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

作家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

卢那察尔斯基

1928年

　　录入者说明：摘自《论俄罗斯古典作家》，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标点有改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人物。他是哲学家、政论家、卓越的经济学家、科学知识的普及者、革命领袖、匠心独运的传单起草人，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又是一位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和我们的伟大文学中最出色的小说家之一。我今天的任务，只是举例地谈一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天才在这最后两方面的表现：谈一谈作为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俄罗斯文学向来以极其深刻的社会性著称。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作家，差不多无例外地全都具有这一特点。俄国的政治制度、俄国的图书审查机关，几乎不让人有任何机会用科学和政论的形式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思想。人们不得不采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诗歌的形式，这不仅由于每个相当发达的社会对文艺、对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本来就有一种正常的需要，而且还为了用这个方法来满足人们认识社会真理、向群众传播社会真理的渴望，满足人们宣传社会进步的渴望。各个阶级从自己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里面，先后发现了这件工具是在文网森严的情况下最适用的工具。因此，文学批评也摄取了文学的镜子中所反映的实际生活现象，它在论这些作品作美学分析的借口下，有时没能对一切有理解力的人进行异常激烈的革命性宣传。别林斯基是这样运用批评的第一个巨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导师的强伟大的学生，他也很注意文学批评，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能手，他刚一发现他深深敬爱的杜勃罗留波夫是一个适当的人才，立刻把文学批评的任务全部交给这个年轻的、完全和他志趣相投的学生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活动中，文学批评不占首要的地位。然而它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遗产里有着重大的意义，在我们全部批评史上更是有着极重大的意义。

　　为了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事文学批评时所根据的原则，当然必须考察一下他的美学观，考察一下他在论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的著名学位论文里发挥过的艺术哲学。这篇学位论文是阶级斗争的最明显的表现之一，不过其目标不是专制制度或者黑帮派的顽固地主，而恰恰是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前起过最先进的作用的那个阶级、那个集团。这说明了为什么恰恰是屠格涅夫、青年托尔斯泰一类的人以及当时贵族自由主义和贵族唯美主义的绝大部分代表，会用敌视态度来对待这本书。原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机智表示敬佩的屠格涅夫，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上写道：“我现在同他绝交了，”并且开玩笑说：“我要用一切可以容许和不可容许的方法，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之类的人消灭干净。不论怎么说，他那本书总是一具讨厌的死尸。”其实这是一部充满着生机的著作；这本书和自由主义唯美派所写的一切东西之间的基本区别，可以悉正在于它的旺盛的生命力。它的作者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说他是唯物主义者，不仅因为他走过马克思主义所走的发展道路——谢林、^[2]费尔巴哈、法国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左派学生的天才道路，^[3]也因为他是一个朝气勃勃、富于创造精神的人物，他从刚刚开始抬头的人民的内部带来了信息，他是上升的社会集团的代表，他渴望像后来高尔基笔下的尼尔所说的，^[4]把现实“揉一揉”，他渴望像马克思所说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变革世界，因此他热爱现实。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论文的开头部分向已经堕落了的、只落得一个美妙的幻象的贵族唯美派挑战。这个脱离劳动、脱离活生生的现实的贵族阶级，极力使自己处于虚幻的境界之中，给自己创造一个可爱的、美妙的假现实。这表明这个阶级已经趋于衰亡，不相信本身的力量了。当时贵族已承认自己是现实所不需要的多余的人。这种生活力衰亡、神经系统衰亡、健康的现实感觉丧失的过程，表现在拿艺术和现实相对立、通过艺术和现实的对比来抬高艺术等事实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却用一个相反的论题与之对抗：现实高于一切，现实美于一切，艺术的美的程度，要看它反映现实以及为现实服务的程度而定。

　　这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那篇出色的学位论文的开头部分所写的：

　　“把美定义为观念在个别事物上的完全显现，我们就必然要得出这个结论：‘在现实中美只是我们的想象所加于现实的一种幻象；’由此可以推论：‘美实际上是我们的想象的创造物，在现实中（或者，用思辨哲学的用语来说：在自然中）没有真正的美；’由自然中有真正的美这种说法，又可以推论：‘艺术的根源在于人们填补客观现实中美的缺欠这个意图’以及‘艺术所创造的美高于客观现实中的美’，这一切思想，构成了目下流行的美学概念之实质，它们在美学概念的体系里占着如此重要的地位并非出于偶然，而是美的基本概念之严格的逻辑发展的结果。

　　“反之，从‘美是生活’这个定义却可以推论：真正的最高的美正是入在现实世界中所遇到的美，而不是艺术所创造的美；根据这种对现实中的美的看法，艺术的起源就要得到完全不同的解释了；从而对艺术的重要性也要用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了。”^[5]

　　在资产阶级唯美主义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主主义的、人民的艺术观的争论中，有时候人们反而会觉得车尔尼雪夫斯基站在一种虚幻的立场上，贵族美学却极力想把捉和记录现实。其实，资产阶级和贵族唯美主义者才常常说：现实转瞬即逝，若有若无；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它已经成为过去了，而未来却还没有来到；因此，我们实际上一无所有。过去是已经没有了的；未来是还没有来到的；现在是经对短暂、不断变动着的，艺术就从这条激流中抽出某个现象，使它成为永恒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天才革命家的勇往直前的本性怎样给车尔尼雪夫斯基提示了答案，那个答案表现了他的另一特色。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是单纯地爱现实：他爱发展中的现实、沉浸在这条时光的激流中的万古常新的现实。人家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希望从现象的激流里抽出一个现象，使它变成木乃伊之类；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感到这种对永恒性的追求带有死尸的气味，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责备他把艺术看得太死，但是他却写出了这样一段：

　　“把已经体验过的一切重新体验一次是会厌烦的，正如听人讲笑话，即使第一次听来津津有味，第二次听也就厌烦了。必分清楚真实的愿望和怪诞虚幻的愿望，后一种愿望是完全无法满足的：要现实中的美不凋谢，这便是虚幻的愿望。美学家说，‘生活向前突进，在它的奔流中把现实的美卷走了’——一点也不错；但是我们的愿望也在随着生活一同向前突进，即是说，改变内容；因此，由于美的现象要消失而觉得惋惜，是荒唐的。——它完成了它的工作之后，就要消失，今天能有多少美的享受，今天就给多少：明天是新的一天，有新的要求，只有新的美才能满足它们。倘若现实中的美，像美学家所要求的那样，成为固定不变的、‘不朽的’，那它就会使我们厌倦、厌恶了。活着的人不喜欢生活中固定不移的东西：所以他永远看不厌活生生的美，而tableau vivant却很容易使他厌烦，虽然那些专门崇拜艺术的人认为后者比活生生的场景更美。”^[6]

　　你们看，这是表现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里面的阶级斗争。有些人追求尽可能远离现实的空花幻影，认为它比粗糙的现实美丽；他们想确立一种超然于时间的运动之外的艺术。另一种人却对这现实充满着热爱，希望看见现实是活生生的、不断变化的，而且自视为把现实的变化引向适合人类需要的方面去的力量之一。

　　我刚才所引用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说明你如果站在现实主义、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待艺术，那么对于艺术的任务本身也得另作规定。的确，车尔尼雪夫斯基规定它的时候采取了功利主义的观点和最激烈的方式。这甚至引起了普列汉诺夫的反驳。

　　下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这种新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艺术的任务时，受到普列汉诺夫指责的一段话：

　　“在最新的科学里，所谓批评不仅是对人民生活中一个部门——艺术、文学或科学——的现象的意见，而且是对一般生活现象的意见，这种意见是根据人类所获得的概念、根据这些现象在理性的要求对照之下所激起的感情说出来的。

　　“在这样研究和再现生活现象的时候，‘批评派’完全认清了它所研究的现象是否符合理性和高贵感情的标准。”

　　这当然完全是启蒙学家的口吻。说批评是把如实的现实同理性所得出的某些标准、同我们的感情发展中的现阶段所指示我们的某些标准加以比较，——这确实大有唯心主义的、从自己规定的标准出发的意味。所以，当普列汉诺夫反驳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应该研究实际运动中的现实，说问题不在研究什么假想的永恒的标准，而在了解各种现象的自然的相互依赖性与可变性，——这时候，他自然说得完全正确。以下便是普列汉诺夫说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时所说的话：

　　“在那篇论别林斯基的文学观点的文章里，我们毕竟说过。他在同纯艺术的拥护者争论的时候，为了启蒙学家的观点而抛弃了辩证的观点。但是别林斯基毕竟还比较愿意用历史眼光去看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却完全把问题转移到‘论艺术的本质’，说得更正确些，即是论艺术应该如何如何这类抽象议论方面去了。‘科学并不自以为高于现实；这种不是科学的耻辱。’他在他的学位论文的结尾说，‘艺术也不应自以为高于现实……让艺术满足于当现实不在时，在某种程度内来代替现实，并且成为人的生活教科书这个高尚而美丽的使命吧。’”

　　普列汉诺夫可以说简直是大为震惊了：“这可是十足的启蒙学家的观点了。成为生活教科书，意思就是说促进社会理智的发展。启蒙学家认为这才是艺术的主要使命！”^[7]普列汉诺夫还在这里打上一个惊叹号。

　　我应该说，在这里，首先是在名词方面，普列汉诺夫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因而离开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实际具有的那种对艺术的概念。他说：照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意见，艺术应该促进社会理智的发展。这可不对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使用“社会理智的发展”这样的名词。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的是：艺术应该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如果您好好想一想什么是让会道德的发展，您会明白，这是社会生活中不必直接诉诸理智就能加以改造的那些方面的发展。您可以再三向人证明什么是善恶，证明为什么善高于恶，而他并不会因此变好起来；非培养他的感情不可。车尔尼雪夫斯基了解得很清楚：艺术的特征，首先在于它直接影响人的感情。这可以从我下面引用的一些文字里得到证实。

　　问题的提法是：一个赞成某一阶级的观点的革命家有没有权利说：我的阶级所负的社会使命，要求艺术家创造出艺术品来，像我的阶级所理解的那样、像我这个时代的先进阶层所理解的那样去促进社会道德的发展？照普列汉诺夫的意见，竟是谁也没有这份权利。

　　普列汉诺夫没有成为那个根据自己的纲领来改造生活的强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者；普列汉诺夫活到了十月革命时代，但是他不承认这次革命。车尔尼雪夫斯基却是从积极影响生活这一观点立论的。他的启蒙活动的根源，在于他要表达一定的阶级的愿望。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怎样去了解艺术按照客观条件而自然发展，不如说是怎样去对他的阶级、对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作家、对一大群唯他的马首是瞻的人说明：你们应该如此这般写作。

　　难道可以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我们应该”，而不说“我们整个时代的总规律使作家会写出什么什么”，就责备他吗？现在常常有人来找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我们也正在努力通过舆论、通过我们的艺术团体、通过我们的社会机构去影响艺术发展的进程，这时候，我们更感到这种所谓启蒙活动跟我们是多么接近了。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我们恰恰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来适应既成的局势，我们知道，是什么社会经济原因使我们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思想、一定的倾向。然而，除此以外，我们还是一种积极力量、以非凡的魄力规划着一切的积极力量。当我们规划生活的时候，当我们把自觉精神带进生活里面的时候，我们变成了真正的启蒙学家，同时却依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艺术见解对我们当然是很重要、很明了的。而我们所以需要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个见解的内在力量：还因为作为小说家看，他本人所遵循的也正是这些准则，这也说明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并且提出一个问题：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怎样完成他作为小说家的使命这一点上，不是也有些东西值得我们现代作家学习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要文学批评著作是《果戈理时期概论》。此书写成以后，连最杰出的、可以说连伟大的自由主义贵族们也提出了抗议。例如，托尔斯泰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重新提起被遗忘被忌讳的别林斯基，而说这是崇拜偶像，是玩老古董。在这部著作的开头部分，车尼雪夫斯基甚至不敢提别林斯基的名字：别林斯基的名字仅仅见于本书最后几章。把当时的运动同过去的进步传统联系起来，证明革命思想并没有灭亡，也没有被扼杀，说明别林斯基所开创的事业正在由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一群人继承着——这当然非常重要。不用说，只有贵族才会觉得这本书毫无生气：它的每一页都令人感觉得出洞察时代生活的眼光、估量每个思想家的文学意义的能力，而且我要说，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论及的每个现象，它处处采取了异常温和宽大的态度。为什么？因为他真的被布朗贝乌斯、纳杰日津和波列伏依迷惑了吗？^[8]完全不是。他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缺点，但是他也认识了他们每个人的历史作用和他们在俄国总的思想运动中的意义，从这方面看，他对他们所有的人都说了赞扬的话，即使对于被生活摧毁了的人，如像活动末期的波列伏依，字里行间也盈溢着哀婉的感情。本书处处非常鲜明地表现着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我们看来，凡是具有自己的社会立场、利用自己的才能对社会发挥了一定的道德影响的作家，才是特别伟大的作家。他是从这个观点立论的：例如普希金，几乎人人都能爱他；爱普希金并不表示你属于某一阵营。另一个例子：我们景仰歌德的诗歌天才，然而他是那样巧妙地避开了一切尖锐的问题！他从来不采取坚定的立场，仿佛极力使人人都觉得他亲切可爱似的。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看来，歌德的价值是大大降低了。至于谈到果戈理，^[9]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对果戈理可不能抱冷漠态度，不能仅仅爱那些散布在果戈理作品中的美；果戈理是战士，果戈理是有一定的倾向的人。《死魂灵》的每一章、《钦差大臣》中的每一场戏，都是一个斗争。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最珍视果戈理的地方。如果我们现在向自己提出问题：哪一种作家更高——是认为重要的只在于创造若干的美，使每个人都可以用来调剂身心，使任何人都能喜欢它，好像喜欢佳肴美味一样的作家呢，还是身为战士，在作品中贯彻着我们无产阶级的倾向的作家，那么我们每个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建设的人都会说：不管双方的才能怎么样，假定两者的才能相等吧——这第二种作家要比第一种高得无法估量，他之不同于他，正如任何一个聪明的成人之不同于玩玩具的小孩。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

　　但是在俄国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车尔尼雪夫斯基竟开始受到排斥了。有人企图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大误解了别林斯基，说他根本忘记了文化中一切精美的东西，说他对文学的真正重要性全不了解，等等。这又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大批俄国知识分子背弃自己的社会理想、勾消他们的父辈或他们自己年轻时所祈求的东西的表现。因为必须从理论上勾消这些原则，才能更心安理得地投奔到另一个阵营中去，为发财致富的资产阶级效劳，让资产阶级在它的宽大的餐桌旁边，为知识分子安排一个席位。

　　可是，即使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当时还没没无名的青年托尔斯泰的初期作品的态度上，你们也可以知道作为文学批评家的他的敏感和眼力，虽然正是这个托尔斯泰，曾经骂车尔尼雪夫斯基“浑身臭虫味”，等等，他简直找不到字句来表达他对这个正教中学毕业生的老爷式的轻视。下面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的：

　　“托尔斯泰的才能随着他的每一篇新作品而有所发展，同时，这两个赋予了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以特殊面貌的特点——对内心生活的秘密运动的深刻了解和真诚纯洁的道德感情，将始终是他的才能的主要特点，无论在他今后的发展中他身上会出现什么新的方面。”

　　然后他用这几句话结束了他的论文：

　　“我们预言：托尔斯泰伯爵到今天为止给我们的文学带来的东西，仅仅是他以后要做出的一切的担保品罢了；不过这些担保品是多么丰富和美丽啊！”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根据托尔斯泰的初期创作，不但预言他会成为伟大的作家，而且立刻指出小说家托尔斯泰的才能的主要方面，说明对于人的内心状态和意识的洞察力，使托尔斯泰变成了一个极其可贵的反映生活的作家。

　　正当皮沙烈夫在谈论“温厚而隽永的幽默”的时候，^[10]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为《外省散记》写了一篇深刻严肃的论文，他在文章的末尾说：

　　“我们觉得可以同情一个处于不体面的地位的人而不赞成他的全部习惯、他的全部行为。我们是否十分正确地贯彻了这个思想，还是让别人去评判吧。

　　“至于萨尔蒂科夫先生这本书的文学价值，也让别人去评判吧。我们认为《外省散记》不仅是文学界的一个好现象，这本高尚出色的书还是俄国生活中的历史事实之一。”

　　这件事十分明显地证实了他的文学批评远见。

　　他给真正的大作家所下的定义也同样出色：“无论自发创造力的参与对于诗歌创作多么重要，无论我们大家公认的真理——没有这个构成才能的主要特质的直觉的因素，不但不可能成为伟大的诗人，甚至也不可能成为够格的诗人，——多么确定，然而同样确定的是：一个诗人即使拥有最强大的自发创作天赋，也创造不出什么伟大的东西来，如果他不是同时具有出色的智慧、有力的健全的思想和敏锐的鉴别力的话。”

　　除了这些关于批评家车尔尼夫斯基的材料以外，我只须添上一段精辟的引文，这段引文虽然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批评著作，却毋宁说表明了他是文化问题和社会学问题方面的思想家。这是他关于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意见。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里面就这一点写道。

　　“天才不过是那么一种人，他的一言一行，都像一个思想健全的人处在他的地位时所该说该做的一样罢了；天才是发展得十分正常的才智，正如最高的美是发展得十分正常的形态。也可以说，对于美和天才是不必惊奇的，可怪的毋宁说只有一点。在人们中间，十足的美和天才竟是这样少见：本来，一个人要达到这一点，只要像他时时刻刻都应该那么发展的样子发展下去就行了。迷误和愚昧是令人不解、不可思议的，因为那是不自然的，天才却单纯而明白，像真理一样：照事物的真实形态去看事物，对于人本来就是很自然的。”

　　这是一段辉煌的文字，因为它洞察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本质，我们读它的时候，而前自然而然浮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形象，他虽然是大地上所曾有过的最富天才的人物之一，却是十分正常和自然的。人们周围的丑恶的社会生活，几乎使参与这种社会生活的每个人都无例外地受到了严重的毒害。必须有一个反抗的阶级、眼睛不只是看到这些丑态的阶级迅速发展起来，提供出一些特殊的条件，个别的人才能摆脱这类丑恶现象，获得真正的人性。正由于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能单纯、清楚而敏锐地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心中自然而然也就充满了这个时代的意识。因为没有什么力量约束他，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人才能成为天才人物，成为领导人物。其他的人看不清自己的时代，是因为他们缺乏天才人物的客观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已经指出过，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也没有夸大个人的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于个人在历史上所尽的作用了解得很清楚。照他的意见，个人不过是时代和历史必然性的仆役而已。他解释这个思想道：

　　“谁如果探究一下果戈理时期的批评界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活动的，他就会清楚地了解，这种批评的性质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历史状况：假如我这个时代的批评界代表是别林斯基的话，那只是因为他这个人正好合乎历史必然性的需要的缘故。如果他不是那样的人，这顽强的历史必然性一定会给自己找到另一个仆役，虽然姓氏不同，容貌不同，可是性格不会两样：历史的需要引起人们去活动，给他们的活动以力量，但是它自己决不服从任何人，决不为了迎合任何人而改变它自己。时代需要自己的仆人，“这是一个这样的仆人所说的至理名言。”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其实也抱着同样的观点。天才只是一种十分正常的人，能够广泛而充分地了解他那个时代的动力，并照时代的要求去行动罢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著作宝藏很丰富，自然决不可能用一篇文章把它包括无遗。我只想说一点：虽然从那个时候以来，我们在文学批评方面也有过几位杰出的思想家，其中最杰出的是普列汉诺夫，可是我敢大胆地断言，今天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都应该精心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批评遗产。在文学批评方面，我们可以向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很多东西，虽然我们还有普列汉诺夫这位更先进的导师。在这方面，恐怕只有他们两人才是我们可以直接称之为导师的。你们来这里纪念你们所了解和敬爱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许不会觉得我这是什么了不起的怪论。但是，如果我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不但深深地引人人胜，具有充分的艺术价值，而且也许还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长篇小说的最高典范，你们大概会觉得是怪论了。就这一点来说，我要大胆地步弗理契同志的后座，他在《真理报》上发表的文章，指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小说创作的意义。^[11]我想，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多谈几句，你们是不会埋怨我的。

　　人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形成了这样的看法：他当然是一个颇为拙劣的艺术家：他的小说都是类似寓言的东西，其中重要的只是那些寓意、内容；作者给这颗丸药包上金纸，希望人家把它当作可口的糖果，其实一点也不可口。车尔尼雪夫斯基给长篇小说《怎么办？》所表达的思想加上小说的形式，因为他希望瞒过“黑熊”，希望审查机关能让他发表这些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根本错误的观点的形成，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也应该负责。他常常说他的文学才能不够。不过，让我们读一读《怎么办？》中叫做“序”（虽然这是小说的第三节）的一节出色的文字吧。它写得很有趣，我想多引用几段：

　　“是的，小说的最初几页表明我把读者想得很坏。我援用了小说家常用的诡计：从小说的中央或结尾抽出几个有噱头的场面，放在开头的地方，再给罩上一层迷雾。读者啊，你们都是些傻好人，因此你们有点儿马虎，也不够机灵。我不敢指望你们从最初几页上就能辨别小说的内容是否值得一读，你们的嗅觉太钝，需要别的东西来帮助，而能够帮助它的只有两样：或者是作者的名字，或者是有噱头的手法。这是我给你叙述的第一部小说，你们还无法断定作者有没有艺术才能（而你们认为具有艺术才能的作家竟是那样多！），我的名字还不足以吸引你们，我不得不耍耍噱头，当作逗你仍上钩的饵食。不要责备我吧，错在你们自己：你们的淳朴的幼稚逼得我堕落到了这种庸俗的地步。不过现在你们已经落到我的手中，我可以依照我觉得妥善的方法，不掉任何枪花，来继续讲我的故事了。往后不会有什么神秘色彩，你们常常能在二十页以前看出每件事情的结局，我先把整篇小说的结局告诉你们：故事的收场是愉快的，有酒会，有歌唱；我不再要噱头，也不加什么修饰。作者顾不到修饰，好读者，因为他尽想着你们的头脑多么糊涂、你们在观念上的极度混乱使每个人受了多少无谓的痛苦。我看到你们又可怜又可笑：由于你们脑子里充满了无聊的东西，你们是那样软弱而又凶恶。

　　“我对你们生气，是因为你们对人太凶恶，而人们也就是你们自己：你们对自己为什么那样凶恶呢？所以我才咒骂你们。但你们凶恶是由于智能贫弱的缘故，因此，除了咒骂你们，我还应该帮助你们。从哪儿帮助起呢？就从你们现在所想的问题——‘这个作家是谁呀？同我们说话这么不客气！’——开始吧。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一个怎样的作家。”

　　“我没有一点艺术才能。我连文字也不大会运用。但是到底不算什么：读下去吧，好读者！读一读不是毫无益处的。真理是个好东西。它能够弥补一个为它服务的作家的缺陷。因此我要对你们说：如果我没有预先告诉你们，你们也许以为这部小说写得很有艺术价值，以为作者拥有丰富的诗才；可是我已经预先告诉过你们，说我并没有才能，——现在你们总该知道了吧。这篇小说的全部优点只在于它的真实。”

　　那些断言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形式方面是一个拙劣的作家而且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的人，他们根据的便是这一类告白。但是，他们从这篇告白中受了一点委屈之后，大概没有读完车尔尼雪夫斯基后面所说的话：

　　“不过，我的好读者，我既然同你们攀谈，就该把什么话都说完；因为你们虽然喜欢猜测人家没有说完的话，却并不善于猜测。我说我没有一点艺术才能，我的小说写得很拙劣，你们可千万不要得出结论，说我似乎对你们讲过：我不如你们心目中的大故事家，我的小说也不如他们的作品。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比起那些真正天赋奇才的人的作品来，我的小说是写得很拙劣的：至于你们那批名作家的名著，那么，以写法上的优点而论，你们放胆把我的小说同它们并列好了，就是看得比它们更高也不会有错儿！我的小说到底要比它们多点儿艺术性：对于这一点，你们尽可以放心。

　　“你们要感谢我；你们本来喜欢向轻视你们的人卑躬屈节，你们也对我膜拜吧。”

　　他们忽略了的便是这两段。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真诚的，正像在我们所引用的这一节的开头部分一样。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不是一位伟大作家，如果所谓伟大作家是指世界文学中的十个到十二个最伟大的巨人的话；但是他的优秀作品却几乎可以同所有的文学杰作相比。即使他在非理性的优点方面、在直觉方面或许稍有逊色，也由他的机智、由他的智慧的光芒弥补了，这样的智慧真是绝无仅有，它本身就能给人带来极大的艺术上的满足。

　　车尔尼雪夫斯基知道，他的读者分别属于各个阶级，包括各种不同的集团，所以他这样结束这篇出奇的序言道：

　　“但是在你们中间，读者啊，也有一小部分——现在已经变成相当大的一部分了——我所尊敬的人。我对你们、对大多数人很不客气，不过只有对你们才这样，而且直到现在我只是同你们说话。跟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人说话的时候，我却是谦和的，甚至感到畏惧。然而我不需要跟他们多谈。我珍视他们的意见，但是我预先就知道他们的意见会同我一致。他们善良而坚强，正直而能干，他们开始出现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多久，可是他们的人数已经不少，并且正在迅速地增加。如果读者都像他们那样，我就不需要写作了；如果他们还没有产生，我又不可能写作。但是读者还不能都像他们那样，而他们却已经出现在读者中间，因此我还需要写作，也可能写作。”

　　这种对读者的解释，这种对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地位的清澈理解，本身便能博得人们的好感。他同那些常常瞎猜、反驳和动气的“敏感的男读者”的谈话写得多好！车尔尼雪夫斯基像猫儿戏耍老鼠似的戏弄这批俗物，他们阅读《怎么办？》这种时候，总是费尽心机在那里东猜西猜。车尔尼雪夫斯基预先猜透了他们谈到某一页时会产生什么思想感情，他嘲笑他们，然后突然挥起手来给他们一记耳光。

　　对“敏感的男读者”的讥笑好比诗歌中的叠句，可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那里借取来的手法。但是在他们笔下，这不过是一种双关语、花腔，而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却是对于他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东西的一种极深刻的注释和精神上的伴奏。

　　《怎么办？》的结构也很妙。

　　我不想多谈它的布局，我只想说，从这部小说中可以学习怎样引起读者的兴趣，怎样帮助他们准备接受以后的叙述。车尔尼雪夫斯基被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期间，在建筑结构法上费过很多心力，才修成这座令人惊叹的大厦。而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在结构，那可以分为四部分：庸俗的人、新人、最崇高的人和梦。

　　为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要这样来建筑，分成这四部分呢？

　　庸俗的人便是已经出现的新人必须向它作斗争的现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把新人当作特殊的群众，他拿他们做榜样，教导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向大多数人提出过于艰巨的任务是不行的。他只给平常人指点了可以被接受的、尽可能让人感到容易的道路，但那毕竟是有思想力的战斗者的道路、真正的进步的道路。但是他不止这样，这不是他所希望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2]说得对：当时是狂风暴雨的时代，参加革命等于大大地牺牲自己，甚至等于十有八九要遭到毁灭。青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也知道这一点。他对他的未婚妻说过：“你要知道，我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人，我十有八九会毁灭掉。”这种特别的人可能成为伟大农民革命的组织者、鼓动家和领袖，他们应该有另一种气魄、另一种态度。因此，继新人之后，又出现了最崇高的人，那在小说中的代表是严格主义者拉赫美托夫。

　　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还不止这样。照他的天性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辩证家、一个珍视人类未来的革命家。弗拉基来尔·伊里奇有一次说过一句金言：任何时候都不幻想的布尔什维克，只能算不够格的布尔什维克。一点也不错，同志们，谁如果任何时候都不幻想，谁如果没有远大的眼光，看不到足以补偿任何牺牲的伟大未来，他就是一只鼹鼠，只能根据某种外来的律令完成崇高的任务。的确唯有看得见伟大目标的人，才能满怀热情地勇往直前。而伟大的目标并不包含在现实中，现实中没有这些目标。

　　只有善于探究事件的演变的人，才了解这是一条往前奔泻的汹涌的大河。必须知道这条河正在向哪里奔流。人们常常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至于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却连一个略微明确的概念也没有，即使有，也是从拙劣的或者实际上已经过时的空想小说里读来的。我们要有我们的空想小说。我们的小说家却认为只要在现实中兜兜圈子就行。但是“现在”这个框子容纳不了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只有同未来紧密地联系起来看，他的小说才能取得真正的意义，而未来又反映着现在，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是以革命的方式从现在生发出来，并且用它的光辉照耀着现在。不过，这些“空幻”的梦，我们还要回过来谈的。除此以外，梦在怎么办？其中还有一个作用：证明人的下意识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拿第三个梦来说吧，它叙述薇拉怎样揣摩到了她已经不再爱罗普霍夫。这差不多是弗洛依德式的精微细致的工夫，可是没有弗洛伊德式的错误。作者真正分析了人们所不愿意谈到的感情、他们在现实中所害怕和排斥的感情怎样在他们内心觉醒过来。有控制力的意志一失去作用，作为感情之归宿的东西便以梦境的形式出现了。我现在当然不可能详细分析这些“梦”。我只想就第四个梦说几句话。

　　但是，首先请允许我稍稍调转话头，至少简短地说一批那几种类型的人。

　　庸俗的人。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最后一份札记（这份札记刚刚出版，我以前并不知道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里专门分析了自己，看他是不是一个小说家）中说过：能够用客观态度对待自己所创造的形象的人，应该算是艺术家。他称赞了他自己，因为当他创造庸俗的、他所憎恨的人的形象时，他能够了解他们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他们简直不可能成为别的样子，他能够从真正的生活环境中、从他们的真正的多面性和容量中去描写他们，而不是片面地描写他们。

　　这是真话。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这里的一系列庸俗人物，有权利和我国文学中最好的客观讽刺形象立于同等地位。薇拉·巴夫洛芙娜的父母：他们的女房东，一个傲慢而愚蠢的贵妇人，老是担心她的傻儿子跟她捣乱；她那傻儿子，他认为金钱可以换取任何的女人；关于他的环境和军官们的宴会的出色描写；那个法国妓女，她今天还劝人“如果你不爱一个人，决不要吻他”，可是第二天就出了个聪明的主意，告诉人怎样出卖自己才有利。这都是平淡的素描。但是请看这是怎样写出来的！简直不下于任何一个描写我国小市民或贵族生活的作家的技巧。这仅仅是素描，仅仅是小说中的一小部分，然而这一部分是一块跳板，使人能够更往前跃进。

　　我要引用一段最能说明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新人的态度的文字：

　　“那么，你们说说看，这些人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他们的一切显著特色都不是个人的特色，而是一种典型的特色，这种典型跟你，敏感的男读者，所见惯的典型截然不同，它的个人差异都被它那共同特征掩盖住了。这批人夹在别人当中，好比几个欧洲人夹在中国人当中，中国人就看不出欧洲人彼此间的区别，他们只看到一点：欧洲人全是‘不懂礼节的红毛蛮子’……他们每个人都很勇敢，不动摇，不退缩，能够承担工作，只要承担下来，就会紧紧地抓住它，使它不致从手头滑掉：这是他们的特性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每个人都诚实得无可指责，您的脑子里简直不会发生‘能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绝对信赖这个人？’的问题。这是明明白白的事，正像他用胸脯呼吸一样；当这个胸脯还在呼吸的时候，它又热呼又忠贞，大胆地把您的头搁在上面，紧靠着它休息休息吧。这些共同的特色如此突出，以至一切个人的特征都消失不见了。”

　　“欧洲人夹在中国人当中，面貌和风度都显得是一个模样，但只有跟中国人相比才是如此，其实欧洲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中国人之间的差别大得多；同样，在这个看来是单一的典型中，由个性不同演变出来的差异，要比所有其余各种典型相互间的一切差异更多，也更显著。这见有形形色色的人：享乐主义者、禁欲主义者、严厉的、温柔的、等等，等等。不过……他们当中最清心寡欲的人竟认为人所需要的安乐，比不属于他们一个典型的人所想象的还要多，他们当中最放纵肉欲的人在遵守道德法规方面，竟比不属于他们一个典型的道学家还要严格。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都照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这一切：他们对于道德与安乐、肉欲与善行有一套特别的看法……”

　　“这种典型诞生不久，可是繁殖得很快。它是时代的产物，它是时代的象征，不用说，它也将随着自己的时代，一个并不长久的时代，一同消逝。它那刚刚出世的生命注定是一个不长的生命。六年前大家还看不到这些人；三年前还瞧不起他们；现在……但是现在无论别人对他们的看法怎样都没有关系；过几年，稍微过几年，人家一定恳求他们：‘救救我们吧！’他们说的话将由一切人去实；再过几年（也许不是几年，而是几个月），大家又要咒骂他们，他们被人赶下台去，被人喝倒采，被人侮辱……他们不再留在台上了吗？——是的。没有他们会怎么样呢？——糟了！但是他们出现以后到底要比他们出现以前好些。过些年月，人们会说：‘他们出现以后是比较好啦，但还是不行。’如果人们这么说，那就表示这种典型复活的时候到了，它将以更完美的形式，复活成为更多的人，因为那时好人好事将更多，好人好事将更好；于是同一件事又以新的形态出现。这样一直到人们说‘唔，现在我们都好啦’的时候为止，那时再不会有这种独特的典型，因为人人都属于这种典型了，他们将很难理解：怎么会有那样一个时代呢？——这种典型竟被当作特殊的典型，而不是一切人的共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描写了新人的生活，也描写了他们怎样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同时，他教给我们两个基本的东西：新的道德和男女之间的爱的伟大艺术：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种爱不仅是最大的文化标志，不仅是欢乐和生活锐气的源泉，而且首先是妇女解放的关键，是所有的人中间的文化平等。

　　在我今天这篇报告里，我不想提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用来说明什么是平等的爱的那些精彩的篇页。里亚桑诺夫同志不久以前发表过一篇题名《马克思与恩格斯论婚姻》的文章，这篇文章值得广泛流传，因为其中说到两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导师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而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中所见到的又跟他们的看法相去多远。在对恋爱和婚姻的观点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接近社会主义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我国，家庭观念已经动摇，两性问题又往往给人们的生活、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带来非常严重的损害，因此我认为，读一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对于每一个刚刚踏入生活的人都大有益处。

　　我想详细地谈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道德原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利己主义道德观在《怎么办？》这里面描述得很好也很多，可是我觉得，它直到现在还没有为人所了解。

　　车尔尼雪夫斯基同情而且需要那种把社会利益甚至别人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的利益的人。他要制止的正是直接追求庸俗利益的小市民的利己主义：小市民信奉神的戒律，爱说各种漂亮话，也有“高尚的”志愿，实际上他们却是地道的自私自利之徒。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却需要能够牺牲自己的人。可是什么东西能使人变得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呢？如果一个阶级强迫另一阶级接受自己的道德观，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故意强迫它的个别追随者接受他们所反对的行为，在这些场合，必须确立一种他律、^[13]一种使人不得不如此的最高意志。这可能是说有监狱又有刽子手的国家，也可能是生着无数只明察秋毫的慧眼、并且在每个人内心安有一只能够看透他一切秘密意图的眼睛的上帝。这都是现实的或非现实的警察。康德找到了无上命令和自律道德准则，他说自律道德是人人共有的东西。康德的著名公式是你一举一动都应该遵照义务的指使。但这实际上是他律，这从康德以下的论断中也看得出来：他认为真正的道德不建立在自然而然产生的真纯的感情上面：对于这一点，席勒早已嘲笑过，他说，照康德的意见，那么你必须先憎恨你的朋友，然后再给他帮助，这种帮助才算有道德的人所做的事。这是由于康德对人的天性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的缘故。在康德看来，人是一只顽劣的猴子，如果说还能拿它有什么办法的话，只好先给它灌输这套义务观念。他说，世界上有两个奇迹：我们头上的星辰灿烂的天空，和人——这只凶恶的猴子——的内在的良心。良心是上帝为它安置的，因为不能相信它自然而然就有了良心。

　　车尔尼雪夫斯基绝对不想要这种自律的道德。在他看来，不可能有什么足以强迫人采取这个那个行为的国家和警察，也没有能强迫人行动的上帝，也有什么玄虚的义务。在他看来，道德应该是对人的伟大幸福怀有信心的结果。请你们仔细读一读他的作品吧。他所写的人物是这样思考的：这一次，采取利他主义的行为、于社会有利的行为，对我这个利己主义者倒更有利些，因为我虽然有所损失，却会从我的人的尊严感的满足中得到报偿。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要求的是什么行为呢？是充满着从新兴阶级的观点上所理解的为社会服务精神的行为。这便是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学的关键。

　　当新的阶级和它所代表的新的理想、新的目标出现的时候，几乎在这一阶级的每个成员身上都还有两个人互相斗争着。例如，在每个无产者身上有一个小市民和自私自利者（有时程度很浅，有时深些），同时又有一个有阶级自觉的人，可是必须使这个有阶级自觉的人战胜小市民。于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说：如果你了解真正的“你”是你身上那个站得更高的人、抱着为社会服务的观点的人，你才是真正的利已主义者；对于表现着小市民习气和本位主义的“你”，即应该加以抑制：如果你醉心于你身上的低级因素，你就会变得不幸，你身上那个比较崇高的人就会被毁坏。

　　在树立新的道德的时候，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到底要怎样对待这个过程呢？根据列宁的原则，凡是能导致无产阶级的胜利的一切，都是道德的。那么要怎样教育人们，使每个人都情愿为了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胜利而牺牲一切个人的东西呢？用什么办法呢？由党下命令吗？当然不行，因为这需要在自己的内心来培养。难道我们得求助于旧的观念——良心、荣誉和义务，像形而上学者所做的那样吗？不，我们应该说：阶级道德是新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只要新人还在同旧的观念、旧的亚当作斗争，高级因素同低级因素之间的斗争也就会确实存在。每个人的真正方针，是使高级因素获得胜利，徒然要以真正的牺牲，要以真正的自制、自我克制为代价。在这一点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道德观便是我们的道德观。农民革命的浪潮使最敏感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大大提高了一步，他们提出了许多对我们来说也仍然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近似我们的解决方法。当我们忙于实现我们的工作计划，没有工夫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局限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即大体上正确的、可是很呆板的看法：一切都是合乎规律地、自然而然地发生的，非如此不可的，应该这样来了解的。在我们的积极活动只是从下面进行隐秘的斗争，在我们的党还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这么想倒还可以容许；但是今天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得把旧人改造成为新人，所以非研究心理教学法不可，不仅研究这种教育的方法，还要研究它的内容。在这里，车尔尼雪夫斯基仍然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导师。

　　可惜我还是只能稍微谈谈那些“最崇高的人”，而不能对他们加以特别的分析。他们中间的一个，拉赫美托夫，被称为严格主义者。拉赫美托夫除了抽雪茄以外，放弃了一切享受。他说：我们为人们要求任何贵族所梦想不到的舒适的条件，我们希望为人们谋得最大的幸福，因为我主张人应该享受幸福，我才去作这场斗争。如果我想为自己谋取幸福和安乐，那就会妨碍我，分散我的力量，使我的人格分裂。我必须压制自己，用全付精神向目标突进。我应该引导大家尽可能接近人类最高幸福的时代，越快越好。如果说快乐主义的世界观肯定伟大的幸福是人类历史的花朵的话，那么拉赫美托夫会说他是花茎，既然是花茎，他就不用想他自己的花朵，那是一个附带的小蓓蕾，可以我它只占用了一部分应该滋养花茎的活力。花茎应该不愿万有引力的阻碍，往上茁长。可是拉赫美托夫又在另一个场合说过：您以为我真的完全不需要女性的爱、舒适和休息吗？不，我这么说，只是因为如果您知道我放弃了这一切而心里却恋恋不舍，我会觉得难为情；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快快活活，都高兴看到我这样做是出于我自己的天然本能，因为我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享受。

　　这种心理多么微妙！一方面，说我是禁欲主义者、和尚，是无所需求的特别的人，那当然是假，不，我也是人，然而我是一个无缘参加革命庆祝会、只能参加革命准备工作和革命斗争的人，因此我把全部力量和精力献给了斗争。可是，为了使任何人都不致以为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幸，我不让对任何人说我自觉地放弃了个人幸福。

　　赫尔岑曾经愤慨地说：怎么可以用一代人做肥料去滋养另一代人？但是拉赫美托夫并不感到自己是肥料；他知道后代不会这么说他，只会说他是他们的老大哥，而且也许比他们更幸福，因为投身斗争是莫大的幸福。

　　再稍微谈一谈那几个梦。我只谈最后一个，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工夫分析前面三个梦。

　　第四个梦描写了从人类的上古时代、野蛮时代到未来的爱情的历史、男女关系的历史。这是一套巨画，无论就画面的优美或者就时代刻画的正确性来战，都十分出色，它告诉我们：动物式的肉欲怎样变成了一种高贵的、即使从幸福的增进这一点来看也是更丰富的东西，而这只是由于妇女的独立精神的提高，由于这是两个彼此平等的人的爱情的缘故。

　　当人们在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中取得胜利的时候，历史还会给他们一份优厚的报偿，关于这一点，这个梦里的“姐姐”说道：

　　“我的妹妹——女王——象征着最高的生活幸福，”姐姐说，“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儿有各种各样的幸福，谁需要怎样的幸福就有怎样的幸福。在这见，谁觉得怎样生活好就怎样生活，这儿的每个人都享有完全的自由、毫无拘束的自由。

　　“我们先前指给你看的一切不会很快获得充分的发展，成为你现在看到的样子。你的预感要再过多世代才能全部实现。不，不用再过许多世代：现在我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并且一年比一年更快，可是你到底还没有踏进我妹妹的这个完美的王国：但是最低限度你已经见过它，你知道未来。未来是光明的、美丽的……爱它吧，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促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吧：你们越能够使未来成为现实，你们的生活就越光明而美好，生活中的欢乐和享受也就越丰富；向它突进，为它工作，促它早日到来，尽可能使它成为现实吧。”

　　如果以为我们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当作空想家，只是因为他渴望使未来及早变成现实的缘故，那可错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未来的热爱，是使列宁那样珍爱他的特点之一。我们今天已经听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京诺夫娜谈起过这种珍爱，^[14]我们听到她谈起列宁对他所敬爱的作家的态度，他在他的生活中的青年时代受过这个人许多恩泽。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熟悉《怎么办？》知道这部作品的详情细节。我们却不但不知道详情细节，而且几乎根本不知道这本书；现在恐怕难得有人去读它。其实这是一个极大的过错。应该回过头来读读这部小说。它会给你中间的新多人指出：为了端正你们的认识，建立你们的内心生活，应该怎么办才对。

　　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写过一部惊人的长篇小说《序幕》。我已经不算年轻，生平读过不少的书，可是我应该坦白承认，我直到最近才读完《序幕》第二部，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真是满心欢喜，怎么也放不下来。虽然我也有一些经验，但是我应该说，我从这本书上获得了许多教益，不仅在对那个时代的了解方面，而且在增进知识——至少是巩固原有的知识方面。如果我们不赶紧向我们的青年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那在我们将是一种罪过。我深深地相信，青年们所以忽略他，是因为完全不知道他。我相信，我们今天的共青团员一旦把《序章》拿到手，一定会把它读得稀烂。

　　这本小说的第一部很精彩，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里面作了自我写照。他写本书的时候正在流放地，他怀恋他的身在远方的妻子。他在书中向她唱出了真正的赞歌，这本书就是呈现给她的，他处处把她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他描写她是多么聪明、机灵、美丽，他自己又多么粗鲁、傻气、古怪。尽管如此，您还是可以清澈地感到。伏尔庚太太（即作者的妻子奥尔加·索克拉托芙娜）毕竟是一个相当浅薄的女性，她一心惦着她的服装，很容易把各种生活忧患置诸脑后，完全不关心社会问题，而这个红头发的伏尔庚，虽然他时常怪声怪气地哈哈大笑，对自己的机智总忍不住要赞赏一番，虽然他没有一点英雄的特色，却逐渐以真正的巨人的姿态，出现在您面前了。从他同索科洛夫斯基（在这人身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写出了著名的革命家、波兰军官谢拉科夫斯基）^[15]的谈话中，您可以感觉到：伏尔庚（即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出色的地下工作者，他确实同革命有联系，他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同时又极其谨慎地领导着革命事业，他凭着明智过人的分析和莫大的勇气，俯视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他预料他也许会，说句庸俗的话，白白地死掉，因此必须谨慎，他也知道，即使那样谨慎，他无疑地还是在走向死亡。

　　《序章》第二部中有列维茨基即杜勃罗留波夫同伏尔庚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精辟的谈话，值得我们注意。小说第一部的最后一个场面也很有趣，其中写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即是伏尔庚，应邀参加一个自由主义者的宴会，当时急进派指望他在那里以急进革命家的身分发言，在全体赴宴的人面前为自己的意见辩护，使得——照这些不彻底的急进分子的想法——他的偏激之见引出一种所谓折衷意见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出席了这次宴会。这时有一段关于他和死硬派地主谈话的出色描写。可是他忽然打算走了。激进分子索科洛夫斯基追上去，向他叫道：“您要背弃我们吗？”——“不错，”他说，“我要背弃你们。我不愿意作这种无益的空谈，在空谈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人恐怕都比最坏的人更坏。这里不是我呆的地方；至于用革命来威胁，同时却连你自己也不相信确实存在着这个威胁，——那同样是扯淡。”这个场面，结束了从某种观点来看是悲剧性的小说第一部。

　　别林斯基说过，他看见整个社会生活在那么可怕的状态中，不禁有悲凉的孤独的感觉。应该说，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情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变，尽管农民的汪洋大海被动以后，已经起了波浪，站在这场波动的前列的，是来自下层的新的知识阶层。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白农民是软弱的，农民骚动可能被鞭笞和各种暴力镇压下去。车尔尼雪夫斯基并不以为胜利完全无望。可是他感觉事情还没有成熟。这便是他对于革命形势和革命必然性的看法，他热烈地向往这场革命，准备把他血管里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这场革命，而同时，他在对事物的批判上又具有敏锐的感觉，虽然它没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琢磨，但是就它那社会学的力量来说却很深刻，它暗示他：革命还不会发生，还得经过许多年月革命才会来到。这一切，使当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形象露出了特别悲凉的神情。

　　小说第二部也十分精彩。它仿佛是杜勃罗留波夫的一部日记。其中某些篇章也许出自杜勃罗留波夫本人的手笔，或者是从他的自白或书信中摘录下来的。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当时一个杰出的虚无主义者典型，从新的观点看，列夫托尔斯泰对虚无主义者的无力的嘲笑（这是我们最近从托尔斯泰遗下的剧本《虚无主义者》^[16]中读到的，这使我们对他的敬意大为减少），相形之下就显得太渺小了。《序幕》第二部充分刻画了列维茨基这个卓越的、极其敏感而且极其英勇的人物形象。

　　写得同样精彩的是小说第二部的基本女主角美莉，即农奴女仆玛莎，她不露半点形迹，非常温雅、非常巧妙地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往贵族社会的道路，征服了一个自由主义大地主。这是独一无二的人物，是我们俄罗斯的穿裙子的费加罗，^[17]不过更高雅得多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很欣赏这个村姑，后来她成了名媛贵妇中间最老练、最聪明、最有教养的人。她有着真正的力量。但是列维茨基很为她痛惜，他认为他亲眼看到了她的显著的堕落。问题在于他们的道路的分歧：列维茨基要去乡下开展革命工作，而这个来自民间的女主角却要同杰鲁诺夫之流一道，^[18]在新的、强大的资产阶级的兴起中出一份力。道路分歧了。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虽然对她有所指责，却小心在意地，几乎是满怀同情地，描写了这个凭着非凡的才智和圆通的手腕，从最下层冲到社会的顶峰的人物。

　　我想，许多人简直没有料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长篇小说，没有料到除了屠格涅夫笔下的贵族女主角以外，还有这样的农奴女主角。然而全部《序幕》确实是一篇文学杰作，可惜它没有写完，虽然在它中断的时候，一切主要线索主要人物都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

　　同志们，在结尾的时候，我不揣冒昧，想稍微谈谈其他发言人已经在这里谈过的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政治意义用题，以便再一次提醒大家注意他所采取的崇高立场，从而对于作为作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价值，做出最后的具体结论来。

　　你们都说得，当列宁用讥笑态度描写我国自由主义者的立场的时候，曾经拿车尔尼雪夫斯基同他们对照：

　　“1861年2月19日标志着从农奴制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的资产阶级俄国的开端。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是两种历史倾向、两种历史力量的代表，从那时候起，到我们今天为止，它们一直在决定着建立新俄国这一斗争的结局……

　　“自由主义者希望‘从上面’‘解放’俄国，既不破坏沙皇的君主制度，又不破坏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政权，只是促使他们去‘适应’时代精神。自由主义者过去是、现在依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资产阶级不能容忍农奴制度，可是又害怕革命，害怕那能够推翻君主制度和消灭地主政权的群众运动。因此自由主义者只限于‘为改革而斗争’、‘权利而斗争’，就是说，只限于让农奴制度拥护者和资产阶级瓜分政权……”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梦想通过陈旧的、半封建的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他没有看到，而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也不可能看到，只有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够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出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来。然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不仅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还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善于用革命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一切政治事件，通过审查上的重重障碍，鼓吹了农民革命的思想、以群众斗争推翻一切旧政权的思想。1861年的“农村改革”，自由主义者先是粉饰它，后来甚至颂扬它，他却称之为丑事，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它的有利于农奴主的性质，清楚看到了自由主义恩主先生们剥削农民像剥菩提树皮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称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为“空谈家、吹牛者和蠢才”，因为他清澈地看到了他们对革命的恐惧、他们对当权者的奴颜婢膝。

　　“这两种历史倾向在2月19日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不断发展，彼此间的分歧是越来越显著、清澈和彻底了。”^[19]

　　其中的一种倾向不仅应该包括全部自由主义，也应该包括孟什维主义和社会革命党的主张：至于当时由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那个时代所允许的程度上最充分地代表着的另一种倾向，它却是同列宁、同十月革命、同在我国和全世界建设社会主义这件事一脉相通的。

　　我还想从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给赫尔岑的著名的信上引用一段话，来毕竟说明他这崇高的政治立场：

　　“自由主义老爷们的声音使您感到不安，您在出了最初几期《钟》以后，就改变论调了。您开始对皇家表示好感。不论您的动机多么纯正，可是我相信，您总有一天要悔恨您对皇室的宽容态度的。请看吧：亚历山大二世很快就会露出尼古拉式的獠牙来。^[20]您不要被谣言所迷惑，以为我们有了进步，我们还是停留在老地方；在解决伟大的农民问题的期间，他们也会让我们高兴过一样，以便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也曾给过我们名实不符的言论自由，可是问题一接触到实际，马上会来取缔……在政治问题上，‘希望’好比一条金链，给你金链的人，很容易把它变成一付镣铐……不，我们的境况是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只有斧头才能拯救我们，除了斧头，任何东西都不济事！这个意见，大概已经有人对您说过了，那是非常正确的，此外没有别的生路。您已经做过您能做的一切，来促成问题的和平解决，还是改变论调，让您的《钟》不要通知人们去祈祷，而是警策人们吧！请号召罗斯拿起斧头来吧。再见了，请记住：对沙皇的善良意图的信心，已经害了罗斯好几百年。您不应该支持这种信心。

　　一个深深地尊敬您的俄国人”^[21]

　　这便是真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声调，这时他已不再嘲笑，不再用伊索式的语言说话，他对他的兄弟，对误入迷途、栽了跟斗、离开正路的兄弟，说出了真正的真理：除了革命武装起义，连根拔除专制制度，我国人民没有任何办法。

　　有一种人，在他的创造工作的各个领城之间，可能有彼此脱节的现象。车尔尼雪夫斯基却不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革命自觉精神和革命决心方面，固然采取了极崇高的立场，在其余的领域中他也是一个同样有力而大胆的思想家。他的文学批评遗产和小说遗产，我们也应该看作是必须再加以使用的有生力量。不能以为：列宁年轻的时候受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教益，列宁已经接受了必须接受的一切，把它熔炼成为更高的真理，我们既然有了列宁，就不需要车尔尼雪夫斯基了。事情并不是这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基本文学观点、基本道德观点，对于我们仍然非常重要。作一些修正是很自然的，因为社会生活改变了。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唯物主义的基本的、总的调子，他的为人之道，即使在今天对于我们也仍然非常重要。我并不是想说。我们接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的时候，可以不加批判。不过我敢肯定，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定能够给我们的年轻一代带来很大的益处，能够推动他们去正确地解决许多道德问题和日常生活问题，我们也提出过这些问题，可是暂时还没有工夫仔细研究。我们还可以向他学习对小说的看法和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类型的小说。说车尔尼雪夫斯基仿佛不能对人起教育作用，说在他的作品中仿佛是智慧排斥了一切，是不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当然是一个重理性的人，当然是一个理智的作家：他的小说里所蕴藏的智慧的瑰宝，当然有极大的意义；但是他能够适可而止，使这些智慧的瑰宝包含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形象的肉体之中。对我们说来，这种理智的小说也许比任何其他的小说更加重要。

　　当你阅读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的文学时，你一定会受到深深的震动。因为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壮年便中止活动了。他享寿很高,可是，从他被拘禁，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从他被流放的时候起，到他的生命结束为止，这整个时期都是他名存实亡的时期。直到宪兵报告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智力受了震撼，他已经变成残废，专制政府才释放他。

　　车尔尼雪夫斯基蒙难史上的高潮之一，当然是他受褫夺公权刑的那个时刻，其中的详情细节，我们现在都知道了。赫尔岑本来不喜欢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许多方面都同他意见相左，然而为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一次所受的凌辱，竟写出了一篇充满愤怒的、火一样的文章反对专制制度，并且在文章的末尾号召人们为他复仇。当你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遭遇的时候，你心中确实会有这样一种复仇的感情汹涌起来。不过它立刻就会平息的，因为我们已经复过仇了。

　　是的，亲爱的导师，我们已经为你复了仇，这一次复仇是够严酷的了，除了你以外，我们还为几十个或者几百个最有才能的人物复了仇，也为千千万万的人复了仇，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些人的才能如何，可是他们的生命也像你的生命一样受过摧残。还不仅这样。我们不只是复仇者，我们也是创造者，我们不是向后看，而是向前看的。因此，为了我们的未来，为了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我们不应该再让车尔尼雪夫斯基遭受沉默的冷遇，像人们不敢提起他的名字的那几十年间的情况一样。我们应该使车尔尼雪夫斯基重生，我们应该把他安插到我们队伍中来，纵然必须附有某些保留条件。那么，这个活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定还会作为一个极其强壮的、忠实于我们的事业的、为社会主义理想而斗争的先进战士，长久地在我们的队伍里行进。

^[1] 本文是作者在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记录，初次发表在1928年第30期《共产主义学院通报》杂志上。

^[2] 谢林（Schelling,1775-1854），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3] 这整条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都走过，而且当他提到它的时候，正是把它当作他的世界现形成时所经历的路线的。顺便说一句：这件事可以证明，车尔尼雪夫斯基确确实实是我们的先驱。——卢那察尔斯基注。

^[4] 尼尔，剧本《小市民》中的一个火车司机。

^[5] 请参看《生活与美学》第11页。

^[6] 请参看《生活与美学》第48页。

^[7] 《普列汉诺夫文集》俄文本，第六卷，第251页。

^[8] 布朗贝乌斯男爵是森科夫斯基（О.И.Сенковский，1800-1858）的笔名，资产阶级历史家，批评家，小说家，东方学者，《读书文库》杂志编辑。
　　纳杰日津（Н.И.Надеждин，1804-1856），批评家，人种志学家，《望远镜》杂志编辑。
　　波列伏依（Н.А.Полевой，1796-1846），作家，历史家，《莫斯科电讯》杂志编辑。

^[9] 这里所指的是全盛时期的果戈理，是创造了果戈理的真实形象的作品中的果戈理。因此，这一段评论决不适用于与友人书信之类。——卢那察尔斯基注。

^[10] 皮沙烈夫在一篇题为《温厚而隽永的幽默》的文章中，把萨尔蒂科夫看作一个不伤脾胃的幽默家和喜欢逗趣的人。

^[11] 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1868-1932），历史家、社会政治活动家。

^[12] 弗理契（В.М.Фриче,1870-1929），文学史家和艺术学家。他在他所写的西欧文学与艺术史著作中，反对资产阶级唯美主义文艺学，力图指出文学艺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抨击颓废主义倾向，但是犯了严重的庸俗社会学的错误。正文中提到的那篇文章，是他为了纪念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

^[13] 他律，伦理学名词。意谓人的意志、行为等皆取决于外在的原因、不能由人自己主宰。自律则与此相反。

^[14] 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曾在那次纪念大会上发言。

^[15] 谢拉科夫斯基（Sierakowski，1827-1863），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谢夫琴科的朋友与信徒。因领导1863年立陶宛起义，被沙俄政府判处绞刑。

^[16] 喜剧《虚无主义者》（1866年）是托尔斯泰写来供家庭演剧之用的，作者生前未发表，现存原文已残缺不全。

^[17] 费加罗，法国戏剧家博马舍（Beaumarchais，1732-1799）的三部曲《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和《罪母》的男主角。他是一个伯爵的仆人，后来凭着聪明才智战胜了他的主人，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

^[18] 杰鲁诺夫，谢德林的小说《正言》中的一个富农。

^[19] 《列宁全集》俄文本，第十七卷，第96至97页。

^[20] 指尼古拉一世。

^[21] 这封信发表在1860年3月1日的报上，题名《外省来信》。近来据学者们考证，此信是否出自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手笔，还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