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
要求正确的党史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迄今，已有六十年，从夺取政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已有卅年，这样的一个占据历史地位的党，竟然没有一部准确的党史，真是不可思议的事。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大概可以分做四个时期：①从建党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时期；②从瞿秋白到王明的左倾盲动时期；③从遵义会议中经抗日战争——内战——到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时期；④从建立人民共和国，中经十年文化大革命，到四人帮覆灭时期。在四个时期中，后二个时期在政治上是可以连贯为一期的，即：属于毛泽东时期。从第二时期起，每一当权的派系，总是否定前一时期，而且加以特有的罪名，如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矍秋白的盲动主义，立三路线，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等等。“毛泽东思想”现在虽然仍是党的旗帜，但在不可知的未来，必然会像斯大林一样，给鞭尸之后，把他搞倒搞臭。正因为这种政治上不断的否定，中国共产党永远不会有确实的历史，出主入奴之见，代替了实事求是的客观评断。党的路线转换，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受国际影响者多，出于主动的客观环境改变者少，可是中国共产党从来讳言这种国际因素的支配，只把一切失败责任的历史永远推在当时领导人身上，成为告朔饩羊。所以党的历史永远不会实事求是的，也就是永远是虚伪的了。
没有确实的党史，对标榜“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华邓体制来说，确是不易满足实事求是者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统治党，统治者的利益和人民利益越是脱节，人民对党的“永远正确”神话就越是怀疑，因而了解党的确实历史的要求也越加强烈。党既然会产生“四人帮”那样的统治形态，是不是由于党的错误积累已走到党的否定？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对于共产党说来，是不是表示已达到了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表面上，要求党的正确历史似乎是学术性范围内的事，实际上，这是人民对于共产党已由信任转变到怀疑的表现，如果党再不满足人民的实事求是的要求，那么唾弃四人帮，一定会进一步唾弃共产党，因为它的历史既然建筑在谎言之上，自然不可能让人民信任它的统治是合理的了。
人们不得不为刘少奇平反的理由在此，不得不为党的建立者平反的理由也在此。
对陈独秀平反的过程
去年十一月廿七日，《人民日报》正式倡导”正确反映党的斗争历史”，说“陈独秀是中国新文化的倡导者之一，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之一……”，十月十日以后开放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第一次出现了陈独秀的照片，陈列了他和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说明一九二０年在上海由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施存统等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没有参加（第一次代表大）大会，但由于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以及他在五四运动时期的影响，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新华月报》文摘版十三期五十八页）
中共认为“研究党史，首先要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这种流毒，主要由于“在思想路线上，照抄照搬俄国经验对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党国际的某些指示，机械执行，实行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在政治路线上，打倒一切，实行闭门主义，冒险主义，自我孤立。在组织路线上，则是结宗派，拉山头，个别领导人独断专行，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破坏民主集中制，窒息党内民主，践踏党员的民主权利。……”（一九七九年十月八日上海《文汇报》）
这里说的虽是泛论，没有指出具体事实，但自八七会议以后，每次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无一不是发挥极左路线的流毒，而深受此种流毒之害的，主要则是陈独秀。到今天为止，任何替陈独秀平反的文章，不论肯定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也好，党的创始人也好，最后总是拖着一条尾巴，他“堕落成为托洛次基主义者”，如果不超越这一步，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有正确的党史，因为李立三时代的开除陈独秀，主要因为他参加了托派。
对于陈独秀历史地位的平反，过程非常之快，历史研究会在一次讨论会中，有人在原则上提出：“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领导人就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甚至垄断了对历史学等各门学科的解释权，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能论证领袖为何发展马列主义，为何发展了各门科学，而不是对马列主义和各门学科的许多问题展开切实探讨，自由争鸣。这种个人迷信的歪风对很多国家具有深远的恶劣影响。不少同志还谈到过去写党史清规戒律多，评价历史人物往往按照现在的职位高低来定人物的高低……”
这种清规戒律在评断陈独秀的时候虽还残留着一定的影响，但历史事实是有许多当时的档案可稽的，人们一冲破禁区，便很易实事求是地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评断已从原则性进到具体事例，我举上海师范学院报第二期（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版）为例，这本学报载有郭绪印的文章：《评陈独秀给党中央的三封信》。陈独秀写这三封信时，正值张作霖和国民党企图乘中国革命失败的机会，侵占中东路，与苏联开战。
中共在李立三领导之下提出了“保卫苏联”的口号，陈独秀认为在革命失败之后，提出“保卫苏联”口号不易为人民接受，他致函中委会一再强调国民党“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实际上只能是将中东路的主权交给帝国主义，所以反对中东路战争的口号不该提出“保卫苏联”，这口号恰恰帮助了国民党维护领上和苏权狭隘民族主义利益的欺骗，而是应该提出“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误国政策”口号，再辅以如下的宣传：不让帝国主义借中东路事件进攻苏联；不让帝国主义者因况夺中东路而相互战争。这样正确的提议，李立三当权的中央竟指斥为“缺乏阶级观点”，“右倾机会主义政策”，仍在党史上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标本。
“误国”二字容易使人误会，当时的托派也“机会主义”指斥陈独秀的。但是陈独秀的解释却符合托洛次基的如下意见：中东路战争是史大林以前的政策帮助蒋介石破坏了工农革命的结果，当蒋介石得史大林之助安然坐上马鞍之时，第一步就把马蹬踢到施主的脸上，这就是中东路战争的基本原因。
中国工农的革命如果胜利，中东路当然应该归还给中国人民。但资产阶级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击败了中国人民，若把中东路归还给蒋介石，等于帮助反革命反对中国人民。
蒋介石没有能力在财政和经济上得到中东路，它必然为旁人所染指，试想当时表面上独立的整个东三省，还不是只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保护”之下维持它的存在，那末更何况区区一条中东路。
把铁路归还给蒋介石，事实上只便利他作为借外债的担保品，而铁路则落到真正的帝国主义之手，成为反对中国革命及反苏联的最有利条件。
“误国政策”的口号虽然不够，但陈独秀规定这口号的前提显然是从上述理论做出发点的，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接近托派。
党内民主的要求
在中东路事件中他向中共中央写过三封信，第二封信与中东路无关，但与党内压制民主讨论有关。八·七会议以后，斯大林的个人专政充分分反映到中国组织上来，中共五大以前的那种活跃的党内民主（虽然人们事后攻击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也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堕落，随着革命失败而愈形深刻，上层的政治领导脱离群众利益，一定使用官僚主义的专断，并借助纪律。
我现在引用郭绪印对这第二封信的叙述：
“他（陈独秀）在八月五日给中央的信中指出：‘现在中央政策，竟在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名义下把党内必需的最小限度的德谟克拉西也根本取消了……由省委到支部一概是委派制；同志们对于政策及工作方法上有不同意见一概不许开口，从省委到支部，都不能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问题，都成了机械的“中央命令传递机关。”
陈认为，民主‘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原素，没有了它，在党内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在官僚集权制之下，蒙蔽、庇护、腐败、堕舞弊、粉饰太平、萎糜不振，都是相因而至的必然现象。’……”
不幸，陈独秀一九二九年提出忠告，不仅不为李立三所接纳，也不为此后的毛泽东所接纳，至“四人帮”时期，“官僚集权制”达到了顶点，几乎陷于亡党之痛。继“四人帮”而起的华邓体制，正拟取消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从新巩固官僚集权体制。现在重行提出陈独秀当年的忠告，对于争取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可说有促进作用，不仅证明陈独秀意见之正确而已。
对陈独秀评价一分为二
按照上面叙述，到一九二九年为止，对于陈独秀的平反可说已走了三步，即：肯定他在五四前后先驱者的功绩；肯定他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功绩；肯定他在中东路事件中意见的正确。但要再向前一步，即他参加托派的历史功罪，现在还没有人敢提出来给他平反。以上一至三步的平反，都是一分为二的，举“略谈陈独秀”（《新华月报》文摘报第七期）这篇文章为例，它的标题是：
肯定方面：①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思想界的明星；
②社会主义的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
否定方面：①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取消主义者；
②党和人民革命事业的叛徒。
这就是不可超越的限度。但人们虽然没有胆量再向前走一步，肯定在中国革命问题中斯大林与托洛次基的斗争，正确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却已用反面论证的方式，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了。在《新华月报》文摘报第十三期上，有一篇《关于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补充校正》，明确地提出第三国际斯大林应负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
文章谈到加入国民党问题，“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陈独秀把这个文件带回中国，指导党的三大的召开。一九二三年五月，共产国际又发出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中共三大正是按照这个指示做出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决议的。一字不提共产国际，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我们知道，当时指导共产国际的，已不是列宁而是三头——齐诺维也夫、卡米尼夫、斯大林。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只有一票反对：托洛次基。
文章又说：“……（本书）不敢冲破另一个禁区——对共产国际，特别是对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一字不敢提，小心翼翼地绕过去了，把一切罪责全推在陈独秀身上。这是不公道的，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他的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力量，过低估计工农力量，应该从共产国际身上找原因。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一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公开认为中国的农民“不能参予阶级斗争”。说“整个农民》是中立的”。一九二三年一月十二日《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里，明确认为“中国独立的工人运动尚属薄弱”，工人阶级“尚未充分分化为完全独立的社会力量。”陈独秀一九二三年写的《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以及《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完全是共产国际上述思想指导的产物。
共产国际不仅在思想上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而且在行动上，不断地武装援助国民党，加强了蒋介石的实力。中山舰事件，就是在蒋介石武装力量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后，鲍罗廷又向蒋介石让步，与蒋达成“君子协定”，结果蒋又进一步提出党务整理案，而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却肯定了蒋的党务整理案，认为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不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陈独秀正是在鲍的指示下，才执行了蒋的党务整理案的。
陈独秀对蒋、汪抱有幻想，根子也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身上。“四·一二”之前，苏联《真理报》于三月十六日，在斯大林同志影响下，公然发表社论，说蒋介石“遵守纪律”。四月五日，斯大林同志在莫斯科干部会上再次宣布蒋“遵守纪律”。“四·一二”以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罗易都对汪清卫盲目迷信。在此情况下，只提陈独秀而一字不提斯大林同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就不能准确分析历史的责任，无法正确总结历史的教训。“
按照这篇文章所述，对于陈独秀的平掺，已溯源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本身，但真正的历史事实是，代表正确的布尔雪维克战略与策略的是托洛次基。这又是另一个禁区。作者既了解陈独秀的错误应该由共产国际与斯大林负责，也应该了解与斯大林错误意见斗争的托洛次基的意见。但他还是不敢超越这个禁区，因为这个禁区太大了，它必须整个儿否定中国共产党所有的领导思想，不论王明或毛泽东的斯大林主义思想，从四个阶级联合到一个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
这个禁区关系太大，几乎不能跨越的，但如果要实事求是地写一部确实的中国共产党史，就非大胆地跨越这个禁区不可，到那时候，已不仅仅是给陈独秀平反的问题了。
其实，人们正在小心翼翼地尝试想跨越这禁区，至少想给这禁区打开一个缺口，《人民日报》三月十七日文章：《在反革斗争中建立功勋》，是正式替刘少奇平反的，文内不仅引用因托派反革命罪行被关在狱中的郑超麟的证明，而且引用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正式成立托派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文句，以证明刘少奇的无辜。
原载香港杂志《观察家》31期1980年5月16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