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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
卡·马克思
欧洲的战争前景
[51]
1859年1月11日于巴黎
奥皇对于以“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荷兰侄子”[52]的名义从巴黎给他寄来的不平常的新年贺词的回答,以及德行高尚的艾曼努尔在撒丁议会开幕时的讲话,丝毫没有使笼罩着欧洲的害怕会爆发战争的不安气氛消散下去。在一切金融市场的中心,睛雨表都指向“暴风雨”。那不勒斯国王突然变得宽大为怀了,并对俄国抱敌对情绪:他开始整批整批地释放政治犯,驱逐波埃利奥及其拥护者,拒绝为俄国提供亚得利亚海的煤炭基地;在米兰、洛迪、克雷莫纳、布里西亚、贝尔加莫、帕尔马和摩地那,同德国人的争吵和反对政府雪茄烟的消费者的运动正在继续,而在帕维亚,奉政府的命令,大学暂时停课;被召到都灵去的加里波第受命改组志愿军;都灵正在新编一个约有15000人的猎兵军,而卡萨勒正加紧修筑工事。一个约有3万人的奥地利军团,即一个满额的corps d'armée〔军〕(第三军)当时大概已经开进了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而拉德茨基学派的将军居莱伯爵,一个具有海瑙的本能的人,已经到达米兰,要从温和的、好心肠的、但懦弱无能的斐迪南-马克西米利安大公手中把权柄夺取过来。在法国,军事演习已成为经常现象,皇帝本人对于在文森试验新式火炮一事也表现得十分热心。最后,普鲁士政府为了扩充常备军并把后备军变为基干部队的附庸,向议院要了一笔款项以后,也实行起它那新自由主义制度[53]来了。在欧洲的地平线上乌云密布的情况下,伦敦交易所的行市下跌不多,这可能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伦敦交易所通常总是比巴黎和大陆其他各地的金融观象台更准确地表明欧洲社会脉博跳动的状况。
首先,伦敦交易所中有眼力的观察家们并不反对把拿破仑的新年怪想单纯看做是他们至圣的盟友方面所施展的一种交易所的投机手法。的确,法国的有价证券刚一开始下跌,群众便拚命冲进巴力神庙,以能够脱手的随便什么价格赶紧把国家债券以及Crédit Mobilier [54]的债券和铁路股票抛售出去。后来,当把赌注押在行市上涨上的一部分投机商垮台以后,由于流传说“通报”[55]将要刊登政府的一篇短评,以冲淡“陛下”对奥地利大使的谈话所产生的印象,1月6日巴黎交易所便立即稍微活跃起来了。这篇短评在1月7日星期五那天果然出现了。于是国家有价证券回升,不少以土伊勒里宫的自己人知名的精明人在那个星期五获得了巨额利润。这些老爷就这样用最赚钱的方法捞回了他们送年礼所花去的钱。在伦敦也曾经策划了类似的阴谋,但是没有得逞,看来并不是由于不列颠的财政能手们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而是由于他们暗中控制着某些负责爱丽舍宫的menus plaisirs
[注:直译是:“小乐趣”;转意是:“花在各种怪癖上的额外费用”。——编者注]
的财政管理人。可是,不列颠的有价证券之所以会比较稳定,主要却是由于另外一种对路易-拿破仑不很光彩的、而对欧洲局势则很典型的情况所引起的。没有一个接受忏悔的牧师对悔罪美女心中的隐痛的了解,能够像礼拜堂街、伦巴特街和针钱街[56]的金融生意人对欧洲各国执政的困难的了解那样清楚。他们知道:俄国需要大约1000万英镑的贷款;法国虽然可以指望预算的收入能够超过支出(人们谈起这种情况时总是用的将来时),但迫切需要钱用;奥地利为了偿付一部分债务,正竭力设法至少弄到600—800万英镑;小撒丁正渴望得到贷款,不仅是为了进行新的意大利战争,而且也是为了偿付它因克里木战争而背上的旧债;在军队出动,血洒沙场,大炮轰鸣以前,帝王们和武士们首先必须从英国的钱包中得到总数达3000万英镑的贷款。但是,要把这些金融业务全部办妥,起码还要拖上两个月;这样一来,不管从军事观点看来怎么样,如果仗非打不可,那也得推延到春天。
可是,如果匆忙作出结论,认为由于好战的恶犬们要依赖爱好和平的资本家们的裁夺来行事,这种依赖性一定会妨碍它们挣脱锁链,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在利率勉强达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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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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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在有4000万以上的黄金在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的金库中长期搁置不用的情况下,在对商业投机活动普遍失信的情况下,如果恶魔要发放新战争贷款的话,它是能够在几次假意推托和两三次虚伪劝说之后,以高于票面价值的价格售出自己的债券的。
那些可能推迟欧洲战争的情况,也正是促使欧洲战争爆发的情况。俄国在亚洲获得一连串外交上的辉煌成就[57]以后,正力图在欧洲重执牛耳。事实上,正如小撒丁的国王的御前演说事先在巴黎受过审查一样,波拿巴(小拿破仑)[58]的新年boutade〔厥辞〕也只不过是圣彼得堡提出的口号的回音而已。法国和撒丁唯圣彼得堡之命是从,奥地利正处于威胁之中,英国被孤立了起来,普鲁士则动摇不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战争,俄国的势力便会占统治地位,至少在一段时间是如此。俄国可能袖手旁观,让法奥在斗争中互相削弱,最后它就会“减轻”奥地利这个大国的困难,而奥地利现在挡着它的南进去路并阻碍它进行泛斯拉夫主义宣传。俄国政府迟早总要过问的;它的内部困难可能通过国外的战争得到解决,并且依靠战争中的胜利,皇帝的权力就可能粉碎国内的贵族反对派。但是,另一方面,因克里木战争引起的财政负担也将大大增加,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请求贵族的帮助,这样一来贵族便会获得一种攻守两利的新武器,而农民面对着尚未履行的诺言[59],被一再的延期、连接不断的征兵和层出不穷的苛捐杂税所激怒,可能会被逼得发动起义。至于奥地利,那它是害怕战争的;但是,当然也可能把战争强加于它。波拿巴也很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现在已经到了拿出自己主要的王牌的时候了。Aut Caesar,autnihil!〔或是完全成功,或是彻底失败!〕
[注:这被认为是尤利乌斯·凯撒说的话。——编者注]
第二帝国的虚伪的光荣正在迅速消失,而为了重新证明这种闻所未闻的诈骗是真实的,就需要流血。要不是波拿巴扮演意大利的解放者这样一个得益匪浅的角色,要不是现在出现英国被迫保持中立,俄国暗中支持他,皮蒙特承认自己是他的藩臣这些极其有利的情况,波拿巴能够指望获得成功吗?另一方面,法国的教权派正激烈地反对渎神的十字军远征;资产阶级正向他提醒他说过的话:《L'Empire c'est lapaix》[60];英国和普鲁士暂时被迫保持中立这一情况将使得这两个国家在战争进程中能够左右局势的发展,而在伦巴第平原上的任何失败都将为这个假帝国敲起丧钟。
卡·马克思写于1859年1月11日
载于1859年1月3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5547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注释:
[51]这篇注明写于巴黎的文章是马克思在伦敦写的。根据同“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的协议,马克思把引用了欧洲大陆个别国家的材料的某些文章相应地分别注明巴黎、柏林或维也纳,有时注明的日期也比实际写作的时间早。——第185页。
[52]指拿破仑第三,他是拿破仑第一的弟弟的,即1806—1810年期间占据荷兰王位的路易·波拿巴的儿子。马克思称拿破仑第三为“奥斯特尔利茨会战的侄子”,是暗示下面这个事实,即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正好安排在拿破仑第一粉碎了俄奥联军的奥斯特尔利茨会战(1805年12月2日)的周年纪念日。——第185、506页。
[53]指的是普鲁士亲王威廉(从1861年起即位为国王)在1858年10月开始摄政时宣布的“自由主义的”方针;资产阶级报刊高呼这个方针是“新纪元”。可是,实际上威廉的政策完全是为了加强普鲁士君主政体和容克地主的阵地的。资产阶级所期望的自由主义改革,一项也没有实行,同时在1860年却实行了早就策划好的军事改革,这项改革把从1813—1815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以来在普鲁士军队中还保留着的一点民主主义残余也消除净尽了;改革规定后备军(按民团形式组成的军队)以后只用于警备勤务,规定在平时要大大扩充军队人数。“新纪元”实际上为1862年9月俾斯麦执政时开始的公开的容克地主的军事专政作好了准备。——第186页。
[54] Crédit Mobilier——见注24。——第186页。
[55]“通报”是法国日报“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的简称;从1789年至1901年在巴黎出版;从1799年至1869年是官方政府机关报。——第186页。
[56]礼拜堂街、伦巴特街都是伦敦西蒂区的街道,那里有英国最大的银行和商业企业;针线街——见注36。——第186页。
[57]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在中亚细亚和远东的阵地的加强。在这个时期俄国在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的势力大大加强了;由于同中国签订了各种条约,1858年黑龙江北岸地区归属于俄国,此外,为俄国贸易开辟了五个中国商埠。——第187页。
[58]“小拿破仑”是维克多·雨果给路易·波拿巴起的带讽刺性的绰号,在他的抨击性小册子“小拿破仑”(1852)问世以后,这个绰号得到了广泛流传。——第187页。
[59]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自1855年即位以后,慑于国内农民骚动的声势浩大而不止一次约许过的关于废除农奴制的诺言。——第188页。
[60]《L'Empire c'est la paix》(“帝国就是和平”)是1852年10月9日路易·波拿巴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中的话。——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