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鲁迅的断想

　　鲁迅对于人生是犹疑而又固执的，他觉得人生是痛苦的，要免除痛苦，惟有用“骄傲”与“玩世不恭”，他“就有这个毛病”，但他能够用“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以此“与痛苦捣乱”，话虽如此，鲁迅是既不骄傲，也并非玩世不恭的，我只觉得他认真得可怕，执着得极深，对于痛苦，能咬牙忍受，并不应用精神胜利法，所以他暴露阿Q，鞭斥阿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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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认为有资格领导青年，他“自己也没有指南针”，他之不能领导青年，由于他认为“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事情的刺激的结果），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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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如此，所以他“对社会的战斗并不挺身而出”，所以他“不劝别人牺牲”，否则他早已合陈独秀李大钊一道去组织共产党，从事革命了。他走他自己的路。如果走路时遇到歧路，他不会像墨翟那样恸哭而返，他“先在歧路头坐下来，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如果是“穷途”，也不会像阮籍似的恸哭而返，他要“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他至今还没有“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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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虽然并不挺身而出的去战斗，但他决不躲避战斗，他主张“壕堑战”，因为“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如果“避得非短兵相接不可，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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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容易给敌人压倒，“如果遇到老虎，我就自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他竟不走，我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咬它一口”。这是鲁迅战斗的基本精神，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这精神并无移易，甚至引致了与共产党第二次阶级合作路线的直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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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虽然战斗，对将来却并无幻想，“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他的怀疑，直迫所谓“黄金世界”的中心，他说这话时是一九二五年，再过十年，人们认为“黄金世界”已经实现了的苏联，正在进行可怕的党案审判，十月革命的领导者都成了“叛徒”，放逐的放逐，处死的处死了，但那时鲁迅给“党见”所蔽，赞美史大林，夷落托洛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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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当时的革命者，鲁迅却有这样的批评：“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
　　可是自认为认定了“现在”这个题目的鲁迅，却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不过他“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
　　认定现在是“黑暗与虚无”，而又不相信未来是“黄金世界”的人，在国民党统治下，在共产党统治下，都将是一个“叛徒”。以为他会喊毛泽东万岁的人，这只是在鲁迅死后阉割鲁迅的人，第一个阉割鲁迅的人，就是景宋，但在鲁迅的敌人周扬眼中，鲁迅始终是个“叛徒”，鲁迅的青年朋友一个个的被斗倒斗臭，景宋为了自免，跟着也踢他们几脚，他们利用死了的鲁迅的老虎皮，却丢弃他的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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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真精神，具见于下面的几句话中：“时代环境全部迁流，并且进步，而个人始终如故，毫无长进，这才谓之‘落伍者’。倘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要它更好，待较好时，又要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因为世界上改革者的动机，大抵就是对于这时代环境的不满的缘故”。
　　鲁迅不是革命家，是个改革者，当然不会是“落伍者”，时代环境在变迁，变迁的环境一定引起新的不满，改革者如果没有了不满，就一定成为“落伍者”，毫无长进了。他后来批评章太炎刘半农，主要就是因为环境变迁，而他们“落伍”了。对于时代环境永远抱着不满的改革者，当然会成为“叛徒”的，在鲁迅死后，这种不满于时代环境的叛徒，前有王实味，后有胡风和萧军，对于他们的消灭工作，主要是假周扬之手以行的，毛泽东时代需要的是歌功颂德者，不是对时代环境的新的不满者，为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阉割鲁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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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拥护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苏联，但到他拥护时，（《答国际文学社问》）苏联已经变了质，和他所喜爱的，能创作出《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的时代完全不同了，和他翻译的讨论《文艺政策》的时代完全不同了。鲁迅拥护十月革命和由此产生的苏联，他不知道史大林及其官僚层已篡夺了苏联革命的果实，他用专制代替了民主，用一家独尊代替了百花齐放，用“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史大林奖金”的物质利益，直接用命令领导文艺领域，以此扼杀了十月革命初期那种活泼的文艺发展。鲁迅对于这种改变，当时是难以察知的，也是难以深入了解的，但由于他的敏感，他说：“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为什么鲁迅对苏联讲建设的文学不感兴趣呢，因为那时的文学必须“一致，苏联人民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作家的思想上和创作上的立场的一致”。（苏共中央一九三三年四月“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如果不跟史大林（他已代替了党）一致，就会被逐出作家协会的。鲁迅译《文艺政策》时，是一九三零年，鲁迅非常推崇，而且深受影响的托洛次基著的《文学与革命》，中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李霁野韦素园合译），但托洛次基对于文艺的意见，早在一九二五年，已被史大林操纵的全苏联无产阶级作家第一次大会判定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左翼’辞句与门雪维克派的温情主义的混合物，是应用于观念形态和艺术的托洛次基主义。”
　　至于在《文艺政策》中出现的许多当时文艺界人士，同路人也好，无产阶级作家也好，后来几乎毫无例外的，都被加上了“暗害分子”、“人民公敌”与“托洛次基分子”的罪名，被肃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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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的文学争论，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文学争论，却在革命失败之后，从革命中挤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脱离了革命，却大喊无产阶级文学，难怪郭沫若后来躲在日本从事考古学，研究甲骨文，成仿吾去修善寺作温泉浴，阿英研究明清小说，蒋光慈作了“丽莎的哀愁”，被视为同情“白俄”，至于由“左翼转为右翼”，或竟躲了开去的，实繁有徒。
　　真正站在左翼，认定了目标（旧社会旧思想），不断施以攻击，至死靡已的，自然只有鲁迅一个。但他也不完全是跟着共产党的指挥棒走的，只有在共产党能容忍他的时候，他才和共产党一起走，到共产党转了向，要重新走阶级合作的道路，投降国民党的时候，他便和共产党分手，而且不惜公开引起了争论（现在把这种投降叫做“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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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鲁迅在死前四个月写了给托派的信，使他不能不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势利之徒，不能不最后一次给共产党作政治上的利用，他所献出的是一张垂死的老虎的皮，让共产党此后好多年用鲁迅致托派的信作为对国民党资产阶级投降政策的遮羞布。鲁迅是值得原谅的，他老了，而且在病中，到病后清楚明白了共产党的丑恶面目，尽全力予以一击之后，他一定回复到历次战斗后的那种虚无之感。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在剑拔弩张，引满待发了。托派对他精神上的冲击，他无法接受，他已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研究托派的意见和史托之间的政治是非。他在冯雪峰的影响之下，不得不来一次急速的摊牌，因为周扬一伙正在攻击他们是“汉奸”，是“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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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好友斯诺，生前曾出版了一本“大河彼岸”，描绘今日的红色中国，在论文学与音乐的一章中，有一段话谈到鲁迅：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改正了被鲁迅及其弟子们所无情暴露过的某些蠢事。但若鲁迅今天还活着，如果这个单薄短小的身躯里仍然有那同样的勇气在，也将不能把人生远远地投射出去，以致超出那一套流行的现实价值（意即被认为有价值的种种现实——译者）中种种极为愚蠢与暴虐之事——在党本身尚未开始出来改正这些愚蠢与暴虐之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不会被活埋；多半他也不会被监禁，有如南斯拉夫之时时监禁杰拉斯那样，不过他一定会被迫去试作思想改造。这样，这位艺术家会被逼沉默或被逼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直至党的自我批评能终于停止这些废话并且以新的一套集体常谈获得官方的批准为止。（这段话的中译本全部被删）

　　斯诺提出的问题，也就是人们时时提出的问题，每当国内在政治上并在文艺政策上发生一次重大改变运动的时候，人们不禁想或问，如果鲁迅活着，他将采取如何态度？在周扬领导文艺达十八年之久的期间内，鲁迅如果不被逼沉默，也会被逼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吗？毛泽东亲自处理的“胡风反革命”（五把刀子问题）事件发生时，鲁迅还能奋起替他辩护吗？他能像许广平那样，用“四个伟大”来称颂毛泽东吗？或者像周建人那样，时时去重复党的老生常谈？我个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都不合鲁迅的为“人”。

一九七四，五，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