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自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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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的自我解释

列宁主义遗产

　　把上面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前提的分析与苏联的官方言论比较一下，表明后者并不明确地承认这些前提。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学说一样，多次断然否认了西方世界的长期国际融合的可能性。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重新调整，在明确反对“资本主义绝对停滞论”和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收缩的命题的同时，仍然保留了当代“资本主义矛盾加剧”的概念。^[1]苏联马克思主义同样断然否认了西方国家工人阶级结构伴随的变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无产阶级概念成了苏联理论的一块柱石。然而，苏联势力范围内所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定性政策，是以作为当前时期特征的结构变化，以西方世界革命无产阶级的衰退为基础的。这种二向性提出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宣言的客观真实性问题——它是苏联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一更大问题的一部分。

　　我们已经提到，“伊索的语言”被系统地应用于苏联马克思主义阵营自身内部，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广大听众和通信交往之中。苏联马克思主义继续使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指称显然与这些概念相矛盾的形势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把苏联马克思主义当做仅仅是一种“宣传”而不予理会，似乎是很恰当的。但这是一种骗人的解决方式，因为“宣传”与“真理”之间的区分，是设想了一种可论证的“真理”而使宣传能与之相对照。如果坚持认为真理只表现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实践中，而不是表现在它的理论中，认为理论只是用作控制群众的思想支柱，那么这种论点是需要证明的。由于苏联统治者自身制造的困难，这种论点绝不是自明的，因为他们费尽心机地不断教导和发布本来与现实并不协调的马克思的思想。实际情况是，不管它的“水平”如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说一直是苏联政权主要努力的一个方面，而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状态也一直存在。

　　但是，如果把苏联的整套理论斥之为宣传是不恰当的，因此保留其部分的真理，那么把其他归为“巧立名目”的做法也同样不合适。如果从苏联的理论和策略的多种变化中，我们能够发现某些保持经久不变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那我们就有这种选留的标准，否则就不好办了。若有了标准，就有可能确认其“基本因素”，并从这些因素引申出“修正”与“否定”，从而获得与实践相联系的整套理论原则。下面的探讨遵循的正是这种方法。

　　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形成，是以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为基础的，而没有回到原来的马克思的学说上。简要地概括一下列宁主义与随后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联系，就足以弄清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在前面提到，形成着的列宁主义的独特的特点，就是革命动力从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转移到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集中的党，并强调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者的作用，因为它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持续力量冲击下得到了发展。这一起初是针对俄国无产阶级“不成熟性”而提出的概念，面对先进工业国家“成熟的”无产阶级继续采取的改良主义态度，变成了一种国际的策略原则。为了对付大部分有组织的劳动者融合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就由党独占了革命战略的“主观因素”，党呈现为指导无产阶级的一种职业革命组织的特征。

　　列宁主义的概念，可以作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真实”利益（和意识）所作出的区分的一种发展。其发展的主要阶段是：（a）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个别无产阶级的愿望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使他个人的状况得到直接的和不断的改善。（b）为了达到这种改善，工会的“经济主义”政策是认可无产阶级的被剥削阶级的地位，从而认可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在为“阶级和平”提供基础的范围内，对社会结构作某些变动。（c）社会结构中的这种变化，使得无产阶级偏离了它作为革命阶级只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放自身的客观历史地位。（d）只有使直接的主观的利益服从阶级的真实利益，使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无产阶级的客观历史地位才能得到“挽救”。这个任务就是列宁主义党的职能。既然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经济斗争本身从来只能取得短暂的改善，所以资本主义过程通过周期性的萧条和危机将调整平衡，并导致无产阶级的激进化，从而重建无产阶级的直接利益和真实利益的一致。

　　但是，当过程（c）影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大多数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马克思的学说是不是因此就失去了它的实现所必需的群众基础呢？而且，是不是理论若不通过重新规定现实来重新规定自己，它们间的联系也就丧失了呢？这些问题看来已经促使列宁主义学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重新的估价，这一估价便成了“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的理论基础。

　　这种早于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理论，一开始就表现为是由工业社会的新阶段所限定和决定的。列宁的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规律，起初只是一种对现实形势的表述，但由此作出的推论却正好构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列宁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并紧接着写道，所以，“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2]。这个结论清楚地意味着，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获胜，而更多的落后国家将落在后面。一年以后，列宁写道，社会主义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获胜，而其他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3]国家。

　　列宁保留了马克思的结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将是充分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矛盾爆发的结果，甚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也没有使他放弃这一信念。众所周知，他在承认这场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上是迟疑不决的，尽管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被一种用苏维埃共和国代替议会制共和国的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所超越。迟至1919年3月，他仍把十月革命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因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还没有展开”^[4]。接着他补充说，只有在1918年夏天，农村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才开始。他还坚持认为，俄国革命必须得到德国革命的援救。

　　但是，正是列宁对俄国革命的这种尝试性和初步性的信念，引导他形成了显然是斯大林主义政策的预兆的理论。社会主义以资本主义为前提——或者至少以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成就，即一种高度的工业化，高度的劳动生产率，高度发展的、熟练的、有纪律的工人力量为前提。这种顺序中的有些阶段也许可以“跳过”（列宁在这个问题上也是迟疑不决的）^[5]，但是，没有完全工业化和合理化的经济，就不能有社会主义，不能按照个人的需要和能力进行社会生产的分配。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工业化应该优先于社会化，也就是说，优先于按照个人的需要进行生产和分配。在1918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在与预见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左派共产主义者”论战时，列宁宣称：

　　现实告诉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进步。如果我们在短期内能够在俄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那是一个胜利。……我说国家资本主义将会是我们的救星；如果我们俄国有了国家资本主义，那么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就会容易，就会有把握，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集中的，有计算和监督的，社会化的，而我们正好缺少这些……^[6]

　　一个月后，他引证1917年9月的一段论述，大意是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直接先于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接着他说，“这难道还不清楚吗？从物质、经济、生产意义上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社会主义的‘前阶’，而不通过我们尚未到达的这个‘前阶’，就不能走进社会主义的大门”^[7]

　　这些论述的含义一直给弄模糊了，原因是由于1918年的德国革命像是解开了成熟国家禁锢革命的锁链，使它们将重新走上国际革命的“正统”道路。苏维埃国家不仅会得到工业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国家的“保护”，而且会分享到它的物质和技术财富，从而保证和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共产国际和它的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以及列宁在革命最初几年的演说中所曾读到的德国发展方向看，几乎是令人绝望的。但是，大约从1920年以后，苏联的政策却是从德国革命的失败作出的推论。鉴于成熟的资本主义与向社会主义过渡两者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中心地位，德国革命的失败——联系到在西方世界的重建中美国领导地位的壮大——看来造成了重新估价国际发展的必要性。如果资本主义的潜力确实将长期胜于革命的潜力，如果连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经济的影响都不能打破改良主义对“成熟无产阶级”的控制，那么，革命的历史动力就不仅是发生了地理区域上的变化，而且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变化。如果存在着真正的“资本主义稳定”的话，那么苏维埃国家不仅将长期与强大得多的资本主义世界“共处”，而且它还必须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兴起的革命运动看做不仅仅是革命队伍的“储备”。不仅国际性的策略，而且苏联社会内的社会主义结构，都必须重新确定。

　　列宁在《真理报》（Pravda）上发表的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Better Fewer，But Better）（1923年3月），用几句精辟的陈述综合了对国际发展的传统的和新的估价。这些陈述集中的论点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像我们从前所期待的那样”完成向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继续说道：它们“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将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8]。帝国主义对被征服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列宁的上下文中，特别指德国）的剥削，是如何改变“所期待的”社会主义的完成呢？列宁的文章提出了几种回答：（a）通过把资本主义中心从中欧转向西欧，最后转向美国^[9]；（b）通过迅速把“俄国、印度、中国等等”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c）同时，通过加速东方的（以及被征服的资本主义国家？）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列宁的命题一方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通过对战败国家和东方的“新的剥削”），另一方面，指出了“东方”革命可能性的增长（“现在全世界正进入一种必然引起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运动，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这些理论所呈现的困难，因列宁的这种论述而有所扩大，“对我们不利的地方，这就是帝国主义者已把整个世界分裂为两个阵营”^[10]，所谓“不利”，只能解释为，由于对被征服国家的剥削，“连同”对整个东方的剥削，并由于帝国主义战胜国中工人阶级的合作，资本主义的新的力量得到了自然的增长。列宁强调：“一些国家，而且是西方一些最老的国家，因获得胜利而能够利用胜利向本国被压迫阶级作一些不大的让步，这些让步毕竟在推迟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造成某种类似‘社会和平’的局面。”^[11]

　　这种说法接近于希法亭关于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内联合劳动与资本，建立一种有力的民族利益的概念。但是，相反，列宁的分析却被用作苏联政策的“指导”，这种指导是以期待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为基础的，而且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了。这里，列宁论述的模糊性，再一次引人注目。他提出了如何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即将发生的冲突中挽救“我们自己”的问题，因而包含着典型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与帝国主义营垒对峙的原则。但他又立即回答说，希望“西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同东方日益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再给我们一次延缓我们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的机会”^[12]，而没有讨论前一冲突（帝国主义与苏联之间）可以“抵消”或“推迟”帝国主义营垒内部的冲突。他宣称，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斗争的“最终胜利”，也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绝对有保证的”。因为“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了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并且正在迅速“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使列宁感兴趣的，不在于最后结果，而在于苏维埃政权“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他主张苏维埃政权要“保证我们能存在”，直到这种冲突爆发，这就必须使东方“能赶得上建立文明”，因而就必须“发展电气化，发展泥炭水力开采业，完成沃尔霍夫水电站工程，如此等等”。“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13]

　　列宁的分析包含着旧的和新的形势因素，但他没有使这两方面一致起来：“帝国主义营垒中的矛盾”，和这个营垒与苏维埃国家“就要发生的冲突”同时并举。列宁从这种分析得出的政策结论，把两种矛盾作了等量齐观。

　　（1）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苏维埃国家的幸存最终依靠它们。苏维埃国家必须利用帝国主义政权之间的冲突，以便获得和保持一种长期的“喘息”。因此，列宁于1920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就已经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实质，“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取决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14]

　　（2）资本主义世界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矛盾。战胜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暂时稳定与“阶级和平”，使革命的可能性从这些国家向“革命的和民族主义的东方”转移。这种转移不只是一种地理上的变化——它还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一种新动力的出现。列宁仅仅从“俄国、印度、中国等等”的人口上指出这种动力。这种指出的含糊性是很典型的：列宁既没有引入过会改变马克思的学说结构的新的理论概念，也没有详细说明过阶级斗争新的国际特征的概念。但是，他的政策导向是清楚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决定性的东西；为了苏联工业化这一主要任务的完成，必须对这些矛盾加以利用。

　　苏联马克思主义遵循了列宁的双重指导：它的主要理论作用，是使这两种矛盾互相关联起来，以作政策的基础，并且规定它们的相对分量。这里我们不去讨论自1924年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到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间，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国际形势分析的多次转变和多种变形，但我们将试图证明，在这整个时期里，苏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概念始终没有根本的变化。的确，共产党的策略连续发生过左右摇摆的曲折变化，但迟至从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以来，这些变化只是些短命的战术尝试，显得与根本的概念和战略截然不同，并经常发生冲突。为了澄清这种战术手段与基本概念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开始试图找出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贯穿于多种转变中保持不变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

　　苏联马克思主义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看做构成为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进一步划分，看来只是代表一个相同的基本趋向发展中的某些阶段。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的主要特征如下^[15]：

　　（1）垄断资本主义战胜“自由”资本主义的残存因素。

　　（2）以持久的（可能的或现实的）战争经济为基础的国际范围的垄断资本主义组织，伴以成长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

　　（3）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较弱的资本主义国家被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较强的被最强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制伏，因而创造了大规模的洲际“剥削”区。

　　（4）为反对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全部人力、物力和技术资源的总动员。

　　（5）民主过程、公民和政治自由，以及自由和人道主义思想的限制或彻底消灭。

　　（6）通过强制和“腐化”的手段，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革命的可能性被遏制。

　　（7）全球在社会政治上划分为“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阵营。

　　在说明这种解释之前，必须回答三个问题：（1）鉴于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衡量法西斯主义和西方民主派、“庄严的同盟”和“冷战”，有着明显的困难，苏联马克思主义如何论证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时期具有一种基本趋向的设想？（2）资本主义制度内成功地遏制革命力量的概念，如何与共产党的战略中经常发生的“左”倾和过分冒险相一致？（3）它又如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引人注目的成长相一致？

　　对于第一个问题，苏联马克思主义是把法西斯主义看做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就是说，看做“金融资本中最反动、最具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的分子的公开的和恐怖的专政”^[16]。这种专政是试图通过加剧对工人阶级和殖民地的剥削，“对弱小民族的奴役”，以及准备和实行对苏联的报复性战争，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提法包含了随后适用于“英美的或美国的帝国主义”的全部主要特征。这种转换包含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的第3点中：在最强的经济大国的最高统治下，造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性等级体制，它必然要牺牲传统的主权和民主特许权。德国法西斯主义霸权的经济基础太狭小了。这种“反常”现象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纠正过来了，这场战争按照实际的经济力量，也就是根据美国这个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调整了国际间的平衡，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因而法西斯主义和它的失败，表现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改组中一个“合逻辑的”步骤。

　　但是，如果反对苏联的斗争是这种改组的必要因素之一（见第4点）的话，那么，人们又如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资本主义的西方与苏联之间的联盟呢？苏联马克思主义有两种回答：（a）西方国家为打败德国法西斯需要苏联的援助；（b）即使在联盟期间，西方国家反对苏联的斗争也仍在继续（举例来说，开辟第二战线的延误、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西方国家所谓与德国取得单方面和平的努力）。

　　至于第2和第3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就把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急剧的革命形势（“第一时期”），随着就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第二时期”）。斯大林于1925年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上，在向中央委员会所作的第一次政治报告中，根据“资本主义的稳定”分析了国际形势。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和苏维埃制度的稳定^[17]，三年后，在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宣布了“第三时期”的到来。共产党被引向左派激进主义。面对坚决的武装抵抗的群众性示威，反对“社会法西斯的”劳动党和工会的损失惨重的斗争，与极右势力的联盟，在中国宣布一个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都是“左”倾的表现，它似乎能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找到它经济上的理由。1932年，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再次宣布“资本主义稳定的结束”，以及战争与革命的新周期的开始。“第三时期”据说是以资本主义国家“掀起革命高潮”和“经济危机尖锐化”^[18]为特征的。这或许就是共产国际在一战后欧洲革命失败后极端“左”倾的表现，库西宁（Kuusinen）在对全体会议所作的国际形势报告中宣称，一切努力都应当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新时期夺取政权的斗争作准备”^[19]。但是，其战略方向似乎是以对资本主义形势完全不同的估计为前提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库西宁报告的文件与报告本身相反，主要采取了一种防守性的调子。虽然保留了库西宁报告中“掀起革命高潮”的术语，但会议的主题是号召为反对“资本主义的进攻”^[20]，而不是为夺取政权而斗争，号召开展“以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为基础的”^[21]阶级斗争，号召在“适当的条件具备”^[22]时开展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最后它一般性地告诫共产党“沿着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航道”指导运动。

　　因此，我们设想，斯大林主义的战略包含着在某些重要的欧洲国家革命失败后对西方世界的革命力量进行有效的牵制，即令是最“左”倾的共产国际纲领，也与这种设想没有矛盾。随后在1935年形成的“反法西斯联合战线”，通过向共产党提交了一个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构内的“最低纲领”，进一步承认了西方革命潜力的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形势又一次证明，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尽管发布的各种宣言相反），在一定程度上是在“资本主义稳定”的设想下起作用的。那时，在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所拥有的大众力量，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而且他们的武装力量第一次似乎已足以进行夺取政权的尝试。然而，在少数分散的、不协调的地方起义之后，共产党人实行了一种合作政策，放弃了他们的军事组织，坚持了一种“最低纲领”，即使在随后的政治大罢工时期，也没有把革命作为直接的目标。这种战略可以用它的“群众基础”的薄弱来说明。各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种蔑视马克思的革命战略的传统概念的形势；他们很快就明白了，他们是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战场上作战。同盟国的军队，与合法的民族偶然事件一起，摆在了法国、意大利和联邦德国的共产党人面前，这毋庸置疑地象征了一种新的形势，这种新形势甚至在同盟军撤出后依然存在：“阶级敌人”不再能够在巴黎、里昂或图卢兹，在米兰、都灵或博洛尼亚的“街垒上”被击败。现在它的中心位置在华盛顿和纽约，在同盟国的司令部和委员会。比起苏联对于国外共产党的专政来，在一种远为客观的意义上，国内战争已成为一种国际、洲际政策的问题。战争结束时，在国际事务的格局中，一切机会都由西方同盟国，特别是美国控制着。不错，在西方军队迅速遣散之后，苏联军队本来可以横行于欧洲大陆。但是，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毕竟对苏联的决策有所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就是，它影响了斯大林，使他不至于想象，由一个备遭破坏、疲惫不堪的俄国反对实际上未受损害而在世上具有最强经济力量的国家，通过在欧洲的一种闪电性袭击，就可以使资本主义世界遭到失败。而且斯大林，由于他的理论仍然坚持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的传统概念，因而对战后立即重新宣布反对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联合阵线”态度的急变（丘吉尔在密苏里的富尔敦的演说，1946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1947年；英美在鲁尔的谈判，1947年），完全感到吃惊。

　　斯大林主义的回答是他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和通常被认为与日丹诺夫（Zhdanov）有关的1947—1948年的挑衅性战略。这种理论最接近于公开承认国际资本主义的统一^[23]，因而也就最接近于抛弃关于帝国主义内在矛盾的传统概念，虽然这种理论实际上并不承认这两点。因为“两个阵营”的理论把西方无产阶级包括在“反帝国主义阵营”之内，并且重申内部和外部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大约同时，瓦加（Varga）对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稳定化和“生产性”功能的过于谨慎的承认，遭到了粗暴的批驳。斯大林主义的对外政策，遵循着“两个阵营”的基本观点，即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阵营之间的矛盾，眼下已经取代了那些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共产党的统治是封闭而又扩张的；内部透不过气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建立，1947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突然袭击，退出对德国的“同盟控制委员会”，柏林的封锁，与铁托关系的破裂，1948年）。但是，早在1948—1949年，不妥协的共产党的战略在西方正逐渐消失（法国和意大利政治罢工的失败和放弃），而代之以新的“联合阵线”政策，而且从此就一直在保持并推进这种政策。在东方，则有着不同的进程：印度党坚持极左战略，直到1950年；印度支那的军事事件仍在增多；朝鲜战争正是开始于西方党处于防守之时。在整个斯大林主义时期，西方与东方的政策从来没有卓有成效地互相配合；自中国革命初期受斯大林主义“指导”而导致令人沮丧的结果起，斯大林主义像是追随而不是指导“殖民地革命”的力量。在那里，新的革命的历史动力似乎是“自然”成熟的，而已由列宁引入革命战略的农民群众，却好像是完成了他们的职责。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来说，则仍然是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解释，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危机”这一概念上。危机本身被看做资本主义发展的垄断阶段的表现，在这个阶段，生产力的社会性与对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和私人利用之间的冲突达到了顶点，成为向社会主义转变之前的最后阶段。关于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些国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都由这种冲突来说明。^[24]

　　“总危机”包括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又被分为两个主要阶段。^[25]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是危机的尖锐化时期。危机是因苏维埃国家的出现而发生，因它随后的成长而加剧。危机的具体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极端萎缩，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平行而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建立。前者缩小，而后者没有萧条和混乱，稳步地增长。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以及几乎是整个东欧的市场，已经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此外，资本主义不仅失去了以前占有的很大一部分销售市场，而且失去了以前拥有的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资源。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进入了日益狭窄的基础上榨取和实现剩余价值，因而榨取和实现利润的困难（由于资本的“较高的有机构成”——从总资本来说，也就是由于不变资本部分的增长和工资部分的减少，这些困难已经大大地严重化了）增加了，并迫使最强大的资本主义集团进入瓜分大大缩小了的市场的残酷斗争。这就反过来加重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的冲突。在后期帝国主义阶段，争夺市场的斗争，采取了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征服较弱者的形式，导致了美帝国主义的最高霸权。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在1915年指出的那种趋向已经到了它的顶点*。经济的军事化，帝国主义的“经典”特征，变成了事情的“正常”状态。战争经济，一方面服从于头号资本家的垄断超额利润，同时，即使在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压低了消费品生产的水平，把大量的资本主义投资引向了直接的和间接的战争工业，并因而增加了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的不平衡性。这种危机所影响的正是这种制度的再生产。

　　* 指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发展趋向。——译者注

　　按照上述的解释，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发动了一种连锁反应，它通过加剧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26]。这就是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1930年）和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1956年）时作出的理论结论。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中，这些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结构内部固有的，与一切现象相反，它们再次表现为决定性的东西。苏联马克思主义一贯否认，资本主义在国际上结合成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阵营，就能够“调和”这些矛盾。“超帝国主义”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论调一再遭到强硬的反驳^[27]——像40年前的情况一样。美国垄断资本家要建立一种美国的“世界托拉斯”（world trust）的企图是失败了。尽管有各种结合，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的竞争的冲突仍然在尖锐化；“被征服的”国家设置障碍，并努力夺回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原有地位；联邦德国和日本作为最危险的竞争者重新出现。^[28]马克思所说的决定历史事件进程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导致了帝国主义矛盾的发展和爆发，导致了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军事冲突，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和接近它的最后崩溃”^[29]。

　　人们通常会警告说，不要把形势解释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即将瓦解。因此，特拉克坦伯格（Trakhtenberg）说，虽然要找到经济危机的“出路”日益困难，但并不意味着找到出路就“绝对不可能”，也不意味着延缓危机就“绝对不可能”。他指出，当前在资本主义势力范围内，正盛行着军事经济的急剧膨胀，但他的结论却重申，在资本主义“复苏”的表面下，经济危机的溃散力量仍在继续增长。^[30]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尖锐化的论点，究竞如何才能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提供决定性的方向，这一点是难以弄清的。这一论点被人们重复了30多年，但它显然与事实相矛盾。看来这一论点如此的似是而非，以至于人们容易把它当做宣传而不屑一顾。然而，实际上它又是一个关系到政策制定的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中，资本主义“总危机”（与周期性的“萧条”相区别）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按“经典的”、“正常的”方式发挥作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不能再容忍相对自由的企业和相对自由的竞争，让经济规律自己表现为自由的，即处于盲目的、无政府的状态。“帝国主义”的到来，结束了资本主义的“经典”时期，开始了它的总危机。资本主义制度只有通过扩大具有垄断性管辖和统治的国家控制，进行战争或战争准备，以及“加强剥削”，才能继续发挥它的职能。“总危机”并不意味着崩溃的即将到来和一种革命的形势，而是历史发展的一整个阶段。它意味着在危机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它根本不排除“稳定”，相反包含着把稳定看做正是它的本质的意思。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形势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共存和平行（不是像马克思的学说所设想的，那是说社会主义必然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而产生）。

　　苏联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在1925年的任务所通过的文件，谈到了“两种稳定”：“与资产阶级欧洲的资本主义的部分稳定一起发生的，是苏联国家工业的毋庸置疑的增长和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的加强。”^[31]这些文件所提到的“资本主义的部分稳定”，按照苏联的理论，已经被另一些（甚至是更持久的）部分稳定的形式（持久的战争经济和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形成）所超越，但仍然保持着平行以及与之相应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反常”，只要这种平行还存在，它就可能是苏联决定政策方向的基本因素。而且，在这个方面，“共存”不仅是一种事实的陈述，而且是一种理论的陈述。这种陈述出现于列宁最后的政治指导中，出现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中^[32]，而且从此没有被丢弃过。甚至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与相应地执行不妥协的“僵硬”的对外政策的时期，日丹诺夫也宣称：“苏联的对外政策是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系长期共存的事实出发的。由此可见，苏联与其他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只要相互交流的原则得以遵守。而且义务一旦为双方承担，就会受到尊重。”^[33]共存使得避免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军事冲突成了目的（用苏联的语言来说，这是一种“和平政策”），这一目的必须处于政府整个对外政策的中心，并且必须“决定它的全部基本步骤”^[34]——这不是由于苏联领导者的什么天生的爱好和平的心理，而是由于这样一种冲突会“延缓”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会打破列宁所断言为苏维埃国家生存的前提的“喘息”。正如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标志着历史发展的一整个历史时期，“喘息”亦然：它包括不少于实现把落后东方的文明提高到先进工业国家水平所要求的时间。要是这个目标达到了，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另一个转折点就会达到：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的开始，也会引起西方世界革命力量的复活。

　　在这种分析（只要我们比较一下希法亭、罗莎·卢森堡、列宁和布哈林的理论著作，就可知道这是极为粗糙和表面的分析）的框架内，我们可以看到，自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已经发生了若干更改和修正。起初只是表现为强调方面的不同，这是微不足道的变动，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概念。但是，从斯大林生活的最后时期和他死后苏联的发展来看，这些变更却显出了较为重要的意义，即它们预示了苏联政策中一种长期转变的可能性。这方面的作用，我们将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一章中讨论，这里只作一种初步的陈述。

　　这些变更首先涉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西方世界与苏联阵营之间的矛盾。斯大林主义的政策在总的趋势上是针对东西方冲突实际上比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的情况。后来，在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转变就显而易见了。它首先是由斯大林关于一次理论论战的声明宣布的：他责令党和它的发言人必须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看做决定性的东西。^[35]“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冲突比帝国主义之间的冲突更大，然而“实际上”，后者超过了前者。这种理论与现实互相贬抑的对照，在此竞被用来告诫人们把二者统一起来。的确，在斯大林的论述之后，随着就有对国际形势的重新考察和国内外政策的变化，这在斯大林死后变得更为明显了。斯大林的论述提出，要强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的“正常”活动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困难的依靠，而不是依靠从外部对资本主义地位的冲击。^[36]

　　第二种变更是有关对当代垄断资本主义的估价，特别是有关对现时代苏联的经济和政治作用增强的估价。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否能承认“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这一问题，在战后的讨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瓦加出版于1946年的著作，之所以受到批驳，是由于他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由于他强调出现于美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他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和组织作用的概念，似乎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阶级性，关于通过集中计划克服资本主义的“无政府”性质的不可能性的命题。在苏联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不但是一种思想过错，而且他对于否认资本主义稳定长期有效的革命战略的理论基础，具有削弱的危险。为了维护他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化及其在资本主义“战争经济”中的作用起了变化的命题，瓦加引证了列宁的论述，即“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37]，认为这提出了帝国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新阶段已经不能再用以前阶段的那些不可侵犯的术语来解释了。尽管事实上在随后对瓦加著作的讨论中，这种转变被承认了^[38]，但他的观点却受到了批驳。得到承认的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趋向”，而不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特征的新阶段。^[39]然而，近来的一些文章^[40]，无保留地谈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并且十分强调国家资本主义积极的经济作用——大多是在瓦加以前受到谴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意义上论述的。而且，这种强调的角度似乎也没有很大变化，特别是因为同样的一些文章，都是按照传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术语，一律地强调垄断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及其内外经济的加剧紧张，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超帝国主义”统一的可能性一如既往地受到极大的嘲笑，资本主义的统一性被描绘为在缩小了的世界市场上渗透着剧烈的竞争冲突。但是，斯大林主义理论的这些陈词滥调，现在却出现于对资本主义的一种纲领性的再评价中。对斯大林最后的文章中最集中宣传的命题之一（美国、英国和法国的生产萎缩）的断然反驳^[41]，关于不要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腐朽性的命题作简单化理解”^[42]的警告，以及承认自“列宁时代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43]——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关于国际形势的讨论中——都表明了对斯大林主义时期某些不可侵犯的信条的重新阐述。既然承认由于某些“基本因素”而使工人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使“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有了增长”（虽然这不是“在一种健全的经济基础上”发生的），至少也就暗示了以前对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拒绝承认是无效的。据说这些基本因素主要是^[44]（1）“经济的军事化”及其对一般生产水平的影响；（2）德国和日本战败后，马歇尔计划为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提供了可能；（3）设备现代化和早已过时的固定资本的更新；（4）“对工人阶级剥削”的加剧，主要通过合理化手段和追求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无疑，这些因素主要是在美国发挥作用；而如今在最权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中被如此着重地强调，这就无异于是对美国资本主义力量的一种重新估价。美国共产党的决议草案进而讲到美国资本主义力量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统治阶级还没有被硬逼到不能维持它已经确立的政治统治方式。”^[45]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些经济、政治的因素的确是“基本的”，它足以表明“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的反复估计”是“有害的”、“不现实的”^[46]。

　　但是，请再次注意，这种重新评价对于苏维埃国家的“积极的”意义是重要的。完全不谈这种稳定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健全的基础”，这种资本主义也会实现恩格斯^[47]和列宁^[48]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概念。充分发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49]会比单纯的国家资本主义“倾向”更合乎历史的发展水平，即达到它的不可超越的“极限”。

“总危机”与西方无产阶级

　　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运用了多少传统马克思的范畴去分析西方社会，这个问题在对西方无产阶级的估价中变得特别清楚。在斯大林主义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否认任何资本主义长期稳定的经济基础的存在；后斯大林主义的修改接近于承认这样一种基础（尽管他们认为它是“不健全的”）。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的理论都否认阶级状况有任何根本的变化。它们仍把西方无产阶级看做革命的阶级（虽然不是处于“革命的形势”中），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将其看做总危机中的破坏力量。在苏联第十四次党代会的决议中，宣布了一项作为苏联对外政策中心的“和平共处”政策，但正是这同一决议，又要求尽一切努力加强“作为世界革命基础的苏联无产阶级与西欧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之间的联合”^[50]。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闭幕词中，斯大林通过回忆苏联无产阶级作为“世界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突击队”的作用^[51]，又重谈这个联合的问题。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重申的主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是反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最强大的力量。劳动者的大部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和解，他们的生活水准的提高是按“相对贫困化”的论点来解释的。列宁关于“工人贵族”“腐化”的概念以少许的改动而被保留：苏联社会主义的挑战、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组织的劳动者的力量，迫使垄断资本主义“作出一系列的社会性让步，让步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斗争水平”^[52]。

　　但是，在苏联的理论继续谈论资本主义国家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同时，苏联的政策却已经根据现实状况进行了调整，并且已经把西方无产阶级暂时搁下，等待它作为一种革命力量重新活跃的转折时刻的到来。把无产阶级与其他“爱好和平”的社会集团归并到一起，表明了对历史的基本趋向的认识。“革命阶级”接受了民主改良主义的特性。为了解释和论证这种趋向，苏联马克思主义利用了这一众所周知的理论概念。

　　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观点，1918—1923年欧洲革命运动的失败，以及原先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美国霸权下的屈服，把西欧的革命发展抛回到了一个先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破坏了民族主权、民主权利和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升的资产阶级的巨大进步成就已经被垄断资产阶级所背弃。在这种条件下，被征服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举起并支持“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旗帜、“民族独立和民族主权”的旗帜^[53]，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去接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去恢复先进资产阶级反对反动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因此，西方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符合苏联对国际格局的评价，必须把它看做一种长期性的特征，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就这样，“最低纲领”被纳入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公式中：“对于现时代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维护民族主权和反对外国奴役威胁的斗争，已经变得极其重要了。”^[54]不是“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倡导为苏维埃国家与跟随本国共产党的群众之间提供了一种脆弱的联系（不过，对历史“主体”中的变化来说，乃是一个良好的标志），而且这种纲领是用来激化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一种手段。

　　“联合阵线”^[55]的政策属于同样的概念。它受着“组织起来了的资本主义”这一客观条件的支配，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已经使得劳动阶级的大部分成为新的繁荣的受益者，因而似乎也为改良主义和反革命的态度提供了一种最新的正当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历来所主张的，如果革命的成功靠的是赢得大多数，不仅是无产阶级而且是人民的大多数，那么，共产党的战略就必须根据大多数人不革命的条件进行调整。只要非革命的条件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阶段，联合阵线的政策就是一种基本的战略，即使在领导分散时也不能抛弃。事实上，至少自1934年以来，联合阵线就已经成了苏联政策的一个目标，虽然作用的重点和范围发生过好几次变化。对于联合阵线的评价具有决定意义的，不在于它是不是针对普通百姓或者是不是也针对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的领导，也不在于它是不是针对这些集团以外的某些或全部“资产阶级政党”，而在于这种政策是不是可能改变共产党的性质。甚至这一政策的成功与否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可能的非共产党的联盟者的态度取决于西方社会起作用的程度，所以只要这个社会还在发生着影响，联合阵线就不能不仍然是早产或具有“地方局限”的。如果情况不再是这样，联合阵线的政策就几乎是多余的了。然而，单是达到联合阵线的持续努力就会使共产党的某些重要方面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继承者。^[56]当后者倾向于失去工人阶级的特性而接近于中产阶级政党的特性时，这就可能出现一种真空，在这一真空中只有共产党人才可能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而出现，但这种利益又反过来召唤非革命的代表。这种趋向在法国和意大利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苏联共产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宣布走向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的可能性^[57]，实际上是令人回想起了恩格斯给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France）所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曾长期作为社会民主党战略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如果不是因为各国共产党的利益与苏联共产党的利益的一致性，不是因为对付共产党的种种政治对策，这种趋向还会更加强大。

　　鉴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基本要素的经久不变，人们必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之间是否有“破裂”？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最初年代与充分发展了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由于专政的发展不是属于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这种差别就很快表现为极权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稳步增长。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规律的话，那么，从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向斯大林主义的转变就很适合这一规律。西方革命的“延迟”和资本主义的稳定助长了苏联社会结构中的质变。列宁试图通过先于社会主义解放的工业化建设（集中体现在他的社会主义就是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的定义中），即苏维埃国家的地位优先于苏联工人^[58]，来抵消一个落后国家内革命的孤立性。列宁逝世于德国法西斯主义上升之前，此后，他曾经力图取得的“喘息”似乎只延续了一段更短的时间。斯大林推进了列宁看做保持苏维埃制度的先决条件的“文明”纲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达到高峰之时，恰好是希特勒政权巩固之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苏联文明已经进展到了足以抵挡一个先进工业国家最强大的战争机器的地步。从那种空前的破坏来看，战后重建工作的速度是惊人的，但在另一个国际阵营里，重建也是这样进行的。战争结束时的苏联政策，以其一系列的占领和“来自上面的革命”，不顾各个国家固有社会力量的格局，表明斯大林不相信一种革命制度正在欧洲成熟起来，或者苏维埃国家的长期保存可以依靠殖民地的革命。不过，列宁的指示仍然有效，而且它确定了在社会主义“最初阶段”苏维埃国家的压倒一切的目标。这就是奉行一个公式，“在经济上也超过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59]。所以，在压制人的潜力的同时，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继续增强物质和技术的潜力，苏联社会在继续发展。

　　但是，正是斯大林主义文明的成就导致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所明确规定了的僵局。按照这种学说，战争经济为日益加剧的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提供了一条出路，但是这样建立的资本主义的巩固是不稳定的和短命的，而且必定会在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中被打破。然而，要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之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的话，这个敌人增长着的力量与扩张要求保持一种“持久的”战争经济或备战经济，使得帝国主义的力量得以联合，而同时技术的进步又保证了资本主义既能维持这种经济，又能使生活水准不致显著下降（或许还能有所提高呢），那么，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形势，即恰恰是苏联势力范围的增长支撑着“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统一与稳定。苏联方面不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政策，就不能打破这种僵局，而这反过来又得靠苏联社会相应的前进。政策上的这样一种变化——目的在于瓦解资本主义的稳定所赖以支撑的“战争经济”——的先决条件是苏联达到了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水平，使得它能“放松”其不妥协的、攻击性的战略。只有这样一种放松，而且有计划地长期坚持下去，才有可能粉碎国际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使资本主义体系回复到“正常状态”，即其内部矛盾应该成熟并最终爆发。从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开始并在1955—1956年获得的契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变化，表明了政策上将要发生的转变。转变的时间不是苏联领导者斟酌决定的，斯大林的去世也不是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必须把决定的因素看做存在于恢复“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态势的先决条件的实现之中，即对于苏联社会来说的先进工业文明水平的达到之中。我们认为，如果近来政策的变化表明，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估计，这种先决条件现在业已具备，那么这些变化就会在国际共产党的发展中开辟一个本质上的崭新阶段。

　　下面几章将概括地评述斯大林主义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并且试图把它们与苏联社会建设中的基本倾向联系起来。

注释

^[1] 参见米高扬（Mikoyan）于1956年2月16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in 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ü Sovetskogo Soiuza：Stenograficheskü otchet（苏共二十大：速记报道）（2 vols.；Moscow，Gospolitizdat，1956），I，319-321；参见赫鲁晓夫（Khrushchev）2月14日的演说，in ibid. ，I，14-20；又见New York Times，1956年2月19日；及赫鲁晓夫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as broadcast by Moscow Home Service，p. A-47）。

^[2] “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Slogan”（written in 1915），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House Document No.619，Supplement I（Washington，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8），p. 29；Lenin，Selected Works（12 vols.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7-1938），V，14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3] “Voennaia programma proletarskoi revoliutsii”（The War Program of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in Sochinenüa（著作集）（3d ed. ，30 vols. ；Moscow，Institut Lenina，1928-1937），XIX，32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8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又见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9），p. 169。

^[4] 他在俄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农村政策的演说，1918年3月23日，见Sochinenüa（著作集），XXIV，16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6卷，182～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 比如“Two Tactics of Social Democracy”（写于1905年）中的矛盾的陈述，Selected Works，Ⅲ，75。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1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又见the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n the National and Colonial Question to the Second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1920，in Selected Works，X，239—244。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Sochinenüa（著作集），XXII，482。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4卷，235～2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 “O‘levom’rebiachestve i mel’ koburzhuaznosti”（On“Leftist”Infantilism and Petty-Bourgeois Attitudes），Pravda，May 9-11，191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4卷，281、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8] In Selected Works，IX，39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89～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9] 1915年，在他的论文《论欧洲联邦口号》（The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Slogan）中，列宁写道：“与美国相比，欧洲整个说来意味着经济上的停滞。……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Selected Works，V，140-141（着重号为作者增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3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 Selected Works，IX，39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按照斯大林主义的理论，由于共产主义力量的巨大增长，这种“分裂”表现为不是对“帝国主义者”，而是对共产主义者有利，是一种成功。

^[11] Ibid. ，IX，398（着重号为作者增加）。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2] Ibid. ，IX，399。喘息或“歇口气”的概念，在1920年苏联内外政策中开始起决定作用。参见E. H. 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3 vols. ；London，Macmillan，1953），Ⅲ，318 ff。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3] Selected Works，IX，400-40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3卷，391～3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14] Sochinenüa（著作集），XXVI，14-15。译本见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Ⅲ，331。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0卷，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 材料取自：（a）共产国际的纲领、论文和决议；（b）已经被列入必须遵守的“经典”中的苏联领导者的某些理论论述；（c）苏联经济学家的重要讨论和文件，特别是1947年（瓦加论战【the Varga controversy】），1949年和1950年的讨论，以及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后《经济问题》（Voprosy Ekonomiki）上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分析。具体的出处，将在下面注明。

^[16] Thirteen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intern：Theses and Decisions（New York，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1934），pp. 3f. ；Dimitrov’s report to the Sev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Comintern，1935，in United Front Against Fascism（New York，New Century Publishers，1935），pp. 5-7.

^[17] Political Repor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0），pp. 10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上卷，3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8] Capitalist Stabilization Has Ended；Thesis and Resolutions of the Twelfth Plenum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New York，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1932），p. 7.

^[19] O. Kuusinen，Prepare for Power（New York，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1932）p. 40.

^[20] Capitalist Stabilization Has Ended，p. 16.

^[21] Ibid. p. 22.

^[22] Ibid. p. 17.

^[23] 见日丹诺夫于1947年9月在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House Document No. 619，Supplement I，p. 216。“政治力量的一种新的联合已经兴起”。日丹诺夫继续说明，“帝国主义阵营”中的西方和远东、中东国家在一切主要问题上追随美国的领导。

^[24] 关于以下的论述，请参见：M. Rubinshtein，“Osnovnoi ekonomicheskii zakon sovremennogo kapitalizma，”Voprosy Ekonomiki，1952，No. 10，pp. 38-55；I. Lemin，“Obostrenie protivorechii i neizbezhnost’voin mezhdu kapitalisticheskimi stranami，”Voprosy Ekonomiki，1952，No. 12，pp. 34-53；and I. Trakhtenberg，“Osobennosti vosproizvodstva i krizisov v sovremennom kapitalizme，”Voprosy Ekonomiki，1952，No. 10，pp. 69-85。

^[25] 例如，G. V. Kozlov，“Obshchii krizis kapitalisma i ego obostrenie na sovremennom etape，”Voprosy Ekonomiki，1952，No. 4，pp. 68 ff。

^[26] I. Lemin，“Obostrenie protivorechii i neizbezlmost’ voin mezhdu kapitalisticheskimistranami，”Voprosy Ekonomiki，1952，No. 12，p. 44，该书为针对瓦加的著作采取的粗暴行为提出了理由，瓦加的著作是Izmenenüavekonomike kapitalizma v itoge vtoroi mirovoi voiny（Moscow，Gospolitizdat，1946），See p. 66 below。

^[27] Ibid. ，p. 45.

^[28] Ibid. ，p. 40.

^[29] Ibid. ，p. 53.

^[30] I. Trakhtenberg，“Osobennosti vosproizvodstva i krizisov v sovremennom kapitalizme，”Voprosy Ekonomiki，1952，No. 10，p. 85.

^[31]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üa（B）v rezoliutsüakh i reshenüakh s”ezdov konferentsü，i plenumov TsK（2 vols. ；Moscow，Gospolitizdat，1936），Ⅱ，27.

^[32] Ibid. ，Ⅱ，48.

^[33] Report at the Cominform conference，September，1947，in The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World Communism，House Document No. 619，Supplement I，p. 219.

^[34]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üa（B），Ⅱ，48.

^[35] “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SSR，”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ed. By Leo Gruliow（New York，F. A. Praeger，1953），pp. 7 ff. 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5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6] 有关“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命题的变更，参见pp. 161 f. below。

^[37] In the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of State and Revolution（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2），p. 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1卷，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8] 这里讨论的英译本参见Soviet Views on the Post-War World Economy（Washington， D. C. ，Public Affairs Press，1948）；see especially p. 9.

^[39] E. Varga，“The Decline of British Imperialism，” 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Ⅱ，No. 32（September 23，1950），pp. 3 ff.（节自Voprosy Ekonomiki，1950，No. 4，pp. 48-71）。

^[40] V. Cheprakov，“Burshuaznye ekonomisty i gosudarstvenno-monopoliticheskii kapitalizm”，1955，No. 9，pp. 134-147；and V. Cheprakov，“Leninskaia teoriia neravnomernosti razvitiia kapitalizma i obostrenie mezhimperialisticheskikh protivorechii v poslevoennyi period，”Voprosy Ekonomiki，1956，No. 4，pp. 30-47.

^[41] 参见米高扬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ü Sovetskogo Soiuza，I，323。虽然斯大林的名字特别地在米高扬演说的广播中被提到，但在代表大会的官方报告中被略去了。

^[42] Khrushchev，in ibid. ，I，15.

^[43] Mikoyan，in ibid. ，I，323.

^[44] 参见赫鲁晓夫的演说，in ibid. ，I，15-16，及赫鲁晓夫在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as broadcast by Moscow Home Service，p. A-17）。

^[45]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3，1956.

^[46] Ibid.

^[47] “Anti-Dühring，”in A Handbook of Marrism，ed. by E. Burns（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5），pp. 292 ff.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0卷，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8] 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33），pp. 7，14，1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7卷，4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9] 其主要特征在Cheprakov，“Leninskaia teoriia neravnomernosti razvitiia kapitalizma i obostrenie mezhimperialisticheskikh protivorechii v poslevoennyi period”中有所概括，Voprosy Ekonomiki，1956，No. 4，pp. 30-47.

^[50] Vsesoiuznaia Kommunisticheskaia Partia（B），Ⅱ，48.

^[51] Current Soviet Policies，p. 235. 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6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52] V. Cheprakov，“Nekotorye voprosy sovremennogo kapitalizma，”Kommunist，1956，No. 1（January）. 又见赫鲁晓夫1957年11月6日的演说（as broadcast by Moscow Home Service，p. A-47）。

^[53] Stalin，in Current Soviet Policies，p. 236.

^[54] P. Fedoseev，“Socialism and Patriotism，”in Current Digest of the Soviet Press，V，No. 28（August 22，1953），4（摘自Kommunist，No. 9 【June，1953】，pp. 12-28）。

^[55] “联合阵线”这里只是就它联合东西方的作用，而不是就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来讨论的，它对于后者有着很不相同的意义。

^[56] 参见p. 242 below。又见“The Joint Communique of Communist and Workers’Parties，”New York Times，November 22，1957。

^[57] Khrushchev，at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in XX S”ezd Kommunisticheskoi Partü Sovetskogo Soiuza，I，38 ff. ；Mikoyan，in ibid. ，pp. 312 ff.

^[58] 这种态度的最显著的例子（后为托洛茨基所充分认可），参见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Ⅱ，到处可见，特别是第93、188、213～216等页。

^[59] 1939年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着重号为作者增加），参见《斯大林文集》（1934—1952），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又见他在战后1946年2月9日的讲话，参见Pravda，February 10，1946。参见《斯大林选集》，下卷，496～4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这个公式也从N. Voznesenskii的Voennaia Ekonomika SSSR v Period Otechestvennoi Voiny（Moscow，Gospolitizdat，1947）得出结论；但人们之所以否定这部著作，并不是由于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