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 -> 第三十卷

前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2部分为《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包括第30卷到第45卷。
　　本卷与第31卷属同一单元。这一单元包括马克思在1857—1861年撰写的经济学手稿和经济学著作，分为两组。第1组是1857-1858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第2组是1859—1861年期间写的经济学手稿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7—1858年期间的经济学手稿包括六篇手稿：《巴师夏和凯里》、《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金称量机》、《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本卷收入的是《巴师夏和凯里》、《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前半部分。第31卷收入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后半部分和第1组手稿的其他各篇，以及第2组的各篇。
　　马克思早在4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计划写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巨著。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期间，马克思因投身革命而中断了研究。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侨居伦敦，重新开始了经济学研究工作。当时，英国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伦敦是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又藏有丰富的经济学方面的文献，这为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和研究经济学提供了方便条件。马克思研读了大量的经济学著作、各种报刊资料，作了内容十分广泛的笔记。1856年秋天，马克思认为，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革命即将到来，于是从1857年起他加紧自己的研究工作。收入本卷和第31卷的第1组各篇手稿就是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最重要成就。
　　《巴师夏和凯里》写于1857年7月。这一未完成的手稿是马克思针对巴师夏1851年出版的《经济的和谐》一书而写的。它标志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有了重要的发展。马克思在这个手稿中第一次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区别开来。马克思用巴师夏和凯里的观点作为实例，说明庸俗经济学家“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见本卷第4页）。马克思分析了这两个经济学家形成各自的观点所处的不同的经济条件和民族环境，批判了他们鼓吹的阶级矛盾调和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内在的对抗性矛盾。
　　另一篇未完成的手稿《导言》产生于1857年8月底。这一手稿是马克思为自己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巨著而写的，但后来没有发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序言》中说明了这个手稿没有写完和没有发表的原因；“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
　　在这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手稿中，马克思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详细地论述了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观点。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割裂开来和并列起来，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式，往往把分配提到首位，把它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把资本主义说成是历史上永恒的制度。马克思同他们相反，说明生产不是某种抽象的永恒不变的东西，它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他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统一和相互作用，指出它们是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他得出结论说，生产不仅是这种统一的出发点，而且是决定因素，而分配形式不过是生产形式的另一种表现。马克思认识到生产是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指出它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见本卷第42页），同时批评了黑格尔对这一方法的唯心主义观点。按照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作为理论分析的出发点的具体，在研究的结果中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许多规定的综合。马克思理论中的科学抽象是同作为它们的前提的具体现实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从简单到复杂的抽象思维的进程，总的说来是同现实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
　　马克思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见解出发，在《导言》中拟定了他的未来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的最初计划。这一结构包括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重要的方面，拟分为五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见本卷第50页）
　　在《导言》的最后一节中，马克思从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出发，也研究了属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的某些过程，探究这些过程对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和反作用，论述了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的特点。他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并不排除艺术和文学这样一些上层建筑要素的相对独立性。他以古希腊的艺术和莎士比亚的创作为例，说明艺术的兴盛并不是必然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完全一致的。这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上层建筑对基础的依赖关系，是不能简单化地加以阐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是一部庞大的经济学手稿，它的基本部分大致写于1857年10月至1858年5月。这部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在莫斯科第一次以德文原文发表时，编者加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标题，从此它就以《大纲》闻名于世。这部内容丰富的手稿被视为《资本论》的最初稿，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制定了他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这一发现连同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这部手稿的开头是《货币章》。在这里，马克思首先通过批判阿尔弗勒德·达里蒙的《论银行改革》一书，批驳了蒲鲁东主义的货币理论。马克思驳斥了蒲鲁东主义者关于通过银行改革、实行“劳动货币”，就可以克服资产阶级社会对抗性矛盾的论点。他指出，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试图“改进”资本主义制度以消除其缺陷，而又不触动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提出的商品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这个论点，是马克思的一项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是他的价值理论的基础，使他的价值理论同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区别开来。马克思依据劳动的二重性解决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一系列理论难题。
　　马克思在制定自己的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发现，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是价值关系的物质承担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细胞。因此，应当把商品本身，而不应当像李嘉图那样，把价值、价值关系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出发点。
　　马克思论证了商品和货币之间必然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未想到的问题。他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在交换中必然导致货币的产生。货币使这个矛盾得到外部的解决，同时又加深了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一切矛盾。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占大部分篇幅的是《资本章》。收入本卷的是《资本章》的第一篇和第二篇的前半部分。在这里，马克思解决了他研究的中心问题，即从理论上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机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徒劳地试图从价值直接过渡到资本，他们把资本简单地看成是价值额，而不懂得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实质。马克思指出；“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见本卷第209页）资本主义关系的本质是由相互对立的而又彼此进行交换的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决定的。对这种关系进行分析的困难在于，说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实质上的非等价交换究竟是怎样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
　　马克思的分析是在《货币章》中得出的商品二重性、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把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过程分为两个性质上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流通领域中进行的，在这里，“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见本卷第224—225页）。马克思指出，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是工人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劳动。马克思在这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抛弃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惯用的“劳动商品”这一不正确的用语，提出了“劳动力商品”的概念。这就为他根据价值规律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交换的第一个阶段结束后，对工人劳动力的支配权落入资本家手中，交换的第二阶段已不属于流通过程，而是劳动过程。马克思根据劳动的二重性，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一方面这一过程是生产物质财富的一般劳动过程，另一方面它又是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的过程。工人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超过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正是这部分价值余额构成剩余价值，落入资本家的口袋。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第一次制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并说明了二者的关系。把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区分开来，对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表明，利润即剩余价值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而只是由支付给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创造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增加，它只是被转移到产品上。
　　马克思还论述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即靠延长工作日取得的绝对剩余价值和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取得的相对剩余价值。资本既有追求绝对剩余价值的倾向，又有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倾向。
　　这样，马克思在经济学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机制。他指明，资本家阶级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这种占有是在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首先是价值规律的条件下进行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结果，它的生产和占有是这种关系的本质，是资本家的主要目的，它决定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的范畴和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的基础，并决定了这一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和不可避免地为共产主义所代替。马克思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就在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工人阶级是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的剥削中解放出来的。
　　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马克思以前的所有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内，都没有研究过纯粹形式的剩余价值，而总是把剩余价值同它的各种特殊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等混为一谈。撇开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形式来研究剩余价值本身，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着手依据他的剩余价值理论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并已接近于发现平均利润规律和制定生产价格的范畴。怎样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说明等额资本不管其有机构成如何会在同一时间内平均地获得等量利润的规律，这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的理论难题。马克思指出，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利润总额不可能超过剩余价值总额，并且得出结论说，各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由于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必然地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因此，一般利润率是所有资本主义部门中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按各个部门所投资本的大小重新分配的结果。由于这种平均化的过程，商品出售时的价格与它们的价值不一致，在一些部门高于它们的价值，在另一些部门低于它们的价值。诚然，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问题，马克思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进行全面论述和彻底解决的。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章》的过程中还研究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式，并展望了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未来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写道：“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见本卷第452—453页）
　　马克思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他叙述了从原始公社所有制直到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产生这一发展过程，并在制定自己的社会形态学说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中，强调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说明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所取代。
　　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条件。他指出，劳动者占有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原有各种形式的解体，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提。马克思阐明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指出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质，是在封建的和行会的等等传统关系解体的条件下，劳动者大众被迫同自己的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在这部手稿中，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第一次被明确地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特殊过渡时期。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现它的产生和发展的规律的同时，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实际历史地位，证明了它的必然灭亡以及它固有的劳动和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的必然消灭。他指出；“为了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见本卷第505页）马克思对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制度所作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新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将形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见本卷第107—108页）。马克思论述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必然性，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产生是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将发生变化，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为社会劳动。不是交换赋予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和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劳动的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
　　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经幻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将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绝大多数劳动者所厌恶的负担转变成娱乐或消遣。马克思与他们不同，把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描绘成生活的需要，并且指出，“真正自由的劳动……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见本卷第616页）
　　马克思阐明了时间节约的规律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下的重要意义，他说：“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见本卷第123页）
　　马克思指出，劳动时间的节约等于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自由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会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在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和艺术将得到极大的发展。劳动将是科学知识的直接应用，科学将变成直接生产力。
　　马克思在阐发自己的经济理论时，也在制定和改进他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在《导言》中设想的第一个结构计划。随着研究的深入，他的结构计划也不断完善。在《货币章》的结尾和《资本章》的开头，马克思又对他的划分为五部分的结构计划作了改进（参看本卷第180—181、220—221，233—234页）。后来这个五篇结构计划又演变为六册方案（见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致拉萨尔的信和同年4月2日致恩格斯的信）。值得注意的是，结构计划中“一般性”这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资本一般”，它对《资本论》结构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马克思的上述这些手稿都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带有明显的草稿性质。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篇幅很长，没有明确地划分章节，所加标题甚少，论述的内容不断为插入的思想所打断。原文绝大部分是用德语写的，但也夹杂着少量其他文字，有的句子是不完整的。在准备中文第2版时，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2分册，并参考原民主德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思格斯全集》1983年德文版第42卷，对第1版的译文重新作了校订。我们除保留了马克思手稿中的所有标题外，只在必要的地方加了少量标题。因此，中文第2版的标题不同于原来沿用俄文版标题的中文第1版。为了便于阅读，我们把原手稿中过长的段落分短了。马克思的引文绝大多数转引自他自己在不同时期写的摘录笔记，我们用相应的符号作了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