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报刊是商业企业，不是什么别的东西……瓦尔特之流的先生们〈“泰晤士报”的主要股东〉自然有同布莱特先生开设棉纺织厂一样的权利来开设政治性的废话工厂……‘泰晤士报’比它的竞争者更善于经营。瓦尔特之流的身边经常有一帮狡猾的人——开业多年的律师和类似他们的人，这些人随时准备对任何问题表示赞成或反对。例如巴恩斯、奥塞哲、斯梯林、德兰恩、莫利斯、娄和戴森特先生们就是这样的人。所有这些绅士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而不善经营的愚蠢报纸，例如‘纪事晨报’，则投靠一个固定的党派。一种报纸渐渐成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另一种报纸则渐渐成为得比派的机关报等等。当皮尔派兴盛的时候，它的报纸也兴盛，但是只要皮尔派一不顺利，他们的报纸也就不顺利。不在行的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真正的艺术——这里‘泰晤士报’也显示了它的技能——在于雇佣一大帮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绅士，并强使他们写稿。自然，不能责难这些先生中间任何一个人的不彻底性；假如他们每一个人始终坚持同一种观点，那末，这些新闻工作者中每一个人单独说来是十分彻底的；但是如果把他们全部凑合在一起，则不得不承认，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不彻底的了。新闻界的真正美德看来是遵守这样的原则：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文学方面个人应表现正派，集体则应表现不诚实。这种原则很有用，‘泰晤士报’经常使德拉蒙德想起他的一个佃农，他曾叫这个佃农排干一块沼泽地。佃农说：‘决不！请不要排干这块地吧！下雨天在这块地上能长出一些喂牛的东西，如果长不出什么喂牛的东西，那末会长出一些喂猪的东西，如果连喂猪的东西也一点长不出来，那末总会长出一些喂鹅的东西来的。’至于谈到报纸的叛卖性，那末这里有关于‘泰晤士报’的直接证据，拿破仑在谈到‘泰晤士报’时曾经说道：‘他们给我寄来了“泰晤士报”，下流的“泰晤士报”，波旁王朝的报纸。’在奥马腊的一本书里肯定地说，‘泰晤士报’每月从他那里得到6000法郎。奥马腊持有由报纸出版者签名的正式领钱收据。奥马腊还说，拿破仑在被放逐到易北河之前曾收到各种报纸，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关于著文保护他的建议。拿破仑拒绝了这些建议，但是后来他对自己的决定后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