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
卡·马克思
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150]
1853年7月1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1815年起，欧洲列强在世界上最害怕的事情，就是status quo〔现状〕遭到破坏。但是列强中的任何两国发生任何战争都有打破status quo的危险。因此，西方列强才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俄国在东方进行的掠夺，而且从来不向它要求任何代价，只要求它找出某种借口，哪怕是荒谬绝伦的借口也好，好使它们能够继续中立，不致于非去阻挡俄国侵略不可。俄国一直受到夸奖，都说它的“神圣君王”宽宏大量，不仅仁慈地愿意来掩盖西方各国当局的那种不可掩盖的、可耻的卑屈行为，而且对土耳其很宽大，没有把它一口吞完，而是一块一块地吞吃。这样一来，俄国外交就有了西方的国家活动家们的胆怯心理作为依靠，而它的外交术也逐渐成了一种公式，以致于对照着过去的记录就可以几乎丝毫不差地察知当前谈判的经过。
俄国的新借口是毫无根据的，这一点，在苏丹［注：阿卜杜－麦吉德。——编者注］最近向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发出了一项敕令，凡有关宗教的一切都作了比沙皇所要求的还要多的让步以后，已经很清楚了。但是，“绥靖希腊”[151]是否就是进行干涉的重大借口呢？当年，德·维莱尔先生为了消除苏丹［注：马茂德二世。——编者注］的顾虑并证明列强的善意，曾提议“盟国首先签订一项条约，以保证奥斯曼帝国维持其现状”，这个提议遭到了俄国驻巴黎的大使［注：波茨措－迪－博尔哥。——编者注］最坚决的反对。俄国大使声称：
“俄国
对土耳其政府是宽宏大量的，对自己的盟国的愿望是
无限尊重的，但是，它不得不保留它独有的解决自己与土耳其御前会议的分歧的权利；向奥斯曼帝国作出一般保证，就足以伤及
圣上的感情，触犯俄国既得的
权利和这些权利赖以产生的原则，更不用说这种行动非同一般和突如其来了。”
[152]
1827年，俄国曾要求允许它“以三强的名义占领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1828年4月2日，俄皇在宣战书中声明：
“我的同盟者会看到我时刻准备和他们同心协力地履行伦敦条约
[153]，会看到我非常想帮助他们完成我们的
宗教和全人类的神圣感情使我们关怀的那项工作；他们会看到我时刻准备
纯粹为了使7月6日的条约更快地得到履行而利用我的地位。”
“俄国一向就没有任何侵略思想和任何扩张意图。”
同时，俄国驻巴黎大使却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写信说：
“当帝国当局讨论以武力对付土耳其政府的时机是否来到这一问题时，大概某些人曾对这一步骤的迫切必要性有所怀疑，这些人对于奥斯曼帝国的首脑不久前用那种可怕的暴力手段推行的血腥改革的后果是考虑不够的。
皇上研究了土耳其的制度，他发现这一制度显露出一种它过去未曾有过的体力组织和精神组织的萌芽。如果说苏丹在现在，在他刚刚为实现新的改革和改良计划打基础的时候，就已经能够向我们进行更坚决更有组织的反抗，那末，如果他有了时间来巩固这种基础，对我们就更可怕了。既然形势已成这样，那我们应当引以为幸的就是还来得及在危险性增大以前转入进攻。任何迟延都只能使我们的处境恶化，并给我们造成我们不会遇到的重大困难。”
现在，俄国是想先采取侵略步骤，然后才谈论它。1829年，利文公爵给涅谢尔罗迭伯爵写信说：
“我们将只限于一般的提法，因为任何关于这个如此微妙的问题的具体报道都可能造成实际的危险。如果我们要同我们的同盟国一道商讨同土耳其政府签订的条约的条文，那也只有在他们自以为使我们作出了无可挽回的牺牲的时候才能满足他们的这个要求。和约只能在我们自己的阵营内签订，只有在和约缔结后才能让欧洲知道和约的条款。到那时要反对已经晚了，欧洲也只好忍一口气承认它已经无法阻挠的局面。”
现在，俄国有几个月一直用种种借口迟迟不采取断然行动，以保持一种俄国可以接受而对土耳其则有致命危险的非战非和的局面。在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时期内，俄国也正是这样做的。波茨措－迪－博尔哥曾就这一点发表过这样的意见：
“我国的政策就是要使最近四个月不发生任何事情，我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一般说来，人们都想再等一等。但是第五个月将是一个多事的月份。”
虽然沙皇对土耳其政府大肆侮辱，而且现在还以武力威逼它做出最屈辱的让步，但是他仍然大肆宣扬他对“苏丹阿卜杜－麦吉德的友谊”，和他对“保存土耳其帝国”的关怀。沙皇把“责任”推到苏丹身上，说苏丹违抗他的“公正要求”，说苏丹不断“伤害他的友谊和他的感情”，拒绝他的“照会”，拒绝他的“保护权”。
1828年，查理十世曾问过波茨措－迪－博尔哥是什么原因使俄军在那年的战役中失利，波茨措－迪－博尔哥回答说，是因为俄皇不愿意在不到非常必要的时候就进行a l’outrance〔决死〕战争，俄皇希望苏丹能抓住他表示宽大的机会，但是这种试验未能成功。
在俄国同土耳其政府发生目前这场冲突以前不久，俄国曾试图在政治流亡者问题上组成大陆列强的大联合来反对英国；当这一试图不成功时，它便极力复活同英国的同盟来反对法国。同样，在1826—1828年期间，俄国曾经用普鲁士的“野心勃勃的计划”来威吓奥地利，同时又尽一切可能来加强普鲁士并助长其野心，以便使普鲁士起到抗衡奥地利的作用。俄国在它现在的周知照会[154]中把波拿巴说成是贪图圣地而破坏和平的唯一祸首。在1826—1828年时期，俄国曾经由波茨措－迪－博尔哥出面证明：
“笼罩欧洲的惊惶不安应该归罪于梅特涅公爵的阴谋”，并且，俄国极力“向威灵顿公爵本人示意，说他对维也纳当局的关注可能损害他对所有其他各国当局的影响，并且会造成这样一个转折：谋求法国同大不列颠协议的就不是俄国，而是早先为了靠拢维也纳当局而拒绝同法国结盟的大不列颠自己了。”
现在，俄国如果让步，就会大大贬低自己。它在1828年第一次战役失败以后的处境也正是这样。当时俄国的主要目的何在呢？我们让它自己的外交官来说吧：
“为了取得顺利进行谈判所必需的那种优势，第二次战役是必要的。在进行这次谈判以前，我们必须做到能够迅速而有力地迫使对方接受我们的条件……陛下在掌握较大的行动可能性的时候，将只限于提出较小的要求。在我看来，达到这样的优势，应当成为我们的全部努力所追求的目的。这种优势现在已成为我们应当在全世界面前保存和保持的那种政治存在的条件。”
但是，难道俄国不怕英国和法国的联合行动吗？当然是怕的。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公布的有关俄国用以瓦解法英同盟的手段的秘密回忆录中有如下一段：
“如果爆发了法国和英国联合参加的战争，俄国就丝毫没有取胜的希望，除非使这个同盟瓦解，或者，至少使英国同意当大陆上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持中立。”
问题是俄国是否相信英国和法国将联合行动？让我们再看一看波茨措－迪－博尔哥的报告吧：
“自从那种认为土耳其帝国要灭亡的想法不再压倒其他一切问题的时候起，英国政府就不怎么敢冒大战的危险来使苏丹不同意作某些让步，特别是在下一个战役开始之前，一切尚不明确的那个时候。这些情由使我们有根据设想，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担心大不列会公开同我们决裂。它只会建议土耳其政府求和，并且在可能举行的谈判中尽力之所及帮土耳其政府的忙。如果苏丹拒绝，或者我们坚持己见，英国也不致采取更进一步的步骤。”
至于涅谢尔罗迭对那位曾在1828年当大臣和1853年当大臣的“善良的”阿伯丁的看法，可以从利文公爵如下一段报告中看出：
“阿伯丁勋爵在和我会晤时再一次向我担保说，英国从未打算同俄国发生争执。他担心圣彼得堡对英国内阁的立场并不完全了解。他本人的处境很微妙。舆论总想向俄国大肆进攻。而不列颠政府又不能经常向舆论挑战。而且在那些与民族偏见密切关联着的问题上挑动舆论是很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俄国可以完全信任同这些偏见作斗争的英国内阁的友好态度。”
如果说涅谢尔罗迭先生的6月11日的照会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地方，那末，值得惊奇的并不是“无耻之极地混合了为事实驳倒的声明和被词藻掩饰的威胁”，而是欧洲对俄国外交照会第一次采取这种态度：西方世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敬畏和颂扬，而是为过去感到羞愧，并且轻蔑地嘲笑了这种把狂妄的野心、狡猾的伎俩和十足的野蛮无耻之极地堆在一起的东西。但涅谢尔罗迭的周知照会和6月16日的“紧急最后通牒”仍然丝毫不亚于波茨措－迪－博尔哥和利文公爵的备受赞扬的杰作。而那时涅谢尔罗迭伯爵也和现在一样，是俄国外交的首领。
有一个笑话，说有两位研究熊的波斯自然科学家，其中一位从未见过这种动物，就问道：这种动物是下崽呢还是产蛋呢？另一位比较熟悉些的回答说：“这种动物什么事都能做”。俄国熊无疑也是什么事都能做，特别是当它知道它要与之打交道的另一些野兽什么事也不能做的时候。
我想en passant〔顺便〕提一提俄国最近在丹麦国王咨文以119票对28票的多数获得通过这件事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请看下面一段话：
“联合议会根据1849年6月5日宪法第四条，同意按照国王1853年6月13日再次提出的1852年10月4日的王位继承咨文，在整个丹麦王国执行国王关于王位继承制度的诏令。”
工人的罢工和联合正以飞快的速度和空前的规模发生和扩展着。我现在有以下各地工人罢工的报告书：斯托克波尔特各行各业工厂工人的罢工；曼彻斯特铁工、纺工、织工等等的罢工；基台尔明斯特织毯工人的罢工；布利斯托尔附近林格伍德各煤矿矿工的罢工；布莱克本和达尔温织工的罢工；波士顿红木细工工人的罢工；波尔顿及其近郊的漂白工、砑光工、染色工和机械织布工的罢工；班斯里织工的罢工；斯比脱菲尔茲丝织业工人的罢工；诺定昂花边编织业工人的罢工；北明翰区及许多其他地方各行各业工人的罢工。每班邮递都会带来罢工的新闻。停工带有传染性。每一次大罢工，如斯托克波尔特和利物浦等地的罢工，都必然产生一连串较小的罢工，因为大部分工人若不向王国其他各地的工人伙伴请求支援，就不能胜利地反抗厂主，而其他各地的工人为了援助自己的同行，就要求提高工资。此外，对于每一个地区来说，不同意恶劣条件，以免自己的工人伙伴在斗争中孤立，已成为有关荣誉的事情和共同的利益。所以，一个地方的罢工就会得到最远地区的罢工的响应。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提高工资只不过是意味着要求处理厂主的旧有欠债问题而已。在斯托克波尔特大罢工时就是这样。
1848年1月，斯托克波尔特的工厂主把各种工人的工资普遍降低10％。工人们同意了这种降低，条件是一当情况好转就恢复这10％。因此，1853年3月初工人们向厂主们提起他们所答应的10％的增加额。他们同企业主们没有达成协议，于是宣布罢工，参加这次罢工的有3万多人。在大多数场合下，工厂工人都明确地声明说：国家，特别是他们的厂主在繁荣时获得的收入，他们有权享有一份。
现在罢工的特点是：罢工先在下层不熟练（非工厂）工人，即现在直接受人口外流影响的工人中开始，换言之，是在各种普通工匠中开始，然后才把大不列颠各大工业中心的工厂无产阶级卷进来。以前的罢工正相反，总是先在工厂工人上层，即在机械工人、纺纱工人等等之中开始，然后再扩大到这个巨大的工人群的下层，最后才把工场工人卷进来。这个特点完全是由于人口外流的影响而产生的。
有这样一种慈善家，甚至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罢工对“工人本身”的利益是极其有害的，并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一种能保证固定平均工资额的方法。由于具有各种不同阶段的工业周期的存在，就不可能有任何这类平均额——这一点且不去说它。我反对这种观点，我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为了正确估价工人的罢工和联合的意义，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我们不应该忘记，农奴的罢工和联合曾是中世纪市镇的来源，而中世纪的市镇又是现在当权的资产阶级的摇篮。
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已经指出目前工人的斗争对英国宪章运动可能具有的意义［注：见本卷第151—154页。——编者注］。我的预测业已被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再度掀起的运动于头两个星期获得的成果所证实。大家知道，第一次露天群众大会原定在黑石山脊举行。在上月19日，郎卡郡和约克郡宪章派的地方小组的代表到了那里，并成立了代表会议。厄内斯特·琼斯提出的要求实行宪章的请愿书，以及以这两个郡召开的会议的名义提出的请愿书，都得到一致的赞同。会议决定委托那位同意转达宪章派的一切请愿书的南威克的议员阿普斯利·佩拉特先生呈递郎卡郡和约克郡的这份请愿书。至于群众大会，当时就连最乐观的人都认为开不成了，因为天气太坏，雷声越来越大，倾盆大雨下个不停。起初只有少数一些人爬上山丘，但很快就有更多的人群出现，从高处向周围的溪谷望去，在透过密密层层的雨帘所能看到的地方，可以看见一条条蜿蜒如带的人流从四面八方沿着附近村落的大小道路伸展过来。到原定的开会时刻到来的时候，已经有3000多人集合在这座离开村镇很远的山丘上，而且在发言人长时间的讲话过程中，尽管大雨如注，与会者仍然一直在原地坚持到最后。
爱德华·胡桑先生提出的决议案指出：“压在英国工人阶级身上的社会重担是阶级立法的产物，接受人民宪章是对付这种阶级立法的唯一办法”。这个决议案得到宪章派执行委员会[155]委员盖米季先生和厄内斯特·琼斯先生的支持。现在让我从这两位发言人的讲话中摘录几段。
盖米季先生说：
“决议案认为人民身荷重担的原因在于阶级立法。我想任何一个注意事件进程的人都不会反驳这种意见。所谓众议院，对于群众的一切申诉一直充耳不闻；而当人民大声申述自己的灾难时，从那些冒充国民代表的人们那里得到的无非是嘲笑和愚弄；即使人民的呼声偶尔例外地在议院得到反应，也势必被我们那些占多数的强盗般的阶级立法者的起哄声所湮没。（热烈鼓掌）下院不但拒绝满足人民群众的公正要求，而且甚至还拒绝调查他们的社会状况。诸位一定还记得，前不久斯雷尼先生曾向议院提议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调查人民的生活情况并拟定救济办法，但是议院竟坚决回避讨论这一问题，当上述提案提出时，仅有26名议员在场，由于不足法定人数，议院会议改期。（高喊声：“真可耻，真可耻！”）当这一提案再次提出时，斯雷尼先生不但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且，据发言人（盖米季先生）的记忆，656名可尊敬的绅士中仅有19名在场的议员表示愿意讨论这一问题。如果我给你们谈一谈人民的实际状况，我想你们会同意我的意见：对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的理由是再充分不过的了。经济学家们确定，我国每年的产值估计为82000万英镑。假定联合王国的工人家庭有500万户，每户的平均收入每周为15先令，其实这个数目我觉得比实际收入高得多（呼喊声：“太高了！”），但我们还是把平均数定为15先令，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工人们从他们的巨额年产值中仅取得很少的一部分，即19500万英镑（呼喊声：“真可耻！”），而其余的全部装入寄生的大地主、高利贷者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腰包……还用得着证明这些人就是掠夺者吗？最可恶的盗贼并不是那些囚禁在我们监狱里的人；最大最狡猾的盗贼是那些借助于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来掠夺人民的人，这种大掠夺就是国内所发生的一切小掠夺的真正原因……”
[156]
厄内斯特·琼斯先生说道：
“今天我们的要求是使我们的宪章成为法律。（热烈鼓掌）我号召你们回到伟大运动的行列中来，因为我深信，时机已经成熟，胜利现在就靠你们，所以我热烈地希望你们不要放过这个大好时机。现在，工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使你们暂时有了力量，但你们将来如何却要看你们怎样利用这种力量。如果你们利用这种力量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目前的需要，那末，现在的情况一旦改变，你们就会遭到失败。但是，如果你们利用自己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巩固现在的地位，而且也为了保证将来，那你们就会战胜所有的敌人。工商业复苏和人口外流固然是你们力量的源泉，但这种力量必然会随着商业复苏和居民外迁的中止而消失的，所以你们现在如果不为自己作打算的话，那就会陷入比任何时期都更加糟糕的奴隶地位。（呼喊声：“对，对！”）而且，现在使你们力量增强的那些因素，很快就会变成使你们力量削弱的原因。使劳动力数量减少的那种人口外流现象很快就开始在更大的程度上减少对劳动的需求量……停滞局面会到来的，请问，你们应付这个局面的准备怎么样？你们参加了工人争取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工资的光荣运动，并且实际上在这方面取得了某些成果。但是请注意：这些成果你们并不是通过议会得到的！请注意企业主们的这样一种阴谋：给他们一点小恩小惠叫他们高兴高兴，但法律却一条也不能给他们！不能让议会通过工资法，但可以在工厂里实行议会的某些要求。（呼喊声：“注意！”）于是雇佣奴隶会说：我们用不着靠什么政治组织来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或调整工资的法律。我们用不着通过议会，而是依靠自己达到自己的要求。是的，但你们能否不通过议会把争得的东西保持下来呢？是什么原因使你们得到胜利呢？是工商业复苏。是什么原因会使你们失掉胜利的果实呢？是工商业停滞。你们的厂主们晓得这一点。所以他们才缩短你们的工作日，增加你们的工资，或者把他们扣留的那部分工资发还你们，他们所以这样做，是想叫你们不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来实行这些措施。（鼓掌）他们缩短工作日，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减少他们工厂的生产；他们增加你们的工资，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很快就要根本不给你们当中成千的人发任何工资。与此同时，他们，特别是中央各郡的工厂主们，还对你们说：即使那些于他们不利的法律能够通过，也只不过是迫使他们寻找其他掠夺你们的手段而已，——这就是他们的真意。这么说，第一，你们不可能获得你们所需要的法律，因为你们没有人民议会；第二，即使这些法律能够通过，工厂主们也会像他们自己断言的那样，还是要回避实行这些法律。（高喊声：“对！”）那末我就要问，你们对将来怎么办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呢？你们对自己现有的巨大力量利用得怎样呢？因为，如果你们不在现在就做好准备，那就会变得毫无力量，就会失去所争得的一切。我们今天在这里集会，就是要向你们说明如何才能保持和扩大自己的成果。有些人认为宪章派的组织会妨碍工人运动。天晓得！只有宪章派的组织才能把工人运动引向胜利……一个工人如果不能自己为自己谋得工作，那他就不能离开企业主。但工人如果不掌握土地、信贷和机器等劳动资料，那他就不能自己为自己谋得工作。工人如果不消灭土地、货币、商业等等的垄断，是决不可能掌握这些劳动资料的；而要做到这一点，不掌握国家政权是不行的。为什么你们要力争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呢？如果不需要用政权来保证工人的自由那又何必进入议会呢？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活动立即转向工厂呢？这是因为，你们知道，感觉到，并以自己的全部行动默默地证实：不掌握政权就不可能取得社会解放。（热烈鼓掌）所以，我现在请你们重视政权的基础，即重视普选权，重视宪章。（掌声如雷）……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不等危机到来，千百万人自动同我们联合起来呢？’——因为我们所需要的运动不是危急感和一时的激动所产生的运动，而是建筑在稳固的信念和精神力量上面的运动。我们希望你们不要指靠感情的冲动，而是遵循理智的呼声。所以我们号召你们把我们的组织恢复起来，以便使你们不受自发势力的支配，不受这种自发势力的任意摆布。商业停滞会再一次引起大陆上的革命，所以必须矗起宪章运动的牢靠灯塔，让它在暴风雨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给我们照亮道路。总之，我们今天宣布恢复我们的运动；同时，为了获得正式的承认，我们选择向议会请愿的方式——这倒不是我们指望议会会接受我们的请愿书，而是因为我们要用这种方式作最适当的传声筒，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死而复活了。那些在不久以前曾宣布我们已死的人们，现在将不得不接受宣布我们复活的荣幸了，我们的请愿书就是宣告我们再生的证明书。”（掌声如雷）
[157]
在黑石山脊的集会上，厄内斯特·琼斯还宣布了7年前在这个地方召开的宪章派大会[158]的主席——工人本杰明·腊斯顿的逝世。琼斯提议把腊斯顿的葬仪变成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把这次葬仪同西莱丁的宪章派大会结合起来，以利于宪章被接受。他说，这样做是安葬已故的老战士的最好的方法。必须指出，在英国的民主运动史上还从未有一次游行示威像上个星期日在西莱丁举行的恢复宪章运动大会和本杰明·腊斯顿的葬仪那样声势浩大；在哈里法克斯集会的人有20万以上，——这种情况甚至在运动的最盛期也是没有过的。我奉劝那些仅仅根据英国社会的那种死气沉沉的易患中风的外表来判断这个社会的人们，到这样的工人集会上去深入地看一看那种负有摧毁这个社会的使命的力量。
联合内阁在印度问题的初步交锋中取得了胜利：斯坦利勋爵关于延期采取立法措施的提案被184票的多数所否决。紧急事务使我不得不把我对这次投票的评述先放一放。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7月1日
载于1853年7月1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19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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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50] 本文的第二个标题（“英国的工人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所加。——第184页。
[151] “绥靖希腊”是欧洲列强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希腊反对土耳其压迫的解放斗争时期干涉土希冲突时在外交文件中的用语。——第185页。
[152] 引自戴·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的外交文件和资料汇编《Portfolio》中1826年12月22日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一份报告。这一套名为“文件集。公文汇编”（《The Portfolio；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的丛刊于1835—1837年出版；另一套名为“文件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Diplomatic Review》）的丛刊于1843—1845年出版。马克思援引的波茨措－迪－博尔哥的信发表于“文件集”1836年伦敦版第1卷第7、8、9期，第2卷第13期及“文件集”1843年伦敦版第2卷第2期。——第185页。
[153] 关于1827年7月6日的伦敦条约（公约）见注47。——第185页。
[154] 涅谢尔罗迭1853年6月11日（5月30日）的照会是发给俄国驻外使节的一份周知照会，它表述了沙皇政府鉴于缅施科夫使团所得的结果而采取的立场。涅谢尔罗迭在严厉抨击土耳其政府的行动的同时，申述了俄国向土耳其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沙皇为苏丹的正教臣民的保护者的理由。照会还威胁说，如果土耳其拒绝这一要求，俄国将采取“坚决措施”。——第187页。
[155] 指1840年7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在宪章运动高涨年代会员达到4万人。协会的活动表明会员缺乏思想上和策略上的一致，表明宪章派大多数领袖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1848年宪章派失败后，革命宪章运动的先进的、倾向于科学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厄·琼斯，试图在五十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组宪章运动。这一点在1851年的宪章派大会通过的纲领中有所反映。在五十年代后半期，由于机会主义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暂时得势和宪章运动走向低潮，协会实际上停止了活动。——第192页。
[156] 盖米季于1853年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引自1853年6月25日的“人民报”。——第193页。
[157] 琼斯于1853年6月19日在黑石山脊群众大会上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引自1853年6月25日的“人民报”。——第195页。
[158] 见注126。——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