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
第十三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收集了1859年1月至1860年2月所写的著作。
1859年是标志着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开始活跃的一年，也是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加强的一年。欧洲各国出现了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持续很久的政治反动时期即将结束。新的革命前景展现在工人阶级的面前。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1857—1859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推动了政治的全面活跃。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所造成的。它的后果到1859年仍有充分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个时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革命活动，是为了准备国际无产阶级在革命高潮业已成熟的条件下去迎接新的阶级搏斗。马克思继续努力钻研政治经济学问题，恩格斯则继续钻研军事科学、历史和语言学。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紧张地从事政论著作。他们系统地在报刊上发表有关经济、政治和军事问题的文章，而且还继续从事自1857年就开始的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的工作。
为了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特别注意发展经济学说。早在四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就为科学共产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制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政治思想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根本原理。在此以后，马克思便把主要的精力用来创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确定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社会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以后，就着手研究生产方式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要导致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年中马克思深刻地研究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极其重大的问题，他根据大量文献和资料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实况，研究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技术史、农业化学、数学等），他利用这些科学领域的资料来更详尽地阐明许多经济学问题。完成了这项巨大的工作以后，马克思就于1857年开始写作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我们搜集到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就是这部著作第一部分的草稿。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对他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多年来的研究进行了某些总结，表述了马克思后来在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发展了的许多重要原理。1857—1858年手稿表明，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大体上已经制定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的剩余价值学说的原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有一部分是马克思打算在写作他计划写的那部经济学巨著时加以修改、补充和利用的原始材料。马克思准备把这部著作分册出版。第一分册于1859年1月脱稿，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形式出版。
本卷的头一篇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杰出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弗·伊·列宁所指出的，这是马克思的那些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的著作之一。
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清晰明确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的高度科学的见解，分析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商品和劳动的本性，制定了价值学说，研究了货币的起源、实质和职能问题。这部著作以相当大的篇幅批判地剖析了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关于商品、价值、货币以及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马克思在他这部著作中为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奠定了基础。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开头有一篇著名的序言，这篇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天才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用弗·伊·列宁的话来说，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说明”（“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7页）。
马克思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同时他着重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现实基础，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样就指出了科学地研究社会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即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39页）来研究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马克思在序言中表述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以及关于在阶级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革命、一种社会经济形态为另一种比较进步的社会经济形态革命地代替的主要原因这一极其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见本卷第8—9页）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表现，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死亡，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同时也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种对抗形式，未来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将摆脱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
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来研究他在该书中阐明的经济学问题，特别是用来分析商品、劳动、价值、货币。他揭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并且指出，这个矛盾的发展及其扩展到商品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上去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商品和价值是永恒的自然范畴，马克思和他们相反，他证明了商品和价值在历史上的暂时性质。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研究指出，产品只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具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生产是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出现的，它在从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马克思把商品看作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其中包含着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萌芽。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二重性。马克思在其对商品的分析中最先确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实际存在着的矛盾。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的过程中还弄清楚了，商品中包含的矛盾是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的矛盾性质所决定的。马克思深入地研究了创造价值的劳动，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他确定并证明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个发现是使政治经济学中许多异常复杂的问题得以阐明的“出发点”。
马克思根据对商品和劳动的分析发展了他的价值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斯密和李嘉图在内，在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价值的交换中看到了物的交换，而马克思则在这种交换中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分析价值时，并不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限于问题的数量方面，只限于规定价值量，而是首先详尽地阐明价值的本质，对它作出质的评定，指出价值是物化了的抽象劳动；他从理论上验证了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马克思依据他的价值学说确定了在商品生产条件下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必然采取价值的形式。
马克思从自己的价值学说出发，对货币问题也作了详尽的研究。在经济科学中他最先阐明了价值的货币形式的起源，指出了价值和货币的有机联系，认为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的最终结果。他揭示了货币的本质，研究了货币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经济作用，科学地确定并阐明了货币的各种职能，以及金属货币和纸币流通的规律。同时，马克思也揭露出：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关于货币和货币流通的各种理论是没有根据的，企图通过消灭货币的方法来消除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并“改善资本主义”的计划是一种空想。
马克思所创立的严整的科学的价值学说，是对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的杰出贡献。马克思以他的价值学说为基础，后来在“资本论”中详细地、全面地制定了剩余价值学说。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即马克思计划写的那部著作的第一分册出版以后，马克思曾准备出版第二分册，在这一册中他打算阐述资本问题。但是，马克思在进一步研究经济的过程中对自己最初的写作计划作了很大的改变，决定暂时不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而对许多他认为还没有弄得十分清楚的问题继续作了研究。马克思的新的想法在“资本论”中得到了体现，该书第一卷于1867年出版。
马克思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续篇。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编中扼要地叙述一下“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基本内容是必要的。马克思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研究上的更加连贯和完整，而且是因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只作了初步阐述的他的关于商品、价值和货币的学说的个别原理，要在“资本论”中加以进一步的发展（例如关于价值实体和价值形式的学说，关于商品拜物教的原理等）。同时，正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指出的，他认为某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已详细探讨过的原理，在“资本论”中可以只作比较简略的阐述。所以，在“资本论”出版以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并没有失去其独立的科学意义，而且有理由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占据一个卓越的地位。马克思的这部著作对商品分析史、价值学说史和流通手段学说史等方面所作的探讨具有特别的价值。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世界经济学文献中一部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货币的最优秀的专题学术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的政论作品，在本卷中占相当大的篇幅，这就是他们在当时进步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那时他们继续为该报撰稿）和伦敦的德文报纸“人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恩格斯的以单行本出版的两本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和“萨瓦、尼斯与莱茵”。革命政论的写作在这个时期仍旧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主要活动形式之一。这些作品的内容充分反映了欧洲政治局势尖锐化以及新的革命事件成熟的过程。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们当时注意的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意大利反对专制奥地利和国内反动派（它们妨碍国内政治上分裂状态的消除和阻挠国家的民族统一）的压迫的不断加强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国内外日益加强的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各国革命民主力量的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一切看作是预示欧洲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征兆。同时他们也密切注视孕育着国际关系的新危机和新战争的国际冲突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价各种事件时，首先注意到资产阶级性的改造尚未完成，在许多国家中无产阶级都必须消灭封建主义残余，必须解决在1848—1849年未能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首先是像德国的统一和意大利的统一那样的任务，以便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扫清道路。
马克思在“意大利的统一问题”这篇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者要通过开展群众革命斗争的办法来达到意大利人民的民族统一的方针。马克思指出了意大利发生的各次人民骚动，他特别注意意大利民族运动中进步的资产阶级分子，即反对统治集团的政策的“民族派”；当时意大利的统治集团为了王朝的反人民的利益，为了在皮蒙特的霸权下统一意大利，曾力图利用国内的局势。马克思看到，这些统治集团请求外国的“援助”、它们同追求自私自利目的的路易·波拿巴结成同盟是对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威胁。马克思希望意大利人民的斗争将会唤醒其他各国的人民起来革命，希望“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见本卷第184页）。
在“欧洲的战争前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和平还是战争？”、“法国的战争前景”、“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欧洲反动势力，首先是法国波拿巴统治集团想用发动新的“局部”战争的办法来防止革命爆发的企图。马克思和恩格斯事先就警告要防止这种战争，因为它一开始就可能“在各方面起反革命的作用”（见1859年2月4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同时，他们推测欧洲反动派是不能使战争“局部化”的，“在欧洲的任何地区开始的战争决不会在开始的地方结束”（见本卷第184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大力促进各国人民的广泛开展的革命运动，使这场战争变为全欧洲性的革命战争。
虽然备战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早在战争开始前好几个月就预言，以法国和皮蒙特为一方和以奥地利为另一方的军事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向“论坛报”的读者揭露了促使路易·波拿巴及其仆从们进行新的军事冒险的真正原因，揭示了欧洲各国政府旨在加剧冲突的外交阴谋，指出了各敌对国家所进行的备战活动。在“奥地利如何控制意大利”、“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双方取胜的可能性”等一系列文章中，恩格斯从战略观点分析了未来的战场的特点和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情况，大体上预言了即将发生的军事行动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的国际危机同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高涨的前景联系起来，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更广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和加强实际的革命活动。
马克思和伦敦的德国工人组织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参加了许多群众大会。在新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特别尖锐地感觉到发表政论性言论和影响社会舆论使之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机会受到了限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单靠在“论坛报”上撰稿显然已经不够了。马克思在1859年3月28日给拉萨尔的信中指出：“时代改变了，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党必须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占领阵地，哪怕是为了不让其他政党去占领它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寻找各种办法去直接向欧洲大陆的读者群众说话。1859年3月马克思同意给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新闻报”撰稿，但是由于奥意法战争的爆发，该报编辑部不敢让无产阶级的领袖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因此谈判在当时没有获得成功。
1859年4月，恩格斯在德国出版了一本匿名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论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有关意大利危机和日益临近的新战争的各个问题所持的立场。
“波河与莱茵河”一书是对复杂的国际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典范。恩格斯写这本小册子是供广大公众，其中也包括资产阶级读者阅读的，因此他把军事历史观点和战略观点提到了首位。但是，全书都贯穿着从无产阶级立场，即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捍卫统一意大利和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道路的思想，它证明了统治阶级在维护民族利益的幌子下所执行的反动政策与意大利人民和德国人民的真正民族利益是不相容的。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揭露了波拿巴法国根据反动的“自然疆界论”妄想侵占莱茵河左岸的野心，恩格斯指出，“自然疆界论”经常被用来为侵略政策辩护。德国资产阶级亲奥地利集团的代表当时宣扬建立一个在奥地利霸权下的“中欧大国”并使中欧其他各民族都屈从于德国人的统治的沙文主义思想，恩格斯给了他们以坚决的回击。同时恩格斯也揭穿了建立一个以容克地主的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的计划的反革命性质。恩格斯热烈地主张把伦巴第和威尼斯从奥地利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他令人信服地证明，让意大利独立对德国来说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都是有利的。“如果我们不是把占领别国领土和镇压别国民族（只有被偏见弄瞎了眼睛的人才会否认它们有历史发展的能力）当作自己力量的源泉，而是关心使自己在本国内成为统一的和强大的，那样我们就会做得好一些。”（见本卷第281页）
由于有必要创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机关报，以它作为党宣传革命思想的公开讲坛，以它作为团结和组织在反动时期彼此失去了联系的无产阶级战士的干部的核心，于是马克思就在1859年5月初召集他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老战友——李卜克内西、普芬德、罗赫纳等人开了一次会，就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机关报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此后不久，马克思就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机关报“人民报”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马克思答应非正式地为该报撰稿，为该报提供他在“论坛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向该报提建议，给予物质上的支持。马克思希望在决定关头把“人民报”变成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的机关报。1859年6月11日“人民报”第6号正式声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报撰稿。不久，马克思便担任该报的编辑，实际上也是该报的行政负责人。
虽然“人民报”在1859年8月20日出版了第16号以后就由于缺乏经费而停刊了，但是它在马克思的主持下完成了作为宣传无产阶级运动的任务、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论原则和策略原则的战斗喉舌的光荣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宣传了许多极其重要的革命理论原理。该报转载了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1859年8月“人民报”有两号连续刊登了收集在本卷中的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评论。恩格斯在这篇评论中阐明了马克思以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发现所完成的革命变革的实质，指出这些发现不仅对于科学，而且对于实践，对于革命运动都具有巨大的意义。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局限性，特别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落后性作了鲜明的阐述，他用无产阶级的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去对抗那些庸俗经济理论。恩格斯在评论的第二部分阐述了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点。
“人民报”捍卫了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声援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特别是详细地阐述了1859年7月爆发的著名的伦敦建筑工人大罢工的进程。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政治评论”一文中论证了对罢工的革命观点，认为罢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乎规律的和重要的形式之一。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妄想用武力强迫工人放弃有组织的斗争的企图只会导致“劳资之间本来就很深的鸿沟”的加深，只会导致作为社会变革的可靠保证的阶级仇恨的加深（见本卷第547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可以比在“论坛报”上更自由地发表自己的革命观点，因为“论坛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妨碍他们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人民报”结合欧洲各国对外和对内政策的重大事件公开阐述无产阶级的策略原理，坚决地揭露反动派，并同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敌人进行斗争。 例如，收入本卷附录中以“报刊述评”为题的材料表明，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金克尔等人在他们的伦敦机关报“海尔曼”上所发表的浸透着庸俗气味和民族主义精神的言论，在“人民报”上遭到了多么辛辣的嘲笑。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在“人民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的主要任务是，针对1859年4月底在意大利爆发的战争论证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策略。对这场战争的估计，阐明战争爆发的原因，分析战争的进程和后果，这一切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当时所写的许多文章的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早在意大利危机初期，即军事行动开始以前他们就已发表的观点，认为法国和皮蒙特反对奥地利的战争是波拿巴集团的反人民政策的继续。他们着重指出，这场战争是路易－拿破仑及其集团所主使的，他们力图用比较轻易地战胜“外敌”的办法来巩固法国的波拿巴制度，蛊惑人心地利用“把意大利从奥地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民族原则”的口号来投机取巧，以获得声望，并在这个口号的掩盖下牺牲意大利和其他各国的利益以整化法国的版图并且巩固它在欧洲的政治霸权。马克思主义奠基人撕下了路易－拿破仑的“意大利解放者”的假面具，彻底揭穿了他对意大利民族运动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强调指出，波拿巴法国和奥地利一样，都是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最凶恶的敌人。拿破仑第三所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对争取意大利统一的人民革命运动的隐蔽的干涉。马克思在“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一文中直接把这场战争比作1849年第二共和时期法国干涉者为了恢复罗马教皇的统治而进行的远征。马克思指出，对路易－拿破仑来说，“这次战争只是法国对罗马的第二次远征，诚然在各方面都具有更大的规模，可是就其动机和结果而论却和那次‘共和主义’壮举毫无二致”（见本卷第541页）。其实，拿破仑第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保持意大利的分裂状态和意大利各国的反革命制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文章都充满了对意大利人民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的热烈同情。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强调指出，尽管波拿巴主义者在搞阴谋，尽管皮蒙特君主主义者在搞王朝的反革命图谋，但是在意大利有能够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实现国家统一的力量。马克思赞同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那篇揭穿了路易－拿破仑的蛊惑人心的花招的宣言，并且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这篇宣言的译文（见本卷第406—41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杰出的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所率领的志愿部队反对奥军的行动看作是人民反抗外国统治的榜样，看作是真正的解放战争的典范。恩格斯指出，加里波第“不怕采取拿破仑第三告诫部下避免采取的那种迅速行动和猛攻”（见本卷第413页）。恩格斯在“战略”一文中对加里波第作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革命的统帅。
在“战争”、“会战终于发生了！”、“军事行动的经过”、“军事事件”、“马振塔会战”、“索尔费里诺会战”、“意大利战争。回顾”等文章中，恩格斯从军事观点分析了各次战争事件。这几篇文章和收入本卷的恩格斯的其他军事历史性的简评，是对军事科学的重大贡献。恩格斯作为精通军事问题的专家，在这些文章中对1859年的军事行动作了全面的分析，经常对军事学术史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并且作出了深刻的军事理论概括。恩格斯在“人民报”上发表的“意大利战争”一文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从拿破仑战争以来作战方法由于掩护国界的营垒和要塞的构筑技术及其体系的发展、由于运输业随着铁路和轮船航线的开辟有了很大改进而发生的变化。从这个例子中，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作战方法之间的联系。恩格斯在军事评论中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了要塞战、要塞和野战军相互配合的问题以及山地战的特点等等。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批评了交战双方军队的统帅部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恩格斯在评价奥地利军队及其领导人时，揭示了武装力量的编制、战略和战术对某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从属性。恩格斯指出了由于哈布斯堡帝国经济上的落后性和国内保存的半封建制度所决定的奥地利军事制度的保守主义。恩格斯给了奥地利士兵的勇敢精神以应有的评价，同时严厉地抨击了奥军指挥部的重大错误和失策，指出了由于宫廷权奸和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本人干预战争进程而造成的悲惨后果。例如，谈到权奸的走卒，奥军总司令居莱时，恩格斯写道，他的军队“显示了人民的不可战胜的生命力，而他本人则表现了君主制度的老朽和昏聩”（见本卷第433页）。
恩格斯在这些文章中对法军指挥部作了完全否定的评价。恩格斯指出，法军指挥部没有远大的战略计划和主动精神，不会利用由于敌人的失策而造成的军事上的良机。恩格斯指出，波拿巴法国的作战方法是和拿破仑第三的两面三刀的反动政治战略，和他想“把战争局限于一个地区”，以免造成严重的军事纠纷并带来革命的后果的企图相适应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特别是在“人民报”上对第二帝国头目们的对意政策的揭露，具有对整个波拿巴制度进行广泛的揭发运动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教导自己的读者要深刻地憎恨建立在警察恐怖、大肆进行蛊惑性的社会宣传、在各个阶级之间投机取巧的基础上的大资产阶级的波拿巴专政。他们认为波拿巴法国是当时欧洲最危险的反革命势力，是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扼杀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反对波拿巴主义的斗争看作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首要任务。他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要回击民主主义者当中尤其是德国流亡者当中的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正是这个时候马克思开始密切注视德国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的亲波拿巴的言论，开始收集那些揭露福格特是拿破仑第三的雇佣走狗的材料。马克思根据这些材料于1860年写成了抨击性的小册子“福格特先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14卷）。
马克思在“入侵！”、“法国在裁军”、“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等文章中指出，第二帝国的头目们所执行的军事冒险政策是一切新冲突和战争的根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文章中也痛斥了在策划意大利战争期间以及在战争进行期间在外交上支持法国的其他欧洲反动势力。马克思特别揭露了路易－拿破仑同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政治的代表帕麦斯顿相勾结的反革命性质，这种勾结使拿破仑第三能够放手去进行意大利冒险。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1859年3月波拿巴法国同沙皇俄国签订的协定也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意大利问题同德国的统一问题密切联系起来。在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和马克思为“人民报”和“论坛报”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强调指出，无论奥地利在北意大利的统治或者波拿巴在欧洲的霸权都是德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而斗争的道路上的障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波拿巴法国在战争中的失败既能使意大利和法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也能使德国的革命力量得到发展，归根到底会导致欧洲反人民的制度的崩溃，会推动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包括中欧各国被压迫人民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压迫的斗争的发展。在德国，这种形势会使主张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来统一国家的人获得优势，这条道路就是废除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君主政体并建立统一的、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从这种观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德意志联邦的各邦都参加反对波拿巴法国的战争，并且谴责了那些主张“中立”的分子。
收集在本卷中的马克思的许多文章是为了反对普鲁士统治集团以及同它们一鼻孔出气的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对战争的态度而写的。在“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斯普累河与明乔河”以及那组没有写完的文章《Quid pro quo》中，马克思痛斥普鲁士宣布的“调停大国”的中立政策是直接为波拿巴主义充当帮凶。马克思指出，普鲁士统治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之所以采取可鄙的、胆怯的投机取巧手法，对路易－拿破仑和俄国沙皇阿谀逢迎，其真实原因就是：害怕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出现德国革命运动的高潮，企图削弱它在争夺德国霸权的斗争中的对手奥地利。马克思指出，普鲁士采取投机取巧的手法，避免参加战争，是希望“有朝一日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见本卷第510页）。普鲁士容克地主想在自己的霸权下统一德国的意图是普鲁士政策的基础。
马克思在内容极其深刻的“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一文中指出，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那些所谓哥达党中的人物，他们早在1850年普鲁士倡议召开爱尔福特议会时就企图实现使德国普鲁士化的思想——是这个反革命计划的热烈拥护者。马克思强调指出，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完全证实它已经抛弃了任何革命的和民主主义的传统，它已经向反动派屈膝投降。由于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的结果，最反动的势力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它们以歪曲的形式来实现这一革命的业已成熟的任务，特别是国家的民族统一的任务。马克思指出，“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见本卷第462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普鲁士皇家社会主义者”拉萨尔的民族主义观点的论战中也捍卫了统一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反，拉萨尔在他的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中为普鲁士的中立辩护，实质上是赞同亲普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所主张的在普鲁士领导下从上面来统一德国的方针。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谴责的拉萨尔的立场，反映出他不相信德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力量。拉萨尔在当时所写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企图从历史上论证他否定农民和平民大众的革命作用的观点，并替他号召同贵族君主集团结成同盟的主张辩护（参看马克思1859年4月19日和同年5月18日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
与拉萨尔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通过革命的道路来摆脱意大利危机，他们强调指出，这条道路就是要加强意大利和德国的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发动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波拿巴主义和支持它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他们提出为了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为了解放被压迫民族而进行反对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的革命解放战争的思想，以此来同波拿巴集团发动的反革命战争相对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旨在依靠奋起斗争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用彻底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某些民族中，由于资产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而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像在1848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的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马克思的这种扩大运动的社会基础、使运动发展起来的想法，就是马克思的彻底民主主义的策略与拉萨尔的不彻底的、倾向于与民族自由派联盟的策略根本不同的地方。”（“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126—127页） 在马克思的“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维拉弗兰卡条约”、“路易－拿破仑和意大利”等文章中以及在恩格斯的“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对奥意法战争进行了总结。这些文章着重指出，维拉弗兰卡和约（它的条款稍后在苏黎世基本上被批准了）完全暴露了路易－拿破仑在战争中所追求的王朝的掠夺的目的，这些目的和解放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拿破仑第三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了这一点，他一心想侵占萨瓦和尼斯，后来便吞并了这两个省份，他力图让意大利反动势力的主要鼓舞者罗马教皇成为当时策划中的意大利联邦的首领，他企图恢复已被人民推翻了的托斯卡纳、摩地那和帕尔马各公爵的统治。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见的那样，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波拿巴反动集团和奥地利反动集团之间签订了一项牺牲意大利利益的协定，过了若干时候，只是由于拿破仑第三的“恩典”，皮蒙特统治集团才被允许参加了这项协定。资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唯一的积极结果，是拿破仑第三的自我揭露，是他冒充意大利独立和统一的捍卫者这个角色的彻底破产。这个和约签订得很仓卒，这也说明了第二帝国内部的不稳定，说明了这个制度已无力经受孕育着革命爆发的长期战争考验。尽管意大利革命者在1859年没有能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小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发展为蓬蓬勃勃的民主运动”，但是这一年的事变促进了下一年即1860年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
在“萨瓦、尼斯与莱茵”这本小册子中，恩格斯依据对军事历史和语言学的分析，驳斥了第二帝国的领土野心。恩格斯从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问题尚未解决这一情况出发，在这里重新考察了早在意大利战争以前就已在国际舞台上以及上述两国国内形成的力量配置情况。他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采取的方针就是在战后也是正确的，这一方针就在于把革命民主主义力量反对以波拿巴法国和沙皇俄国为首的反动君主主义势力的斗争看作是使意大利和德国重新恢复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问题得以彻底解决的唯一道路。同时，恩格斯也估计到了1861年改革前夕在俄国形成的革命局势，他把这种局势看作是加速欧洲革命高潮到来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他把奋起反抗沙皇制度的俄国农奴当作欧洲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来欢迎。
对英国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评述以及对英国殖民政策的揭露在本卷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列颠工厂工业的状况”、“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不列颠的贸易”、“工厂工业和贸易”等文章中，马克思根据对英国官方统计资料的分析，深入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经济许多极其重要的规律性的作用——生产积聚的加强和生产发展的周期性。
马克思分析了英国当时进出口贸易的资料，指出英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英国对世界市场发挥它的债主作用比发挥工厂主和商人作用的速度还要快”（见本卷第557页）。
马克思列举了许多实例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作用的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趋势。他引用了许多事实和数字，证明英国工人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条件在日益恶化，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安全技术设备，生产中的不幸事故在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工业生产和贸易的发展，赤贫现象和犯罪率也在不断增加。马克思分析了这一切事实，得出了下述结论：“这种一方面扩大自己财富，但贫困现象又不见减少，而且犯罪率甚至增加得比人口数目还快的社会制度内部，一定有某种腐朽的东西。”（见本卷第551页）
马克思批评了当时英国的工厂立法，这种立法使工厂主可以任意破坏它。他揭穿了资产阶级的思想方面的奴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的真面目，他们诚心用自己的理论去替统治阶级的任何犯罪行为辩护。
马克思引用的许多材料，特别是英国工厂视察员的那些揭露出英国工厂主营私舞弊、描绘出英国工人受残酷剥削的情景的报告书，他后来都用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马克思在“政治评论”、“英国的贿选活动”等许多文章中，揭穿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实质。马克思指出：“英国下院的真正宪法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贿赂。”（见本卷第586页）在“英国议会改革的新法案”一文中，马克思分析了迪斯累里于1859年2月提出的对英国现行选举制度作一些微小修改的建议，他强调指出，这个法案的基本目的是要保存当时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政权的垄断和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无权状态。马克思写道：“一眼就可以看出，所有这些新的选举优惠条件，虽然使资产阶级中又有几部分人参加了选举，但是，其目的显然是蓄意不让工人阶级参加选举，使工人阶级仍旧处于目前这样的政治上的“贱民’的地位。”（见本卷第237页）
收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为反对欧洲各资本主义强国的，首先是英国的奴役和剥削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丑恶制度而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
马克思在“印度财政状况的严重混乱”一文中揭露了英国对印度的掠夺政策，指出了英国对这个国家的统治所造成的极有害的后果。他特别指出，英国棉织品和棉纱的大量输入破坏了印度的地方工业。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殖民主义者残酷镇压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的后果时指出，由此造成的巨大开支，以及必须在印度经常供养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首先给英国的纳税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在“新的对华战争”这组文章中，在“对华贸易”一文中，马克思揭露了英法殖民主义者的政策，他们在1859年力图对中国再发动一场像1838—1842年和1856—1858年的鸦片战争那样的掠夺战争。马克思揭穿了英国人的行动的挑衅性质，强调指出，不是中国当局，而是英国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破坏了现有的各项条约，尤其是1858年天津条约的条款，从而捍卫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武装侵略（不管这种侵略的借口是什么）的权利。
马克思在揭穿英国统治集团的殖民政策的同时，还揭露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报刊，它们故意激发“同胞们的嗜血本能”，捏造事实来为侵略中国的行为辩护。
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政策的近视性，他们不了解经济的规律性，指责中国政府在国内对英国贸易制造人为的障碍，从而要求通过掠夺性的军事冒险来消除这些障碍。马克思指出，贸易规模比较狭小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本身，在于只允许进行有限的对外交换的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结合。马克思表示坚信，无论英国殖民主义者采取什么样的冒险行动，他们永远也不能征服中国。
恩格斯有三篇文章——其中有两篇的标题是“对摩尔人的战争”，另一篇是“对摩尔人的战争的进程”——论述了1859年11月至1860年3月西班牙在摩洛哥挑起的殖民战争。恩格斯指出摩洛哥人对西班牙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尽管西班牙正规军在军队的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在战争进程中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因此西班牙政府被迫于1860年3月签订了和约。
本卷附录中刊载了前面提到过的由马克思同比斯康普为“人民报”合写的题为“报刊述评”的材料，以及该报宣布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正式撰稿人的编辑部声明。这个文件说明了马克思为把“人民报”变成无产阶级的机关报而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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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入本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13篇全集第一版没有收入，而且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这就是：“欧洲的金融恐慌”、“路易－拿破仑的处境”、“德国的兵力”、“和平还是战争？”、“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维也纳要闻”、“意大利战争”、“马志尼宣言”、“索尔费里诺会战”、“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法国在裁军”、“政治评论”、“英国对法国入侵的恐惧”。编入附录的文件也是第一次用俄文发表的。
收入本卷的全部文章发表时都没有署名，其中有几篇是作为社论发表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信中曾多次提到的，“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常常任意处理他们的文章，特别是那些作为社论发表的文章，给它们增补文句，甚至加添整段的文字，竭力把这些文章改成像是在纽约写的。本版中凡是编辑部对文章原文作了修改或补充的地方一律加注说明。这个时期所写的某些文章保存有两种文本，一种是德文的，载于“人民报”，另一种是英文的，载于“论坛报”，这也相应地加注说明。
在研究本卷各篇文章所引用的具体历史资料时，应当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当时事件的很大一部分文章中，能够利用的资料主要是“泰晤士报”、“总汇通报”、“维也纳日报”、“总汇报”、“军事总汇报”和“经济学家”杂志等资产阶级报刊上的报道。他们从这里取得关于军事行动的进程、交战国的军队数量、各国财政状况等等资料。有时这些资料和以后核实的资料是有出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上印错了的人名、地名、数字和日期等，已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过的资料加以核对和订正。
凡是在报纸上发表时有标题的文章一律用原标题。当原文没有标题而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的时候，在标题前加一星花。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