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第二卷——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他劳动部门

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其他劳动部门

　　我们在工厂制度这方面谈得多一些，因为它是工业时代的一种全新的产物。而其余工业部门的工人状况我们谈的就少多了，因为一般的工业无产阶级的情况或特别是工厂制度的情况，全部或部分是和这些部门的情况相同的。因此，剩下的问题就只是考察工厂制度在各个劳动部门中已深入到什么程度，以及这些部门中每一个部门有什么特点。
　　适用工厂法的四个劳动部门都是生产衣料的。我们现在最好是从那些向这类工厂领取原料的工人谈起；先谈诺定昂、得比、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谈到这些工人时说，工作时间长（由于工资低，不得不这样），再加上整天坐着，眼睛因工作本身的性质经常保持紧张状态，这就使他们的整个身体都衰弱下去，特别是影响了视力。晚上没有很强的灯光就不能工作，因此，工人通常都利用玻璃球来聚光，这对眼睛的害处很大。几乎所有的工人到了四十岁就得戴上眼镜。在这种生产中从事缠线和缝纫（缝合）的儿童，通常都不健康而且发育得不好。他们从六七岁或七八岁起就在狭小得令人窒息的屋子里每天工作十小时到十二小时。许多儿童被工作弄得疲惫不堪，逐渐虚弱下去，连最普通的家务事都干不了，眼睛很早就近视了，因此不得不在童年就戴上眼镜。委员们发现许多儿童都患有瘰疬症，厂主们大都拒绝雇用做过这种工作的女孩子在自己的工厂里工作，说她们的身体太弱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把这些童工的状况叫做“基督教国家的耻辱”，希望他们的工作受到法律的保护（格棱吉。“报告”附录第1部分Ｆ15页第132—142节）。报告还说，莱斯特的针织工人的待遇在当地所有的工人中是最坏的；他们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到十八小时，每星期挣6先令，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挣7先令。过去他们挣过20—21先令，但是大型织机的使用降低了他们的工资；大多数工人还在旧的简单的织机上工作，和改良了的机器进行着筋疲力尽的竞争。可见技术的发展每前进一步，工人的状况就倒退一步！但是不管怎么样，鲍尔委员说，针织工人却以他们的自由、以他们吃饭、睡觉或工作都不受工厂钟声的支配而感到骄傲。在工资方面，这些工人现在的情况并不比1833年工厂委员会写报告的时候好些；这是由于过着半饥半饱生活的萨克森针织工人的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不仅在所有国外市场上击败了英国人，而且（在劣等货物方面）在英国市场上也击败了他们。德国的爱国针织工人，由于自己的挨饿而剥夺了英国针织工人的面包，他们该多么心满意足呵！如果德国的荣誉要求他们的肚子老是空着一半，难道他们就不再为德国工业的光荣而骄傲地愉快地继续挨饿吗？呵，竞争和“国家竞赛”是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晨报”（也是自由党的报纸，par　ex－cellence〔道地的〕资产阶级报纸）在1843年12月发表了亨克莱的一个针织工人描写他的同伴的状况的几封信。他附带报道了50个家庭的情况，这些家庭共有321人，依靠109台织机为生；每台织机平均每星期收入5 ¹/₆先令，每个家庭平均每星期挣11先令4辨士。在这里面，房钱、针织机租费、煤炭、灯火、肥皂和织针总共要用掉5先令10辨士，每人每天只剩下1 ¹/₂辨士（15个普鲁士分尼）做伙食费，至于做衣服就一个钱也没有了。
　　这个针织工人写道：“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没有一个人听到过，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理解这些可怜的人们所忍受的苦难的一半。”
　　他们根本没有床铺，即使有，也只够一半人睡，孩子们穿得破破烂烂，赤着脚跑来跑去。男人们含着眼泪说：我们很久很久没有吃肉了，我们几乎忘记了肉的味道。终于有些人星期日也工作，虽然社会舆论从来也不原谅他们这样做，而且织机的轧轧声四邻都可以听见。

　　其中有一个人说：“看看我的孩子你们就全明白了。贫穷逼着我这样干，我不能老是看着自己的孩子饿得直叫，却不去用最后的办法清清白白地赚些面包。上星期一我早上两点钟就起来，差不多干到半夜，其余的几天从早上六点钟一直干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但是我吃不消，我不愿意把自己送进棺材里去。现在我每天晚上干到十点钟，损失的时间在星期天补上。”

　　无论在莱斯特，在得比，或在诺定昂，工资从1833年起就没有增加过，而最坏的是莱斯特还普遍实行实物工资制，这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因此，这个地方的针织工人在每次工人骚动时都非常积极地参加，那是毫不足怪的；因为针织工人多半是男人，所以他们参加运动，就显得更主动和更有力量。
　　针织工人居住的地方也是生产花边的主要中心。在上面提到的三个郡里面共有2760台花边机，在英国其余的部分却一共只有786台。由于严格的分工，生产花边的过程变得非常复杂，分成了许多部门。首先是把棉线缠到筒管上，这工作由十四岁或更大一些的女孩子（winders〔络线工〕）来做；然后把这些筒管装在机器上，把线从小孔中穿过去（这种小孔每台机器平均约有1800个），并把它引到规定的地方，这工作由八岁或更大一些的男孩子（thread－ers〔穿线工〕）来做；然后才是工人织制花边；花边从机器上取下来时是宽宽的长条形的，由很小的孩子把连接每块花边的线挑出来，把它们一块一块地分开；这个工序叫做running〔挑〕或drawing　lace〔抽花边〕，这些小孩子就叫做lace－runners〔挑花边工〕。在这以后，花边就完全制好，可以拿去出卖了。无论是络线工或穿线工，都没有一定的工作时间，机器筒管上的线一用完，就需要他们；因为工作在夜间还继续进行，所以任何时间都可能需要他们到工厂或花边工人的工作间去。工作没有规律、常常做夜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都在许多方面损害了身体，败坏了道德，特别是像大家一致指出的，引起了混乱而过早的性关系。工作本身对眼睛的害处是很大的；虽然没有发现穿线工有一般的慢性病，但在他们中间眼炎是很流行的，而穿线的工作本身就会引起眼痛、流泪、视力一时模糊等等。至于络线工，那末已经查明，她们的工作严重地损害视力，除了引起经常性的角膜炎，还常常引起白内障和黑内障。花边工的工作是很辛苦的；机器造得愈来愈宽，现在使用的几乎全是需要三个男工操纵的机器；这三个人依次每隔四小时换一次班，所以他们合起来每昼夜工作二十四小时，每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这就可以了解，络线工和穿线工所以常常不得不在夜间工作，是为了不让机器停得太久。为了把线穿过1800个小孔，需要三个孩子工作两小时。有些机器已经用蒸气力来发动，因而男人的劳动就被挤掉了。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屡次提到有小孩子工作的“花边工厂”，由此显然可以推断，目前的情况不是花边工已移到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去工作，就是蒸气力已被普遍地用来制造花边。而两种情况都表示工厂制度获得了进一步的推广。但是对健康最有害的是挑花边的工作，做这种工作的多半是七岁、甚至是五岁或四岁的孩子。格菱吉委员甚至碰到过一个两岁的孩子在做这种工作。经常在复杂的花边纹路中注视着需要用针挑出来的那根线，是非常伤眼睛的，特别是这种工作通常都得继续十四小时或十六小时之久。这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的眼睛也会变得非常近视，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是很常见的）就会因黑内障而永远失明。此外，孩子们因为经常弯着腰工作，所以长大时身体很弱，胸部狭窄，并因消化不良而患瘰疬；子宫机能破坏的现象在女孩子中几乎是很普遍的，脊柱弯曲也一样地普遍，所以“从这些孩子走路的姿势上就可以认出他们是挑花边工”。绣花边无论对眼睛，或对整个身体，也都有同样的后果。做证的医生一致说，所有从事花边生产的孩子的健康，都因他们的工作而受到极大的损害，这些孩子脸色苍白，虚弱无力，他们的身体与年龄比起来都显得太矮小；对疾病的抵抗力也比别的孩子差得多。他们通常的疾病是：全身虚弱、常常昏倒、头痛、两胁痛、背痛、腰痛、心跳、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脊柱弯曲、瘰疬和肺结核。这种工作时刻都在极其严重地破坏妇女的健康，患妇女贫血症、难产和流产的到处都是（格棱吉在“报告”中的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一点）。这个下级官员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孩子们经常穿得很坏，衣服都是破破烂烂的；吃也吃得很不好，多半只有面包和茶，常常好几个月看不到肉。至于他们的道德状况，他说：

　　“诺定昂的全体居民，警察、牧师、厂主、工人以及这些孩子的父母，都一致肯定，目前的劳动制度是产生道德堕落现象的最肥沃的土壤。穿线工（多半是男孩子）和络线工（多半是女孩子）常常在半夜里同时被叫到工厂里去，又因为他们的父母不可能知道他们需要在那里待多久，所以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在一块胡搞，工作完了就一块去游荡。这种情况大大助长了道德败坏现象。大家都承认，在诺定昂道德败坏已达到可怕的程度。至于这种极端反常的情况对这些孩子和年轻人的家庭安宁和乐趣的严重破坏，那就不用说了。”

　　花边生产的另一部门即花边的编结，已扩展到农业地区——北安普顿郡、牛津郡、培德福德郡和巴金汉鄂。从事这一工作的大都是儿童和少年，他们都抱怨吃得不好，很少吃到肉。他们的劳动对健康是极端有害的。孩子们在狭小的、不通风的和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工作，老是坐着，弯着腰拨动编针。为了使身体勉强保持这种吃力的姿势，女孩子们都穿上带有木板条的紧身，由于这些女孩子大半都是很小就开始工作，那时骨头还很软，因此，这种紧身使胸腔和肋骨完全移动了位置，使胸部普遍狭窄。由于工作地点的空气不好，工作时又整天坐着不动，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患了消化不良症；她们在受到这种病的残酷（severest）折磨之后，就得肺结核死去。她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教育，道德方面的教育受得更少，又都喜欢打扮，因此她们的道德水平低得可怜，卖淫在她们当中几乎成了流行病。（“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白恩士的报告）
　　这就是社会为了使漂亮的资产阶级太太们能享受戴花边的快乐而付出的代价！这难道不是很便宜的代价吗？总共只有几千个工人弄瞎了眼睛，只是一些无产阶级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只是一代平民弄得孱弱不堪，而这种孱弱的体质还是遗传给这些平民的同样是平民的子孙，——这算得了什么呢？算不了什么，根本算不了什么！我们的英国资产阶级若无其事地把政府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放在一边，照旧用花边来装饰自己的太太和女儿。英国资产者的泰然自若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郎卡郡、得比郡和苏格兰西部有大批的工人在印花工厂中工作。在英国工业中，没有一个部门像这个部门一样在机械的发展方面获得这样辉煌的成果，但是也没有一个部门的机械的发展使工人的状况恶劣到这种地步。应用蒸气力推动雕花滚筒，又发明了用这种滚筒同时印四种到六种颜色的方法，这就完全排挤掉了手工劳动，正像机器的使用把手工劳动从棉纺织业中排挤出去一样。但是这些新发明在印花工厂中挤掉的工人比在棉纺织工厂中还要多得多。在这里，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做助手的小孩用机器做的工作抵得上过去200个工人用手做的工作。一台机器每分钟出28码（80普鲁士尺）印花布。结果印花工的处境就很糟糕；在他们向下院提出的请愿书中说，郎卡郡、得比郡和柴郡在1842年共印出1100万匹印花布；其中有10万匹是完全用手工印的，90万匹是部分用机器、部分用手工印的，1000万匹是完全用机器印的，印上的颜色少则一种，多则六种。因为机器大部分是新近才使用的，而且不断地在改良，所以手工印花工的数目总是比生产所需要的多；其中有许多（请愿书中说明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自然就完全没有工作了，而其余的平均每星期也只有一两天、最多是三天的工作，得到的是最低的工资。李奇在谈到一个印花工厂（郎卡郡柏立附近的第普里－戴尔）的时候说，那里的手工印花工平均最多只挣5个先令（“无可否认的事实”第47页），同时他也很清楚地知道，机器印花工的报酬却相当高。这样，印花业完全实行了工厂制度，但不受法律对工厂制度的限制。这一行业所生产的是时髦的商品，所以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定货少的时候，他们就只有一半时间工作；如果某一个图案受到欢迎，生意很好，工厂就工作到夜间十点、十二点，甚至通宵工作。在曼彻斯特，我的住宅附近就有一家印花工厂。我不止一次地在深夜回家时看到工厂中还是灯火通明，我常常听说，在那里，孩子们的工作时间往往很长，他们总想找个机会在石阶上或穿堂屋的墙角旁休息一会，打一会盹。至于这种情况是否真实，我没有确切的证据，否则我就把这个公司的名字指出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只是大致地提了一下这一工业部门中的工人的状况。报告只谈到，在英国，至少这些孩子大部分还穿得相当好，吃得相当好（这是相对的，当然要看他们的父母挣钱多少而定），他们没有受任何教育，在道德方面还有很多缺陷。由于上面已经谈过工厂制度的情形，这里我们只指出这些孩子是处在这个制度的统治之下就够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接下去谈别的。
　　现在我们再稍微谈谈衣料生产部门中其余的工人。漂白工的工作对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把氯气这种对肺部极有害的物质吸进去。染色工的工作害处比较少一些，在许多场合下甚至还对工人有益，因为这工作需要全身使劲。关于这两类工人所得的报酬很少有人谈到，这就证明它并不低于一般的水平，否则他们是会抱怨的。由于棉质天鹅绒的销路广，所以剪绒工的人数相当多，共达三四千人。他们间接地因工厂制度而大遭其殃。过去用手工织机生产的商品织得不十分均匀，所以需要一个能手把线头一行一行地剪平。自从使用动力织机以来，每一行线都排得很均匀，每根线都和上一根平行，所以剪平绒毛的工作就不需要多大技巧。被机器剥夺了固定生计的工人迅速地投入了这种比较简单的工作，由于他们的竞争，工资降低了。厂主发现这种工作完全可以交给女人和小孩去做，于是工资就降低到女工和童工的水平，成百的男人就完全被挤掉。其次，厂主还发现，让工人在工厂中工作比在工人的作坊中工作要便宜得多，因为他们反正要间接地替工人付这个作坊的房租。从那时起，过去用做剪绒作坊的许多小宅子的阁楼不是空起来，就是作为住房租出去，同时剪绒工失掉了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要听从工厂里的钟声的指挥了。一个看上去不到四十五岁的剪绒工告诉我，他还记得那样的时代，那时每剪一码挣8辨士，现在每码只挣1辨士；当然，现在因为织出来的东西比较均匀，他可以剪得快些，但是现在每小时所剪的远不能超过以前一倍；这样，他的工资就减少了四分之三以上。李奇把1827年和1843年各种纺织品的工资列成了一个对照表（“无可否认的事实”第35页）。从表中可以看到，1827年剪绒工每码所得工资是4辨士、2 ¹/₄辨士、2 ³/₄辨士、1辨士，而1843年每码仅得1 ¹/₂辨士、3/4辨士、1辨士和3/8辨士。据李奇说，每星期的平均工资，在1827年是1英镑6先令6辨士、1英镑2先令6辨士、1英镑、1英镑6先令6辨士，而在1843年，同一种商品的工资是10先令6辨士、7先令6辨士、6先令8辨士、10先令，同时还有成百的工人连这样的工资也得不到。关于棉纺织业中的手工织工，上面我们已经谈过了。其余的纺织品几乎完全是手工织工生产的，这些工人也像剪绒工一样，由于从其他工业部门中被机器排挤出来的工人的竞争而遭了殃，此外，像工厂工人一样，工作不好就要无情地被处以罚款。拿丝织工来说吧。全英国最大的丝织工厂厂主之一布罗克赫斯特从自己的账本中拿出一些统计表交给议会委员会，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出，1821年他对各种工作付出的工资是30先令、14先令、3 ¹/₂先令、3/4先令、1 ¹/₂先令、10先令，1831年他只付出9先令、7 ¹/₂先令、2 ¹/₄先令、1/3先令、1/2先令、6 ¹/₄先令，虽然在这个部门中机器并没有任何改良。但是布罗克赫斯特先生在他的工厂里所做的，完全可以当做全英国的标准。从这些统计表中可以看到，这个工厂中织工的平均工资，除去一切克扣，在1821年是每周16 ¹/₂先令，而1831年每周仅仅是6先令。以后工资又降低了很多；在1831年每码付工资1/3先令或4辨士的纺织品（所谓single　sarsnets——一种做衣里用的绸缎），在1843年只付2 ¹/₂辨士。而许多住在农村的织工，只有接受每码1 ¹/₂-2个辨士的工资，才能找到工作。此外还有任意克扣工资的情形。每一个领到经纱的织工都同时领到一张卡片，上面通常写着：某日某时缴回成品，如因病不能工作，必须在三天内通知办事处，否则即使有病也不能得到原谅；等待纬纱也不能成为获得原谅的充分理由；工作中如发生某些过失（例如在一定长度的织物上使用的纬纱超出规定等）应扣去不少于一半的工资；如果不能按期交活，每码扣1辨士。卡片上规定的所有这些克扣使工资大大地减少了，例如有一个收货人到郎卡郡的里城去收回成品，每星期去两次，每次给厂主带回的罚款都不下15英镑（100个普鲁士塔勒）。这是他自己说的，而他还算是一个最厚道的收货人。在过去，这类问题是由仲裁法庭来解决的，但因为坚持到这种法庭去解决的工人大部分要被解雇，以后这一惯例就逐渐消失了，如今厂主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又是原告，又是证人，又是法官，又是立法者，又是执行者——什么都由他一手包办。当工人告到治安法官那里去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接受了卡片，就是签订了契约，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和工厂工人的处境是一模一样的。此外，厂主每次都强迫工人在一个文件上签字，说明他“同意扣工资”。如果他想抗拒，那末全城的厂主立刻都会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人，用李奇的话说，他

　　“不愿服从卡片上规定的秩序和法律，并且胆敢怀疑那些社会地位比他高（这是他应当知道的）的人的智慧”（“无可否认的事实”第37-40页）。

　　自然，织工是完全自由的，厂主毫不强迫他们到他那里领取经纱和卡片，按照李奇的绝妙的说法，他只是对他们说：

　　“如果你们不愿意在我的油锅里受煎熬，那你们可以到火里去散步。”（《If　youdon't　like　to　be　frizzled　in　my　frying－pan，you　can　take　a　walk　into　the　fire．》）

　　伦敦的、特别是斯比脱菲尔兹的丝织工，很久以来就陷入周期性的极端贫困之中，而他们非常积极地参加英国的、特别是伦敦的一切工人运动这一事实，就证明他们现在也还没有理由满意自己的状况。压在他们头上的贫困引起了热病，这种病蔓延到伦敦的东部，并且促成了工人阶级卫生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立。但是，从伦敦热病医院最近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热病还是很猖獗的。
　　除纺织业外，英国工业第二个重要的部门是金属制品的生产。这种生产的中心是制造各种精细金属制品的北明翰、生产各种刀的设菲尔德以及生产锁、钉子等等比较简单的商品的斯泰福郡，特别是乌尔未汉普顿。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先从北明翰说起。在北明翰，和生产金属制品的大多数地方一样，生产组织还保留着旧时手工业制度的某些特点。小师傅还存在，他们和自己的学徒或者在自己家里的作坊中工作，或者——当他们需要蒸汽发动机时——在巨大的工厂厂房中工作，这些厂房被划分成许多小作坊，租给个别的师傅；在每个作坊中都装有由蒸汽发动机带动的传动带，再由传动带转动机器。莱昂·福适（“两大陆评论”[111]上关于英国工人状况的一系列论文的作者，这些论文表明作者至少研究过这一问题，而且无论如何要比英国人和德国人一向在这方面所写的东西都更有价值）把这种和郎卡郡、约克郡的大生产相对立的生产组织叫做démocratie　indusUtrielle〔民主工业〕。他并且指出，这种生产组织对师傅和帮工的状况都不是很有利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在其他场合下由一个大厂主独吞的利润，现在由竞争加以调整，被分配到许多小师傅手里，所以这些小师傅是不会生活得很好的。资本集中的趋势经常影响着他们；只要一个人发财，便会有十个人破产，另外还有一百个人因受到某一暴发户的廉价竞争的压力而生活得比以前更坏了。不言而喻，当小师傅不得不和大资本家竞争时，他们要花很大的力量才能勉强应付过去。下面我们将看到，学徒在小师傅那里过的生活至少也像在厂主那里一样坏，只有一个差别，就是将来他们自己也会变成师傅，因而他们就获得某种程度的独立性；换句话说，他们也受资产阶级剥削，但是不像在工厂中那样直接。所以这些小师傅不是真正的无产者，因为他们部分地依靠学徒的劳动生活，而且出卖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成品，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资产者，因为他们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的。北明翰工人的这种独特的中间地位，说明他们为什么很少完全地和公开地参加英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北明翰是一个激进的城市，但不是纯粹宪章主义的城市。北明翰也有许多资本家开设的较大的工厂，在这些工厂中工厂制度占绝对的统治地位：这里所实行的极精密的分工（例如在制造针的部门里）和蒸气力的应用，使厂主们可能雇用很多妇女和儿童。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到（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的材料）我们已经从工厂报告中熟悉了的那些特点：孕妇一直要工作到分娩，妇女不会料理家务，家庭和孩子无人照管，不关心甚至讨厌家庭生活，道德败坏，其次，男人从这一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机器不断改良，儿童过早地自立，男人靠老婆和孩子养活，如此等等。据报告所说，孩子们总是半饥半饱，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有一半人不知道什么叫吃饱，许多孩子一天只吃1个辨士（10个普鲁士分尼）的面包，或者在午饭以前一点东西也不吃；甚至还有一些小孩子从早晨八点到晚上七点连一点东西都吃不到。他们常常衣不蔽体；许多孩子甚至在冬天还赤着脚。因此，所有的儿童，就他们的年龄来说，身体都很矮小，很孱弱，并且很少有发育正常的。他们用来恢复体力的东西是这样贫乏，但是还得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做长时间的繁重的工作，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不会奇怪，为什么北明翰能服兵役的男人是这样少了。

　　一个检查新兵体格的医生说：“工人都很矮小、瘦弱而且体力很差；此外，许多人的胸部或脊柱都是畸形的。”

　　据一个征兵的下级军官证明，北明翰的男人比任何地方的都矮小：他们大部分身长都不超过5英尺4-5英寸，在征来的613个新兵中只有238个合格。至于说到教育，那末我在前面（第396-397页）讲到金属加工区的生活的时候已经举出了许多证言和例子，读者可以再看一下；同时，从“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也可以看到，在北明翰，五岁到十五岁的儿童有一半以上根本没有进过学校；学生经常你来我去，所以要使他们好好地受点教育是不可能的，所有的儿童很早就离开学校去做工。从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在那里教书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教员。一个女教员在回答她是否进行道德教育的问题时说：“没有，一星期3辨士的学费哪能这样要求。”有些女教员连这个问题都不懂，而其他一些则认为，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根本不是她们分内的事。一个女教员回答说，她不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她尽力向儿童灌输一些好的原则，她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就犯了一个严重的语法上的错误。据一个委员说，学校里经常吵吵闹闹，乱成一团。因此，儿童的道德水平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所有的罪犯有一半是十五岁以下的；仅仅在一年内就有90个十岁的罪犯被判了刑，其中有44人是刑事犯。照委员们的意见，混乱的性关系看来几乎是普遍现象，而且这种关系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格棱吉。“报告”和文件）
　　斯泰福郡铁业区的情况更糟糕。这里主要是生产简单的铁器，在这个劳动部门中既不可能进行特别细致的分工（也有一些例外），又不可能使用蒸汽力和机器。所以这里（在乌尔未汉普顿、威伦霍尔、比尔斯顿、塞治里、温斯菲尔德、达拉斯顿、达德里、窝尔索尔、温斯柏利及其他等地）的工厂较少，但是小铁铺却很多，这里的小师傅带着一个或几个学徒工作，这些学徒要一直替师傅工作到二十一岁。小师傅的状况和北明翰的差不多完全一样，但是学徒的生活多半还坏得多。给他们吃的几乎全是病畜和死畜的肉、腐烂了的肉和鱼、流产的牛犊或者在火车里闷死的猪的肉。不但小师傅这样做，有三四十个学徒的比较大的厂主也这样做。在乌尔未汉普顿，这种现象似乎是普遍的。这种饮食造成的自然结果就是经常闹肠胃病及其他疾病。此外，这些孩子多半吃不饱；除了工作服就没有别的衣服，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就不能上主日学。住宅又坏又脏，常常成为疾病的发源地，因此，虽然工作本身一般都无害于健康，可是孩子们仍然长得很矮小，发育得不好，孱弱不堪，而且常常被工作弄成严重的残废。例如，威伦霍尔城有许多人因经常在制造螺丝的车床上工作而成了驼背，并彆弯了一条腿——即所谓“后弯腿”（hind－leg），这样，两条腿就呈K字形；此外，这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工人都患疝气。这里也和乌尔未汉普顿一样，女孩子——女孩子也在铁铺里工作！——和男孩子的性成熟期往往很晚，有时要到十九岁。在几乎是专门生产钉子的塞治里城及其近郊，人们就在肮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牲畜栏似的简陋的棚舍里居住和工作。女孩子和男孩子们从十岁到十二岁起就开始拿起铁锤来工作，只有到他们每天能生产1000个钉子时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工人。他们制造1200个钉子，所得的工资是5 ³/₄辨士，或者还不到5个银格罗申。每一个钉子要打十二锤，因为铁锤重1 ¹/₄磅，所以工人要举重18000磅才能挣到这点可怜的工资。在这种劳动繁重而营养又不足的情况下，儿童身体必然发育得不好，矮小而且孱弱，委员会的材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地区的教育状况，我们在上面已经提供了一些资料。这里的教育水平实在低得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半儿童甚至连主日学都不上，其余的虽然去上了，但也很不经常；和别的地区比起来，只有极少数的儿童识字，会写字的就更少了。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在七岁和十岁之间，即恰恰是适于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做工了，而主日学的教员——铁匠或矿工——常常自己也几乎认不得多少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来。道德水平和这种教育状况是完全符合的。霍恩委员引了许多例子证明说，在威伦霍尔城，工人完全失去了道德感。他发现做子女的没有意识到对父母的义务，根本感觉不到对父母有什么依恋。他们缺乏思考能力，连自己该说些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笨头笨脑，愚昧得无可救药，以致他们常说，他们的待遇很好，他们的生活好极了，而事实上他们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穿得破破烂烂，吃也吃不饱，还常常挨打，往往挨打后好几天还感到疼痛。他们一天到晚工作，直到发出下工信号为止，除此以外，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懂得自己累不累，——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问过他们。（霍恩。“报告”和文件）
　　在设菲尔德工资较高，所以工人的状况从表面上看起来也好一些。但是这里也必须指出几个对工人健康极端有害的劳动部门。在某些操作过程中，工人必须经常用胸部顶住工具，这就常常引起肺结核。另一些操作过程，例如制锉子，则阻碍整个身体的发育并引起肠胃病。切削骨头（作刀柄用）的工作引起头痛、黄疸病，而做这种工作的许多女孩子会得妇女贫血症。但是对健康最有害并引起工人早死的，是磨刀叉的工作，特别是在干石头上磨的时候。这种工作之所以有害，一半是由于必须弯着腰工作，因而胸部和胃部经常受到压迫，但主要是由于在磨刀叉时有大量灰尘状的、极细微的、有尖锐棱角的金属屑飞出来，弥漫在空气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要吸到肺里去。干磨工平均很难活到三十五岁，湿磨工也很少能活到四十五岁。设菲尔德的奈特医生说：

　　“要比较明白地说明这种工作所带来的害处，应当说，磨工中活得最长的是那些酗酒最厉害的人，因为他们工作的时间比其他人都少。设菲尔德总共将近有2500个磨工。其中约有150个（80个成年男人和70个男孩）是磨叉的；他们总是在二十八岁到三十二岁之间就死掉。磨刮脸刀的工人，无论是干磨的或是湿磨的，都在四十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就死掉，而使用湿磨石的磨餐刀的工人则在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死掉。”

　　这位医生把他们的病即所谓磨工哮喘病的经过描述如下：

　　“他们通常是十四岁开始工作，如果他们的身体很好，在二十岁以前还感觉不到特别不舒适；再下去，这种特有的疾病的征候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在爬山或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来；为了减轻经常不断的愈来愈厉害的呼吸困难，他们把两肩高高地耸起；他们的身体老是向前弯着，好像只有保持工作时那种弯腰的姿势才觉得最舒服；他们的脸色渐渐变成泥黄色，面部显露出忧郁的表情，常常诉说胸部有受到压迫的感觉。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他们高声地咳嗽，声音就像从空木桶里发出来似的。他们时常咳出大量的灰尘，这些灰尘或者混在痰里，或者团成球形或圆柱形，表面复着一层薄薄的粘液。再过一些时候就出现吐血、不能躺卧、盗汗、水泻、极度消瘦以及肺结核的一切普通征候。他们这样被折磨几个月，甚至几年，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养活家庭，最后终于死去。我必须补充几句，到现在为止，一切预防和医疗磨工哮喘病的尝试都完全失败了。”

　　这是奈特在十年前写的。从那以后，磨工的人数增加了，疾病蔓延得更厉害了，人们也试验过把磨石遮起来并利用气流把灰尘吹走以预防疾病的办法。这种试验至少是部分地成功了，但是磨工自己却不愿意使用这类设备，在某些地方甚至于把它打碎了，因为他们害怕这样一来将会吸引更多的工人来干这种行业，并使他们的工资降低；他们宁愿“活不长，但要活得痛快”。奈特医生常常对那些有了哮喘病的初期征候到他那里去看病的磨工说：要是你们回到磨石边去，那就是去战死。但是从来没有人听他的话：谁要是当了磨工，谁就逐渐成为完全绝望的人，仿佛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设菲尔德的教育水平是很低的。一个长期做教育统计工作的牧师认为，在工人阶级的16500个能够上学的孩子中，识字的不超过6500人。原因是孩子们到七岁，最迟到十二岁，就从学校中被弄走，教员又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物（其中有一个是罪证确凿的小偷，他从监狱里出来以后，除了教书就找不到别的糊口的办法！）。设菲尔德青年中间的不道德的情形似乎也比任何地方都严重（可是，很难说哪一个城市在这方面数第一；当你读报告的时候，你会认为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数第一）。年轻人一到星期日就整天待在街上，掷钱赌博或嗾使狗打架；他们常跑小酒馆，在那里和情人消磨时间，一直坐到深更半夜，然后双双对对地到僻静的地方去蹓跶。有一个委员在一家小酒馆里看到四五十个青年男女；他们几乎都在十七岁以下，每一个青年都带着自己的女朋友。有些人在玩牌，有些人在唱歌和跳舞，所有的人都在喝酒。一些公开的职业妓女也坐在那里。所以，无怪乎所有的证人都说，早期的紊乱的性关系和卖淫（这些事情常常发生在十四岁到十五岁的少年身上）在设菲尔德是极常见的现象。极端野蛮的不顾死活的犯罪行为是很平常的。在委员会委员到来的前一年，这里逮捕了一伙图谋纵火烧城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准备了大量的引火物和长矛。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设菲尔德的工人运动也带有同样放任的性质。（昔蒙兹。“报告”和文件）
　　除了这些金属工业的主要中心，在瓦灵顿（郎卡郡）还有一些别针工厂（这里的工人，特别是童工同样是极端贫困、道德败坏和愚昧无知），在威根（郎卡郡）近郊和苏格兰东部还有几个钉子工厂。关于这几个地方的报告几乎和关于斯泰福郡的报告完全相同。
　　在金属工业里只有一个部门我们还没有谈到，那就是机器制造业。这个生产部门主要分布在工厂区，特别是在郎卡郡，它的特点是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样，从其他劳动部门中被排挤出来的工人就失去了最后的藏身之所——制造那些使他们失业的机器的工作。在这里，刨和钻的机器，制螺旋、齿轮、螺丝帽等等的机器以及机械旋床都在排挤着大批的工人，以前他们都拿高工资而且经常有工作，现在却失业了；这样的失业者在曼彻斯特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现在我们来看看斯泰福郡铁业区北面的一个工业区。这里陶器生产（potteries）很发达；它的中心是斯托克自治市（borough），包括亨莱、柏斯勒姆、莱因恩得、莱因德尔夫、厄特鲁里亚、柯尔利治、郎坡尔特、坦斯托尔和金山等地，一共有居民6万人。“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这样告诉我们：在陶器制造业的某些部门中，孩子们在温暖而宽敞的房子里做着轻便的工作，但是在另外一些部门里他们都既得不到足够的食物，也穿不上好的衣服，却要从事繁重而紧张的劳动。有许多儿童抱怨道：“我老是吃不饱，多半只能吃到带盐的土豆，从来没有肉和面包；我不能去上学，我没有换洗的衣服。”——“今天中午一点东西也没有吃，我们家里从来就不吃午饭，吃的多半只是带盐的土豆，偶尔才吃到点面包。”——“我身上穿的就是我所有的一切；我没有节日穿的衣服。”mould－runners〔送模型工〕的工作也是特别损害健康的，孩子们把制成的坯子和模子一起送到干燥房里，等到坯子干燥到一定程度以后，再把空模子送回去。他们这样整天沿着楼梯跑上跑下，搬运着不适合于他们年龄的过分沉重的东西，而且还得在高温下进行工作，这就使他们更加疲劳。这些孩子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消瘦、苍白、孱弱、矮小而且发育不良；他们差不多都患胃病，经常呕吐，食欲不振，其中有许多人由于虚弱而死掉。那些因转动辘轳（jigger）而被称为jiggers〔辘轳工〕的男孩，几乎也是同样地孱弱。但是最有害的工作是把成品浸到一种含有大量的铅而且常常含有许多砷的液体里，并且要把刚刚在这种液体里浸过的制品用手拿出来。这些工人——成年男人和儿童——的手和衣服总是被这种液体浸得湿漉漉的，他们的皮肤渐渐变松，在经常和物体的粗糙而接触时就容易脱落，所以手指常常受伤出血，这样一来，有害的东西就非常容易侵入身体。结果引起剧烈的腹痛和严重的肠胃病、经常的便秘、疝气痛，有时还会引起肺结核，而在小孩子身上更常常引起羊痫疯。在成年男人中常见的现象是手上的肌肉部分麻痹——colica　pictorum〔染色工的职业病〕和四肢全部麻痹。有一个证人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两个男孩在工作时抽风死掉。另一个证人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曾经在上釉的大桶旁当过两年助手。他说，最初他患剧烈的腹痛，后来就抽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从那以后，抽风的次数就愈来愈多，现在每天都要发作，并且常常在一天内要发十次到二十次羊痫疯。他身体的右半部已经麻痹，医生告诉他说，他再也不能支配右手和右腿了。某一个工厂的上釉房里有4个成年男工和11个男孩，4个成年男工都患羊痫疯和剧烈的疝气痛，11个男孩当中也有几个已经成为羊痫疯患者。总之，这一可怕的疾病是这种工作的极平常的后果，当然它也给资产阶级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在磨光陶器的工房里，空气中充满了微细的矽土尘埃，把这种尘埃吸到肺里并不比设菲尔德的磨工把钢屑吸进去的害处小些。工人们患着喘病，要静静地躺一回都不可能，喉咙溃烂，咳嗽得很厉害，说话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们也都是得肺结核死掉的。陶业区里的学校比较多，孩子们按理是能够上学的，但是因为他们年纪这样小就到工厂去做工而且工作日又这样长（多半是十二小时，有时还要多），所以他们就不能上这些学校去念书了。在委员会的委员询问过的儿童中，有四分之三既不能读，也不能写。全区都处于极端愚昧的状况中。上过几年主日学的孩子连字母都分不清。全区中不仅知识教育的水平很低，而且道德和宗教的教育也都是一样。（斯克里文。“报告”和文件）
　　在玻璃制品的生产中，工作对成年男人似乎并没有多大害处，但是小孩子却受不了。工作繁重，工作时间没有一定，常常在夜里工作，特别是工房里的温度高（华氏100°-130°），这一切就引起了孩子们的全身衰弱和疾病、发育不良、特别是眼病、胃病、支气管炎和风湿病。许多小孩都是脸色苍白、两眼发红，往往几个星期看不见东西，严重地恶心、呕吐、咳嗽、经常感冒和患风湿病。当成品从炉子里取出来的时候，孩子们经常不得不在高到使他们脚下的木板都燃烧起来的高温下工作。吹玻璃的工人大多数都因虚弱和肺结核而死得很早。（莱夫查尔德。“报告”附录第2部分L2页第11、12节；弗兰克斯。“报告”附录第2部分K7页第48节；唐克莱德。文件附录第2部分H76页等；均见“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
　　报告大体上证明了工厂制度是在逐渐地不断地渗进一切工业部门里去，这特别表现在吸收妇女和儿童来工作这一点上。我认为没有必要到处把技术进步和成年男人被排挤的情形都叙述出来。只要稍稍熟悉工业的人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所没有谈到的补充起来；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可能在现代的生产方式这方面做详细的探讨，关于这方面的结果，我在谈工厂制度的时候已经谈过了。到处都在采用机器，这就消灭了工人独立性的最后一点痕迹。到处都因为妻子和小孩在工厂工作，结果家庭遭到破坏，或者因为男人失业在家，结果家庭关系被弄得头足倒置。到处都因为不得不采用机器，结果大资本家掌握了企业，同时也掌握了工人。财富不可遏制地日益集中，社会划分为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的情形日益明显。国家的整个工业的发展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不可避免的危机。
　　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在手工业方面，资本的威力排挤掉了小资产阶级，使大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工人代之而起，而有时分工也造成了同样的结果。关于这些手工业者，可以谈的实际上是很少的，因为和他们有关的一切，在一般地谈工业无产阶级的时候我已经谈过了；此外，这个部门从产业革命开始以来，在工作方式和工作对工人健康的影响上都很少变化。但是，和真正的产业工人的接触、大资本家的压迫（这比小师傅的压迫厉害得多，因为帮工和师傅还维持着私人的关系）、大城市的影响以及工资的降低，这一切使得几乎所有的手工业者都积极地起来参加工人运动。这一点我们下面就要谈到。现在我们还要来谈谈伦敦的一部分工人居民，由于这些人受着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的极端残酷的剥削，所以特别值得注意。我在这里指的是女时装工和女缝工。
　　值得惊奇的是，正是为资产阶级太太们制造装饰品的工作，给这些工人的健康带来了极其悲惨的后果。在谈花边生产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形，现在我们再拿伦敦时装商店的例子来做证明。这些商店雇用了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共达15000人；这些女孩子大部分来自农村，她们食宿都在老板那里，因而成了老板的十足的奴隶。在一年内约有四个月之久的时装季节里，即使是在最好的商店中工作时间每天也达十五小时，在定货急迫的时候每天达十八小时。但是大多数商店在这个期间的工作时间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因而女孩子们休息和睡眠的时间一昼夜从来不会超过六小时，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有时甚至只有两小时。这样，她们即使不是通宵工作（事实上她们也常常通宵工作），一昼夜也得工作十九小时到二十二小时！一直到疲惫得实在连针都拿不住的时候，她们的漫长的工作才算到了尽头。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些可怜的人一连九天都没有脱过衣服，只是抽空在垫子上躺一下；给她们的食物都切成小块，好让她们尽快地吞下去。一句话，这些不幸的女孩子是在精神上的鞭子——解雇的威胁——的驱策下无可奈何地去做那种持久而不间断的工作，这种工作连身强力壮的男人也吃不消，何况是十四岁到二十岁的柔弱的女孩子呢。此外，由于工房和卧室里的空气郁闷，经常保持弯腰曲背的姿势，吃恶劣的难消化的食物，但主要是由于劳动时间太长和缺乏新鲜空气，结果女孩子们的健康受到致命的摧残。她们很快就感到疲倦、困顿、衰弱、食欲不振、肩痛、背痛、腰酸，特别是头痛；以后就是脊柱弯曲、两肩畸形地高耸、消瘦、眼肿、流泪、眼痛、近视、咳嗽、鸡胸、气喘以及各种妇科病。在许多情况下，眼睛受到严重的损害，以致完全失明，视力完全被破坏，而如果目力还保持得不错，可以继续工作下去，那末肺结核便会结束这些女时装工的短促而悲惨的一生。甚至那些相当早就脱离这种工作的人，也常常不能完全恢复被损害了的健康。她们老是生病，特别是在婚后；她们生的孩子也是衰弱的。童工调查委员会询问过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断定，很难想像还有什么生活方式能像女时装工的生活那样损害健康，那样使人早死。
　　伦敦的女缝工一般也受到同样残酷的剥削，只是稍微间接一些。做紧身的女孩子们的劳动是繁重的，是容易使人疲劳和对眼睛有害的。她们得到的工资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但是我知道，承包人要对发下的料子负责，并把工作分配给女缝工，而他每件得到1 ¹/₂辨士（合15个普鲁士分尼），在这里面他还要扣下一部分（至少是1/2辨士），因此，落到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手里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辨士。做领带的女孩子们每天必须工作十六小时，一星期只得到4 ¹/₂先令（即1 ¹/₂普鲁士塔勒），但是她们用这些钱能买到的东西并不比用二十个银格罗申在德国物价最贵的城市里所买到的东西多一些。［注：参看1844年3月16日的“每周快讯”。——恩格斯原注］可是生活最坏的还是那些做衬衫的。她们做一件普通衬衫得到1 ¹/₂辨士。以前她们可以得到2-3辨士，但是自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官吏们所办的圣潘克拉斯的习艺所以1 ¹/₂辨士一件承做以来，这些可怜的女人也就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资了。每天要工作十八小时才能做成一件的绣花薄料衬衫的工资是6个辨士（即5个银格罗申）。这样，根据这里所谈的及女工和承包人的许多陈述看来，这些女缝工虽然每天很紧张地一直工作到深夜，可是一星期的工资也不过2 ¹/₂-3先令！但是最可耻的野蛮行为则是强迫女缝工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发给她的料子的押金。因此，她们当然只好把一部分料子拿去当掉（这一点物主也知道得很清楚），以后自己吃些亏把它赎回来，如果无力赎回，那她们就得去见治安法官了。1843年11月就有一个女缝工遭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个不幸的女孩子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后不知道怎样办才好，在1844年8月投河自杀了。女缝工们通常都像叫化子一样居住在狭小的阁楼里，而且每间屋子都是能塞多少人就塞多少人，冬天，住在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几乎是取暖的唯一的来源。她们在这里弯着腰工作，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缝到半夜，几年内便把身体彻底弄垮，年纪轻轻就进了坟墓，连最迫切的生活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注：托马斯胡德，所有现代英国幽默作家中最有才能的一个，像所有的幽默作家一样，他富于同情心，但没有一点精神力量。1844年初，当描写女缝工惨状的文章载满了各家报纸的时候，他发表了一首优秀的诗“衬衫之歌”（《The　Song　of　the　Shirt》）。这首诗使资产阶级女郎们流了不少怜悯的但毫无用处的眼泪。由于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它重抄在这里。它最初登载在“笨拙”上，后来又转载在所有的报纸上。当时各报都在讨论女缝工的状况，所以也不必专门引证。——恩格斯原注］；而楼下街道上却飞驰着大资产阶级的富丽堂皇的马车，也许附近某个可鄙的花花公子玩法罗纸牌一晚上输掉的钱，就比她们在一整年中所能挣得的还要多。

　　英国工业无产阶级的状况就是如此。我们随便把目光投到什么地方，到处都可以看到经常的或暂时的贫困，看到因生活条件或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疾病以及道德的败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的精神和肉体在逐渐地无休止地受到摧残。难道这种状况能够长久地继续下去吗？
　　不，这种状况不能也不会长久地继续下去。工人，人民中的大多数，是不愿意这样的。我们来听听他们自己关于这种状况说了些什么吧。

　　注释：

　　[111]“两大陆评论”（《Revue　des　deux　Mondes》）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政论性的双周刊，1829年起在巴黎出版。——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