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卢那察尔斯基 -> 《在音乐世界中》（1923）
贝多芬[1]
我觉得，演奏像贝多芬这样一位闻名于世、对于我们大家可说是宝贵的作曲家的音乐，无须再作什么开场白了。每一位在座的听众不仅熟悉他的生平，多次听过他的作品，而且，也许还很关心他，并或多或少地深受已经成为现代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的贝多芬灵感火花的感染。因此，我只想简单说几句，对这位其他艺术领域未必能推得出可与之并驾齐驱的伟人作一评价。
我还记得，小提琴家卢西昂·卡贝[2]这位貌似祭司的长胡子老人在他巴黎的小书房里，曾对我们少数几个听众宣传过自己崇拜的对象——贝多芬。对于卡贝和其他许多人，贝多芬不只是一位艺术家，也不只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贝多芬是救世主，是救星。是他把新的信条带到了人间。这是解决一切道德的、社会的和形而上学的问题的新办法。
至于说音乐具有忏悔的本质，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在古代，在希腊文化昌盛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音乐似乎是从某个和谐一致的世界传来的回声，并使用音乐术语来表示生理上和心理上的任何感受；如果他们曾经认为，音乐能展开它有魔力的双翅，带着我们离开混乱、不和谐的人世，正是飞向天体和谐的合唱队，进入和谐的境界，那么，这正说明人类是意识到了自己的伟大创造——音乐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力量。人类内心的一切痛苦，都能在这晶莹的金色浪花中得到反映。一旦它们反映在音乐这面镜子之中，它们便变得高尚起来，甚至连最深重的痛苦和折磨人的苦恼，也会由于溶化于使一切和解、使一切变得高尚的旋律的舞蹈，由于用纯音来表达，而使人有所宽慰。
然而，我们仍可以说，只是到了近代，音乐方才开始揭示自身隐藏着的不可计量的全部深奥性。
促使音乐发生巨大深刻变化、并大大扩大了它的范围的一个因素，就是民主。伊波里特·泰耐[3]曾以巨大的洞察力指出过音乐与日趋成熟的民主制度下充满着的个人内心感受之间的亲密关系。
当然，以往的音乐曾表现过庄严的静谧，比新的音乐具有更大的内在的稳定性，民主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它冲破和远远抛弃了父承子业的框框，开始了对功名的狂热追逐，揭开了人们旧制度互相激烈争夺的时代。在这场争夺中，一个胜利者要以十个牺性者为代价。这个把人变得孤独、狂热、饱经苦难的民主，迫使人在巨大的希望和渴望、流血的搏斗和需求之中辗转不安，把他投进这个动荡和分化的世界里。正是这个民主把音乐永远变成为必不可少的、珍贵的安慰者，同时也为音乐创造了愈来愈多样、愈来愈悲惨、愈来愈个性化地反映各种感受的、丰富已极的材料。
民歌和宗教歌曲，在表达一般人和生活在一定个性中的特定人的内心方面退后了。这种个人主义孕育着很大的危险性，因为它通过舒曼和肖邦把音乐进一步引向极端个人化，引向表现瞬间出现的、神经质的情绪，引向心理印象主义；于是，音乐在敏锐地表现人们内心的波动，并尽力用急速的声音记下个人心灵深处发出的魔术般的细声细语的同时，也就变成为一种独特的东西，而丧失了它本身原有的社会意义。
倘若民主在解放个性的同时，又为极端主观主义和神经质准备了土壤，它立即就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它不但是个人的民主，而且还是集体的民主。
法国大革命曾经是引出文化生活一切方面（其中包括艺术）的千丝万缕的一种现象。这一民主曾致力于在自己面前开辟一条道路，这是一个包括从富有的资本家到乡村的短工所有人在内的庞大的第三阶层，这是一个希望拥有一切的第三阶层，是手持展开的旗帜，满怀获得权力、荣誉和财富的渴望而投身生活的第三阶层。——这群人为着战胜反动的欧洲旧社会的强大反抗，正是作为一群人、作为一个集体、一个整体而行动的。
在法国民主为了胜利应该武装起来的其他各种力量当中，艺术是一件重要武器。
大型的人民庆祝活动成了增添干劲的来源。每个人都能从中体会到全体民众的情绪，并受这种情绪的感染。这些节目也提出了要求，为广大群众谱写印象深刻、适应民主的伟大气魄和符合生活在这红色日子里的人民极其多样的感受的音乐，诸如胜利的愉悦、与上前线的人的离别、英雄的葬礼、相互的誓言，等等。在梅雨尔、凯鲁比尼、戈塞克的作品里找到了表达的语言。根据蒂耶索的研究，他们的作品，在许多方面成了贝多芬音乐的直接来源，但是，当然，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贝多芬的能力有限的先驱者，因为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音乐中所反映的内容，在贝多芬雄伟的音乐里表现得更为充分。这正是贝多芬巨大无比的独特性之所在。他那颗不可估量的、充满对欢乐的渴求、充满各种忧虑、痛苦和悲伤的心，随时准备投入忘我的斗争，并永远珍藏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念，——这颗富有个性的心，能够绝不背叛自己，包容并诉说当时整个民主运动本身无意识地感受到的一切。
我们愈听贝多芬的音乐，便愈清楚地看到：正因为作为音乐家的贝多芬，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位诗人，使得人们对待十八世纪音乐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某些现代唯美主义者却在这一点上指责贝多芬，他们说，贝多芬太像一个说教者、太像一个道德家、太注重思想内容；说他不大像一个音乐家。法国最纤细的唯美主义者之一索阿列斯[4]说，这个时代越是纤巧、越是衰颓、荒淫，它就越不能够理解贝多芬。我则认为，岂止从前那个衰颓、荒淫的时代的代表者不能理解贝多芬。索阿列斯的话也完全适用于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索阿列斯以杰出的精确性、洞察力和巨大的美称赞贝多芬的性格是胜利的预言者。然而，这位资产阶级绝望的代表、政论家和诗人所反映的，是旧社会那一部分优秀人物的情绪，他们说，在悲壮的绝望和政治上的听天由命中，正说明现代有独立思想的人的存在，所以，他在称赞贝多芬及其伟大力量的同时，却又避开他，因为贝多芬对索阿列斯的心是完全隔膜的，因为贝多芬是一位号召胜利的道德家和宣传家，而这些人是不相信胜利，也不需要胜利的，他们再也没有斗争的力量。他们不是这样理解贝多芬的雄伟有力，还有什么他们所陌生的东西呢？而我们，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们，正是在贝多芬的身上，找到了艺术王国的领袖和指导者。
贝多芬具有对欢乐的莫大渴求。凡读过他的书信并熟知他的音乐的人，都承认贝多芬具有与众不同的人民幽默感，他试图用某种粗犷、狂欢的舞蹈表达自己的欢快；这种自发的力量最终使贝多芬的创作以伟大的第九（合唱）交响曲达到了顶峰。索阿列斯甚至责怪贝多芬仅仅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但必须说明，贝多芬并不是一个戴着玫瑰色的眼镜并透过它去看待世界的乐观主义者。贝多芬很有预见性，他十分敏感，他的心不可能不为生活的灾难而颤抖，他亲身感受过这些灾难，命运不让他忘怀。
这个人如此炽烈地憧憬欢乐，却没有从命运那里得到过点滴欢乐。阴暗的现实生活，像一把钳子紧紧夹住他的心，置他于无数屈辱、不幸之中；但是，贝多芬作为一位有远见的人，用他惊人的、多才多艺的才能，表现出痛苦感情的全部色调变化，直到暂时的失望像暴风雨袭来。他在命运面前从不低头，甚至当双耳突然失聪折磨他的时候，他还这样说：“我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后退。”
这种与命运的搏斗，在贝多芬的作品里，总是以胜利告终。悲痛的歌声让位给欢乐。贝多芬总是使我们成为胜利者，带领我们从构成其内心世界和发展进程的这场命运搏斗中走出来。索阿列斯说，真正的真理和真正的音乐只存在于绝对绝望的歌曲之中。照他的说法，贝多芬因为有了对胜利的坚定信念，实在是太幸运了。但愿对人类永远具有重要性的这个特点不从我们这溜过去；贝多芬很了解道路上存在的各种障碍，同时也从不放弃号召斗争的时机，他用预言者雄伟的语言预报着：最后的胜利终将到来。
在第三交响曲中，你们将听到对英雄的颂歌。正如第三交响曲最后乐章所描绘的那样，英雄并非从天而降，给我们带来陌生的、新的、我们必须的火光。不，英雄是在我们当中成长起来的，是我们用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希望把他哺育长大。他成长起来，成为群众进一步成长不可缺缺的因素，他在不断发展、欣欣向荣的集体当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器官。
我认为，虚假的民主社会不能导致人们对英雄人物和领袖人物作出应有的评价。
我还要说：当我回忆这一连串的人类灯塔、一个个具有魔力似的天才人物的时候，他们当中的每一位当然都引起我对他们的热爱；但除了贝多芬，毕竟没有一个人以那样独特的形象使我动心。我们多么希望此时此刻在我们当中能看到歌德、索福克里斯[5]，但他们当中谁也不能像贝多芬那样更使我们心向神往。
为了他巨大的，如此慰藉人心、我们生活中令人可畏的一切趋于和谐的爱抚，我们感谢贝多芬。多么想紧紧依偎着他，像儿子依偎父亲一样；多么想吻一吻那只在乐谱上记录下这一信念和这些苦难的手啊。
贝多芬是一位英雄，贝多芬是一位领袖。我认为，他从不富有像现在这样崭新的面貌，他从不像现在这样为人们所需要；贝多芬的号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如此的威力。我多么希望，他宣扬的内容不仅在诸位头顶上空盘旋，而且很快也将开始传遍亿万群众，在工农的心坎上找到反响。但愿这产生爱情、悲痛和对未来信念的强大、炽烈的源泉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注释：
[1] 本文首次载于《戏剧文化》杂志，莫斯科， 1921年2月15日第2期，根据1921年1月9日，在纪念贝多芬诞辰150周年音乐大会上的讲话速记整理而成。
[2] 卢西昂·卡贝（1873-1928）法国小提琴家，曾于1908、1910和1911年多次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作为独奏家和由他创立和领导的四重奏团的第一小提琴参加演出。
[3] 伊波里特·泰耐（1828-1893）是法国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译者注
[4] 安德莱·索阿列斯（1868-1948）法国作家、政论家兼诗人。在他许多作品中反映堕落和反动的思想。但正像卢那察尔斯基公正地指出，索阿列斯对贝多芬的创作有部分进行正确的美学探讨。
[5] 索福克里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7-406年）古希腊剧作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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