资料。
在外国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只提一提斯堪的那维亚史诗和圣贝尔纳所记的“圣玛拉基传”[425]中有关爱尔兰的一些地方（其中资料并不多），然后可进而阅读第一个亲自研究爱尔兰以后记述这个国家的情况的英国人的作品。
以坎布里亚的吉拉德这一名字闻名的布雷克诺克大助祭司西尔韦斯特尔·杰腊德·巴里是交际花奈斯塔的孙子；奈斯塔是南威尔士王里斯·阿普·都铎的女儿，英王亨利一世的情妇，是几乎所有最初参加征服爱尔兰的诺曼人领袖的祖先。吉拉德于1185年和约翰（即后来的“无地约翰”）一同去爱尔兰，后来他先后写了“爱尔兰地形”和“被征服的爱尔兰”两书，前者叙述爱尔兰及其居民的情况，后者则极力美化了第一次入侵爱尔兰的历史。现在我们主要来看看他的头一部作品。这本书用极端矫揉造作的拉丁文写成，其中充满着这位徒骛虚名的作者的那个时代和他所属的那个race〔种族，民族〕的最野蛮的迷信和各种的宗教偏见和民族偏见，不过这毕竟还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因为它是一个外国人对于爱尔兰的第一份比较详尽的证词。［注：“坎布里亚的吉拉德文集”，出版者约·谢·布鲁尔，1863年伦敦郎曼书店版（《Giraldi Cambrensis Opera》ed．J．S．Brewer，London，Longmans，1863）。[426]吉拉德的历史著作，包括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其英译本（译得很差）“坎布里亚的吉拉德历史著作集”（《The Historical Works of Giraldus Cambrensis》），1863年由伦敦博恩书店出版。］
从那时起，盎格鲁诺曼人关于爱尔兰的史料自然越来越丰富；但是可以用来研究该岛保持独立的那一部分的社会制度的材料，即可以用来追溯上去，对较古的制度做出结论的材料，却仍然异常缺乏。直到十六世纪末爱尔兰首次被逐步地完全征服的时候，我们才有了更详尽的关于爱尔兰人民实际生活情况的材料，自然，那是被英国人大大加以美化了的。往后，我们就会看到，从第一次入侵以来的四百年间，人民的处境很少改变，而且绝对没有改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常常加以引用的某些比较晚近的著作，即汉美尔、坎皮恩、斯宾塞、戴维斯、坎登、莫里逊等人的作品[427]，就成为研究与他们相距五百年的那个时期的主要材料，这些材料是对贫乏的原始材料的必要的、极为有用的补充。
爱尔兰的神话式的史前史中谈到许多次入侵，那些入侵一次接着一次地发生，而且大多数总是以这个岛国被新来的入侵者征服而告结束。最近的三次入侵是：菲尔博耳格人入侵、达南族人入侵、米莱济人或苏格人入侵，而后者似乎来自西班牙。一般的爱尔兰历史文献把菲尔博耳格人［firbolgs］（fir爱尔兰语作fear，拉丁语作vir，哥特语作vair，意思是“人”）径直称为比利时人，根据需要把达南族人（tuatha爱尔兰语的意思是“族”，“地区”，哥特语作thiuda）或者称作希腊的丹瑙人，或者称作日耳曼的丹麦人。奥顿诺凡认为传说，至少是有关上述那些入侵的传说，是有某些历史事实作为基础的。年表中在公元10年下面载有aitheach tuatha（十七世纪一位优秀的古代语言学家林奇把它译为plebeiorum hominum gens〔平民出身的人〕）的起义；看来，这就是那次把贵族（saorchlann）全部歼灭的平民革命。这指明了苏格征服者对较古老的居民的统治。奥顿诺凡从有关达南族人的民间传说中得出结论说，这个在后来民间迷信传说中变为山林爱尔菲神的部族，到公元二世纪或三世纪，在某些山区还残存着。
毫无疑问，在早英国人开始大批迁居爱尔兰以前，爱尔兰人就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民族了。早在十二世纪时就和现在一样，爱尔兰人中绝大多数人的头发是浅色的。吉拉德（“爱尔兰地形”第3部分第26章）在写到两个外国人时说，他们的头发很长，而且像爱尔兰人一样，是淡黄色的。不过，直至目前，特别是在西部，我们还可以看到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黑头发的人。一种类型的人身材高大而匀称，面貌漂亮，头发卷曲，给我们的感觉是，似乎我们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或伦巴第曾经看到过他们；这种类型的人在西南部最多。另一种类型的人身材短小而结实，头发乌黑、平直而粗硬，脸扁平得和黑人差不多，这种人在康诺特常常可以看到。对于原来是浅色头发的克尔特人中有这种深色头发的人存在这一点，赫胥黎是用伊比利安人（即巴斯克人）血统的混入来解释的[428]，而这一解释看来至少有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到了可以肯定爱尔兰人在历史上出现的那个时期，他们已成为说克尔特语的单一的民族，而从那时起，除了战俘和买来的奴隶（大多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外，在任何地方都再也看不到异族人了。
古代著作家们把爱尔兰人说得可不怎么体面，狄奥多洛斯说，居住在伊里斯岛（或伊林岛？原文为第四格：？Iριν）的不列颠人是吃人的。[429]斯特拉本就说得更为详细：
“关于这个国家〈耶尔讷〉，我们可以谈到的唯一令人置信的一点，就是它的居民比不列颠人更野蛮，因为他们是食人者，而且是可怕的贪食者〈πολυφáγοι；另一种写法是ποηφáγοι——食草者〉；吃父母的尸体，并公开和别人的妻子以及自己的母亲和姊妹发生肉体关系，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乎规矩的”。[430]
爱国的爱尔兰史学界对这种臆造的污蔑十分愤慨。但是近代科学已经肯定证明：吃人，包括吞吃自己的父母，看来是所有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的一个阶段。如果爱尔兰人知道，在整整一千年以后，现代柏林人的祖先对这些现象还持有同样实际的看法，那他们大约就会处之泰然了：
《Aber Weletabi，die in Germania sizzent，tie wir Wilze heiэên，die ne scament〈schämen〉sih nieht ze chedenne〈zugestehen〉daэ sie iro parentes mit mêren rehte eэen sulîn，danne die wurme》〔“我们称之为维耳茨的住在德国的韦累塔比人，认为他们比蛆虫更有权利吃掉他们的父母，而并不感到这是一种耻辱”〕（诺特克尔语，雅科布·格林“古代德国法律”第488页中引用[431]）。
我们将看到，就是在英国人统治爱尔兰的时期，也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吃人的事。至于指摘爱尔兰人为傅立叶所说的“显花植物”［Phanerogamie］[432]，那末所有的野蛮民族都有这种情况，更不要说多情的克尔特人了。有意思的是，那时候这个岛屿就已经有了目前的地方性称呼（伊里斯、伊林和耶尔讷这些名字是同艾雷、艾林相吻合的），而且托勒密已经知道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现时的名称，称它为埃布拉纳（带有正确的重音的’′Eβλανα）。[433]在这方面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却从古以来对这个城市就有另外一个名称——Athcliath，而Duibhlinn（“黑色的沼泽”）这一名称他们是用来称呼利菲河的一段河流的。
此外，在普林尼的“博物志”（第4卷第16章）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一段话：
“到那里〈海伯尼亚〉去的不列颠人是乘坐一种用柳条做的、外包一层缝在一起的兽皮的小船。”
以后，索林则直接谈到爱尔兰人。
“他们在横渡海伯尼亚和不列颠之间的海面时乘坐的是用柳条做的、外面包上一层牛皮的小船。”（凯·尤利乌斯·索林“世界志”第25章）
1810年，威克菲尔德发现，在爱尔兰的整个西岸，“除了木制骨架上包马皮或牛皮的小船以外，没有别的船只”。这些小船由于地区的不同，形式也有差别，但都非常灵活，因而很少出事故。用这种船来航海当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在这里，捕鱼只能在海湾中或岛屿之间进行。在克勒尔郡的马耳倍，威克菲尔德看到过一种长15英尺、宽5英尺、吃水2英尺的小船；包钉一只这样的小船需要两张牛皮，把牛皮带毛的一面翻到里面，外面再涂上一层油；船上可以坐两个划桨的人。这种小船约值30先令（威克菲尔德“爱尔兰的统计数字和政治情况”第2卷第97页）。不用柳条，而改用了木制骨架！经过1800年以及在世界上第一个海洋国家对爱尔兰人进行了将近七个世纪的“文化”加工以后，所取得的进步原来就是如此！
而在其他领域中也很快出现了某些进步的征兆。在三世纪下半叶执政的科马克·乌尔法达王时代，据说他的女婿芬·麦库阿耳大概是按照罗马军团的样子改组了爱尔兰民团（Fianna Eirionn［注：在整部“古制全书”中，Feini（芬尼）都被用作爱尔兰人民的名称。Feinechus，fenchus（芬尼法律）常用来表示“古制全书”或另一部现在已散失的法律汇编。feine，grad feine的意思都是平民即自由人的最下层。］），把它划分成轻装部队和常备部队。在以后各个时期，爱尔兰军队（对于它们，我们了解得较详细了）就划分为kerne（轻）步兵和galloglas
（重）步兵或常备步兵。许多古老的歌曲都歌颂过这位芬的英勇事迹；其中有些一直流传到今天；正是这些歌曲——可能还有一小部分苏格兰盖尔人的传说——构成麦克菲尔逊的“奥辛”（爱尔兰语是奥伊辛，是芬的儿子）的基础，只是其中芬被改成芬加耳，事件的地点也换成了苏格兰。[434]在爱尔兰民间的口头传说中，芬以巨人芬·麦库阿耳的名称继续存在；几乎在爱尔兰的每个地方，人们都把某一件惊人的业绩归之于他。
毫无疑问，基督教在爱尔兰很早就已经出现，至少在东海岸是如此。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远在帕特里齐乌斯以前已经有这么多爱尔兰人在教会历史中起过重大作用。异教徒佩拉吉阿斯通常都被认为是来自班戈尔的威尔士教士；而卡里克费尔格斯附近也存在过古老的爱尔兰班戈尔修道院，或者更正确地说，班霍尔修道院；佩拉吉阿斯正是那个地方的人，这一点有热罗尼莫的话为证，因为他说佩拉吉阿斯“愚蠢并且因喝苏格人的稀粥而变得笨拙”（《scotorum pultibus praegravatus》）。[435]这是第一次提到爱尔兰燕麦稀粥（爱尔兰语是lite，爱尔兰英语是stirabout），这种粥在当时，并且直到出现马铃薯时一直是，以后又和马铃薯一起是爱尔兰人民的主要食品。佩拉吉阿斯的两位高足——策列斯提乌斯和阿尔宾，也是苏格人，即爱尔兰人；根据格纳迪的叙述[436]，策列斯提乌斯曾经从修道院中给他的父母写过三封长信，可见，在四世纪时，在爱尔兰就已经使用拼音文字了。
在中世纪初期的所有文献中，爱尔兰人被称作苏格人，他们的国家被称作苏格蒂亚；我们在克罗狄安、伊西多尔、贝达的著作中，在腊万纳的地理学家的著作中，在爱因哈德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称呼，甚至阿尔弗勒德大帝还这样写道：“海伯尼亚，我们称它为苏格兰”（《Igbernia the ve Scotland hatadh》）。[437]现在的苏格兰那时有一个外国名称叫做凯利多尼亚，它的当地的名称则是阿里巴，阿里巴尼亚；苏格蒂亚或苏格兰这个名称只是在十一世纪才被移到东边岛屿的北端来。大约在三世纪中叶，爱尔兰的苏格人开始大批迁往阿里巴；早在公元360年，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利努斯就已经知道他们住在那里了。[438]他们通过最近的海路即从安特林迁居到金太尔半岛；南尼阿斯就明确地提到过，那时统治着到克莱德河和福思河为止的全部苏格兰低地的不列颠人，西面受到苏格人的侵袭，北面受到皮克特人的侵袭。[439]古威尔士的历史著作“三组文”[440]第7卷记载着，魁迪耳菲希提人［gwyddyl ffichti］（见下面）从爱尔兰经诺曼海（M?r Llychlin）漂流到阿里巴尼亚，并在沿海地区定居下来。苏格兰和赫布里底群岛之间的海称作诺曼海，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上述的“三组文”是在诺曼人征服赫布里底群岛以后编成的。公元500年左右，又有大批苏格人迁入，他们逐渐建立了自己的王国，脱离爱尔兰以及皮克特人而独立，最后在九世纪肯尼思·麦卡尔平时征服了皮克特人，创立了约一百五十年后（大概首先由诺曼人）改称为苏格兰、苏格蒂亚的国家。
古代威尔士文献（南尼阿斯，“三组文”）提到魁迪耳菲希提人或盖尔的皮克特人在五、六世纪时对威尔士的入侵，而且每次都说成是爱尔兰的苏格人的入侵。Gwyddyl这个词（gavidheal的威尔士写法）是爱尔兰人用来称呼自己的名称。至于为什么同时还提到“皮克特人”，则有待于他人的研究了。
在五世纪二十年代中到四十年代末，由于帕特里齐乌斯（爱尔兰语为Patraic，因为克尔特人总是按古罗马人的方式，把《c》读《k》的音）的活动，基督教没有经过暴力的震动，就成了爱尔兰的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这时候，与不列颠早就存在的联系也活跃起来了，不列颠的建筑师和营造匠到了爱尔兰；他们教会原来只知道用光秃秃的石块堆砌建筑物的爱尔兰人使用石灰浆。从七世纪到十二世纪只有教会的建筑物使用石灰桨，这就足以证明，这种方法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引入的，并且也证明，从那时起，宗教界（异族文化的代表）在自己的精神发展过程中是和人民完全隔绝的。在人民的社会生活毫无进步或者进步极慢的时候，在宗教界中文化却很快获得了发展，这种文化，在当时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它按照时代的风格常常表现为迫切地促使异教徒改教和建立修道院。科伦巴使不列颠的苏格人和皮克特人改信基督教，加尔（圣加伦修道院的奠基人）和弗里多林使阿勒曼尼人改信基督教，基利恩使居住在美因河的法兰克人改信基督教，佛吉利厄斯使萨尔茨堡的居民改信基督教；这五人都是爱尔兰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改信基督教，主要也是由于爱尔兰传教士的作用。同时，在整个欧洲，爱尔兰更以学问的发源地见称，这种见解在当时可说是根深蒂固，查理大帝就曾经请爱尔兰教士阿尔宾到帕维亚去任教，以后又由另一爱尔兰人敦加尔代替了他的职位。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但现在已多半被人遗忘的许多爱尔兰学者中间，最卓越的是被称为“中世纪哲学之父”或被艾尔德曼称为“中世纪哲学的Carolus Magnus〔查理大帝〕”的约翰·司各特·伊里吉纳。黑格尔在论及他时这样说：“他是当时第一个开创真正的哲学的人。”[441]在九世纪的西欧人中他是唯一懂得希腊文的，他翻译了被认为是迪奥尼修斯法官的著作，从而重新建立了和古代哲学的最近一代人的联系，和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442]的联系。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论；因此，当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直到整整两个世纪之后，伊里吉纳所奠基的科学才有了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这样一个继承人。［注：伊里吉纳的详细学说和著作见艾尔德曼著“哲学史纲”1869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241—247页（《Grundriss de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2.Aufl.，Berlin，1869，Bd.Ⅰ，S.241—247）。从伊里吉纳（他绝非什么宗教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兰人所特有的那种灵敏机智。一次，法国国王秃头查理和他隔一张桌子坐着，查理问他，苏格人（scot）和笨蛋（sot）相差多少，伊里吉纳答道：“相差一张桌子那么远。”］
但是这种较高发展的文化还来不及对人民发生影响，就被诺曼人的强盗式的侵袭所中断了。这种强盗式的侵袭成为斯堪的那维亚的、特别是丹麦的爱国主义的贸易的主要对象；只是由于开始得太晚，而且出于太小的民族，所以才没有能够像过去日耳曼人入侵那样，大规模地发展为征服、殖民化和形成国家。诺曼人的侵袭引起了巨大的即使对斯堪的那维亚国家本身也毫无裨益的动乱，和这种动乱比起来，这些侵袭对历史发展的好处是完全不值一提的。
在八世纪末，住在爱尔兰的还绝对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全岛的最高王国政权只是表面上存在，而这个表面上存在的最高政权也绝对不是永久性的。各地区国王的数字经常变动，就像他们的属地经常变动一样；他们之间经常处于内战状态，而各处的更小的首领们也同样忙于私人的倾轧。但是总的来说，在这些内讧中，看来存在着某种规则，使得破坏有一定的范围，从而使国家不致受害太大。但是后来发生了注定不可避免的变化。公元795年（在这个掠夺性民族首次光顾英格兰之后若干年），诺曼人在安特林岸边的腊思林岛登陆，并把一切付之一炬；798年，他们又在都柏林上岸，从那时起，年表上几乎每年都用“异教徒”、“异族人”、“海盗”等名称提到他们，而且还总是提到他们在某一处或某几处《losccadh》（纵火）。他们移居于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和赫布里底群岛（南方群岛，古斯堪的那维亚史诗中的Sudhreyjar），并以此作为进攻爱尔兰、英格兰以及未来的苏格兰的基地。九世纪中叶，他们统治了都柏林［注：斯诺里所著的“哈拉德史诗”[443]中说，哈拉德·哈法格尔的儿子托尔吉耳斯和弗罗迪比所有其他诺曼人更早占据都柏林（即至少比我们这里所说的晚50年），这是和所有就当时来说确切可靠的爱尔兰史料相矛盾的。斯诺里的叙述中显然把哈拉德·哈法格尔的儿子托尔吉耳斯和下面将谈到的托尔吉耳斯或土尔格齐混淆起来了。］，据吉拉德说，都柏林就是由他们初次改建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他认为建立瓦特福德和里美黎克两城市的也是他们。瓦特福德这一名称本身就是古斯堪的那维亚语Vedhrafiördhr按英语方式的改写（改写后已经失去原义），它的原义应是避风港（Wetterföhrde）或“公羊港”［Widderbucht］。当诺曼人一在爱尔兰住下来以后，当然他们首先就需要攫取设防的港埠；这些港埠的居民在长时期中都是斯堪的那维亚人，不过到十二世纪时，在语言和风俗方面，他们早已被爱尔兰人同化了。爱尔兰首领们相互之间的纠纷，大大有利于诺曼人对这个国家的掠夺，并在这个国家建立他们的移民区，甚至使他们能够在一个时期内征服全岛。大约在公元1000年写成的《Krakumal》，即囚禁在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的蛇塔中的腊格纳·洛德布罗克的所谓死前之歌，表明了斯堪的那维亚人自己如何把爱尔兰当作一个经常给他们提供战利品的国家。[444]古代多神教的那种野蛮，在这首歌中似乎最后一次强烈地表现出来了；这首歌以歌颂腊格纳王的功绩为名，实际上则是这整个北方民族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从杜纳闵德到弗兰德的海岸，在苏格兰（它这时已被称为苏格蒂亚，并且可能是第一次被这样称呼）和爱尔兰举行强盗式的进军的简述。说到爱尔兰的有：
“我们挥动利剑，旷野里积尸如坟，
狼兄狼弟兴高采烈，将鲜血开怀痛饮，
铁剑击铜盾；爱尔兰君主马斯太因
不使鸷鹰饥饿，更让恶狼狂吞，
在韦德腊福德给大鸦献上牺牲。
我们挥动利剑，早晨发起一场游戏——
在林迪赛里同三个国王愉快地比比高低。
只有少数幸运儿活着回去；
鹰隼与饿狼争肉，豺狼大口吞食人体，
爱尔兰人的鲜血像潮水泛滥海堤。”
［注：Hiuggu ver medh hiörvi，hverr la thverr of annan；
gladhr vardh gera brôdhir getu vidh sôknar laeti，
lêt ei örn nê ýlgi，sâ er îrlandi stýrdhi，
（môt vardh malms ok rîtar）Marsteinn konungr fasta；
vardh î Vedhra firdhi valtafn gefit hrafni.
Hiuggu ver medh hiörvi，hadhum sudhr at morni
leik fyrir Lindiseyri vidh lofdhûnga threnna；
farr atti thvî fagna（fêll margr î gyn ûlfi，
haukr sleit hold medh vargi），at hann heill thadhan kaemi；
Ýra blôdh î oegi aerit fêll um skaeru.
如上所述，韦德腊福德即瓦特福德；至于能否找到林迪赛里这地方，则不得而知。但是这决非约翰斯顿所译的伦斯特[445]；词尾eyri（沙滩，丹麦文是öre）是指一个十分肯定的地方。Valtafn也可作“鹰的食物”解，而此处也多半可以这样译；不过由于大鸦是奥丁的神鸟，所以显然这个词既可以用作这种意思，也可以用作另一种意思。］
早在九世纪上半叶，诺曼海盗托尔吉耳斯（爱尔兰人称他为土尔格齐）就已经征服了整个爱尔兰，但是在844年他死去以后，他的国家也就瓦解，而诺曼人也就被赶了出来。入侵和战斗继续着，双方互有胜负，最后，到十一世纪初，原来只在曼斯特一部分地区为王的爱尔兰民族英雄布里安·博卢高升为全爱尔兰的统治者，于1014年4月23日（耶稣受难节）在克隆塔尔弗（紧靠都柏林）和入侵爱尔兰的诺曼人进行了一场决战。结果，入侵者的统治被永远摧毁了。
移居在爱尔兰并使伦斯特丧失独立的诺曼人（伦斯特国王迈耳莫尔达于公元999年在他们的帮助下登上王位，而且以后也只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才保住政权）预见到将要发生一场决战，就分头派遣使者到南方群岛和奥克尼群岛以及丹麦和挪威求援，并且果然获得了大批的援军。“尼亚耳史诗”[446]叙述了西古尔德·劳德里松伯爵如何在奥克尼群岛上装备起来，准备进军，索尔斯太因·西杜哈耳森、红发赫腊芬以及斯特劳梅的厄尔林如何和他一同出发，他如何率领队伍在复活节前的礼拜天进抵都柏林（Duflin）。
“这时，布罗迪尔也率领他的军队来到。他用巫术来预卜战争的结局，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星期五开仗，布里安王将要战死，但他会获得胜利；如果早于星期五开仗，所有他的敌人都将战死；于是布罗迪尔就说，不应该在星期五以前开仗。”
关于这次战役有两种传说，即爱尔兰年表中的说法和斯堪的那维亚“尼亚耳史诗”中的说法。据后者说：
“布里安王率全军迫近要塞〈都柏林〉；〈诺曼人的〉军队星期五开出要塞，于是两军摆开了阵势。布罗迪尔居一翼，西格特留格王〈据“因尼斯法耳年表”[447]，他是都柏林的诺曼人之王〉居另一翼。应该说，布里安王并不想在星期五作战，在他的周围设置了盾甲工事，他的军队则摆在前面。乌耳夫·赫雷达在面对布罗迪尔的一翼，另一侧翼（面对西格特留格）是奥斯帕克和他的儿子们，中间是克尔提亚耳法德，他面对着军旗。”
战斗开始后，乌耳夫·赫雷达把布罗迪尔赶进了森林，后者就在那里躲起来；西古尔德伯爵和克尔提亚耳法德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那时克尔提亚耳法德已经冲到军旗前面，杀死旗手并接着砍倒第二个打起军旗的士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敢再来打旗，西古尔德伯爵把旗帜从旗杆上撕下，藏在自己的衣服里。接着，他被矛枪刺死，他的卫队大概也同时被击溃了。这时，奥斯帕克抄了诺曼人的后路，经过一场激战，粉碎了西格特留格统率的一翼。
“于是所有的队伍都开始逃散。索尔斯太因·西杜哈耳森在别人都逃走的时候仍留在那里系他的鞋带。克尔提亚耳法德问他为什么不像别人那样逃走。索尔斯太因答道：‘咳，今天晚上我反正是到不了家的，我的家在冰岛。’于是克尔提亚耳法德就把他放了。”
这时，躲起来的布罗迪尔看到布里安的军队在追赶逃兵，而留在盾甲工事中的人已经不多。于是他就从森林中跑出来，冲破工事把国王杀死（那时布里安已88岁，当然已不能参加战斗，所以留在营垒里）。
“于是布罗迪尔就高声大叫：‘让人们到处传说吧，布里安是死在布罗迪尔手里的！’”
但是，追击敌人的士兵返回来了，他们包围并活捉了布罗迪尔。
“乌耳夫·赫雷达剖开他的肚子，拖他围着一棵橡树走，把他的肠子拉出来缠在树干上，布罗迪尔直到肠子完全被拉出以后才死去，布罗迪尔的部下也完全被歼灭。”
根据“因尼斯法耳年表”，诺曼军队分成三队。第一队由都柏林的诺曼人和来帮助他们的1000个身披长环甲的挪威人组成；第二队由爱尔兰的伦斯特补充部队组成，由迈耳莫尔达王统率；第三队由来自各岛屿的人和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援军组成，统率他们的是运输这些援军的舰队的司令布卢阿代尔和奥克尼群岛的伯爵洛达尔。布里安针对他们也把自己的军队组成三队，不过他们的指挥官的名字和“尼亚耳史诗”上所说的不一样。关于战斗的叙述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四教长年表”的记载倒是更为简洁明了，我们引述如下：
“基督诞生后1013年〈应为1014年，但通常都误为1013年〉从整个西欧来的异族人集合起来反对布里安和迈耳沙赫莱恩〈布里安属下的米斯王，人们通常称他为玛拉基〉，他们带来1000个身披环甲的兵士。在克卢安塔尔布〈牧牛场，即现在的克隆塔尔弗〉，正好在受难节那天他们展开了一场古今未有的激烈的、凶猛的、大规模的、残酷的战斗。在这次战斗中被杀死的有88岁的布里安、他的63岁的儿子穆尔哈德、他的侄子科奈因、他的孙子托伊尔达耳巴赫〈接下去还有许多名字〉。最后，经过激烈的战斗，由于同异族人和伦斯特人的勇敢搏斗，迈耳沙赫莱恩将〈敌人的〉队伍从土耳凯恩赶到Athcliath〈都柏林〉；在战斗中伦斯特王迈耳莫尔达战死，他是穆尔哈德的儿子，而穆尔哈德则是芬的儿子，……此外，还有无数伦斯特人被杀死。被杀死的还有安兰尼勃的儿子杜勃加耳〈通常称他为安拉夫或奥拉夫〉和格卢尼艾尔恩的儿子吉拉基阿兰，两名异族的下属军事首领（tanaisi），奥克尼群岛伯爵（iarla insi h Oirc）洛德尔的儿子齐希弗里特，丹麦人的首领布罗达尔，后者就是杀死布里安的人。1000名环甲兵都被歼灭，在那里战死的异族人至少有3000人。”
“尼亚耳史诗”是在那次战争结束近一百年之后在冰岛写成的；爱尔兰的年表至少有一部分是根据当时人的叙述。这两种史料彼此并无联系，可是两者不仅在要点上完全符合，而且还互相补充。布罗迪尔和西格特留格究竟是什么人，我们只是从爱尔兰年表中才知道的。西古尔德·劳德里松在这里被写作洛德尔的儿子齐希弗里特，因为齐希弗里特正是古斯堪的那维亚语中西古尔德这一名字按盎格鲁撒克逊方式的正确写法，而在爱尔兰，无论在钱币上或年表中，斯堪的那维亚的名字大都不按古斯堪的那维亚方式而是按盎格鲁撒克逊方式写的。在“尼亚耳史诗”中，布里安属下的军事首领的名字都是按照斯堪的那维亚方式改写的；其中乌耳夫·赫雷达这一名字甚至完全是古斯堪的那维亚式的，不过，要像某些人那样，就此得出结论，说布里安的军队中也有诺曼人，那是武断的。奥斯帕克，以及克尔提亚耳法德，大概都是克尔特人的名字；后者可能是“四教长年表”中托伊尔达耳巴赫这一名字的变形。关于日期，一种史料说是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以后的第一个星期五，另一种史料说是在受难节，两种史料完全相符；关于战争的地点，两种史料也完全一致；虽然“尼亚耳史诗”中曾提到坎塔腊堡（或坎特伯雷）[448]，但明确指出战争是在都柏林大门外进行的。战斗的情况，“四教长年表”中记载得最为确切：诺曼人从他们向布里安军队发动进攻的克隆塔尔弗平原被击退，经过从北面流过都柏林附近的托耳卡河退到都柏林。关于布罗迪尔杀死布里安王，两种史料均有记载，只是斯堪的那维亚的史料说得较为详尽。
如果考虑到那个时代尚处于不开化状态这一情况，应该说，我们所掌握的关于这次战争的材料已经是足够详细和可靠了；关于十一世纪的战争，我们还很少能找到敌对双方的如此明确而又彼此吻合的记载。尽管如此，高德文·斯密斯教授先生仍然认为这不过是“虚构的（shadowy）冲突”（上述他的著作第48页）。的确，在教授先生的头脑中，最明显不过的事实也常常具有“虚构”的性质。
在克隆塔尔弗战败以后，诺曼人的强盗式的侵袭减少了，并且也不那么危险了；都柏林的诺曼人很快就处于邻近的爱尔兰首领的统治之下，而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就和爱尔兰居民融合了。斯堪的那维亚人的侵袭造成了一片荒凉，作为唯一补偿的是，他们给爱尔兰人留下了三四个城市和从事贸易的城市居民的萌芽。
我们越是深入地追溯历史，同出一源的各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之点，也就越来越消失。一方面这是由于史料本身的性质，——时代越远，史料也越少，只包括最重要之点；另一方面这是由这些民族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同一个种族的一些分支距他们最初的根源越近，他们相互之间就越接近，共同之处就越多。雅科布·格林在研究德意志民族性格、德意志风俗习惯和法律关系时，一向把从记载基姆布利人进军[449]的罗马史学家到不来梅的亚当和萨克森·格腊马提克所提供的一切证据，从“贝奥伍耳夫”和“希尔德布兰德之歌”到“艾达”[450]和古史诗的一切古代文学作品，从Leges barbarorum[451]到古丹麦和古瑞典法律以及日耳曼习惯法记录的一切法律汇编，都看作同样珍贵的史料，是完全有理由的。这一种或那一种特点，可能只有地方性的意义，但是它所反映的那种特征却是整个种族所共同具有的，而史料的年代越是久远，这种地方性的差别就越是少见。
七世纪和八世纪时，斯堪的那维亚和德意志的居民相互间的差别比目前来得小，同样，最初在爱尔兰的克尔特人和高卢的克尔特人之间，也一定比现在的爱尔兰人和法国人之间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因而我们不必感到惊奇，为什么凯撒当时所说的高卢人的那许多特征，在十二个世纪以后，吉拉德又在爱尔兰人中重新发现，而且直到今天，我们在爱尔兰的民族性格中也仍然可以看到这些特征，尽管他们已经大大地混杂了日耳曼血统……[452]
弗·恩格斯写于1870年5月—7月上半月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版第10卷
原文是德文
俄文是按手稿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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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07]本卷所发表的“爱尔兰史”的一些章节是恩格斯准备就这个题目写作的长篇历史著作的一部分，1869年的后几个月和1870年上半年他曾从事这一著作的写作。恩格斯写作的意图，是以爱尔兰历史为例，揭露英国殖民统治的制度和方法，指出它不仅对被压迫民族而且对压迫民族的历史命运造成恶果，批判英国资产阶级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著作中以种族主义沙文主义态度对爱尔兰的历史和现实所作的歪曲。
1869年夏天，恩格斯就想写一部爱尔兰的历史。他于这一年的9月在爱尔兰作了一次旅行，以便进一步熟悉这个国家。为了从事这一著作，恩格斯研究了大量的文献和各种历史资料，其中有古代和中世纪著作家的著作，年表，古代法律汇编，各种法令，民间传说，古代文学作品，游记以及许多历史、考古、经济、地理和地质方面的著作。现在保存下来的、恩格斯所开列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书目计达150种以上。在他这时期所做的15本笔记中，大部分是为本书准备的材料，此外还有札记、单页片断、剪报等。为了研究爱尔兰的史料，恩格斯还不得不学习古爱尔兰语。爱尔兰年表和古斯堪的那维亚史诗的某些片断就是由恩格斯自己译成德文的。在研究爱尔兰历史时，马克思经常给恩格斯帮助，他认为恩格斯的著作很有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爱尔兰历史的最重要问题上的观点，是在共同讨论的过程中形成的。
1870年5月，恩格斯根据他研究中所积累的材料，正式动笔写作。下面就是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所拟定的写作提纲：
“1.自然条件
2.古代的爱尔兰
3.英国的征服
（1）最初的入侵
（2）“佩耳”和爱尔兰本区［Irishry］
（3）征服和剥夺。152…—1691
4.英国的统治
（1）惩治法典。1691—1780
（2）起义和合并。1780—1801
（3）爱尔兰并入联合王国
（a）小农时期。1801—1846
（b）灭绝时期。1846—1870”
恩格斯只写完了第一章即“自然条件”。第二章即“古代的爱尔兰”没有写完，后两章恩格斯没有能够动手写作，虽然这一著作每一章节的材料，他基本上都已经搜集齐全（前两章及一部分准备材料最初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1870年7月开始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所造成的情况使恩格斯不得不中断他的写作。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同巴枯宁派的斗争以及国际的浩繁的实际工作，这一切都妨碍了恩格斯完成他的著作。但是恩格斯在以后的理论活动和政治活动中却运用了他的科学研究的成果。例如在1884年著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关的部分时，恩格斯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了他在研究古代爱尔兰克尔特人社会制度时所作出的一些科学结论。——第523页。
[408]1066年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征服了英格兰之后，在十一世纪至十二世纪期间，英格兰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十二世纪时普兰塔日奈家族的亨利二世实施的改革，大大巩固了国王的权力。爱尔兰成了英格兰君主国力图征服的对象之一。由于1169—1171年进军的结果，盎格鲁诺曼贵族在爱尔兰的东南部建立了以后得名为“佩耳”的殖民地（见注395）。——第525页。
[409]指爱尔兰中部的莱伊舍（利克斯）郡。在都铎王朝将爱尔兰封建主的土地没收以后，为了对英国女王玛丽·都铎表示尊敬，该郡于1557年改名为女王郡。——第529页。
[410]R.Kane.《The Industrial Resources of Ireland》.Second Edition，Dublin，1845，p.265.——第530页。
[411]按现代的术语是：中生代和新生代的地层。——第530页。
[412]A.Stieler.《Hand-Atlas》.Gotha，1868.——第533页。
[413]指爱尔兰1846—1847年的饥荒。——第538页。
[414]指英格兰资产阶级共和国军队镇压1641—1652年爱尔兰的解放起义之后残酷迫害和大规模剥夺爱尔兰人的时期。根据1652年和165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法令（见注381），一部分被宣布“犯有暴乱罪”的爱尔兰土地所有者应迁至荒凉的康诺特省和多沼泽的南方克勒尔郡。迁居是在处死的威胁下强制执行的。——第539页。
[415]庞波尼乌斯·梅拉“地理”第3卷第6章。——第542页。
[416]指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见注386）。——第542页。
[417]G.Boate.《Ireland’s Natural History》.London，1652.据威克菲尔德的意见，这书是1645年左右写成的。——第544页。
[418]约·腊蒂“都柏林郡自然史概论”两卷集1772年都柏林版（J.Rutty.《An Essay towards 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County Dublin》.Dublin，1772，2vol.）。——第544页。
[419]G.Symons.《British Rainfall》.London，1866.——第545页。
[420]指英国参加对拿破仑法国及其欧洲从属国的战争（1812年，英国联合俄国、西班牙、葡萄牙对拿破仑作战），以及1812年开始的英美战争；这次英美战争是由于英国统治阶级执行不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主权的政策并企图在美国重建殖民统治引起的。——第546页。
[421]1873年，即在恩格斯写本文以后，该书出版了第3卷（包含“古制全书”结尾部分）。
恩格斯最先对这一部古代爱尔兰法律文献作出了正确的评价，他认为这部文献可以作为研究古代爱尔兰人的社会制度的史料。——第547页。
[422]恩格斯指的是“爱尔兰古代编年史家”文集（《Rerum Hibernicarum Scriptores Veteres》），该文集于1814年、1825—1826年由查·奥康瑙尔分四卷在白金汉出版。
该书首次发表了“四教长年表”的一部分，“提格尔纳赫年表”（写于十一世纪至十五世纪，包含从三世纪末起的史实），“奥尔斯脱年表”（由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一些编年史家编成，包含从五世纪中叶起的史实）以及恩格斯在下面谈到的“因尼斯法耳年表”（写作年代一般认为开始于1215年，史实的叙述直到1318年）等等。——第551页。
[423]指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阿瑟·奥康瑙尔是这次起义的参加者（见注393）。——第552页。
[424]Saerrath和Daerrath是古代爱尔兰的两种经营制度，经营者通常是普通的公社社员，他们主要使用氏族或部落首领以及其他氏族贵族的牲畜，后来也使用土地。这些经营制度使经营者丧失部分人身自由（在Daerrath的形式下较为严重，在Saerrath的形式下较轻一些）并为所有者服繁重的徭役。这种从属形式是在古爱尔兰社会中氏族关系瓦解并开始形成封建社会时期的特征；那时土地总的来说还保持公有，牲畜和农具则已成为私有财产，而且出现了土地私有的萌芽。在爱尔兰，这种关系由布雷亨（古习惯法的保管者和解释者）法规加以调整，并在古爱尔兰法律汇编“古制全书”中有所反映。
恩格斯所说的“见下面”是指本章中的一节，这一节后来没有写成。——第555页。
[425]S.Bernard.《Vita S.Malachiae》.——第555页。
[426]坎布里亚的吉拉德的关于爱尔兰的著作《Topographia Hibernica》和《Expugnatio Hibernica》（恩格斯的手稿中作《Hibernia Expugnata》，载于恩格斯所提到的《Giraldi Cambrensis Opera》第五卷，这一文集是约·谢·布鲁尔开始出版的。第五卷由Ｊ.Ｆ.迪莫克于1867年出版。——第556页。
[427]指以下各种著作：梅·汉美尔“爱尔兰编年史”（M.Hanmer.《The Chronicle of Ireland》）、艾·坎皮恩“爱尔兰史”（E.Campion.《History of Ireland》）、艾·斯宾塞“爱尔兰现状一瞥”（E.Spencer.《A View of the State of Ireland》）——上述著作均见“古代的爱尔兰史著作。斯宾塞、坎皮恩、汉美尔和马耳博罗文集”1809年都柏林版第1—2卷（《Ancient Irish Histories.The Works of Spencer，Campion，Hanmer and Marleburrough》.Vol.Ⅰ—Ⅱ，Dublin，1809）、约·戴维斯“史学论文集”1786年伦敦版（J.Davies.《Historical Tracts》.London，1786）、威·坎登“不列颠”1637年伦敦版（W.Camden.《Britannia》.London，1637）、费·莫里逊。“游记。十年间游历德国、波希米亚、瑞士、尼德兰、丹麦、波兰、意大利、土耳其、法国、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十二个国家记实”1617年伦敦版（F.Moryson.《An Itinerary containing Ten Years Travels through the Twelve Dominions of Germany，Bohmerland，Switzerland，Netherland，Denmark，Poland，Italy，Turkey，France，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London，1617）。——第557页。
[428]1870年1月9日，赫胥黎在曼彻斯特以“英国人的祖先”为题作公开讲演时做了这样的解释。1870年1月12日，“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详细地报道了这一讲演。——第558页。
[429]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史学丛书”第5卷。——第558页。
[430]斯特拉本“地理学”，K.克尔歇尔译，1835年杜宾根版第7卷（Strabo.《Geographie》，übersetzt von K.Kärcher.Buch7，Tübingen，1835）。——第558页。
[431]J.Grimm.《Deutsche Rechtsalterthümer》.Göttingen，1828，S.488.——第559页。
[432]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发现”（Ch.Fourier.《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eries passionnées》）。该书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恩格斯所说的地方见该版第399页。——第559页。
[433]托勒密“地理学”第2卷第2章。——第559页。
[434]指苏格兰诗人麦克菲尔逊所写的所谓“奥辛诗集”，1760—1765年他把这诗集作为传说中的克尔特弹唱诗人奥辛的作品出版。麦克菲尔逊是以后来在苏格兰经过加工的古爱尔兰史诗作为这些诗歌的基础的。——第560页。
[435]圣尤西比阿斯·热罗尼莫“耶利米书注释”第6卷序（S.Eusebius Hieronymus.《Commentariorum in Jeremiam Prophetam libri sex.》Prologus）。——第561页。
[436]格纳迪“伟人录”（Gennadius.《Illustrium virorum catalogus》）。——第561页。
[437]指以下的著作：克罗狄安“霍诺里·奥古斯都第四执政时代颂”（Claudianus.《De Ⅳ consulatu Honorii Augusti panegiricus》）、塞维尔的伊西多尔“词源学”二十卷集（Isidorus Hispalensis.《Etymologiarum libri XX》）、贝达大师“教会史”五卷集（Beda Venerabilis.《Historiae Ecclesiasticae libri quinque》）、腊万纳的匿名作者“地理学”五卷集（Anonymus Ravennatis.《De Geographiae libri Ⅴ》）、爱金哈特“查理大帝生平业迹史”（Eginhart.《Vita et gesta Karoli Magni》）、阿尔弗勒德大帝“史学家奥罗修斯著作盎格鲁撒克逊文译本”（Alfred the Great.《Anglo-Saxon Version of the Historian Orosius》）。恩格斯所引用的上述著作中的摘录大约是根据卡·措伊斯“日耳曼人和邻近各部落”（K.Zeuß.《Die Deutschen und die Nachbarstämme》）一书。见该书1837年慕尼黑版第568—569页。——第561页。
[438]阿米亚努斯·马尔塞列努斯“历史”三十一卷集第20卷（Ammianus Marcellinus.《Rerum gestarum libri XXXⅠ》，liber XX）。——第561页。
[439]南尼阿斯“不列颠人的历史”，附加恩的英译，1819年伦敦版第15节（Nennius.《Historia Brittonum》；with an English Version by Gunn.London，1819，§15）。——第562页。
[440]“三组文”是中世纪的威尔士的一种著作，按威尔士古克尔特人诗歌的独特的传统形式写成，其特点是在作品中列举三个人、三种事物或三种现象。“三组文”按内容分历史的、神学的、法学的、诗歌的和谕人为善的。最早的“三组文”的写作年代不迟于十世纪，这些作品的现存手抄本则是十二世纪至十五世纪的。——第562页。
[44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见“黑格尔全集”1836年柏林版第15卷第160页（G.W.F.Hegel.《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Bd.3.In：Werke，Bd.ⅩⅤ，Berlin，1836，S.160）。——第563页。
[442]亚历山大里亚新柏拉图学派是公元三世纪时出现于亚历山大里亚（埃及）的古代哲学中的一个反动的神秘主义流派，它反映了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体系。新柏拉图主义的根源是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以及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唯心主义的一面，后者在新柏拉图派的哲学中被发展到承认神的原初存在的地步。在公元五世纪时，一个不知名的新柏拉图学派信徒曾经以雅典第一个基督教主教迪奥尼修斯法官的名义出版了他的著作，企图把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结合起来。——第563页。
[443]叙述哈法格尔王朝奠基人挪威国王哈拉德生平事迹的“哈拉德史诗”是十三世纪初中世纪冰岛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写的。这一史诗是他所著“地球”一书中的一部分，其中叙述了从远古到十二世纪挪威帝王的历史。——第564页。
[444]《Krákumál》（“克腊卡之歌”）是中世纪斯堪的那维亚的诗作之一，以被俘的丹麦海盗腊格纳·洛德布罗克（九世纪）临死前叙述他的战迹的形式写成。根据传说，这歌是腊格纳的妻子克腊卡唱给她的孩子们听的，她鼓励孩子们为他们被诺森伯里亚国王埃拉杀死的父亲复仇。恩格斯所引用的歌词系根据弗·爱·克·迪特里希“古斯堪的那维亚文学读本”1864年莱比锡版第73—80页（F.E.Ch.Dietrich.《Altnordisches Lesebuch》.Leipzig，1864，S.73—80）。——第565页。
[445]詹·琼斯顿“洛德布罗克哀歌；或洛德布罗克死前之歌”1782年伦敦版（J.Johnstone.《Lodbrokar-Quida；or the Death Song of Lodbroke》.London，1782）。——第566页。
[446]“尼亚耳史诗”是一篇传播极广的冰岛氏族时代的史诗；根据最近的研究，这是在十三世纪末按口头传说和更古老的文献资料记录下来的。这一史诗的主要内容是叙述豪丁（冰岛氏族贵族）冈纳尔和邦德（自由的公社社员）尼亚耳的生平和死亡；尼亚耳是冈纳尔的友人，他聪明而爱好和平，是研究和解释古代风俗习惯和法规的专家。“尼亚耳史诗”中包含两段历史插曲，即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交基督教传入冰岛的历史，以及诺曼人和爱尔兰国王布里安·博卢作战的叙述；如恩格斯所指出，后者是研究十一世纪爱尔兰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爱尔兰人在1014年战胜诺曼侵略者——的可靠的史料。恩格斯所引用的这一段“尼亚耳史诗”译文见弗·爱·克·迪特里希“古斯堪的那维亚文学读本”1864年莱比锡版第103—108页（F.E.Ch.Dietrich.《Altnordisches Lesebuch》.Leipzig，1864，S.103—108）。“尼亚耳史诗”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冰岛史诗集”1956年莫斯科版。——第567页。
[447]因尼斯法耳年表——见注422。——第567页。
[448]根据最近的研究，“尼亚耳史诗”中提及的地点音译应作坎卡腊堡，或金科腊，即国王布里安在曼斯特的住处。——第570页。
[449]指公元前113—101年日耳曼族基姆布利人对南高卢和北意大利的入侵。公元前101年，基姆布利人为罗马统帅马利乌斯在韦尔切利（北意大利）战役中击溃。关于罗马人和基姆布利人的战争，普卢塔克（在马利乌斯传记中）、塔西陀（在“日耳曼”中）以及别的古代史学家都有所记述。——第571页。
[450]“贝奥伍耳夫”是叙述传奇英雄贝奥伍耳夫事迹的史诗，是现存古代盎格鲁撒克逊诗歌中最出色的作品。这一史诗大概产生于八世纪；它是以六世纪上半叶日耳曼部落的民间传说为基础的。
“希尔德布兰德之歌”——见注83。
“艾达”是一部斯堪的那维亚各民族的神话和英雄传说与歌曲的集子；保存下来的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十三世纪时的手稿，1643年为冰岛主教斯魏因森所发现（即所谓“老艾达”），另一种是十三世纪初诗人和编年史家斯诺里·斯土鲁森所编的古北欧歌唱诗人诗歌论集（即所谓“小艾达”）。“艾达”中的诗歌反映了氏族制度解体和民族迁徙时期斯堪的那维亚社会的状况。从中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民间创作中的一些形象和情节。——第571页。
[451]Leges barbarorum（野蛮人法典）是五世纪至九世纪间编成的各日耳曼部落的习惯法的记录。——第571页。
[452]恩格斯的手稿到此中断。从现存的他的爱尔兰史第二章的写作计划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原来准备在这一章（“古代的爱尔兰”）中还要阐述古爱尔兰人的氏族制、土地所有制和法律等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第100页）。原计划中的这一重要部分未能实现。——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