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
八、达-达·福格特和他的研究《SINE STUDIO》
［注：《Sine studio》的意思是“不偏不倚”；马克思标上这一副标题，用以讽示福格特的“研究”（《Studien》）的偏颇态度。——编者注］
大约在意大利战争爆发前一个月，福格特的所谓“欧洲现状研究”问世了（1859年日内瓦版）。Cui bono？〔对谁有利？〕
福格特知道：
“英国在行将到来的战争中仍将保持中立。”（“研究”第4页）
他也知道：俄国
“定将协同法国，采取各种手段来损害奥地利，但不超出公开敌对的界限。”（“研究”第13页）
他还知道：普鲁士——但是让他本人告诉我们他所知道的普鲁士吧。
“连目光最短浅的人现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鲁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间存在着协议；普鲁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而拔剑张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所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奥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同上，第19页）
总之，facit〔结论〕是：在波拿巴即将对奥地利进行的十字军征讨中，英国仍将保持中立，俄国将对奥地利采取敌对行动，普鲁士将压制好战的联邦[460]成员，同时，欧洲将尽力把战争局限在一个地区内。就像过去对俄国作战一样，路易·波拿巴现在将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充当可以说是欧洲同盟的一位秘密将军对意大利作战。那末，福格特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呢？既然福格特知道英国、俄国和普鲁士将采取反对奥地利的行动，那末什么东西迫使他去为波拿巴著书立说呢？但看来除了以“年老糊涂的阿伦特老爹和微不足道的杨的幽灵为首”（同上，第121页）的要吞掉法国人的老一套之外，仿佛还有某种民族运动席卷了“德国人民”；这一运动在各个“议院里和报纸上”都有反应，“而各邦政府却只是缓慢地、不无抵触地同意了这一统治思潮”（同上，第114页）。看来“对即将发生的危险深信不疑”引起德国“人民”“发出了采取共同措施的呼声”（同上）。法国的“通报”（顺便提一下，见1859年3月15日的一号）是以“伤心和惊奇的心情”看待这一德国运动的。
它喊道：“在德意志联邦某些邦的议院里和报刊上，正在进行对法国发动一次十字军征讨之类的宣传。它们谴责法国野心勃勃的计划，实际上它已放弃了这种计划；它们谴责法国在策划侵略，实际上它并不需要进行这种侵略”等等。
“通报”在回答这些“诽谤性谴责”时宣称：“相反地，皇帝”在意大利问题上的行为应当“使德国人的头脑深信不疑”：保障德国的统一和德国人的民族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的一种梦寐以求的理想，等等。然而，“通报”承认（见该报1859年4月10日的一号）：德国人的某种忧虑，看来可能是由巴黎的某些小册子“挑拨起来的”；这些小册子说，路易·波拿巴在加紧设法给自己的人民一个“久已瞩望的机会”，让他们去《pour s’étendre majestueusement des Alpes au Rhin》〔“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
“通报”写道：“但是，德国忘记了，法国是受不允许政府事先进行任何监督的一种立法保护的。”
“通报”的这类声明，就像向马姆茲伯里伯爵所作的报告一样（见1859年1—5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461]），引起了与其所想的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通报”未能达到的目的，卡尔·福格特也许达到了。他的“研究”只不过是“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波拿巴的未来地图的德文版汇编。
福格特关于英国的一套政客式废话只有这样一种意义，就是使他的“研究”的性质昭然若揭。他按照他的法文原著，把英国海军上将查理·纳皮尔爵士变为纳皮尔“勋爵”（“研究”第4页）。十二月政变的一帮耍笔杆的朱阿夫兵，从圣马丁门剧场[462]的演出中得知：每一个著名的英国人至少是一个勋爵。
福格特写道：“英国从来就不能在比较长的时期内同奥地利和睦相处。如果暂时一致的利害关系使它们结合一些时候，那末，政治上的必要性总是紧接着又使它们分离。相反地，英国同普鲁士倒经常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等等（同上，第2页）。
果真如此！英国和奥地利反对路易十四的共同斗争，除了几次短时期的停顿以外，从1689年起到1713年都在进行，也就是说，几乎持续了四分之一世纪。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英国同奥地利一起，对普鲁士和法国几乎斗争了六年。只是在七年战争[463]中，英国才同普鲁士结成同盟去反对奥地利和法国，但在1762年，布特勋爵就已背叛弗里德里希大帝，时而向俄国公使哥利岑提议“瓜分普鲁士”，时而又向奥地利大臣考尼茨提议“瓜分普鲁士”。1790年，英国同普鲁士结成同盟去反对俄国和奥地利，但这个同盟在当年就解体了。在反雅各宾战争时期，普鲁士尽管接受了皮特的资助，但仍然签订了巴塞尔条约[464]而退出了欧洲同盟。相反地，奥地利由于受到英国的唆使，却把这一斗争从1793年继续到1809年，其间只有几次短时期的停顿。拿破仑刚被废黜，英国还在维也纳会议期间就马上同奥地利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密条约[465]（1815年1月3日）。1821年，梅特涅同卡斯尔里在汉诺威缔结了一项反对俄国的新协定[466]。因此，当不列颠人自己——历史家和议会里发言的人——多半把奥地利当做《ancient ally》（老盟友）来谈论时，而福格特却在他的原著——丹屠出版的法文小册子里发现了，奥地利和英国，如果撇开它们的“暂时一致”不谈，却总是分道扬镳的，相反地，英国和普鲁士却一贯团结无间，所以，林德赫斯特勋爵在对俄国作战期间也在上院对普鲁士高喊：《Quem tu，Romane caveto！》〔“提防它，啊，罗马人！”〕［注：这里套用了贺雷西“讽刺诗集”中的一行诗，见第1卷，第四首讽刺诗。——编者注］新教的英国厌恶天主教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的英国厌恶保守的奥地利，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厌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的奥地利，有支付能力的英国厌恶破了产的奥地利。但是，在英国的历史中却从未出现撼动心灵的篇章。帕麦斯顿勋爵在他统治英国的三十年当中，的确一有机会就表现出他对奥地利的厌恶，借以掩盖自己对俄国的从属关系。例如，由于“厌恶”奥地利，他在1848年竟拒绝了奥地利提出的并得到皮蒙特和法国赞同的由英国出面按下列条件对意大利事件进行调停；这些条件是：奥地利退至艾契河和维罗那一线，如果伦巴第愿意的话，可以并入皮蒙特，帕尔马和摩地那可以划归伦巴第，而威尼斯则在一位奥地利大公的管辖下组成一个独立的意大利国家并独立制定自己的宪法（见1849年7月出版的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第2编，№№377，478）。无论如何，这些条件要比维拉弗兰卡和约[467]的条件有利。在拉德茨基击溃意大利人之后，帕麦斯顿本人提出了他早先拒绝过的那些条件。但是，在匈牙利争取独立的战争时期，当俄国的利益要求相反的做法时，帕麦斯顿就不顾自己对奥地利的“厌恶”，以1711年条约[468]为借口，拒绝了匈牙利人向他提出的求援；他甚至拒绝对俄国的干涉提出任何抗议，因为
“欧洲的政治独立和自由，是同作为欧洲的大国奥地利的存在和完整息息相关的”（在1849年7月21日举行的下院会议上）。
福格特往下说：
“联合王国的利益……处处都是同它〈奥地利的利益〉敌对的。”（同上，第2页）
这个“处处”立即变成了地中海。
“英国无论如何想在地中海及其沿岸各国确立自己的影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马尔他岛和伊奥尼亚群岛，叙利亚和埃及，都是英国指向东印度的政策的据点；奥地利用这些据点处处对英国加以强有力的阻挠。”（同上）
这位福格特在原著中，即在十二月政变的卫士们在巴黎丹屠出版的小册子中读到的东西，是全都相信的。英国人迄今一直是这样想的：他们时而同俄国人、时而又同法国人争夺马尔他岛和伊奥尼亚群岛，但决不同奥地利人争夺这些岛屿。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曾经派遣远征军前往埃及，目前又在苏伊士地峡加强自己的地位；是法国，而不是奥地利，征服了非洲北部海岸，并同西班牙结盟，企图从英国人手里夺取直布罗陀；英国订立有关埃及和叙利亚的1840年七月条约[469]，这是反对法国的，但是同奥地利一起反对法国的；英国在执行“指向东印度的政策”时，处处受到来自俄国方面的，而不是来自奥地利方面的“强有力的阻挠”；在英国同那不勒斯之间发生的一次唯一严重的争端中，即关于1840年的硫磺争端中，是法国公司，而不是奥地利公司对西西里岛硫磺贸易的垄断成了引起摩擦的导火线[470]；最后，在拉芒什海峡彼岸，一有机会就说要把地中海变为《lac français》〔“法国的内海”〕，但是从来不说要把地中海变为《lac autrichien》〔“奥地利的内海”〕。可是，在这里必须注意到一种重要情况。
这种情况就是：1858年，在伦敦出现了一种欧洲地图，名为《L’Europe en 1860》（“一八六○年的欧洲”）。这种地图是由法国大使馆出版的，它包含某些对1858年来说是带有预言性的暗示，例如，伦巴第和威尼斯被并入皮蒙特，而摩洛哥则被并入西班牙。这一地图改画了全欧洲的政治地理，只有法国例外，它好像仍然保留自己的原有版图。原来指定给法国的领土，用一种隐蔽的嘲弄把它们分配给一些不可思议的主人。譬如说，埃及被划归奥地利，而在地图空白处的注释中却指明：《François Joseph I，l’Empereur d’Autriche et d’Egypte》.（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和埃及的皇帝。）
在福格特面前摆着“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这是十二月的指南针。他的所谓英国和奥地利两国之间因埃及和叙利亚而发生冲突，就是从这里来的。福格特预言说：这一冲突“将以消灭敌对国之一而告终”，如果，——幸亏他还及时想起了一个“如果”，——“如果奥地利拥有一支海军的话”（同上，第2页）。但是，“研究”的独特的历史知识，在下列一处达到了顶峰：
“拿破仑第一曾经企图使英格兰的银行[die englische Bank]遭到破产，后者对货币采取点数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以往常用的过秤的办法，在一天之间就摆脱了困境；奥地利的国库一年365天都处在类似的、甚至坏得多的境况中。”（同上，第43页）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die Bank von England]（die englische Bank——这也是福格特式的幻影）从1797年2月到1821年曾停止钞票兑换黄金；在这二十四年中间，英国的钞票根本不能兑换金属货币，不论按重量或者按点数都是一样。当停止兑换黄金的时候，在法国还没有什么拿破仑第一（虽然波拿巴将军当时正在进行他的第一次意大利战役）；而当针线街［注：针线街是伦敦的一条街，英格兰银行的所在地。——译者注］恢复钞票兑换的时候，在欧洲已经没有拿破仑了。这一类“研究”，甚至使奥地利“皇帝”对提罗耳进行的拉·格隆尼埃尔式的征服也为之逊色。
克吕登纳夫人，这位神圣同盟的母亲，把善的因素即“北方的白天使”（亚历山大一世）同恶的因素即“南方的黑天使”（拿破仑第一）加以区别。福格特，这位新神圣同盟的养父，把两个人——沙皇和凯撒（亚历山大二世和拿破仑第三）都变为“白天使”。这两个人都命定是欧洲的解放者。
福格特说：皮蒙特“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同上，第71页）。
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对一个国家，还能再说什么呢？在皮蒙特已经把维拉弗兰卡军港让给俄国，而同一位福格特就普鲁士购买亚德湾一事[471]提出了下列警告以后，更是如此：
“一个在异国境内的军港，同占有该军港的国家毫无有机联系，这是十分荒谬可笑的，因为这种军港的存在只是在下列情况下才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做达到未来目的而设的瞄准点，看做用来观测瞄准线而升起的一面小旗。”（“研究”第15页）
大家知道，叶卡特林娜二世曾经力图在地中海上为俄国取得一些军港。
对于北方的“白天使”表示无微不至的殷勤，使福格特过分粗暴地破坏了“天生的谦逊”，因为这种谦逊在丹屠出版的原著中还是存在的。他在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472]（1859年巴黎版）这本小册子的第20页上读到：
“可是，当奥地利政府自己已经侵占了克拉科夫，因而破坏了保证克拉科夫独立的1815年条约时，它还有什么理由侈谈这些条约不可破坏呢？”［注：《De quel droit，d’ailleurs，le gouvernement autrichien viendrait-il invoquer l’inviolabilité de ceux》（traités）《de 1815，lui qui les a violés en confisquant Cracovie，dont ces traités garantissaient l’indépendance？》］
福格特把他的法文原著译成这样的德文：
“这类话竟出自迄今一直厚颜无耻地破坏条约的唯一的一个政府之口，听起来简直令人奇怪；在和平时期，它毫无理由地向受到条约保证的克拉科夫共和国伸出罪恶的黑手，并且没有多久就把它并入帝国的版图”（同上，第58页）。
当然，尼古拉废除了受到1815年条约保证的波兰王国的宪法和独立，是出于对1815年条约的“尊重”。俄国在1831年派军队占领了克拉科夫，同样也是对这个自由城的不可侵犯性的尊重。1836年，克拉科夫又被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占领；他们就像对待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那样对待它，而它根据1815年条约在1840年还向英国和法国发出呼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1846年2月22日，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又占领了克拉科夫，以便把它并入奥地利。[473]这些条约曾遭到三个北方国家的破坏，而1846年奥地利的侵占，只不过是1831年俄国入侵的尾声。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表示客气，竟忘记了波兰的被侵占，并且歪曲了克拉科夫被侵占的历史。［注：帕麦斯顿曾以引人发笑的抗议愚弄了欧洲，从1831年起，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克拉科夫的阴谋。（见我的抨击文“帕麦斯顿与波兰”[474]1853年伦敦版。）］
俄国“一贯敌视奥地利而同情法国”一事，使福格特对路易·波拿巴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就像“他的〈路易·波拿巴的〉政策现时同俄国的政策极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第30页）一事，使他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民族解放倾向丝毫不加怀疑一样。
因此，应当把神圣的俄罗斯看成是东方的“解放意愿”和“人民和民族的发展”的“朋友”，就像应当把十二月政变的法国看成是西方的这种“朋友”一样。这一口号曾经颁发给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各个代理人。
“俄国”，——福格特在丹屠出版的“条约的拘束力、签订了条约的列强和皇帝拿破仑第三”[475]（1859年巴黎版）这一小册子中读到，——“俄国属于斯拉夫人大家庭，属于优秀种族……有人对法俄两国之间突然产生的骑士协商感到惊奇。其实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了：原则相同，目标一致，政府和人民遵守神圣同盟法律不是为了进行欺骗和强制，而是为了使民族运动走上绝妙的道路，并支持这一运动。这种最充分的诚意〈在路易-菲力浦同英国之间只有过entente cordiale〔诚意协商〕，但在路易·波拿巴同俄国之间却存在着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最充分的诚意〕〉已经产生了极其良好的结果：铁路、农奴解放、地中海上商船停泊场等等。”［注：《La Russie est de la famille des Slaves，race d’élite…On c’est étonné de l’accord chevaleresque survenu soudainement entre la France et la Russie.Rien de plus naturel：accord de principes，unanimité de but… soumission à la loi de l’alliance sainte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non pour leurrer et contraindre，mais pour guider et aider la marche divine des nations.De la cordialité la plus parfaite sont sortis les plus heureux effets：chemins de fer，affranchissement des serfs，stations commerciales dans la Méditerranée etc.》，p.33.《La Foi des Traités etc.》，Paris，1859.］
福格特抓住了“农奴解放”，并且暗示说：
“目前的这一推动……应当把俄国变成解放意愿的朋友，而不是解放意愿的敌人。”（同上，第10页）
就像在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中的看法一样，在这里他也以为路易·波拿巴推动了所谓俄国的农奴解放，为此目的，他把成为这种推动力的英、土、法对俄战争变为“法国战争”（同上，第9页）。
谁都知道，响亮而坚决地要求解放农奴的呼声，开始于亚历山大一世时期。沙皇尼古拉毕生研究了农奴解放问题；为此，他在1838年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国家产业部，在1843年下诏这个部进行准备工作，而在1847年甚至颁布了一些对农民有利的关于出卖贵族领地的法律[476]，但是到了1848年，由于害怕革命，他又废除了这些法律。因此，如果说农奴解放问题，在“好心的沙皇”——福格特是这样亲切地称呼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已有了极为重大的进展，那显然是由于即使沙皇也奈何不得的经济关系的发展造成的。此外，按照俄国政府的精神去解放农奴，就会使俄国的侵略性增强千百倍。这种解放的目的只不过是消除障碍，从而使专制扩大到极限；这类障碍就是大专制君主迄今所遇到的俄国贵族中以农奴制为依靠的无数小专制君主和自治的农民公社，这种公社的物质基础，即公社所有制，是要被所谓解放消灭的。
但是，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而俄国贵族对解放又有另一种理解。因此，“好心的沙皇”发现，农奴的真正解放同他的专制制度是不相容的，正如好心的教皇庇护九世曾经发现，意大利的解放同教廷的存在是不相容的一样。因此，“好心的沙皇”把进行侵略战争和执行俄国的传统对外政策（俄国历史学家卡拉姆津说这一政策是“不变的”[477]）看成是延缓国内革命到来的唯一手段。多尔哥鲁科夫公爵在其1860年出版的“俄国真相”[478]一书中，对所谓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出现了一个千年王国的谎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和驳斥；这类谎言从1856年起由俄国的雇佣文人尽心竭力地传遍全欧，1859年又由十二月骑士们响亮地给以宣扬，福格特也盲目地在他的“研究”中加以重复。
还在意大利战争爆发以前，“白沙皇”同“十二月英雄”之间订立的同盟，——按照福格特的说法，这是专门为了各民族的解放而订立的，——就已在多瑙河各公国经受了考验，在那里，罗马尼亚民族的统一和独立，由库扎上校被选为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君主而得到了巩固。[479]
“奥地利拚命抗议，法国和俄国则表示赞同。”（同上，第65页）
在俄国内阁于1837年给当时沙皇草拟的报告书（1855年的“普鲁士周刊”[480]曾经转载过）中，我们可以看到：
“俄国不喜欢一下就把有异己分子的国家合并过来……无论如何，对已决定要取得的国家，让一些特别的、但完全依从的执政者去治理一个时期，就像我们在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合适的，等等。”
俄国在把克里木合并之前，它曾宣布克里木的独立。
我们在1814年12月11日的俄国宣言中可以看到：
“波兰人，你们的保卫者亚历山大皇帝向你们呼吁。为了保卫你们的祖国和维护你们的政治独立，你们自己武装起来吧。”
多瑙河各公国啊！从彼得大帝进入多瑙河各公国以来，俄国就关心这些公国的“独立”了。在涅米罗夫会议（1737）上，女皇安娜要求苏丹让多瑙河各公国在俄国的保护下获得独立。叶卡特林娜二世在福克夏尼会议（1772）上，坚持各公国在欧洲的保护下获得独立。[481]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这种努力仍在继续进行；在他把贝萨拉比亚变成俄国的一个省（1812年布加勒斯特和约）[482]以后，这种目的就达到了。尼古拉甚至通过基谢廖夫，用至今还有效的“组织规程”为罗马尼亚人造福，它在全欧洲对这部自由code〔法典〕的欢呼声中建立了极其丑恶的农奴制度。[483]亚历山大二世使多瑙河各公国在库扎统治下实现的准联合，只不过是把他的前辈执行了一个半世纪的政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福格特发现：由于实行了在俄国藩属统治之下的这种联合，“各公国将成为阻挡俄国南进的障碍”（同上，第64页）。
因为俄国欢迎库扎的当选（同上，第65页），所以非常明显：好心的沙皇不遗余力地堵塞了自己“南进的道路”，虽然“君士坦丁堡仍然是俄国政策一贯追求的目标”（同上，第9页）。
把俄国说成是自由主义和民族意愿的保护者，并不是什么新货色。法国和德国的许许多多启蒙学者就曾把叶卡特林娜二世誉之为进步的旗手。“高尚的”亚历山大一世（拿破仑把他贬称为Le grec du Bas Empire〔东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即拜占庭人〕［注：转意是：口是心非的奸诈汉。——编者注］）曾扮演过全欧自由主义的英雄。难道他不曾用俄国的文明财富为芬兰造福？难道除了宪法而外，他不曾还把一个俄国首相黎塞留公爵慷慨地赐给法国？难道他不是“赫特里”[484]的秘密领袖，虽然他同时在维罗那会议上通过卖身投靠的沙多勃利昂怂恿路易十八讨伐西班牙的暴乱[485]？难道他不曾通过斐迪南七世的一个接受忏悔的神甫，唆使斐迪南七世征讨起义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地，而同时却答应北美合众国总统，说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大陆进行任何干涉？难道他不曾派遣伊普西朗蒂充当“神圣的希腊人义勇队的领袖”前往瓦拉几亚，并通过同一个伊普西朗蒂出卖了这支义勇队，同时谋杀了瓦拉几亚起义者的领袖弗拉基米烈斯库？1830年以前，各种语言、诗歌和散文把尼古拉也捧为民族解放的英雄。当他在1828—1829年对马茂德二世开战要解放希腊人时，——恰好是在马茂德拒绝让俄军过境去镇压希腊起义之后，——帕麦斯顿在英国议会宣称：俄国解放者的敌人，必然是世界上的那些庞然怪物——唐·米格尔、奥地利和苏丹——的“朋友”。难道尼古拉为了对希腊人表示慈父般的关怀，不曾给他们派一个俄国将军卡波第斯特里亚伯爵去担任总统？但是，希腊人并非法国人，他们杀死了高尚的卡波第斯特里亚。尽管尼古拉从1830年七月革命爆发时起，主要扮演的是正统派的保护人，但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协助“民族的解放”。只要举几个例子就够了。1843年9月爆发的旨在宣布宪法的希腊革命，是由俄国驻雅典公使卡塔卡集领导的，此人原先是纳瓦林惨败[486]时海军上将葛伊甸的顶头上司。俄国驻布加勒斯特领事馆曾是1842年保加利亚骚乱的中心。俄国将军杜加美尔于1842年春在领事馆里接见了保加利亚代表团，向它说明了总起义的计划。塞尔维亚应成为起义的后备力量，而俄国将军基谢廖夫则应成为瓦拉几亚的君主。在塞尔维亚起义时（1843年），俄国通过驻君士坦丁堡大使馆怂恿土耳其对塞尔维亚人采用暴力，以便随后利用这个借口在反对土耳其人时争取欧洲的同情和狂信。沙皇尼古拉的解放计划也丝毫没有把意大利排除在外。一度曾经是马志尼派的巴黎机关报“青年意大利”，在1843年11月的某一号上这样写道：
“罗曼尼亚新近发生的骚动和希腊爆发的运动，两者之间多少是有联系的……意大利的运动已遭到了失败，因为真正的民主派拒绝参加这一运动。共和派分子不愿支持由俄国发起的运动。为了在意大利发动总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运动应在那不勒斯开始，因为在那里，可能有一部分军队起来领导起义，或者直接投到爱国者方面来。那不勒斯的革命开始以后，伦巴第、皮蒙特和罗曼尼亚应随之响应：应当建立以欧仁·博阿尔奈的儿子、沙皇的女婿——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青年意大利’粉碎了这个计划。”
1843年11月20日的“泰晤士报”[487]就“青年意大利”的这一报道指出：
“如果这个伟大目标——建立以俄国公爵为首的意大利帝国——能够实现，那就更好了；但是，在意大利发生的任何突然事件都可能得到另一种更直接的、即使不是那么巨大的好处：引起奥地利惶恐不安，并且转移它对俄国在多瑙河的一套可怕的（fearful）计划的注意力。”
1843年，尼古拉对“青年意大利”[488]的号召毫无结果以后，便于1844年3月把布帖涅夫先生派往罗马。布帖涅夫代表沙皇把一项计划通知教皇［注：格雷哥里十六。——编者注］，计划规定，把俄属波兰割让给奥地利以换取伦巴第，后者应组成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王国。当时罗马教廷的英文机关报“小报”，于1844年4月就这一建议写道：
“这项美妙的计划使罗马宫廷醉心的是：波兰落到了天主教手中，而伦巴第仍然处于天主教皇朝治理之下。但是，罗马外交界的老手们懂得，虽然奥地利能勉强保卫自己的领地，同时，大概迟早又会失去自己的斯拉夫各省，可是把波兰割让给奥地利，——即使真是这样，——只不过是以后要偿还的一笔债款，一旦以洛伊希顿堡公爵为首的北意大利真的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很快也就必然落到俄国统治之下。因此，这项被推崇备至的计划就暂时被搁在一边了。”
“小报”在1844年就是这样写的。
奥地利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能够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唯一因素，以及它对俄国在东欧的进展的阻挠——虽然这种阻挠是软弱无力的、不彻底的、胆怯的，但却是顽强的——使福格特发现了“奥地利是东方一切纷争的策源地”（同上，第56页）。他带着同他的肥胖外形十分相称的“某种童稚的天真”，把俄国同法国结盟反对奥地利的原因——“好心的沙皇”的解放倾向除外，——说成是因为奥地利对尼古拉在匈牙利革命时期所给予的帮助采取了以怨报德的态度。
“而在克里木战争时期，奥地利已经达到了武装的敌对的中立的最后边缘。不言而喻，这一行动，况且是带有虚伪和狡诈痕迹的这一行动，必然使俄国政府凶狠地反对奥地利，从而把该政府推到法国一边去。”（同上，第10、11页）
在福格特看来，俄国执行的是温情主义的政策。奥地利由于在1850年华沙会议时损害德国利益向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489]对沙皇所表示的那种感激，仍然不能使知恩的福格特感到满足。
俄国外交家波茨措-迪-博尔哥在他的1825年10月写于巴黎的著名紧急报告[490]中，在列举了奥地利反对俄国在东方的干涉计划的各种阴谋诡计之后，这样写道：
“因此，我们的政策要求我们对这个国家〈奥地利〉采取威慑的态度；我们的一切准备都应当使它确信：如果它竟敢采取什么手段去反对我们，那末，一场它从未经受过的极可怕的风暴就会降临在它的头上。”
波茨措用外来的战争和内部的革命来吓唬奥地利，并提议由奥地利占领“它所觊觎的”土耳其“各省”当做一种可能的和平结局，而把普鲁士简单地描绘成俄国的一个千依百顺的同盟者，在这以后，他接着写道：
“如果维也纳内阁承认我们的善良目标和意图，那末皇帝内阁的计划早就实现了，——这个计划不仅涉及占领多瑙河各公国和君士坦丁堡，而且还涉及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大家知道，尼古拉和查理十世于1830年签订了一项秘密条约，它规定了下列条件：法国允许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自己取得莱茵河各省和比利时作为补偿；普鲁士得到汉诺威和萨克森作为补偿；奥地利获得土耳其在多瑙河流域的一部分省份。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在俄国的倡议下，同一个计划又由摩莱提交给彼得堡内阁。在这以后不久，布隆诺夫就带着这个文件去伦敦，把它当做法国背叛变节的一项证据交给英国政府，并利用它来组织1840年的反法同盟。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按照受巴黎原著指使的福格特的想法，俄国该怎样跟法国同心协力地利用意大利战争。俄国“民族的”构成，特别是“波兰民族”，对一个以“民族原则”为其“指路明星”的人来说，看来该引起一些困难的；可是：
“我们对民族原则评价很高，但自由自决原则对我们更可贵”（同上，第121页）。
当俄国根据1815年条约占领了绝大部分波兰本土的时候，它就向西部挺进，不仅楔入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而且楔入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之间，以致当时普鲁士的军官们（例如格奈泽瑙）就已经注意到不能容忍同一个非常强大的邻邦有这样的边界关系。然而，只是在1831年把波兰人平定下去，使这个地区完全为俄国人所左右时，这个楔子的真正意义才显示出来。必须使波兰俯首听命不过是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建筑强大工事的一种借口。建筑这类强大工事的真正目的，是在战略上完全控制维斯拉河地区，建立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基地。甚至连非常同情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以及俄国一切事物的那个哈克斯特豪森，也看出这是对德国的一种实际危险和威胁。俄国人在维斯拉河上的设防阵地对德国的威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的总和还要大，特别是波兰的全国性反抗一旦停止，而俄国一旦能够把波兰的军事力量当做自己的侵略力量来支配的时候，更是如此。因此，福格特才这样宽慰德国说：波兰是根据自由自决变成为俄国的。
“毫无疑问”，——他说，——“毫无疑问，由于俄国人民党的紧张努力，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鸿沟已经大大缩小了，也许，只需要一种不大的推动力，就可把它完全填平了。”（同上，第12页）
意大利战争应当提供这种不大的推动力。（然而，亚历山大二世在这场战争时期曾深信：波兰还不能胜任福格特给它准备好了的高位。）在“自由自决”的基础上溶化于俄国的波兰，按照万有引力定律，将会成为一个中心体，把被夺走的正在异族统治下受苦受难的前波兰的一些部分吸引过来。为了使这个吸引过程进行得比较容易，福格特劝告普鲁士抓住方便时机摆脱“斯拉夫人的附庸”（同上，第17页），也就是摆脱波茲南（同上，第97页），或许也要摆脱西普鲁士，因为只有东普鲁士才被认为是“纯粹的德国土地”。从普鲁士夺走的各个部分，当然马上就会同俄国所吞没的中心体合并，而“纯粹的德国土地”——东普鲁士，将变成俄国的enclave〔插入别国领土中的领土〕。另一方面，至于说到在“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上也被划入俄国版图的加里西亚，那末要知道，使加里西亚脱离奥地利就是使德国摆脱奥地利的非德意志领地的战争的直接目的。福格特想起了：
“1848年以前，在加里西亚所看到的俄国沙皇的肖像，要比奥地利皇帝的肖像来得多”（同上，第12页），“在俄国为实现这类阴谋而使用特殊手法的情况下，奥地利就可能有充分根据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同上）。
但是，不言而喻，为了摆脱“内部敌人”，德国应当安然地允许俄国人把将会支持这类阴谋的“军队推进到边境”（第13页）。虽然普鲁士自己会放弃它的波兰各省，但是俄国应当利用意大利战争从奥地利手中夺走加里西亚，正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809年就已得到了加里西亚的一部分，作为酬谢他对拿破仑第一所作的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支持一样。大家知道，俄国成功地取得了原先归普鲁士和奥地利管辖的一部分波兰领土，其中一部分是从拿破仑第一手中搞到的，一部分是在维也纳会议上搞到的。按照福格特的意见，在1859年，整个波兰同俄国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福格特并不是要求从俄国人、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手中解放波兰民族，而是要求先前的整个波兰国家溶化于俄国并灭亡。Finis Poloniae！〔结束波兰！〕“俄国”这种“恢复波兰”的观念，在尼古拉一世逝世以后立即传遍了全欧；1855年3月，戴维·乌尔卡尔特曾在其抨击性著作《The new hope of Poland》（“波兰的新希望”）中揭露了这种观念。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不够卖力气。
这位热心的交谈者叙述说：“俄国人对匈牙利革命者的态度是异常殷勤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这同奥地利人的行为比较起来，简直太突出了，因而它不能不产生自己的影响。俄国虽然粉碎了一个党〈nota bene〔注意〕：在福格特看来，俄国粉碎的并不是匈牙利，而是一个党〉，但对它还是既温和又礼貌的，因此，俄国就为下面一种看法奠定了基础，这种看法可大致表述如下：两害相权须取其轻；而在这种场合下，俄国并不是较大的害。”（同上，第12、13页）
普隆-普隆的福斯泰夫是用“异常殷勤、既温和又礼貌”的、甚至几乎是“亲如手足的”态度来描述俄国人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的，因而使自己变成了传播幻想的“渠道”；而1849年的匈牙利革命就是在这种幻想上碰碎的。戈尔盖的党当时散布要把一个俄国公爵当做匈牙利未来的国王予以信赖，并用这种信赖摧毁了匈牙利革命的反抗力量。［注：在放弃科莫恩以前曾在匈牙利革命军中作过战、后来又在切尔克西亚反对过俄国人的一位波兰上校拉品斯基说：“匈牙利人的不幸在于他们不了解俄国人。”（泰奥菲尔·拉品斯基“一八四九年匈牙利主力军的进军”1850年汉堡版第216页）[491]。“维也纳内阁完全落到了俄国人手里……按照他们的建议，把一些领导人杀害了……俄国人一方面用种种办法博得同情，一方面迫使奥地利的所作所为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令人痛恨。”（同上，第188、189页）］
1848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在任何一个种族中都得不到特别的依靠，当然它就把它对匈牙利的统治建立在统治的民族——马扎尔人身上。附带提一下，梅特涅倒是各民族的最伟大的保护者。他迫使一个民族憎恨另一个民族，但是他需要这些民族，以便强迫它们这样做。因此，他保护它们。我们不妨来比较一下波茲南和加里西亚。1848—1849年革命之后，在斯拉夫人帮助下击败了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哈布斯堡王朝，企图模仿约瑟夫二世，以暴力使德国成分在匈牙利居于统治地位。哈布斯堡王朝由于害怕俄国，不敢投入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怀抱。他们全国的反动势力，在匈牙利与其说是针对他们的战败者——马扎尔人，不如说是针对他们的拯救者——斯拉夫人的。因此，奥地利反动势力在同它的拯救者的斗争中，就像瑟美列在其1860年于伦敦出版的小册子“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年的匈牙利”[492]中所指出的，把斯拉夫人赶回到马扎尔人的旗帜下面去。可见，奥地利对匈牙利的统治，不论在1848年以前或者以后，都是同马扎尔人在匈牙利的统治并存的。至于俄国，不管它是不是在匈牙利进行直接或间接的统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如果按族系和宗教去统计同俄国相近的一切成分，那就会发现，俄国拥有占居民多数的非马扎尔人。马扎尔人在数量上少于按族系同俄国相近的斯拉夫人和按宗教同俄国相近的瓦拉西亚人。因此，俄国在匈牙利的统治就等于匈牙利民族的灭亡，也就是在历史上同马扎尔人的统治有联系的匈牙利的灭亡。［注：在匈牙利革命战争中声名赫赫的摩里茨·佩尔采尔将军，在意大利战役时就已脱离了聚集在科苏特周围的在都灵的匈牙利军官们，他在一项公开声明中是这样解释他离去的动机的：一方面是由于科苏特仅仅成了波拿巴派的稻草人，另一方面是由于匈牙利未来将属于俄国这样一种前途。附带提一下，我曾写给他一封信，要他比较详尽地解释一下他的声明，他在回信（注有：1860年4月19日于圣埃尔耶）中写道：“我永远不会变成这样一种工具：帮助匈牙利逃脱双头鹰的毒爪，仅仅是为了随后又把它投入北方熊的致命的怀抱。”］
福格特要波兰人通过“自由自决”溶化于俄国，要匈牙利人俯首听命于俄国的统治，从而在斯拉夫各民族中灭亡。［注：科苏特先生从来没有怀疑过上面发挥的看法的正确性。他知道，奥地利可能残酷地对待匈牙利，但不可能消灭它。1851年2月15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告诉宰相列施德-帕沙说：“约瑟夫二世皇帝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唯一英明人物，他用尽了他的全部独特而罕有的智慧，利用了当时还流行的关于他的王朝的威力的传闻，来使匈牙利日耳曼化，并使它溶化于一个联合的国家中。然而，斗争却使匈牙利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奥地利从灰烬中起来投入最后一次革命，只不过为了向沙皇、向它的那个从来不给帮助、反而一贯出卖这种帮助的主子双膝下跪。因而奥地利必须为这种帮助付出高昂的代价。”（“科苏特通信集”第33页）在同一封信中，另外，他还这样写道：土耳其和匈牙利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挫败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阴谋诡计。1851年1月17日，他从居塔希亚写信给戴维·乌尔卡尔特说：《We must crush Russia，my dear Sir！and，headed by you，we will！I have not only the resolution of will，but also that of hope！and this is no vain word，my dear Sir，no sanguine fascination；it is the word of a man，who is wont duly to calculate every chance：of a man though very weak in faculties，not to be shaken in perseverance and resolution etc.》（同上，第39页）。（“我们一定要摧毁俄国，亲爱的朋友！而且在您的指导下我们一定会摧毁它。我不仅充满决心，而且满怀希望——这并不是空话，亲爱的朋友，并不是一个爱激动的人的幻想：这是一个已习惯于对一切良机都加以深思熟虑的人说的话，这个人虽然庸碌无能，但是坚毅果断，不可动摇，等等。”）］
然而，福格特对俄国还是不够卖力气。
在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中间，即德意志联邦不应为之“拔剑张弩”去反对法国和反对“完全站在法国一边”的俄国各省区中间，不仅有加里西亚、匈牙利和意大利，而且有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
福格特说：“俄国是一个坚固的核心，斯拉夫各民族越来越渴望围绕在它的四周。”（同上，第9—10页）
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居民属于“斯拉夫各民族”。就像莫斯科公国变成了俄国一样，俄国也应当变成泛斯拉夫国。“我们旁边有捷克人，我们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同上，第134页）我们，即德国，应当竭力摆脱捷克人，也就是摆脱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对各个君主的非德意志领地不给以任何保证。”（同上，第133页）“联邦内再不要任何非德意志省区”（同上），可是要法国有德意志省区！因此不仅应当“趁目前法兰西帝国没有侵犯联邦的德意志领土”时“给该帝国以行动自由”（前言第9页），而且应当趁俄国目前只侵犯“联邦内非德意志省区”时也“给”俄国以“行动自由”。俄国派兵前往那些构成了俄国“阴谋”的对象的奥地利的“斯拉夫人的附属地”，有助于德国的“统一”和“民族完整”的发展。当奥地利将在意大利忙于应付路易·波拿巴，而普鲁士仍然把德意志联邦之剑装在剑鞘里的时候，“好心的沙皇”将“用金钱、武器和弹药暗中支持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的革命”（同上，第13页）。
可是“我们旁边有捷克人，我们就会在任何敌人面前都支持不住”！
“好心的沙皇”是多么宽宏大量，因为他竟使我们摆脱了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及其捷克人，这些捷克人属于“斯拉夫各民族”，自然“必须围绕在俄国的四周”。
但是，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帝国的福格特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划入俄国以后，是怎样来保卫德国东部边界的。波希米亚成为俄国的波希米亚！但是，波希米亚位于德国中间，西里西亚使它同俄属波兰隔开，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莫拉维亚使它同被福格特俄罗斯化了的加里西亚和匈牙利隔开。这样一来，俄国就得到了长50德里、宽25—35德里这样一部分德意志联邦的领土。它把它的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了整整65德里。然而，由于从艾盖尔河到亚尔萨斯的劳特尔堡按直线仅仅是45德里，因此，法国方面的楔子，尤其是俄国方面的楔子，就会把德国北部和南部完全切断，形成德国的被分割状态。从维也纳直达柏林，甚至从慕尼黑直达柏林，这时都得经过俄国。德勒斯顿、纽伦堡、累根斯堡和林茨就会成为我们同俄国毗连的边防城市；我国在南部的地位，对斯拉夫人来说，至少会变得像在查理大帝以前那样（但在西部，福格特却不允许我们返回到路易十五时代），我们也就得勾销我国一千年的历史。
同波兰所起的那种作用相比，波希米亚能够起更好的作用。只要把布拉格变成一个设防阵地，并在莫尔多瓦河和艾盖尔河流入易北河的汇流处建筑一些辅助堡垒，在波希米亚的俄军就能够泰然等待一开始就分散地从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勃兰登堡开来的德军，使其中较强的受到堡垒的迎击，而把较弱的各个击破。
我们来看一看中欧的语言分布图，譬如，就拿斯拉夫的一个权威性资料——沙法里克的slovansky zemêvid[493]来说吧。在这一分布图上，斯拉夫语言的界线从施托尔佩附近的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起，经过雅斯特罗夫，到达涅茨河上的荷德捷日以南，然后向西通往梅泽里茨。但是从这里起，它向东南急转直下。在这里，德国的西里西亚大楔子深深地插在波兰和波希米亚之间。在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斯拉夫语言又远远地向西移；的确，它同周围的德语区犬牙交错，这里也有一些德国城市和一些零星分散的德语区，而且在北方，整个维斯拉河下游和东西普鲁士的得天独厚地区都是讲德语的，它们往前移动是不利于波兰的。在波兰语的最西点和捷克语的最北点之间，在德语区中间，有一个孤零零的温德—鲁日伊策语区，然而，这个地区几乎割断了西里西亚。
对拥有波希米亚的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者福格特来说，无疑是知道斯拉夫国家的自然疆界在哪里的。这条疆界从梅泽里茨直通利贝罗泽和吕本，然后到达易北河同波希米亚边境山脉的交叉点以南，再往前通至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的西南部边境。这条线以东全是斯拉夫地区；混杂在斯拉夫地区里的几块德国的和其他外族的土地，不可能较久地阻碍伟大的斯拉夫整体的发展；况且，它们也没有权利继续留在原地方。既然接受了这种“泛斯拉夫主义的现状”，那末不言而喻，在南部也必须对边界进行类似的修改。在南部，也有一个不受欢迎的德国楔子插在北部和南部的斯拉夫人中间，占据了多瑙河谷和施梯里亚阿尔卑斯山脉。福格特不会容忍这一个楔子，而且要使奥地利、萨尔茨堡、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的德国部分完全并入俄国。用“民族原则”的久经考验的方法来改组斯拉夫—俄罗斯帝国，使一些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以及各种土耳其人落到俄国手里（要知道，“好心的沙皇”在征服切尔克西亚和消灭克里木的鞑靼人时，也是为了给“民族原则”增光），作为对他们插入北部斯拉夫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之间的一种惩罚，福格特把这一点解释成对奥地利的有意刺激。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德国人失去的只不过是东西普鲁士、西里西亚、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一部分、整个波希米亚、莫拉维亚以及奥地利（不包括提罗耳，因为它的一部分按“民族原则”应划给意大利），——失去的只不过是这一切加上我国的民族生存！
但是，我们不妨暂且谈一谈：如果加里西亚、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变成俄国的，那将会产生什么结果！
在这种现状下，德意志的奥地利，德意志的西南部和德意志的北部便永远也不可能采取一致行动，除非——这会是必然的，——在俄国的领导下。
福格特强迫我们德国人唱他的巴黎人在1815年唱过的歌：
《Vive Alexandre，
Vive le roi des rois，
Sans rien prétendre，
Il nous donne des lois》.
［注：“万岁！亚历山大，
万岁！王中之王，
你赐给我们法律，
却不要一点报酬。”——编者注］
这样，福格特在1859年曾想通过“北方的白天使”和“南方的白天使”之间的同盟来实现的福格特式的“民族原则”，按他本人的意见，首先应当表现在波兰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溶化，马扎尔民族在俄国内部的灭亡和德国民族在俄国内部的消失。
这次我没有提到他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因为我掌握了一段颇有说服力的妙不可言的引文，证明他在这里一半隐约其词一半道破了的、从土伊勒里宫发出的一个口号正在全面地实现。在1859年5月2—16日的一期“思想和行动”[494]上，马志尼预言了后来发生的事变，他并且指出：亚历山大二世和路易·波拿巴之间缔结的同盟的第一条是：《abbandono assoluto della Polonia》（法国完全拒绝支持波兰，福格特则译为：“最终填平横在波兰和俄国之间的鸿沟”）。
《Che la guerra si prolunghi e assuma…proporzioni europee，l’insurrezione delle provincie oggi turche preparata di lunga mano e quelle del-l’Ungheria，daranno campo all’Allianza di rivelarsi…Principi russi governerebbo le provincie che surgerebbo sulle rovine dell’Impero Turco e del-l’Austria…Constantino di Russia è già proposto ai malcontenti ungheresi》.（见1859年5月2—16日“思想和行动”）（“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而且发展成欧洲规模的战争，那末，早已准备就绪的现今土耳其各省的起义和匈牙利的起义，就会使同盟有可能采取明显的形式……俄国的公爵们将治理在土耳其帝国和奥地利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国家……俄国大公康斯坦丁已被指定给心怀不满的匈牙利人了。”）
然而，福格特的亲俄是奉命的。在这点上，他仅仅是遵照土伊勒里宫发出的口号办事，仅仅是竭力为德国设下圈套，这些圈套是路易·波拿巴和亚历山大二世商妥为应付反奥地利战争万一发生某种转变时用的；事实上他只是在奴颜婢膝地重复他的巴黎原著中的泛斯拉夫主义词句。实际上，他所干的勾当就是唱“路易之歌”[495]：
《Einan kùning wèiz ih，hêizit hêr Hlùdowîg
ther gêrno Gôde〈即各民族〉dionôt》
〔“我知道有一个名叫路易的国王；
他非常热忱地为上帝〈即各民族〉效劳。”〕
我们在前面听过了福格特对撒丁的颂扬，说它“甚至赢得了俄国的尊重”。现在有这样一个对比：
他说：“在〈普鲁士的〉声明里，没有谈到奥地利……如果北美和交趾支那之间发生战争，那末，声明也可以这样写的。可是声明里却特别强调了普鲁士的德意志使命，它的德意志职责，旧普鲁士。因此，法国〈而按他在第27页上所说的法国是：“归根到底，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正在通过‘通报’和其他报刊滥加赞扬。——奥地利发狂了。”（“研究”第18页）
从路易·波拿巴通过“通报”和十二月政变的其他报刊对普鲁士滥加赞扬来看，普鲁士对自己的“德意志使命”的理解是正确的。真是恬不知耻！我们不禁想起了：福格特由于对“北方的白天使”彬彬有礼，说只有奥地利破坏1815年条约而且只有奥地利侵占克拉科夫。他现在又同样友好地为“南方的白天使”效劳。
“这个教会国家，卡芬雅克，这位保守的共和党代表人物和加格恩的在军事上的同类货色〈也是一个对比！〉，对这个国家的共和国〈教会国家的共和国！〉犯下了卑鄙的杀人罪〈对一个国家的共和国犯下了杀人罪！〉，然而，杀人罪并未能帮助他获得总统的职位。”（同上，第69页）
总之，是卡芬雅克，而不是路易·波拿巴对罗马共和国犯下了“卑鄙的杀人罪”！卡芬雅克的确曾在1848年11月派遣一个分舰队前往契维塔未克基亚充当教皇的私人警卫。不过，只是在第二年，只是在卡芬雅克竞选总统失败后过了几个月，只是在1849年2月9日，教皇的世俗权力才被废除，罗马才成立共和国，可见，卡芬雅克不可能消灭在他执政时期还不存在的共和国。由于路易·波拿巴多次庄严地保证，说他的目的只是在于阻挠奥地利所计划的对罗马国家的入侵，才从国民议会骗到了他远征罗马所必需的费用，然后在1849年4月22日派乌迪诺将军率领14000人前往契维塔未克基亚。大家知道，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决定要为“对罗马共和国的卑鄙的杀人罪”（因为这同时是对“法国宪法的卑鄙的破坏”和“对国民议会决议的卑鄙的破坏”）进行报复，决定要向所有这一切卑鄙行径的祸首——路易·波拿巴进行报复，即对他进行审讯，成了1849年6月13日巴黎大灾难[496]的开端。我们看到，这位政变的可耻的造谣者卡尔·福格特，为了使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解放者的“路易”先生的使命不致遭到任何怀疑，竟多么“卑鄙地”、多么无耻地在伪造历史。
福格特记得“新莱茵报”曾经写过：在法国，小农阶级同流氓无产阶级一起构成了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唯一基础。他把这句话说成了这样：
“目前的帝国在有教养的人中间没有拥护者，在法国资产阶级中间没有拥护者——支持它的只有两类群众：军队和既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农村无产阶级。但是这二者构成居民的十分之九。这是能够用来粉碎反抗的组织强大的工具，是一群除了选票就一无所有的抵押债务的奴隶。”（第25页）
法国的非城市居民，军队也包括在内，不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二。福格特把少于三分之二变成了十分之九。他把法国的全部非城市居民，其中约有五分之一是富裕的土地占有者，而另外还有五分之一是无地的和穷苦的人，统统变成了小农，“抵押债务的奴隶”。最后，他根本取消了法国（除了城市以外）的会读会写的本领。从前他伪造历史，现在他又伪造统计数字，来为他的英雄扩大宝座。现在，这位英雄正在自己把自己摆上这一宝座。
“因此，事实上，归根到底，法国现在不过是它的统治者的形体，马松〈也是一个权威〉曾这样谈论过这位统治者：他有国家活动家和君主的优良品质，有不可动摇的意志，他严守分寸，有坚定不移的决心，有一颗刚强的心，有高超而富有独创性的智慧，而且特别铁面无情。”（同上，第27页）
《Wie saeleclîche stat im an
allez daz，daz êr begat！
wie gar sîn lîp ze wunsche stat！
wie gênt îm so gelîche inein
die fînen keiserlîchen bein》.
（Tristan）
［注：“在他的一举一动中
能否挑出什么毛病？
他的优美而纤细的身段
加上匀称而至尊的双腿
谁能用言语来描绘？”
（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利德“特里斯坦和伊卓尔达”）。——编者注］
福格特从他的马松手中夺过手提香炉，以便亲自把它摇来晃去。他在马松式的美德目录里加上：“冷静持重”、“施展计谋的巨大才干”、“蛇一般聪明”、“坚忍”（第28页），随后，像前室的塔西佗那样嘟囔什么“这个统治权的起源是恐怖”，这无论如何是荒谬的。首先，他必须把他的英雄的小丑形象，戏剧性地装扮成伟大人物，因此，“小拿破仑”[497]就变成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同上，第36页）。
福格特喊道：“如果目前的情况也使他的〈左右未来的人物的〉统治发生变化〈说得多么谦虚：变化！〉，那末我们方面就一定热烈地祝贺成功，虽然现今我们面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远景。”（同上，第29页）
这位满心祝贺成功的颇有同情心的小子装得怎样一本正经，可以从下面这段话看出来：
“但是，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将因此日益变得更加动荡不宁，因为法国军队同一些有教养的人的党派所保持的关系，例如，就比在德意志各邦、在普鲁士和奥地利所存在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因为正是这些党派能在军官中间得到响应，所以，有朝一日，皇帝所拥有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可能从他的手中滑掉。”（同上，第27页）
这样看来，在“持续和平”的局面下，“国内状况”已“日益”变得“更加动荡不宁”。因此，福格特应当竭力使路易·波拿巴易于破坏和平。军队，他的“政权的唯一有积极作用的支柱”，有从他的手中“滑掉”的危险。所以，福格特证明：欧洲的任务在于借助意大利的“局部”战争，重新使法国“军队”拴在路易·波拿巴的手上。的确，1858年底，巴登格，这位被巴黎人无礼地称之为“伯父的侄子”的人所扮演的角色，看来要以可怕的结局告终。1857—1858年的普遍商业危机，使法国工业瘫痪了。［注：的确，正是工业繁荣使路易·波拿巴制度能够维持这么久。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的发现及其对世界市场的影响，使法国的出口额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一般说来，二月革命归根到底因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而遭到了失败。］政府为了制止危机尖锐化而采用的手段，使这场灾难变成了慢性的，因而法国的商业停滞状态一直拖延到意大利战争爆发。另一方面，1857—1859年粮价暴跌，从而各种congrès agricoles〔农户代表大会〕都开得怨气冲天，说由于粮价低落和高额税收，法国农业将无法维持下去。路易·波拿巴发布命令，责成全法国的面包师设置粮仓，企图用这种办法来人为地提高粮价，他的这种可笑企图只不过暴露了他的政府束手无策和仓皇失措。
政变制度的对外政策，只不过是要想扮演拿破仑的企图的一系列失败——只不过是总以正式的退却告终的一些袭击。路易·波拿巴对美利坚合众国使用的阴谋，他想恢复奴隶贩卖所采取的手段[498]，他对英国的装模作样的威胁，就是如此。路易·波拿巴当时对瑞士、撒丁、葡萄牙和比利时——尽管在比利时他甚至无法阻挠安特卫普的设防，——擅自采取的无耻举动，更明显地证明了他在大国面前的惨败。在英国议会里，“小拿破仑”已成了惯用语，而“泰晤士报”在1858年的总结文章中，则带着嘲笑的口吻把“铁人”改称为“树胶人”。其实，奥尔西尼的炸弹已像闪电似的照明了法国的国内状况。事实表明，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仍然像政变初期一样不巩固。《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499]暴露了他的完全陷于孤立的状态。他不得不把政权让给他自己的将军们。法国按照西班牙的方式分成了五个镇守司令区，这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成立摄政政府以后，佩利西埃实际上被认为是法国的最高掌权者。[500]但是恢复terreur〔恐怖手段〕已不再使人感到可怕了。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不是显得令人害怕，而是显得丑陋可笑了。[501]蒙塔郎贝尔能在巴黎扮演汉普顿，贝利耶和杜弗尔能在他们的法庭辩护词中道出资产阶级的希望，而蒲鲁东则能在布鲁塞尔宣扬附有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的路易-菲力浦主义[502]，可是路易·波拿巴本人却向全欧洲承认了玛丽安娜的威力日益壮大。在夏龙起义[503]期间，军官们听到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的消息后，不是去猛攻起义者，而是首先热心地向省政府打听巴黎成立共和国是不是真的，——这有力地证明了，甚至军队也把复辟帝国看做是一出已演到最后一场的哑剧。巴黎傲慢无礼的军官们的可耻决斗是同使十二月十日帮的头目们声誉扫地的可耻交易同时并存的！英国的帕麦斯顿内阁由于同路易·波拿巴的结盟而倒台了！[504]最后是，国库的状况，只有采取非常手段才能把它充实起来！在1858年底，Bas Empire〔衰落时期的帝国〕的状况就是如此。要么虚有其表的假帝国政权必然垮台，要么必须使由1815年条约所规定的疆界以内的拿破仑帝国的可笑丑剧收场。但是，为此就要求一种局部战争。当时只要出现同欧洲开战的前景，就足以使法国发生爆炸。每一个小孩子都懂得霍斯曼在英国议会里所说的话：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动摇态度促使法国皇帝的对外政策得到成功时，法国将会支持它的皇帝，但是我们有理由认为，一旦我们对他进行坚决的反抗，法国就会把他抛弃。”
一切都由能不能使战争局部化来决定，也就是说，进行战争要得到欧洲最高当局首肯。最初，法国本身需要用一系列虚假的和平谈判和谈判的再三失败来逐步准备战争。但是，路易·波拿巴在这里也陷入了窘境。英国驻巴黎大使考莱勋爵带着路易·波拿巴提出的并得到英国（得比）内阁同意的建议前往维也纳。在那里（见上引的蓝皮书），这些建议在英国的压力下出乎意料地被接受了。考莱还没有来得及返回伦敦报告争端已得到“和平解决”，突然传来一个消息，说路易·波拿巴已放弃了他自己的建议，而同意俄国提出的建议，即召开会议来商定反对奥地利的措施。只是由于俄国的干预，战争才变成了可能。如果俄国不再需要路易·波拿巴执行它的计划，——或者是为了同法国共同实现这些计划，或者是为了通过法国的打击使奥地利和普鲁士变成它的优柔寡断的工具，——那末，路易·波拿巴当时就已被推翻了。但是，尽管得到了俄国的暗中支持，尽管得到了在贡比臬赞同普伦贝尔密谋[505]的帕麦斯顿的允许，可是一切仍然取决于德国的行动，因为：一方面，在英国还是托利党内阁当政，另一方面，一旦发生欧洲战争，就可能使当时法国暗中对波拿巴制度所抱的不满情绪突然迸发。
福格特自己失口说，他唱“路易之歌”，并不是由于同情意大利，也不是由于害怕怯懦而保守的、既束手无策又粗野无礼的奥地利专制制度。相反地，他认为：如果奥地利——顺便说一说，它是被迫开始战争行动的，——甚至一开始就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那末，
“在法国无论如何会爆发革命，蒂国会崩溃，一个崭新的未来会到来”（同上，第131页）。他认为，“归根到底，奥地利军队在法国人民的解放力量面前将是支持不住的”（同上）；还认为，“所向无敌的奥地利武装力量，在法国、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中，会给自己树立敌人，这种敌人必定会把奥地利军队消灭”。
但是，对福格特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使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桎梏，而是使法国俯首听命于路易·波拿巴。
难道还需要证据来证明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吗？
不应该忘记，正当路易·波拿巴最初发现自己的解放各民族、特别是意大利民族的使命时，法国正在演出一幕史无前例的戏剧。整个欧洲都对法国拒绝接受《idées napoléoniennes》[506]所表现的那种坚忍不拔的顽强精神而感到惊讶。甚至立法团的《chiens savants》〔“有学问的狗”〕用以欢迎莫尔尼的和平保证所表现的热情；“通报”时而斥责国民对物质利益孜孜以求、时而斥责国民缺乏爱国的毅力、时而斥责国民怀疑巴登格这个统帅的政治智慧和天才等等所用的不满腔调；告法国各商会的官方安抚messages〔文告〕；皇帝的《étudier une question n’est pas la créer》〔“研究问题不等于提出问题”〕的保证，——所有这些大家都还记忆犹新。对这一出异乎寻常的戏剧感到惊讶的英国报刊，满纸都是好心的胡言乱语，说法国人的性格已发生和平主义的转变；交易所在议论“会不会打仗”的问题，把它看做是希望打仗的路易·波拿巴同不希望打仗的国民之间的一场“决斗”；人们在打赌谁将获胜，是国民还是“他伯父的侄儿”。我只想从伦敦的“经济学家”[507]杂志引证几处来阐明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家杂志是西蒂区的机关报，是意大利战争的预言者，是威尔逊（不久前去世的印度财政大臣和帕麦斯顿的工具）的产儿，它享有很大威望。
“被它所引起的巨大激动弄得惶惶不安的法国政府，现在采取了安抚手段。”（1859年1月15日“经济学家”）
1859年1月22日的一期“经济学家”，在一篇题为“法国皇帝的实际权限”的文章里写道：
“皇帝关于意大利战争的计划不论能否实现，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容争辩的：他的计划遭到了强烈的、看来是出乎意料的反抗；这种反抗表现于法国舆论对计划表示冷漠的态度，表现于对皇帝的计划根本不予同情……他提出要战争，而法国人民却只表现出惊慌和不满，国家纸币贬值，对税吏的恐惧，彻底扑灭了尚武精神和政治热情，国家的商业部门陷入混乱状态，农业地区由于害怕又要征兵和增加捐税而流露出不满和消极情绪；把皇帝的制度看成是一种反对无政府状态的pis aller〔下策〕而给以最有力支持的那个政界，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反对战争；总之，很明显，路易·波拿巴发现各阶级居民都对打仗、甚至对为意大利打仗抱着广泛而深刻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是他不曾料想到的。”［注：在考莱勋爵离职期间，在巴黎代替他的那位切尔西勋爵写道：《The official disavowal〈载于1859年3月5日“通报”〉of all warlike intentions on the part of the Emperor，this Imperial message of peace，has been received by all classes of Paris with feelings of what may be called exultation》.（1859年1—5月出版的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 88）。（“皇帝正式放弃一切尚武意图，皇帝的这个和平通告，已为巴黎各阶级异常热烈地接受了。”）］
为了同法国人民的这种情绪相对立，丹屠出版的那一部分原著小册子问世了，这些小册子“以人民的名义”向“皇帝”提出下列要求：“帮助法国最终庄严地从阿尔卑斯山扩展到莱茵河”，并且不再阻挠“尚武精神”和“人民要求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福格特竟同十二月的娼妇们一鼻孔出气。正当法国坚定地要求和平的意愿引起欧洲惊奇的时候，福格特却发现“现在，这个好动的人民〈法国人〉看来充满了尚武情绪”（同上，第29、30页），发现路易先生不过是在追随“盛行的时代思潮”，而这种思潮恰好表现在要求“各民族独立”这样一种意愿上（同上，第31页）。当然，他不相信他所写的任何一个字。他在号召民主派同他进行合作来宣传波拿巴主义的那个“纲领”中，详尽地说过：意大利战争在法国是不受欢迎的。
“最初，我看不出对莱茵河有什么危险；但危险可能是后来出现的，在那里或者在英国作战也许会使路易·波拿巴变成几乎是众望所归的人物，可是在意大利作战却是不受欢迎的。”（“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注：Nota bene〔注意〕：福格特在他的“研究”中，同“通报”和他的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一起再三地说：“独特的命运无常使这个人（路易·波拿巴）以民族解放者的姿态出现在最前列”（第35页）；“当在民族解放范围内遵循这一政策的时候，必须协助它”，并且“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进行这种解放”（第36页）。相反地，福格特在写给民主派先生们的“纲领”中却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预防来自这种人方面的帮助。”（“主要著作”第34页，文件）］
如果丹屠出版的一部分原著小册子竭力用传统的征服幻影来使法国人民摆脱“和平的昏睡状态”，并竭力使路易·波拿巴的个人愿望借国民的嘴巴说出来，那末，以“通报”为首的另一部分小册子的任务，首先是使德国相信：皇帝厌恶攫取领土，他的理想的使命是要成为解放各民族的救世主。一方面证明他的政策大公无私，另一方面证明他有解放各民族的意愿，这些证据都是很容易背得烂熟的，因为这些证据经常在重复，而且老是在围绕着两个基本点转来转去。证明十二月政策大公无私的证据就是克里木战争。证明解放各民族的意愿的证据就是库扎上校和罗马尼亚民族。在这里，调子是直接由“通报”定的。见1859年3月15日“通报”论克里木战争。1859年4月10日“通报”是这样论述罗马尼亚民族的：
“它〈法国〉希望，不论在德国或者在意大利，经条约承认的民族能保存下来，甚至强大起来。——至于多瑙河各公国，那末，他〈皇帝〉曾不辞劳苦地帮助这些省份的合法愿望得到胜利，以便确保欧洲的这一部分也有建立在民族利益基础上的秩序。”
并见1859年初丹屠出版的小册子“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题”[508]。它是这样谈论克里木战争的：
“最后，法国为所流的鲜血、为欧洲利益而在东方所耗费的千百万金钱要求过什么补偿呢。”（丹屠出版的“问题的实质”1859年巴黎版第13页）
福格特把这个在巴黎一再重复的题目，用德文阐述得非常成功，以致艾·阿布，波拿巴主义的这只嘁嘁喳喳的喜鹊，竟好像是把福格特的德文译文倒译成了法文。见“一八六○年的普鲁士”[509]。在这本书里，我们又碰到了克里木战争和库扎上校治理下的罗马尼亚民族。
福格特跟着“通报”和丹屠出版的原著小册子说：“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是知道的：法国没有侵占过〈克里木的〉一寸土地；如果是伯父，在胜利的远征以后就不会满足于在军事艺术中形成的那种优势的区区成果。”（“研究”第33页）“然而，这就表现出同旧的拿破仑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同上）［注：其实，“小拿破仑”纵谈解放各民族的空话，也是从真拿破仑那里抄袭来的。例如，1809年5月，拿破仑从雪恩布龙发布了告匈牙利人书，其中就说：“匈牙利人！你们重新获得独立的时刻已经到了……我对你们毫无所求。我只希望看见你们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人民。你们同奥地利的关系是你们的一种灾难，等等。”1797年5月16日，波拿巴同威尼斯共和国签订了一个条约，它的第一条说：“今后法国同威尼斯共和国应当和睦相处”。三天以后，他在一份秘密紧急报告中向法国督政府公开了他利用这个和约所追求的目的。该紧急报告是这样开头的：“茲送上我同威尼斯共和国所缔结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规定，巴拉盖·狄利埃将军已率领五六千名兵士占领了一个城市。我曾利用这个和约追求各种目的”。他在谈到最后一个目的时说：“压制可能在欧洲出现的一切谈论，因为现在有人会觉得：我们占领威尼斯是威尼斯人自己热烈要求的一种临时行动。”又过了两天，即5月26日，波拿巴写信给威尼斯市政委员会说：“在米兰签订的条约，暂时可能由市政委员会签字，秘密条款由它的三个委员签字。我将始终不渝地竭尽我的全力，向你们证明我是希望巩固你们的自由的，并希望终于看到不幸的意大利，将成为自由的、摆脱一切外国人的羁绊而获得独立的意大利，在世界舞台上得到它应有的地位。”几天以后，他写信给巴拉盖·狄利埃将军说：“接到此信后，即往访威尼斯临时政府，向它说明：根据现在使法兰西共和国同威尼斯共和国联合起来的各项原则，并为了法兰西共和国对威尼斯共和国予以直接保护起见，必须把共和国的舰队提高到令人尊敬的高度。您要利用这一借口占有一切，同时不要忘记，应同威尼斯人和睦相处，并应召募共和国的所有水手为我们服务，但随时随刻都要以威尼斯的名义讲话。简言之，您必须把所有海军装备和军舰从威尼斯港调往土伦。根据条约的秘密条款，威尼斯人应向法兰西共和国的土伦舰队提供价值300万的装备，但我为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意欲占有威尼斯的所有船只和它的全部海军装备供土伦使用”（见“拿破仑的机密函件”七卷集1817年巴黎版[510]）。这些命令丝毫不差地被执行了；可是当威尼斯遭受掠夺而失去它的全部陆海军装备之后，拿破仑竟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新盟国，他曾庄严宣誓要不顾一切危险予以保护的解放了的威尼斯共和国置于奥地利的专制桎梏之下。］
好像福格特要向我们证明：“小拿破仑”并不是真拿破仑！福格特可以用同样的权利在1851年预言：侄儿——除了斯特拉斯堡冒险、远征布伦和萨托里的腊肠阅兵之外，他根本拿不出什么货色来同第一次意大利战争和远征埃及相比，——永远不会模仿雾月十八日[511]，更不会给自己戴上皇冠。然而，在这里却存在着“同旧的拿破仑政策不一样的重大区别”。进行反对欧洲同盟的战争和在欧洲同盟的允许下进行战争，——这是另一个区别。
“光荣的克里木战役”，在这一战役中，法国、英国、土耳其和撒丁联军两年以后“占领了”俄国的半个要塞，但为此却让俄国夺得了土耳其的整个要塞（卡尔斯），并且在巴黎会议上签订和约[512]时不得不谦逊地“请求”敌人“允许”他们能顺利地把自己的军队调回国去，——的确，把这个战役说成是什么战役都可以，只是不能把它说成是“拿破仑式的”。总而言之，它只在巴赞库尔的小说[513]里才是光荣的。但是克里木战争暴露了许多问题。路易·波拿巴出卖了假盟友（土耳其），以便同假敌人结成同盟。巴黎和约的第一个结果是牺牲了“切尔克西亚民族”，是俄国人完全消灭了克里木的鞑靼人以及使波兰和瑞典的民族希望破灭，这种希望原是寄托在西欧对俄国的十字军征讨上的。而从克里木战争中得出的另一个教训是：路易·波拿巴不敢再进行第二次克里木战争，不敢失掉旧军队和欠下新国债，以换取大家承认法国有足够的财富来《de payer sa propre gloire》〔“为自己的光荣付出代价”〕，换取路易-拿破仑的名字在一项欧洲条约里出现，换取“欧洲保守的报刊和王朝的报刊”都照福格特的高度评价（同上，第32页）一致承认“皇帝圣上的勇武、贤明和有节制”，换取当时整个欧洲把真拿破仑才受之无愧的全部honneurs〔荣誉〕都献给他，但只要路易·波拿巴照路易-菲力浦的榜样适当地使自己保留在“实际上明智的疆界之内”，即保留在1815年条约规定的疆界之内，并且一刻也不忘记那根把小丑同他所扮演的英雄分开来的细线。政治上的鬼蜮伎俩、君主和社会状况——这些情况使十二月帮的头目能够起初在法国境内、然后在法国境外扮演拿破仑的角色，——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时代所特有的，但对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编年史来说却是不适宜的。
“但至少事实仍然是这样：目前法国在东方的政策是符合一个民族〈罗马尼亚民族〉力求团结的意愿的。”（“研究”第34、35页）
上面已经提到，库扎所保持的位置，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总督，或者是留给一个俄国诸侯的。在“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上，作为诸侯出现的是梅克伦堡大公。当然，俄国把罗马尼亚的这种解放的全部honneurs〔荣誉〕都归于路易·波拿巴，而它自己则取得这一解放的一切实际利益。阻碍路易·波拿巴进一步实现他的善良意图的是奥地利。因此，意大利战争应当把奥地利从一种障碍物变为一种工具。
早在1858年，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者就已利用他的无数传声筒，围绕“罗马尼亚民族”这个题目吹奏了各种变调曲。因此，福格特的权威人士科苏特先生于1858年11月20日在格拉斯哥的讲演中就能给以回答：
“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正在获得一部在秘密外交洞穴里制订出来的宪法……实际上，它恰好是赏赐给俄国的一部宪章，让它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It is in reality no more nor less than a charter granted to Russia for the purpose of disposing of the Principalities.》）
因此，路易·波拿巴在这些公国里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掩盖他把多瑙河各公国转送给俄国，正如奥地利政府在1848—1849年滥用“民族原则”，是为了借助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霍尔瓦提人和瓦拉几亚人等等来绞杀马扎尔人和德国人的革命一样。
罗马尼亚人民，——而为他们操心的既有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的领事，又有利欲熏心的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的贵族流氓；其中多数流氓甚至不是罗马尼亚人，而是一群从外国跑来的形形色色的亡命之徒，仿佛是一个东方的十二月帮，——罗马尼亚人民一如既往地在极其丑恶的徭役制的桎梏下受苦受难，而这种徭役制只有俄国人借助于“组织规程”才能组织起来的，只有东方的demimonde〔半上流社会〕才会予以支持的。
福格特为了用自己的一套词藻去美化从丹屠出版的原著中借用来的智慧，他这样说：
“南方的一个皮蒙特已够使奥地利操心的了，它不需要东方再来一个。”（同上，第64页）
皮蒙特侵略意大利的土地。因此，多瑙河各公国——土耳其的最不好战的地区——就应当侵占罗马尼亚土地，即从俄国手中夺取贝萨拉比亚、从奥地利手中夺取特兰西瓦尼亚、泰梅希瓦拉的巴纳特和布柯维纳吗？福格特不仅忘记了“好心的沙皇”。他还忘记了，匈牙利在1848—1849年间看来丝毫无意于让别人从自己手中夺走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尼亚的土地，拔出剑来回答他们的“痛苦的哀号”；他还忘记了，相反地，正是奥地利发动这个“民族原则的宣传”去反对匈牙利的。
但是，当福格特一半是根据他从浏览过的轰动一时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到的印象，十分冷静地把“各公国的可悲状况……”说成由“希腊人和法纳尔人的腐烂毒气”（同上，第63页）造成的时候，福格特的“研究”的渊博历史知识，便又光彩夺目地显露出来了。
他甚至没有想到，法纳尔人（由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市区得名），就是从十八世纪初起，在俄国人保护下在多瑙河各公国作威作福的希腊人。有一部分就是目前又在俄国人的支配下围绕“罗马尼亚民族”这个题目吹得天花乱坠的君士坦丁堡的卖柠檬水小贩的追随者。
虽然北方的白天使正从东方推进并为了斯拉夫种族的光荣在消灭各民族，南方的白天使，作为民族原则的旗手，正从相反的方向发动进攻，但仍然
“必须等待由这位左右未来的人物来解放各民族”（“研究”第36页）。
在两位天使和“德国统一的两个最大外敌”采取这些联合行动时，即在“极其密切的联盟”（“研究”第2版的跋第154页）内采取这些行动时，帝国的福格特，这位绝不是“帝国扩张者”[《Mehrer des Reichs》］想使德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福格特说：“连目光最短浅的人现在也应当明白，在普鲁士政府同法国皇帝政府之间存在着协议；普鲁士不会为了捍卫奥地利的非德意志省区〈当然包括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而拔剑张弩；它将会同意为捍卫联邦疆土〈“非德意志”省区除外〉所采取的各种必要措施，但同时，它将使联邦或联邦的某些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与奥地利的一边，以便以后，即未来的和平谈判中取得北德平原作为对它所作的这番努力的一种酬劳。”（“研究”第1版第18、19页）
由于福格特在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真正开始以前，就滥肆宣扬土伊勒里宫告诉他的秘密，即普鲁士正在采取同“德国的外敌”“秘密一致”的行动，并将为此取得“北德平原”作为“酬劳”，所以，他当然就为普鲁士达到它的假目的大大地效劳一番。他使德意志其他各邦政府，无论对普鲁士在战争初期的中立意图或者对它在战争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军事准备和对最高指挥权的要求，都产生了怀疑。
福格特说：“德国在当前危机中不论选择什么道路，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把德国看成是一个整体，它应当毅然决然地走一条确定的道路，然而现在有一个倒霉的联邦议会，等等。”（同上，第96页）
散布普鲁士同“外敌”携手并进，散布这种办法将导致北部平原的被吞没等等观点，显然是要恢复联邦议会所缺少的统一。特别要使萨克森注意：普鲁士已经一度“使它失去了它的某些最好的省份”（同上，第93页）。“购买亚德湾”（同上，第15页）一事正在被揭露中。
“当霍尔施坦要成为普鲁士〈在土耳其战争中〉合作的代价时，声名狼籍的盗窃紧急报告事件突然使谈判发生了根本转变。”（同上，第15页）“梅克伦堡、汉诺威、奥登堡、霍尔施坦以及同它们毗邻的……其他德意志兄弟之邦都成了钓饵”，——而且“一有便利机会”——“普鲁士就贪婪地向这种钓饵猛扑过去”（同上，第14、15页）。
福格特透露，路易·波拿巴这一次用这些钓饵使普鲁士上了钩。一方面，普鲁士由于同路易·波拿巴达成了秘密“一致”，“用牺牲它的德意志弟兄的利益将会取得”而且必然“取得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同上，第14页）。另一方面，普鲁士
“只有当由厄尔士山脉和菲希特尔山脉构成的分水岭将沿着白美因河延伸，并进而顺美因河流域一直伸展到美因茲时，才会取得自然疆界”（同上，第93页）。
德国中心的自然疆界！而且还是以一条河作为分水岭构成的！自然地理领域中的这类发现——露在外面的渠道也应算做这类发现（见“主要著作”），——使得“圆满的人物”同亚·冯·洪保齐名。福格特在这样地向德意志联邦宣扬要信任普鲁士的领导权的同时，由于不满足于“普鲁士和奥地利因德意志等等的领土而引起的旧竞争”，又发现了它们之间的一种竞争，这种竞争“由于欧洲以外的领土而经常发生”（同上，第20页）。这块欧洲以外的领土显然是在月球上。
实际上，福格特不过是把法国政府于1858年刊印的“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变成语言而已。在这幅地图上，汉诺威、梅克伦堡、不伦瑞克、霍尔施坦、黑森选帝侯国以及各式各样的瓦尔德克、安哈尔特、利珀河等等都并入了普鲁士，而《l’Empereur des Français conserve ses（！）limites actuelles》——法国人的皇帝却保持着自己的（！）旧疆界。“普鲁士到美因河”同时是俄国外交活动的口号（参看上面已提到的1837年的报告书）。由于自然疆界、传统、宗教信仰、方言和民族差别，就会有一个奥地利的南德意志同一个普鲁士的北德意志相对立；德国的分裂为二就会由目前存在于德国内部的矛盾的简化而完成，从而也就会宣布持续不断的三十年战争[514]。
总之，按“研究”的第一版来看，普鲁士原应得到这种“酬劳”，以报答它在战争时期使德意志联邦的剑保持在剑鞘内所作的一番“努力”。在福格特的“研究”和法国的“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上，根本不是路易·波拿巴，而是普鲁士要求通过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来扩大自己的领土和自然疆界。
然而，只是在奥法战争时期出版的“研究”第二版的跋中，福格特才揭示出普鲁士的真正使命。普鲁士应当发动“内战”（见第2版第152页）来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同上，第153页），来使德国加入普鲁士君主国。当俄国将从东面迫近，而奥地利将被路易·波拿巴拴在意大利的时候，普鲁士则应当在德国发动一场王朝“内战”。福格特向摄政王［注：威廉。——编者注］保证说：
“目前”在意大利“进行的鏖战，至少要占去1859年这一年”，“然而德国的统一，如果进行得迅速而坚决的话，只要几个星期就够了，但意大利战役却需要几个月”（同上，第155页）。
德国的内战只需要几个星期！奥地利军队就不用说了，因为不管意大利战争是否继续下去，他们都是会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普鲁士的，除了奥地利军队以外，就照福格特本人所说，普鲁士也会遇到“完全处于奥地利影响之下的……巴伐利亚”（“研究”第1版第90页）的抵抗，会遇到首先受到威胁、已没有任何理由强迫自己“同情奥地利”（同上，第93页）的萨克森的抵抗，会遇到“维尔腾堡、黑森—达姆斯塔德和汉诺威”（同上，第94页）的抵抗，简言之，会遇到“十分之九”（同上，第16页）的“德意志邦政府”的抵抗。而且，如福格特进一步证明的，这些邦政府在这样的王朝“内战”中当然不会处于无援的境地，何况普鲁士是在德国受到“它的两个最大外敌”威胁的时候发动这场内战的。
福格特说：“宫廷〈巴登的宫廷〉会追随普鲁士，但是人民——对此不能有任何怀疑，——当然不赞同当权王朝的这类同情。如同上士瓦本一样，布莱斯高仍然由于同情的和宗教的纽带，也由于对前奥地利（布莱斯高曾经属于前奥地利）的往事的回忆，而被紧紧地拴在皇帝和帝国的身上，而且在经过如此长期的分离之后，拴得比人们所料想的还要牢固得多。”（同上，第93、94页）“除了梅克伦堡”，“也许”还除了黑森选帝侯国，“北德意志笼罩着一片不信任溶合论的气氛，对普鲁士的让步也作得极为勉强。南德意志对普鲁士抱着本能的厌恶情绪，甚至仇恨情绪……这种情绪也是皇党的一切大叫大嚷所无法压倒或消灭的。这种情绪活生生地蕴藏在人民当中，任何政府，甚至巴登政府，都不能够长期地与之抗衡。这样一来，不管在哪里，无论在德国人民那里，还是在德意志联邦各邦政府那里，普鲁士都得不到真正的同情”（同上，第21页）。
福格特就是这么说的。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说法，正是因为这样，由普鲁士同“德国的两个最大外敌”“秘密一致”地发动的王朝“内战”，却只需要“几个星期”。但这还不是全部。
“旧普鲁士同政府并肩行动，而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则同天主教奥地利并肩行动。如果那里的人民运动不可能迫使政府转到奥地利一边，那末，直接的后果将是君主国的两部分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同上，第20页）
因此，如果按照福格特的意见，即使普鲁士对奥地利仅仅保持中立也会重新加深莱茵区、威斯特伐里亚同旧普鲁士之间的鸿沟，那末，按照同一位福格特的看法，要是普鲁士为了把奥地利排除出德国而发动“内战”，自然就会使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完全脱离普鲁士。“但是，德国同这些罗马教会信徒有什么关系呢？”（同上，第119页）或者，说实在的，就像他所想的那样，这些罗马教会信徒同德国有什么关系呢？莱茵区、威斯特伐里亚，这都是教皇至上主义的、“罗马—天主教的”土地，而不是“真正德国的”土地。因此，它们都应当像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一样被排除出联邦。福格特向普鲁士建议的王朝“内战”应当加速这一排除过程。的确，法国政府在其1858年出版的“一八六○年的欧洲”地图（它已成了福格特的“研究”的指针）上，已把埃及并入奥地利，而把莱茵河各省当做“天主教民族”的土地并入比利时，——这是法国并吞比利时以及莱茵河各省的讽刺公式。福格特比法国政府的地图更进了一步，并把天主教的威斯特伐里亚也献上了，这可以解释为流亡的帝国摄政对待普隆-普隆、威斯特伐里亚前任国王［注：日罗姆·波拿巴。——编者注］之子所采取的“科学态度”。
总起来说：一方面，路易·波拿巴将允许俄国经过波茲南染指波希米亚，经过匈牙利染指土耳其，而另一方面，他自己将使用武力在法国边境上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意大利，并且全都——pour le roi de Prusse ［注：文字游戏：《pour le roi de Prusse》是一个成语，直译是：“为了普鲁士国王”，通常则译成：“白白地”、“为了装装门面”。——编者注］，全都只是为了使普鲁士有可能通过内战使德国屈从于自己，而“保证莱茵河各省永远不受”法国“侵犯”（同上，第121页）。
“然而有人说，联邦的领土受到了来自世仇方面的威胁；世仇的真正目的是攫取莱茵。让人们去保卫莱茵吧，去保卫联邦领土吧。”（同上，第105页）
让人们去保卫联邦领土，同时把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让给俄国，让人们去保卫莱茵，同时在德国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目的却是使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脱离普鲁士。
“然而有人说，路易-拿破仑……想采用某种方法来满足拿破仑式的侵略渴望！我们不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眼前有克里木战役的实例！”（同上，第129页）
除了不相信拿破仑式的侵略渴望和相信克里木战役之外，福格特in petto〔心里〕还有另一个论据。在意大利的奥地利人和法国人，像基尔肯尼的猫一样，将互相咬架，直到只剩下尾巴为止。
“这将是一场血流成渠的顽强战争，其结局甚至可能不分胜负。”（同上，第127、128页）“法国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同皮蒙特一起赢得胜利：但是要从这种精疲力竭状态中恢复过来，则需要几十年。”（同上，第129页）
意大利战争的这种旷日持久的前景，使他的敌人们胆寒。但是福格特用来延长奥地利抵抗在意大利的法军的方法，用来瘫痪法国侵略力量的方法，的确是相当别致的。一方面，法国人在意大利得到carte blanche〔活动的自由〕［注：直译是：“空白的格纸”。——编者注］；另一方面，让“好心的沙皇”在加里西亚、匈牙利、莫拉维亚和波希米亚进行演习，在奥地利内部玩弄革命阴谋和在奥地利边境举行军事示威，来
“把奥地利的大部分兵力困在君主国的那些会受到俄军攻击或者便于俄国人玩弄阴谋的地区”（同上，第11页）。
而最后，由于普鲁士同时在德国发动王朝“内战”的结果，奥地利将被迫从意大利调出自己的主力，以保卫它的德意志领地。在这种情况下，弗兰茨-约瑟夫和路易·波拿巴自然不会签订康波福米奥和约[515]，而……“两个人都将在意大利流血”。
奥地利既不会在东方向“好心的沙皇”作出让步，不会接受早已提出的把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作为赔偿，也不会保证法国取得莱茵河各省，不会同俄国和法国结盟进攻普鲁士。决不会！它将顽强地“在意大利流血”。但是，不管怎样，福格特的“左右未来的人物”会义愤填膺地拒绝把莱茵当做这类报酬的。福格特知道：
“当前帝国的对外政策只遵循一个原则，即保存自己的原则。”（同上，第31页）
他知道路易·波拿巴
“只遵循唯一的一个观念，即保留这个〈对法国的〉统治权”（同上，第29页）。
他知道，“意大利战争不会给他在法国树立威望”，可是取得莱茵河各省既会使他又会使他的王朝赢得“威望”。他说：
“莱茵河各省——实际上是法国沙文主义者的一种心爱的宿愿，如果比较深入地研究一下，也许就会发现只有极少数国民不抱这种愿望。”（同上，第121页）
另一方面，“法国有远见的人们”知道，因而福格特式的“像蛇一般聪明的、左右未来的人物”当然也知道：
“只要德国还存在34个不同的邦政府，就有希望实现这件事〈即法国取得莱茵的自然疆界〉。只要一出现利益一致和组织巩固的真正的德国，——莱茵的疆界就可能永远平安无事了。”（同上，第121页）
正因为如此，曾在维拉弗兰卡向奥地利皇帝提出以伦巴第换取获得莱茵河各省的保证（见金累克于1860年7月12日在下院的声明）的那个路易·波拿巴，会愤懑地拒绝奥地利提出的建议，即把莱茵河各省让给法国，作为对法国支援反普鲁士的一种报酬。
同时，丹屠出版的福格特原著，不仅对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表现了兴高采烈［注：《La Prusse est l’espoir de l’Allemagne…l’esprit allemand a son centre à Berlin…l’esprit allemand cherche l’unité de son corps，la vérité de la Confédération.C’est par cet entraînement que s’élève la Prusse…D’où vient-il que，lorsque l’Italie reclame l’intégrité，l’unité nationale，ce que l’Allemagne désire，celle-ci favorise l’Autriche，négation vivante de toute nationalité？…C’est que la Prusse n’est pas encore la tête；c’est que la tête est l’Autriche qui，pesant avec ces forces hétérogènes sur l’Allemagne politique，l’entraîne à des contradictions avec l’Allemagne véritable》（p.34，《La Foi des Traités etc.》）[“普鲁士是德国的希望……德国精神的中心在柏林……德国精神力求同它的躯体统一，力求组成一个真正的邦联。普鲁士在这一目标的鼓舞下，正积极行动起来……当意大利要求完整和民族统一时，德国也在追求这种统一，那末德国为什么竟站在反对一切民族的那个化身——奥地利一边呢？……因为普鲁士还不占居领导地位；因为占居领导地位的是奥地利，奥地利用各种力量去压制政治上的德国，使它同真正的德国处于矛盾状态”（“对条约等等的忠实”第34页）]。］，——这些小册子用一种道貌岸然的人物的语调，驳斥了觊觎莱茵河各省的种种暗示：
“莱茵！莱茵是什么？是疆界。但是疆界将很快就成为时代错误。”（“对条约等等的忠实”1859年巴黎版第36页）［注：《Le Rhin！… Qu’est ce que le Rhin？Une frontière.Les frontières seront bientôt des anachronismes》（l.c.，p.36）.］
谁会来谈论莱茵的疆界，来谈论巴登格将要根据民族原则建立的千年王国的疆界呢？
“难道法国会提出这样的条件，说它为了正义、为了树立适当的威信、为了欧洲均衡的利益而准备作出的牺牲，要获得报酬吗？难道它要求莱茵河左岸吗？难道它对萨瓦和尼斯伯国有一点儿觊觎之心吗？”（“问题的实质等等”1859年巴黎版第13页）［注：《La France stipule-t-elle des dédommagements pour les sacrifices qu’elle est prête à faire dans un but d’équité，de just einfluence，et dans l’intérêt de l’équilibre européen？De-mande-t-elle la rive gauche du Rhin？Elève-t-
elle même des prétentions sur la Savoie et sur le comté de Nice？》（p.13，《La vraie Question etc.》）.］
法国放弃萨瓦和尼斯，这是它放弃莱茵的明证！福格特并没有把这一点译成德文。
战争爆发以前，虽然路易·波拿巴未能引诱普鲁士同他达成协议，但让德意志联邦至少相信他引诱过普鲁士，对他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福格特在他的第一版“研究”中竭力散布这一点。在战争时期，对路易·波拿巴来说，更重要的是唆使普鲁士采取某些步骤，能向奥地利真正地或虚假地证明存在着这种协议。因此，在战时出版的第二版“研究”中，福格特在一篇专门写的跋中呼吁普鲁士征服德国并发动王朝“内战”；同时他在该书的正文中证明，这场战争将是“血流成渠的、顽强的，其结局甚至可能不分胜负”，而且它至少将牺牲莱茵区和威斯特伐里亚，可是在同一书的跋中，他却庄严地宣称：战争“只要几个星期”。但实际上，福格特的声音并不是茜林丝的声音。因此，在干骗人勾当中得到帕麦斯顿这位bottle-holder〔拳击中的副手〕支持的路易·波拿巴，不得不在维拉弗兰卡把他本人捏造的普鲁士建议给弗兰茨-约瑟夫看；普鲁士要在军事上领导德国的谦逊要求必然成为奥地利缔结和约［注：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缔结以后不几天，“布拉格报”上出现了下列官方声明。“这个抗议〈想要取得在联邦监督下的联邦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的普鲁士的抗议〉明显地证明：普鲁士力争德意志的领导权，从而力争把奥地利从德意志排挤出去。因为背信弃义的伦巴第同保存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比较起来，其价值简直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弃，以便缔结和约，鉴于普鲁士的态度，该和约对我们已成了一种迫切的需要。”］的借口，路易·波拿巴不得不为这个和约向法国辩解说：意大利战争有变为全面战争的危险，而这种战争会
“导致德国的统一，因而完成从弗朗斯瓦一世时代以来一直受到法国政策阻挠的事业”。［注：巴黎“加利尼亚尼信使报”，只是在特别时机和受到官方的特别委托才发表社论的，它在1859年7月22日的一号中写道：《To give another province to the king of Piedmont，it would not only have been necessary to support a war against two-thirds of Europe，but German unity would have been realised，and a work thus accomplished，which ever since the time of Francis I.it has been the object of French policy to prevent》.[“为了再给皮蒙特国王一个省，不仅必须经受得住一场反对欧洲三分之二的战争，而且会导致德国的统一，因而完成从弗朗斯瓦一世时代以来一直受到法国政策阻挠的事业。”］］
法国借助于意大利战争取得了萨瓦和尼斯，从而也就取得了一个阵地，一旦莱茵区发生战争，这个阵地所起的作用要比整整一支军队还大，在这以后，“德意志在普鲁士领导下的统一”和“把莱茵河左岸割让给法国”就成了十二月二日英雄的或然率理论中的倒数。1860年出版的《l’Europe pacifiée》（“平息了的欧洲”？）地图，对1858年出版的“一八六○年的欧洲”作了解释；在前一种地图上，埃及已经不再归奥地利管辖，而莱茵河各省和比利时则并入法国，以补偿转让给普鲁士的“北部平原”。［注：普隆-普隆的专刊“民论报”在1860年7月5日的一篇文章中说：“凭借实力提出要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这方面，皇帝有非常灵活的手腕，对舆论的感觉非常敏锐……但是，难道普鲁士发过誓永远不考虑德国的统一。它能否保证永远不贪婪地窥伺汉诺威、萨克森、不伦瑞克、黑森、奥登堡和梅克伦堡？今天，君主们正在互相拥抱，而且当然是真诚的。但谁知道过几年以后人民会向他们要求什么呢？要是德国在舆论的压力下联合起来了，那末，不允许法国牺牲自己的邻邦来扩张自己的领土，是否公正，是否合理呢？……如果德国人认为有必要改变他们的旧政治制度，而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去代替软弱无力的联邦，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法国有权利要求德国赔偿和作出保证。”］
最后，培尔西尼在亚田正式宣布：甚至“为了保持欧洲的均势”，德国的任何进一步集中，都必然会引起法国人向莱茵推进。［注：皇帝的柏克斯尼弗曾在丹屠出版的“英国政治”（1860年巴黎版）[516]这一小册子中大显身手。按作者的意思，必须劫取几百万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以便改善法国的道德面貌，因为法国南方气质需要同北方人的稳重有较多的混合。在论述了法国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理由而需要自然本身所赐予它的疆界之后，接着说：“这种兼并〈对莱茵各省和比利时的兼并〉之所以必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法国喜欢而且要求合理的自由（une sage liberté），但南方气质却在法国的社会设施中占居重要的地位。这种气质有妙不可言的特性……但是它缺乏坚毅和果断精神。它需要我们北方弟兄们的顽强性、冷静而不屈不挠的决心。因此，天意给我们注定的疆界，无论对我们的自由或者对我们的独立来说，同样是必要的。”］但是，不论在意大利战争以前或者以后，还从来没有一个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说过比这位流亡的帝国摄政更加无耻的话。
福格特，这位“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517]日内瓦议员”（同上，前言），是用下列开场白（同上，第37—39页）来开始他的“研究”中的瑞士部分的。他在开场白中建议瑞士对由路易·波拿巴代替路易-菲力浦一事应表示欢欣喜悦。不错，路易·波拿巴曾要求联邦委员会采取“反报刊的措施”，但是，“在这方面，拿破仑家族的所有代表人物看来都有十分敏感的皮肤”（同上，第36页）。皮肤病，不过是皮肤病而已，但它老是纠缠这个家族，因而它不仅随着家族的血统遗传，而且还——路易·波拿巴teste〔可以作证〕，——仅仅随着家族的名字遗传。当然，
“日内瓦在迫害一些无辜的人，对这些可怜人的迫害，是联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敕命进行的，他们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设立领事馆，压制报刊，采取各种荒谬的警察措施，最后还有关于割让达普谷地的谈判，这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瑞士把皇帝在纽沙特尔冲突中真正帮过忙这一点忘记了，而且就是为现在反对他最激烈的那个政党帮过忙”（同上，第37、38页）。
宽宏大量的皇帝，忘恩负义的政党啊！皇帝插手纽沙特尔冲突[518]，决不是破坏1815年条约的先例，也就是使普鲁士受屈辱和对瑞士实行保护的先例。路易·波拿巴，作为“新瑞士人、土尔高州公民和奥贝尔施特拉斯炮兵上尉”，是应该为瑞士“真正帮忙”的。福格特在1859年3月指责瑞士反波拿巴政党忘恩负义，而皇帝的另一个奴仆图温奈尔先生则在1860年6月责备整个瑞士忘恩负义。在1860年6月30日“泰晤士报”上我们可以看到：
“几天以前，凯伦博士同冯·图温奈尔先生在巴黎外交部举行了会晤，会晤时在座的有考莱勋爵。图温奈尔向可敬的瑞士代表声明说，联邦政府的犹豫和抗议是带侮辱性的，因为它们看来是由于不信任皇帝陛下政府而产生的。如果想到拿破仑皇帝在许多场合，尤其在纽沙特尔冲突中给（rendered）联邦帮过忙（services），那末，这种行为就是极大的忘恩负义。不管怎样，既然瑞士已盲目得不信任自己的恩人，那就要它自己对后果负责。”
须知，福格特早在1859年3月就企图除掉瑞士盲目的反波拿巴政党的眼翳了。一方面，他指出“皇帝真正帮过忙”。另一方面，“皇帝所引起的不愉快”，比起国王路易-菲力浦所引起的不愉快来，“简直就黯然失色了”（同上，第39页）。例如，1858年，联邦委员会“遵照皇帝的敕命”驱逐了“一些可怜人，他们的全部过错就在于他们是意大利人”（第37页）；1838年，联邦委员会不顾路易-菲力浦的威胁，拒绝驱逐路易·波拿巴，后者的全部过错不过是：他在瑞士策划反路易-菲力浦国王的密谋。1846年，瑞士不顾路易-菲力浦“摩拳擦掌”，决心同宗得崩德作战：对于爱好和平的国王来说，这就意味着，他的威胁是不足惧的；1858年，当路易·波拿巴侵犯达普谷地[519]的时候，瑞士只不过稍稍装腔作势一番。
福格特自己说：“路易-菲力浦在欧洲苟延残喘；所有的人，甚至连正统主义的小君主都瞧不起他，因为他不敢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同上，第31页）但是，“皇帝对瑞士的政策，毫无疑问，是一个强大邻邦的政策，这个邻邦知道归根到底它能够取得它想要取得的一切”（同上，第37页）。
于是，福格特用格朗基奥的逻辑作出结论说，让瑞士有一个“知道可以对瑞士为所欲为的强大邻邦”，而不是一个“谁都瞧不起的路易-菲力浦”，“从纯瑞士立场来看，这种改变只能令人感到莫大的喜悦”（第39页）。
在为必要的情绪预先作了布置的这个开场白之后，接着就是联邦委员会于1859年3月14日的照会的德文译文。令人奇怪的是，虽然联邦委员会在照会中引证了1815年条约[520]，虽然同一位福格特把这种引证看成是“伪善”的，但他仍然对这个照会推崇备至。“带着你们的伪善滚开吧！”（同上，第112页）［注：实际上，保护瑞士中立的，并不是“条约”，而是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互箝制的利益。英国驻伯尔尼代办哈里斯上尉同联邦主席弗雷-埃罗泽会谈以后写信给约翰·罗素勋爵说：“瑞士人懂得……最近时期的事件，大大地改变了同瑞士接壤的各个列强的相对比重，因为在纽沙特尔冲突之后，普鲁士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奥地利已被削弱了，而法国则比过去无可比拟地强大了。”］
福格特进而研究“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同上，第84页），他提出了不必要的证据，说这一次无须征服皮蒙特的法国军队，既不会通过辛普朗，也不会通过大柏纳德山口。同时他发现一条并不存在的“经蒙塞尼山隘、经费涅斯特雷利到达斯图腊河谷”（同上，第84页）的陆路。这个河谷其实叫做多腊河谷。因此，瑞士并不受到法国方面的威胁。
“不能同样泰然自若地期待奥地利方面会尊重瑞士的中立，而且各种事实甚至表明，只要一有适当机会，奥地利就想破坏这一中立。”（同上，第85页）“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个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集中。”（同上，第86页）
在这里露出了贯穿“研究”的一条红线，它从日内瓦一直引向巴黎。
其实，得比内阁公布的1859年1—5月关于意大利事件的蓝皮书就说，“有一个奥地利军在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附近集中”的传闻，是瑞士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故意散布的，但是它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上引蓝皮书的文件第174号，哈里斯上尉1859年3月24日从伯尔尼写给马姆茲伯里勋爵的信）。洪堡-福格特在这种场合也有了发现，仿佛布雷根茨和费耳特基尔希
“紧靠莱茵河谷，通向这个河谷的有三个有车马道的阿尔卑斯山大通道，即维阿马拉、什普留根和伯纳丁；后者通向德森，前两者通向科摩湖”（同上，第86页）。
实际上，维阿马拉首先是经过什普留根，其次是经过伯纳丁，再其次便哪儿也不经过了。
“圆满的人物”在说了这一整套普隆涅斯式的胡言乱语（它是要把瑞士的怀疑从西部疆界转移到东部疆界）之后，终于接近了他的真正任务。
福格特说：“瑞士有充分权利坚决不承担下列义务：除非为捍卫瑞士本国领土必须使用中立地区，不允许军用列车利用这条铁路线〈从居洛茲到埃克斯和莎姆伯里〉。”（同上，第89页）
于是他要联邦委员会相信：“整个瑞士将像一个人一样来拥护委员会在3月14日的照会中所拟定的这一政策”。
福格特是在3月底发表他的“研究”的。但是路易·波拿巴在4月24日才让军用列车利用上述铁路线，至于他宣战，就更要晚一些。由此可见，具体了解波拿巴作战计划的福格特，确切知道“对瑞士中立的首先侵犯将来自哪一方面”。他得到了一项明确的指示，要说服瑞士忍受对它的中立的首先破坏，这种破坏的合乎逻辑的后果就是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了中立的萨瓦地区。他讨好联邦委员会，因为他要给3月14日的照会加上从波拿巴主义的立场来看应具有的意义。联邦委员会在自己的照会中说，瑞士将“一视同仁地”履行它的根据条约而来的中立“使命”。其次，它引用一条条文，根据该条规定，“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军队均不能<在中立的萨瓦地区>驻扎或通过该地区”。委员会只字未提法国人可以使用通过中立地区的铁路。除非作为“保卫自己的领土的措施”，委员会才给联邦保留“用军队占领”中立地区之权。福格特在这里奉旨故意歪曲委员会照会的内容，这一点，不仅照会本文可作证明，而且马姆茲伯里勋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1860年4月23日的上院会议上发表的声明也可作证明。
马姆茲伯里说：“当法国军队打算〈在3月14日的联邦委员会照会发出一个多月以后〉通过萨瓦开往撒丁的时候，忠于中立的瑞士政府（瑞士的独立是以这种中立为基础的）首先表示反对，说这些军队无权通过中立地区。”［注：《When the French troops were about to march through Savoy into Sardinia the Swiss Government，true to the neutrality upon which depends its independence，at first objected that these troops had no right to pass through the neutralised territory》.］
路易·波拿巴同与之有关的瑞士政党究竟用什么论据来打消联邦委员会的疑虑呢？福格特在1859年3月底就已知道法国军用列车要在1859年4月底破坏中立地区的中立，当然他在3月底就已先料到路易·波拿巴要在4月底用来掩饰自己暴行的那种词句了。他怀疑“从居洛茲到埃克斯和莎姆伯里铁路线的先头地段在中立地区范围内”（同上，第89页），并且证明“设立中立地区的目的，决不是要中断法国和沙姆伯里之间的联系”，因而上述铁路线，从道义上说，是绕过中立地区的。［注：这条铁路在中立地区内，已由联邦主席施坦普弗利和秘书长席斯在1859年11月18日给哈里斯上尉的照会中予以确认。照会中说：《Il pourrait être aussi question d’un autre point qui concerne la neutralité de la Savoie…nous voulons parler du chemin de fer dernièrement construit de Culoz à Chambéry，à l’égard duquel on peut se demander s’il devait continuer à faire partie du territoire neutralisé》.[“涉及萨瓦中立的另一款，可能发生问题……我们所指的是新近铺设的从居洛茲到沙姆伯里的铁路，也许有人会问，它是不是将继续构成中立地区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来听听马姆茲伯里勋爵说的话：
“后来，由于上述理由，即该铁路线是绕过萨瓦的中立部分的，因而瑞士政府放弃了反对意见，允许法军通过该地区。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I think that they were wrong in doing so）。我们认为，遵守这个地区的中立，从欧洲利益的观点来看，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们在1859年4月28日向法国宫廷提出抗议，反对军队通过该地区开往撒丁。”
这一抗议成了帕麦斯顿攻击马姆茲伯里同情“奥地利的”借口，因为他“毫无必要地侮辱了法国政府”（had uselessly offended the French government），完全像福格特在“主要著作”中（第183页）攻击“人民报”一样，说它
“用尽千方百计〈当然是为了讨好奥地利〉来给瑞士制造困难……要弄清‘总汇报’所完全同意的这些倾向，只要读一读‘人民报’发表的有关中立和法国人通过萨瓦的文章就够了”［注：福格特也攻击“人民报”，说它竭力想使“联邦同一些强大的邻国发生冲突”。当萨瓦实际上已被兼并的时候，波拿巴派的小报“瑞士联邦报”攻击官方的“联邦报”，说“它对萨瓦和法国的看法是下列政策的微弱余音，这种政策从1848年起就力图把瑞士卷入欧洲的斗争中去”（见1860年3月12日伯尔尼“联邦报”第71号）。我们看到，在波拿巴主义者笔下，这类词句早就准备好了。］。
“要弄清”的是：在福格特的“研究”中有一整章是谈瑞士的，这一章的唯一任务就是预先为他的那位“左右未来的人物”首先破坏瑞士的中立地区进行辩解。这是兼并萨瓦的第一步，从而也是兼并瑞士法语区的第一步。瑞士的命运取决于瑞士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反对这第一步，将用什么样的毅力去维护它本身的权利，在决定性时刻使用这种权利，并把有关权利的问题变为全欧洲的问题，——而且这一切都必须在保证能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情，而刚发动局部战争的路易·波拿巴还不敢向瑞士提出挑战的时候做到。英国政府既已正式插手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再后退了。［注：Had those provinces（Chablais and Faucigny）been occupied by the Federal troops…there can be little doubt they would have remained in them up to this moment.（p.20，L.Oliphant.）《Universal Suffrage and Napoleon Ⅲ》.London，1860）[如果联邦军队占领了这些省份（沙布累和弗西尼）……那末，毫无疑问，它们就会一直驻扎在那里。（劳·奥利芬“普选权和拿破仑第三”1860年伦敦版第20页）］］因此，“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就异常努力地来搅乱问题，而把允许法军通过中立地区说成是瑞士应当使用的权利，说成是对奥地利的一种英勇示威。须知，他毕竟从卡提利纳-舍尔瓦尔手中拯救了瑞士啊！
福格特在重复并加强他的那些否认对莱茵的疆界有觊觎之心的原著，即丹屠出版的小册子中所提出的抗议的同时，避免对同一些小册子里所说的放弃萨瓦和尼斯的做法作任何暗示。在他的“研究”中，甚至没有提到萨瓦和尼斯这两个名称。可是，在1859年2月，萨瓦在都灵的代表，就已经抗议过意大利战争，因为十二月政变帝国兼并萨瓦是同法国结盟的一种代价。这一抗议没有传到福格特的耳朵里去。这正像其他所有流亡者都熟知的、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于1858年8月在普伦贝尔所签订的条约的那些条件（发表在“人民报”头几号的某一号上），没有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一样。马志尼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一期“思想和行动”（1859年5月2—16日）中，的确曾经预言过：
“但是，如果奥地利在战争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因而提出它在1848年某一时刻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过的那一类条件，即保有威尼斯而让出伦巴第，那时和约将被接受。那时，只有下列条件才能实现，即扩大撒丁王国并把萨瓦和尼斯让给法国。”［注：《Ma dove l’Austria，disfatta in sulle prime，affacciasse proposte equali，a quelle ch’essa affaciò per breve tempo nel 1848 al Governo Inglese，abbandono della Lombardia a patto di serbare il Veneto，la pace…sarebbe accetato：le sole condizioni dell’ingrandimento della Monarchia Sarda e della cessione della Savoia e di Nizza alla Francia，riceverebbero esecuzione》.］
马志尼发表他的预言是在1859年5月中，福格特出版他的“研究”的第二版是在1859年6月中，但他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萨瓦和尼斯。还在马志尼以前，也在萨瓦的代表以前，早在1858年10月，即在普伦贝尔密谋之后一个半月，瑞士联邦主席专门用急件通知英国内阁说：
“他有理由认为，路易·波拿巴和卡富尔已签订了关于割让萨瓦的一项有条件的协定。”［注：马姆茲伯里勋爵在他的上述的发言中这样说：《There is a despatch now in the Foreign Office，dated as long back as October 1858…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Swiss Republic，stating that he had reason to believe that some conditional agreement had been come to between the Emperor of the French and Count Cavour with respect to Savoy》.[“目前，在外交部有一份注明日期为1858年10月的急件……它是由瑞士共和国主席发来的，急件中说，主席有理由认为，法国皇帝和卡富尔伯爵已签订了关于萨瓦的一项有条件的协定。”］］
1859年6月初，联邦主席又把担心萨瓦和尼斯行将被兼并一事通知英国驻伯尔尼代办。［注：见“论拟议中的萨瓦等地的兼并”第一部蓝皮书文件第1号。］不论是萨瓦代表的抗议，也不论是马志尼的揭露，还是瑞士联邦政府从1858年12月到1859年6月这一时期的担心，这些消息一点儿也没有传到福格特这位按其职业是瑞士人的救星的耳朵里去。我们以后会看到，甚至在1860年3月，当关于普伦贝尔的秘密已为欧洲家喻户晓时，不知怎么福格特先生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沉默是奴隶的美德”［注：这里套用了海涅“旅行札记”中的一句话（第四部，意大利，第三章，鲁卡城）。——编者注］这一题词之所以美化了“研究”，也许是由于它对咄咄逼人的兼并默不作声。但在“研究”中仍然有这样一个暗示：
福格特说：“可是，就假定会发生某种难于置信的事情，胜利的代价要付出意大利的土地，不论是南部的或北部的土地……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来看……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得到意大利的骨头。”（同上，第129、130页）
意大利北部地区，自然指的是尼斯和萨瓦。在新瑞士人、伯尔尼州公民和联邦院日内瓦议员号召瑞士由于与路易·波拿巴为邻“从纯瑞士的立场来看”（同上，第39页）“感到莫大的喜悦”之后，流亡的帝国摄政突然想起了：“说实在的，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来看”，他“可以真诚地希望”法国狼“得到骨头”，也就是得到尼斯和萨瓦，从而也得到瑞士法语区。［注：福格特的希望是：“从非常狭隘的德国立场出发”，把意大利的“骨头”塞进“法国狼”的喉咙里去，使狼苦于消化不良。这种希望的规模，无疑将越来越大。1860年10月15日的半官方杂志“现代评论”——附带提一下，这家杂志是专门庇护福格特的，——登载了一篇10月8日发自都灵的通讯，其中写道：“热那亚和撒丁会成为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一场新的（法国的）战争的合法代价。我补充说，占有热那亚会成为我们对半岛产生影响的一种必要工具，会成为阻挠一个海军强国（它是我们协助建立的）有朝一日溜出我们的同盟而加入某个新同盟的一种唯一有效手段。只有把膝盖顶在意大利的胸膛上，我们才能保证赢得它的忠心。奥地利在这件事情上是一个好裁判员，它对这事情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的压力没有奥地利的那样粗暴，但是比它有力，——这是唯一的区别。”］
不久以前，巴黎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拿破仑第三”，不是“拿破仑第三和意大利”或者“拿破仑第三和罗马尼亚问题”，也不是“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而是“拿破仑第三”，干脆就是拿破仑第三。这是一本拿破仑第三对拿破仑第三滥肆吹捧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一个名叫达-达的阿拉伯人译成了他祖国的文字。在该小册子的跋中，这位带着醉意的达-达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激情，因而火热的诗句洋溢纸上。但在序言中，达-达还是够清醒的，因而承认他的著作是奉阿尔及利亚地方当局之命发表，用来在阿尔及利亚国境那边的当地阿拉伯部落中间散发的，以便使“在一个共同领袖领导下的统一理想和民族理想充满他们的想像”。这位要建立“阿拉伯民族统一”的共同领袖，——像达-达所透露的，——不是别人，正是“慈善的太阳、苍穹的荣誉——皇帝拿破仑第三”。福格特不是别人，正是德国的达-达，虽然他写的不是诗［注：文字游戏：《ungereimt schreiben》意思是“无韵脚的写作”，即写的不是诗，同时也有“写作胡说八道的东西”、“荒诞无稽的东西”等意思。——编者注］。
达-达·福格特把由慈善的太阳和苍穹的荣誉放射出来的“通报”上的文章、丹屠出版的小册子和改绘的欧洲地图转述成德文，就称之为“研究”，这种俏皮的称呼是很成功的，在他快乐的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过。这甚至比帝国摄政、帝国酒宴以及他本人发明的帝国护照都更巧妙。这位“有教养的”德国市民认为“研究”是bona fide〔诚实的〕，因为其中谈到了奥地利因埃及而同英国作斗争，奥地利同普鲁士因欧洲以外的土地而争吵，拿破仑第一强迫英格兰银行把它的黄金过秤，而不是点数，希腊人和法纳尔人是不同的种族，从蒙塞尼山隘有一条陆路经过费涅斯特雷利通往斯图腊河谷等等，——这些事实只是证明了：在反动的十年中，这位市民的自由主义脑袋瓜受到了什么样的高压。
然而，奇怪的是，当艾德门·阿布在自己的小册子“一八六○年的普鲁士”（最初叫“拿破仑第三和普鲁士”）中，以智者的谨慎把达-达编纂的东西又译成法文时，同一位厚脸皮的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即欢迎把十二月政变的卫士们的原著小册子译成福格特的非常夸张的德文译本的那位德国人，竟发疯似地从自己的舒适的安乐椅上跳了起来。顺笔提一下，这只波拿巴主义的吱吱喳喳的喜鹊并未失去狡诈。例如，为要证明波拿巴同情德国，阿布指出，十二月政变帝国把达-达·福格特同洪堡混为一谈，就像把拉萨里耳奥-哈克兰德尔同歌德混为一谈一样。无论如何，福格特—哈克兰德尔的这种搭配，表现出阿布对他的对象有更为深刻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德国的达-达的“研究”中所没有的。
注释：
[460]指德意志联邦——见注396。——第527页。
[461]“关于意大利事件的通信。1859年1月至5月。按女王陛下手谕在1859年提交议会两院”伦敦版（《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Affairs of Italy.January to
May 1859.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l859》.London）。——第528页。
[462]圣马丁门剧场是巴黎的一个剧院，1851年十二月政变时，在该剧院附近曾发生波拿巴兵痞殴打共和党人的事件。——第528页。
[463]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见注42。
七年战争——见注45。——第528页。
[464]巴塞尔条约——见注192。——第529页。
[465]马克思指的是法国、奥地利和英国之间于1815年1月3日在维也纳会议时期签订的关于反对俄国和普鲁士的一个秘密同盟条约，其目的是不让普鲁士完全占领萨克森国王的领地，并且阻挠把前华沙大公国的全部土地并入俄国。这一秘密条约的签订，反映了以往参加反拿破仑同盟各国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化，几乎发展成公开的冲突。——第529页。
[466]指1821年10月英国国王乔治四世访问汉诺威时，由梅特涅和卡斯尔里签订的奥地利和英国之间的一项协定。该协定旨在反对俄国在希腊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第529页。
[467]维拉弗兰卡和约——见注324。——第530页。
[468]指萨特马尔和约，这是在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失败以后，哈布斯堡王朝和匈牙利贵族于1711年5月1日在萨特马尔城（匈牙利）所订立的一项协定。萨特马尔和约巩固了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统治，而且也加强了匈牙利贵族统治农民的权力。同时，按照萨特马尔和约的规定，贵族还从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得到了一系列政治上的让步。——第530页。
[469]指英国、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一方，土耳其为另一方于1840年7月15日所签订的伦敦公约，公约规定向土耳其苏丹提供军事援助，去反对幕后受到法国支持的埃及的帕沙穆罕默德-阿利。伦敦公约反映了欧洲列强，主要是英国、法国和俄国在争夺近东霸权中的竞争。——第531页。
[470]根据英国政府和双西西里王国（那不勒斯王国）政府在1816年签定的条约，双西西里王国不得给予其他国家以有损英国利益的贸易特权。1838年那不勒斯国王授予法国公司在西西里岛开采硫磺的专利权，结果引起了英国的强烈抗议。为了迫使那不勒斯国王撤销自己的决定，英国政府于1840年命令它的地中海舰队开始军事行动。那不勒斯被迫实现了英国的要求。——第531页。
[471]1858年8月，俄国和撒丁王国达成了一项协定，使俄国的一家轮船和贸易公司暂时享有利用皮蒙特港维拉弗兰卡东部的权利，该港位于地中海岸尼斯附近，是专供船只停泊和修理以及装添燃料用的。
1853年，普鲁士向奥登堡公国购买了亚德湾的一部分岸边地带，用于建立军港（军港取名威廉港，建于1855—1869年）。——第532页。
[472]《La vraie question.France—Italie—Autriche》.Paris，1859.——第533页。
[473]1846年2月，波兰各地准备举行以波兰民族解放为目的的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贵族阶级分子的背叛和起义领导人被普鲁士警察当局逮捕，总起义被破坏了，只有个别地方爆发革命。2月22日，起义者仅仅在按照维也纳条约于1815年宣布为奥地利、俄国和普鲁士保护下的自由城的克拉科夫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该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于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1846年11月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签订了关于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第534页。
[47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405—417页。——第534页。
[475]《La foi des traités，les puissances signataires et l’
empereur Napoléon Ⅲ》.Paris，1859.——第534页。
[476]指1847年11月8日（20日）的敕谕；根据该敕谕规定，地主领地凡因债务而拍卖时，农奴有权赎买自己和土地（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723—724页）。——第535页。
[477]见卡拉姆津“俄罗斯国家历史”1835年圣彼得堡版第11卷第1章第23页。——第536页。
[478]P.Dolgoroukow.《La vérité sur la Russie》.Paris，1860.——第536页。
[479]俄国竭力要巩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因而支持巴尔干各国人民进行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俄国同也想加强自己在巴尔干的势力的法国一起，共同支持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合并和建立罗马尼亚国家的愿望。1859年1月，在俄国和法国的协助下，库扎上校被选为这两个公国的君主（执政者）。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建于1862年。——第536页。
[480]“普鲁士周刊”（《Preußisches Wochenblatt》）是德国保守派周报，1851—1861年在柏林出版。——第536页。
[481]涅米罗夫会议从1737年8月15日至11月11日在乌克兰的一个小城涅米罗夫举行，它是在俄土战争时期（1735—1739）由土耳其倡议召开的，1737年奥地利站在俄国一方参加战争。俄国代表团提出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变成俄国保护下的独立公国，作为订立和约的条件之一。土耳其拒绝了在会议上提出的大多数建议，重新采取了军事行动。
福克夏尼会议从1772年7月27日至8月28日在福克夏尼小城（罗马尼亚的莫尔达维亚）举行，其目的是停止土耳其于1768年发动的俄土战争。俄方在会议上同时也提出了让瓦拉几亚和莫尔达维亚在欧洲列强共同保护下获得独立的建议，然而土耳其拒绝了俄国代表们提出的这一要求及其他要求。会议毫无结果，战争又重新爆发。——第537页。
[482]见注176。——第537页。
[483]1831年组织规程是多瑙河各公国（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根据1829年缔结的阿德里安堡和约规定的条件，俄军占领了这些公国，这部宪法是按照这些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巴·德·基谢廖夫的建议通过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由土地占有者、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同时，规程列入了若干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在1848年革命时期，组织规程被废除。——第537页。
[484]“赫特里”（更确切些说应当是“费里克·赫特里”）是希腊的一个秘密团体，成立于1814年，中心在敖德萨，在希腊各大城市均有支部；该团体的目的是准备武装起义反对土耳其的统治。沙皇政府曾暗中支持“赫特里”。——第538页。
[485]关于路易十八干涉西班牙，见注223。——第538页。
[486]纳瓦林会战（纳瓦林是希腊的城市和港口）是1827年10月20日土埃舰队同由英国海军上将爱·康德林顿指挥的英法俄联合分舰队之间的一场会战。欧洲列强把该联合分舰队开进希腊领海，是为了武装调停土耳其和希腊起义者之间的战争。在土耳其司令部拒绝停止对希腊居民进行残酷迫害以后开始的这一会战，使土埃舰队全军复没，并加速了1828—1829年俄土战争的爆发，在这一战争中俄国取得了胜利。在纳瓦林会战中起了杰出作用的是俄国分舰队，特别是由米·彼·拉扎列夫指挥的“阿速夫号”旗舰。——第538页。
[487]“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一家最大的保守派日报；1785年创刊于伦敦。——第539页。
[488]“青年意大利”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个秘密组织，存在于1831—1848年；创始人是马志尼。它所抱的目的是“从下面”（用革命方法）争取意大利的统一并成立意大利共和国。——第539页。
[489]指在尼古拉一世调停下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代表1850年10月在华沙所进行的谈判，其目的是调整两国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争夺德意志霸权的斗争，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特别是在由于黑森选帝侯国（见注396）和由于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引起了冲突之后，更加尖锐了。尽管普鲁士同丹麦在1850年7月订立了柏林和约，规定要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恢复革命前情况，但普鲁士仍继续帮助这两个公国同丹麦作斗争。奥地利首相施瓦尔岑堡要求允许奥地利军队进入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以便完全制服这两个公国，但是遭到了普鲁士政府的反对。不愿意看到普鲁士强大并力图保持德意志封建割据状态的尼古拉一世皇帝在华沙表示坚决支持奥地利。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的冲突，1850年11月底两国政府首脑在捷克城市奥里缪茨（奥洛摩茨）举行会谈时得到了解决。按照1850年11月29日签署的奥里缪茨协定，普鲁士被迫放弃它要主宰德意志的贪求，并且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黑森选帝侯国问题上向奥地利让了步。由于签署了这一协定，派奥地利的一个军团前往霍尔施坦。——第540页。
[490]指1825年10月16日（4日）俄国驻法国大使波茨措-迪-博尔哥给总理大臣涅谢尔罗迭伯爵的紧急报告。这个紧急报告是对1825年8月18日（6日）涅谢尔罗迭按亚历山大一世的指示草拟的通令的答复，通令征询俄国驻外使节对西方强国在东方问题上所采取的对俄政策的实质和对俄外交路线的意见。——第541页。
[491]Th.Lapinski.《Feldzug der Ungarschen Hauptarmee im Jahre 1849》
.Hamburg，1850.——第544页。
[492]B.Szemere.《Hungary，from 1848 to 1860》.London，1860.——第545页。
[493]指的是“斯拉夫各国”地图，是捷克斯拉夫学家巴维尔·约瑟夫·沙法里克为他的“斯拉夫民族志”（《Slovansk? národopis》）一书绘制的，该书出版于1842年。——第548页。
[494]“思想和行动”（《Pensiero ed Azione》）是由马志尼主编的意大利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58—1859年在伦敦出版，1860年在罗迦诺和热那亚出版，每月两次。
下面引证的马志尼的宣言，由马克思译成了英文，并加上了简短的引言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406—407页）。——第550页。
[495]“路易之歌”是中世纪一位无名诗人的诗作，用法兰克方言写于九世纪末。该诗是献给西法兰克王路易三世的颂词，赞扬他在881年打败了诺尔曼人。——第551页。
[496]1849年6月11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赖德律-洛兰在立法议会上提议把路易·波拿巴总统和他的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因为他们违背宪法，即派法国军队包围罗马，以便消灭罗马共和国和恢复教皇的世俗权力。议会中保守的多数派否决了这一提议之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在1849年6月13日组织抗议违背宪法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游行示威被政府军队驱散。山岳党——立法议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党团——的一些著名活动家被剥夺了议员的权利并遭到了迫害；其中一部分流亡国外。6月13日事件暴露了山岳党领袖们的犹豫不决以及他们领导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无能为力（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9—73页）。——第552页。
[497]“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在1851年法国立法议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时给路易·波拿巴起的绰号；1852年，雨果的抨击性著作“小拿破仑”（《Napoléon le Petit》）问世以后，这一绰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第554页。
[498]1852年法国政府制定了一个从非洲（包括葡属非洲领地）把黑人迁移到法属西印度殖民地种植场去劳动的计划。这个实际上恢复了奴隶买卖的计划的实行，引起了法国和葡萄牙之间的冲突。——第555页。
[499]马克思所指的《lois de sûreté publique》（社会治安法）即1858年2月19日由立法团通过的所谓“嫌疑犯处治法”。该法律授予政府和皇帝以无限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各地去，或者驱逐出法国领土。——第555页。
[500]1858年1月27日的命令，按照西班牙（在西班牙，军区的司令——镇守司令握有绝对权力）的榜样，把第二帝国的领土划分为五个军区，分别由元帅管辖。
关于摄政和建立枢密院的命令是在1858年2月1日，在奥尔西尼行刺拿破仑第三以后不久颁布的。佩利西埃为枢密院成员之一，如果皇太子即位时年岁尚幼，枢密院就成为摄政会议。——第556页。
[501]拿破仑第三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即1806—1810年期间占据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马克思称拿破仑第三为“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1851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正好安排在拿破仑第一粉碎了同盟国俄奥军队的奥斯特尔利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的周年纪念日。——第556页。
[502]曾发表文章谴责第二帝国制度的法国政论家蒙塔郎贝尔，在1858年底受到了法庭审讯。拿破仑第三赦免了被告，但是，蒙塔郎贝尔拒绝赦免，要求宣判无罪。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个案件比作是对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约翰·汉普敦的审讯，汉普敦在1636年曾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未经下院批准的赋税——“造船费”。对汉普顿的审判案大大促进了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政体的反对派的壮大。
蒲鲁东于185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教会所恪守的正义”（《La Justice poursuivie par L’Eglise》）这本小册子，在小册子中，蒲鲁东把波拿巴王朝和奥尔良王朝作了对比以后，认为奥尔良王朝宣布的带有关于必须进行一些民主改革的保留条件的管理原则比较好。马克思讽刺地把这些保留条件比作是Acte additionel（补充条例）是拿破仑第一在他从厄尔巴岛回来以后于1815年在法国实行的宪法条例。——第556页。
[503]指1858年3月6日在索恩河岸夏龙发生的军队的共和主义发动，发动遭到了失败。——第556页。
[504]因法国政府曾指责英国允许政治侨民避难，故帕麦斯顿在法国的威胁下于1858年2月在下院提出了一个外侨管理法案。根据这一法案，参加阴谋活动的外国人，同英国人一样，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个法案在群众抗议运动的压力下被下院否决了，帕麦斯顿也被迫辞职。——第556页。
[505]指1858年7月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和撒丁政府首脑卡富尔在普仑贝尔（法国）签订的一项关于法国和撒丁王国（皮蒙特）在对奥地利作战中结成同盟的秘密协定。拿破仑第三答应给卡富尔以军事援助，以便使伦巴第和威尼斯摆脱奥地利的统治并把它们并入撒丁王国，王国应为此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在普伦贝尔会晤期间，决定了法国和撒丁对奥地利作战的问题，这场战争爆发于1859年4月（见注324）。
1858年秋，帕麦斯顿（他当时领导反对得比—迪斯累里托利党内阁的辉格党反对派）应拿破仑第三的邀请，到贡比臬去阐明他对行将爆发的法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的态度。在会见时，帕麦斯顿并不反对把奥地利人从意大利赶出去。——第557页。
[506]暗指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路易·波拿巴“拿破仑观念”（Napoléon-Louis Bonaparte.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Paris，1839）一书。——第558页。
[507]“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是英国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周刊，1843年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558页。
[508]《Napoléon Ⅲ et la question roumaine》.Paris，1859.——第561页。
[509]艾·阿布“一八六○年的普鲁士”1860年巴黎版（E.About.《La Prusse en 1860》.Paris，1860）。——第561页。
[510]《Correspondence secrète et confidentielle de Napoléon》.
7 vols.Paris，1817.——第562页。
[511]马克思用腊肠阅兵来讥讽路易·波拿巴总统于1850年10月10日在萨托里平原（凡尔赛附近）举行的总阅兵。在总阅兵时，路易·波拿巴用腊肠、冷盘野味、香槟酒和雪茄烟款待士兵和军官们，企图借此收买军队，以便来日发动政变。
关于波拿巴的意大利战争和远征埃及，见注80和82。
关于路易·波拿巴的斯特拉斯堡冒险和远征布伦，见注344。
雾月十八日——见注83。——第562页。
[512]指巴黎条约，即1856年3月30日由法国、英国、奥地利、撒丁、普鲁士和土耳其的代表为一方和俄国代表为另一方在巴黎会议上所签订的和约，也就是结束了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的和约。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俄国应当让出多瑙河河口和南贝萨拉比亚的部分地区，放弃对多瑙河各公国的保护权，同意黑海中立化，即禁止外国的军舰通过海峡，同意俄国和土耳其在黑海不能有海军军械库和舰队；俄国把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以此来换回联军在克里木所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和其他城市。在会议上，法国不支持英国要高加索脱离俄国的要求，不支持奥地利要贝萨拉比亚并入土耳其的要求。在会议上形成的法俄两国的接近，后来有了加强。——第562页。
[513]巴赞库尔“塞瓦斯托波尔陷落前的克里木远征”第1—2卷（Bazancourt.《L’Expédition de Crimée jusqu’à la prise de Sébastopol》.Tomes Ⅰ—Ⅱ）。第一版1856年出版巴黎。——第562页。
[514]三十年战争——见注39。——第568页。
[515]暗指1797年10月17日的康波福米奥和约——见注151。——第572页。
[516]《La politique anglaise》.Paris，1860.——第576页。
[517]联邦院是瑞士联邦议会（国会）的两院之一。另一院为国民院。——第576页。
[518]纽沙特尔（德国称作：诺恩堡）从1815年起是瑞士的一个州（过去是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小公国），同时又隶属于普鲁士君主国。由于1848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纽沙特尔宣布脱离普鲁士而成为独立的共和国。由此发生了普鲁士同瑞士共和国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于1856年秋在瑞士当局把得到普鲁士国王支持的、没有成功的纽沙特尔保皇党人暴动的参加者逮捕以后，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1857年春，由于其他列强（其中包括法国）的外交干涉，冲突才得到解决；普鲁士国王不得不放弃对纽沙特尔的要求，而瑞士政府也释放了被捕的保皇党人。——第577页。
[519]宗得崩德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在1843年缔结的单独联盟，目的是要反抗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1847年7月，瑞士代表会议关于解散宗得崩德的决议成了宗得崩德11月初向其他的州采取军事行动的导火线。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反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维护宗得崩德。路易-菲力浦政府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强国的立场。
达普谷地是位于瑞士瓦得州和法国交界处的一个山谷。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承认它是瑞士领土，但后来法国拒绝承认这一决定。1862年以前，达普谷地由于其战略意义历来是法国和瑞士必争之地。1862年，瑞士把这个谷地的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从路易·波拿巴政府得到了领土赔偿。——第578页。
[520]瑞士联邦委员会在1859年3月14日发送给一些国家的照会中声称：意大利境内一旦发生战争，瑞士将维护自己的领土不受侵犯和保持中立，并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将占领萨瓦中立地区（北萨瓦）。
宣布瑞士“永久中立”的维也纳会议，在1815年6月9日的最后决议案中，宣布北萨瓦的沙布累省和弗西尼省为非中立地区，并规定，在出现战争威胁或同瑞士为邻的各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情况下，瑞士有权用自己的武装部队占领这两个省，而责成撒丁王国在上述情况下必须从这些省撤出自己的军队。——第5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