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资本既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产生，又不在流通中产生。货币转化为资本应当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说明，所以，等价物交换应当是出发点。我们这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这个过程终了时毕竟取得比他投入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从幼虫变成蝴蝶，必须既在流通领域内，又不在流通领域内。这就是问题的条件。Hic　Rhodus，hic　salta！〔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吧！〕”〔第174—175页〕［注：本文中六角括号内的页码是“资本论”195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的页码。译文有改动。——译者注］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其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的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凝固在本来的形式上，那就变成不变的价值量的化石。同样，这种变化也不能来自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转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把商品的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所以，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个商品的价值上，因为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支付的。可见，这种变化只能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来自商品的使用。但要想从商品的使用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得在流通领域内，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幸运地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一种成为交换价值泉源的独特属性，它的实际使用本身就是劳动的物化，从而就是价值的创造。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即劳动力。
　　所谓劳动力或劳动能力，就是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它存在于人的机体即活生生的人身中，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它。
　　但是，要使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具备种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它自身性质所产生的依附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依附关系。在这个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被它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自己拿来求售或出卖时，而且只有在这个限度内，才能当做商品出现在市场上。而劳动力所有者要把劳动力当做商品出卖，就必须有可能支配它，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的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他和货币所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在于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要使这种关系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总是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期，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次卖完，他同时也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变成奴隶，从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货币所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没有可能出卖物化着他本人劳动的商品，相反，他不得不把那种只存在于他的活的机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想出卖不同于他的劳动力的商品，当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子，他就不能做皮鞋。此外，他还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也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不能靠尚未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过活；而且人类自从出现在地球上的第一天起，每一天，不管是在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要消费。产品如果当做商品生产，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出去，而且只有卖了以后，生产者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生产时间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所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谓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作为自由人，这个工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处理；另一方面，他根本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实现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任何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所有者相对立，这个问题货币所有者不感兴趣，他认为劳动市场就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分。同样我们对这个问题目前也不感兴趣。正像货币所有者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一样，我们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很清楚。自然界不会造成一方面是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只有劳动力的人。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代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显然是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社会生产的一系列陈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在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各自历史的痕迹。产品以商品的形式存在，要以一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不是当做生产者自己的直接生活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下去，看看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极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超出了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部分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变成商品，从而社会的生产过程还远没有全部受交换价值的控制，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候，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是可能发生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货币，就会发现，它是以商品交换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前提。货币的各种特殊的形式，如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货币或世界货币，依照它们这种或那种职能应用的范围以及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着社会生产过程的各个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经验表明，在商品流通不很发达的情况下，这各种形式也足以形成。资本则不然。对于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来说，单有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根本不够的。只有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能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会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一整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产生就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开辟一个特殊的时代。”〔第176—180页〕

　　“我们来更仔细地看一下。劳动力per　diem价值是3先令，因为物化在劳动力中的是半个工作日……要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需要半个工作日，但这种情况丝毫不妨碍工人整日去做工。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正是看中了这种价值差额。劳动力的有用性，它生产棉纱或皮鞋的能力，只是一个conditio　sine　qua　non〔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消耗，才能形成价值。但是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是它成为价值泉源并且是比它原来价值更大的价值的泉源的属性。这就是资本家期望这个商品提供的特殊‘服务’。同时，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永恒规律行动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也和其他一切商品的卖者一样，他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让出它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售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所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日的使用即一日的劳动是归他所有。劳动力一日的维持费只值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可以活动、工作一整日，因此，劳动力使用一日所形成的价值比劳动力的日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殊的幸运，对卖者也是没有什么不公平的。
　　于是，工人劳动12小时，纺出20磅棉纱，其中体现着20先令棉花，4先令纱锭等等，而他的劳动值3先令，总计是27先令。如果10磅棉花吸收6个工作小时，20磅棉花就吸收了12个工作小时，值6先令。现在，物化在这20磅棉纱中的是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物化在消耗了的棉花和纱锭中，1个工作日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5个工作日的货币表现是30先令。因而这也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旧值1先令6辨士。但是，投入这一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产品的价值比在产品生产上预付的价值大1/9。这样，27先令变成了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遵守了，商品交换的规律丝毫没有遭到破坏。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资本家作为买者是按照商品价值支付棉花、纱锭和劳动力等各种商品的。然后他做了每一个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的生产过程，它提供的产品是20磅棉纱，值30先令。现在，资本家又回到市场上出售商品，他每磅棉纱卖1先令6辨士，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一分，也不比它的价值贱一分。但是，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来投入流通的多3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一整个过程，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又不是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它要借助于流通，因为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是它的条件。它又不在流通中发生，因为流通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实现的。可见，《tout　est　pour　le　mieux　dans　le　meilleur　des　mondes　possibles.》〔“在这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伏尔泰：“老实人”）〕”〔第212—214页〕

　　“前面已经说过，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在社会上一部分人垄断生产资料的地方，劳动者，不管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总要在他维持本身生活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再加一部分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无论这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雅典的καλòｓ　κàγαэóｓ〔贵族〕，伊特剌斯坎的僧侣，civis　romanus〔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大地主或资本家。”〔第265—266页〕

　　“但是那些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等较低级的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经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种市场使他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主要利益时，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的灾祸之外，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身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输出成为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在七年内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日益成为那个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因素了……多瑙河各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是这样。”〔第266—267页〕

　　“假定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这样，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36小时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劳动3天，完全一样。但劳动时间的这种划分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30秒，为资本家劳动30秒。徭役劳动则不同。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存所花的必要劳动同他为领主所花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必要劳动是在自己的地里进行的，剩余劳动是在主人的领地里进行的。这两部分劳动时间因此是独立存在的。在徭役劳动的形式下，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是截然分开的。”〔第267—268页〕

　　“这种法律通过国家并且是资本家和大地主所统治的国家强制限制工作日的办法，来节制资本无限制地压榨劳动力的欲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限制工厂劳动也是必要的，这正像用海鸟粪去加肥英国田地是必要的一样。同是盲目的滥用，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有生力量遭到根本的摧残。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同样都是这一点的有力说明。”〔第271页〕

　　“‘什么是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后，可以使用劳动力的时间有多长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外，可以把工作日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时间，劳动力根本不能重新工作。同时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都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利用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因而应当用于资本价值的自我增殖……资本由于它对剩余劳动的无限的盲目的追求，由于它对剩余劳动的狼一样的贪欲，它不仅把工作日的精神极限突破了，甚至把工作日的纯生理极限也突破了……资本不管劳动力寿命的长短……资本主义生产使劳动力本身过早地衰竭和死亡。它用缩短工人寿命的办法来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第305—307页〕

　　“经验总地向资本家表明：有一个过剩人口，即同资本当前增殖需要相比较而言的过剩人口，经常存在着，虽然这些人代代身体虚弱、未老先衰、寿命短促、中道夭折。另一方面，经验向善于思索的观察者表明：资本主义生产从历史的观点看来虽然昨天才诞生，但是它已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毁了人民的生命力；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也已经开始衰退了，虽然他们可以呼吸新鲜空气，虽然他们中间自然选择规律起着无限的作用，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下来。有如此‘充分的理由’否认自己周围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根本不理会人类将会退化、将会不可避免地终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根本不理会地球和太阳相撞的预言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是在自己发了大财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Après　moi　le　dèluge!〔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所有资本家和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但是一般地说，这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在自由竞争中，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是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各个资本家发生作用的。”〔第311—312页〕

　　其次：“在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和劳动力所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正比。这一规律显然是和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全部经验相矛盾的。每一个人都知道……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而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并不因此就获得较少的利润或剩余价值。要解决这个表面的矛盾，还需要有许多中项，就像在初等代数中需要有许多中项才能理解⁰/₀可以代表一个实在的量一样。”〔第361页〕

　　“为了维持比一般工人只不过好一倍的生活，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得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8倍。当然，他自己也可以像他的工人那样，直接参与生产过程，这时他便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一种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要发展到一定水平，就需要资本家能把他作为资本家即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而发挥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占有别人的劳动上，因而也就是用在监督别人的劳动以及出卖这种劳动的产品上。中世纪的行会曾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变为资本家，规定每个师傅使用的工人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额。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额远远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如同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实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规律的正确性，这个规律就是：单纯的量变到一定程度就转化为质的区别。”〔第363—364页〕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过他们自身生活需要的狭小范围的要求而去完成更多的劳动。资本作为别人勤劳的发生器、剩余劳动的吸收器和劳动力的压榨器，它在精力、贪婪和效率上远远超过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一开始是依靠它在历史上所遇到的技术条件来征服劳动的。因此，它不是马上就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那种单纯靠延长工作日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形式，好像和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在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旧式面包业并不比近代棉纺业差些。
　　如果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那末工人不是把生产资料看做资本，而只是看做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做自己的劳动对象。他鞣制的并不是资本家的皮。但是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刻就变成吸收别人劳动的手段。于是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做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做它们自身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而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我增殖的价值的运动。熔炉和生产建筑物如果在夜间停工而不去吸收活劳动，这对资本家来说是一种‘纯粹的损失’。因此熔炉和生产建筑物造成一种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贪求’（见“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1865年第四次报告”第79—85页）单是由于货币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取得别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第365—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