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
卡·马克思
路易－拿破仑的处境
1859年1月26日于巴黎
你们当然已经知道路易·波拿巴的新意大利政策和他对意大利恐怖主义者的栗栗畏惧之间的秘密联系。几天以前，你们或许已在“法国中部报”（可惜这家地方报纸从未越过大西洋）上读到下面这段故事：
“我们提到了上星期一在土伊勒里宫举行的一次舞会。许多巴黎来信向我们报道了一件在这次盛会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事情。宾客满堂。不知是因为一位太太晕厥，还是由于别的缘故，出现了一场混乱，三四千来宾以为发生了什么不幸，于是惊惶不安。有几个人急忙向御座奔去，皇上为了让在场的人放心，便到各个大厅走了一遍。”
不过，参加上面提到的在Salle du Tr?ne〔宝殿〕举行的舞会的人大约有两三百人，他们是这一事件的目睹者；而这一事件并不像“法国中部报”所描写的那样。其实，来宾们不知为什么突然在各个大厅里乱窜起来了，所有的人都涌向Salle du Tr?ne，这时，路易·波拿巴和欧仁妮便急忙离开御座，穿过大厅，拚命地往出口跑去，并且皇后一边跑，一边勉强提着自己的裙子，面色那样苍白，以致后来她的挚友们说：“她面无人色。”
从奥尔西尼行刺以来，这个篡位者及其伙伴们提心吊胆的不安状况，酷似柏拉图“理想国”中很有名的一段话：
“暴君甚至不能达到他的基本目的——成为统治者。凡是暴君都是奴隶。他的内心永远充满惊惶，为恐惧和良知的谴责所鞭挞。他日益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即成为受人嫉妒、憎恨和怀疑的人，众叛亲离和不公正的人，一切圣物的敌人和一切邪恶的庇护者与鼓励者。因此暴君是一个最不幸的人。”
波拿巴对奥地利所采取的敌对立场，虽然无疑是为了给不满的军队以采取性质和它现在所执行的警察职务不同的积极行动的某种希望，但是其主要目的终究是为了消除意大利匕首的危害性，并使意大利爱国者确信，皇帝是恪守自己过去的烧炭党人的誓言[65]的。拿破仑亲王，或者如巴黎人所称呼的普隆－普隆将军，同撒丁公主克洛蒂尔达联姻，在全世界看来必然要导致法国和意大利的联合，因此，正如居住在土伊勒里宫的人们想要描述的那样，这应当是波拿巴家族第一次还意大利人的债。然而，你们是了解这位萨托里的英雄[70]的！他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而闻名，但是，他的道路是曲折的，他的前进有经常的后退伴随着，而且每当他达到最高点的时候，他就要碰到会使他束手无策的极大的困难。
在发生布伦事件、斯特拉斯堡事件[71]，和1851年12月1日夜晚的事件[49]这样一些时刻，总有一些厚颜无耻、自以为是和狂热的亡命之徒站在他的背后，不让他再延宕执行他早已想好的计划，而迫使他走向卢比康河。在安然越过卢比康河［注：“越过卢比康河”是句成语，即破斧沉舟之意，源出公元前49年，古罗马凯撒不顾禁令，挥师越过卢比康河，引起内战，结果建立了罗马帝国。——译者注］后，他又照旧搞他惯于搞的狡诈勾当、罪恶诡计、秘谋，照旧犹豫不决和委靡颓丧。他由于虚伪成性，对自己的计划也采取两面手法。例如，这一次和撒丁结亲的事情，就是8个月以前在一场应由法国领导的意大利十字军远征的借口下策划出来的。在屡次企图置身皇室之列都未得逞之后，竟能在虚伪的借口下把欧洲一个最古老王朝的代表人物的女儿诱入波拿巴家族的罗网，这倒是一种不坏的政治手腕啊！
但是，路易－拿破仑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使他在召唤人们进行战争的末日审判的号声响起之后实行reculade〔退却〕并采取安抚的策略。在他统治的整个期间，资产阶级还从来没有表现出这样明显的不满迹象，而资产阶级仅仅由于战争的传闻而引起的惊慌，在交易所、农业市场和工业中心汇成了巨大的震荡。金融巨头们提出了抗议。法兰西银行经理德·日尔明尼伯爵亲自告诉皇帝说，坚持执行危险的政治方针，必然会使全国的商业生活受到震荡。
马赛、波尔多以及其他大商业城市的行政官在报告商业界空前未有的混乱状况时，突出地暗示了这些“财产和秩序之友”的不忠顺的迹象。梯也尔先生认为这是打破自己的长期沉默，在布满政府密探的沙龙里公开而尖锐地批评土伊勒里宫的“疯狂政策”的良好时机。他从政治上和战略上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详尽的分析，证明说，如果法国在战争初期除驻扎在阿尔及利亚和留守国内的士兵以外不能拥有40万士兵的话，它就不能避免失败的命运。甚至政府的“立宪主义者报”[72]，虽然用的是假装愤懑的腔调，但也不得不承认，法国的威风凛凛的气焰已经消失了，它像一个胆小鬼似的一想到严重的战争就怕得要命。另一方面，下级密探异口同声地报告，单是法国的专制者打算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这一角色的想法就已引起了居民的嘲笑。而且除了这些嘲笑之外，还起劲地唱着极不恭敬的讥讽与撒丁结亲的歌曲。有一首讽刺歌曲是这样开头的：
“这一次普隆－普隆应该成为玛丽亚·路易莎的丈夫。”[73]
尽管向所有的行政官发出了旨在安定民心的训令，尽管官方严词驳斥了关于存在什么威胁status quo〔现状〕的危险的谣言，而普遍的混乱远没有平息下去。首先，在这里大家都知道，有人曾迫使土伊勒里宫的这位半神人走得比他打算的还要远些。据传，克洛蒂尔达公主虽然年轻，但却性格坚强，她在接受普隆－普隆的求婚时说道：“我和您结婚，是为了保证我的父王得到法国的支持。如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的信心，我是不会和您结婚的。”当她的父王还没有得到法国给予积极援助的“坚决保证”时，她拒绝订婚。因此，路易·波拿巴应该同维克多－艾曼努尔订立攻守同盟[74]——这是普隆－普隆的代理人力图马上在“比利时独立报”上向全欧洲宣布的事实。这个普隆－普隆及其仆从们所追求的，实际上是，在目前充当培尔西尼在布伦远征时以及莫尔尼、弗略里和圣阿尔诺在12月1日夜晚所充当的角色，即把路易·波拿巴抛向卢比康河。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普隆－普隆并没有英勇善战的名声。在克里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物，连一个普通士兵所必须具备的勇敢精神都没有；他甚至连骑马都骑不稳。然而，他现在却是波拿巴王朝的真正的玛尔斯。做伦巴第的准国王，在他看来，是登上法国宝座的一个必经的步骤。他的伙伴们变得这样傲慢，以致在谈到皇帝的意旨时，他们的首领艾米尔·德·日拉丹先生竟敢当着差不多20个人的面宣称：“你们说的是哪一个皇帝？唯一的真正的皇帝是住在帕勒－乐雅尔宫[75]里的那个。”当政府的报纸装模作样地宣扬和平的时候，普隆－普隆的喉舌“新闻报”[76]却极其冷静地天天鼓吹备战。当路易·波拿巴故作姿态地劝说维克多－艾曼努尔抑制马志尼分子的时候，普隆－普隆却在唆使国王“鼓励他们”。当波拿巴把像尼耶尔将军这样一些最保守的人派去做他的堂弟到都灵去时的随员时，普隆－普隆为了使自己的entourage〔周围〕具有一种革命外观，同意只有在曾任1848年法兰西共和国部长的比克西奥先生的陪同下，才肯前往。可是人们却说：“如果路易－拿破仑不准备铤而走险的话，那就再没有什么比普隆－普隆的装腔作势及其伙伴们所发表的文章更危险的了。”这就是顾虑仍然没有消除的原因。另一方面，谁都明白，如果路易－拿破仑慑于法国资产阶级的叫嚣和欧洲各个王朝的反对，而在维克多－艾曼努尔声誉败坏和法国军队的好战狂达到最高峰之后实行退却，这就无异自杀。为了给军队一个quid pro quo〔代用品〕，据说他打算派军队进行一次不管什么样的海外远征——远征摩洛哥、马达加斯加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未列入维也纳议定书[77]的遥远的地方。但是，与这个戴皇冠的骗子手的愿望相反，任何一个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同奥地利的战争。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月28日
载于1859年2月1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63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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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49]指拿破仑第三。他在1851年12月1日夜间实行了法国的反革命政变，推翻了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第182、196、307、435、501、543、592页。
[65]意大利烧炭党最高温特是十九世纪初出现的，以把外国侵略者赶出意大利和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为目的的烧炭党人的密谋性团体的领导机关。1831年，路易·波拿巴在意大利加入了烧炭党人的团体，一度还参加过该党的活动。——第190、196页。
[70]暗指当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于1850年10月10日在萨托里平原（靠近凡尔赛）举行总阅兵一事。正在策划政变的波拿巴，为了博得兵士和军官的好感，在阅兵时犒赏了他们。——第196、307、427页。
[71]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通过军事叛乱实行政变的企图。1836年10月30日，他依靠一些具有波拿巴主义情绪的军官的帮助，煽动了斯特拉斯堡守备部队的两个炮兵团实行叛乱，但是，仅仅经过几个小时，叛乱者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逮捕并流放到美洲。1840年8月6日，他趁波拿巴主义情绪在法国又有抬头之际，同一伙阴谋分子在布伦登陆，企图在当地守备部队中掀起叛乱。这一企图也彻底失败了。波拿巴被判处无期徒刑，但是，他在1846年逃往英国。——第196页。
[72]“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年在巴黎出版；在四十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12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197页。
[73]暗指拿破仑第一出于政治考虑而同奥皇的女儿玛丽亚—路易莎结婚一事。——第198页。
[74]指1858年7月拿破仑第三在普仑贝尔（法国）同皮蒙特首相卡富尔会晤时所签订的协定。协定规定，取消奥地利对伦巴第和威尼斯的统治，建立在萨瓦王朝领导下的北意大利国家，皮蒙特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1859年1月以前，这个协定一直是秘密的。——第198页。
[75]帕勒—乐雅尔宫是巴黎的一座皇宫，在五十年代是约瑟夫·波拿巴（普隆—普隆）亲王的官邸。——第198页。
[76]“新闻报”（《La Presse》）是法国的一家资产阶级日报，1836年起在巴黎出版；五十年代站在反对第二帝国政体的立场上；该报的编辑是艾米尔·德·日拉丹。马克思把这一报纸讽称为普隆—普隆的“通报”，即普隆—普隆的官方通报。——第198页。
[77]1815年6月9日维也纳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根据这一决议，法国不得再占有欧洲的领土。但是，对于作为法国掠夺性的殖民政策对象的北非和其他领土，没有作出保留声明。——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