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实证性思维的胜利：单向度的哲学

　　把精神操作同社会现实中的操作协调起来而重新界说思维，其目的在于治疗。当思维被纠正，不再超越一个要么是纯公理的（逻辑、数学），要么同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共存的概念框架时，思维便和现实处于同一个水平。因此，语言分析要求治愈思维和言论，使其免遭混乱的形而上学概念侵袭，免遭不怎么成熟不怎么科学的过去的“幽灵”侵袭，因为尽管这些幽灵不言不语，也仍然在纠缠着心灵。哲学分析的重点是它的治疗功能，即纠正思维和言语上的反常行为，清除模糊之词、幻想和怪念头，或至少揭露它们。

　　在第四章中我论述了社会学的疗法上的经验主义，这种经验主义揭露并纠正工厂里的反常行为。它的这一步骤意味着要排除那些能把这种行为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的批判性概念。凭借这种限制，这一理论的步骤直接成为实践的步骤。它提出了更好的管理、更安全的计划、更大的效率、更精确的计算方法。这种分析，经过纠正和改进，终止于证实；经验主义证明自身是实证性思维。

　　哲学的分析不具有这种直接的应用性。同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现实化相比较，对思维的治疗仍然是学术的。的确，精确的思维，从形而上学的幽灵和无意义的概念中解放出来，这本身可以被当作目的。此外，在语言分析中治疗思维，这是它自己的事务，它自己的权利。不能把反对概念超越现存言论领域的斗争同反对政治超越现存社会的斗争相提并论，以此来预断它的意识形态特点。

　　象任何名副其实的哲学一样，语言分析也为自己说话，并确定自己对现实的态度。它认为自己主要关心的是揭穿越轨的概念；它声称自己的参照系是语词的通常用法、占主导地位的行为的变化。它以这些特点，规定了自己在哲学传统中的立场，即，反对那些在同现行言论行为领域的紧张状态甚至矛盾状态中阐释其概念的思维方式。

　　从现存领域的角度来看，这些相矛盾的思维方式是否定性思维。“否定性力量”是支配概念发展的原则，矛盾成为理性的独具性质（黑格尔）。思维的这一性质并不限定在某种类型的理性主义上；它也是经验主义传统上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经验主义并不必然是实证的；它对既定现实的态度取决于作为知识来源和作为基本参照系而起作用的特殊的经验向度。例如，感觉论和唯物主义本身对一个未实现基本的本能物质需求的社会，都是否定性的。相形之下，语言分析的经验主义却一直想不出一个并不允许这种矛盾的框架——这种自愿限于占统治地位的行为领域之内的作法，有利于本能上实证的态度。尽管哲学家有严格中立的方式，未受约束的分析仍然服从于实证性思维的力量。

　　在力图表明语言分析的这一本能上的意识形态特点之前，我应先简单明了地评论一下“实证的”和“实证主义”这些术语的起源，以便证明我明显专横而贬损地对待这些术语是合理的。“实证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可能是在圣西门学派那里。自那时以来，这个术语已经包含：（1）认知的思想靠事实经验而生效；（2）认知的思想重视的是作为一种确定性和精确性模式的物理科学；（3）相信认识的进步取决于这种重视。结果，实证主义把一切形而上学、先验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当作蒙昧主义的倒退的思想方式来加以反对。就既定现实被科学地理解和改造而言，就社会成为工业的和技术的社会而言，实证主义在社会中找到了实现它的概念（并使之生效）的中介——理论和实践、真理和事实之间的和谐。哲学的思想变成了证明性思想；哲学的批判是在社会的框架内的批判，并把非实证的概念诬蔑为纯粹的思辨、梦幻或幻想。①

　　①实证主义的顺从主义态度同彻底的非顺从主义思想方式的对立，也许最早出现在实证主义对傅立叶的斥责中。傅立叶本人（在《扭曲的工业》，1835，第1卷第409页）曾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商业主义视为“我们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上的进步”的成果。引自安德烈拉兰德《技术词汇与哲学批判》（巴黎，法兰西大学出版社，1956）第792页。关于“实证的”一词在新的社会科学中与“否定的”一词相对立的各种涵义，见《圣西门的学说》，多格勒和哈勒维编（巴黎，江河，1924）第181页以下。

　　在圣西门的实证主义中开始表现出来的言论和行为领域，是技术现实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对象－世界正被改造成一种工具。大多数仍处在这个工具世界之外的东西——未被征服的盲目的自然——现在已属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所及范围之内。形而上学的向度，即形式上真正的合理思想的领域，成了不合理的和非科学的。理性在自身现实化的基础上抵制着超越。在当代实证主义的后期阶段，科学技术进步不再鼓励这种抵制；然而，思想的矛盾十分严重，因为这种矛盾是自己强加的——哲学自身的方法。当代这种削弱哲学的范围和真理性的作法是可怕的，哲学家本人也声明哲学是稳重的和无效力的。哲学不触及现存现实，它憎恶超越。

　　奥斯汀轻蔑地对待那种想取代语词通常用法的东西，他诽谤“坐在扶手椅上一个下午想出来”的东西，维特根斯坦担保哲学会“让每一事物仍保持它现实的样子”。在我看来，这些说法①显示出知识分子学究式的施虐－受虐狂、自卑和自责，这种知识分子的劳动并不产生科学技术之类的成就。这些对稳重性和依赖性的证明，似乎想重新模仿休谟津津乐道于理性限制的口气；一旦人们认识到并接受理性限制，便不会从事无用的精神冒险，便完全能够在既定环境中确定自己的方向。然而，当休谟揭露实质时，他反对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而他今天的后继者们，却为社会早就完成的东西提供一种思想证明，即诽谤那些同现存论域相矛盾的可作为替代品的思想方式。

　　①类似的观点见恩斯特盖尔纳《语词和事物》（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59）第100、256页等页。哲学让每一事物仍保持它现实的样子，这一命题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语境中（在那里它同时也被否定），或作为新实证主义的自我特征，也许是真实的，但作为关于哲学思维的一般命题，则是不正确的。

　　这种哲学行为主义表现出来的风格是值得分析的。它时而装作一种有教皇气派的权威，时而又是随和亲昵的。这两种气质完全融合起来，体现在维特根斯坦周期性地使用带有亲昵或恩赐态度的“你”的绝对命令中，①或者体现在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的开首章里。在那里，赖尔把“笛卡尔的神话”表述为关于身心关系的“官方学说”，接着试图去证明它的“荒谬性”，这种证明唤醒了张三李四和他们关于“普通纳税人”所想到的东西。

　　①《哲学研究》（纽约：麦克米兰，1966）：“你的疑虑是误解。你的问题本身同语词有关……。”（第49页）。“对作为‘心灵事件’的理解力，百思不得一解！那么，使你困惑的就是说话方式。你应把问题区分开……。”（第61页）“你应考虑一下此后的情况……。”（第62页）随处可见。

　　通过语言分析的作用，形成了同大街上的小伙子的亲昵关系，这种小伙子的言谈在语言哲学中起着一种主导作用。言语的亲昵性，就它一开始就把文绉绉的“形而上学”词汇排除在外而言，它是根本的；它抵制思想上的不一致；它嘲笑知识分子。张三李四的语言是大街上的人实际上所说的语言；它是表达了这种人的行为的语言；因而它是具体性的标志。然而，它也是虚假具体性的标志。这种为分析提供了大部分素材的语言，是一种净化过的语言，不仅净化掉了它的“非正统性”，而且净化掉了用来表达不同于社会为个人提供的内容的其它内容的手段。语言分析家发现这种净化过的语言是一种既成事实，他把这种枯竭了的语言当作他找到的东西，使它同它本身未表达出来的东西孤立开来，即使它已开始作为意义的因素和要素进入既定论域。

　　语言哲学关心流行的各种意义和用法，关心日常语言的权力和常识，但封闭（作为外来的素材）对这种语言关于社会（这个社会说这种言语）的说法的分析，这样一来，它再一次压制了在这个言论和行为领域连续被压制的东西。哲学的权威庇护那些造成这个领域的力量。语言分析从日常语言在实际言论中所揭示的东西中进行抽象，使人和自然残缺不全。

　　此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指导这种语言分析的甚至不是日常语言，而是语言四分五裂的原子，婴儿咿呀学语般的愚蠢的只言片语，如“这在我看来象是一个吃鸦片的人”，“他看到了一只知更鸟”，“我有一顶帽子”。维特根斯坦不惜花费大量的脑筋和篇幅来分析“我的扫帚在墙角。”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我想引用一下Ｊ．Ｌ．奥斯汀“其他心灵”一文中的一段分析：①

　　①见《逻辑和语言》第二辑，Ａ弗卢编（牛津，黑墙，1959）第137页以下（省略了奥斯汀的脚注）。在这里，哲学也通过使用日常言语的缩略词“Ｄｏｎ’ｔ”、“ｉｓｎ’ｔ”来证明它对日常用法忠诚的一致性。

　　“可以区别开两种不同方式的犹豫。

　　（1）以我们正在品尝某种滋味的情形为例。我们会说：‘我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我以前从未尝过和这相似一点的东西。……唉，真没法子。我越是想一想它，我就越糊涂。在我的体验中，它是十分独特的，完全与众不同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这说明了在我过去的体验中找不到能和目前情形相比较的情况：我肯定在我的感觉上它不象我以前品尝过的东西，不足以使我能象描述其它东西那样来描述它。这种情形，尽管非常独特，但也属于较一般类型的情形，即，我不完全肯定，或能清楚地肯定，或实际上肯定，它是（例如）月桂的滋味。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我都是通过在我过去的体验中搜寻某种和它相象的东西，某种使得我能或多或少肯定地用同样的描述性言词来进行描述的相象性，力图鉴别目前的东西。而且我将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2）另一种情形尽管很自然地同上一种情形相联系，却是不同的。在这里，我努力做的事情是鉴赏目前的体验，注视它，生动地感觉它。我并不确信这是菠萝的滋味：也许正好有点菠萝的东西，一种浓烈的气味，有刺，没有刺，给人一种饱腻感，不是有充分理由把它视为菠萝吗？也许它的绿色给人一种特定的暗示，排除了紫红色的可能性，不是很难把它当作天芥菜属植物吗？或许它没有明显的奇特之处，我更应该目不转睛地观察，一再细细地看，也许碰巧出现非自然的微弱启示，它看起来不象是普通的液体。我们对我们实际感觉的东西缺乏敏锐性，这不是通过或仅仅通过思维来治愈的，而是靠更敏锐的识别，靠感官的辨别（当然，思考我们过去经验中其它更明确的情形，能够而且实际上的确有助于我们的辨别力）。”

　　在这段分析中，要不得的东西是什么呢？在精确性和明晰性上，这段分析或许是卓越的，是正确的。但不过如此而已。我认为，它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对哲学思想和批判思想来说也是破坏性的。从哲学的观点看，提出了两个问题：（1）这样阐释概念（或语词），能否趋向于并终止于实际的日常论域？（2）精确性和明晰性本身就是目的，还是服务于别的目的？

　　就其第一部分而言，我肯定地回答第一个问题。大多数陈腐的言语例子，正是因为它们的陈腐特点，才可以阐释现实中的经验世界，并有助干解释我们关于这世界的思索和言论——如萨特对一群等公共汽车的人的分析，或卡尔克劳斯对日报的分析。这些分析之所以能阐释某种状况，是因为它们超越了这种状况的直接具体性及其表现。它们超越这种具体性，走向那些构成这种状况和在这种状况下说话（或沉默）的人的行为因素。（在刚才引用的例子中，这些超越的因素可以追溯到社会劳动分工。）因此，分析并不终止于日常论域，它超出了这个论域，展开了一个性质不同的领域，这个领域的用语甚至可以同日常论域相矛盾。

　　看看另一个例子：象“我的扫帚在墙角”这样的句子也可以出现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但这些句子在那里表现为不适当甚至虚假的例子。它们只会是被拒绝的东西，会被一种在概念、风格和句法上具有不同秩序的论述所超越。对这种论述来说，决非“显而易见，我们语言中的每一句子‘实际上都井井有序’”。①情况正相反，每一句子都象这种语言所表达的世界一样，几乎毫无秩序。

　　几乎受虐狂似地把语言贬低到谦卑和普通的地位，成了一种程序。维特根斯坦说：“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一种用处，那么一定象‘桌子’、‘灯’、‘门’之类的词一样谦卑。” ②我们应该“坚守我们日常思维的主题，不要误入迷途，想象我们应该描述极其微妙之物……。”③仿佛这是唯一的选择，仿佛这些“极其微妙之物”不是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合适题目，而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合适题目。思维（至少它的表现）不仅被迫穿上日常用法的拘束衣，而且还被责成不能超出已经存在的东西去探询和寻求解决办法。“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拿出新的消息，而是靠整理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④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5页。

　　②同上书，第44页。

　　③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6页。

　　④同上书，第47页。这段译文不准确，因为德文本表达“拿出新的消息”之意用的是Ｂｅｉｂｒｉｎｇｅｎ　ｎｅｕｅｒ　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一词。

　　哲学自封的贫困，把它的一切概念奉献于既定事态，不相信有新经验的可能性。对既定现实统治的服从是全面的——可以肯定，唯一的语言事实不过是社会用其语言说出来的，并要求我们服从的事实。这些禁令是严肃的权威性的：①“哲学和语言的实际用处决不可以互相干涉。”“我们不可以提出任何一种理论。在我们的考虑中不一定有假设的东西。我们应该消除一切解释，只有描述才有地位。” ②人们不禁要问，哲学留下了什么呢？如果没有任何假设的东西，没有任何解释，那么思维、智慧留下了什么呢？然而，关键的不是哲学的定界或尊严，而是有无机会保留和保护用不同于日常用法的术语（这些术语之所以是有意义的、合理的和有效的，正是因为它们是别的术语）来思考和说话的权利和需要。所牵涉到的是扩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排除那些能理解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来描述正发生的（和意味的）东西。

　　①同上书，第49页。

　　②同上书，第47页。

　　首先，日常的思维和语言领域同哲学的思维和语言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差别。在正常的环境里，日常语言的确是行为的——实践的工具。当某人说“我的扫帚在墙角”时，他可能意指，别的问及扫帚的人想到那里取扫帚或把扫帚放到那里，正感到满意或生气。总之，这个句子通过引起一种行为反应而实现了它的作用：“效果吞没了原因，目的同化了手段。” ①

　　①保罗瓦莱利“诗歌和抽象思维”，见《作品》第1331页。另见“在语言问题上诗人的权利”，载于《艺术简论》（巴黎，加利马德，1934）第47页以下。

　　相比之下，如果在一篇哲学文章或论述中，“实体”、“观念”、“人”、“异化”等词成为一个命题的主语，那么决不会发生把意义转化成行为反应的作法，而且这种作法也不会有什么地位。语词实际上是未实现的，除非它在思想上引起别的思想。这种命题可以通过历史连续体的一系列中介，帮助形成并指导一种实践。即便此时，这种命题仍是未实现的——只有绝对唯心主义的傲慢，才主张思维与其对象最终同一的论点。因此，哲学所关心的语词，决不具有“象‘桌子’、‘灯’、‘门’之类的词一样谦卑”的用途。

　　所以，在日常论域中不可能获得哲学上的精确性和明晰性。哲学的概念针对的是事实和意义的一个向度，这个向度“从外部”来阐释日常言论原子化的短语或语词，表明这种“外部”对理解日常言论是根本的。或者说，如果日常论域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那么哲学的语言就成为“元语言”。甚至在它用日常言论的谦卑术语来活动的地方，它仍是对抗性的。它把现存的经验的意义背景溶解到它的现实背景中；它从直接的具体性中抽象出来，以便获得真实的具体性。

　　从这种立场来看，上面引用的语言分析的例子，能否作为哲学分析的有效对象，是大可怀疑的。最精确地和最明晰地描述品尝某种象或不象菠萝滋味的东西，能有助于哲学的认识吗？它能否作为有关可争议的人类状况（这些状况不同于医学或心理学品尝试验，肯定不是奥斯汀分析的意图）存亡攸关的批判吗？分析的对象，如果脱离了说话者在其中说话和生活的更大更稠密的语境，也就丧失了概念得以形成并成为语词的普遍中介。实证主义的分析被例子以及分析本身孤立开来，在实证主义的分析中并没有出现人们在其中说话和行动，并使他们的语言获得意义的这种普遍广泛的语境。那么这种语境是什么样的呢？

　　这种更广泛的经验语境，这个现实的世界，今天仍然有死刑毒气室和集中营、广岛和长崎、美国的卡迪拉克斯和德国的梅塞德斯、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核城市和中国公社、古巴、洗脑筋和大屠杀。但在这个现实的经验世界里，所有这些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被遗忘、抑制、不为人知，而且在这个世界中人民是自由的。也正是在这个世界里，墙角的扫帚或品尝菠萝似的东西成了非常重要的，日常的艰难和日常的舒适也许是构成一切经验的唯一项目。这第二个受限制的经验领域是前者的一部分；支配前者的权力也塑造着这种受限制的经验。

　　可以肯定，建立这种关系不是日常语言上的日常思维的职业。如果它是一件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的事情，那么，用不着转移到政治领域，便可证明这种抽象是合理的，便可弄清并描述其意义。但是，在哲学中，问题不是寻找扫帚或品尝菠萝，更何况在今天经验哲学应建立在抽象经验基础上呢！而且，如果语言分析应用到政治术语和短语上，这种抽象也是不正确的。分析哲学的整个一个分支从事着这一任务，但这种方法已经封闭了政治的即批判的分析的概念。操作的或行为的转换，把“自由”、“政府”、“英格兰”之类的术语同“扫帚”和“菠萝”同化起来，把前者的现实同后者的现实同化起来。

　　日常语言在其“谦卑的用处”上，的确对批判的哲学思想有致命的关系，但在这种思想的媒介上，语词失去了它们朴素的谦卑，并显示了维特根斯坦丝毫不感兴趣的“隐蔽的”东西。不妨考虑一下黑格尔现象学中对“此地”和“此时”的分析，或列宁关于如何充分分析桌子上的“这杯水”的提示。这种分析揭示了在日常语言中作为隐蔽的意义向度的历史——社会对社会语言的支配。这个发现打破了既定论域最初呈现的自然的和物化的形式。语词不仅在语法和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而且在内容的意义上，表现为真正的术语，即表现为决定意义及其发展的界限——社会强加给言论，强加给行为的术语。这一历史的意义向度再也不能靠“我的扫帚在墙角”或“桌子上有乳酪”之类的例子来阐释。诚然，这些表述能够揭示许多模糊性、疑惑和怪念头，但它们难以超出同样的语言游戏和无聊学术的王国。

　　语言分析在物化的日常论域上调整自身，按照这个物化的论域来揭示和澄清这种言论，因而抽象掉了否定性，抽象掉了异化的和对抗性的不能按既定用法来理解的东西。这种分析通过分类和区别意义，把意义割裂开来，从而使思想和语言净化掉矛盾、幻想和超越。但这些超越不是“纯粹理性”的超越。它们不是超出可能的认知界限的形而上学超越，毋宁说它们打开了一个超出常识和形式逻辑之外的认识王国。

　　实证主义哲学阻碍向这个王国的接近，从而建立了它自己的封闭的排斥外来干扰因素的自给自足的世界。在这一方面，有效的语境是数学、逻辑命题的还是习惯用法的，这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预断了一切可能有意义的论断。这种预断的判断也许象英语口语、辞典、法典或惯例那样广泛。它一旦被接受，就先验地构成了一种不能被超越的经验。

　　但彻底接受这种经验，就要侵犯这种经验，因为残缺不全的“抽象的”个人是以这种经验来表现的，这种个人只体验（或表达）对他既定的东西（实实在在地既定的），他只拥有事实而不拥有因素，他的行为是单向度的和被操纵的。由于实际的压制，经验到的世界是被限制的经验的结果，实证主义对心灵的澄清是使心灵与这种受限制的经验相符合。

　　以这种被删节的形式，经验的世界成了实证思维的对象。新实证主义探究、揭露并澄清一切模糊之物和含混之处，但它不关心大的和一般的模糊性和含混性，即现存的经验领域。它肯定是不关心的，因为这种哲学采用的方法怀疑或“转换”那些有助于理解既定现实的压抑和不合理的结构的概念，即否定性思维的概念。这种由批判性思维向实证性思维的转变，主要发生在对一般概念的治疗上。一般概念向操作和行为术语的转换，是和前面讨论的社会学的转换密切配合的。人们曾极力强调哲学分析的这种疗法特点，治疗幻想、骗术、含混之物、难解之谜、不可回答的问题，治疗幽灵和鬼怪。那么，谁是病人呢？显然是某种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和语言不符合日常言论的用语。在这种哲学中的确有一大群精神分析家，他们进行分析，却不用弗洛伊德的基本见解，即病人的病根就在一种不能靠分析疗法来治愈的总疾病中。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弗洛伊德认为，病人的疾病是对他生活在其中的病态世界的抗议反应。但医生应该漠视这个“道德”问题。他应该恢复病人的健康，使他能够在他的世界中正常起作用。

　　哲学家不是医生，他的职业不是治疗个人，而是理解个人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根据世界已为人做的事情和能为人做的事情来理解它。因为哲学（在历史上，而且它的历史仍是有效的）同维特根斯坦想使它成为的样子相反。维特根斯坦宣称，哲学是对一切理论的抛弃，是“听任每一事物自便”。哲学知道的最无用的“发现”，莫过于“给哲学以和平，这样它就不再被那些自身成问题的问题所折磨”。①最非哲学的格言，莫过于巴特勒主教修饰Ｇ．Ｅ．穆尔《伦理学原理》的声明：“每一事物都是它现实的样子，唯此而已”——除非这个“是”被理解为意指真正存在的东西同被造成的东西之间质的差别。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51页。

　　新实证主义的批判仍然不遗余力地反对形而上学的概念，而促动它的东西是精确性概念，这种概念既非形式逻辑的，亦非经验描述的。不论是到逻辑和数学的分析纯粹性中去寻找精确性，还是到与日常语言保持一致中寻找精确性（这是当代哲学的两极），都同样是拒斥或贬低那些超越被认可的有效体系的思想和言论因素。这种敌意，即使在它采取宽容形式的地方——即，在意思和意义的一个孤立方面权且承认这些超越因素有某种真理价值（诗的真理、形而上学的真理）——也是最广泛的。因为正是留出特定的保留地，允许思想和语言合法地不精确、模糊甚至矛盾，才是最有效地保护规范的言论领域免遭不合适的观念严重干扰的方式。凡在文学中包含的任何一种真理，都是“诗的”真理，凡在批判的唯心主义中包含的任何一种真理，都是“形而上学的”真理——即使它有效力，也无补于日常言论和行为，而且哲学也不去适应日常言论和行为。这种新形式的“双重真理”学说，否定超越性语言同日常语言的相关性，宣称它们完全是互不干涉的，从而认可了一种虚假意识。而实际上前者的真理价值正在于它同后者相关联并互相干涉。

　　在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受到压抑性的条件下，思想（任何在现状中不局限于实用倾向的思维方式）只有靠“躲在”事实“背后”，才能认识事实并对事实作出反应。经验面前出现了一块进行遮掩的幕布，如果这个世界是直接经验幕布后面的某种东西的现象的话，那么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居于这幕后的正是我们本身。我们本身，不象在语言分析中那样，作为常识的主体，也不是作为“净化了的”科学计量的主体，而是作为人同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斗争的主体和客体。事实就是它们在这种斗争中所表现的东西。它们的实际性即使仍然具有野蛮的未征服的本性，也是历史的。

　　这一在思想上对既定事实的解决乃至颠覆，是哲学和哲学向度的历史任务。科学方法也超越了这些事实，甚至反对直接经验的事实。科学方法在现象和实在之间的紧张状态中发展起来。然而，思想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介是根本不同的。在科学中，中介是被剥掉一切其它性质的观察、测定、计算、试验的主体；抽象的主体设计并确定着抽象的客体。

　　相比之下，哲学思想的客体同意识相关联，意识把具体的性质引入概念，引入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哲学的概念保持并解释了前科学的中介（日常实践、经济组织、政治行动的作用），这些中介已经创造了实际上存在的对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事实都是一个历史连续体内的事件、现象。

　　科学同哲学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过去是哲学的一部分，因而是“第一科学”（本体论）的准备。亚里士多德的物质观有别于伽利略和后伽利略的物质观，不仅表现在科学方法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对现实的不同“层次”的发现），而且还可能最主要地表现在不同的历史设计上，以及旨在建立不同的自然和社会的不同的历史事业上。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在客观上不利于对自然的新经验和理解，不利于历史地建立新的主体和对象－世界，因此，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虚假化退回到了过去的被超越的经验和理解。

　　不管哲学的概念是否被并入科学之中，哲学的概念都是同日常论域相矛盾的，因为这些概念仍然包含着一些在说出的言词、公开的行为、可知觉的条件或倾向、盛行的嗜好中未实现的内容。因此，哲学的领域仍然包含着“幽灵”、“虚构”和“幻想”，这些东西也许比它们的对立面更合理，因为它们识别了盛行的合理性的界限和骗术。它们表达了维特根斯坦反对的经验，即，“同我们预先接受的观念相反，思考①‘如此这般’是可能的，不管它意味着什么。”

　　①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47页。

　　忽视或清除这一特定的哲学向度，已使当代实证主义陷入一个在综合上枯竭的学术具体性的世界，并制造了比它所摧毁的虚幻问题更虚幻的问题。哲学表现的最深奥的严肃精神，莫过于在“形而上学的和表意符号的语言”研究中对三个瞎耗子的解释那样的分析中所显示的严肃精神，它讨论“根据纯粹表意符号原理来人为建造的三个天生瞎耗子的不对称顺序。” ①

　　也许这个例子用得不公正。然而，可以公正地说，最深奥的形而上学也未曾表现出象那些在归纳、转化、描述、名称、专名等问题上产生的担心一样人为而费解的担心。既严肃又开玩笑似地熟练举出一些例子：司各脱和《波动》的作者之间的差别；法兰西现国王的秃头；张三在大街上碰到或不碰到“普通纳税人”李四；我此时此地看到了一块红补丁，我说“这是红的”；或者表明人们经常描述激动、剧痛、悲痛、震动、扭疼、发痒、刺痛、寒冷、热烈、沉重、眩晕、渴望、冻结、消沉、紧张、咬痛和震惊之类的感觉。②

　　①玛格丽特马斯特曼，见《本世纪中叶的英国哲学》，Ｃ．Ａ．梅西编（伦敦，艾伦和昂温，1957）第323页。

　　②吉尔伯特赖尔《心的概念》，第83页。

　　这种经验主义用一个概念或感觉上的零碎、只言片语（后被组织成哲学）的世界，来取代它所仇恨的形而上学幽灵、神话、传说和幻想的世界。所有这一切不仅是合理的，甚至也是正确的，因为这显示了非操作的观念、激情、记忆和形象在何种程度上已成为可牺牲的、不合理的、混乱的或无意义的。

　　在清除这种大杂烩时，分析哲学使目前的现实技术组织中的行为概念化了，但它也接受了这种组织的裁决；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抛弃，成了新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不仅抛弃了幻想，而且也抛弃了这些幻想中的真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表现在这样的表述上：“哲学只陈述每一个人所赞同的东西”，或者，我们语词的共同主干蕴含着“人们发现值得描绘的一切特性”。

　　这一“共同主干”是什么呢？它能以任何适当的转换而包含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本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雇佣劳动”吗？它能包含诗的语言的关键词和超现实主义散文的关键词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是否按它们的否定涵义来包含它们（即，使日常用法的领域失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们发现值得描绘的一整套特性便被拒斥，被清除到虚构或神话的王国；一个残缺不全的虚假意识便被确立为真实意识，决定着现存之物的意义和表现。其余的被斥责（和认可）为虚构或神话。

　　然而，我们并不清楚，哪一方卷入了神话。当然，神话是原始的不成熟的思想，文明的进程使神话失去了效力（这几乎是进步的一个定义），但它也可以使合理的思想返回到神话的地位。在后一种情形中，那些鉴别并设计历史可能性的理论，可以成为不合理的，或者说表现为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同既定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合理性相矛盾。

　　因此，在文明的进程中，黄金时代和至福一千年的神话服从于进一步的合理化。（历史上）不可能的因素同可能的因素分离开来，梦想和虚构同科学、技术和实业分离开来。在十九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把原始的神话转换成社会学的术语，或者说在既定的历史可能性中揭示了神话的合理内核。然而，接着便发生了相反的运动。今天，当面临实际状况时，昨天合理的和现实的概念又表现为神话的。发达工业社会中劳动阶级的现实使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成了一个神话的概念；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使马克思的观念成为一种梦想。这种倒转是由理论和事实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本身并没有使理论虚假化。批判理论的非科学的思辨的特点来自它的概念的特定特点，这些概念指明并确定了合理中的不合理性、现实中的神秘性。它们的神话性质反映着既定事实的神秘性质——社会矛盾骗人的调和。

　　发达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对精神和物质生产力的有效操纵，已经造成了神秘化的地点的转移。如果有理由说意识形态开始蕴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话，那么也有理由指出，不是不合理的东西，而是合理的东西成了神秘化最有效的载体。有种观点认为，当代社会不断增长的压抑，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首先表现在不合理的伪哲学（生命哲学，反社会的共同体概念，血土论等等）的兴起中。这种观点被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驳倒了。这些政权依靠设备的全面技术合理化，否定了这些伪哲学和它们自身的不合理的“哲学”。正是物质和精神机器的总动员，从事着这种工作，并确立了它对社会的神秘权力。它使个人看不到机器“背后”的那些使用机器的人，那些从中渔利的人和那些为之付出代价的人。今天，在生产的广告、宣传和政治中已经掌握并雇佣了这些神秘的因素。在家庭、商店和办公室的日常规矩中到处是神秘的、巫术般的和入迷的弃权行为，合理的成就掩盖了整体的不合理性。例如，科学对互相毁灭这一苦恼问题的研究（数学上计算杀伤力和核杀伤力，测定扩散或不扩散的放射性尘埃，试验反常情况下的持久力），促使（甚至要求）人们认可疯狂的行为，因而这种研究是神秘的。因此，它同真正合理的行为（拒绝顺从，努力消除导致疯狂的条件）正相反对。

　　这种新的神秘化使合理性走向了它的反面。为了反对这种神秘化，必须坚持上述区分。合理的不是不合理的，对事实的精确认识和分析同模糊的富有情感思辨之间的差别，一直是根本的。问题在于，经验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统计、计量和场研究不是非常合理的。它们脱离了产生事实并决定其功能的真正具体的环境，所以它们成了神秘的。这种环境比起调查的工厂和商店的环境、考察的乡镇和城市的环境、征询其舆论或计算其生存机会的地区和集团的环境，更广大而且更不同。由于这种环境创造并决定着调查、征询和计算的事实，所以它也是更现实的环境。在这种现实的环境中，特殊的主体获得了它们现实的意义，但这种环境只是在一种社会理论中才是可确定的。因为事实中的因素不是观察、计量和调查的直接材料。它们只是在一种分析中才成为材料，这种分析能够鉴别出那种把社会的各部分和各过程结合在一起并决定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结构。

　　认为这种超环境是（大写的）社会，这就把凌驾于部分之上的整体实体化了。但这种实体化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是现实，而且只有认识它并理解它的范围和原因，才能克服它，社会的确是一个整体，行使着它对个人的独立权力，这个社会决不是不可捉摸的“幽灵”。它的经验硬核就在制度体系中，这些制度就是人们之间现存的僵硬关系。如果脱离了它，那么计量、查问和计算就会虚假化——但这种虚假化是在一个向度上产生的，这个向度并不表现在计量、查问和计算中，因而并不同它们相冲突和相干扰。它们保持着它们的精确性，而且正是在它们的精确性上，它们是神秘的。

　　语言分析在揭露超越性术语、模糊概念、形而上学的一般概念等等的神秘特点时，把日常语言的用语留在现存论域的压抑环境中，从而使它们神秘化。正是在这种压抑领域中，出现了对意义的行为解释，这种解释祓除笛卡尔和其它过时神话的旧语言“幽灵”。语言分析坚持认为，如果张三李四说出他们心灵里的东西，那么他们只是涉及他们碰巧具有的特定知觉、概念或气质；心灵是一个可用词语描述的幽灵。同样，意志不是灵魂的一个现实功能，而只是特定气质、嗜好和激情的特定方式。“意识”、“自我”、“自由”也是这样，都可以根据所标明的特定的行动和行为的方式方法来解释它们。后面我将再回过头来看看这种对一般概念的态度。

　　分析哲学经常制造出用委员会来谴责和调查的气氛，把知识分子摆到了被审席上。当你说某某话时，你意指着什么？你没有掩盖某种东西吗？你说的是一种可疑的语言。你不象我们其他人，象大街上的人那样说话，而象个不属于这里的外国人那样说话。我们不得不打倒你，抓住你，揭露你的诡计，净化你。我们将教给你说出你头脑里的东西，“弄得一清二白”，“把你的牌摊到桌面上”。当然，我们并不干涉你和你的思想言论自由，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思维。但一旦你说出来，你就应该向我们交流你的思想，用我们的语言或用你的语言。诚然，你可以说你自己的语言，但它应该是可翻译的，而且它将被翻译。你可以谈论诗，这完全对。我们喜爱诗。但我们想理解你的诗，只有当我们能按日常语言来解释你的符号、隐喻和形象时，我们才能理解你的诗。

　　诗人可以回答说，他的确想使他的诗成为可理解的并被理解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写诗的原因），但假若他想说的东西能按日常语言来说出的话，他或许早就这样做了。诗人可以说：理解我的诗的先决条件，是瓦解并破坏你们用来翻译这诗的那个言论和行为领域。如果我的语言能象别的语言（实际上也包括你们的语言）一样，被弄明白，那么我的符号、隐喻等等也就不是符号、隐喻之类的东西了，而是准确地意指着它们说的东西。你们的宽容是骗人的。你们在为我保留一个特定意思和意义的壁龛时，权且准许我精神不健全和缺乏理性，但在我看来，疯人院和我风马牛不相及。

　　诗人还会感到，固执庄重的语言哲学说着一种带有偏见和情感的语言——愤怒的老年人或年轻人的语言。他们的词汇里充满了“不适当”、“奇怪”、“荒谬”，“疑惑”、“古怪”、“废话”和“含糊不清”之词。如果感官的理解力强盛的话，这些不适当或迷惑人的古怪物应该被清除掉。交流不应该凌驾于人们的头脑之上；那些超越常识和科学意义的内容，不应该挠乱学术的和日常的论域。

　　但是，批判的分析应该脱离它力图理解的东西，哲学术语应该有别于日常用语，以便阐明日常用语的全部意义。①因为现存论域浑身上下都带有社会成员所屈从的特定统治、组织和操纵方式的标记。人民为了谋生而依附于工头、政客、、股票经纪人和邻居，这些人使人民象他们一样说话和言谈；人民被社会必然性所迫，把“事物”（包括他们自己的身体、头脑、感情）与其功能相同一。我们如何了解情况呢？我们靠的是看电视，听广播，读报刊杂志，同人们交谈。

　　①当代分析哲学以自己的方式承认了这种作为元语言问题的必要性。

　　在这种环境里，口头的话语表现了说话的个人，也表现了那些迫使个人这样说话的人们，还表现了把他们相互联系起来的张力或矛盾。人民在说出自己的语言时，也说出了他们主人、恩人、广告商的语言。因此，他们不仅表达了自身、自己的认识、感情和激情，而且也表达了不同于他们自身的别的东西。不论是在他们的家乡还是在国际舞台上，当他们“亲自”描述政治形势时，他们（“他们”包括我们，认识政治形势和批评政治形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描述了“他们的”大众传播媒介告诉他们的东西——这同他们实际上思考、观看和感觉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

　　当我们彼此描述我们的爱和恨、柔情和不满时，我们不得不使用我们广告、电影、政客和优秀推销商的用语。我们不得不使用同样的用语来描述我们的汽车、食物和家具、同事和竞争对手，我们彼此完全能理解。必然是这样的，因为语言决非私人和个人的东西，或者说私人和个人是靠可利用的语言材料来沟通的，而这种语言材料是社会的材料。但这种状况使日常语言无法实现它在分析哲学中的有效功能。“当人们说某某话时，他们所意指的东西”是同他们未说的东西相联系的。或者说，他们意指的东西不能按表面价值来看待。这不是因为他们撒谎，而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思想和实践领域是一个被操纵的矛盾的领域。

　　这些环境也许对分析下列陈述来说是不相干的，如“我痒”，“他吃鸦片”或“这在我看来是红的”。但当人们真的言之有物的时候（“她爱他”，“他没有心”，“这是不公平的”，“我对它能做些什么呢？”）这些环境便成为非常相干的，对伦理学、政治等等的语言分析便是致命的，如不这样，那么语言分析所能达到的经验精确性只能是既定事态强加给人民的精确性，所达到的明晰性只能是在这种事态中允许人民具有的明晰性，也就是说，它仍停留在神秘和骗人的言论界限内。

　　它看起来超越了这种言论（如在它的逻辑净化中），但骨架仍属于同样的领域——这是比语言分析反对的幽灵更鬼怪得多的幽灵。如果哲学不是一种消遣，那么它将揭示在什么基础上言论成了一种残缺不全的骗人的领域。如果把这一任务留给社会学或心理学系的同事，那么这就是使现存的学术劳动分工成为一种方法论原则。此处，也不能谦虚地说语言分析只从事澄清“浑浊的”思维和语言的谦卑任务，而把这一任务本身丢弃一边。如果这种澄清不单是纯粹列举和分类可能语境中的可能意义，而为每一个人留下根据环境而广泛选择的权利，那么这就根本不是一种谦卑的任务。这种澄清会牵涉到在真正可争议的领域里分析日常语言，在看来最不浑浊的地方识别浑浊的思维，在非常规范和明确的用法中揭示虚假。于是，语言分析将能看出并理解那些塑造并限制论域的特定社会进程。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元语言”的问题；有些术语是用来分析别的术语的意义的，它们一定不同于或有别于别的术语。它们一定不同于那些仍属于同样的（直接的）论域的纯同义词。但是，如果这种元语言真的要冲破现存论域（在这个论域中，语言的不同向度被一体化和同化）的极权主义范围，那么它一定能揭示那些决定并“封闭”现存论域的社会进程。结果，它不可能是一种主要着眼于语义学或逻辑的明晰性来构造的技术元语言。迫切需要的是现存语言亲口说出它掩盖或排除的东西，因为应被揭露和斥责的东西是在日常言论和行动领域内部起作用的，流行的语言包含着元语言。

　　这种迫切需要的东西已经在卡尔克劳斯的著作中得到了实现。他已经证明了对语言和写作、标点符号甚至印刷错误的“内在”考察，如何能揭示整个道德的或政治的体系。这种考察仍然是在日常论域中进行的，它不需要用任何人工的“高水平的”语言来推论并澄清被考察的语言。对语词、句法形式的读解是在它们出现在其中的语境中来进行的——例如在一份报纸上，在一个特定的城市或乡村里，报纸通过特定人物的笔来采纳特定的观点。因此，词典编纂的和句法的语境对另一个向度是开放的，这另一向度不是外来的，而是语词的意义和功能的组成因素，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维也纳出版界的倾向，它的编辑们对屠杀、君主政体、共和制度等等的态度。根据这一向度，语词的用法、句子的结构采取了一种在“直接的”阅读中并不出现的意义和功能。在报纸的风格中表现的反语言的罪行从属于报纸的政治风格。

　　句法、语法和词汇成了道德的和政治的行为。或者说，语境可以是一种美学的和哲学的语境，文艺批评可以是一种学会里的讲演之类的东西。在这里，对一首诗或一篇散文的语言分析，使既定的（直接的）材料（这首诗或这篇散文的语言）同作者在文艺传统中发现并加以改造的东西相对立。

　　对这种分析来说，一个术语或形式的意义需要在多向度的领域中发展，在那里任何表达出来的意义都带有几个相互联系、部分重叠和对抗的“体系”的性质。例如，它属于：

　　（1）一个个别的设计，即在一个特定场合下为一个特定目的而形成的特定传播（一篇报纸文章，一次讲演）；
　　（2）一个既定的超个别的观念、价值和目标体系，个别设计带有这个体系的性质；
　　（3）一个特殊的社会，这个社会把不同的甚至冲突着的个别的和超个别的设计合为一体。

　　我来解释一下。某次讲演、某篇报纸文章、甚至某次私人交流，都是在一个特定社会中由作为一个特殊集团（职业的、居住地的、政治的、思想的）的发言人（权威或不权威）的某个人做出的。这个集团有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价值、目标、准则，这些东西以不同程度的自觉性和明确性进入——证实或反对——个人交流。因此，个人交流使一种超个体的意义体系“个体化”，这个体系构成一个言论向度，这个向度同个人交流的向度是不同的，然而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一超个别的体系进而又是一个广泛的无所不在的意义领域的一部分，交流发生在其中并由之而来的社会制度发展了这个领域，而且通常也“封闭了”这个领域。

　　社会的意义体系的范围和程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应于所达到的文化水平而大不相同。但如果交流涉及的东西不限于日常生活不可争议的工具和关系，那么可以非常明确地确定这一体系的界限。今天，各种社会的意义体系把不同的民族国家和语言区域联合起来，这些大的意义体系一方面趋于符合或多或少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轨道，另一方面趋于符合发展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轨道。虽然社会的意义体系的决定作用最明显地表现在有争议的政治论域中，但它也以一种更隐蔽的、无意识的和情感的方式在日常论域中起作用。真正哲学的意义分析不得不考虑意义的所有这些向度，因为语言表现出具有所有这些向度的性质。结果，哲学上的语言分析具有一种超语言的义务。如果它确定着合法的用法和不合法的用法、真正的意义同虚幻的意义、感觉同非感觉之间的区别，那么它也就牵涉到一种政治的、美学的或道德的判断。

　　有人提出了反对，说这种“外在的”分析（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它实际上不是外在的，而是意义的内在发展）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当我们的意图是靠分析术语在日常言论中的功能和用法来把握术语的意义之时。但我的意见是，这恰恰是当代哲学的语言分析做不到的事。只要它把日常言论转移到一种特定的学术领域上，而这种领域即使在充满日常语言的地方也是被净化和综合的领域，它就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治疗中，实际上是消毒和麻醉了日常语言。多向度的语言变成了单向度的语言，其中不同的冲突着的语言不再互相渗透，而是互相隔离；意义的爆炸性历史向度沉寂了。

　　维特根斯坦用堆积石头或谈论张三李四来进行的无止境的语言游戏，可以再次成为我们的例子，尽管这种例子具有简单的明晰性，但说话者及其状况仍需弄明白。不管他们多么亲密地交谈，他们都是Ｘ和Ｙ。而在现实的论域里，Ｘ和Ｙ是“幽灵”。他们并不存在，他们是分析哲学家的产物。诚然，Ｘ和Ｙ的交谈是完全可理解的，语言分析有权诉诸于普通人的正常理解。但在现实中，我们只能通过各种误解和矛盾的领域来彼此理解。现实的日常语言领域是生存斗争的领域。它的确是一个模糊、混乱、昏暗的领域，肯定需要澄清。而且，这种澄清可以很好地起到一种疗法的作用。假如哲学能成为疗法的，那么它将真正成为它自身。

　　就哲学使思想摆脱现存言论和行为领域的奴役，阐明既定状况（它的积极方面是充分大众化）的否定性并提出它的替代目标而言，哲学接近了这一目的。可以肯定，哲学只是在思想上提出矛盾并进行设计。它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特点是任何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都不能克服的哲学命运。而且，它的意识形态的努力也是真正疗法的，即表明真正存在的现实，表明这个现实防止产生的东西。

　　在极权主义时代，由于现存日常论域趋于凝结成一个被全盘操纵和灌输的领域，所以哲学的疗法任务将是一个政治任务。于是政治将出现在哲学中，既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学科或分析对象，也不是作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哲学，而是作为去理解未被肢解的现实的概念的意图。如果语言分析不去推进这种理解，如果它反而力图把思想封闭在残缺不全的日常论域的圈子里，那么它最好的命运，则是完全微不足道了。而它最坏的结局，是逃避到非争论，非现实的东西中，逃避到那种只在学术上可争论的东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