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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金
本文初次发表于一九三二年第九期《红色处女地》杂志。译自《卢那察尔斯基文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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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卷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开头三部已出版）[1]，是高尔基的意义最重大、内容最丰富的作品之一。
这部小说值得我们从许多角度来做一番详尽的分析。在本文中，我们将试图指出它在作者创作中的地位，以及它对我们——也就是目前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生活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两代人的意义。
同时，我们差不多只谈小说里的一个寓意深长的中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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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那些同高尔基的创作息息相关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的社会时代，高尔基的艺术和高尔基的人生哲学借以吸收养分的茁壮根子所扎进的那个社会时代，是俄国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大致说来，就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
一方面，似乎可以认为这场胜利是很彻底的。工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在国家和社会中占有重大地位，资本家的利益越来越有力地操纵着沙皇政府的内外政策。虽然国家在很大的程度上仍旧是一个落后、饥饿的农业国，可是国内工业巨头却以很高的速度和强烈的集中化的趋势壮大起来了。
国家为“自己的”资本主义遭到巨大的牺牲，保护关税政策和税收政策用民脂民膏喂养着资本主义。但同时，居民仍然由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由于它的手段残暴、商品质量低劣、交通阻塞、文盲遍地等等而吃尽了苦头。
然而不难看出，这个胜利者——欧化的或者照旧留着大胡子和穿着长襟衣服的百万富翁——远不是象西欧、特别是象北美那种比较彻底的胜利者。
俄国资本家或许也拥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依靠民主派，为自己争取一部内容广泛的宪法，甚至建立一个全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可是他们不愿意而且害怕这样做。在震荡人心的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间，他们的最大愿望表现在十月党[2]人的纲领上面。他们并不以为西欧的制度很稳固，因此没有产生羡慕之心。既然连德国（尤其是奥地利）资本家都宁愿同封建主瓜分政权，毕恭毕敬地把所有最体面的职位奉献给他们，那末，对于东方色彩更浓、出生更晚、更畏缩得多的俄国资本家，还能指望什么呢？
应该说，资本家在宪政方面的伙伴是这么一股力量，为了更切合实际，也可以称之为软弱无力的人们：我们说的是俄国民主派。
从一八四八年起，象马克思、恩格斯或海涅那样的人，对德国民主派嘲弄得多么淋漓尽致！但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容易变节的脆弱性上甚至超过了西方所有的先例。只要想一想构成著名文集《路标》的那些歇斯底里的啜泣、对人民群众的诅咒和向警察局长的热烈呼吁就行了，而《路标》作者中间是有不少红极一时的“民主主义者”的！且不说司徒卢威、别尔嘉也夫和布尔加柯夫之流的绅士怎样可悲而又可笑地翻云覆雨，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保皇党、信仰基督的狂吠的政客，或者甚至干脆变成了牧师；[3]——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部行径又能值几文钱呢？一九〇五年，他们竟把自己的实践缩小到这个地步，只是劝告工人客客气气地促一促资产阶级，而——为了人类的整个前途——不要乱说乱动，免得吓坏了对方。
资产阶级畏畏缩缩，民主派毫无出息，可是无产阶级的态度却更强硬了。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4]让维特先生[5]及其同伙预先领略了一下苏维埃政权的滋味。
这整个形势造成的结果是，第一，俄国资本家仍然恭恭敬敬地效忠于沙皇制度，即是效忠于显赫的奸胥恶吏、官僚主义匪帮、富裕但已逐渐式微的地主，和一大群贪婪的贵族。第二，俄国资本家差不多从一出生起，心里便有一个隐痛。他们知道工人问题的一般提法；这个问题，再加上农民对土地的强烈的、准备打断一切锁链的意愿，在资本家面前描绘出一幅阴暗的远景。一切都预示着他们是短命的。这使俄国资本家害了一种“早衰”症。差不多还在少年时代，他们就已经用阴森森的声音随着欧洲颓废派吠叫，给自己造起一座座带有相应的没落情调的邸宅，用残花败叶和魑魅魍魉作为装饰了。
如果说西欧资本主义在大战[6]前曾经振作和飞扬跋扈过一番，那末，俄国资产者却连这个迟来的“小阳春”[7]也没有经历过，他们的典型特色永远是不干净的良心的臭味、气血亏损，以及想用广泛的捐献和对文化事业的资助来沽名钓誉的愿望。
虽然压在俄罗斯帝国各族人民的胸口的资本主义巨石上布满了裂缝，它却并没有因此减轻了重量。
不过还有比资本家的内在的孱弱更重要得多的事情，——一个可以叫做“社会向反面转化”的现象显然是无法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资本主义的胜利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长足进展，并从而决定了一点——这个新的、坚实的庞然大物闯进俄罗斯泥沼以后，势必要推翻其中的整个不稳定的平衡状态，成为能起组织作用的引力中心。
正是在这个时代，高尔基碰到了剧烈的生活矛盾、恶毒的谎言、人的苦难和卑劣的罪恶。而这一切都带有上面所说的社会矛盾的痕迹。
高尔基亲自经历过、又在周围看到过小市民——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半无产者——生活的全部惨剧，他原是在他们中间度过他一生的最初的岁月的。但是可以说，从他跨出最初几步的时候起，他身上便已带着另一种烙印、跟小市民习气迥然不同的烙印。
他抗议时所表现的愤怒的力量本身，特别是同抗议一起展开的对幸福的要求——这个由于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由于对人的明朗的信心而显得金光灿烂的要求，高尔基准备投入革命队伍、成为自由大军的一个列兵的决心本身，——这一切全是新春的产物，当时俄国开始散发出春天的气息来了。
并不是人人都能嗅出这股气息的。有许多人觉得长夜越来越黑暗。还有人以某种预感自慰，他们听到某些号召，可是他们既不了解这口新钟的低沉而雄浑的声音来自何处，也弄不清它召唤人们走向哪里：这就产生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急躁不安的革命情绪，它可以代表当时广大知识界的特色，对于昙花一现似的再度兴盛起来的民粹主义运动很有利。
在无产阶级本身中，在它的周围，都有人知道那钟声来自何处，也知道它召唤人们走向哪里。西方的经验帮助了他们。但他们是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政论家、宣传家，他们在那时候做过光荣的工作，我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永远忘不了它。
论马克思主义的学识，论同工厂无产阶级的直接的亲密关系，高尔基不及他们。在理性上，他对社会局势的基本线索不象他们那么明了。可是他的莫大的、无比的、不朽的光荣，在于他利用自己的艺术器官，非常清楚地认识了来自成长中的无产阶级的创造热潮，并且使这股热潮在艺术上得到有力的表现，成为艺术家对周围世界的回答的一部分，从而他在我们的运动刚刚发轫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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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一节的论述中已经能够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其全部形形色色的后果——这个作为高尔基笔下的问题、形象和号召之基础的现象——具有两面性，换句话说，它必不可免地会引起一个新的现象：资本主义崩溃，政权转入无产阶级手里。
无产阶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可以说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贯穿着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的整个时代。
高尔基卓越而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反映了成为他的写作对象的生活素材中如何贯穿着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情况。这个因素的存在，从高尔基的作品中处处都看得出来，即使是他那些最悲观的短篇小说，即使是他那些离无产阶级中心最远的插笔；当然，譬如说象《莽撞人》之类的接近工人题材的东西，尤其是《敌人》、《母亲》等等重大的无产阶级作品，就更是如此了。
然而我们已经说过，高尔基在他的创作根源上同另一个社会论题、同资本主义的胜利有着联系。高尔基认识这个论题时，是从矛盾、否定、斗争中，从对于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我们的胜利的预感中辩证地认识它的。
在纪念过去的伟大艺术家格利包耶陀夫、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契诃夫、谢德林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地发表过意见。我每一次都重复说，这些肉体上死亡了的人物，对我们来讲决没有死去，他们仍旧同我们一起做着巨大的事业。他们与之搏斗的那种弊害、妖魔、败类，至今还是存在着，或者说得更正确些，还在苟延残喘，在周围毒化着为一切真正有生命的东西所需要的空气。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曾经强调说，用激烈的外科手段铲除豪富的资产阶级、真正的资本主义等大的敌人（说得更确切些，是数量少而力量大的敌人），在我们要比铲除无数的小敌人、比铲除小市民根性容易些，它不仅存在于工业资本家被打倒之后我们的主要敌人富农身上，并且更广泛得多——几乎到处都是。[8]它表现在各个方面：有的政权代表的傲慢和胡涂、许多加入集体农庄的中农的小私有者根性和富农余毒、对事业漠不关心的公职人员的死气沉沉的官僚主义、酗酒、有些无产者的不顾大局、特别是我们许多知识分子的形形色色的、有时貌似高雅的特性和品质。
在旧时的罗斯，小市民的王国是广阔而富饶的。很难同它斗争，因为它象沼地一样富于弹性：裂开了，随后又合拢来。也很难战胜它，因为它虽然有许多副面孔，可是面貌并不清楚，而且油滑、狡黠、变幻无常，容易化为乌有，然后重生再现。还需要不少时间，无产阶级的——即真正的人类的——因素才能把这片臭烘烘的广大冻土地带从我们苏联清除掉。
不错，——说来遗憾，不过这是很自然的，——您至今还可以碰到坐着公家小汽车去签署公文的、威风凛凛的法穆索夫。也可以碰见腋下夹着厚厚的公事包、从人行道上跑到他面前去阿谀奉承的莫尔恰林。又可以在什么会议上，碰到就随便哪个题目胡乱吹嘘的、大嗓门的列彼季洛夫。
何况在我们这种从根本上说是充满朝气的健全的生活里，还有许许多多出现较晩的文学典型——圆滑的乞乞科夫们，无礼的罗士特来夫[9]们，仿佛刚从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黑暗王国”中走出来的迟钝的笨伯、直到今天艾尔德曼还在兴致勃勃地加以嘲笑的白痴巴尔扎米诺夫[10]们，以及契诃夫创造的各类典型的很多代表人物。
不错，我所列举的几个伟大作家，都可以帮助我们彻底消灭他们所痛恨的恶劣的人类渣滓。
同时必须记住，情况并不是这样，仿佛可以把人类随便分成善恶两种。阶级区分当然占着主要地位：不过关键正在于，一个积极有为的阶级——例如贫农或者甚至无产阶级——的每一各别的代表，常常会染上小市民的脏病，因此必须给他治疗，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他自己必须好好地给自己治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讲过，共产党员是最有远见、最能自我牺牲的优秀分子；虽说这句话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党的藩篱对于小市民的细菌毕竟也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东西，而且不一定要当中央监察委员才知道这一点。
旧根性既然具有这么大的渗透力，反对旧根性的斗争就格外困难、格外需要了。
中世纪的人认为，如果能够叫出一个恶灵的名字，它便会失去它的魔力。对于小市民这个恶灵来说，这种想法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正确的。一项有效的防腐的办法，是在小市民或者至少沾染了一点小市民习气的人跟前，摆上一面十分明净的镜子。
这正是艺术所做过的事情。艺术曾经是这么一面照妖镜。它不单只能够反映恶习的丑陋的面貌，同时还能从各方面、从内心去显示它，这样照出它，使得朝镜子里观看的人不禁要笑起来；于是出现了另一种伟大的防腐力量——笑。
有一句古代格言：“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尽管小市民还在爬行、蠢动、为害，实际上他们当然是要死了：无论如何，他们的大限毕竟快到了。但我之所以肯定说格利包耶陀夫、果戈理、奥斯特罗夫斯基、谢德林、契诃夫以及类似的过去的作家是我们的得力助手，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已死，从而可以把“埋葬”死尸的事交给他们去做的缘故。
不，说我们仿佛可以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这是假话！那句古老的格言是错误的，最好的证据就是还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死人揪住活人。”不错，死人揪住活人；社会的死人、僵死的阶级、僵死的生活、僵死的宗教这些妖尸[11]，还能长久存在下去：它们早已该回墓地了，但是它们还在这里，在我们中间。如果不用白杨橛子镇住它们，它们便要从坟墓中爬出来，或者化为一股青烟，从火葬场的烟囱里溜出来，重新降落到地上，变成厉鬼。
我认为上面所说的一大群作家都是我们的活生生的助手，因为他们的作品有着强烈而光辉的生命，但虽然如此，我当然还是无意把他们的著作同高尔基——作为一位描写过去不久的生活的艺术家——的完全活生生的、沁透着现代精神的著作等量齐观。
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区别在于，所有这些作家、这些高贵明智的人物，他们同无产阶级只有很间接的联系，而高尔基却完全是从无产阶级中来的，所以他同那极力揪住我们的现在的、可诅咒的过去之间的斗争是一场直接的斗争，它能给人以致命的打击，作出最深刻的活体解剖，最真实有力地照出过去的丑恶面貌。
因此，即使高尔基把他的才能整个儿用来从艺术上阐明革命前的过去，他，正是作为一位艺术家，也仍然是我们的先进的战友。
已经出版的三部《萨姆金》，就是献给从艺术上阐明过去不久的时代这一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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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的起势不凡、然而还没有结束的历史记事巨著，叫做《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一点，可以说明这部小说是用“集中法”——也就是让各个事件汇集在特定的中心人物即主角周围的方式——写成的。在本书里，文艺学家彼烈威尔泽夫所谓的“核心形象”（他把这一概念用得很不正确），被作者表现得十分显豁：要谈的是克里姆·萨姆金，是他本人和他周围在数十年间发生的事情。
高尔基始终一贯地保持着他的作品的这个特质：凡是萨姆金没有直接或间接看到过的事，书中一概不提。
表面上看来，我们很可以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既然如此，作品为什么不采取“集中法”的长篇小说所常用的那种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呢？我们在下面将会发现，无论从艺术或社会的角度看，这种方式对于本书都是完全不行的。
不过世界文学中有许多辉煌的所谓“Bildungsroman”[12]——这个术语不大容易译成我们的语言，它的意思是：描述一个青年怎样变为成熟的人的一种长篇小说。这类小说几乎全都不用第一人称写作，即使主角很得作者好感，并且同作者本人的个性近似得几乎要混淆起来，象这一体裁的最大典范如歌德的《威廉·麦斯特》或《绿衣亨利》[13]的情形那样。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表面上是一部“Bildungsroman”，但作品的中心人物——表面上可以叫做“英雄”的那个人物——决没有获得作者的好感，他在各方面都同作者的个性恰恰相反。
这一点，可以很容易使作品变成讽刺之作。例如，《死魂灵》也是由乞乞科夫一生的许多感受、遭遇和事件构成的。
当然，《死魂灵》决不是“Bildungsroman”；在果戈理看来，表现小小的阿谀者和骗子手保希卡[14]怎样发展成为同类中最突出的一个——保甫尔·伊凡诺维支·乞乞科夫，明明是次要的事，虽然乞乞科夫这个人物本身是讽刺的对象，但对作者来说，表现整个“死魂灵”的国度却更重要得不可比拟。
在高尔基的作品里，勾画全景的任务——从变动中描写特定时代的俄国——也起着主要作用；然而处于连续不断发展中的萨姆金个人在小说里所占的重大地位，恐怕也跟“Bildungsroman”的优秀典范的主角在书中所占的地位一样。
严格地说，在高尔基这部作品里没有真正的讽刺因素。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只是隐隐地存在着。
名副其实的讽刺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总是一个漫画家；他毫不客气地突出他笔下的形象的某些特点，以至失去了一部分的“真实性”，但是他使我们更便于识别通常被掩盖着的东西，理解丑恶可笑的东西，这比我们在未加渲染的现实中去识别和理解要容易得太多了。
相反地，高尔基虽然对他的“英雄”和他所描写的大部分现象抱着彻底否定的态度，可是他并不作这样的渲染。反之，他似乎时时都在极力排除作为道德裁判员的他自己，客观地、十分公正地描写事物。这是一种有力的手法——可以叫做含蓄的讽刺法。
作者这样考虑着：我现在用艺术的烛光来照明的素材，其本身显然就很丑恶，读者越是强烈地感觉到一切都被白天的均匀的光辉照耀着，未加渲染，仿佛生活本身在这里说话似的，那末他们便越能确信素材的恶劣性。
在相反的场合，即是当我们要含蓄地赞扬什么的时候，这个被强调的客观手法也能发挥它的威力。作者想歌颂某些人物或事件，但是他这么做的时候写得十分朴素，毫不夸饰，因为他相信，他们的美的本身会替自己说明一切。在我们所谈的这部高尔基作品中，也有这种含蓄的赞扬的因素。
不过关于萨姆金本人，还是有一个特殊的、费解的地方。
本文读者可以问我：
“您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半是‘Bildungsroman’，另一半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主角的见证描绘出来的、一个重要时代的活动全景图。我把您的意思了解得对吗？”
“您了解得一点也不错。”
“但同时您又肯定道，克里姆·萨姆金是个引起作者厌恶的典型。就是说，高尔基给我们详细描写了一个恶棍的发展过程，并且通过这恶棍给我们介绍一个时代……说实话，我觉得，要不是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向自己提出的任务太稀奇，就是您对它的解释有点古怪。”
“亲爱的读者，您的问题提得正确。为了回答它，必须研究一下，第一，为什么作为‘Bildungsroman’的主角看，萨姆金的本身是饶有兴趣的，第二，为什么作为生活的见证人看，他也是饶有兴趣的，换句话说，表面上他也是饶有兴趣的。”
在下面几节中，我们便来谈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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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这部新作的读者不能不很快注意到，虽然作者为了阐明萨姆金的性格下过那么多功夫，他的性格还是苍白得近乎没有特色，萨姆金其入也索然乏味，他的内在的东西常常是从别人那里假借来的，而且——由于他的心理上的枯萎——显得又狭隘又平淡。
我们很容易设想，某个作家会欣然承担这样的任务：描写一个色彩鲜明的坏蛋，例如一名大盗或者恶毒的、诡计多端的阴险小人。可是写空虚的灰色人物，——值得吗？
在我国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典式的、经过精琢细磨的空虚的形象。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观察他所背弃的地主阶级的衰落和崩溃，创造了几乎是魔鬼般的犹大什克·果洛夫廖夫的形象。
初初看见这个讨厌的恶棍时，我们可能觉得他有个性、有抱负、有成就，觉得他有点象那种没良心、无情义、爱做作的严酷的典型，例如莎士比亚的纪念碑式的理査三世[15]。但是，如果凑近去仔细看看这个口齿不清、迈着小步走路、永远在侈谈上帝、永远在划十字的可鄙的老饕和其实并不善于经营的财迷，我们便会发现俄国评论界早已指出过的一点：犹大什克的基本特征是可怕的空虚。他什么人也不喜欢，什么人也不尊敬，他没有任何准则，只有纯动物的卑劣的本能指引着他的行为。他用空谈来文饰这种可鄙的、同人不相称的行为：他以他所特有的讨人欢心的口才，不断地、轻率地胡说着带有正教-基督教色彩、精神-道德色彩的废话。犹大什克一边说废话，一边又在它的蜘蛛网似的帷幕的遮掩下，干着卑污的勾当。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不象莫里哀的达尔杜弗[16]那样，抱着有意识的伪善态度，给自己制造一个方便的、假仁假义的烟幕；不，他非常真诚地相信这一切废话。犹大什克是个真正笃信上帝的人、规规矩矩的公民，他崇尚秩序和自古以来的道德观念。不过，作为本阶级的余孽，他内心老是摇摆不定，所以在他的心理的某一方面，他对上帝和天诫敬仰得五体投地，而在他那象一所荒凉阴暗的房屋似的天性的另一方面、更大的方面，他却好比一团漆黑，毫无原则。正因此，他才能一边在他的小教堂中祈祷，同时又在附近一个潮湿阴暗的房间里干出欺诈和淫乱的行径。
可是您会说，这难道不是大多数基督徒的共同特点吗？难道他们的“礼拜天的祷告”与平日的表现之间不是隔着一条鸿沟吗？同资产阶级制度的残酷的实际对照之下，神甫、牧师和教士所传播的基督教箴言，听起来难道不是空谈吗？
不过在犹大什克身上，这种动摇、这种两重性更为明显，因而他的内心生活的可怕的空虚也更为明显。这空虚使人感到那么冷飕飕，那么恐怖，以至犹大什克真正具有了恶魔的特点。承认犹大什克是魔鬼或魔鬼的玩物，换句话说，承认他是邪恶本身的代表，——这在哲学上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一致认为，当空虚或虚无极力戴上一副假面具来冒充生活的时候，它正是一种邪恶。
应该说，俄国的魔鬼，特别是知识分子手中的魔鬼，恰恰越来越具有这样的性质了。
在这里，我们没有工夫把光芒四射的西方的魔鬼同我国文学中乏味的、灰溜溜的鬼怪做一番比较。只要回想一下靡非斯特匪勒司就尽够了。歌德直截了当地论述他——而且是由他自述道：“我是那经常希望作恶、而实际上却在造善的力之一体。”[17]
靡非斯特匪勒司这个人物跟浮士德同样富于或比他更加富于辩证性。
靡非斯特匪勒司之所以能够“造善”，是因为他的邪恶会扎痛人，剌激人。靡非斯特匪勒司拥有光辉的机智。他摧毁了唯心主义的虚影，在被诱惑者眼前揭露出现实的污秽，他的确在策励人们。可是犹大什克能够策励人们奔向什么地方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多次同魔鬼交好；当他决定把一个新从地狱中出来的真正的魔鬼引给伊凡·卡拉马佐夫[18]的时候，他使它具有了一个老于世故的、十足的俗物的全部特点。
俄国的魔鬼——至少是知识界的魔鬼——常常是小鬼，常常是彼列多诺夫或者涅多蒂科姆卡[19]。这还是从果戈理流传下来的。果戈理对谢普金[20]说明过，轻佻的撒谎者和无意中做了冒名者的伊凡·亚力山大洛维奇[21]，实际上不是什么别的，而是恶魔本身。谢普金一听之下，简直惊讶得发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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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萨姆金——“魔鬼的玩物”。
从社会观点看，萨姆金也是个精神空虚的典型。他有一个不正常的家庭，他小时候受人溺爱，同时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温暖。追溯一下他的家谱，他所有的亲属都是一些余孽和失败者。他那从贵族中间脱落下来、阶级地位不明确的父亲和十分空虚的母亲便是这样；他的名存实亡的民粹派伯父象个幻影；他那笨头笨脑的哥哥是十足的傻子。
Self-made man[22]华拉甫卡本来可以给这腐朽的家族输入一点新的血液。但是高尔基以惊人的社会嗅觉，揭示了这个有才能的生意人的鲜明激烈的性格。他活着是为了谁？为了什么？请把安葬华拉甫卡的场面重读一遍吧。他得到了什么结果？一切都化为乌有了。
华拉甫卡是一朵典型的、我国特有的资本主义空花。虽然左拉和托马斯·曼等作家肯定说，资本主义王朝非常短促，多半在第三代就产生了不肖子弟和破落现象。不过，第一，这毕竟是到第三代才有的事，其次，这些王朝曾经一同织成了很坚实的欧洲资本主义的锦绣。
高尔基给他笔下的一朵资本主义空花起了：德沃耶托奇耶——“冒号”——这个姓氏。[23]冒号表示一句话已经完结，后面应该出现新的、解释前文的字句。可以说，最后半个世纪的俄国全部资本主义，便是这样一个除旧布新的冒号。因此，在资本家中间才有那么许多煊赫一时、结果却无声无臭地消失了的有才能的入物。
克里姆·萨姆金从他的家庭环境中被投入了我们所谓的“知识界”这一居民层。
关于我们上面所用的名词的实质，有过不少的争论。
知识界本身的使徒们企图这样说明这个名词的内容：知识分子是批判性的思考和敏感的良心的体现者。但同时，人们马上看得出来：那一切助理检察官，一切贪财的律师巴拉拉依金[24]之流，一切受过大学教育或准大学教育、担任着上帝所派定的公职或资本主义性的职务，或者从事“自由”职业、在某个美术摄影部门或牙医部门做事的庸人，——把他们算作批判性的思考和纯洁的良心的体现者，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涅克拉索夫或乌斯宾斯基一类的人，尽管对自己可以求全责备，却当然是光明正大的知识分子的崇高典型，但连他们也不敢把自己算作这种体现者。
涅克拉索夫由于没有成为直接的革命家而公开地严格批评自己，同时怀着虔敬的心情，将车尔尼雪夫斯基比作基督。[25]一本乌斯宾斯基传记令人感动地描写过，当一位职业革命家偶然去看望他[26]的时候，他简直不知道请这个人坐在哪里才好，怎样表示亲热才好。他也象涅克拉索夫、谢德林、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象成百的革命家一样，找到一些词句，对知识界的广大群众加以沉痛的嘲笑，他大概是以米尔托夫（拉夫罗夫）论述对人民所欠的债务的著名书简[27]为依据，用“债务人”这个轻蔑的词来称呼知识分子。
为了抬高自己在社会上的身价，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之类的知识分子政党总爱忘记这一点，却随随便便、喋喋不休地泛论整个知识界，把受过教育、衣冠楚楚的人们当作一个精选的阶级。
可是这种想法的个别代表有时也了解，这样跟受过教育的一部分庸人称兄道弟，难免会影响自己的名誉。例如，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就企图建立一套理论，说知识分子是卓然独立的、个性表现得很鲜明的人物；同知识分子相反的因素则是小市民，即面貌不清的人和群氓。[28]
如果信奉这套理论，那就必须完全撇下我们平日所说的知识分子，而承认聪明的、寻求真理的、即使不识字的农民，尤其是有觉悟的无产者，才恰恰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否则只好悄悄地仍然掺进这个思想：表现得很鲜明的个性、楚楚的衣冠和口袋里的毕业文凭是分不开的。这种思想在拉夫罗夫的著作中早已有过微弱的流露，普列汉诺夫针对着它说过一句中肯的挖苦话：“所谓有批判力的人物，该从十二品官算起才对。”
为了高尔基的纪念日[29]，在我国已经被淡忘的库斯柯娃老太婆竟然大放厥词；她终生都站在面子所能容许的最右的立场：比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女士站得更右，那就太不体面了。[30]
库斯柯娃女士对高尔基当然充满着憎恨。她肆无忌惮地表现了它，说高尔基是苏维埃政权的御用歌手，苏维埃政权憎恨知识分子，并且正在消灭他们，而他们也憎恨它。库斯柯娃女士胆大包天，居然代替苏维埃政权和在苏联工作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说话了。
库斯柯娃女士自然无论如何不会了解，一九一七年以后，知识界同人民之间的感情关系进入了一个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令人痛心的阶段。她欣然赞成斯大林同志的说法：工人中间有些分子，由于有过深深失望的经验，便笼笼统统地仇恨起整个知识界来。
我们很想知道，这位可敬的太太是否也赞成我们的领袖的另一段话：知识界有一些共产主义的死敌，他们为了破坏苏联劳动群众的无比艰巨的工作，可以干出任何的罪行，说出任何的谎言。
我想她是会赞成这段话的，因为以她对布尔什维克的由来 巳久的、去国后更见顽强的憎恨，她离开——她到底离开过没有啊？——我国最恶劣的暗害分子典型并不很远。
然而库斯柯娃女士决不愿赞成斯大林同志的这项声明：苏维埃政权尊重知识分子，需要他们，它竭力采取一切措施，有时严厉、有时温和的措施，把它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有教养阶层中的健全部分同无可救药的部分加以区别。[31]
库斯柯娃女士当然也不会赞成无数的人们对她一致发出的愤怒声明：“你没有权利代表我们、代表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知识分子，胡说什么我们憎恨苏维埃政权。你是替你自己说话，代表那可能还残留在我们中间的少数败类说话。”
我提到库斯柯娃，并不是由于我认为有多大的必要去驳斥她的乌鸦狂噪似的“祝词”，而是因为她也企图制造某种关于知识界的奇谈：知识界差不多是用自己的乳汁喂壮了高尔基这条小蛇，而它现在却用布尔什维克的牙齿来咬破这只乳房了。
同时，我也不想多谈下面的事实：当愚蠢透顶的布尔采夫诬控高尔基是德国间谍的期间，[32]几乎整个知识界都对这位伟大作家釆取了卑鄙的出卖的态度，而高尔基本人在革命最艰苦、在知识界的各个部分同革命发生抵触的时期，却以他的辩才和勇气袒护着知识界，他那么热心地袒护着它，一个早已不仅对“避暑客”的寓所、并且对“太阳的孩子们”的邸宅发射过许多支雕翎利箭的作家[33]竟会这样做，似乎是很出人意料的。
在这里，我稍稍感觉兴趣的是库斯柯娃的奇谈本身。您知道吧，据说一切从事地下工作和接近地下工作的、特别是被流放和近乎被流放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温暖而光明的“社团”，后来生活中再也没有产生过同样好的“社团”了。
照库斯柯娃的意见，原来这个由抗争的知识分子、叛逆的统计学家[34]构成的“社团”拥有非常强大的势力，他们可以把荣誉给予一个人，又可以剥夺它；例如，他们也把荣誉给予了高尔基。
由于这些取得胜利的统计学家统计起来显然为数甚少，所以他们之能够把荣誉给予人，明明是因为他们同受过教育的庸人有着密切关系的缘故。
我们得出这样一幅结构图：底下是作为受过教育的专家——也可以说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小市民——之总和的知识界这一浅灰色的广大基础；上面，跟它一脉相通的则是“社团”的尊贵的首脑。
但是库斯柯娃女士记错了许多事情，她已经进入“风烛残年”了。所有我们这些当年跟库斯柯娃同样完全属于“社团”的人，[35]每逢回想起流放和流放生活、回想起这种“振奋人心的统计学”本身时，总是感到很大的厌恶。不错，在流放中当然能碰见杰出的人物，他们对“社团”的环境作过有效的斗争。不过一般地说，您问问任何一个曾经被流放的人，他就会告诉您：“再没比流放中和流亡国外时的生活更容易使人闹是非、说短长、神经紧张、厌倦烦躁和精神压抑的了。说来奇怪，”这个“老住户”会补充道，“聚集在那里的并不是什么环人，而是受过教育、在革命领域内工作过一段时期的文人，可是他们常常在他们的太太的热心参与下，弄出了多少讨厌的纠纷！”
不错，库斯柯娃女士当作天堂乐土来回忆的流放地的环境，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如果注意到在“社团”之上和“社团”以外还有一批优秀分子，注意到被流放的布尔什维克的骨干跟“社团”的其他成员截然不同，那末可以说，被流放的庸人就更象是灰溜溜的神经衰弱患者了（虽然许多人离开流放地之后，又成了不错的或者甚至是很好的革命战士）。
库斯柯娃女士之所以一回忆起“社团”的香味来便满心欢喜，岂不是因为她今天亡命国外，住在她的新巴比伦河[36]畔，——不是奥卡河，也不是杰斯纳河畔，而是塞纳河或施普累河畔，[37]——这种脱离生活、孤立绝缘的是非窝中的发酸的、鄙俗的香味正好也弥漫在她周围的缘故吗？
然而不仅如此。一方面，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社团”的知识分子闲散生活的静态，根本不是象库斯柯娃女士的感伤的回忆所说的那样，另一方面，她还忘记了——她不可能记得，她只能曲解，——“社团”的历史动向。
必须稍微谈谈这件事。
一般地说，“社团”中包括了革命家，也许还包括了同革命家最接近的外围分子。
历史进程是这样：它引导人们经过一九〇五年的重要阶段，经过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然后走向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政权。“社团”急剧地分裂了。
一八四八年左右，恩格斯曾以天才的智慧和眼力预言道：在无产阶级专政产生的期间，工人阶级的铁扫帚所要扫除的一切陈腐事物的最后和最顽强的支柱，将是一些极端民主派，它们不会嫌弃任何一个最卑鄙的同盟，它们将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同死硬的保守主义者、同残暴的反动分子、同任何国外的敌人勾结在一起，只要能摧毁无产阶级，虽然它们不久以前还在向无产阶级大送秋波。[38]
除了其中的布尔什维克的部分之外，“社团”的所作所为正是象我们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先知们说的话总是要应验的！
“社团”在资产阶级将军麾下行动起来，这些将军，第一，是要来恢复他们认为永世不移的旧制度，第二，恢复帝俄的半殖民地性——其目的则在把半殖民地性变成完全的殖民地性。可是“社团”所开创的基业，终于在萨马拉和阿尔汉格尔斯克[39]垮掉了。“社团”最初是伙同士官生枪杀十月的英勇群众，最后落得了这么一个下场。
库斯柯娃“忘记”了这一点，“不可能了解”这一点。她不得不用谎言来推托。
为了替自己的重大历史罪行和蜕化堕落辩解，白俄侨民中的整个“左”派所使用的主要伎俩是恶意歪曲布尔什维克的实际。
我们布尔什维克、我们苏联劳动者在一个技术贫乏、文化落后的孤立的国家里，在对我们彻骨痛恨的势力的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我们的事业正在以雄壮的气概向前进展。有千千万万的证据可以公平地证明这个。不过困难也很大。情况有时紧张到了极点；我们非常贫穷。在这种局势下，白俄侨民往往抓住我们的壮丽的建设图景中一切阴暗的东西，加上一大堆谎言，作为他们养身活命的资料。因此他们好比“气恼的”江鳕，肝火特旺，[40]他们就用这种肝脏所分泌的胆汁代替墨水来写文章。[41]
关于“社团”的奇谈说得够多了。我主要是谈库斯柯娃的论文，因为这位太太在责备高尔基对知识界忘恩负义时，写道：“他对知识界的报答，便是目前他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关于它的描绘……”
高尔基在这部作品里把知识界谴责到了什么程度？高尔基是不是用萨姆金其人概括整个知识界？这个人物跟知识界有多少共同之处？
必须答复上面的问题，我们所提出的这一基本问题才能得到解答：为什么庸庸碌碌的萨姆金会引起这样特别大的兴趣？
7
高尔基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完全没有笼笼统统地谴责知识界。而且也不能指望他这样做。当然，庸俗的人们，即使是其中持有毕业文凭的那一部分，并没有获得高尔基的好感。然而，尽管高尔基从前不止一次地鞭挞了受过教育的庸人，他这部新作触及他们的地方却实在是比较少的，无论如何，它没有给高尔基在《瓦连卡·奥列索娃》、《避暑客》或《工程师》[42]中早已说过的话添加任何新的、尖锐的东西。高尔基没有提到，或者说，暂时还没有提到知识界的另一个“社团”——一个向来为他所极其敬重、也许竟是过于敬重的“社团”，即真正的学者们。因为高尔基在他反映革命前最后数十年的情况的组画里虽也写到知识分子，但他确实主要是指库斯柯娃的“社团”而言。高尔基在他这部近作中所写的知识分子要不是属于各党各派，便是属于接近各党各派的外围。
可是就在这里，高尔基也没有走上笼统地指责的道路。他首先特别突出了以库图佐夫同志这个值得敬仰的人物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包括干练的斯皮瓦克太太和许多其他人物在内。
库斯柯娃分子对这一点可能回答道，“这正表现了高尔基的党派偏心！”
但是，库斯柯娃分子先生们，你们不能把我们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从整个知识界开除出去，也不能把我们在“社团”历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一笔勾销。
当然，你们这些属于另一种党派、战无不败的党派的人早在革命前就同我们作过斗争，认为我们迷失了方向。你们用最难听的话来说明我们在革命后的作用。这是你们的事，是关系到你们的党派偏心的事。
不过高尔基在他的全景图中是怎样描写布尔什维克的呢？他们跟周围一切人截然不同：他们知道事情在朝哪里发展，他们预见到了十月革命，预见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的言行具有实事求是的性质。而别人却象瞎眼的狗崽子一样东奔西闯，他们的话有时虽也说得漂亮而聪明，但毕竟只是唱高调，不是符合事实的语言。
就算这是党派偏心吧。我们布尔什维克任何时候也不否认我们在各方面贯彻党的观点。可是，请您把高尔基这次所表现的我们的党派“偏心”同白俄侨民中各种库斯柯娃分子和猥琐狭隘分子的党派偏心拿来研究一下。衡量这两种“偏心”的时候，您不能不感觉到，历史在我们的天平盘上投下了一颗巨大的砝码。
难道我们没有战胜你们吗？难道十月革命没有来到吗？难道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实现吗？难道天下还能有一个知书明理的人不肯承认，这场缔造了苏联的革命是世界所曾见过的革命中最伟大的、客观上确实是最伟大和最壮丽的革命吗？
高尔基在描写布尔什维克时的党派偏心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们真是对未来作了正确的估计。
当然，形形色色的白党阵营还在用关于今后的预言安慰自己：他们说，这一切准会垮掉。
因此今后还有斗争。我们相信无产阶级的未来和我国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你们不相信。我们将鼓足劲儿斗争和工作。你们只会象乌鸦似的呱呱乱叫，并且同老朽的资产阶级串通起来反对我们。
但是高尔基不仅在知识分子中特别突出了布尔什维克及其赞助者，他也完全没有给其余一切人的脸上抹黑。在《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可以找到不少大体上引人好感的典型；那个古怪的、在任何地方都无法给自己找到一个位置的、然而直爽可爱的人物伊诺珂夫，就是一例。
但知识界的某一部分人、很大一部分人，仍然可以认为自己被这三部书刺痛了。而且，与其说高尔基用克里姆·萨姆金的典型打击知识界的某一阶层，不如说是用它打击为知识界所普遍具有的某个因素、某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某些通病。凡是身上的萨姆金气质较多的人，可以把他的形象看作对自己的一记耳光。这种气质不多的人，也不妨把它看作一次有益健康、却病消灾的外科手术。
8
克里姆·萨姆金首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典型。
什么是艺术典型呢？
创造艺术典型，就是发现社会上某种普遍的优点或缺点或优缺点的综合，把它们构成一个人物，使他尽可能细致而深刻地肖似同类的活人，同时又更鲜明地揭示出作者想要说明的那种有代表性的综合。
可是创造真正的艺术典型的工作并没有到此结束。如果艺术家凭着自己的嗅觉和知识，用分析法揭示出社会的某些特点，然后经过匠心匠手，用综合法把它们构成一个形象，那末这个形象一定带有机械的痕迹：这也许是一个做得非常精巧的玩偶，一个十分肖似活人、很好笑、很有教益的玩偶，——但也不过如此而已。
在教诲文学中，在漫画和讽刺作品中，这类典型是适用的；顺便说一句：所谓“文学战线”派[43]就曾经为它们奋斗过。我不否认，他们当时指出的范例，——谢德林更不在话下——比如说别塞勉斯基的《射击》[44]，也具有它的艺术价值。
但是艺术可以提供得更多。它能提供得更多，只要艺术家的才能允许他想象和体现出真正的个性，即是象任何活生生的个性一样的独特的个性，并且使最普遍的典型特点不仅不会因此遭受损害，反而能在纯个人的特点中得到自然的补充和充分的完成。
大多数确实出色的典型和差不多所有的伟大典型都是这样塑造成的。艺术家创造了一个完全跟雕像似的、十分生动的新人物，于是这个典型人物就比绝大多数活人更富于生命力：活人生而复死，但俄狄浦斯[45]或哈姆莱特活了千百年还没有露出半点衰老的迹象。
萨姆金正是这样塑造出来的。萨姆金是个活生生的人物。
当叶尔米洛夫同志为“活生生的人”而斗争的时候，他所指的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我这里所说的意思，——在这个限度内，他是对的。我至今还认为，排斥“活生生的人”是一个纯粹的误解。但这并不是说，叶尔米洛夫同志没有错误。[46]
卡尔·马克思在他那封关于《济金根》的辉煌的书信[47]中也多多少少表现过同样的思想：他责备拉萨尔没有把自己的剧中人“莎士比亚化”，却把他们“席勒化”了；他解释说，席勒笔下的人物是一定倾向的体现者。谁也不会争论，马克思显然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看到了真正活生生的、多方面的人物。莎士比亚的这项能力已经为大家所公认：只要回想一下普希金的意见就行了。[48]
同时，马克思又——这是主要的一点——向拉萨尔指出，拉萨尔在他的人物处理上没有充分注意阶级性。这一事实，只能对我们着重说明马克思的一个显豁的思想：从观念出发去创造体现这些观念的典型，便创造不出活生生的形象；从阶级出发，极力创造这些阶级的鲜明的、有充分价值的表现者，才能同莎士比亚相近似。
因此，照我们的看法，萨姆金是个道道地地的艺术形象，而且他是被当作一个阶级的代表来描写的。
同时，我们无论如何不要认为，典型只能代表整个的阶级。基本的阶级很少，可是它们分成了许多集团。在每个特定的时代，一个阶级仿佛包含着若干数量的基本典型。发现这类典型，从它们相互之间以及它们同其他阶级之间的关系上去描画它们，是写实艺术家的主要任务。
如果某一阶级或集团——在我们这个场合就是知识界，即是小资产阶级中靠“脑力”劳动为生的那一部分人，——可以被责备说：它里面普遍存在着萨姆金的典型，在这个集团的很多代表身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萨姆金因素，——那末，这一事实当然是一种谴责。
不过第一，这谴责非常公平。
第二，这谴责非常有益。
然而首先，克里姆·萨姆金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说过，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典型，克里姆·萨姆金有着许多个人的、即非典型的、他所独具的特点。艺术家的嗅觉使作者能够这样选择这些个人的特点，它们同形象并不矛盾，而是仿佛给典型特点作了补充。
我完全不想谈以下的问题：这种典型的创造是整个儿在理智之光下面进行的呢，换句话说，这全部创造过程是艺术家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的呢，还是有几分——从理智的角度看——象摸索似地、以直觉的方式、但又非常合理而且有目的地进行的？
我只想说，我们的年轻的评论界有一部分人在维护艺术创作的纯理智性质时做得太过火，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他们害怕非理智方面的艺术想象力有活动的余地，如同害怕魔鬼那样。
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还会有不少的争论。我再说一遍，我不想谈高尔基是否象制造机器的机械师似的，明确地认识到他如何构成萨姆金这个复杂人物的问题。
我们的“英雄”象每个人一样有他自己的名字。纯理智的艺术家凭着理性想出了普拉夫津[49]、莫尔恰林[50]等姓氏。艺术家又往往只给人物取一个偶然的名字和常见的姓氏。在给重要典型命名这件事上有一种最巧妙的方法，很难凭理智加以说明：那便是使典型同名字之间具有某种深刻的，隐约的、然而让人感觉得到的内在的谐调。我国文学中有许多例子，可是我不想细谈。
我们的“英雄”的名字十分独特。难道您在什么地方碰见过另一个克里姆·萨姆金吗？但是他的名字很能说明他的性格。
这个名字含有夸饰的意思，同时又在感性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克里姆”一词的发音是干巴巴的、尖细的，它叫人想起“克林”[51]。“萨姆金”[52]——您可以感觉到这里有一种自负，一种依靠自己、希望表现自己的个性的味道。
一听见这个名字，我马上联想到陀布仁斯基的著名的“戴眼镜的人”[53]之流的外貌。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同样偏狭、同样盲目、同样做作、同样乏味的人。这还是个萨姆金：他神气十足地微微仰起脑袋，他身上的某个东西——端整得使人感到凛然俨然的衣领、领带、发式，——显出一种自以为别具一格、而且仿佛自以为颇有含蓄的艺术味的派头。他身材并不高大，可是他同人家在一道的时候，他似乎总是稍稍挺起他的身子，希望显得高些。他的谈吐不只在方式上、甚至在音调上也很干巴巴，它根本是非常乏味的，仿佛一开始就是废话，同时，它又带有律师的狡辩、自我聆赏和自命不凡的强烈意味。
这便是萨姆金的外貌，的确，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刚才勾画的侧影叫做什么别的，只能叫做克里姆·萨姆金。
萨姆金有他自己的独特的家庭，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童年，有他自己的、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独特的生活道路。他还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恋爱史。然而这些非常独特的因素，却为萨姆金身上的基本的东西作了很好的准备、揭露和证明。
在我们这篇评论性的分析中，我们不必细谈这类个人的特点。我们要直接谈萨姆金的本质和典型性。
我们巳经说过，萨姆金是“魔鬼的玩物”。
这是空虚的表现之一。这是戴着幻影似的生活的假面具的—种空虚。
幻影不但迷惑着别人，也迷惑着萨姆金自己。他相信实在的东西。可是并不尽然；有时他似乎也领悟到，他只是一个零。
我国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的这种空虚，——有的人十分空虚，有的人有几分空虚，——从社会学上说是由于什么原因呢？
首先是由于知识分子的“超阶级”的或“无阶级性”的地位。
知识界的“领袖”们就这个特点大吹大擂，说它使他们超越了所有的阶级。实际上，它只能使他们一当然不是他们全体——陷入空虚。
知识界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多半是清寒知识分子——转向了劳动人民：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是转向农民，在列宁时代是转向无产阶级。
还有一部分人却去为上层阶级效劳——有的为官僚制国家、有的为资本家效劳。
但在这两部分人身上都可以看几分空虚：有时候，革命知识分子会感到某些疑惑、懊悔，他们茫然四顾，——总之是，不能始终如一。
在那班投奔层阶级、为它们出力效劳的人，这种情形更是常见。他们受到良心的折磨，他们有时也爱谈他们的“两重灵魂”。
可是假如我们要看到十足的空虚的事例，就得把眼光转向那些有意识地不以斗士的资格、而仅仅以偶然的客人的资格分别置身于两个或两个以上阵营的知识分子，或者甚至不在任何阵营做客的“独立派”。这样的人是没有历史前途，没有原则性的见解，没有纲领的。
如果这人生性鲁钝，没有受过很多教育，我们可以说：“一个无可救药的灰色的庸人，”认为不必对他抱什么希望。如果他象克里姆·萨姆金一样，并不愚蠢而又受过教育，那末他一定要极力表现他在政治上、道德上和文化上仿佛都还有生命，起着作用；这样一来，他那“魔鬼的玩物”的性格便完全暴露了。
萨姆金之流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德国精神病学家所谓的“Geltungsdrang”，即是力图使自己享有威望或出风头。
这里有一个细微的差别：企图使自己享有威望一指那种比人们实际具有的威望更大的威望——的人，毕竟还可能渴望某种有益的活动；这类人可以叫做现实的野心家。
托尔斯泰有一次说得非常中肯：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这样的分数，其分子是他的真正的优点，分母则是他的自负心。[54]假如这个分数的分母大于分子，那末现实的野心家就很讨厌，因为他们常常要过问他们力不胜任的事情。但是那些可以叫做“华而不实的野心家”的人更讨厌得多：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威望，而正是出风头。他们自己心里可能相信，他们的金光闪闪的服装只是一堆廉价的锡箔和铜线，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毫无用处；但只要它能让他们出风头，他们便满不在乎。
当然，知识界还有很多这样的个人主义者，他们坚决为自己的功名和“地位”奋斗，而且是用一件重要的武器，即是从他们的事业中去奋斗的。他们有时也具有无谓的野心的可笑而猥琐的特点，不过他们身上的本质的东西不在这里。在他们，托尔斯泰所说的分数的分子毕竟要大于分母。
知识界有不少现实的野心家，也有很多华而不实的野心家。
为什么知识界有这么多野心家呢？
因为知识分子的各种工作几乎全是这一类的工作，其成果（薪金、名气、荣耀，等等）要取决于纯个人的特点——取决于独创精神、才能。人们总是去找那无可代替的律师、医生、肖像画家，邀请无可代替的演员、音乐家。容易由人代替的只值一戈比。难于代替的却值一卢布。无法代替的简直可以“漫天讨价”。所以，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希望成为无可代替的人物。这里的问题不仅在酬金，还有社会的重视、女人的青睐，等等。
正因此，萨姆金之流虽然渺不足道，又只是戴着生活的假面具，却极力要把这副假面具装饰得更有独创性一些。
萨姆金主义的要点之一，便是希望表现自己的个性，使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与众不同的人。
顺便说一句：易卜生的名剧《彼尔·金特》也植基于这个希望之上，只是其中的希望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来实现罢了。
除此以外，我们还得加上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学因素：我们所谈的那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即是有意识地“超党派”的知识分子，都站在各种思想和潮流的十字路口。因为他们本身很空虚，这些思想便能自由地灌注到他们的头脑里去。有时候它们轮流地吸引他们，于是我们看到了反复无常的人的典型；有时候它们在他们身上同时并存，于是我们又看到折衷主义者的典型。
萨姆金热烈希望具有独创精神。可是他心里又滋长不出稍微卓越一点的独创思想。因此，有时他自己也无可奈何地承认，他那全部被夸大了的独创精神，不过是一个用别人的破市填塞起来当作内脏的动物标本而已。
一般地说，每逢萨姆金走进灯火輝煌、聚集着一批巧于词令的健谈家和——用谢威利亚宁的话来说——“一群尖酸刻薄的妇女”[55]的客厅时，他不得不带几分骄矜，适当地露出公鸡挑斗的神气，可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却常常好似一个去掉弹簧的纸板做的丑角：驼着背，皱起眉头，用笨拙的手势擦擦眼镜，眨巴着淡色的眼睛，想着自己的伤心事。
高尔基笔下的萨姆金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论断得很正确。他想起红胡子哲学家陶米林的名言：“阅历丰富对大多数人都起着破坏作用，使他们的道德感混乱。不过，这种丰富的阅历也会造成一些特别有趣的人物，”——一天夜里，萨姆金躺在床上考虑这个意见。“克里姆在红胡子教师这些话里面发现了一种既使他恐惧、又使他入迷的东西。他觉得自己的世故经验已经太多，不过有时候他又感到他并不需要那一切积累起来的阅历和思想。其中没有任何--个在他身上牢牢地扎下根、他可以称之为他个人的思想和信仰的东西。他心里所有这一切仿佛都是违反他的意志的，——只是浅浅地藏在皮肤下面，而更深的地方却是一片空虚，还有待于用其他的内容来充实。克里姆越来越经常地、越来越不安地感觉到，在作为一个容器的他自己同他所容纳的东西之间，正在发生分歧和对立。他羡慕库图佐夫，因为这人学会了信仰和心安理得地宣传自己的信仰。”
萨姆金所不了解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秘密的根源？
他不了解，各种阅历、各种观点和念头只有集中在某些主要的思想感情的周围的时候，才能变成一个体系，才能成为良好的行动指南。而这主要的东西却取决于刚强的性格；在地位最明确、态度最坚定的阶级和集团的代表人物中间，常常可以碰到刚强的性格。对于知识界“超阶级”的那一部分人来说，性格软弱不能不是他们的一个特点。萨姆金没有这主要的东西。
这个可怜的人有时也会经历深刻的、自有其精微之处的内心悲剧。就在他得意地认出他的“复杂性”的时候，他心里常常痛苦而模糊地想到，他始终没有一个为他指明道路的罗盘。
高尔基在萨姆金下面一段“独白”中把他这种内心的不安写得很好：
“‘我跟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联系，'他提醒自己。‘现实跟我作对。我在现实上空驰骋，就象走钢丝一般。'
“把自己比作一个走钢丝的演员使他感到意外和委屈。
“‘我没有什么可懊悔的，'他半信半疑地重说了一遍，仿佛是从远处、用一种没有形成语言的新思想的眼光从旁考察着自己的思想。在他那一切旧思想后面还存在和显出一个虽说并不清楚、然而可能是最强有力的思想这一点，在萨姆金心里引起了
愉快的感觉，因为他
意识到自己的复杂性和独特性，
[56]觉得内心很丰富。他站在房间当中抽着烟，看着脚下的亮光的粉红色斑点，忽然想起一则东方寓言，其中讲到一个人坐在十字路口太阳底下痛哭，过路的人问他为什么流泪，他回答说：‘我的影子离开了我，只有影子才知道我往哪儿走。'那个寓言里流泪的人被称为傻瓜。”
知识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集团。换句话说，它没有资本。它出卖自己的劳动。可是它能把劳动出卖给谁呢？出卖给谁才能得到好价钱，使自己的生活上轨道，家属有保障呢？显然要出卖给有产者。有的人出任国家公职，而任何人都知道，从前的国家是怎样的国家；还有的人则为富豪效力。那些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不愿意这么做的人，除了极少的例外，一般只好仍旧过清苦的日子。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份阶级压力总会在知识分内心碰到某种反压力。自重之心常常提示他们，为满足剥削者的要求而工作是丑恶的。专业的本身，可以说，任何专业的本身，都能促使它的从业员得出非常急进的结论，只要他们深入而公正地考虑一下这专业的目的。严格地说，一个十分正直的医生、教师、艺术家等等，不可能不成为社会主义者。
知识分子如果用这样那样的方法、在这种那种程度上保持着自己的清白，便能在道德方面具有一定的威望。忽视他们的意见并不那么容易。他们的指责可以刺伤你，或者至少抓得你叫疼。
在革命前的俄国，无疑也有过这一切情况。
受过教育的阶层，即平民知识分子，立刻受到警察的监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平民知识分子是政府本身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要求而造就出来的。对于掌握情报的政府机关人员如宪兵、密探和警察的恐惧，在知识界极为普遍。又怎么能不这样呢？难道这些恶势力不是仅仅由于怀疑某人同革命有关，就可以迫害和毁灭他吗？只要列举一下政府的恐怖政策下的最大牺牲者，只要列举一下俄国思想界和俄国艺术界的杰出代表们，便能写成一份长长的蒙难者名单。
当然，这一点并没有妨碍知识界产生英雄人物；但涅克拉索夫说他们属于“为伟大的博爱事业而捐躯的人们的阵营”，不是没有理由的。
萨姆金之流不愿为任何事业捐躯。他们很怕警察。他们怕得那么厉害，在顺利的情况下，警察甚至可以驯服他们。萨姆金碰到警察，好比火柴碰到火柴匣上的砂皮。幸好警察逼得不紧，否则这根火柴一定会燃起带硫磺臭味的挑拨陷害之火来。不过有许多次，萨姆金已经走到叛卖的边沿，甚至偷偷摸摸地跨过了这个边沿。
可是同警察的压力相对抗，俄国知识界那些转到农民或者（在晚些时候）工人立场上的优秀分子的巨大的反压力也有了发展。
不但知识界的先锋队亲手给叛徒打上的火印烙得很深，象该隐身上的火印[57]一样，就连指责对革命漠不关心、指责平凡的庸俗生活的话也足以引起戒惧，甚至使胆小怕事的人都不得不为革命家解囊，供给他们住处，对他们表示同情，有时候还间接地同他们合作。
这种中间路线，这种夹在两块可怕的磨盘之间的生活，当然会造成骑墙态度和内心的分裂。
高尔基多次指出了萨姆金这些特点。我们只引用一段：
“萨姆金厌恶犹太人，不过他
知道这种厌恶是可耻的，所以他象许多人一样，把它
隐藏在一套叫做：‘亲犹主义’的词句里面。
[58]他觉得犹太人比德国人或芬兰人于他更隔膜，他猜想每个犹太人都具有特别敏锐的洞察力，使犹太人可以看出他这个俄罗斯人的许多明显的和隐蔽的缺点，比其他种族的人看得更精细和清楚。他了解犹太人在俄国的命运多么悲惨，同时又猜想犹太人的心理一定沾染和接受了一种本质上敌视俄罗斯人的感情，以及为了屈辱和痛苦而复仇的愿望。”
问题在于，知识界的一部分“工作”，而且是报酬优厚的工作，完全是个幻影似的东西。这种虚幻的工作者当中稍微有点才智和良心的人，都了解自己的工作是根本不必要的，洛使他们认识了他们本身对社会的虚幻性。就连那些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己有用、而其实只是虚度时日和徒劳无益的人，从他们的社会功用看，客观上也是一个幻影。虽然如此，这样的幻影却完全可以使社会遭受很大的损失，因为他们的贪婪决不是幻影。
国家机关充斥着这类游手好闲之辈，他们多多少少已经被写进《塔什干的老爷们》[59]里面，一般地说，他们常常为伟大讽剌作家们所痛恨。在所谓的社会活动中挤满了“清谈家”，好象一大群蚊子一样。此外还要加上一切为豪门集团的奢侈生活和奇思异想服务的帮闲。各种替老饕们烹调山珍海错的厨师，或者替不识风雅的“大老板”修建“里斯本”式房屋的建筑师，各种依靠掠夺者的残羹剩饭过生活，而以给他们逗趣引乐作为报答的奴仆、弄臣、男男女女的卖淫者，——所有这些人当然都毫无用处，纯粹是社会上的消极因素。
然而这些分子恰恰都是知识界的人。他们要不是艺术家，就是什么名手、行家，他们是各种各样的“专家他们或者拥有才能，或者持有毕业文凭，他们的薪金优厚，他们甚至常常享有广大的声誉。
应该说，克里姆·萨姆金完全是这一路货。他有点象法律家，又有点象著作家；如果说他游手好闲，他恐怕要大大地见怪。他在工作。他寻找工作。但在他的整个“一生”中，您连任何有益的工作的痕迹也看不到，假如不算他受斯皮瓦克太太之托而写的那少数不取报酬的文章的话。
知识界有许许多多人面对着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民主革命所提出的两个严峻的问题，感到很难回答：你在干什么？你能够做什么？
第一，这些经济上的虚幻人物是靠侍奉财神来维持生活的，可是财神被革命打倒了。第二，凡是足以掩盖这种那种虚假无益的工作之真相的烟雾，都被革命吹散了。
因为这个缘故，萨姆金之流才本能地憎恨革命。说得更正确些，他们也可以容许革命，只要它不去触动荒谬的奢侈生活和形形色色的清谈。在这样的革命之后，有些虛幻人物甚至能够爬得更高，为自己的空虚的活动找到广阔的舞台。比如说，克里姆·萨姆金认真地设想过，他要在这样的革命以后做一个国会议员，不过他的妻子华尔华拉对他了解得很透，她在发怒时叫道：“你想做国会议员。你不会飞黄腾达的，因为你没有能耐……”
我觉得，我已引用了充分的证据，证明高尔基用萨姆金主义来谴责知识界相当大一部分人和某种普遍存在于知识界的特殊因素，是多么公平。
读者会看到，萨姆金主义不是一个偶然的东西，相反地，萨姆金主义的一切最典型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差不多都决定于作为一个社会集团的知识界的基本社会生活方式。
但是我们说过，高尔基的谴责不仅公平，而且有益。
我觉得，这谴责的益处现在很明显。彻头彻尾的萨姆金主义、完完全全的萨姆金主义应该被消灭，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应该对它有所认识。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认识方法是从艺术上去认识。
我听说高尔基想采用这样的写法：当列宁乘坐装甲车进入后来的列宁格勒[60]的时候，萨姆金在车上发出的探照灯灯光之下，大有象征意义地消失了。
我又听到一个设想，说是小说第五部将描写萨姆金如何假惺惺地拥护苏维埃政权，如何变成一个暗害分子。
毫无疑问，萨姆金跟著名的审判案[61]期间所揭露出来的暗害分子心理有着非常多的共同点。姑且假定暗害活动已经被肃清了吧。那末能不能说萨姆金主义也被肃清了呢？
不！萨姆金主义更微妙，更变化无常。对付一个完整的萨姆金要容易一些；对付零碎的、有时象某种微生物似的钻入健全的天性中的萨姆金主义，却比较困难。在这件事情上，萨姆金的艺术形象常常能以最直接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益处。
一个健全的好人，在准备说空话、做无聊的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的时候，一想起克里姆·萨姆金，便会立刻自问：“我不是象这位绅士吗？”承认彼此类似以后，他将恐怖地叫道：“呸，你这恶魔，差一点缠上我了！”在这种场合，只要对空虚的魔鬼萨姆金念道：“邪魔隐遁，阿门，阿门！”那末他真的就会消失了。
当我这样结束我对萨姆金形象的分析时，从而也就回答了我和读者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现在很明显，为什么本身如此乏味的萨姆金，对高尔基来说却是个非常有趣的“英雄”，因为高尔基这部近作带有一种特殊的“Bildungsroman”的性质。我们亲眼看到，萨姆金从一个孩子变成了——可以说是——花丽狐哨的空虚人物。
最后，我想证明一下，我们的分析的基础，确实是完全符合我们的作者贯穿在他的“英雄”身上的基本思想的。
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引用萨姆金一个值得注意的梦：
“萨姆金以梦境里才能有的疾风骤雨的速度，看见自己正在两行老桦树中间一条没有人踪的坎坷不平的道路上走着，——另一个克里姆·萨姆金跟他并肩而行。是个晴朗的日子，太阳烤得人背脊滚烫，然而无论是克里姆本身，还是那个跟他容貌相同的人，或者是树木，都没有影子，这叫人很不安。那同貌人一声不响，用肩膀把萨姆金推进路上的坑坑洼洼里，推到树上，——他很妨碍走路，克里姆只好也推他；于是他倒在克里姆脚下，抱住两腿，狂呼大叫。萨姆金感到自己也要倒下去，就抓住同伴，将他拉起来，却感到同伴象影子似的没有重量。但是他的装束完全和真的活的萨姆金一样，所以该有个重量才对。萨姆金高高地举起他来，扔到旁边的地上，——他摔成了碎块，于是在萨姆金周围立刻衍化出几十个人形，跟萨姆金一同飞快地奔跑，虽然他们都象影子一般轻飘透明，却把他挤得好紧，推推操操，使他离开道路，赶着他往前走，——他们的数目越来越多，他们都很激动，萨姆金在这一群默不作声的人当中直喘大气。他甩开他们，用双手揉碎、撕裂他们，那些人在他手里就象肥皂泡似的破裂了；有一瞬间，萨姆金认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可是下一瞬间，他的同貌人却无穷无尽地增加起来，重又包围住他，赶着他由没有影子的旷野上朝烟灰色的天空跑去。”
9
我们已经讲过，高尔基这部近作仅仅在某个程度上说才是一种反面的“Bildungsroman”；在主要的方面，它也许是一部艺术性的历史记事，或者照我们先前的说法，是一幅包括数十年之久的活动全景图。
把两项因素这样融为一体，是十分合理的：如果您写一个人物的传记，那末它自然会成为他的一切见闻的历史记事，因为，用普希金笔下的皮敏[62]的话来说，“上帝派定”他做了许多事情的“见证人”。
在用第一人称写作的长篇小说里，所表现的全部内容无例外地都应该是中心人物看到过、思索过、感受过或者至少是用心听取过的东西。最好的例子是《鲁滨孙飘流记》。
然而在我们这个场合，我们所分析的萨姆金自然不适于做这种特别的见证人。
但是我们应许过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作为观察者、作为见证人、作为置身事件之中的人来看，一般地说萨姆金是饶有兴趣的？
有几个原因，使萨姆金能够上升为这个角色。
首先，他好动。萨姆金表面上同任何阶级都没有联系，也没有牢牢地扎根在任何事业上或任何地方，正相反，他不安地为自己寻找位置，——无论从社会的或地域的角度看——到处飘游、乱转。单是这一点，便使他成了应该尽可能广泛地囊括时代的长篇历史记事小说的一个适当“英雄”。从阿普列尤斯[63]起，所有的作家都挑选这类好动的“英雄”作为广泛描写生活的长篇小说的中心人物。
高尔基所写的时代是动荡的时代，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崩溃、雄伟的新兴势力成长的纷纭扰攘的时代。
许多事件有时能使那些年月的混乱局势受到震荡，可是事件的宏伟同见证人的渺小表面上并不矛盾。
萨姆金为内心的不满情绪、自己的不明确的地位，和惟恐由于他在政治上庸庸碌碌而受人指斥的心理所驱遣，只要是出现了热烈紧张的场面的地方，他都要在那里瞎闯一阵。因此作者轻而易举地让萨姆金接触了一连串最重大的现象，以及许多细琐但是具有特征意义的事情。
除了社会生活和历史事件的画卷以外，高尔基还绘出了长长一系列的肖像和素描。由于上文所说的原因，这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也很容易同萨姆金发生联系。
然而萨姆金是不是一个客观的见证人呢？
首先我们要指出，对事实的形而上学式的客观记述本来并不存在。如果一个作家根据的亲身观感来写作，那末，他本人便是使事实达到读者心中所必须经过的一个复杂的媒介物。这一点甚至适用于科学，特别是适用于历史学。就艺术而论更是如此，在艺术上，左拉所说要透过人的气质的三棱镜来描写现实的话，[64]仍然是正确的，只要我们能从广义上了解“气质”这个词，把它解释为性格和思想方式。
固然，科学也好，在某种程度上说，艺术也好（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左拉），都同样推重一个达到客观性的方法：广泛的文件和不偏不倚的态度。
说到广泛的文件，——即是尽可能地多多搜集证据——那末，这对事情并没有多大帮助：这一切证据，包括那些甚至象公证书一样枯燥无味的官方文书在内，都充满着主观主义的情绪，它们首先是反映各个集团和阶级的利益的。作家必须加以深入的研究，衡量衡量哪里是真多于伪，哪里是伪多于真。这很不容易做到，并且因人而异，比方说，在不同的历史家的笔下（正是要看他们的阶级立场如何而定），同一个事件竟会蒙上完全两样的色彩。
同时，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更不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指导者。
“怎么？”说到这里，一个读者插嘴道，“难道马克思主义不是恰恰坚决主张客观性的吗？难道马克思所建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恰恰要求人们对任何历史形势都得作一番十分冷静的、可以说是数学般精密的研究吗？”
马克思确实直截了当地说过客观性在科学中的重大价值。他曾经赞扬大卫·李嘉图[65]的这一特点，而谴责马尔萨斯凭主观捏造事实。
可是那位插话的读者应该回想一下，无论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都决不是不偏不倚的人。相反地，他们都怀有强烈的爱憎。他们的高度的客观性正好在于他们的党性。谁都知道，党性是某个阶级的自觉先锋队的一种集体的主观情绪。从这里就看得出来，剥削阶级的党性会把现实歪曲得不象样子。而注定要在未来建设共产主义的那个阶级的党性，却能给人们培养敏锐的眼光和英勇精神，并且是真正的客观性的唯一表现形式。
这一切不仅与科学有关，也与艺术有关。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一部具有党性的、无产阶级的作品，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客观而真实的作品。
高尔基到底是怎样把萨姆金的歪曲真相的证词同他自己的真正的、充满党性的证词结合起来的呢？
我们首先要举一个例子，以说明事实一旦通过萨姆金的意识和叙述，便非遭到严重的歪曲不可。
萨姆金亲眼看见过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彼得堡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大事。他回到莫斯科以后，依照他妻子的请求，立刻就这件事做了好几次演讲：
“他本来也想谈一谈，他认为必须表现表现自己，就算为真正的报告举行一次彩排之类，也是有好处的。”
虽然萨姆金认定这一次他的听众是“第三种人”，但这批听众的聚精会神的态度仍然使他得到了满足，——其实他和他们完全是一丘之貉：饶舌家和精神上的花花公子。
“这天晩上，他们如饥如渴地看着他，就象馋嘴的人看一盘佳肴似的。他们默默地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仿佛他是一位首都的教授，来到偏僻的外省城市给居民讲课，他们早已向往着不平凡的事情了。……他意识到昨天的事已经成为历史，这叫他很快乐。
“萨姆金竭力保持客观见证人的口吻，只注重真实，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真实。……但他很想吓唬吓唬这些人，于是他得意地这样做了。”
此后萨姆金还多次重复过他所讲的故事。
“他大大地扩充了血的星期日的故事，他说起他对沙皇的观感，颇为有趣地拿沙皇跟加邦
[66]作了对比，暗示他们两人中间有一种难以捉摸的——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类似之点，他谈到司炉，谈到那些极其简单地死掉的工人，谈到那个小老头怎样用石头敲打普希金曾在那里居住和逝世的房子的墙，——他把小老头谈论得远比他本人所知道的为多。每次报告以后，他总感到自己更聪明、更显要，他感到越是把他的见闻描绘得美，它们对于他就越没有什么恐怖。”
“他很希望别人听着会恐怖，恐怖会使他们清醒过来，而且他觉得他正在达到这个目的：人们都很恐怖。然而他又看到，在那些深信自己可以改变现实、制伏现实的人，恐怖的时间并不长。
“‘多轻狂，'他想，心里恨透了那些胆大妄为的人。
“‘我很惊讶，克里姆，’华尔华拉说。‘我这是听第三遍了，——你讲得真妙！每一次都加些新的人物、新的细节。噢，那头一个说出最崇高的美是在悲剧中的人，说得多正确！'
“萨姆金听着她的赞扬，装出冷淡而疲倦的神色。
“‘我付出的代价可不小啊。'
“‘我想是这样，'华尔华拉表示同意。
“他一生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成功，在这些成功的日子里，萨姆金心中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公式：
“‘革命之所以需要，是为了消灭革命党人。'
“他第一次这样想的时候，心里暗笑道：
“‘荒唐！'
“可是暗笑并没有把这个公式从记忆中驱逐掉。”
因此，他的“意图”的性质十分明显，用不着注释。但是萨姆金在实现它的同时，又沾沾自喜地意识到，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见多识广、却故意不肯吐露他所知道的一切的真正的革命党人。
他这个“玩意儿”一碰到布尔什维克对同一事实的真正严肃的态度，而以它那痛定思痛的求实精神来说又是清醒的态度时，当然立刻失败了。斯皮瓦克太太请萨姆金就这个事件写一篇文章。
“萨姆金高高兴兴地写了出来，好象是在做他私人的事情，不过他把文章朗读一遍之后，穿光皮衣服和浑身油污的杜纳叶夫微笑着指出：
“‘这是一篇吓唬老百姓的东西。'
“‘必须删节一下，'斯皮瓦克太太说，但是长腿柯尔涅夫就象拿自己的稿子一样，拿起这篇稿子，嘟哝着说，他来干这件事。”
这整个有说服力的插曲清清楚楚表明着，萨姆金是怎样一个“恶劣的见证人”。
然而同一插曲又向我们表明，作者本人如何修改了萨姆金的证词。
这种修改在刚一描写萨姆金在那个重大日子的感受时便开始了。高尔基给我们指明，萨姆金怎样记下他的见闻，怎样从第一次起就根据他已有的经验去了解它，怎样在自己的意识中逐渐修改它，怎样把它告诉别人。于是我们看到了萨姆金那些在其全部伪造过程中被深刻地揭露出来的值得注意的证词。
总之，高尔基总是这样叙述事件，无论事件多么重大，都是在一个观察者——萨姆金的身边进行的。但同时，作者本人任何时候都决不从幕后出场，他几乎在不知不觉之间使我们也成了直接的见证人，能够看见按照他的理解（阶级和党的理解）来表现的种种事实。
在这里，我们仅仅涉及了《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的全景图部分的艺术技巧，所涉及的范围也只是以我们在回答下述，问题时的需要为限：为什么萨姆金会成为一个有趣的事件见证人？
10
我们在本文中提出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们认识得很清楚，将来一定会有人对高尔基这部杰作加以认真的研究，我们不过对这项研究作了某种局部性的贡献而已。
甚至分析克里姆·萨姆金形象这一狭小的任务也没有到此结束：我们有意避免谈论他的个人特点——他的命运中的波折、他的恋爱，如此等等。其实这一切都很重要，可以补充我们的分析的结果。
我们完全把书中那一整幅壮丽的、极其丰富的、盈溢着生命的事件全景图摆在我们这篇小小的研究著作的范围之外，虽然全景图在构成整个作品的实质方面所占的分量，比关于主角的刻划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小说的这一部分实际上用不着什么注释。对于这一部分，只能强调一系列典型和画面的丰富多姿，只能阐述其创作艺术的深度，——顺便也阐述一下技巧上的特色和写景在小说中的特殊地位；此外，还可以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作某些解释，对所描写的事件予以广泛的说明。这当然是一件大有裨益的工作。我们相信，我国评论界一定会完成它。
笔者自己也愿意从这个方面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重新研究一番。
但是本文只要论述它自己的题目就够了。
为了纪念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创作四十周年，我首先想阐明的是他这部近作的强烈的时代精神、活生生的积极的意义，以及他的回顾过去同为当前迫切问题服务这两者之间的独特的、有机的、密切的结合。
我这最后一句话不但不是否定、而且极力肯定了《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对于整个可以预见的将来的恒久的意义。
[1] 开头三部分别出版于一九二七、二八和三一年。
[2] 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动政党，成立于一九〇五年。
[3] 上述三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是《路标》撰稿人。彼·别·司徒卢威先是加入立宪民主党，苏联内战期间，又在白匪头目弗兰格尔拼凑的伪政府中担任过“部长”。尼·亚·别尔嘉也夫（1874—1948），反动的神秘主义哲学家，一九二二年由于其反革命罪行，被驱逐出境。谢·尼·布尔加柯夫（1871—1927），立宪民主党人，十月革命后成了神甫，一九二二年被驱逐出境。
[4] 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成立于一九〇五年十月全俄大罢工期间。
[5] 谢·尤·维特（1849—1915），一九〇五至一九〇六年间的俄国内阁总理，曾残酷镇压一九〇五年革命。
[6]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7] 一年中最后一段晴和的日子。
[8] 参看《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〇〇至二〇一页。
[9] 也是《死魂灵》中的人物。
[10] 苏联剧作家尼·罗·艾尔德曼所写剧本《委任状》（一九二四年）的主角古略奇金，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热中名利的庸人，类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三部曲《节日好梦，饭前应验》、《莫管闲事》和《有志竟成》的主角巴尔扎米诺夫。
[11] 某些斯拉夫民族的迷信，认为有的死尸夜间会从坟墓里爬出来，吸吮活人的血液，叫做“妖尸”。
[12] 德语。有人译为“发展小说”或“教育小说”。
[13] 《绿衣亨利》是瑞士作家高·凯勒（1819—1890）所写的小说。
[14] 即保甫尔。
[15] 剧本《理査三世》的主角。
[16] 喜剧《达尔杜弗即骗子》（旧译《伪君子》）的主角。
[17] 参看《浮士德》第一部第六五页，人民文学出板社。
[18] “真正的魔鬼”指《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另一人物斯麦尔佳科夫。
[19] 涅多蒂科姆卡也是费·库·索洛古勃的《小鬼》中的人物。
[20] 米·谢·谢普金（1788—1863），著名演员。
[21] 《钦差大臣》主角赫列斯塔科夫的教名和父名。
[22] 英语：独力奋斗的人。
[23] 德沃耶托奇耶，剧本《谜暑客》中一个工厂主，后来变卖了产业，无所事事，过着富裕但是空虚孤独的生活。冒号即“：”。
[24] 谢德林的《现代牧歌》中的人物。
[25] 见涅克拉索夫的诗《致一位不知名的朋友，他给我寄来了〈不可能〉一诗》和《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先知）》。
[26] 指乌斯宾斯基。
[27] 指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见本书第一八七页注①。
[28] 伊凡诺夫-拉祖姆尼克是拉·瓦·伊凡诺夫（1878—1945）的笔名，文艺学家，唯心主义社会学家，社会革命党政论家。这里是指他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一九〇六年）一书中提出的意见。
[29] 指一九二八年高尔基六十诞辰和文学活动三十五周年。
[30] 叶·德·库斯柯娃（1869—1958）和谢·尼·普罗柯波维奇（1871—1955）都是修正主义的著名论客，俄国的伯恩斯坦主义代表，后来成了立宪民主党人，请参看本书第二五页注④。十月革命后，库斯柯娃和普罗柯波维奇逃亡国外，反对苏维埃政权。库斯柯娃曾在白俄机关报《现代纪事》上抛出《斩断了翅膀的鹰》一文，恶毒挑拨高尔基同苏联知识界的关系。
[31] 参看《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十三卷。
[32] 符·里·布尔采夫（1862—1942），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和记者，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成为露骨的反动分子。一九一七年七月，他在《俄国意志》报上发表《不是我们，就是德国人及其同伙》一文，含沙射影地诬谄高尔基是德国的奸细。
[33] 《避暑客》和《太阳的孩子们》都是描写知识分子的剧本。
[34] 指广义的统计学家，包括那些根据统计数字来评论时政的著作家在内。
[35] 作者在十月革命前曾多次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和流亡国外。
[36] 巴比伦河指富饶的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即著名的两河流域。引申为“理想的地方”。
[37] 奥卡河与杰斯纳河属苏联，塞纳河畔和施普累河畔分别指巴黎和柏林。
[38] 参看《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39] 都是苏联内战期间白匪军及其帮凶溃败之处。
[40] 江鳕“生气”时，肝会变大。
[41] 意谓文章中充满着愤恨。
[42] 指剧本《野蛮人》，其中的主要人物是一些工程师。
[43] 一九三〇年苏联一个文学团体。
[44] 一篇诗体喜剧，其中有尖锐的讽刺，也有正面的东西。
[45] 古希腊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公元496—406）的名剧《俄狄浦斯王》的主角。
[46] 拉普派理论家叶尔米洛夫等主张，为了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必须刻划他的个性特点，同时要，搜索和表现他的“致命伤”、二重性。卢那察尔斯基则强调塑造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形象，“就在我们今天，先锋的典型、党和苏维埃的建设者的完美典型就已经很高大了。”（《农民文学和党的总路线》，一九二九年）
[47] 指一八五九年四月十九日马克思给拉萨尔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8] 普希金认为，莎士比亚在人物性格描写上，要比莫里哀或拜伦全面、完备得多。
[49] 普拉夫津是冯维辛的喜剧《纨袴少年》中的人物，意为“诚实”。
[50] 莫尔恰林意为“沉默寡言”。
[51] 意为“楔子”。
[52] 从“自我”一词变来。
[53] 姆·瓦·陀布仁斯基（1875—1957），苏联画家。《戴眼镜的人》是他的一幅作品的题名。
[54] 见《托原斯泰全集》俄文本第四十卷，第一四三页。《复活》第三部第十五章中也有类似的说法。
[55] 伊·谢威利亚宁（1887—1942），苏联未来派诗人。语出他的《序曲》一诗。
[56] 重点是我加的。——卢那察尔斯基。
[57] 该隐杀死其弟亚伯后，耶和华给该隐打了一个火印。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
[58] 重点是我加的。——卢那察尔斯基。
[59] 谢德林的讽剌特写集。
[60] 原名彼得格勒。
[61] 指一九二八年莫斯科法院对一批在顿巴斯所属沙赫特等地从事暗害活动的资产阶级专家的审判。
[62] 皮敏，普希金的历史剧《鲍利斯·戈都诺夫》中的人物，一个编年史家。
[63] 鲁·阿普列尤斯（约124—约175），古罗马作家和哲学家，著有长篇小说《变形记》（后改名《金驴记》）等。
[64] 见左拉的《蒲鲁东与库尔贝》（一八六六年）等文。
[65]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66] 盖·阿·加邦（1870—1906），牧师，暗探局的密探，“血的星期日”即一月九日事件策划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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