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3月17日。小日罗姆·波拿巴的小册子揭露了以下事实：克里木远征是路易-拿破仑本人的创举，他没有和任何人商量而独自制定了详尽的远征计划，为了避免瓦扬元帅的反对，他把计划的手稿送往君士坦丁堡。当所有这一切真相大白之后，这次远征造成的最严重的军事错误有很大一部分从远征的创举者的王朝利益中找到了解释。在瓦尔那军事会议上，圣阿尔诺不得不直接借用“皇帝”的权威硬要到会的陆海军将领进行克里木远征，因为皇帝本人曾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见公开斥为“怯懦的建议”。来到克里木之后，圣阿尔诺却情愿接受腊格伦所提出的向巴拉克拉瓦进军的真正“怯懦的建议”，因为实现这个建议，即使不能直接到达塞瓦斯托波尔，至少也是接近了它的大门。没有充足的器材就狂热地强行围攻；迫不及待地开火，因而使法军如此忽视自己工事的牢固程度，以致敌人在几小时内就把他们炮队的火力压下去了；兵士在堑壕里过度疲劳，现在已证明，这同军需部、运输部门、医务部门等等一样促使不列颠军队崩溃；从10月17日到11月5日进行了没有意义和没有效果的炮击；忽视各种防御工事——所有这一切现在都得到了充分的解释。波拿巴王朝需要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而且要在最短期限内攻下它；联军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康罗贝尔如果获得成功，就可如愿地成为法国的元帅、伯爵、公爵、亲王，并在财政方面取得无限的权力。反之，失败就意味着他的官运的终结。腊格伦是那样的优柔寡断，以致不能不对这位与成败有极大利害关系的同僚让步。
然而这不是皇帝的作战计划的最重要的结果。法军已有9个师，即81个营被拖入这场毫无指望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几乎被认为输定了；尽了最大的努力，作了最轻率的牺牲，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塞瓦斯托波尔比以前更加坚固了；我们根据可靠的材料得悉，法军的堑壕仍然在距离俄军工事400码远的地方，而英军的堑壕还要远一倍。波拿巴派去视察围攻作业的尼耶尔将军声称，强攻是根本谈不上的；他改变了主攻方向，把攻击的出发地点从法军方面转移到英军方面，这样一来，不仅延长了围攻的时间，而且把主要打击的矛头指向城郊，即使城郊被占领，它与城市之间仍被南湾隔开。简单地说，制定一个个计划，玩弄一个个花招，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保持胜利的希望，而只是为这种希望装装样子而已。当事态发生了如此变化的时候，当大陆上即将爆发全面战争的时候，当一支新的波罗的海远征军（这支远征军这次应当取得某些成就，因此需要比1854年更多得多的登陆部队）正在装备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波拿巴又把5个步兵师投入克里木泥潭，而在那里兵士们和整个整个的团就像变魔术似的消失着。不但如此，他还决定亲自到克里木去，要不是可能性极小的和约或者波兰边界的严重事件迫使他改变决定的话，他就一定会到那里去。这就是波拿巴的第一次战略性试验使他本人和“皇帝的”法国所陷入的处境。促使他到那里去的不仅仅是他的固执性格，还有那种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命运要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堑壕里来决定的不祥的预感。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马连峨能证明雾月十八日的再版[102]是正当的。
复辟的帝国不管怎样努力摹仿自己的原型，还是不得不到处做和拿破仑所做的相反的事情，这种情况，真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拿破伦打击的是同他作战的那些国家的心脏；今天的法国攻击的却是俄国的cul de sac〔死胡同，偏僻地方〕。希望不寄托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寄托在成功的coup de main〔突击〕、奇袭和冒险上面。第一和第二法兰西帝国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整个差别就在于这种策略的不同。拿破仑惯于以胜利者的身分进入现代欧洲各国的首都。而他的继承者则以各种借口——保护教皇、保护苏丹、保护希腊国王——把法国的守备部队分驻在古代欧洲各国的首都：罗马、君士坦丁堡和雅典；结果丝毫没有加强威力，而只是分散了力量。拿破仑的秘诀在于集中，而他的继承者的秘诀却在于分散。当拿破仑看到自己不得不在两个不同的战场上作战时，例如在对奥地利的战争中，他就立即把自己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在有决定意义的作战线上（在对奥战争中是斯特拉斯堡—维也纳线），而把较少的兵力留在次要的战场上（意大利）；因为他相信，即使他的军队在次要战场上打了败仗，他自己在主要作战线上的胜利也能比任何直接的抵抗更可靠地阻挡敌军的前进。反之，他的继承者却把法国的兵力分散在许多地方，而把一部分兵力集中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连最小的胜利（如果一般地说能够取得这种胜利的话）也要付出最大牺牲的代价。除了在罗马、雅典、君士坦丁堡、克里木的军队以外，还得向奥地利接近波兰的边境派遣一支辅助部队，向波罗的海派遣另一支辅助部队。这样，法国军队起码要在三个彼此相距最少也有1000英里的战场上作战。按照这个计划，法国的兵力还在欧洲战争具有严重的性质以前，就几乎全部使用上了。当拿破仑认识到他已经开始的行动不合理时（例如在阿斯佩恩），他便不坚持这一行动，而善于找寻其他出路，出敌不意的将自己的军队调往新的攻击目标，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甚至使暂时的失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只有在他没落的时期，当他在1812年以后对自己丧失了信心的时候，他的坚强的意志力才变成了盲目的固执，使得他死守作为一个统帅很清楚地知道是完全无用的那些阵地（例如在莱比锡）。可是他的继承者却不得不一开始就做他的先辈最后才做的事情。对于一个来说是无法解释的失败的结果，对于另一个来说则是无法解释的幸运的结果。对一个来说，他所信赖的福星是他自己的天才，对另一个来说，却不得不以对自己的福星的信赖来代替天才。一个赢得了真正的革命，因为他是能够实现这个革命的唯一人物；另一个则赢得了重新唤起的对过去革命时代的回忆，因为他承袭了这个唯一人物的名字，因而他本身就是一种回忆。在第二帝国的内政中反映了它的作战方法的自命不凡的平庸，在这方面也是外表代替了现实，“经济的”远征决不比军事的远征更有成效，要证明这些本来是并不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