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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同长征、艾地在宴会上谈话纪要
（据回忆整理）
（1956年3月14日）
长征（Truong Chinh，1907-1988），越南政治家、越南共产党领袖、越南国家主席。原名邓春区，因对中共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仰慕备至，因而改名为长征。长征是亲华派人物，1981年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国家主席）。1986年黎笋去世后再度出任总书记，并且很快就开始改变黎笋的路线，扶持被关押多年的另一亲华派大将阮文灵登上越共一把手地位，使越南逐渐摆脱前苏联控制，走上革新开放之路。
艾地（Dipa Nusantara Aidit，1923—1965）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1965年印度尼西亚“9·30”事件后被捕，同年11月24日被杀害。
时间：1956年3月14日晚
长征问，《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什么时候可以出版。
毛主席：说，因为我怠工，所以拖延了。出版之前想把写过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主的讲话》现在想都不想再看。
周总理插话说，《论联合政府》当时动员的力量和作用很大，甚至比《新民主主义论》大；《文艺讲话》当时有很大的积极意义，解决了很多大问题。
艾地问，《毛泽东选集》出了第三卷之后，毛主席对第一、二卷有没有打算作什么修改。
毛主席：说，现在还没有这个打算，只是想到还可以补一些注解。
艾地进一步具体地问，《毛泽东选集》里有一篇谈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不知道那是就中国的特点说的，还是指所有国家说的。周总理插话说，那篇文章谈战争和战略的问题，所说的武装斗争的革命原则，不单在中国是对的，在外国也是对的。毛主席说，那不单是说中国的问题，也包括外国。
艾地又问，现在是不是也还那样说。毛主席说，现在也还是那样说。波立特同志到北京时也提到这个问题，问要不要修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波立特同志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按：毛选第二卷〔横排版〕56页《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中国的特点和革命战争》开头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接着说：“但是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
毛主席：就这个问题说：要不要武装斗争，不是我们单方面能决定的，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我们可以而且要这样说，我们要争取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还要说，即使一时不说也要这样考虑问题，当资产阶级用武装来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被迫进行武装斗争来取得革命胜利。恩格斯生前曾说过，在特定的条件下，英、美也可以和平进到社会主义。但到20世纪，到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和英国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情况就不同了。列宁就不再那样说了。自然，也可以设想，今后会有少数国家，在整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可能不再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的胜利。力量的因素是很重要的，它包括武装力量。现在我们的阵营还只包括全世界1/3的国家。到我们占大多数、绝大多数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国家在我们的巨大力量包围之下，不必经过国内的武装斗争而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机关和军队的国家，我们如果只作和平取得革命胜利的打算，那是要吃亏的，因为我们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参谋长，他让不让你和平取得胜利，并不决定于你的主观愿望。我们现在也说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但我们并不是美国和蒋介石的参谋长，我们不能替他们做答案。毛主席并转而问长征：你们也不是吴庭艳的参谋长吧？他让不让你们和平统一，你能不能替他做答案？又转而问艾地：你们在军队里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艾地答：对军队还只有一般的影响，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毛主席说，军队里的工作很重要，希望你们注意做。你们在选举中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如果军队工作做得好，那就更好，更有力量。
毛主席：并提到，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两阶段的性质，看法也同波立特同志不同。斯大林1946年和1952年的说法不同。我们还是认为起初各帝国主义国家是为自己的利益打仗，不是为人民的利益打仗，到苏联抵抗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之后，战争的性质才起了变化。波立特同志认为英国同德国打仗，自始就具有进步的性质，我们不同意这看法。这问题和英国和平走到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的意见未能取得一致。
艾地提到，印尼有许多同志认为毛主席思想成熟，写文章一定是一气呵成，不必修改。毛主席说，那样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们的头脑、思想反映客观实际，谁都不可能无论什么时候一下子就反映得完全正确，无遗无误。客观实际是错综复杂，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头脑、思想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是一个由不完全到更完全、不很明确到更明确、不深入到更深入的发展变化过程，同时还要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迷信是不好的。你们听我们的意见要分析，要从你们本国的实际出发。我们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意见还不都是一点错也没有的，何况用来处理外国的事。毛主席并说，关于毛主席的故事，有些并不符合实际，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或杂志）说，我曾在一个深夜到离开延安40里地的地方去看一个伤兵，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但并没有这回事。伤兵是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在白天，并不曾应一个临断气的伤兵的要求而赶去看他。还有一篇故事说我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毛主席：当时还谈了一些其他问题，如继续在接见时谈及的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问题，越南的事应以越南人为主的问题，以及在宴会后谈话时又谈到的肃反审干中要少捕、不打、一个也不杀的问题等，不另记。此外，有的话已记不起来，有的话记忆得太模糊，只好缺了。
来源：《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编，国史出版社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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