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七卷——第七卷说明

第七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收集了1849年8月至1851年6月所写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论上来总结法国和德国1848—1849年革命战斗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
　　1849年8月底马克思来到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马克思便和他们一起着手改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849年11月恩格斯抵达伦敦，他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他们尽力使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他们参加了该协会创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本卷附录中该委员会的文件），通过这种办法尽量把革命流亡者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活动家，如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以及英国左派宪章主义者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于1850年秋和他们一起创立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创办一个承继光荣的“新莱茵报”的刊物，是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非常重要的方法。1850年1月在汉堡开始发行的卡·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就是这样的刊物。
　　在本卷第一篇文章关于杂志发行的“启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了新刊物的任务：“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登载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比任何人都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性质和具体进程。恩格斯于1895年在为马克思这本书写的导言中指出，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主义历史观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当前的政治事变，那末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给自己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在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典型的许多年的历史发展时期中，把所有各个政治事变的内在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从而依据作者的一般见解把这些政治事变归因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6页）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阶级斗争、政党和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及其各种政体的作用，革命改造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这一切在马克思这本著作中都得到具体的阐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发展了他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可以加快历史发展进程、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并且指出，19世纪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证明，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他在这里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典术语，阐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任务。马克思在这里谈到，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同于在革命进程中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理论的，他这样描写了它的基本特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见本卷第104页）马克思的这个经典定义被当做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而列入了人类思想宝库。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得出了一个精确的科学公式，简明地表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47页）科学共产主义以这个公式来毅然对抗在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来对抗提出“财产共有”这种含糊要求的空想共产主义。
　　马克思这本著作用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农民的状况和作用、分析它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他们的剥削者是一个，即资本。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他真正的保卫者和同盟者，因为“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见本卷第98页）这样，马克思根据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结论：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
　　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而载入了史册。但是，恩格斯于1895年在他为这本著作写的导言中曾指出，该书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仿佛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恩格斯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明显地证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101页）资本主义生产那时还有很大的扩展力，整个说来还是沿上升线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及他们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其他某些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前提也作了这样过高的估计。弗·伊·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革命临近的这类错误时，曾经写道：“但是，不断提高全世界无产阶级，使它超出渺小的、平庸的、芝麻大的任务的水平的革命思想的巨人所犯的这类错误，比起那些歌唱、哀号、呼吁和赞美关于革命的空虚、革命斗争的徒劳、反革命的‘立宪’日子的美妙的官僚自由主义的庸俗智慧要高尚、伟大千倍，在历史上要珍贵、真实千倍。”（“列宁全集”第4版第12卷第337—338页）
　　如果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从理论上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经验，那末在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及象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这些著作中，就总结了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弗·伊·列宁认为这个著作“很有意思，很有教益”（“列宁全集”第4版第8卷第43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盟书”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所发挥的理论原理在革命进程中被完全证实了。同时在“同盟书”中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1849年的革命经验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从而在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策略上向前大大地进了一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很快就会发生新的革命高潮，而这个高潮会首先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因而在“同盟书”中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们证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迫切需要使德国无产阶级摆脱他们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贯彻从1849年春天起就规定了的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上完全分立的方针，他们在“同盟书”中特别强调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独立地、最有组织地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建立工人党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使同盟的所有秘密组织成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中心和核心，以便在这种工人团体中，在讨论工人的立场和利益时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他们解释道，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来对付反动派，和他们结成临时同盟，但是必须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组织，实行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策。
　　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确立的基本主导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早已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1849年登在“新莱茵报”上的许多文章中，而本卷收入的一些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争”等又发展了这个学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最为详尽地表述了这一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文件中写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革命仅仅取得不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便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292页）为了保证不断的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自治机关或工人俱乐部、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相并立；工人应当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放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武装工人、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学说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根据俄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制定了新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托洛茨基分子为了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曾经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苏联共产党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击溃了托洛茨基分子。
　　本卷中的6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3月的“同盟书”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前者也贯穿着必须尽快建立“革命政党在全德各地的强大秘密组织”的思想；这个文件详尽地叙述了同盟的状况，确定了同盟对待德国各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
　　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不仅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是目击者叙述的故事，是这里所记述的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生动证言。它深刻地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阶级各政党的立场，并且鲜明地描绘了运动的各个情节，中肯地评介了参加运动的各个活动家。恩格斯在这里严厉地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用漂亮的空话代替革命行动的作法，批评他们一直忧柔寡断，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摇摆不定，以致出卖了革命运动。这本著作总结了人民群众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最后阶段中的斗争经验，包含了关于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的策略的许多重要原理。
　　弗·恩格斯写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同总结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的任务也是有联系的。弗·恩格斯后来写道：“德国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是异常显眼的，以致使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616页）恩格斯在分析16世纪德国的革命事件时，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和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他指出，德国人民这两次强大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16世纪德国市民阶级和19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采取了叛卖立场。正如弗·伊·列宁着重指出的，恩格斯还指出了这些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卷第191页）这就是革命阶级在德国人民两次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表现软弱和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恩格斯还着重指出了这两次运动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具有的重大区别。
　　恩格斯所以重视德国非常突出的一段革命斗争，还由于他希望在德国到处精疲力竭和悲观失望的情况下，使人民记取他们追求革命解放的传统。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巧妙地描绘了16世纪中革命的农民和平民的战斗领袖的雄伟形象，并且指出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革命精力。同时，恩格斯还说明，农民的特点使农民不能独立地把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全部内容都证明，必须利用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有着巨大的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是对德国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卓越范例，在这种分析中，理论上非常深刻的总结和政治上非常尖锐的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恩格斯并没有想独立地研究资料（全部事实材料都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的一部书中引证来的），他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揭露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的原因、当时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斗争的阶级本质，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却认为这种斗争“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见本卷第399页）。
　　书报评论和批判文章在本卷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反驳了革命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敌人，揭穿了他们的立场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大量的腐朽思想和反对革命运动的方法。
　　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就是从前经历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进步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也由于在这种斗争和革命面前心惊胆颤而完全丧失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他们作为学者也就发现自己破产了。例如，基佐极力为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辩护，拒绝对历史事件作阶级分析，用唯心主义的、政治和宗教的空话来代替科学研究。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中，精辟地分析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前提，指出了这次革命的全欧意义及其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统治阶级的另一个著名思想家、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卡莱尔也遭受了和基佐相同的命运。如果说从前卡莱尔由于反对了庸俗而小气的英国资产阶级，捍卫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宪章运动而起了一定的好作用，那末在1848年革命时期以及革命以后的时期便成了革命和民主的凶恶敌人。针对托·卡莱尔的“当代评论”所写的评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评论证明，卡莱尔是怎样在崇拜个人、尊敬英雄的幌子下，维护甚至助长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行为。那些花言巧语归根到底完全是为了维护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奴役，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任何作用。和卡莱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在这篇评论中捍卫了唯物史观，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及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中也流行得十分广泛，它在卡贝、魏特林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信徒的第一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中也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妨碍建立工人的阶级组织和发扬其独创精神。针对法国两个警探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诬蔑性抨击文章所写的评论中，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写道：“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在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描绘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象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见本卷第313页）。这篇评论还尖锐地批评了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指出了这些现象在工人运动中的恶劣作用。这里强调指出，阴谋家的目的不是把革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是人为地加速革命的发展，“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的密谋活动”（见本卷第321页）。这是些革命的炼丹术士，他们虚无主义地对待革命理论，他们轻视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任务。
　　这些深刻的理论原理所反对的宗派主义阴谋分子即使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很有势力，因而很快就使得同盟发生分裂；所以对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进行这种批评，对于同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报评论和短评，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如路·西蒙、哥·金克尔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具体事例指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阐明了巩固革命党的手段即批评的意义。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中，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坚持了这样一个思想：在革命和反革命发生决定性的搏斗时，人民“应当站到革命的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利益的角度来观察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制定的这个革命策略的基本原理，受到弗·伊·列宁的特别重视。
　　对道梅尔的著作的评论，揭露了由德国庸人们惯用的庸俗箴言拼凑起来的可怜著作，即道梅尔企图用以充作“新世纪的宗教”的这本著作的反革命性质。这本用从各种作者那里摘录来的引文所拼凑的作品，充满了对下层人民的蔑视和对革命的恐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被革命吓破胆的德国小市民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已经破产的显著证明。道梅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预先形成了后来的造神说；弗·伊·列宁把造神说描述为蠢笨的小市民所喜爱的自我直观，绝望和疲惫的市侩的思想。
　　本卷中对艾米尔·日拉丹写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是继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作的批判。这篇评论对于资产阶级税收制度的本质，对于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地产从集中到分散和从分散到集中的循环运动，发表了深刻的意见。评论同时对法国德国当时较为流行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与上述评论内容相近。在这篇手稿中对“废除国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评和对德国这种思想的根源的分析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在乔·哈尼发行的“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杂志上刊载的弗·恩格斯写的“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和在恩·琼斯主编的“寄语人民”杂志上刊载的卡·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派宪章主义者亲密合作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邀请他们亲近的拥护者为这些刊物写文章，这些人的作品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下写成的。为这些杂志写文章的目的，是要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刊物上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去。
　　恩格斯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证明说，不应当把在立法上对工作日的限制看做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采取同反动的敌人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办法，工人的状况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见本卷第274页）。恩格斯这篇文章，对英国无产阶级争取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斗争的意义，对缩短工作日对英国无产者在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上的良好影响，是有些估计不足的。后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条法律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估价。
　　马克思的“法兰西宪法”一文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它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以法兰西宪法为例指出，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大肆吹嘘的民主权利，总是附带规定许多使民主权利化为乌有的例外和限制。马克思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实际作法是互相脱节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有很大的理论意义。这些述评对许多国家当前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科学的分析，包含着许多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得到证实的预测。比如，在1850年1月至2月所写的国际述评（一）中就预言俄国和土耳其将发生新战争，这次战争必然会转变为欧洲大战。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于美国经济发展、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生产在欧洲大陆上取得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测说，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蓬勃发展，欧洲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将会日益依赖于美国，这个预言也被证实了。“欧洲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见本卷第264页）。恩格斯直到他逝世为止一直都抱有这种观点，这一点从他在1892年所写的“美国总统的选举”一文中可以看得出来。国际述评（一）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国革命将会获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中根据1848年革命经验论证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原理，即经济危机是革命危机的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而另一方面，“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7卷第184页）如果说在头两篇国际述评中还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经济危机很快就会到来，新的革命高涨也会随而产生，那末在最后一篇述评（1850年5月至10月）中，他们直截了当地说，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工业繁荣时期，因此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暂时是根本谈不到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见本卷第514页）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从这个结论出发，确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策略，并且同宗派主义阴谋活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为这些分子用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观点代替了对历史条件的客观分析，促使同盟走上为时过早的发动和阴谋颠复活动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为了网罗同盟者而和小资产阶级首领结成无原则的联盟的维利希和沙佩尔冒险集团进行了斗争，结果共产主义者同盟1850年9月发生分裂，这个集团从同盟中被开除出去。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便退出了多数会员拥护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同完全与分裂分子团结一致的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亚当、维迪尔、巴特尔米等）断绝了关系。本卷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退出伦敦教育协会的声明，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的信件，以及附录中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的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其他许多文件，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反对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
　　编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手稿“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不是为报刊写的，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一种自己进行练习的作品”。这篇手稿对18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各国的军事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分析，对这些国家在19世纪中叶军事经济的潜力作了阐述。恩格斯在这篇手稿中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中的军事艺术发展道路，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意见。他指出，这种军队将拥有空前的实力，因为它们的群众性、机动性和突击力量不断增强的基础，将是新社会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技术和文化的大大发展。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致许多报馆编辑部的一批公开的信件和声明，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1851年在团结革命流亡者方面的实际活动。其中一部分文件的内容是揭露欧洲各国反动专制的和资产阶级的政府的谍报制度和对革命流亡者所进行的迫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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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10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入；其中有些著作在第1版第8卷（1930年）的序言中只是引用过。对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著作所做的评论这里全文载出，与全集第1版中的节本不同。
　　本卷附录里刊载的文件，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拟定的。大部分材料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