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九卷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土耳其[1]
1853年3月22日星期二于伦敦
迪斯累里辞去少数派“大保守党”的领袖职位，在现时的政党史中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件[2]。据悉，迪斯累里还在托利党内阁辞职八九个星期之前，曾打算抛弃自己的旧同盟者，只是由于得比勋爵再三要求才放弃了这种打算。可是现在，迪斯累里自己被排挤了，他的职位已正式由约翰·帕金顿爵士接替。帕金顿是一个稳健谨慎的人，有一些领导能力，但是，他又是一个阴暗的人物，是英国土地贵族的腐朽偏见和陈旧思想的真正化身。这次更换领导，意味着托利党彻底改组，可能还是最后的改组。迪斯累里可以庆幸自己摆脱开了那些惯于欺诈的土地占有者了。不管我们对这个据说是鄙视贵族、仇视资产阶级和不喜欢人民的人物的意见怎样，他毫无疑问是本届议会中最有才干的议员，而他的灵活性则使他能够很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要求。
至于流亡者的问题，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报道过：奥地利报纸在帕麦斯顿勋爵于下院发表演说后表示，要从被帕麦斯顿的有害影响所腐蚀的内阁得到满足是徒劳无功的。但是，阿伯丁在上院的声明用电报一拍到维也纳，情况就变了[3]。这几家报纸现在又强调说，“奥地利相信英国内阁是高尚的”，而半官方的机关报“奥地利通讯”[4]则刊载了该报巴黎通讯员所写的下面一篇报道：
“考莱勋爵在返回巴黎后向法国皇帝宣称，英国驻北方各国宫廷使节都接到了正式指令，这个指令要他们尽一切努力阻挡北方列强向英国政府提出联合照会，并提出下面这种理由使它们不去采取这样的步骤，即英国政府在整个英国的心目中愈能保持它在这个问题上自主自愿的样子，那末它就愈能满足这些强国的要求……
不列颠大使考莱勋爵极力向法国皇帝说明，他可以完全信赖不列颠内阁，而且，即使这种信赖被辜负了，皇帝还可以随时采取他认为需要的任何步骤……法国皇帝同意考验一下不列颠内阁的诚意，但同时保留了自己将来行动的完全自由；他现在正企图说服其他强国也照他这样做。”
诸君可以看到，从《ce cher Aberdeen》〔“这个可爱的阿伯丁”〕（路易－菲力浦通常这样称呼他）那里所期待到的是什么，阿伯丁所许下的诺言的内容大致是些什么。继这种诺言之后，现在已开始了实际的行动。上星期，英国警察当局拟出了居住在伦敦的大陆流亡者的名单。几个暗探挨街区、街道、住宅到处追踪搜索，并且记下了流亡者的特征；他们大都在附近的小酒馆里转来转去，有时甚至借口搜捕罪犯闯入某些流亡者的住宅，乱翻他们的文件。
正当大陆上的警察在徒劳无功地追捕马志尼的时候，正当纽伦堡当局下令关住城门捉拿马志尼的时候（德国有句老话：“抓不住就绞不死”），最后，正当英国报刊大量报道马志尼可能的行踪的时候，马志尼却在伦敦安然无恙地住了几天了。
缅施科夫公爵在举行了驻多瑙河各公国俄军阅兵式并检阅了驻塞瓦斯托波尔的陆军和舰队之后（按照他的命令，塞瓦斯托波尔在他莅临时曾举行军队上船和登陆演习），于2月28日以非常富于戏剧性的姿态进入君士坦丁堡。他的随员共12人，包括俄国黑海分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注：弗·阿·科尔尼洛夫。——编者注］、一位师级将军［注：阿·阿·涅波科伊契茨基。——编者注］、几位参谋军官和使团秘书小涅谢尔罗迭先生。希腊居民和俄罗斯居民对缅施科夫的接待，就像接待亲临沙皇格勒恢复真教的正教沙皇本人那样。在伦敦这里和在巴黎，下面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缅施科夫公爵对傅阿德－埃芬蒂的辞职并不满足，他要求苏丹为了俄国皇帝的利益不但放弃对土耳其境内所有基督徒的保护权，而且放弃任命希腊总主教的权利；苏丹向英法求援；不列颠代办罗斯上校急忙派“黄蜂号”蒸汽舰往马尔他岛，以便立即调英国舰队去阿希佩拉哥群岛，而俄国舰船则到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基利亚停泊。据巴黎的报纸“通报”[5]报道，在土伦的法国分舰队已接到命令开进希腊领水。不过，邓达斯海军上将仍然在马尔他岛上。从这一切可以看出，在欧洲，东方问题又提到ordre du jour〔日程〕上来了，但这样的事对于熟悉历史的人们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定要出现同一个问题——这就是一直存在着的“东方问题”。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6]，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就出现过这个问题；那时，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的平静时机，把军队开往土耳其，向那些力求从内部摧毁这个行将灭亡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过了一些时候，西欧革命运动刚被来巴赫会议和维罗那会议镇压下去[7]，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给了土耳其一个新的打击。以后，又经过若干年，当七月革命以及继之而起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各国的起义已经过去，成了1831年那个样子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动荡的时候，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各“大国”卷入了大战[8]。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自夸似乎已经幸运地使欧洲摆脱了混乱状态和革命危险的时候，又出现了这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对土耳其怎么办？
土耳其是欧洲正统主义的一个痛处。从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起，正统主义君主体系的无力就表现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维持status quo〔现状〕。这个共同的协议（顽固地维持自发或偶然形成的状况）是一个testimonium paupertatis〔贫穷证明书〕，是主要的强国承认自己毫无能力为进步或文明作出什么事情。拿破仑能够在一刹那间决定整个大陆的命运，并且能够在自己的决定中显示出英明果断。聚集在维也纳会议上的欧洲正统主义[9]的代表们，为了完成同一个任务，以他们全部的“集体智慧”还花了好几年的功夫；而且他们为此互相争吵，造成极大的混乱，并且都发现做这样的事是如此索然无味，所以从那个时候起，他们就都意兴阑珊，不再打算重新划分欧洲了。平庸的米尔米东人（贝朗热这样称呼他们）[10]不通历史，不了解历史事实，没有主张和主动精神，他们膜拜status quo——他们自己的集体创作，尽管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的这件艺术作品是怎样的粗糙和平凡。
但是，土耳其和其余世界一样，并不是一直不变的。恰好在反动派在文明欧洲恢复了它所认为的status quo ante〔一定时间以前的现状〕的时候发现了，土耳其在这一个时期的status quo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问题、新的利益、新的关系。可怜的外交家们又要从8—10年前因普遍动荡而工作中断的地方开始做自己的工作。一定要维持土耳其的status quo！这就像要把一匹死马的尸体的腐烂过程停在一定阶段上防止它完全腐烂一样。土耳其正在烂下去，而且，只要现行的“均势”和维持status quo的体系继续存在下去，还会越烂越厉害。因此，它将不顾所有的会议、议定书和最后通牒，经常地每年在外交难题和国际纠纷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就像任何一种腐烂物体向周围大量放出沼气和其他“芬芳的”气体那样。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问题到底在哪里。土耳其由以下三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非洲的藩属王国（埃及和突尼斯）、亚洲土耳其和欧洲土耳其。非洲的领地暂时不谈，因为其中只有埃及可以算是真正从属于苏丹的国家。但是埃及要在更大程度上从属于英国人，在今后瓜分土耳其时它毫无疑问将成为英国人的属地。亚洲土耳其则是土耳其帝国现时还拥有的那些力量的真正中心。400年间，土耳其人大半都是居住在小亚细亚和阿尔明尼亚，这两个地方是经常补充土耳其军队的充裕的来源，从围攻维也纳的土耳其的军队，一直到库列夫查战役中被吉比奇的并不高明的战术击溃的土耳其军队[11]都是这样。亚洲土耳其尽管人口少，但仍然形成了一个非常团结的属于土耳其族的狂热的伊斯兰教徒群，目前就休想去征服它。所以，实际上一讨论“东方问题”的时候，在亚洲各地区中受到注意的只是巴勒斯坦和基督徒聚居的黎巴嫩平原。
真正经常引起纠纷的，是沙瓦河和多瑙河以南的一个大的半岛，即欧洲土耳其。这个好地方却不幸成了各个不同种族[12]和民族杂居的地方，同时很难说它们当中谁最缺少走向进步和文明的条件。1200万斯拉夫人、希腊人、瓦拉几亚人、阿尔纳乌特人[13]处于100万土耳其人的统治下，一直到不久以前还很难说，除了土耳其人以外，在这些不同种族中哪一个最有能力实行统治，而在居民这样混杂的情况下，统治权不能不只属于其中的一个民族。但是，当我们看到，土耳其政府想走上文明道路的一切企图遭到了怎样可怜的失败，而以几个大城市中的土耳其平民为主要支柱的伊斯兰教狂热势力为了重掌政权和消灭任何进步倡议每一次都不惜向奥地利和俄国乞援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中央政府即土耳其政府的权力是怎样由于基督徒省份的起义（由于土耳其政府的衰弱和邻邦的干涉，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是完全不成功的）而一年年地削弱下去的时候；最后，当我们看到，希腊争取独立，俄国夺取部分阿尔明尼亚，而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相继归这一强国保护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土耳其人居留在欧洲严重阻碍了色雷斯－伊利里亚半岛所拥有的一切潜力的发挥。
很难称土耳其人是土耳其的统治阶级，因为那里各不同社会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像各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一样复杂。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情况下，土耳其人中有工人、佃农、小土地所有者、商人、处于封建主义最低和最野蛮阶段的封建地主、官吏或军人；但是，不管一个土耳其人的社会地位如何，他却属于有特权的宗教和民族——只有土耳其人才有佩带武器的权利，而地位最高的基督徒在遇见社会下层的穆斯林时也必须让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拉夫族的贵族改宗了伊斯兰教，而人民群众仍然是“莱雅”，即基督徒。因此，在这一省份里，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是吻合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他们的土耳其族教友的地位一般来说是同等的。
欧洲的土耳其居民（不算随时可以从亚洲吸引过来的后备）的主体是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城市平民。他们主要是土耳其族，同时，尽管他们的雇主主要是信基督教的资本家，但是他们仍然狂热地维护自己想像的优越性和胡作非为不受惩罚的实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因为他们信奉有特权的宗教即伊斯兰教而享有，用来对付基督徒的。谁都知道，在任何一次重要的coup d’état〔政变〕中，都必须用收买和恭维的手段把这些平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就是这一些人形成了（某些殖民区除外）人数相当多同时又密集的欧洲土耳其居民。不言而喻，完全有必要把欧洲大陆上这个最好的地方从平民（罗马帝国时代的平民和他们比起来都成了贤人和英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种必要性迟早总会出现的。
至于其他民族，这里首先谈一谈阿尔纳乌特人。阿尔纳乌特人是勇敢的山民，他们是位于亚得利亚海沿岸山坡上的国家的土著居民。他们有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大概属于大印欧语系。在阿尔纳乌特人中，部分人是信奉希腊正教的基督徒，部分人是穆斯林；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们的一切来判断，他们好像还很少具备走上文明道路的条件。他们惯于打家劫舍，因此，在周围地区工业的进步没有保证他们能够像西班牙的加利埃哥人[14]和其他地方的山民那样从事采伐和运水的劳动之前，任何一个邻国政府都不得不用军事力量严格控制他们。
位于多瑙河下游和德涅斯特尔河之间的地区的主要居民是瓦拉几亚人，或称达克－罗马尼亚人，这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民族。他们都属于正教教会，他们的语言源自拉丁语，在很大程度上与意大利语相似。在这个民族中，特兰西瓦尼亚和布柯维纳的居民是奥地利帝国的臣民，而贝萨拉比亚的居民则是俄罗斯帝国的臣民；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是达克－罗马尼亚种族得到政治存在的唯一的两个公国，这里的居民有自己的公爵，公爵名义上是土耳其政府的藩臣，而实际上则处于俄国统辖之下。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事，我们在匈牙利战争时期已听到很多了[15]。奥地利人用小恩小惠和各种诺言把这些陷于野蛮状态的瓦拉几亚人（他们迄今一直受着匈牙利大地主的封建压迫，而且这些大地主又适应着奥地利制度变成了政府进行各种勒索的工具）拉到自己这边来，如同1846年他们在加里西亚对处于农奴地位的卢西人所做的那样[16]，于是瓦拉几亚人便对匈牙利人进行了一场焦土战争，这场战争把特兰西瓦尼亚变成了荒漠地带。土耳其各公国的达克－罗马尼亚人至少还有自己的贵族和政治机关，在那里，俄国虽然极力防范，但革命精神仍然渗进去了，1848年的起义[17]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他们在俄国占领时期所身受的压迫和勒索，无疑地会使这种革命精神更为增长，尽管他们同俄国的共同宗教和他们对沙皇的宗教迷信使他们直到现在还把戴皇冠的正教教主当作天然的保护者。所以，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末瓦拉几亚民族在最后决定这些地区的问题方面，能够起重要的作用。
土耳其境内的希腊人大部分是斯拉夫族，虽然他们接受了新希腊语。实际上现在所有的人都承认，除了几家名门望族以外，在君士坦丁堡和特拉比曾德，甚至在希腊本土，纯粹的希腊人都已经很少了。希腊人和犹太人一起，构成了各沿海口岸和内地许多城市中的商人的基本部分。在某些地区，他们也从事农业。但是，除了在特萨利亚（也许还有伊皮罗斯）以外，无论从人数、人口密度来看，或是从民族意识来看，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起作为一个民族所起的政治作用。少数几家希腊的名门望族的代表人物由于当通事（翻译官）在君士坦丁堡所享有的威望，在土耳其人到欧洲受教育和欧洲各大使馆配备了通晓土耳其语的随员之后，也几乎丧失净尽了。
现在来谈谈构成居民基本部分和在每一个种族混杂的地方其血统都占主要地位的那个种族。可以断言，这个种族构成了从摩里亚半岛到多瑙河，从黑海到阿尔纳乌特山脉这一地区内的基督教居民的主体。这个种族就是斯拉夫族，特别是其中名为伊利里亚（Ilirski）或南方斯拉夫（Jugoslavenski）的一个分支。继西方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和东方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之后，它构成了在12个世纪中定居在欧洲东部的人数众多的斯拉夫民族系统中的第三个分支。南方斯拉夫人不仅居住在土耳其大部分土地上，并且居住在达尔马戚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南匈牙利。他们都讲同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同西欧人听来无疑最富有音乐性的一种斯拉夫语言——俄语非常相近。克罗地亚人和部分达尔马戚亚人信奉罗马天主教；其余的南方斯拉夫人都信奉正教。天主教徒使用拉丁字母，正教徒书写时则使用俄语、古斯拉夫语（或称教会斯拉夫语）所使用的基利尔文字。由于这种情况，再加上信仰不同，就阻碍了他们的民族发展，使南方斯拉夫人居住的所有地区不能汇入一个民族的轨道。贝尔格莱德的居民不能阅读印成自己的语言但在阿格拉姆或贝奇［注：塞尔维亚人对维也纳的叫法。——编者注］出版的书。他甚至还可能拒绝用手去拿，因为这本书是用“异教”字体和按“异教”正字法的规则印的。另一方面，他却毫不困难地阅读和了解在莫斯科用俄文出版的书，因为两种语言非常相似，特别是在古斯拉夫语源学正字法方面非常相似；此外，这本书还是用“正统”（正教）字体印的。大多数信正教的斯拉夫人甚至不愿意他们的圣经、祀神书和祈祷书在本国印，因为他们深信凡是在神圣的莫斯科或在圣彼得堡帝国印刷局印出来的东西都特别正确、正统和神圣。尽管阿格拉姆或布拉格的狂热分子[18]作了种种泛斯拉夫主义的努力，可是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的“莱雅”、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斯拉夫族农民都对俄罗斯人抱有更大的民族同情；他们跟俄罗斯人的共同点，跟俄罗斯人在精神上的交往手段，要比讲同一种语言的信天主教的南方斯拉夫人更多。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们总注视着彼得堡，希望从那里来个救世主把他们从所有罪恶中解救出来。所以，他们把君士坦丁堡叫做沙皇格勒，即沙皇城，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正教沙皇从北方降临本城复兴真教；另方面是纪念在土耳其征服全国以前统治君士坦丁堡的另一个正教沙皇。
在土耳其大部分地区，斯拉夫人虽然自己选地方政权，但他们都处于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某些地方（在波斯尼亚），他们皈依了征服者的宗教。斯拉夫种族只在土耳其的两个地区里保持了自己的政治独立，或争得了政治独立。其中一个地区是位于摩拉瓦河谷的塞尔维亚，这个地区有着明显的天然边界，这条边界600年前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起过突出的作用。1806年俄国的战争[19]使长期处于土耳其人压迫下的塞尔维亚人得以独立，虽然只不过是在土耳其统辖下的独立。从那个时候起，塞尔维亚就经常受俄国的直接保护。但是，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样，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文明开始生根，贸易增长了，产生了新的思想，于是，在受俄国影响最大的中心堡垒里，即在斯拉夫族和正教的塞尔维亚，就出现了反俄的进步党派；当然，这个党派在改革要求方面是非常温和的。领导这个党派的是前财政大臣加腊沙宁[20]。
如果希腊－斯拉夫居民一旦成为自己居住的并占总人口四分之三（700万人）的那个国家的主人，那末毫无疑问，上述的需要逐渐会使他们中间出现反俄的进步党派；这样的党派的出现，一直都是这些居民的每一部分获得对土耳其的半独立地位之后不可避免的事情。
门的内哥罗不是拥有较大城市的肥沃平原，而是一个贫瘠的、交通极不便的山国。境内盗匪盘踞，他们到平原去抢劫，抢来东西就藏在自己的山寨里。这些浪漫然而相当粗暴的先生们早就成了欧洲的负担，而俄国和奥地利则保护黑山（Tsernogorci）［注：即门的内哥罗。——译者注］这个地方的人焚毁村庄、杀戮居民和抢掠牲畜的权利，因为这种情况和它们的政策是十分谐调的。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于1853年3月12日和22日之间
载于1853年4月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6号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纽约每日论坛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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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从本文起，马克思和恩格斯联系着1853年俄国和西欧列强在近东和巴尔干半岛上的矛盾尖锐化和后来爆发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对东方问题作系统的阐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大多数文章和通讯一样，本文在作者生前没有翻印过。“土耳其”这一节曾同其他一些关于东方问题的文章一起，收入由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和英国社会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编辑的文集——卡尔·马克思“东方问题。1853—1856年关于克里木战争事件的论文翻印本”1897年伦敦版（Karl Marx．《The Eastern Question．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London，1897）。由于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这些文章有时署名马克思，有时没有署名，所以这本文集以马克思为所有文章的作者。只是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发表后才知道，马克思寄到“论坛报”去的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恩格斯写的，有的是整篇，有的是部分。
本文中“不列颠政局。——迪斯累里。——流亡者。——马志尼在伦敦”几节是马克思写的，“土耳其”这一节是恩格斯写的。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中本文不全，缺第一段。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一家美国报纸，1841—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编辑之一。马克思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10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约恩格斯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和国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有时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马克思不得不减少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奴隶占有制各州妥协的人势力加强和报纸离开了进步立场。——第3页。
[2]1853年3月，自1848年起担任托利党下院领袖的迪斯累里去职，帕金顿接替了他的位置。这个变化是主张在财政和贸易政策上对自由贸易派的工业资产阶级作一定让步的迪斯累里和保护关税派的托利党人之间长期的党内摩擦的结果。尽管后者暂时获胜，可是迪斯累里的路线后来仍然占了上风，这个路线反映着把旧的贵族托利党变成英国资产阶级保守派政党的趋势。——第3页。
[3]1853年3月1日帕麦斯顿在下院会议上诡称，如果大陆上的强国要求把政治流亡者逐出不列颠群岛，英国是不答应的。但是，不久阿伯丁却在上院的演讲中允诺在流亡者问题上可以向大陆上各强国政府作让步。马克思在以前一些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通讯里曾谈到这个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621、627页）。——第4页。
[4]“奥地利通讯”（《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是奥地利政府石印的半官方机关报；1850—1863年在维也纳出版。——第4页。
[5]“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方机关报；178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5页。
[6]提尔西特和约是拿破仑法国同参加第四次反法同盟的战败国俄国和普鲁士在1807年7月7日和9日签订的和约。和约条件对普鲁士极为苛刻，使普鲁士丧失很大一部分领土（其中包括易北河以西的全部属地）。俄国没有丧失什么土地，反而获得了普鲁士割让给它的别洛斯托克地区。但是，亚历山大一世必须承认法国在德国占领的地方和拿破仑在那里所修改的疆界，以及拿破仑对伊奥尼亚群岛的统治权，同意成立华沙大公国（这是法国在俄国边界上的一个进攻基地），并参加对英国的封锁（即所谓大陆封锁）。在提尔西特，亚历山大一世答应在法国的调停下开始同自1806年起和俄国处于战争状态的土耳其举行和平谈判。1807年8月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停战协定，但和约没有谈成；1809年军事行动恢复，1812年土耳其战败。——第5页。
[7]指神圣同盟（1815年由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建立的欧洲君主的反动联盟）的反革命势力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对那不勒斯、皮蒙特和西班牙的武装干涉。1820年10月在特劳波（奥帕瓦）开幕，1821年5月在来巴赫（柳布梁纳）闭幕的一次神圣同盟会议，公开宣布了神圣同盟强国为了支持其他国家的封建君主制度可以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的原则。据此，来巴赫会议通过了关于派遣奥地利军队到意大利去的决定，而维罗那会议（1822年）则通过了法国对西班牙进行武装干涉的决定，结果，这些国家里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便被镇压下去。——第5页。
[8]四十年代初，由于1839—1841年土埃战争和因土埃战争各大国间的矛盾加剧，东方问题尖锐化了。土耳其苏丹的军队于1839年开进了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利在1831—1833年占领的叙利亚，但被击溃。西方各强国深恐俄国单独干涉土埃冲突，坚决向苏丹提出一个联合照会（1839年7月27日），声称所有各大国将帮助土耳其政府。但是，英法之间在近东、特别是在埃及的势力范围问题上有争执，结果只有英、俄、奥、普四国签署了关于各强国对苏丹军事援助办法的伦敦公约（1840年7月15日），法国没有参加。法国虽然已打定主意利用穆罕默德－阿利，但不久就不得不让步，抛开穆罕默德－阿利不管了。由于英国和奥地利的军事干涉，穆罕默德－阿利不得不放弃埃及本土以外的全部领地并服从土耳其苏丹的最高权力。——第6页。
[9]所谓的“正统主义原则”（来自拉丁字《legitimus》，即“合法的”）是达来朗所代表的法国外交界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上提出来的。这个原则的内容，是要恢复欧洲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和拿破仑战争过程中被推翻的各个“合法的”王朝和君主制度。所有维也纳条约都是以这个原则为基础的。同时，战胜拿破仑法国的各国统治者违反各国人民的意志，重新划定欧洲的政治地图，他们所根据的与其说是复辟的“正统”君主的要求，倒不如说是他们本身的、往往互相冲突的利益。——第6页。
[10]贝朗热在“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Les mirmidons oules funérailles d’Achille》）这首歌曲中，以隐喻的方式描绘了猥琐低能的复辟时期的法国君主和欧洲的其他一些正统主义的拥护者。这首歌曲的名字是个双关语：les mirmidons——米尔米东人，是传说中在南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该部落的战士曾在特洛伊战争中在阿基里斯统率下作战；mirmidon也有矮胖、侏儒之意，借用指猥琐、无能的人。——第6页。
[11]土耳其军队曾两次围攻维也纳，一次在1529年，一次在1683年，这两次都没有成功。1683年波兰国王杨·萨比斯基的军队打退了入侵的土耳其军队，解救了奥地利的京城。
库列夫查会战（保加利亚）发生于1829年5月30日，在1828—1829年俄土战争进行的时候。结果是土耳其军队被击溃。——第7页。
[12]“种族”（《race》）一词在这里是根据当时一般人对这个词的理解而用的，当时一般人都把“第二级种族”（基本种族内的集团）同人类的各个语言上和人种上的分支混为一谈。——第7页。
[13]阿尔纳乌特人是土耳其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叫法。——第7页。
[14]加利埃哥人是加利西亚的山民，自古以来就住在比利牛斯半岛的这个地区。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许多城市中，加利埃哥人形成了自己的居民点。——第9页。
[15]指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在1848—1849年利用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运动反对革命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在革命前夕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王国的版图。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匈牙利革命政府拒绝承认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民族独立权。奥地利的反革命利用了这种情况，把特兰西瓦尼亚的瓦拉几亚人的起义军拉过来同匈牙利人的革命军作战。但是，匈牙利资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却使特兰西瓦尼亚居民受害无穷，因为在那里又恢复了匈牙利大地主的统治。——第10页。
[16]卢西人是资产阶级人种志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加里西亚、外喀尔巴阡和布柯维纳的乌克兰人的叫法，流行于十九世纪。这些地方的居民那时被强迫同乌克兰人民的基本部分分割开来。
1846年2月，当波兰试图举行起义争取民族解放和克拉科夫的起义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的时候，在加里西亚也爆发了农民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了被压迫的乌克兰农民仇视波兰贵族的心理，往往很成功地唆使起义的农民去反对波兰的起义部队。在克拉科夫的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也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第10页。
[17]指1848年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资产阶级革命，在革命的进程中，这两个公国的人民群众开展了广泛的运动，力争完全脱离土耳其帝国，消灭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其他障碍。这次革命被国内反动派勾结苏丹土耳其和沙皇俄国进行武装干涉镇压了下去。——第10页。
[18]指克罗地亚和捷克民族运动中的地主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这些人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反对用革命民主的方法解决民族问题，主张被压迫的各斯拉夫民族联合在反动的哈布斯堡帝国范围内。在1848年于阿格拉姆（萨格勒布）召开的克罗地亚沙布尔的决议中，在1848年6月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的温和自由派（帕拉茨基、沙法里克）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的立场中，都反映出这样的态度。与此相反，这个代表大会的民主左派（萨宾纳、弗利契、李别尔特等等）则力争与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运动共同行动。——第12页。
[19]指1806—1812年的俄土战争，土耳其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于1812年签订了布加勒斯特和约，和约规定贝萨拉比亚割给俄国。和约还规定给予塞尔维亚以内政自治权，为塞尔维亚后来的独立奠定了基础。——第12页。
[20]加腊沙宁所领导的塞尔维亚反俄的党派的立场，是指望西方各强国的援助。1853年初，塞尔维亚公爵亚历山大根据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特使缅施科夫公爵的要求，革去了加腊沙宁政府首脑和外交大臣的职务。立场不同的各党派的斗争，导致了1853年塞尔维亚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