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为新凤霞掉泪，为新凤霞喝采！
一丁
一口气读完了《新凤霞回忆录》，不禁时时泪盈于睫，她的简朴叙述，由于表达了真实的生活感情，动人心弦，震撼人的神经。
忆苦却不思甜
她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父亲靠在妓院卖糖葫芦维生，于是她只得投身到评剧的狭小的圈子里，这是民间生长不久的剧种，是原始的素朴的农民的娱乐形式。正由于它还没有定型，故富于创造，从新凤霞的体会，简直是在替斯坦尼思拉夫斯基的理论体系做例证。但我不想在这方面作介绍，因为亲身的体会总归是主观的。
高尔基写有一个剧本叫《在下层》，中国卅年代把它搬上舞台时，改名为《夜店》，后来拍成电影，看过的人很多。新凤霞和她的伙伴，都是生活在下层里的，如果她们把《夜店》也移植到评剧，像《雷雨》一样，那就现身说法，不假外求了；但无论旧社会如何胡闹欺斜线人。日本宪兵如何蛮横，艺人们如何吃白面堕落……这一切，总归过去了，给革命的烈火烧成灰烬了。共产党有句话，“忆苦思甜”，新凤霞写了这许多血泪的故事，忆苦却不思甜，因为她在新社会经历的苦难并不比旧社会少！，所以她不可能在这本《回忆录》里表示什么欢愉心情，或者歌功颂德！
新凤霞的年龄应该五十多岁了，她大约二十年上下是在旧社会过的，但在新社会的卅一年当中，却有三分之二的日子是在苦难之中过去的，这苦难的滋味又和旧社会中所经历的不同，她在解放以后，满以为像共产党所预约给人们的“把鬼变成人”，或至少会“出水火而登陆衽席”，那知比旧社会更大的苦难正等着他们（这是何等大的数目，据估计，给划成右派的全中国不下二百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直接间接被害的达一亿人！），有的甚至用自杀来结束生命。
短促的欢愉
在她的回忆中，解放的欢愉简直短得很，作为舞台艺人的她，这种欢愉是与延安来的秧歌队的友谊与合作，她说：
“记得……早晨七、八点钟，一群新歌剧的演员带着服装、道具等等来了。……来的演员有王昆、张玮、贺键、钱明、牧虹、郭兰英、华群、萧甲，演的几出小剧是《王大娘赶集》，《好军属》，《全家光荣》，《刘二起家》，最后是我演评剧传统剧目《李三娘打水》。
“那时候刚刚解放，我们还是私营班社，生活很困难，演员们各自带点吃的，边唱戏，抽空吃两口。他们自己带饭来，带的是高梁米饭，酱菜条，大桶白开水。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王昆，张玮同志为我盛来一碗她们的高梁米饭，用开水一冲，就着酱菜条，让我吃，很好吃，真香！……
“我们互相看戏，互相教戏，互相学习。当时有一种互相交流、学习的风气。虽然他们都只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人，却都比较成熟，都能讲一套。……”
但这种交流学习的风气不多久就改变了，毛泽东住进了中南海，共产党成为了统治者，“军民一家亲”给新建立的上下有序的阶层制度代替了。新凤霞当然不会理解这一点，但她感觉到这一点，她的感觉却直接达到这种变化的中心，她说：
“不知为什么，后来这种人民喜爱的小型秧歌剧慢慢地消失了，舞台上也看不见像解放初期那种联合演出了。……后来，运动渐多，人们的交往变得谨慎小心，弄得不好，还会闯祸受罪，后来简直都不能说话了。……”
流放北大荒，拆散了幸福家庭
这种气候的转变，逐渐累积到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新凤霞也身受其祸了。
艾青在序文中透露了那一时期她的生活，“一九五一年她在不无阻力的情况下和祖光结婚，不久参军（在部队文工团）。她嫁到吴家后，感到非常幸福，有了真正的爱情生活。从生活方式到文化都大大地提高了。”
可旧这种幸福的日子过得并不太长，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吴祖光被定为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初春，他和五百多个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国营农场，这使人想到苏联西伯利亚的劳改营。
四人帮被捕后，所有右派都给平反了，但众口一辞的说，这些右派当时都是被“错划”的。艾青如此说，新凤霞也如此说。共产党现在把过去思想政治犯分做三类平反：错案、假案。其实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的所有受到残酷迫害的人，无一不是被罗织成的冤案，这和苏联长达三年的党狱一样，目的只在消灭异己。
阴毒的阳谋
人们不从实际的具体的历史环境去了解反右派运动，所以只张着含冤的眼睛说“错划”了。其实这些冤案都是毛泽东事先周详地计划好的。
问题要追溯到一九五六年苏联党的二十次大会，开启了东欧国家人民真诚的反史大林运动，矛头直指本国的官僚阶层的压迫，随后则演变为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六月，波兰波兹南工人暴动，十一月，匈牙利布达佩斯工人发生革命，毛泽东率先主张镇压，嗾使赫鲁晓夫进兵多牙利，用坦克碾平了工人的反抗。毛泽东一直担心中国知识分子组成裴多菲俱乐部，反对官僚统治，他在六月召开的第一届人在第三次会议上，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鸣大放，诱使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人士开口。随即用右派帽子一网打尽了这些敢于表示异见的知识分子。事后他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之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情，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毛选》第五卷三六七页）又说：“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鬼蛇神鬼子王八都出来。”（《毛泽东思想万岁》七九页）
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
吴祖光就是这样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之计的，他在北大荒三年，还苦了从旧社会底层爬上来的新凤霞，她仍继续在演戏，把自己的生活感受融化到戏里去，所以她的演出更是真切动人。她说到吴祖光被递角的情景：
“那天是大雪纷飞的深夜，他和丁玲的丈夫陈明一起走的。当时的情景很惨，走前祖光看了三个孩子，他最爱不满周岁的小女儿，大孩子还没上学。他亲吻了孩子，又去看了病倒在床的父亲和母亲就走了。他告诉我要好好生活，一去就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当时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却的都是‘右派罪人’，他们犯的罪不是就因为党要他们提意见，而他们就提了些意见吗？多么可怕呀！祖光上了车，我还一直站在门口。望啊！望啊！但我没有让他看到我的眼泪。……”
她排《无双传》，把自己生离死别的痛苦完全注入了角色身上，她唱“无双”又唱自己，“多少个不眠之夜，一更一点等到天明，回忆起已往事伤心泪淋淋。”她在台上哭，观众在台下哭。
后来无双骂皇帝，“你把我美满的夫妻生拆散哪！你……你哪有一点人心肝！”她说每唱到这两句都唱出了心头痛恨，获得了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
她虽然还能在台上唱戏，什么角色都能演，就是不能演“党员”，在一九五八年排《金沙江畔》时，小白玉霜为她不平，她说：“就是因为这样对待你，我认为不公平，所以我要建议你演金秀，为什么不许你演党员，我就认为不对！如果院里不同意，我去找部里去。”新凤霞胆子小，怕招事，还是说服小白玉霜演金秀，她演珠玛。
谁来离间婚姻
共产党对待异己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时当然是“罪及妻帑”，祸延子孙，而使在反右运动中，这些右派分子的家庭也是不好过的。新凤霞得到的待遇就是如此：
“由于祖光去了边疆，我为了免得让人造谣说闲话，就搬到剧院去住，主管事务的人让我住到剧院一间阴暗小房里，旁边是锅炉房，整个墙壁潮湿流水，我睡在这间潮湿房子里，左腿受了寒，得了关节炎。”
关节炎的后遗症，使她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一九七六年左手左腿都瘫痪了，现在她靠右半边的活动写回忆录，绘画，教学生。
吴祖光在北大荒劳动了三年，回来了，当然得靠边，接着是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右派变成了牛鬼蛇神，这次新凤霞就没有反右时的幸运，她剥夺了演戏的权利，挖了六年防空洞，不准和祖光通信。
这其间，有人看中了新凤霞，派小白玉霜做说客，观她和吴祖光离婚，说“有个ＸＸ也允喜你，跟了ＸＸ，这在政治上是什么地位？”艾青在序文上也透露了这一点：
“曾有人劝她和祖光离婚，告诉她丈夫是回不来了，离婚对她如何有利。
她说：‘王宝钏在寒窑等十八年，我要等二十八年。’
那人拍了桌子说：‘那你就等吧！’”
艾青笔下的“那人”，新凤霞笔下的ＸＸＸ是谁呢？能改变她政治地位的，不是只有共产党员干部吗？真是呼之欲出！
果敢的小白玉霜
她写小白玉霜化费了不少笔墨，这不是同气相应，同声相求吗？我还记得小白玉霜初到上海，在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大戏院是流氓头子黄金荣开的，我看过她的《马寡妇开店》，深留印象，我不注意她的“黄色”表演，即使“黄色”，她的表演也是不离生理上的自然要求，绝不“淫荡”，她深刻而又艺术地表达出了一个在封建道德压迫下的女性的呼喊，我认为这是来自民间未受士大夫阶级改造的剧种的唯一可贵之处，实际上是健康的。现在看了新凤霞描述的小白玉霜，觉得她具有高尚的品质，即使受到旧社会的种种污染，她的本质还是非常晶莹的。她有叛逆性，不畏强御，她轻视蔑视他们，“解放后，作为一个演员，她才真正受到了群众的尊敬和喜爱。”但在一九六六年，她吞了大量安眠药，喝了黄酒自杀了。如果加以抢救，她是会活下来的，但医院就是不给抢救，说她是“反革命”，她死时候，手心上写有两行字：
“我没有文化
你们不要欺负我！”
小白玉霜的性格“果敢泼辣，天不怕，地不怕”，正是这样的性格，她也不怕死。新凤霞回忆中有一段描写小白玉霜很传神：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剪掉瓣子后，又和小白玉霜都被‘专政’，就一同‘劳改’，我们一起扫院子倒垃圾，我们不能跟‘革命同志’在屋里上班，我们被关在剧院的浴室里写材料。小白玉霜看着我不讲话，闭着嘴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你这回剪瓣子怎么不哭了？看你那难看样，前得这么短，活像个鸡毛掸子！’突然，旁边看守我们的‘革命小奖’大吼起来：‘干什么，你们还笑！不老实交待！出来！’叫我们两个在太阳里晒，站在一个凳子上晒了很久，正是大热天，晒得我们满头大汗，衣服都湿透了。回来后，小白玉霜又笑，偷偷地跟我小声说：‘别怕他们！没有什么，回家照样吃喝。别怕这算不了什么！’我可吓坏了，紧张地对她说，‘你别笑，再叫他们看见，真受不了哇！’‘有什么受不了，他们没有什么新鲜的，大不了枪毙！吃饱了顶着他们，好好睁着眼看着他们！’”
有这样勇气的人，她竟自杀了！那时候自杀的人多，黄梅戏著名演员严凤英，京剧著名演员言慧珠都自杀了，共产党说，她们“以死来抗拒党”。小白玉霜死的那天，“四人帮”的一条小爬虫说她是白话，一定要拔掉！大字报上点出她的名，于是她就解脱了自己。
控诉的真话
新凤霞的《回忆录》是一本控诉的书，她说的全是真话，巴金写了许多文章，提倡说真话，但他自己说了多少真话？最近赵丹死了，他遗言：“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四人帮”被捕已四年，但许多人都“心有余悸”，除了死，连赵丹都那样“怕”，别的人自然还是三缄其口。有的人说，“我一切相信党”，“四人帮”不就是“党”？江青是毛泽东的床头人，张春桥姚文元在现在重新上台的文艺领导班子下面，不早已在五十年代抡着棍子子打人？最近周扬夏衍不正在用三十年代的旧争论，重新诬蔑死去了的冯雪峰？
新凤霞以她质朴的言词，问：“是什么样的狠心强盗杀害了老舍先生”？我们有伤痕文学，谴责文学，却没有胆子敢提那一句话，我虽然为新凤霞掉泪，却又为新凤霞喝采，因为她说的都是“真话”，不像巴金那样装腔作势。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7期，1980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