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中共北方区委

说明：文中的“守常”，即李大钊。

　　党的第一次全国会后，在原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中央决定成立北京区委（包括山东）、广东区委、江浙区委、湖北区委、湖南区委等，以便更好地领导各区工作，开展各地人民革命斗争。
　　北京区委的组织及其成员的演变，是由简而繁，前后互有更迭。区委书记一直由李守常担任，我主持过区委组织工作，高君宇曾负责宣传工作，邓中夏负责青年工作，缪伯英负责妇女工作，李梅羹任区委秘书。一九二五年北京区委改称北方区委（这一名称与其管辖地区更相符合些，为叙述简便计，本章一律用北方区委名称）。以后区委成员增加，工作繁重，天津、唐山、北京、东北等地，亦先后成立了地委。
　　中共北方区委当年领导地区很广，除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等顺直省地区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甚至和云南、贵州也有联系，除此之外还包括全国各条铁路等。
　　北方区委在组织上受上海中央领导，但还有它独特的地位。当时国际代表和苏联公使常驻北京或路过北京，因此在政治上还接受他们的指导，如维金斯基（一九二一年），马林（一九二三年），加拉罕（一九二四年）均驻过北京，一九二二年陈独秀也一度驻在北京。
　　当时北方区实行集体领导制，在党中央指示领导下进行工作。凡重要决策和方案，均通过会议慎重研究，详细讨论，多数表决，然后付诸实施，通过先后成立的工委、农委、青运、妇运、民运转交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共青团等机关贯彻执行，并责成各部门互相协作。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独秀以中央书记名义向全党各区发出通知，强调建党工作和开展工人运动，事前又在上海召开了工作会议，确定全党以主要力量用于开展工人运动，并建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地区分部。
　　在北方区委领导下，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几经讨论，对北方地区和主要铁路、矿山筹建产业工会和开展罢工斗争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前后计陇海铁路大罢工、长辛店大罢工、开滦五矿罢工以及二七大罢工等大小斗争百余次。在这些斗争中，建立了各级工会，吸收了大量工人成份的党、团员，建立了许多基层党、团支部。
　　北方区委始终注重集体领导，充分发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精神。如一九二一年组织陇海铁路罢工，是第一次重大斗争的演习。又如一九二二年发动长辛店八月罢工后连续组织了京绥、正太、京奉、津浦各铁路的罢工斗争。当时敌我形势错综复杂，北方区委会议讨论上述联合斗争时，气氛热烈，也有人认为“风险不小，后果难料”。书记守常指出：“论理就是这样，我们应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我相信一定会成功的。”上述各次斗争的方案大都是通过充分讨论坚决施行的。

李守常与北方区委

　　守常生前一直负责主持北方区委工作。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贯彻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他坚持原则，服从中央，根绝派性，排除宗派思想。在他带领下，北方区组织长期稳定，团结一致，发扬正气，严斥奸佞，形成了一整套有关合理使用干部的人事制度，使北方区委成为一个艰苦朴素、忠心革命、既是指导北方地区各项活动的运筹帷幄的决策机关，又是一个执行决议的坚强战斗集体，守常同志在北方建党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守常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很尊重群众的意见。区委成员最初人数较少，且北大同学居多。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展，北方区委成员中逐渐增加了产业工人的成份，先后相继参加区委领导的有京汉铁路的史文彬，津浦铁路的王荷波，京奉铁路的邓培，胶济铁路的郭恒祥，正太铁路的孙云鹏及张清泰等。这些工人领袖参加区委领导后，工作局面大为改观，区委发挥集体力量，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多次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再者，区委下属的许多支部是由工人党员所组成，他们和群众有紧密的联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当时国际代表评说：“北方区委很有些象工人党的样子。”守常听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凡事要虚心，‘盛德容貌若愚’，不要自满，还应努力作好实际工作，使各方面都能名实相符，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
　　守常使用干部，大胆放手，对同志十分信任，常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何况革命同志更非他人可比，是同生死共患难的，应比家人还亲。”在叮咛工作时，他常爱说的口头语是“大而化之，你瞧着去办吧！”我们听了总是喜惧交并，奉命唯谨地去执行。
　　在人事制度方面，北方区委任用干部，本着大公无私，不分亲疏，不讲派系，一视同仁。是非升黜，全凭革命品德才能，及在革命实践中的贡献；赏罚付诸群众，曲直自有公评。
　　随着斗争的发展，北方区局面日益扩大，工作人员众多。在教育党员方面，守常总是主张革命原则，一秉大公至正，主张团结，既不损害同志，也不放松批评。事实上，在守常同志主持北方区委时期，他不止一次地论述革命者要怀有智信，不搞宗派，反对盲从，根绝偶像思想，认为这些思想作风都是旧时代流传下来的，极不正当的恶习。因此，北方区党内生活纪律严明，战斗行列组织严整，士气旺盛，同志间和谐合作，心情愉快，各级领导工作同志都实行以德服人，反对压服，摒除那些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的坏作风。在实际斗争中，形成见利不争，见害不避的品德，北方区数以百计的干部，在对敌斗争中与全体党员一道，均能临危不惧，英勇奋斗，不怕牺牲，很少有降敌或为虎作伥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前后，北方区的干部，自守常同志起，英勇牺牲的，前后不下百数十人，著名的有游天洋、戴培元、王忠秀、李味农、李季达、江震寰、胡信之、伦克忠、邓培、范鸿劼、王荷波等。
　　在经济管理制度方面，守常同志带领大家以艰苦卓绝，忠心为革命，为党，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作风，上下一心，不争权夺利，埋头苦干。并规定会计、出纳独立，实行群众监督，公开决算帐目，党的干部一律不得直接经手现金出纳以及物资发放等。对贪污舞弊事项，先事预防。因此，北方区前后经历近百数次大小罢工斗争，募款、赈济，来往大量现金和物资，很少发生贪污现象。最大的如开滦五矿罢工，数万工人历时四十多天，经手累万的现款和物资一清二楚，维持斗争局面直至胜利，的确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北方区委对党员教育非常重视，要求建立革命生活，学习时事理论，从事工人教育事业和参加群众斗争。当时北京社会风气很坏，市民中以听戏捧角，哼唱京调为习尚。在北京大学内风行《消闲录》小报，以狎妓捧角为风雅。北方区委要求党团员和劳动组合书记部成员一律不许沾染此风，保持高尚的革命情操。守常提倡革命生活，每当罢工斗争胜利时，他就邀请大家到西城后闸他家中聚会，为大家包饺子。一面汇报斗争经过，一面聚餐，并弹琴、唱歌、讲故事、说笑话等，共庆胜利。
　　北方区委在守常同志领导下，集体领导形成制度，不论他外出度假或出国开会等，都能照样运行自如。一九二三年春，寒假期间，守常应邀去武汉大学讲学，借以扩大宣传阵地，我们也极力赞助他去。当时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正筹备建立京汉路总工会，临行时守常让我兼为主持区委工作。岂知守常走后，吴佩孚突然大肆镇压京汉铁路工人。面对这一白色恐怖，北方区委留京同志贯彻集体领导，应付局势，坚持工作，临危不乱，并积极开展斗争。这个期间，没有一个人擅离职守。这是守常平日对区委同志严格要求与训练的结果。
　　区委干部之间是团结互助的。在区委工作的许多人，都是守常的学生，大家对他非常尊重。他当时有教学工作，除北大外还在北高师兼课，课程排得满满的，社团活动以及社交活动也很频繁。因此，一些具体工作我们也都尽力承担，不去多麻烦他，事后向他汇报。

北方区委的各项工作

　　北方区委除了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外，还积极开展了包括上层联合战线、民族运动、军事工作和农民运动等各项工作，除工人运动将专文介绍外，这里仅对其他工作作一简单回顾。
　　中共北方区委成立以后，守常同志就很注重抓好上层联络工作，后来慢慢发展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我党有关国共合作、联合战线的工作。这项工作对我们开展其它工作，争取朋友，孤立分化敌人，赢得有利的稳定局面是很重要的一环。守常在这方面独担重任，贡献最多。他在国共合作、主持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等一系列统战工作中，为党作出了重大贡献。
　　先是守常同孙洪伊、王乐平、汤化龙等宪法研究委员会的人（这些人原属研究系）有接触，他通过和这些人的往来，慢慢发展，认识了不少国会议员。
　　当时国会议员中，靠近共产党并和北方区委有往来的有王乐平、丁惟汾、江浩、王衡、李鼎声等二、三十人。北方区委对他们作了些团结争取的工作。他们在必要时就站出来帮我们说话，当时这些议员虽无实权，但在制造社会舆论，揭露敌人方面却有一定作用。一些公开活动，由于有他们的参加，扩大了社会影响。如北京第一次十月革命节纪念会，是在北京大学第三院召开的。守常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演。当时到会的人很多，其中教育界、议会两院、各部会的人来了不少，他们有的还在会上发表演说，使会议开得很热烈。
　　再是一九二二年越飞大使到中国，在苏联大使馆举行了一次几百人的盛大招待会，到会的都是北京的名流，其中议员不少，我们也去参加了。蔡元培先生在会上讲话说：“我们大家济济一堂。”我们纪念“五一”的活动，不少社会名流也参加了。这些活动都增加了我们在社会上的影响。
　　我们搞开滦五矿罢工时，议员中也有帮助我们的，一方面他们在议会中发言质问当局，另一方面帮助我们募款。“二七”罢工时，我见到两三个议员骑着毛驴去长辛店，其中有一个叫王素民。当时环境很危险，这可是不容易的。“二七”罢工后，长辛店举行追悼会，议员们也有去参加的。
　　还有一个银行界的议员对守常谈，你们太穷，工作开展不容易，搞群众运动，需要经费，我可以支援。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当时很有一些议员团结在北方区委的周围，为我们说话，提供一些情报，有时还作一些掩护工作。
　　做好上层工作，我们就能方便地了解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一些内幕和动向，这对我们决定斗争策略是有帮助的。有些事我们知道后，就及时写文章在《向导》上加以揭露，唤起群众觉悟。当时帝国主义的情况，我们比较容易知道，因为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他们常常要在报刊上互相揭露；而军阀内部的情况，我们就不容易知道。通过这些关系，往往就能知道军阀的内幕。如曹锟贿选一事，我们最先是从议员嘴里听到的，于是我们就写文章揭露曹锟。我们有组织地把一些内幕资料写成文章，送报刊发表，这对直系军阀是一个打击。当时议员中的江浩、李鼎声、王法勤都是比较进步的，是守常的好友，其中一些人后来也加入了党，在国共合作中发挥了作用。
　　北方区委也很注意农民运动，守常曾对北方地区农民武装斗争作过一番深入的研究。根据北方区委对北方各省农村所作的详细调查，区委会议提出了加强北方农民武装斗争的报告，并作成方案付诸实施。守常根据该项材料写成题为《鲁豫陕等省红枪会》的文章，刊登在《政治生活》周刊上，作为当时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
　　一九二五年守常刊布的《土地与农民》一文，长达一万余字。文中阐明了北方区委关于北方土地政策的决定与策略问题，提出以贫雇农为主导的农民协会，进行土地改革，与广东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北方区委还输送干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为北方地区培植农运骨干。
　　北方地区是汉、满、蒙古，回、藏各族聚居地带，同时也是历代民族矛盾集中的地区。当时（一九二三年）守常同志就注意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应当在北京蒙藏学校发展党与团组织；培养民族干部，并建议设置在北方区委领导下的民族工作委员会，由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籍隶热河、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同学组成，其中有王仲一（张家口人）、韩致祥（热河人）、何资琛、李渤海等同志参加，并开展民族运动工作。当时在蒙藏学校中建立党、团组织，又在内蒙古旗盟中发展党组织，由是奎璧、荣耀先、吉雅太、乌兰夫等同志先后被吸收入党，自是内蒙古地区革命工作日有起色。一九二五年建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同时在喇嘛中进行了统战工作，使他们中有些人走上了革命道路。
　　北方区委对军事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区委成立后，当时在组织部下设立一个军事运动工作小组，由我兼管。这时区委重视军运工作的主要原因：一是北方区是北洋军阀政府军事力量集中的地区，北方区的革命斗争运动存在着随时遭受敌人武力镇压的危险；二是北洋军阀的部队内部不稳定，且士兵大都来自农村，有条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北方区委进行军事工作，先是从各军事院校入手的。当时北方有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陆军大学、烟台海军学校、各省区的讲武堂等。这些军事院校招收的学员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我们利用这个特点，向他们宣传革命思想，渐渐地在学校发展起党、团组织，党的影响和力量也慢慢渗透到北洋军阀的部队中去了。如在曹锟的部队中，在冯玉祥的部队中和其他军阀的部队中，都有我们的同志在开展工作。另外，我们对北洋军阀部队的情况、兵工厂的情况，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派人打了进去。一九二五年，我们成功地在内蒙组织了党的武装队伍。到一九二六年，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区委的军运小组随之发展为军事工作委员会，其成员有我、张兆丰、张隐韬、郭增昌、李之龙、郭寿生、茅延桢、廖星庭等。
　　军事工作的初步开展，对我们组织罢工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在开滦五矿罢工中，由于我们做了董政国旅的工作，争取这个部队的部分军官和士兵同情工人罢工斗争，因此减少了许多阻力。同时，我们还派军事人员训练工人纠察队。
　　从一九二六年起，北方区委先后派遣部分军事工作干部和学员，到广州、武汉、内蒙等地参加北伐战争及革命斗争活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北方区委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大使馆案发生，守常被捕牺牲，北方区委工作受到了很大的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