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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
（未经本人审阅）
（1966年5月5日）
时 间：1966年5月5日下午5时至7时45分
参加人：
阿方：谢胡、卡博、凯莱齐、纳赛
中方：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
翻 译：范承祚、夏成之
记 录：
中方：徐瑞新、穆宗懿
阿方：弗雷托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欢迎谢胡同志和代表团的同志们。霍查同志身体好吗？
谢胡（以下简称谢）：好。谢谢！霍查同志要我们转达对毛泽东同志的问候。
主席：谢谢！
谢：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看到你的身体很好，很高兴。
主席：我的身体不坏。但是马克思总是快要请我去的。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社会民主党会篡夺领导。就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不过他有两代，有斯大林这一代。斯大林基本上是继承了列宁的原则的，斯大林完全没有料到他一死就大反斯大林，其实也是反列宁，也是反马克思、恩格斯，也是反对我们这些人。不是反对你们阿尔巴尼亚吗？欺负你们，不给你们粮食，说他们可以把粮食喂狗。
谢：说阿尔巴尼亚只能活15天。
卡博（以下简称卡）：赫鲁晓夫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
主席：赫鲁晓夫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他自己统治了10年就被赶走。所以，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陈独秀在1927年叛变了。同年11月，瞿秋白搞盲动主义，把我开除出中央政治局，传出来就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我就成了民主人士。他没有搞几个月嘛。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盲动主义搞了4个多月。
主席：4个月就垮了。我又恢复了党籍。并且后来还升了官，“六大”从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政治局委员。第三朝就是李立三，他现在在北京，还是中央委员。他搞的时间更短。
周：6月到8月，3个月。
主席：6、7、8月。他的办法是把我赶出红军，调到上海。我的办法就是不走，我说请求中央免调。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万红军。1927、28、29、30年3年半的时间，开起会来只有我一票，一票就是很多的嘛。
谢：如果在正确的道路上的话，就是这样。
主席：我就不听他们的。有些没有见过李立三的人，他们听话。我说了立三这个人我不仅认识，不仅见过，而且很熟。他在我的手下做过1年工作。
很怪，后来说通了，我由1个人就变成了2个人，由2个人变成了1个军团。然后又说服另外1个军团，就是彭德怀。第四朝就是王明路线，他统治了4年之久。
周：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
主席：那个时候一个鬼都不上我的门，有一个鬼上门就算是我有群众。对我的称呼叫作“丝毫马列主义也没有”，而他们自己是100%的马列主义。一个是那么多，一个是一点都没有，丝毫都没有。
谢：按他们的说法。
主席：对这些同志，我倒要感谢他们。当然，有些不是同志，比如陈独秀、瞿秋白，后来陈独秀变成了托洛茨基主义者。
结果，经过遵义会议，我这个菩萨本来蹲在屎缸里头臭了的，怎么样一弄，水洗了一下，又香起了一点。在长征中又遇见张国焘，他有一个中央委员会，我们有一个中央委员会。这个人现在在香港，替美国人工作。当时他是政治局委员，四方面军的领袖，一个方面军的领袖。
30万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剩下25000人。这25000人的质量超过那30万，因为大家得到了教训。25000中国里，是12500公里，等于地球的直径。把12500公里乘圆周率（3.1416）就是地球的表面周长。我们这些人都走了地球的直径12500公里，这个时候就比较有经验了。
1927年陈独秀叛变和革命失败到1937年，10年中有三次“左”倾路线，革命又受到很大的挫折。综合这两方面，我们就有了经验教训。以后在抗日战争8年中，由两万多军队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人口差不多有10000万。以后日本人跑了，蒋介石打我们，我们只花了3年半的时间就把他赶到台湾去了。这样中国就基本上统一了，还不能说完全统一。在党内还有彭德怀、王明。以后有高岗、饶潄石这些集团分裂出去了。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这一批分裂出去的有几个中央委员，其中有两个政治局委员。所以，事物不断地分化，不断地一分为二。一块铁板？没有那么回事。彭德怀犯了多次路线错误，我们还信任彭德怀，我们还用他。譬如西北，延安、西安一直到新疆作战的那个野战军就是他统帅的。譬如抗美援朝我们出动100万军队，那时林彪同志有病，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用邓小平同志去指挥，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西湖，后天你们就要去），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1亿人口。国民党云南总司令现在还在北京，叫卢汉，他现在有吃饭、拉屎、睡觉三项任务。这样的人（国民党的将军）养得还不少，几十个，就是吃饭、拉屎、睡觉三项任务，别的事不做。他们也学习，但越学越笨。倒有一个皇帝（溥仪）比较学得好一些，可惜他现在有病，害了毒瘤。你们这些人尽跟我们这些人打交道，为什么不看看他们？国民党的将军、中国末代皇帝、上海的资本家。你（指纳赛）当大使要各方面都研究嘛，工人、农民、商人、士兵、学生、反革命。你只搞一方面，不研究反革命的一面，你只打电报回去报喜不报忧，那也危险。去年12月，我们发现总参谋长罗瑞卿是反党的，现在又发生彭真反社会主义的问题。那个文件还没翻出来吧？
周：已经有初稿了。
主席：有中央文件给你们看，有些材料还要翻译。
周：社教的材料已经给他们几个了。
主席：鉴于中国的教训，有革命就有反革命，没有反革命就没有革命；有左派就有右派，左派是对右派说的，全中国都发展成左派那还得了？事物不是那样的，它总是两个方面。在苏联，说什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一致，或者说，只有同外国帝国主义有矛盾，国内没有矛盾。刚刚讲过几年，结果就大杀人，出了那么多反革命。
周：在苏联1936年宪法宣布以后。
主席：1936年到1938年只一年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同志是不理解马列主义的。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就可能起来。假如中国没有斯大林的话，两代都够不上，只有一代。因为我们这些人年龄都差不多，或者有病，不比你们，你们还是上午的太阳，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来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谢：这个问题你们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不取决于年龄的问题。
主席：可能是这样。
谢：我们是这样想的。
主席：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
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种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更主要的一面，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讲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长期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方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等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等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我看，中国变成修正主义法西斯国家也好，走向反面嘛。那你们就来反对嘛。但是，中国人民，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会潜伏不动，待机而起，有一天总要把修正主义法西斯反革命推翻。这是讲第一个可能。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1921年到1966年45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潄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一共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至于党员叛变的那就成千成万。害病可以吃“霉素”。我今年只害了两次病，一次是1月害了一个月；第二次是4月害了一个月。但是，我还没有死。最近我吃了74片“霉素”。化验的结果，我气管里有链球菌，两次化验（上海一次、杭州一次）都是一个结果，这种细菌就是修正主义、反革命。而74片“霉素”一下去，还不是整掉了？但是，害病的时候我能够吃饭，也能睡觉。那是局部的病，你们就一点病都不害？一辈子没有生过病？
谢：我们也有。我们生过病，而且现在还在生病。
卡：经常要治。
主席：治呀，治反革命啊，治赫鲁晓夫，治彭真，治罗瑞卿。罗瑞卿是他（指林彪）的部下，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我是军委主席，他是第一副主席。1961年到1965年他跟罗瑞卿斗争了5年，也是吃“霉素”啊，治不好。到去年12月，“霉素”就起作用了。罗瑞卿跳楼想自杀，他又不愿意头往下跳，他用头先下去，不是很好吗？他不是，他用脚先下去。结果，脚坏了。要整这些反革命（党内、党外）。我们现在要整党内的、政府里面的、军队里面的，罗瑞卿是军队的，彭德怀是军队的。政府里面很多，不过不占主要地位。所以，很有希望，不要悲观。第一种可能性也不要排除。全世界人民（包括苏联、东欧、西欧）总是要革命的，将来什么修正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什么资本家统通要灭亡。
谁人叫纳赛？就是你（指纳赛）吗？你，纳赛尔也要灭亡，跟美国人勾结。我是讲阿联的那个纳赛尔。
谢：他的名字后头少一个字母，要不然就像纳赛尔了。
主席：纳赛就是差那么一点。
谢：那一点就是分界线，一个革命的，一个反革命的。
主席：你（指纳赛）是革命的，我清楚。才别相信反革命那么厉害。我们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前是清朝，辛亥革命以后就是袁世凯，北洋军阀，各省军阀，然后蒋介石统治。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群众作基础，都失败了。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反革命不会闹起来的，闹起来也不要紧。赫鲁晓夫混了10年，他不是倒了？把阿尔巴尼亚开除，然后反对中国。好，结果他自己把自己反掉了，赫鲁晓夫是自己把自己反掉的。现在，赫鲁晓夫的接班人们又要把自己反掉。他们说我们孤立，他们有六十几个党发表声明骂我们。我们也不少，有几十个马列主义小组（有的是小组，有的是个别人），我们是多数，全世界那些受苦的人，那些吃饭吃不饱的人是多数。
怎么样？你们可以讲嘛，讲民主嘛，不讲独裁嘛。
谢：毛泽东同志的看法，你的思想对我们的教育很大，是我们一所大学校，是我们党的一所大学校。当你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像看到一部反映中国整个阶段的光荣的党史。两个世界、两种思想的斗争。
主席：两个阶级。
谢：对。你们党的历史比我们党的历史长，从数量上来说，从质量上来说都比我们党的历史伟大。
主席：不一定。
谢：事物内部的斗争，在我们那里也出现了两种思想的斗争、两种敌对阶级的斗争和两种世界的斗争。
主席：你们一个女的不是到中国来过吗？叫什么呀？
周：贝利绍娃。
谢：她是一个叛徒。她同刘少奇同志谈过话以后，就跑到苏联大使馆向契尔沃年科全部都汇报了。霍查同志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写了一个电报给纳赛（纳赛当时是驻苏联大使），要他把电报赶快转给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在蒙古）。上面只写了两句话，“问题重要，别跟苏联人讲”。我们这个大使就离开莫斯科，跑到蒙古，找到这个女人贝利绍娃，把这个信交给她。可是，其他人不知道。她在这里跟刘少奇同志谈了以后，就跑到苏联大使馆跟契尔沃年科全部汇报了。第二天，在乌兰巴托的群众大会上，她违反我们党中央的路线讲话，实际上是回答霍查同志的指示。她说，阿尔巴尼亚如果没有苏联的话，24小时也活不下去。在苏联《真理报》、《消息报》上用黑体字报出来。她一到莫斯科，就把霍查同志给她的指示信交给了勃列日涅夫和科兹洛夫。现在这个人开除出党了。
主席：这个人还在吗？
谢：还活着。
主席：这个办法好，少杀一些人。
谢：我们现在不杀人了，过去杀。
主席：给他四大任务，吃饭、拉屎、睡觉、劳动改造。
谢：前面这三个都执行了，吃饭、拉屎、睡觉，现在还没有让她劳动。
主席：三大任务。
谢：她的丈夫过去是中央委员、农业部长，也开除出党了。
卡：揭露了她并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加强了我们党。
主席：对。有一个或者几个反面教员，对你们这个党很有好处。
谢：对。反面教员方面，铁托“教”过我们，赫鲁晓夫“教”过我们，我们国内的叛徒“教”过我们。
卡：从1948年到现在，这些叛徒有的甚至于钻到党中央、钻到政治局。
主席：基层也有，我们国家有的党支部书记可是了不起，他就称王称霸。地主阶级两包纸烟就可以收买一个支部书记，一斤猪肉也可以收买一个支部书记。
谢：完全正确。在我们那里也有这种情况，用钻进党内来的办法给我们施加影响。就是说，阶级斗争在继续着。所以，我们说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很重要，不仅对中国党具有现实意义，对于阿尔巴尼亚党以及全世界要搞革命、维护革命的党，对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很重要。
主席：马克思的教导，列宁的教导，斯大林的教导。特别是列宁讲了两条：被推翻的阶级长时期要强于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在产生资本主义。现在我们不用这句话了，我看要多用。
周：“九评”上有这个话。
主席：一篇文章不行，要经常讲，这是真理。被推翻的阶级长时期强于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
周：还有革命的分子蜕化变质。
主席：考茨基前半生曾经是很革命的，他的书我也看过，还不是革命分子呀？后来还不是反革命。普列汉诺夫前半生也是革命的，后半生他还不是变成白党（孟什维克）了？白党就是资产阶级嘛。那个时候列宁不注意农村调查，连农村土改纲领都没有，只好把社会革命党的纲领当作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来使用。那个时候能团结的人还是团结他们，团结“民粹派”。列宁也长期团结考茨基，一直到他（考茨基）投票支持“德皇宣战”才跟他（考茨基）闹翻。不是有一本书吗？
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
主席：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本书。我们一些老干部只讲薪水，只讲礼拜六回去休息，精神萎靡不振，不想革命。这些人还相当多。这些人也是三大任务，他不革命，你有什么办法？有些人，我们只好给他饭吃。你要跟他斗争他就耍赖。有那么一部分人不搞革命了，他说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是以前干过革命的，你哪个人敢动我呀？
谢：宣扬他们的过去，利用他们的过去。
主席：你要讲他是反革命，也不是。
周：革命意志衰退。
主席：革命意志衰退。你讲他是修正主义他不承认，他也没有纲领。
现在我们的大学要改革，不要读那么多年了。军事学校，打仗就是军事学校。我们现在所有的军区司令都没有进过什么军事学校。譬如我们的国防部长，他是进过军事学校的，9个月吧？
林彪（以下简称林）：连入伍生的3个月在内。
主席：3个月入伍期，6个月军校训练。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罗瑞卿也是蒋介石的学生。这两个人两个阶级，就发生了斗争。我们大多数的军官，现在的团长、师长、军长、军区司令、军种司令、兵种司令，过去多数不识字，部分稍识几个字。我们林彪同志读过小学，又读过3年中学，又读过6个月的军事学校，蒋介石的学生，可了不起呀！至于我们这些人，都没有读过大学。
大体上说，我们中央委员会没有几个大学生，陆定一是。
周：有几个。蒋南翔、李昌，等等。
主席：蒋南翔是高等教育部长，这个人现在还好。宣传部长陆定一坏了。
周：我们还没有告诉他们。
主席：你们还没有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呀。
周：还没告诉他们。
主席：现在叫他到北京跟彭真一起开会，开文化革命的会议。宣传部长是不让他做了。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又是副总理，也是书记处书记，也给他三大任务；彭真也是三大任务，罗瑞卿也是三大任务。
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能教育我们，还有一个教员就是反革命。我们这些人只是懂得几句马列主义不行的，蒋介石杀人，日本人杀人，美国人杀人，把我们杀得没有路走。我本来是当小学教员的，后来进了共产党也没有准备打仗。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城市里面搞惯了。没有想过我自己要去打仗，我们这些人都是，只有他（指林彪）是学打仗的。
林：也是“五卅运动”北洋军阀镇压革命的时候我跑去的。
主席：你进“黄埔”是哪一年？
林：1925年冬天。
主席：他（指林彪）是蒋介石的学生；他（指周总理）是蒋介石的政治部主任、党代表。
周：我是政治部主任，并代理党代表。
主席：蒋介石当军长，汪精卫当党代表，不到任，他（指周总理）代理汪精卫。汪精卫后来跟日本人在一起在南京当汉奸，是南京汉奸政府的头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汪精卫当宣传部长，我当副部长代理部长，我也当过胡汉民的秘书，那是个大反革命。所以，我这个人你们不要以为我那么了不起。
谢：你是在毒蛇身边生活过的。
主席：所以，反革命没有什么了不起，有的时候这么一下（主席做了一个轻轻一点的手势），他就倒了。有的时候要这样一下（主席做了一个重击的手势），他才倒。总之，你不推他他是不倒的。我说跟扫房子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跑，它为什么要跑？你扫帚没来嘛。等于脸上的灰尘一样，你不洗脸它总是照例不跑。现在许多人都用肥皂，我是一辈子不肥皂的。但是我在洗脸，灰尘爬在我们的脸上，反革命爬在我们脸上。
谢：这是形象的说法。
主席：对。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也很忧虑，说不愁、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我这样的经验很多，愁了一晚上毫无办法，睡觉起来，头脑清醒了，同志们大家议论、谈谈，就想出办法来了，又很高兴。这是讲打仗的那个时候。是蒋介石、帝国主义帮助我们投入到战争里去的，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做梦也没有想去打仗。可是，一打仗就打了22年。人们说我是个文人，我说不对，我是一个武人。因为蒋介石教会了我打仗，日本人教会了我打仗，美国人教会了我打仗；教会了我们全党打仗。一打就是二十几年，如果包括抗美援朝就是25年。所以，我不是文人，是武人。修正主义、帝国主义说我是好战分子，一点不差；说我们这些人惟恐天下不乱，的确是；越乱越好，帝国主义在全世界教育了人民。
吃饭吧。
谢：毛泽东同志定吧，随你的便。
主席：请你们吃饭。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第一条真理。
（以下为吃饭时的谈话记录）
主席：我们的一个历史学家叫范文澜，他是一个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反对我们的（人）。
谢：我们看到毛泽东同志身体这么好，我们很高兴。
主席：不好。
谢：我们看你可是很好。
主席：形式主义。
邓小平（以下简称邓）：最近帝国主义、台湾正在造谣，说毛主席病了。
主席：说我快死了。
周：主要是最近几个月没有见客人。
卡：1个月以前，在阿尔巴尼亚我们也收到一条外国消息说，毛泽东同志病重了。
谢：毛泽东同志今天接见我们的消息一登，就辟谣了。
主席：不登也可以辟谣，反正能吃饭。
谢：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能够身体好，长寿。
主席：3年计划。（站起来祝酒）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包括你们的贝利绍娃、我们的彭真之类。祝霍查同志万岁！
谢：祝你寿比南山。
主席：你们读过美国的历史吗？
谢：读过一些，不是系统读的。
主席：1775年，华盛顿起来打英国的时候，只有300多万人口。到1860年的时候，也只有500多万人口。而英国那个时候大得很，除开它本国以外，有印度这样的大国，有加拿大、澳洲这样的殖民地。
谢：所有的殖民地。
主席：所以，小的打倒大的是历史规律。没有枪的打倒有枪的，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十月革命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只有8万党员。没枪怎么办？还不是从敌人手里夺取。
你们这个民族是不是跟土耳其比较接近？
谢：土耳其统治了我们约500年，一直到1912年。
周：1912年。20世纪初期才解放的。
主席：拿破仑打到莫斯科是1812年。
谢：对，就是在法国人打入莫斯科以后的100年，1912年阿尔巴尼亚独立了。在15世纪中叶，阿尔巴尼亚的民族英雄斯坎德培同土耳其打了25年的仗，打败了土耳其。后来这个民族英雄死了，土耳其就统治了阿尔巴尼亚。
卡：斯坎德培死了以后，有70万阿尔巴尼亚人迁到意大利去了。现在在意大利还有这个民族。
谢：当1913年确定阿尔巴尼亚边界的时候，又有100万人被划到南斯拉夫去了。
主席：马其顿？
谢：马其顿也有。主要是在门的内哥罗地区（黑山）。
在整个世界上阿尔巴尼亚民族有300万。但是，我们是这样认为的，同中国人民在一起，我们有七亿二百万人口。
毛泽东同志，请允许我举杯。（站起来祝酒）毛泽东同志祝了一杯酒，很着重地指出了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我们受我党、我国人民和霍查同志本人的委托，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党保证，我们一定同你们一起坚持斗争，直到彻底的胜利，“彻底”两个字写粗体字。在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四个斗争中，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最大的愿望是希望毛泽东同志长寿。那怕是我们把自己的寿命给你也好。也许你会说我是唯心主义。
祝毛泽东同志万寿无疆。
主席：祝你们呐！霍查同志，谢胡同志。
中国人太多了，没东西吃。赫鲁晓夫讲，喝大锅清水汤，五个人穿一条裤子。
谢：他骂我们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卡：他们现在是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葛罗米柯和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跑到意大利搞交易，搞汽车公司。
主席：（主席脱衣服）你们讲礼貌，我不讲。讲什么礼貌嘛。
谢：我们不热，并不是讲礼貌。
他（指纳赛）是搞外交的，是他教会我们搞礼貌的，他在礼貌方面挥舞指挥棒。赫鲁晓夫教会他的，他跟赫鲁晓夫合作，他当过驻苏大使。
主席：被赫鲁晓夫赶走的是不是就是他？
谢：说他是不受欢迎的人。
主席：敬你（指纳赛）一杯酒，因为你是被赫鲁晓夫赶走的。
谢：毛泽东同志，你们这次给我们特别盛大的欢迎，使我们深受感动。
主席：都是做给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看的，表示中国人民欢迎你们，向他们示威。
谢：我们阿尔巴尼亚人民，以霍查同志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将不辜负你们每一次对我们的感情，特别是不辜负你们这一次对我们的热烈欢迎。
主席：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反对那些叛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子。
我们现在供应修正主义猪肉，跟他交换木材。
卡：蒙古人供应不起他们肉了。
谢：特别是勃列日涅夫跟蒙古签订条约以后，勃列日涅夫要把部队开到蒙古去，吃蒙古的肉。
主席：不知道开了多少兵去？
周：约两个师。
主席：我们准备他们打到北京来，新疆、东北、西北，黄河以北归苏联，黄河以南归美国，两个国家瓜分中国。
离了纸烟不行，纸烟也是粮食的一种，你们都不要啊？
谢：我一直抽烟，抽到1960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就不抽了，医生说应该戒烟。
主席：走向反面呐。我的医生就是他（指医生），他不反对，他抽得比我还多。（笑）
周：很多医生反对别人抽烟，但是他在屋里比别人抽的更凶。他叫别人卫生，可是他自己也不卫生。卫生讲得那么凶，也不科学。
主席：可不要迷信医生，我是跟我的医生订了条约的，不发烧就不要理我。他的话我顶多听50%。
谢：仅仅50%？
主席：还不到，三分之一。我听我自己的。
卡：这是个秘密吗？外面人不知道吧？
主席：我经常讲嘛。
周：自己知道自己比医生知道的多，医生有很多的主观主义。
主席：医生自己也说没有什么，不要迷信医生，因为他自己就不迷信自己。有些人是专门吓人的。
谢：毛泽东同志，你一天抽多少烟？
主席：平均每天21支。
谢：霍查同志比你多一倍，他抽的就是中华牌的。他从1956年到过中国以后，10年了，就抽中国烟。
主席：那我有一个好朋友了。
谢：他把你也看作是他的了朋友，他把你看成是他的伟大的老师。我们跟霍查同志任何矛盾都没有，就是在这一点上有矛盾。我们不叫他抽烟，他就是抽烟。他说，如果你们能够说服毛泽东同志不抽烟，我就戒烟。就这样，我们就解除了武装。
主席：他是学马克思的，你们是学列宁的。
有些看法我们是一致的，比如对苏修二十三大没有交换过意见吗？
谢：完全一致。不仅是在对二十三大问题上，对所有的问题都是完全一致的。
主席：那也不见得吧？在抽烟上就不一致。（笑）
谢：这是人民内部矛盾。
卡：这不妨碍革命。
主席：可以这样说。
周：对于半修正主义的意见，也是一致的。
谢：昨天我们得到国内的一个通知，说捷克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党的代表大会，我们的同志连邀请书都没收下，退回去了。
主席：这好。
邓：二十三大以后，大概要有一系列的代表大会。
谢：在苏共二十三大以后，德国、保加利亚、波兰、捷克，这些党都召开了专门的中央全会，来讨论和贯彻苏共二十三大。完全是仆从。
主席：不一定意见完全一致吧！
谢：是的，他们有矛盾。
主席：一个控制，一个反控制。
邓：最近卡斯特罗又在发脾气了，说一个国家不能建设共产主义，你不能只顾自己，要多给我一点东西。
卡：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东欧这些党内，特别是像波兰、保加利亚，他们有左派。不久以前波兰就建立了一个地下党。保加利亚有很多好的共产党人，就是没有组织起来。波兰党的负责人，现在在阿尔巴尼亚。
邓：他过去是贝鲁特的助手。
主席：今天在你们那里？
邓：秘密出去的，他是进行地下活动的。
卡：他表示愿望，要同你们党保持联系。根据我们的了解，他本人和其他一些同志都是好的同志。
主席：好，应该联系。
卡：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帮助他们。
主席：不过，他们要更谨慎。
卡：关于建党的材料，2月15日就在24小时内，一下子就分散到全国。米雅尔同志对我们说，他们是有组织的，可以把资料及时送出。在波兰国内都知道他本人，所以他需要立即离开。他头上有个记号，他曾经是党中央委员。贝鲁特时代，曾经是交通部长，打过游击，很多人都认识他。
谢：波兰同志有一个优点，他们有搞地下工作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长期在地下活动。米雅尔同他一起的同志都是有经验的。
主席：一个贝鲁特，一个哥特瓦尔德，好像都死在苏联。
卡：都是突然死的，这是一个疑问。
周：一个是斯大林刚死，一个是二十大刚开过。哥特瓦尔德是吊丧去的，我们还在一起，一回去就宣告病亡。
谢：美共主席福斯特也是这样。
周：陶里亚蒂、多列士也是这样。我看不一定那天，乌布利希也危险，你们看吧。
谢：我讲的就是乌布利希这样的人，乌布利希比不上哥特瓦尔德。
周：他是修正主义，陶里亚蒂也是修正主义，这样的人他也不要，他要新领导，要换马。美国不也是换马嘛？在南越换了多少马。
主席：美国自己也换。
谢：肯尼迪不是也被换了嘛。
邓：可以结束了。
主席：他下命令了，不要谈下去了，你有什么办法呐，他是总书记。好吧！
来源：《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编，国史出版社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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