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民议会应该完成建立君主立宪国家的工作；但是这个议会中的一部分人将破坏这一工作，因为他们已经不是君主派；另一部分人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们还没有成为立宪派，所以也会破坏这一工作。这两种人之所以都将破坏这一工作，正是因为他们都不是君主立宪的拥护者，——这难道还有人怀疑吗？狂风将从对立的两极吹来，被克服了的过去将同遥远的、可能是不可达到的未来展开斗争，在这一斗争中，谁知道会不会丧失现在！”

　　“换句话说，反动的标志和新的革命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不断革命的标志，并没有晚一点出现。”

　　“其实，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指奥地利〉绝对的官僚制换成了绝对的民主制，后来又换成了绝对的军事权力，最后仍然是一切如故！”

　　“但是，综上所述，我们仍然应该承认，从数量上说，我们的反动派并没有多大力量。糟糕的是人民的伟大中心非常习惯于专制制度，甚至根本不能理解自治问题，而这一切又仅仅是因为懒。你们这些大批没有参加选举的人……你们都是专制制度的真正拥护者！……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懒得不愿参加自由的政治生活的人民更讨厌的东西了。”

　　“但是，更糟得多的是革命的可悲的后果。在我们的人民中，幻想家、空想家、狡猾的煽动家〈天真的自供！〉以及没有任何政治认识的轻率的群众，比我们所能想像的要多得多。1848年第一次向我们表明：在这个平静、正直、思想健全的人民中间隐藏着大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人民怀有某种模糊的革命倾向，人们开始把实行革命这种方便的手段〈无疑，比起在“科伦日报”上写思想深刻、充满颂歌的社论来要“方便”得多〉当做……万应灵药。”

　　“事物的自然过程就是如此：打击引起反击。”

　　“只有当民族的伟大中心，当有力量和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统一和强大到足以制止这种右倾和左倾的时候，才能打开通往真正自由的政治生活的道路。我们手头有一份德国北部的报纸，上面……写道：‘……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对两个极端派即左派和右派取得了胜利，未来完全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担心这种高兴暂且还为时过早。如果这还需要证明，那末就看普鲁士的选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