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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派”
〔南〕米·马尔科维奇
本文原载于法国《人与社会》杂志1975年。中译文来自《哲学译丛》1981年第1、2期，张伯霖译，顾良、毓才 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沿着两条对立的道路向前发展的。有少数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新制度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接受了下来，他们从未偏离过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统模式，即苏联哲学界所认识的模式。其他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理论框架，这个框架最能符合他们建设一个确实比较自由、比较人道的社会的计划，他们极力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作用和实践作用，强调它还将不断发展，而不太重视对它的论证和宣传。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青年理论家小组，他们曾参加过游击战争，并于1950年前后，开始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大学讲授哲学。五十年代期间，他们在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理论斗争中曾起过重要作用。后来，他们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实践》和《哲学》，并在科尔丘拉岛组织了一系列夏季讨论会。他们激烈地批判了本国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十多年以来，他们受到过一些压力，特别是南共联盟采取了行动，坚持要把八名“实践派”的教授开除出贝尔格莱德大学。
作为一个哲学思潮，“实践派”的中心思想是：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也就是说，人是一个能进行自由创造活动的存在。人正是通过这种创造活动在改造世界，发挥人潜在的特殊才能，并满足其他人的需要。历史条件可能会干扰和阻碍人类自我实现的这一过程。因此，哲学研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揭示国家、市场、政党等历史性机构本质的和内在的局限性，并指出革命的各个阶段，也就是说，指出最终要导致消除这些局限性的各个实践阶段。革命不应该仅限于夺取政权，应该把革命看作是人与人关系的彻底变革，看作是推动人类解放的不断进行和不断深入的过程。
1.“实践派”的意义
南斯拉夫哲学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那段时间里，曾经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社会现象。
一些讨论哲学问题的报告会吸引了众多的听众，社会各阶层人士都阅读哲学著作和哲学论文。《实践》和《哲学》两种杂志发表的一些论文、一些哲学会议和哲学辩论会，都被当作文化生活中的大事，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哲学同具体的社会生活和真正的社会需要是脱节的，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实际上，哲学往往不介入政治，往往是统治阶级的卫道者，它或者过于抽象，或者大大落后于它要阐释其深刻意义的社会进程后面。智慧女神之鸟必定要等到薄暮时分才展翅飞翔，那时事件已成过去，必要的经验已经具备。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南斯拉夫哲学的一个特点却是，它倾向于把社会进程提前进行思考，用非常具体的批判语言来表达对当前的认识，而其根据不仅是业已过去的往事，而且也是可以预见的未来。
具体的、批判的思想对于任何现政权始终是一种挑战，尤其当这个政权左右局势和实现计划的能力取决于它的意识形态对行动领域的控制程度时，则更是如此。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不仅与资产阶级政权有矛盾（他们要摧毁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而且在革命政权代替了资产阶级政权以后（他们对这一行动给予了合法的支持），只要他们开始凭自己的头脑进行思想，也就是自由地思想，他们与革命政权就会有更多的矛盾。因此，“实践派”居然冒险，对当代世界和南斯拉夫社会进行了完全自由的分析。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实践派”具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和为什么十多年来它成了官方意识形态攻击的靶子。
“实践派”的命运并非绝无仅有。大家知道，在堪称本世纪最有创见的那些哲学家中，有许多人受到了自己的党的警告，乃至迫害，这些人有：卢卡奇、布洛赫、科尔施、科拉科夫斯基、科西克、费舍尔、马列克、伊里因科夫、列斐伏尔、加罗蒂、沙夫、赫勒、马尔库塞和其他许多人。然而，“实践派”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能够坚持了很长的时间，而从未放弃过它自己的任何原则和信念。至于别的那些人，党的官僚机构或者迫使不甘驯伏的理论家（卢卡奇、沙夫）进行自我批评，或者使他们在党内彻底孤立（科拉科夫斯基、列斐伏尔、加罗蒂），或者长期不让他们讲话（科尔施、科西克、伊里因科夫）。由于存在一系列有利的因素（我们下面将会分析），类似情况在南斯拉夫没有发生。“实践派”的哲学家们仍在大学任教，尽管当局自1968年以来已多次要求把其中的某些人开除出去。他们照旧公开发表他们的著作，虽然大多数出版社给他们吃了闭门羹。他们用很少的经费和巨大的热情继续出版《实践》和《哲学》杂志。当局竭力要把他们孤立在知识“界”的狭小天地里，但他们却同国内文化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受到整个社会的全力支持。为了切断他们同外国哲学家的联系，当局吊销了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出国护照。然而，思想的传播和交流不需要通常的运载工具。
大多数南斯拉夫人并不明白何以为了几个哲学家的事会引起这么多的议论。有的人面带微笑地说，这是大卫与歌利亚之争[1]。但少数知道内情的人（他们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中将起关键作用）正等待着这场冲突的结束，以便对某些关键问题作出解答。这些问题有：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否能够不顾政权的压力，维护自己从事自由思想和独立思想的权利？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锋队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能同意容忍真正的和创造性的（不是教条主义的和卫道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且不谈各种其他形式的批判思想？更进一步说，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是否是一个走上了错误道路的先锋队，它具有病态的自信，因而当它面对革命的有力抵抗时，不可能放弃狂妄自大和专横跋扈的那种领导作风？或者能否说，官僚主义是一个新的压迫阶级，它把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的只言片语作为幌子，制定出一个掩盖现实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在各方面都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看作是自己的天然敌人？不管属于何种情况，社会主义有多大希望能保存人民群众二十多年来享有的某些基本自由？又有多大希望能保存业已成为整个体制的意识形态结构的自治原则（即使以初步的和局部的形式而出现）？
“实践派”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实践派尚能苟生，人们则还可以保持乐观。这个独一无二的经验的历史教训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尽管官僚主义者是要实行一呼百诺的、任何人不得反对的那种统治，但他们也可能被迫容忍批评意见的存在并与之共处。一个开明的政府或许可以客气地允许知识分子自由的思想，而知识分子也就可以根据政府的愿望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批评意见，但是不能把这些意见写出来。知识分子越懦弱，官僚主义就越强横，二者的关系就是如此。此外，促使革命的先锋队转变为一小撮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普遍存在着唯命是从、回避问题和甘当被动角色的倾向。保存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唯一办法也许是，在摧毁了旧政权之后，要立即注意限制先锋队的权力，要坚决抵制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命令主义、专制主义和粗暴打击的苗头。
假如“实践派”消灭了，这将完完全全说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主义之间的对立太深，因而不能考虑任何和平解决的办法。就南斯拉夫而言，条件确实是非常有利的：南斯拉夫是最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在革命后不久，当时他们还很年轻，就从斯大林主义的样板里看到了威胁他们自己的危险。他们作了真诚的努力来避免官僚主义，建立了实行自治的最初形式，并且保障了相当大的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如果人们想要让国家保住他的自尊并且在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继续享有特殊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就必须维护这些民主的管理形式。另一方面，无论从哪方面讲“实践派”都不是轻易能成为牺牲品的。它的大部分成员参加过游击战争，他们的履历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他们的学术声誉相当高。他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他们受到追究，肯定是因为他们公开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讲了几句真话。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机构如果断然决定要用暴力来制止他们讲话，这就刚好证明，官僚机构对公众舆论实行绝对控制，同进步力量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哲学选择中得出实践的结论是势不两立的。
2. 1945至1964年间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南斯拉夫的发展。“实践派”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大战期间，随着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高涨，南斯拉夫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这个时期以前，南斯拉夫的哲学界相对地说对国内的现代哲学思想不甚关心。但是有两股重要的思潮值得一提：①南斯拉夫具有悠久的反抗传统，这个传统特别表现在描写反抗土耳其和外国侵略者的解放斗争的民间诗歌里；②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把总的革命方向同对南部斯拉夫地区不发达的乡村社会的研究结合了起来。
古典哲学对于参加过解放战争和1948年以后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年轻一代没有什么吸引力。在南斯拉夫各大学任教的哲学教授除了少数人例外却一味地照搬欧洲各主要流派，十分缺少就社会问题发表意见并能为解决社会冲突打开出路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当时是唯一能够满足这种要求的哲学。
直到1947年，人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方面，即由苏联哲学家介绍过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没等到1948年与斯大林主义发生冲突，贝尔格莱德大学和萨格勒布大学里最有天赋的哲学系学生很快就开始怀疑，他们在《联共（布）党史》第四章里所读到的东西是否真是革命哲学的绝对真理。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肤浅的、简单化的、教条的、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形式谈不上有任何批判。
从这个观点出发，人们对随后发生的事就不难懂得了。那些不久即将成为“实践派”核心的大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大部分在游击队里担任过领导职务。他们对苏联所取得的成果的态度不可能是盲目的崇拜或感到低人一头。“我们搞自己的革命，因此我们有权走自己的路并受到平等的对待”。革命理论的作用并不是为了赞美过去，而是为了预见未来的发展。既然社会主义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实现（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乃是最初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由一成不变的固定公式所规定。它必须随着在实践中每跨出新的一步而采取崭新的形式。
1948年标志着在这方面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斯大林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四号人物，是一个大独裁者，而随着他的独裁的破产，就为独立地和批判地研究问题打开了道路。对于曾积极参加过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斗争并意识到斯大林教条主义给苏联哲学造成了什么危害的一代人来说，他们关于未来一切研究的基本设想是：不断地寻求真理，而不是无保留地忠于当局或现制度。“进步就是真理”这个原则变成了“真理是进步的”。马克思主义丢开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质。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不能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作出规定并强制推行一种官方的解释。“修正主义”成了无的放矢的标签，因为根本的目的不再是保卫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主义遗产，而是要注意马克思主义遗产未来的发展，这在概念上就包括了修正和扬弃的原则。经典作家中的第四号人物斯大林的失败，不能不在对待其他三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态度方面引起重大的连锁反应。他们的信条不再被当作任何事件必定证实的终极真理，而是被当作推动新的研究的卓有成效的行动路线。
就伦理学而言，1948年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人们意识到了以下的事实：凡能实现所谓革命目标的手段，不见得都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只要革命者依旧认为，为了实现彻底的社会改造，暴力往往是必要的；或者认为，一个革命者在阶级敌人面前不应该透露自己组织的真实活动情况，那就说明陈腐的耶稣会学说自然被革命者实用主义地加以广泛应用而毫不怀疑。一些社会主义者使用最荒谬的谎言和物质威胁手段来强使另一些社会主义者像他们一样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着想。看来真正的革命目标是一个比他们的设想复杂得多的问题。即令这个目标就其抽象的概念形式而言是简单的，如果为达到这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不合适，这一目标在实际实现的过程中，也有发生重大改变的危险。使用了非人道的手段和违背。正义的手段，使“工作人员”（他们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顾用的）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使他们完全偏离了他们认为已确定了的目标。显然，为了避免只看到虚伪的意识形态神话和辩解而看不到荒谬的专横行为，应该采用同样的标准来判断目的和手段，而每一个行为都必须根据它的动机和效果来加以判断。
否定关于一切革命者（理论上和实践上）必须步调一致的要求，标志着南斯拉夫政治思想的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者历来受到坚如磐石般的团结的迷惑。《共产党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就相信，无产者的团结是能够动摇强大的和根深蒂固的资本主义集团的唯一社会力量。
然而在1948年，团结的道路上出现了新的情况。显然，抽象地要求团结纯粹是形式，问题是团结要具体地建立在确定的原则和政策基础之上。这些原则和政策，通常或者是由一个有权威的中心强制推行的，或者是一些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协商一致的。在这个选择中，只有第二条道路能够促使有关各方获得较大的自由、自主和自决的权利。由于各个社会集团或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条件，相互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些分歧，但这些分歧并不必然导致整体的瓦解，相反，分歧往往能有助于整体的丰富，提高它的创造性和加快它的发展速度。一元论和多元论相结合、统一原则和个别原则相结合，这就是南斯拉夫社会生活各领域的一个根本特点，尤其是“实践派”发展的根本特点。
五十年代是重新解释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的时期，是客观评价哲学以及现代科学的各种其他思潮的时期，也是制订新的哲学理论基础的时期。这种新的哲学，虽然保持了马克思的传统，却明确地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僵化的和教条主义的模式，与此同时，它竭力把马克思逝世后在哲学和文化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吸收到南斯拉夫的哲学思想中来。
从这种新的远景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尤其是对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手稿进行深人的研究，打开了通往揭示一种深刻的、复杂的、人道主义的哲学的道路。然而，长期以来，这种哲学却被当作黑格尔的思想，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或者忽视它，或者抛弃它。看来，马克思探讨过的一些问题——实践、存在与本质的冲突、人的真实需求与基本能力、异化、解放、劳动与生产等等，不但不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胡思乱想，而且预示着他成熟时期所从事的全部研究，它们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也是整个过渡时期的关键问题。
不要很长时间就会明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没有给当代的问题提供答案。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发生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却发生在东方落后的农业社会，对此应该作何解释呢？如果在一场表面的革命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官僚社会，这种革命算是什么革命呢？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呢？国家的消亡意味着什么？一个不是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怎么可能运转呢？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所指的应该是什么？既然说有异化，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如果说人的本质是普遍的，历史又怎么可能解释得通？如何克服相对主义？如果人是“实践的存在”，而实践又首先是劳动与生产，实践这一论据怎么能是评价的标准？怎样才能把决定论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历史进程受人类意识和人类意志的独立规律所制约）和自由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人类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协调起来呢？关于总体、发展、自我实现、否定、超越等规范的辩证法概念，它们的价值哲学的基础是什么？怎样理解物质范畴，才能既不放弃唯物论又不陷入康德前期的绝对二元论？以上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都得到了深入的讨论和辩论。提出一些正确的问题一方面促使打开对整个现代文化的眼界，另方面又促使建立一个能够努力从事集体的创造性工作的知识团体。
在战争和政治革命刚刚过去、正统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里，西方的文化几乎在各方面都被看作是颓废的和走向衰亡的文化，唯有像精确科学和技术这样一些从意识形态方面说来属于中性的领域才是例外——五十年代初年，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就变得多种多样了。奇怪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冷战最严重的时期，也是麦卡锡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反对世界主义——实际上也是反对一切外国科学和文化的时期，那时，意识形态的歧视和偏见真是达到病态的地步。相反，在南斯拉夫文化生活中，美学标准和知识标准却代替了意识形态标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被当作对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艺术的一种讽刺而加以抛弃。音乐、绘画、雕塑、文学以及其他各个文化领域相继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在社会科学方面，尤其是诸如社会学和心理学这些当时被怀疑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学科，研究的方向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作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反动，人们接受了经验主义的某些原始形式，而这些形式当时在西方已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了。
在哲学方面，对西方各哲学流派提出的基本假设进行全面的批判虽然仍在继续，但这种批判并不排除对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等等哲学具体贡献的真正兴趣。在这些哲学的影响下，人们对语言哲学、科学方法论、价值哲学、哲学人本学和伦理学——这些不属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范围内的问题和学科——也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在1948年以后的过渡时期中，出现了知识分子从事集体研究的好现象。1950年，塞尔维亚哲学学会成立了。在南斯拉夫其他共和国里，也相继组织起了哲学学会。在1958年后，南斯拉夫哲学协会也成立了。
50年代期间，针对当时的基本问题，曾举行了几十个报告会。所讨论的问题是：哲学的本质、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意识形态、异化、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这些讨论是在完全自由和极其诚挚的气氛下进行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间展开真诚对话的气氛下进行的。逐渐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派人选择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说，他们仅限于从字面上去捍卫和证实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些经典作家的著作，另一派人则反对一切正统观念，强调要发展这些经典中对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革命性的东西。
前者引证自然科学的哲学，并且试图利用这方面所取得的最新成就来重申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观点。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特别是马克思那些人道主义的早期著作不在他们的兴趣范围之内。因此，他们认为，哲学的根本问题仍然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他们的研究提纲的主要目标是要提出关于自然界、社会、人的思想的最普遍的规律。这实际上也是整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纲领。
后者则对“辩证唯物主义”持否定态度，因为“辩证唯物论”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和本质上保守的思想倾向，它至多只能促使现有科学知识的普及化和系统化，而无助于创造一种真正的时代意识，以便把实际的社会力量引向使这个世界得到解放并实现人道化的方向。从这个观点看，哲学的根本任务则是：为全世界的彻底解放创造人的历史条件和可能性。
在这个人道主义思想倾向的内部，一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不同意见：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批判的科学；另一部分人则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本质上是革命的空想。前者认为，教条主义的根本局限性在于，它把马克思的学说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为了解除马克思学说的这种神秘色彩，他们主张不仅需要重新研究和重新解释经典作家的原著，而且在对现代问题的研究中要求具有高水平的客观性和批判性，从而恢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调整先验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把人看作是“实践的存在”，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根据关于历史条件和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知识而建立的、克服了异化的人类共同体）。他们认为，马克思已经超出了纯哲学范围并且建立了一个囊括全部社会现象的社会理论。为了从事这样的研究，就要制订出一种普遍的批判性质的研究方法。
根据后一部分人的观点，教条主义的根本局限性在于，它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把哲学变为一种几乎是客观的科学。科学的本性就是把整体分成部分、实行计量、把人降低为物，研究平衡而不研究变化、并把变化只看作是不变世界中的位移。因此，必须把哲学与科学明确地区分开来，把在研究人的异化问题和人的解放问题上用不上的科学搁置起来。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青年时代著作中的哲学思想，实际上是关于未来和关于可能的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激进的，因为它意味着要推翻现实的存在。由此，科学知识就被束缚在真实存在着的客体的框框之中，这就是科学知识因循守旧的根源。
虽然这两派的代表们每次会面都发生冲突（在某些问题上他们仍旧得不到一致意见），但他们无疑也在相互影响，相互谅解的苗头已经呈现。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原因是他们都坚决批判教条主义，拒不接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观点，是他们对贯穿于马克思全部著作中的人道主义的赞赏，是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本身、对马克思的遗产和对现实所采取的批判态度。
1960年8月，南斯拉夫哲学协会在贝尔格莱德组织了一次关于“主体与客体问题、实践与反映论”的专题讨论会，在这次会上，人道主义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辩论。
在这场生动并具有戏剧性的辩论中，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试图挽救反映论－这是由苏联哲学家们和保加利亚哲学家托多尔·巴甫洛夫所阐发的认识论的关键。对这一理论最主要的异议是：首先，这一理论忽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全部经验，并且回到了十八世纪关于自在的物质客体和精神主体的二元论。其次，所谓“反映”是一切意识的基本属性，这个假设有一点教条主义的味道。如果精神的产物根据定义是现实的反映，也就是真理的反映，那还怎么去怀疑精神的产物呢？再者，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事实上，意识不但不消极地伴随和复制物质过程，它往往会先于物质过程而出现，并反映还没有存在的物质客体。先假设这里的反映是指创造性的反映，然后用这和假设来给反映论下定义，这种做法使人想到是达成一种默契，使人可以把反映的概念扩大到变得毫无内容的程度。
在这场辩论中，占优势的意见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心范畴是人类自由创造活动的范畴。自从人们证明了物质与精神、客体与主体这两个范畴可以从实践的概念中派生出来以后，关于这两个范畴的二元论就已经过时了。当我们赋予我们所说的客体以某种意义时，得到意义的并不是这些客体本身，而是人的历史世界的客体，这些客体被人的实践活动所改造，受“以往”的知识、受语言、需要以及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的全部文化所调节。主体不仅是反映外部现实的焦点，而且是复杂的、历史的活人，他不但注意行动的后果并善于总结经验教训，而且也预见着尚未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反映这个范畴才具有意义。不过，目前实际上已经确证，某些精神产物在物质现实中有它们先前的对应物，这些精神产物能被认为是反映吗？
贝尔格莱德的争论，标志着根据积极的精神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而制定理论根据的时期结束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全部退出了哲学协会和哲学期刊，他们六十年代期间在哲学界只起微乎其微的作用。另一方面，人道主义者们想到，在回答了根本性的问题以后，在具体的行动方面迈开前进的步伐就成为必要的和紧迫的事了。一旦人们清楚地看到，革命哲学的作用不应只限于对现实作出合理的解释，不论这种现实是社会主义的或是资本主义的，革命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揭示现存社会的局限性以及克服这些局限性的历史可能性，人们就会觉得必须在实践指导下从事具体的社会批判，并通过这种批判来超过原有的批判理论。如果批判只限于对现代世界异化现象作泛泛的分析，那批判也成为异化了的批判，因为它只是在思想上，而还不是在现实中肃清异化。另一方面，具体的批判不能只限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因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许多异化形式——商品拜物教、剩余价值被统治阶级少数人所占有、政治异化与国家权力、民族主义，特别是劳动的专业分工、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少数人与从事下贱的机械劳动的多数人之间的巨大鸿沟——在革命后的社会里也还存在。认为只有在资产阶级世界才有异化，这等于用一种与革命活动风马牛不相及的、欺骗性的、意识形态语言来谈论自己本身的问题。真正的哲学批判必须是具体的，就是说，它必须从自己直接的意识形态领域出发。
这个新方向，是1962年在斯科普里召开的南斯拉夫哲学协会年会上以及在一本题为《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论文集里明确提出的。这本论文集收集了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哲学家（苏佩克、彼得洛维奇、弗兰尼茨基、康戈尔加、马尔科维奇、科拉奇、克来希奇等）的一些论文。
1963年至1968年间，举行了一系列极其活跃和卓有成效的哲学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进步、自由与民主的概念，对职业政治工作人员和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对现存的自治形式局限性的分析，关于在由政治控制的社会中对市场经济和对人的全面发展批判，社会主义新批判的性质。
科尔丘拉夏令学园在社会批判的发展中曾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的一些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与一部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弗洛姆、马尔库塞、布洛赫、哈贝马斯、戈德曼、曼德尔、博托莫尔、卢贝尔、K·阿克塞罗、S·马列特、M·柯拉科夫斯基、科西克、格洛恩、隆巴多、哈迪斯、赫勒、弗来歇尔、瓦尔托夫斯基、图凯尔、比恩鲍姆等）都来这里聚会。曾创立了科尔库拉中心的那一派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苏佩克、彼得洛维奇、弗兰尼茨基、坎格尔加、戈里奇、宾亚克、库瓦茨奇；马尔科维奇、塔迪奇、库拉克、克来希耶、米利奇、斯托扬诺维奇、戈鲁鲍维奇、契沃塔克）又创办了《实践》杂志，该杂志的创刊号是在彼特洛维奇和苏佩克的主持下于1964年问世的。当时，南斯拉夫哲学学会在贝尔格莱德出版的杂志——《哲学》是对各种哲学问题和各种哲学派别全都开门的一个学术性刊物。1967年成立的新编委会使这个刊物带上了政治倾向性和批判的性质。从《哲学》杂志选出来的一些文章与《实践》杂志的文章一起刊登在《实践》杂志的国际版上。
3．1964年至1794年间在当局不断增加压力的情况下“实践派”的发展。
由于“实践派”的成员大部分都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并且由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同南斯拉夫五十年代的总政策相吻合，所以官方对这份刊物还没有什么直接的不利的反应。“老大哥”的眼睛密切地注视着我们，每次哲学会议都有“情报员”参加，他们把会内（与会外）听到的话写成详细的报告。1957年，鲍里斯·齐赫尔利用苏南关系有所进展的那个短暂时期，在党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了长篇的文章，攻击“修正主义者”。他的论据主要是：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加批判地阅读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并且企图把西方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塞进马克思主义中去，从而造成了思想混乱。然而在当时，完全可以在同一份报纸上发表一篇长文进行答复，许多不喜欢齐赫尔的人都了解，党不再支持齐赫尔了。
主要的领导人带着复杂的心情听了布莱德讨论会的录音。他们对平庸无能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不抱幻想。但他们对非正统派在搞什么名堂抱有怀疑。非正统派似乎有点“唯心主义”的色彩，他们要求实行完全的自主和自由思想，他们异乎寻常地胆敢事先不向领导请示就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示自己的立场，他们的过分积极似乎忽视现实条件，他们的人道主义由于某些原因似乎成了“杰出人物统治论”。60年代期间，人们已经习惯地把这股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潮称为抽象的人道主义。这个“贬义”词的真正意思是：哲学家们并不实际地支持党并同党合作，从而在此时此地建设起新社会，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诸如异化、人性、实践、解放、自我完善、什么是真正的人类共同体这类抽象的问题，而马克思也只是在其青年时代著作中才对这些问题作过探讨。政治家们并不懂得，这种在当时相对地没有危险的抽象人道主义，当它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出现时，就会引起重大的麻烦。
自1963年以来，“实践派”的哲学家们发现：在南斯拉夫社会里依然存在着两种异化形式（经济异化和政治异化）；工人阶级还受到新生的技术官僚的剥削；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会使原来的资本与劳动关系重新出现；自治只是在企业、共同体和地方组织这些低级部门中得到了建立；因此，自治的发展要求逐步取消职业警察，在地区、共和国和联邦各级建立工人委员会；真正人人当家作主的民主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实行全面的民主化，随后则是党的消亡。
1963年至1968年间，人们竭力动员忠诚于党的理论家对这些批判进行意识形态的反批判，但是，愿意这样做的大学教师寥寥无几，而且他们的论据又软弱无力。他们说：工人阶级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治阶级，怎么可能自己剥削自己呢？马克思对市场的批判在原则上对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适用；攻击官僚主义无非是无政府主义者向有组织社会的进攻；批判现有水平上的自治，就是批判自治原则本身，因为在地区一级的和联邦一级实行自治无非是墨守成规的一种表现形式；党的民主化（即允许少数人继续表达自己的思想并继续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就等于允许在党内组织宗派等等。
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6月2日和3日，贝尔格莱德的学生举行了游行示威。自6月3日至10日，学生们占领了该市各大学的校舍。接着，类似的事件在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大学随之发生。这些都是战后南斯拉夫社会所遇到的最严重的政治危机的起点。那些批判现制度的理论家们越发被怀疑，似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群众闹事的根源。
为此，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严格限制这些理论家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对“实践派”的成员。他们有的被撤销了重要的社会职务，有的被开除出党，他们的组织有的被解散，有的组织经费被彻销或被降到最低水平。此外，最高层的领导还要求把那些对大学生影响最“坏”和最“恶劣”的哲学家开除出大学，特别在贝尔格莱德。在这种情况下，“实践派”之所以能够继续活动和继续出版他们的刊物，并在一定的意义上继续在南斯拉夫的哲学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这完全是各种情况的巧合：
（1）1948年以后，民主化在南斯拉夫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千百万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都已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再想倒退回去是不可能的了。青年人和新的一代的国家工作人员没有染上任何意识形态的狂热，他们拒不接受斯大林主义。当采取的措施多少使人想起过去常用的行政命令时，在执行过程中就遭到了抵制。虽然在属于最高政治机构里的各个组织里很少实行自治，但自治在社会各基层组织里，即企业里和大学各科系里，毕竟已成了现实。否定工人委员会对有关内部组织和人事政策的决定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触犯宪法。
（2）1948年至1968年间，“实践派”有充裕的时间确定自己的学术声誉和政治声誉。和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南斯拉夫的一般老百姓也容易相信，他们受到国内外各种敌人的威胁。但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是，南斯拉夫的老百姓不是那么轻易就相信，有些社会主义者会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或者实际上从来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能相信，为了迎合党的某种奇怪和不可思议的利益，任何好的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别人要他承认的东西。因此，给哲学家加上的诸如“无政府自由主义者”、“反对派”、“极端主义者”、“自治的敌人”等形容词，实际上只是恼怒的表现，而不是事实。我们还要指出，“实践派”对于保持南斯拉夫的意识形态平衡起着重要作用。它的消灭必然会使右翼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尤其是克罗地亚共和国）和亲斯大林主义者的力量（特别是塞尔维亚共和国）抬头。这两股危险的保守势力当然随时准备利用这个机会同“实践派”算账并为党助一臂之力。但是党并不信任这些同盟者。因为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思想状况并不相同，所以，力图保存国家联邦结构的政府很难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共和国对“实践派”施加的压力协调起来。例如，克罗地亚当局不能把“实践派”成员的教授们开除出大学，而把几十名在1971年参加过民族主义运动的教授留下。另一方面，塞尔维亚当局很难把“实践派”的教授从贝尔格莱德大学开除，而犯有同样“错误”的教授却继续在萨格勒布大学任教。
（3）南斯拉夫想保持它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各地所取得的声望，而且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政治和经济关系对她说来是事关生死存亡的大事。这些关系由于1972年的事件多少受到了损害。对国内自由的任何限制，对知识分子的任何镇压措施都会被解释成是重新回到斯大林主义去的明显征兆。这就会把多年来推行的一贯政策（不结盟和向世界开放）而取得的成就尽数葬送。
（4）“实践派”不仅内部异常团结，而且他们同大学其他教师也很团结。当局使用的方法是众所周知的，而且这些方法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已久经考验这些方法主要就在于破坏被迫害者的斗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局对可能同情“实践派”的人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利用开会的机会并开动宣传机器进行粗暴的攻击，禁止刊物出版，以关闭（大学的）各科系相威胁，制造某些人是外国豢养的间谍的谣言来混淆视听，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尽管如此，他们保留了实行和解的一点回旋余地。也就是说，只要“实践派”改变政策，他们的刊物仍可继续出版；属于“实践派”成员的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仍将担任教职，但他们不能继续授课；或者，错误最严重的（两名教授）必须辞职，其他六人可以留任，等等。
这套把戏早已为人所皆知，所以惯用的花招也全遭破产；“实践派”没有犯通常易犯的那些错误。无论在学派内部，在学派与其他知识分子之间，或在教授与学生之间，人与人的关系并未受到损害。在长达六年之久的严酷压力下，这些关系反而更加巩固。几所主要大学——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大学——学生的支持，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学生们曾威胁说，如果有人敢碰一下他们的教授，他们就要举行罢课，而在具体的经济形势下这样的罢课会演变成什么性质就很难预料了。
由于以上的原因，1968年以后，“实践派”的活动虽然有所减弱，但却从未中断过。一部分著作照常在出版。《哲学》和《实践》杂志也继续发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讨论会继续在举行。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院同部分合作者一起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规划。自1971年起，该学院配合《哲学》杂志以及塞尔维亚哲学协会，就当代的理论，每年组织一次年会。这些年会是在相当紧张的气氛下举行的。1974年2月，当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警察搜查了与会者的房间，没收了准备用以发表会议文件的录音磁带。诗人德·依戈雅托维奇（与会者之一）由于向会议通风报信而横遭逮捕，并被判处三年半徒刑。
4．“实践派”的基本观点
（1）哲学观 “实践派”的哲学家们不仅研究的专题不同，而且他们的基本观点也不同。因此不应该把他们看作一个铁板一块的哲学学派。使这些哲学家统一起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态度，而不是理论学说。然而，这并不排除他们可以提出某些取得全体成员一致同意的基本观点。
例如，就哲学的性质而言，“实践派”成员们认为，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造就一种能够指导人类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全部活动的总体性的批判意识。由于这种意识是总体性的，它有别于各不同科学学科零碎不全的知识；由于它是批判的，它不仅仅是各实证科学知识的总体。
可是，当人们着手确切地规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时，分歧就出现了。彼得洛维奇、坎格尔加和日沃提奇认为，可以有“纯哲学”的存在，即可以有先于科学和完全独立于科学的哲学。根据马尔科维奇、苏佩克和弗兰尼茨基的意见，在马克思的传统里，哲学不能是“纯粹的”；它是从先验的抽象观点出发，向着日益丰富的、力图囊括当时全部科学知识的理论而发展。
（2）哲学的出发点 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正统观点，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这种观点通常被认为是抽象的、非历史的、二元论的观点而被摈弃。在马克思看来，根本的问题是：在造就一个比较人道的世界的同时，如何保证人的完善。这个基本哲学假设的内在含义是说，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人能够从事改造世界、发挥人潜在的特殊才能并满足其他人的需要这类自由的创造性活动。人类的根本潜能就是实践，但在某种不利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潜能的发挥会受到阻碍。个人的实际存在和他潜在本质之间的差距，即人的本质和他可能的存在之间的差距，是由异化造成的。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异化现象进行批判的分析，并指明使人在实践中能够完善自己的实际步骤。
这就是为人们所一致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据。当然还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在不同的著作里来探讨。在这篇文章里，我想简单地列举一下我在各篇论文里提出的几点见解。必须把实践同关于实践的纯认识论范畴区别开来。实践的纯认识论范畴只是指主体变革客体的全部活动，这种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实践是一个规范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特有的理想活动，这种理想活动的目的在其本身，它具有根本的价值，同时也是对其他一切活动形式进行批判的标准。
不应该把实践同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劳动和物质生产属于生活必需的领域。人类的生存有一些必要条件，例如不同的分工、老一套的活动、从属关系和等级制度。只有当劳动可以让人自由选择并让每个人表现自己和完善自己时，它才成为实践。
如何理解人类的潜在活动能力呢？这种活力应该是普遍的——否则，就没有一个普遍的批判标准，哲学则也就成为相对的了——这是荒谬的。另一方面，如果人类的潜在活动能力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历史就会失去任何意义，并成为一系列变化着的简单现象。唯一可能的解答，就是把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理解为潜在的察赋，它是以往全部历史的产物，并且它只能缓慢地改变，只能在漫长的岁月中被适应于新的生活方式的新潜力所代替。
但是，人性只是由创造、思考、交往和群居等“实证性”能力所构成的。怎样证明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正确的呢？人类历史中的苦难与罪恶又作何解释呢？唯一的解答还是要对马克思的乐观主义有所割爱并容纳关于人性两极化观点。作为数千年阶级社会生活的结果，人也接受了一些潜在的消极品性：侵占、利己，贪婪、权欲和破坏性。所有这些品性都是对人性概念的写照，这已为历史事实所证实。对于每个具体的个人，哪些潜在品性占优势，他具有什么样的性格，这取决于他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因此，当一位哲学家提出关于人性的一种规范性的集体概念时，这意味着他具有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是他已建立起这种生活方式所特有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使得受他的规范概念所肯定的那些“积极的”潜在品性占优势，而使那些不受欢迎的“消极的”潜在品性受到压制或逐步改变成为社会所能接受的形式。
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把真实的需求（真正的）和虚假的需求（人为的）或真正的自我完善和虚幻的自我完善作出区分。这里，真理的概念比一般的认识论概念更为广泛。关于真理的概念，一方面是要与直接现实相一致（真理的描述概念），另方面则是要与理想的规范和基本的可能性相一致（真理的规范概念）。
（3）哲学的方法 “实践派”的哲学家们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之所以能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一致的意见和进行密切的合作，他们必定有某些共同的方法论公理。但是要确定这些方法论公理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使南斯拉夫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团结起来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拒绝正统的辩证观念。
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他们能够继续恩格斯的研究并能够找到关于（由黑格尔揭示并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作了“唯物主义”阐释的）“辩证法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与质转化的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新的科学证明。
根据这种理解，辩证法就成了固定不变的和徒具形式的方法，变成了一劳永逸地和先验地固定下来的准则，这样的堆则适用于任何特定的场合，无论是天体力学或革命的历史。“实践派”的某些哲学家在否定关于辩证法的这种解释的同时，丧失了对哲学的一般方法问题，尤其是对辩证法问题的研究兴趣。结果在他们论述两分法的著作里，对立面之间缺少了媒介，并且，他们有把人的本质、异化、革命、人类共同体这样一些关键性概念看作是超验概念而不是看作历史范畴的倾向。
“实践派”的另一些哲学家则把具有决定意义的方法问题看作一种理论方向。他们坚信辩证法是哲学批判的好方法，他们一方面通过深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以及马克思著作中的内在辩证法，另一方面通过对当代其他方法（分析学、现象学、结构主义）进行批判的考察，努力发展辩证法。同其他方法不同，辩证法的主要特点就在于下述这些规范淮则：
①必须把现实理解为一个具体总体，而不能理解为彼此孤立的各部分的组合，通过这样的研究，人们发现辩证体系不仅可能被修改，而且还有发生彻底变化的可能性。
②实行两分法，这只是概念在探求真理过程中的最初摸索，只有更为深刻的分析才能揭示对立面之间的中间环节；
③研究对立面当时的结构关系和它们的结构关系，必须以研究它们的历史关系为补充。对象表面的静止状态，不过是其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只有在对象的起源和它未来的可能性的启示下，才能完全理解对象。
④推动一切事物运动的动力，是事物内部的各对立力量和趋势的冲突。推动思维活动的动力，是矛盾的发现；所有的问题无不是这样的或那样的矛盾。解决问题，也就意味着把矛盾搞清楚；
⑤同物质（以及已被物化了的有关人的事物）世界严格的外在规定性不同，人类的独特活动—实践的特点表现为自决，就是说，人有意识地、协调一致地投身于实践中去，并通过实践去实现由他自由选择的特殊可能性；
⑥使对象发生根本性质变的原因，是对象突破了对象内在本质的局限（否定之否定）。
根据这种观点，辩证法既不是一种抽象的绝对精神的结构（如黑格尔所说），也不是自然界的一种一般性结构，而是在历史上属于人类实践的一般结构，是人类当时基本的批判观点的一般结构。这种批判观点同正统观点不同，它允许发展：在这种方法的帮助下设计或创造出一个对象，这同时也使这种方法得到充实和变得更加具体。
（4）有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哲学的问题 从实践的辩证法的观点看，这绝不意味着存在自在的现实、自在的真理或白在的价值。当然，必定先存在一种有结构的现实。不假设这种现实的存在，就不可能懂得何以会有一种有组织的、协调的活动。我们所能认识和具体说明的一切物质的和文化的现实，都由我们的实践活动所历史地规定的特殊条件联结起来。
由于同样的理由，承认自在的真理，这就或者是把认识论范畴（真理）同本体论范畴（事实）混淆起来，或者假设有某种超人的意识的存在。真理作为价值尺度，是个人的范畴和历史的范畴。
自在的价值也是同样。自在价值赖以存在的观念的和非历史的世界是没有的。胡塞尔的所谓第三世界是虚无的。尚未为人类认识的世界是盲目的、无意义的，无真理的和无价值的世界。对象和过程只有当它们同人类的需要发生联系时才有价值，它们也是历史的产物。
以上的方法是，把人类特有的产物列入到先验的和超人的范围中去，与此相反的方法则是把这些产物贬低为简单的物，也就是使它们物化。在本体论中，物化一词就是倾向于认为，人类有意识的活动是某种客观的原始结构的一种次生现象，例如：存在物，物质、自然界，不依人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然而，在人类的世界（即哲学所探讨的世界）里，所有客观结构在不同程度上全都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并同人类活动发生关系。例如，支配历史进程的诸规律，就是在一定条件下每次反复出现的人类行为的相对固定的模式。但是，有意识的主体可以改变这些条件并改变行为的模式。在认识论里，所谓物化就是倾向于把自然科学的模式看作是一般知识的范例。把自然科学中的概念和方法移植到社会科学中去，不仅导致庸俗的简单化，而且也造成机械的、不动脑子的和没有创造性的人云亦云。人类行为的所有这些物化形式（它们是异乎寻常的非人环境造成的后果），被说成是存在的天然形式。同样，在价值哲学里，物化是以行为主义的形式而出现的，它把人有意愿和有目标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对刺激的反应，从而把关于价值的一切争论都贬低为陈旧过时的，非科学的理论思辨。这样的现实可以得出以下有趣的结论，即人的生活在外表上同老鼠、鸽子的生活是类似的。当价值哲学探讨人类特有的活动，即自由、创造和具有想象力的活动时，便惨遭破产了。例如，没有任何一场革命是可以用机械论或行为主义的假设和语言所解释得通的。
（5）有关社会实践的问题 建立在实践概念基础上的哲学，自然要关心它的原则的实际结果，何况，从根本上说，这是为检验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这一观点所必须采取的步骤。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什么社会组织形式能使人类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创造能力，并成为满足个人和社会团体真正需求的手段？
同那些不懂得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的哲学本质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问题相比较，上述问题更具有普遍性。关于私有制、资本、资产阶级国家，以及所有其他有关特定社会制度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什么是人，他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人究竟是利用了还是浪费了自己丰富的潜能？
在这个根本问题里（其所以是根本的，因为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人），批判研究的根本目标是要发现哪些社会制度和特殊社会结构在损害人类，阻碍人类的发展并把简单的、容易预测的、无聊的和刻板的行为模式强加给人类。因此，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的批判，如果又是从一种特定形式（社会主义）的观点，抽象地否定另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形式（资本主义），那么这种批判就是一种宗派主义的批判。彻底的、全面的批判的根本立足点是要指出，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异化形式。因此，由私有制产生的典型的人是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只顾自己私生活的人劳动按行业分工使具体的个人固定地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只能利用了他们的部分潜力；市场对生产的调节，使生产者和产品降低为简单的商品，使生产的目的不再是满足人们的需求，而成为追逐利润，使生产成为受盲目的经济力支配的无法控制的竞争过程；国家把公民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使有关社会普遍利益的决策中心变成了为少数异化了的杰出人物所控制的职业活动；党成了缺乏平等和缺乏真正民主的、等级森严的政治组织，它企图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强制性的纪律，制造并保持一种人为的统一意志和虚假的自觉信仰的统一。
辩证法方法所涉及的一个重要实践问题，就是把作为抽象否定的批判同作为具体否定的批判严格区别开来。前者的目的是彻底摧毁被批判的对象，而后者的目的是铲除被批判对象的基本局限性方面而保留其他方面（所有制、成分、结构），即推动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是“不断地批判一切现存的现实”（“实践派”的研究方法具有这种特征，因而激怒了官僚主义集团），而另方面这种批判并非要破坏批判对象，而是要扬弃它。扬弃在历史上的实际形式就是革命。就一次社会革命而言，其标志并不在于使用暴力、取消政府、夺取政权和经济崩溃。马克思曾讲过，社会革命可能在英国、荷兰和美国以和平方式进行。他也曾清楚地写道：“夺取政权只是社会革命漫长过程的序曲”，他认为（与社会革命有别的）政治革命具有“狭隘性”，并且必然导致少数杰出人物的统治。经济崩溃并不是革命的必要条件，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新政府所必须采取的经济过渡措施时曾作了描述。这些措施是谨慎的和渐进的，并且力图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
在马克思的著作里，革命这一概念包括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①社会经济形态的观点。每个社会都属于具有结构特性的某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形态。
②基本的内在局限性的观点。结构上的特点干扰和阻碍社会的历史潜在力量的发展和实现（例如私有制阻碍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作为一个整体的合理协调）。
③扬弃的观点。变革的实现无论通过使用暴力，通过彻底改变现状或通过一系列逐步的改革，扬弃的观点在变革中始终存在着。唯一重要的条件，就是消除有关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基本的内在局限性。
从这个观点看问题，二十世纪的任何一次革命都还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迄今为止在苏联、中国、古巴、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所发生的革命，无非是革命的第一步，或是业已流产的革命尝试。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未被真正的公有制所扬弃，相反却变为国家所有制或统治集团所有制。劳动的专业分工还广泛地存在，而且，劳动还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样工时长、单调乏味、使人变得迟钝愚蠢或被白白地浪费掉。市场不再是生产的唯一调节者；它已被国家计划所取代，但是后一种方法还远不是合理的和民主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以利润为杠杆。资产阶级国家没有被一系列自治机构所扬弃，却被改组成为一个官僚制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允许在社会组织的基层单位里有较大的民主权（例如在南斯拉夫），或者只允许较小的民主权（例如在俄国）。党日趋像资产阶级（类型）政治组织那样永久存在下去。就党的社会成分（一般党员和领导）而言，党的确日益向工人阶级开门，但党的组织始终还像过去那样专权（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意识形态灌输也更加严厉。看来，一党专政不比资产阶级的多党制优越。只有当权力的一切垄断被粉碎，当国家、政党这些专制的、实行等级制度的机构逐步消亡、并被社会各部门的生产者和公民的自治协会取代时，政治异化的克服才能真正实现。
所有这些观点，都被自称维护马克思和南共联盟声望的某些政客指斥为“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共联盟正是依靠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才吸引了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一代游击战士反对斯大林统治的，同样，南共联盟在1958年的纲领中明确提出的也正是这些思想。
“实践派”的弥天大罪似乎正是他们过于把这些思想当真了。
注释：
[1] 据圣经传说，非利士人歌利亚向以色列的勇士骂阵挑战，为以色列王的小儿子大卫所杀。参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并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