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里不是有人直接责难德森人，说他们‘同情意大利的自由’吗？是的，这个责难是对的。德森人同情意大利，我为此而骄傲，并且将日日夜夜不停地祷告上帝，祝这个国家从它的压迫者之下解放出来。是的，与埃歇尔先生所说的相反，德森人是安静而和平的人民。但是，如果他们每日每时都不得不看到瑞士士兵同奥地利人，同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提到他的名字就不能不使我的内心深为痛苦的那个人的警察队伍，同拉德茨基的雇佣兵在那里亲密交往，称兄道弟的话——他们怎能保持安静呢？要知道，在他们看来，克罗地亚人干的尽是丑恶不堪、残酷无情的勾当。是的，德森人是安静而和平的人民。但是，当有人把那些与奥地利一鼻孔出气的、有时也像克罗地亚人一样横行霸道的瑞士士兵派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他们当然不能再安静和平下去了！〈随后他列举了许多说明瑞士军队在德森的所作所为的事实。〉处在外国人束缚与奴役之下已够沉痛、够悲伤了，但是，当你身受这种屈辱的时候，总还可以盼望有一天会把外国人赶走。然而，当你的弟兄和同盟者奴役你的时候，就是说，当他们把绞索套到你脖子上的时候，这就实在……”

　　他说：“鲁维尼在这里谈到军队的纪律，并使最优秀、最坚强的一个营的纪律受到怀疑，他应该感到惭愧。因为我要是发生了像鲁维尼先生发生过的那种事情的话，我早就提出辞职了。在反宗得崩德战争中，鲁维尼先生和他在数量上超过敌人的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而在接到进攻命令时，他却说什么不可能，因为他的军队士气不振等等。其实，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打算在这里，而是在别的场合同鲁维尼先生谈的。我喜欢和论敌当面交锋。”

　　“他们在德森作威作福，似乎德森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只是一个省份，而他们是管辖这个省份的总督。如果这些先生们在法语州里的行为也是这样的话，那早就请他们滚蛋了！但是，这些先生们对于德森人心平气和地忍受他们那种以胜利者自居的派头和狂妄，不仅不知感谢上帝，反而埋怨接待不周！”

　　“或者我们保持中立，或者我们不保持中立。但是，不管中立不中立，我们都应该一贯到底。瑞士固有的忠诚要求我们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哪怕这诺言是对专制暴君许下的。”

　　杜福尔说：“人人言必谈中立，这使我非常高兴。但什么是中立呢？中立就是我们不做或者不容许做能给瑞士与其邻国的和睦关系带来威胁的事。不能少于这一点，但也不能多于这一点。所以，我们有权利让流亡者避难，并且我们以这种权利而自豪。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对那些遭受不幸的人应尽的义务。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流亡者必须服从我们的法律，他们不能从事危害我们国内外安全的活动。我完全了解，遭专制暴政驱逐的爱国者，在我国领土上也力求为自己祖国的自由而斗争。我并不因此责难他们，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行动。所以，如果流亡者用笔或者用枪进行斗争，去反对邻国政府的话，我们并不因此就驱逐他们，那样做是不公正的；我们只是叫他们远离国境地区，让他们集中居住在一个地方。这是由于顾及到我们自己的安全和尊重邻邦。必须这样做，但是也不能超过这个限度。如果我们不仅反对潜入别国领土的志愿兵，而且也反对志愿兵的父老兄弟，反对那些安分守己的人，那我们就是做得过分了，我们就不是保持中立，而是站在别国政府那边，站在专制制度那边去反对这个制度的牺牲者了。〈从所有议席上发出喝彩声：“讲得对！”〉正是现在，当拉德茨基，这位所有与会者中间未必会有人同情的拉德茨基，要求我们不公正地叫所有流亡者远离边境地带时，当他想采取威胁手段，甚至采取敌对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要求时，我们更不应该满足比较强大的对方的不合理要求，因为这可能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向占优势的力量让步，似乎我们采取这种决定，只是因为比较强大的对方要求我们这样做。〈喝彩声：讲得对！〉”

　　他说：“我们的确在艾罗洛打了败仗，但是，我们是如何失败的呢？我们是孤军作战，而诸旧州和瓦里斯是倾全力突然袭击我们人口稀少的小州的。虽然我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他们还是把我们打败了。我们的确是被击溃了。但是，难道你们〈面向米歇尔〉有资格因此责备我们吗？先生们，我们之所以被击溃是由于你们的过错。你们本来应该到上阿尔卑斯去，从侧翼袭击宗得崩德军队，正是因为你们没有到那里去，正是因为你们把我们弃而不顾，所以我们才被击溃了。是的，你们去了，先生们，但是，当你们终于到达时，已经太晚了，一切都已经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