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 -> 第三十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
［手稿前半部分］
大约写于1857年底—1858年5月
原文是德文
1939—1941年第一次用德文以单行本形式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分册并参考1983年德文版第42卷翻译 |
［I—1］II．货币章
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
I．
“一切弊病，都来自人们顽固地保持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优势地位。”［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第1—2页）
达里蒙开头就谈到1855年10月法兰西银行为制止其库存现金不断减少而采取的措施（第2页）。他想给我们提供这家银行在10月采取措施前的最后五个月中的状况的统计表。为此目的，他把这家银行这五个月中每个月的金银储备和“证券总存额的波动”即这家银行贴现的数量（在它的证券总存额中的商业证券即汇票的数量）加以对比。按照达里蒙的说法，表明银行持有的证券的价值的数字，
“代表公众所感到的对银行服务的或大或小的需要，或者代表流通的需要，而这两者是一回事”（第2页）。
两者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如果待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同“流通的需要”，即真正的货币流通的需要是一回事，那么，银行券的流通就必然由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决定。但这种运动，平均说来，不仅不是平行的，而且往往是相反的。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及其波动，表明信贷的需要，而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由完全不同的影响决定的。如果要得出关于流通的结论，达里蒙首先应当在金银储备栏和贴现的汇票栏之外，再加上流通的银行券总额栏。
实际上很明显，要谈论流通的需要，首先应该弄清楚实际流通中的波动。把对比中的这一必要环节略去，立即暴露出他一知半解，非常拙劣，并且故意把信贷的需要和货币流通的需要混淆起来，——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之上的。（死亡统计表的一方是疾病，另一方是死亡事件，而出生情况却被忘记了。）
达里蒙提出的两栏（见第3页），一方是4月至9月银行的金属储备栏，另一方是银行的证券总存额的变动栏，它们所反映的无非是并不需要用统计例证来说明的同义反复的事实：交到银行多少汇票，就从银行取出多少金属，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就增添多少汇票，银行的地库就失去多少金属。甚至连达里蒙想用他的表来证明的这种同义反复，在他的表中也不是表现得很清楚。这个表倒是表明，从1855年4月12日至9月13日，银行的金属储备大约减少14 400万，而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的证券，却大约增加10 100万39。因此，金银储备的减少额比所贴现的商业证券的增加额多4 300万。五个月变动的这个总结果表明，两种变动不是一回事。
把数字更仔细地对比一下，我们就看到另外的不一致。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4月12日——432 614 797法郎 4月12日——322 904 313
5月10日——420 914 028 5月10日——310 744 925
换句话说，从4月12日至5月10日，金属储备减少11 700 769，而证券的数目增加4012 159 388；也就是说，证券的增加额比金属储备的减少额大约多50万（458 619法郎）。如果我们把5月同6月加以对比，那就会出现更令人吃惊的相反的事实：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5月10日——420 914 028 5月10日——310 744 925
6月14日——407 769 813 6月14日——310 369 439
［I—2］可见，从5月10日至6月14日，金属储备减少13 144 215法郎。银行的证券是不是以同样程度增加了呢？相反，在这期间，银行的证券减少375 486法郎。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再是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的单纯量上的不成比例。两种变动本身的反比例关系消失了。一方大幅度减少，而另一方相对来说减少较少。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6月14日——407 769 813 6月14日——310 369 439
7月12日——314 629 614 7月12日——381 699 256
6月和7月的对比表明，金属储备减少93 140 199，证券增加71 329 817，也就是说，金属储备的减少额比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多21 810 382法郎。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7月12日——314 629 614 7月12日——381 699 256
8月9 日——338 784 444 8月9 日——458 689 605
我们看见双方都增加了，金属储备一方增加24 154 830，证券总存额一方增加多得多，达76 990 399法郎。
银行的金属储备 ［银行贴现的证券］
8月9 日——338 784 444 8月9 日——458 689 605
9月13日——288 645 333 ［［9月13日］——431 390 562
在这里，金属储备减少50 139 111法郎，同时证券减少27 299 043法郎（尽管法兰西银行采取了限制措施，1855年12月它的库存现金仍然减少2 400万）。
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对五个月的连续对比得出的实际情况，同达里蒙先生对头尾两个月所作的对比得出的实际情况，是同样可信的。对比表明了什么？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
有两次是证券总存额增加，同时金属储备减少，不过后者的减少额赶不上前者的增加额（4月至5月和6月至7月）。有两次是金属储备减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不过后者的减少额赶不上前者的减少额（5月至6月和8月至9月）。最后，有一次是金属储备增加，证券总存额也增加，不过前者赶不上后者。
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双方都减少；双方都增加；因此，可以是各种情况，而恰好不是始终不变的规律，首先不是反比例的关系，甚至也不是相互作用，因为证券总存额的减少不可能是金属储备减少的原因，而证劵总存额的增加不可能是金属储备增加的原因。甚至连达里蒙对头尾两个月所作的孤立的对比，也不能证实反比例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既然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10 100万39抵不上金属储备的减少额14 400万，那剩下的可能性就是，一方的增加［I—3］同另一方的减少之间根本没有因果联系。统计例证没有作出回答，倒是提出了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再是一个谜，而是一大堆谜。
如果达里蒙先生除了他的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贴现的证券）栏之外，还提出“银行券流通”栏和“存款”栏，那么谜事实上就会消失。如果金属储备一方的减少额小于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那可以这样来说明：金属的储存同时增加了；或者一部分为贴现而发行的银行券没有换成金属，而是仍然在流通中，最后，或者发行的银行券没有使通货增多，而立即以存款的形式或以支付到期汇票的形式流回了。如果金属储备减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较少，则可以这样来说明：从银行取出了存款，或者人们拿银行券向银行兑换金属，于是银行自己的贴现业务受到取出的存款或兑现的银行券的所有者的损害。最后，如果金属储备减少较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也较少，这也可以用同样的原因来说明（我们把为补偿国内的银币而发生的流出完全撇开，因为达里蒙没有把这一点包括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但是，这些可以这样互相说明的各栏，也会证明他本来不想证明的东西，那就是：银行方面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商业需要，并不一定要增加它的银行券的流通；这种流通的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银行的金属储备的减少或增加相符合；银行不能控制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这些结果全都不合达咀蒙先生的心意。由于他匆忙地大喊大叫地提出他的先入之见，即以银行的金属储备为代表的银行的金属基础同他所谓的以证券总存额为代表的流通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斫以他就列出这两栏而撇开了它们的必要的补充，但把这两栏这样地孤立起来，它们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或至多证明事情和他的愿望是相反的。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蒲鲁东派的统计的和实证的例证的全部价值。经济事实并没有验证他们的理论，而是证明他们不会掌握和利用事实。他们利用事实的方式倒是表明了他们的理论抽象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往下看达里蒙讲了些什么。
当法兰西银行看到它的金属储备减少14 400万，它的证券总存额增加10 100万39的时候，就在1855年10月4日和18日对它的地库采取了保护措施，以免受证券总存额的影响。它接连地把贴现率从4%提高到5%，从5%提高到6%，并且把汇票贴现的期限从90天减少到75天。换句话说，银行使商业取得金属的条件变得困难了。这证明了什么呢？
达里蒙说：“这证明了，一个按照现行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建立在金银的统治地位上的银行，正是在公众蛀需要它服务的时候，逃避为公众服务。”（同上，第3页）
难道达里蒙先生需要用他的数字来证明，需求向供给提出的要求（和超过供给）有多少，供给就使它的服务变贵多少？在银行面前代表“公众”的先生们不是遵循同样的“令人愉快的生活习惯”[4]吗？博爱的谷物商人把他们的汇票提交银行兑现，以便取得银行券，用银行券兑换银行的黄金，用银行的黄金换取外国的谷物，用外国的谷物换取法国公众的货币，难道他们的出发点是考虑到：因为公众现在最需要谷物，所以他们有义务在较便宜的条件下把谷物出让给公众吗？或者不如说，难道他们不是求助于银行，以便利用谷物价格的上涨，公众的急需，谷物的供求失调而捞到好处吗？银行可以不受这个普遍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吗？这是什么样的想法！
但是不妨认为现今的银行组织有可能储存大量黄金，使那种在粮荒时可以按照对国民最有利的方式使用的购买手段处于闲置状态，使本来应该通过生产的转化而获利［I—4］的资本成为非生产的和呆滞的流通基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在现今的银行组织中，非生产的金属储备仍然超过它的必要的最低限额，因为流通中金银的节省还没有达到它的经济极限。这是同一基础上的量的多少问题。但是，问题就会从社会主义的高处降到资产阶级实践的平地上来，而我们发现，英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英格兰银行的大多数人就是在这个平地上绕来绕去的。怎样的坠落啊！
或者问题不在于通过银行券和其他银行手段节省多少金属，而在于完全抛弃金属基础？但这样一来，统计寓言及其寓意又都不适用了。如果银行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在急需时，都要把贵金属运往国外，那么，它必须预先积累贵金属，而如果要外国接受贵金属以换出它的商品，那么，贵金属就必须已经保持住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达里蒙认为，夺走银行的贵金属的原因是歉收，从而必须从国外进口粮食。他忘记了蚕丝减产，因而必须从中国大量购入蚕丝。达里蒙还说，在最近几个月的巴黎工业博览会41期间进行了巨大的、为数众多的交易活动。他又忘记了动产信用公司35及其竞争者在国外进行的大量投机活动和企业活动，它们进行这些活动，正如伊萨克·贝列拉所说，是要表明，法国资本比其他资本出色的地方是它的世界性，正如法国语言比其他语言出色的地方是它的世界性一样。此外还要加上东方战争42引起的非生产开支：75 000万债款。
因此，一方面是法国两个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突然大量减产！另一方面是在国外市场上，在那些根本不创造直接的等价物，其中一部分可能从来不能弥补自己的生产费用的企业中，不寻常地使用法国资本！一方面，为了通过进口来弥补国内生产的缩减，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国外工业企业的增长，所需要的都不是用于等价物交换的流通符号，而是等价物本身，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法国国内生产的缩减无论如何不是法国资本在国外活动的等价物。
现在假定，法兰西银行不是建立在金属基础上，并且外国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而不只是贵金属这种特殊形式的法国等价物或法国资本。难道银行不正是在“公众”最急需它的服务的时候，也被迫提高它的贴现条件吗？银行用来为公众的汇票进行贴现的银行券，现在无非是取得金银的凭证。而在我们的假设下，它们就会是取得国家的产品储备和直接可以利用的劳动力的凭证：产品储备是有限的，而劳动力只是在非常肯定的限度内和在一定的时期内才能增加。另一方面，印刷纸币的机器是不会疲惫的，好像魔杖一挥就会转动。同时，当谷物和蚕茧歉收，使国家的可供直接交换的财富大大减少的时候，国外的铁路、矿山等企业却把这种可供直接交换的财富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这种形式不创造直接的等价物，因而一时无偿地吞没了这种财富！因此，可供直接交换的、能够流通的、可以运到外国去的国家财富是绝对地减少了！另一方面，银行凭证是无限制地增加了。直接的结果是产品、原料和劳动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银行凭证价格下跌。银行不能靠魔杖一挥使国家财富增加，而只会通过十分平常的活动使自己的纸币贬值。随着这种贬值而来的，难道不是生产的突然瘫痪？
不是这样——蒲鲁东主义者叫道。我们的新的银行组织不会［I—5］满足于这种消极的业绩：废除金属基础，而让其余一切仍旧是老样子。它会创造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因而在崭新的前提下进行干预。难道现代银行的出现在当时不也使生产条件发生革命吗？如果没有银行促成的信贷的积聚，没有银行创立的、与地租相对立的国债利息，从而没有与地产相对立的金融，没有与地主相对立的金融家，如果没有这种新的流通设施，难道会有现代大工业、股份企业等等，会有这些既是现代工商业的产物、又是现代工商业的生产条件的成千上万种形式的流通券吗？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基本问题，它同起点已经不再有联系。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要让这些改变本身不是成为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证明，这种学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
上述历史上的例证当然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它只构成资本积聚的一个要素，而财产的积聚既因流通的缺乏（如在古罗马）而加快，也因流通的易于进行而加快。
接下来应该研究，或者不如说应该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货币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过一种关系的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是否又是一个自行取消的要求？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一种杠杆可能比另一种杠杆更好地克服静止的物质的阻力。但是，每种杠杆都是以阻力始终存在这一点为依据的。
关于流通同其余的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当然只能在结束部分提出来。从一开始就值得怀疑的是，蒲鲁东及其同伙从来就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只是偶尔装腔作势地叫喊一番。凡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每次都应该密切注意。
从达里蒙的开头部分就可以看出，他把货币流通和信贷完全等同起来，这在经济学中是错误的。（附带指出，无息信贷无非是财产就是盗窃43这一论点的虚伪的、市侩的、怯懦的形式。不是让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资本，而是让资本家不得不把资本交给工人。）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谈。
至于所讨论的题目本身，达里蒙只得出这样的结论：银行出卖信贷，就像商人出卖商品，工人出卖劳动一样，当需求与供给相比增加的时候，就卖得贵一些，也就是说，正当公众最需要银行的服务的时候，银行使公众得到它的服务变得困难了。我们看到，不管银行发行可兑现的还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它都必须这样做。
法兰西银行在1855年10月的做法引起了一片“大喊大叫声’（同上，第4页），引起了银行和公众代言人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达里蒙对这场争论进行总结或者说佯装进行总结。我们在这里只是顺便地看看他总结些什么，因为他的总结表明论战双方的弱点，他们经常随意离题，在外部原因上兜圈子。论战双方的每一方都随时抛掉自己的武器，找出另外的武器。双方之所以交不了锋，不仅是因为他们经常调换他们用来战斗的武器，而且也因为他们只要在一个场地上相遇，就立即逃到另一个场地上去。
（从1806年至1855年，法国的贴现率没有达到过6%；50年来，商业汇票最长的支付期限几乎始终是90天。）
达里蒙让银行自我辩护时所带有的弱点，以及他自己的错误见解，例如，从他的虚构的对话中的下列地方［I—6］就可以看出来：
银行的反对者说：
“由于您的垄断，您成了信贷的分配者和调节者。当您显得严厉的时候，贴现业者不仅模仿您，并且比您更严厉…… 由于您的一些措施，您已经使营业停滞。”（同上，第5页）
银行则说，并且是“谦恭地”说
“您想要我怎样做？——银行谦恭地说……——为了提防外国人，我必须提防本国同胞…… 首先我必须阻止硬币的外流，没有硬币我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同上，第5页）
银行被说得荒谬可笑。让它离开问题，说一番空话，以便人们有可能也用空话来回答它。在这一对话中，银行也抱有达里蒙的幻想：银行由于自己的垄断确实调节着信贷。实际上，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也就是说，在它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时候才开始。在货币市场松动、每人都按2 1/2%进行贴现时，让银行仍然按5%贴现，这时，贴现业者就不会模仿它，而会把一切贴现业务从它鼻子底下夺走。1844年法令44实行以来的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法律使英格兰银行在贴现业务等等方面成为私人银行家的真正对手。英格兰银行为了在货币市场松动时期保证自己在贴现业务方面占有一个份额，并且是日益增多的份额，经常被迫降低贴现率，不仅降低到私人银行家的水平，而且往往更低。因此，银行“对信贷的调节”应该有保留地来理解，而达里蒙却把自己关于银行无条件地控制货币市场和信贷的偏见当作出发点。
达里蒙不是批判地研究银行对货币市场拥有真正权力的条件，而是立即抓住这样一句话：硬币对于银行说来就是一切，银行必须防止硬币流往国外。法兰西学院45的一位教授（舍伐利埃）回答说：
“金银是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的商品…… 银行的金属储备之所以需要只是为了在紧急时期把它运往国外去买东西。”
银行回答说
“金属货币不是同其他商品—样的商品，而是交换工具，由于这一称号，它享有为其他一切商品规定法律的特权。”
在这里，达里蒙突然在战斗双方之间出现：
因此，不仅现今的危机，而且周期性的商业危机，都应该归因于金银享有的这种特权，即唯有金银才能充当可靠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
为了消除危机造成的种种不愉快
“只要做到下面这一点就够了：金银成为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或者，准确地说，一切商品都具有和金银一样的等级（由于同样的名义）而成为交换工具，产品确实同产品交换”（同上，第5一7页）。
在这里，把争论的问题想象得多么肤浅。既然银行发行货币凭证（银行券）和可用金（银）偿还的资本债券（存款），那么，不言而喻，银行对自己的金属储备的减少只能在一定的程度内听任和容忍，而不予理会。这种论调同金属货币理论毫无关系。达里蒙的危机理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在《流通危机简史》46—章中，达里蒙先生略而不谈1809—1811年英国的危机，仅仅在谈到1810年时，指出任命金条委员会47，在谈到1811年时，又略去了实际的危机（1809年开始），而只提到两点：一是下院通过的决议：
“银行券同金银条块相比的贬值，不是由纸币的贬值引起的，而是由金银条块的腾贵引起的”；
二是持相反论断的李嘉图的小册子[5]，他认为从李嘉图的论断中应得出如下结论：
“最完善状态的货币是纸币”（第22—23页）。
在这里，1809到1811年的危机是重要的，因为银行当时发行的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可见，危机决不是由银行券可兑换成金（金属）而产生的，因此，也决不能通过废除这种可兑换性来加以防止。达里蒙用灵巧的裁剪手法避开了这些会驳倒他的危机理论的事实。他抓住李嘉图的格言，虽然这与问题的实际内容和小册子——论银行券的贬值——的实际内容毫无关系。他忽略了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及其错误的前提已经完全被驳倒。这种理论的错误前提是认为银行控制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价格，然而情况正好相反，是价格决定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在李嘉图时代，对货币流通现象还没有作任何详细的研究。这一点顺便提一下。
金银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金银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作为一般交换工具，金银是享有特权的商品，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特权，金银使其他商品降了级。这就是达里蒙对这种对立所作的最终分析。达里蒙最后做出判决：要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那时，你们消除的不是金银货币的特有的弊病，或者说可以兑换成金银的银行券的特有的弊病。你们消除的是一切弊病。或者不如说，把一切商品提高到现在只有金银才享有的垄断地位。让教皇存在，但是使每个人都成为教皇。废除货币，办法是你们把每个商品都变成货币，并且赋予它以货币的特性。
在这里，不禁要问，这个问题是否表明了它本身的荒谬，因而，任务所提出的条件本身已经包含着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回答往往只能是对问题的批判，而问题往往只能［I—7］由对问题本身的否定来解决。
实际问题是：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是否需要一种特有的交换工具？它是否必然会创造一种一切价值的等价物？这种交换工具的或这种等价物的一种形式可能比其他形式更顺手、更合适，更少一些不便。但是，由一种特殊的交换工具，一种特殊的然而又是一般的等价物的存在而造成的不便，必然会在任何一种——虽然各不相同的——形式中重复产生。当然，达里蒙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本身。要废除货币而又不要废除货币!要废除金银由于作为货币这种排他物而具有的排他的特权，但是要把一切商品变成货币，也就是说，要使一切商品都具有离开排他性就不再存在的属性。
在贵金属的外流中确实出现了矛盾，达里蒙对这一矛盾的理解以及克服办法是同样肤浅的。显然，金银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而现代经济学突然惊恐地看到，它竟不时一再地回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偏见上去。英国经济学家企图通过某种区分来克服困难。他们说，在发生这种货币危机的时候，所需要的不是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作为铸币的金银，而是作为资本的金银。他们忘记加上一句：资本，然而是在一定的金银形式上的资本。如果任何形式上的资本都能够输出，那么，为什么输出的恰恰是这种商品，而大多数其他商品却由于输出不足而跌价呢？
我们举些特定的例子来说：贵金属外流是由于国内某种主要食物（例如谷物）歉收，是由于某种进口的主要消费品（例如茶叶）在国外歉收并因而涨价引起的；贵金属外流是由于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原料（棉花、羊毛、丝、亚麻）歉收引起的；贵金属外流是由于进口过剩（因投机、战争等等）引起的。在国内歉收的情况下，对（谷物、茶叶、棉花、亚麻等）突然的或长期的减产进行补偿，给国民带来双重的损害。国民所投的资本的或劳动的一部分不能再生产出来——这是生产的真正缩减。为了填补这一漏洞，必须拿出再生产出来的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同减产量并不是形成简单的算术比例，因为欠缺的产品由于供给减少，需求增大，在世界市场上会涨价，而且必然会涨价。
必须仔细地研究，如果抛开货币不说，这类危机会呈现出什么样子，而在这里既定的关系内，货币带来什么样的规定性。（谷物歉收和进口过剩是主要的场合。战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直接从经济上来看，这就像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扔到水中一样。）
谷物歉收的场合。把该国同另一个国家加以比较，那就很清楚，它的资本（不仅是它的实际财富）减少了，这就像一个农民把做面包的生面团烧掉了，他不得不向面包师购买，于是他少掉了购买面包的金额。至于国内，看来，谷物价格的上涨，就价值来说，使一切仍保持原状。只不过撇开下面这一点不说：在真正歉收的情况下，减少的谷物数量乘以上涨的价格，决不等于正常的谷物数量乘以较低的价格。
假定英国只生产1夸特小麦，而这1夸特小麦的价格达到以前3 000万夸特小麦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撇开该国缺少再生产生命和谷物的手段不说，如果我们假定再生产1夸特小麦所需要的工作日为a，那么，该国就要以a×3 000万工作日（生产费用48）来交换a×1工作日（产品）；它的资本的生产力就会减小到原来的几千万分之一，而国内拥有的价值总额就会减少，因为每个工作日就会贬值到原来的三千万分之一。每一份资本现在只代表自己以前价值的、自己的等价物即生产费用的 1/30 000 000，虽然在上述场合一国资本的名义价值并未减少（把土地的跌价撇开不说），因为其余产品的价值的减少正好由1夸特小麦的价值的增加所补偿。小麦价格提高到3 000万倍就是其余一切产品以同样程度跌价的表现。
此外，本国和外国的这种区别是完全虚妄的。一个国家，谷物遭到歉收，向外国购买谷物，这个国家同外国的关系，和这个国家的每个个人同租地农场主或谷物商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个人必须用于购买谷物的追加数额，是他的资本即他自行支配的资金的直接减少。
为了使问题不致被一些不重要的影响搞混，应该假定一国实行粮食的自由买卖。即使进口的谷物像自己生产的谷物一样便宜，该国仍然少掉了租地农场主没有再生产出来的那部分资本。但是，在我们所作的假定下，该国进口的外国谷物的数量总是等于正常价格下可能进口的数量。因此，进口的增长是以价格上涨为前提的。
谷物价格的上涨等于其余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一夸特谷物的生产费用（表现为价格）的提高，等于在其他一切形式上存在的资本的生产率的降低。用于购买谷物的数额增加了，对其他一切产品的购买必然相应减少，因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必然相应降低。不管是有或没有金属货币或其他任何货币，该国会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仅波及谷物，而且波及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生产率确实降低了，它们的产品的价格同正常生产费用所决定的价值相比下降了，而且也因为一切契约、债务等等都是以产品的平均价格为基础的。举例来说，必须提供x舍费耳谷物来支付国债，而这x舍费耳的生产费用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了。
因此，完全不考虑货币的情况，［I—8）该国也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不仅撇开货币，甚至撇开产品的交换价值不说，产品仍会贬值，该国的生产率仍会下降，而该国的一切经济关系是以它的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
因此，谷物歉收引起的危机决不是由贵金属外流造成的，虽然为制止这种外流而设置的障碍可以加剧这种危机。
无论如何也不能附和蒲鲁东49，说什么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只有贵金属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具有可靠的价值；这是因为，仔细考察一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意味着必须拿出更多的金银来交换一定量的谷物，也就是说，金银的价格同谷物的价格相比下跌了。因此，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同谷物相比贬值了，任何特权也不能保护金银免于贬值。金银同谷物相比的贬值和谷物价格的上涨是一回事。（这并不完全正确。例如一夸特谷物从50先令上涨到100先令，也就是上涨50%，但是棉织品下降100%。这样，银同谷物相比只下降50%，而棉织品（由于需求停滞等等）同银相比下降了100%。50也就是说，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超过谷物价格的上涨。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最近几年，谷物有时上涨100%，而工业品并不是按照金同谷物相比下跌的同一比例下跌。这种情况并不直接影响一般原理。）也不能说，金享有特权，是由于金作为铸币，它的量是准确和可靠地规定的。一塔勒（银）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是一塔勒。同样，一舍费耳小麦始终是一舍费耳，一码麻布始终是一码。
因此，在谷物严重歉收的情况下，大多数商品（包括劳动）的跌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金的输出，因为即使本国的金根本不输出，外国谷物根本不输入，跌价和危机还是会发生的。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大家知道，这一规律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内（从全国范围来看）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一切领域内所起的作用，要强烈和有力得不可比拟。金的输出不是谷物危机的原因，而谷物危机却是金的输出的原因。
如果就金银本身来考察，那么可以断言，它们只是在两个方面影响危机，使危机的症状更加恶化：（1）金的输出因银行受金属条件的约束而变得困难；银行因而针对这种金的输出所采取的措施对国内流通产生不利的反作用；（2）金的输出是必需的，因为外国只愿意以金的形式而不愿意以任何其他形式接受资本。
即使第一点困难得到克服，第二点困难可能仍然存在。英格兰银行正是当它在法律上有权发行不可兑现的银行券的时期经历这种困难的。银行券同金条相比贬值了，而金的造币局价格同金条价格相比也下跌了。对银行券来说，金成了特种商品。可以说，从银行券名义上代表一定数量的金来说，银行券还依赖于金，而实际上用银行券是不能换回金的。金仍然是银行券的名称，虽然在法律上银行券已经不再能够向银行换回这一数量的金。
只要纸币从金得到名称（也就是说，例如五镑银行券是5索维林的纸代表），对银行券说来，银行券可兑换为金就仍然是经济规律，不管这一规律在政策上是否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这要在以后来考察，并且不直接属于所研究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1799—1819年时期51还继续声称，它们代表一定量金的价值。除了通过银行券实际上支配多少金条这个事实之外，还能通过其他办法来检验这种声明吗？从五镑银行券不再能够得到等于5索维林的金条价值的时刻起，银行券就贬值了，虽然它是不能兑现的。银行券的名称所表明的银行券价值和一定量金的价值相等，立即同银行券和金的实际上的不相等发生矛盾。
因此，坚持把金当作银行券的名称的英国人中间争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银行券兑换为金的问题，——这种兑现只不过是把银行券的名称在理论上所表明的那种相等，从实践上表示出来，——而是怎样保证这种兑现的问题，是通过在法律上对银行作出限制来保证这种兑现呢，还是让这种兑现放任自流呢？持后一种看法的人断言，发行银行凭票据发放贷款，因而它的银行券保证能够流回，这种兑现平均说来是有保证的，而他们的反对者反正从来没有提供比这个平均保证更多的东西。后一情况是事实。顺便说一下，这种平均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平均计算能够和应该既成为银行的根据，也成为一切保险机构等等的根据。站在这方面的，首先是苏格兰的各银行，它们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典范。
严格的金条主义者则说：他们是认真对待［I—9］兑现的；这种兑现的必要性是由银行券本身的命名造成的；银行负有兑现的义务，就使银行券始终成为可兑现的，这就形成对过量发行的限制；他们的反对者是不可兑现论的虚假的维护者。在这两派之间，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派别，有一群小的“品种”。
最后，不可兑现论的辩护者，坚定的反金条主义者，自己不知道他们只是不可兑现论的虚假的拥护者，正如他们的反对者只是可兑现论的虚假的拥护者一样，因为反金条主义者坚持银行券的命名，也就是把具有一定命名的银行券同一定金量的实际相等当作计量自己的银行券的十足价值的尺度。
在普鲁士存在着强制流通的纸币。（由于一定量的税必须以纸币支付，就此而言，纸币的流回是有保证的。）这些纸塔勒不是支取银的凭证，根据法律它们不能向任何银行换取银等等。它们不是由商业银行凭票据而贷出的，而是政府为负担自己的费用发出的。但是，它们的命名就是银的命名。一个纸塔勒声称代表和一个银塔勒同样的价值。如果对政府的信任发生根本的动摇，或者这种纸币以大于流通的需要所要求的比例发行，那么，在实践中纸塔勒就不再与银塔勒处于同等地位，就会贬值，因为它会降到它的名称所表示的价值之下。如果不是发生上述情况，而是产生了对银的特别需要，例如，为了输出，使银与纸塔勒相比拥有特权，那么，纸塔勒也会贬值。
因此，可兑换为金银成了以金银命名的任何纸币的实际价值尺度，不管这种纸币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名义价值只是像影子那样跟随着它的实体；两者是否一致，那要由它们的实际可兑现性（可交换性）来证明。实际价值降低到名义价值以下就是贬值。实际的互相平行运动，互相交换，就是兑现。就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来说，可兑现性不是表现在银行的出纳上，而是表现在具有用金属货币命名的纸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日常交换上。实际上，如果不再是通过在全国各地的日常交易，而是要通过在银行出纳处进行特别的大量试验来确认可兑现银行券的可兑现性，那么，这种兑现就已经是受到危害的了。
在苏格兰，纸币在农村中甚至比金属货币更受欢迎。苏格兰在1845年以前，也就是在英国1844年法令44强加于它以前，自然也经历了英国的一切社会危机，而有些危机甚至更加厉害，因为“清扫”土地52在这里进行得更加肆无忌惮。但是，苏格兰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货币危机（某些银行由于轻率地提供贷款而破产，这是例外情形，和这里的问题无关）；没有银行券贬值，没有抱怨，没有对于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否够用的研究等等。
在这里，苏格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方面表明在现存基础上可以怎样充分调节货币制度——消除达里蒙所抱怨的一切弊病——而不必屏弃现存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基础的矛盾、对抗、阶级对立等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尖锐。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达里蒙和他的保护者，那位为他的书写序的埃米尔·日拉丹——他以理论上的空想来补充前者实践上的欺骗——不是在苏格兰去发现同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这类垄断银行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在美国去寻找，而在美国，由于要得到州的特许证，银行制度只在名义上是自由的，那里没有银行的自由竞争，只存在着垄断银行的联邦制度。
确实，苏格兰的银行制度和货币制度是流通魔术师的幻想所碰到的最危险的暗礁。尽管金币或银币（在没有铸币的法定复本位制的地方）对其他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经常发生变化，但人们不说金币和银币贬值了。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它们就是它们自己的名称，因为它们的名称不是一种价值的名称，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以某一第三种商品来估价，而只是表示自身物质的可除部分，即一索维林等于若干重量的金量。
因此，金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这不是因为只有金才表现可靠的价值，而是因为金作为货币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价值，而是自身物质的一定量，它在自己额头上标明的，是自己的量的规定性。（以后应当更详细地研究，金币和银币的这种特征归根到底是不是一切货币的内在属性。）
达里蒙及其同伙被金属货币的这种名义上的不可贬值性所迷惑，只看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金银同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升值了；他们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在所谓的繁荣时期，即价格暂时普遍上涨的时期，金银或者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劳动也许除外，但并非总是如此）相比贬值了。由于金属货币（以及以它为基础的一切种类的货币）的这种贬值总是先于它的升值，他们本来应该按相反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要预防货币的周期重复的贬值（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废除商品对货币的特权）。如果采用后一种提法，任务就会立即解决，这就是要取消价格的涨落。取消价格的涨落就是消灭价格。这也就是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I—10］相适应的交换。要这样，就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
可见，可兑现性——法定的或不是法定的——始终是对每一种这样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这种货币的名称使它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也就是说，使它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等同。等同已经包含着对立面——可能的不等同；可兑现性包含着它的对立面——不可兑现性；升值包含着贬值。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潜在地包含着。
例如，假定索维林不仅叫作索维林，——这只是一盎司金的x可除部分的尊称（计算名称），正如米是一定长度的尊称一样，——而且它还例如叫作 1/x 小时劳动时间。事实上， 1/x 盎司金无非是物化的即对象化的x小时劳动时间。但是，金是过去的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劳动时间。它的名称使一定量劳动成为它的标准。一磅金必须能兑现为x小时劳动时间，必须能够随时购买这些劳动时间；一旦它能够购买的劳动时间多了或少了，它就是升值或贬值了；在后一情况下，它的可兑现性就终止了。
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必要的劳动时间。我们就拿一磅金本身来说：假定它是20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假定由于某些情况，后来生产一磅金只需要10小时。一磅金的名称表明它＝20小时劳动时间，现在它只＝10小时劳动时间，因为20小时劳动时间＝2磅金。10小时劳动实际上交换一磅金；也就是说，一磅金不能再交换20劳动小时。
具有x劳动小时这种平民名称的金币发生的变动，会大于任何其他货币，特别是大于现在的金币；因为金和金相比是不能提高或降低的（它和它本身相等），但是，一定量金包含的过去的劳动时间同现在的活劳动时间相比，必定不断地提高或降低。要使它保持可以兑现，就必须使劳动小时的生产率保持不变。但一般经济规律是，生产费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以致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就会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要防止这种弊病，人们也许会说，不应该让金获得劳动小时的名称，正如魏特林53和在他之前的英国人及在他之后的法国人，其中包括蒲鲁东之流所建议的那样，而应该让纸币即单纯的价值符号来获得这种名称。在这里，体现在纸本身中的劳动时间，和银行券的紙的价值一样，在计算上是微不足道的。纸券将纯粹是劳动小时的代表，正如银行券纯粹是金或银的代表一样。如果劳动小时的生产率提高了，代表劳动小时的纸券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反之亦然；正如现在一张五镑银行券会由于金同其他商品相比的相对价值的提高或降低而买到较多或较少的东西一样。
根据会使金劳动货币不断贬值的同一规律，纸劳动货币会不断地升值。社会主义者会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工人从自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会得到快乐，而不像现在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别人的财富，造成自身的贬值。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不幸，这里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虑。
首先：如果我们假定存在着货币，即使这只是小时券，那么我们也必须假定存在着这种货币的积累，存在着以这种货币形式订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等。积累的纸券和新发行的纸券一样，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如果世界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已订立的要用一定量金来偿付的债务没有持续到金价值发生波动的时刻，那么，金价值或银价值的降低或提高就会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在这里，小时券和小时生产率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里应该研究的是小时券的兑现问题。我们通过迂回的道路，也会达到同一目的。虽然为时过早，但还是可以谈一谈作为小时券依据的那些幻想，这些幻想使我们能够看到把蒲鲁东的流通理论和他的一般理论——他的价值决定［I—11］理论——联系起来的最深奥的秘密。例如在布雷和格雷那里，我们也能找到这种同样的联系。其中是否有正确的东西作为根据，我们以后再去研究（先要顺便指出：如果银行券单纯被看作金的支取凭证，那么，它要不贬值，它的发行量就不能超过它所要代替的金币量。如果我凭同一十五镑的金，向三个不同的债权人开出三张十五镑的支取凭证，那么，事实上每一张只是 15/3 镑即5镑的支取凭证。因此，每一张银行券从一开始就贬值到333 1/3%）。
一切商品（包括劳动）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由那种用劳动时间本身命名的劳动货币来代替金属货币（以及用它命名的纸币或信用货币），就会把商品的实际价值（交换价值）和商品的名义价值、价格、货币价值等同起来。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等同，价值和价格等同。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前提只能是：价值和价格只是名义上不同。可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只要平均数是作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数合计计算出来的，例如，按25年的咖啡价格平均计算，一磅咖啡值一先令，那么平均数就表现为外在的抽象；但是，如果把平均数同时理解为商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所经历的波动的推动力和起推动作用的原则，那么平均数就是十分现实的。
这种现实性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它是商业投机的基础，因为商业投机进行概率计算时，既要从被它当作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出发，也要从在这个中心以上和以下波动的平均高度和平均低度出发。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它。
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实际价值，是由于它不断波动，决不是由于和实际价值这个第三物相等，而是由于和它自身经常不相等（要是黑格尔的话，就会这样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性，而是由于不断的否定的否定54，也就是说，是由于对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它自身的否定）。而实际价值本身——不以它对市场价格波动的支配为转移（撇开它是这些波动的规律不说）——又否定自己，并使商品的实际价值不断和它自身的规定发生矛盾，使现有商品的实际价值贬值或升值——这一点我在我那本驳斥蒲鲁东的小册子中已经指出55，在这里不需要详细论述。
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像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但是它们不断地不同，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供求的波动。
表现商品价格的，表现商品市场价值的金或银，本身是一定量的积累劳动，是一定数量的物化劳动时间。假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和金银的生产费用都保持不变，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就无非表示，一个等于x劳动时间的商品，在市场上不断地支配着大于或小于x的劳动时间，不断地高于或低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商品的平均价值。
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的第一个基本错觉在于：他们以为只要取消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不用劳动时间的一定对象化，比如说金和银，而用劳动时间本身来表现价值，——他们也就消除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实际差别和矛盾。这样说来，不言而喻，单是实行小时券，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危机，一切弊病就都消除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商品的实际价值；需求＝供给；生产＝消费；既废除货币，又保存货币；似乎只要确认生产商品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能以价值符号，货币，以小时券的形式创造出一种和这种劳动时间相当的摹本。这样一来，每个商品就会直接转化为货币，而金和银则下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
没有必要详细地说明，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的矛盾——平均价格和价格（其平均数就是平均价格）之间的矛盾——，一定量和其平均量之间的差别，［I—12］是不会由于下面这种办法而消除的：取消这两者的单纯名称的差别，即不说1磅面包值8便士，而说1磅面包＝ 1/x 劳动小时。相反，如果8便士＝ 1/x 劳动小时，如果物化在1磅面包中的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 1/x 劳动小时，那么，由于价值尺度同时又是表现价格的要素，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别只会使它们的隐藏在金价格和银价格中的差别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样就会得出一个无限的等式。（包含在8便士中或由一张纸券表现的） 1/x 劳动小时大于或小于（包含在1磅面包中的） 1/x 劳动小时。
代表平均劳动时间的小时券决不会和实际劳动时间一致，也决不能和它兑换；也就是说，对象化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所能支配的决不是和它本身等量的劳动货币，反过来说也一样，而是较多或较少的劳动货币，正如现在市场价值的任何波动都表现为其金价格和银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6]，商品同小时券相比——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不断贬值，产生于劳动时间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产生于相对价值本身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由相对价值固有的原则即劳动时间所造成的。我们现在说的小时券不可兑换无非是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不可兑换的另一种说法。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动时间，并且在纸券上取得一种和这一实际不等相适应的、独立的、特有的存在。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和尺度，又会作为个体化的、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和商品相对立，也就是说，它具有现在的货币的一切属性，而不提供这种货币的服务。但是，由于比较各商品即各对象化劳动时间量所用的手段，不是一个第三种商品，而是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本身，所以混乱就更严重了。
商品a，3小时劳动时间的对象化＝2劳动小时券；商品b，也是3劳动小时的对象化＝4劳动小时券。这个矛盾事实上已表现在货币价格中，只是隐蔽地表现罢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用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和这个商品与之交换的劳动时间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商品来充当表现商品的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由于价格不等于价值，所以决定价值的要素——劳动时间——就不可能是表现价格的要素，因为不然的话，劳动时间就会同时是决定者，又不是决定者，和自身相等，又和自身不相等。因为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地存在着，所以它不能充当对价格进行比较的材料。（在这里，同时弄清楚了，价值关系是怎样和为什么在货币上取得了物质的、独立的存在。这一点在后面再详细论述。）价格和价值的差别，需要以另外一种尺度而不是以价值本身的尺度去衡量作为价格的价值。‘和价值不同，价格必然是货币价格。由此可见，价格和价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是由它们实际上的差别决定的。
[4] 歌德《爱格蒙特》第5幕。——编者注
[5] 指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0年伦敦版。——编者注
[6] 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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