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楼国华 -> 楼国华：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

鲁迅与伊罗生



　　鲁迅的外国朋友，除日本人外，主要有三个人，斯诺（《鲁迅日记》作“施乐”）、史沫特列、和伊罗生。关于前二个人和鲁迅的友谊，说的人很多，关于后一个人，简直没有人提起，因为他曾是托派，而他所著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译作《中国革命史》，托洛次基曾为之作序，则是权威性的著作，在国际学术界非常出名。
　　《鲁迅日记》：“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得伊罗生信。”
　　（当时伊罗生在上海创办英文的《中国论坛报》，与左翼作家互有联系。）
　　《日记》：“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伊洛生来。”
　　“五月二十八日，以《戈理基短篇小说序》稿寄伊罗生。”
　　“七月五日，晚伊君来，邀至其寓夜饭，同席六人。”
　　“十一月三日，上午叶洛声来，赠以《伪自由书》一本。”
　　（十四日，《中国论坛》被国民党特务所捣毁。）
　　据伊罗生为《中国革命史》中文本所作的新序，他是一九三零年来中国的，目的是研究和撰写有关中国最近发生的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他本是个史大林主义者，但当一九三二年十月五日，托派领导者陈独秀和他的同志们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在上海的共产党中央（王明领导）逼迫伊罗生在《中国论坛》上登载污蔑陈独秀的文稿，引起伊罗生的极大反感，由此他通过上海英文《大美晚报》编辑葛拉斯夫妇的关系，加入托派的地下组织。
　　这种政治思想的改变，我们无从知道他和鲁迅之间是否坦白谈过，不久，他得到托派刘仁静的合作，到北京去搜集革命史的资料。
　　《鲁迅日记》：“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伊君来。”
　　“三月二十五日，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
　　“七月二十八日，午后得罗生信。”
　　“二十日，得罗生信。”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与保宗同复罗生信。”
　　他们通信中所谈的事，当是有关《草鞋脚》的事，鲁迅曾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作《草鞋脚》序，收入《且介亭杂文》一集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写的“附记”中特地说明：
　　“草鞋脚是现代中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应伊罗生H. Isaacs先生之托，由我和茅盾先生选出，他更加选译，译成英文的。但至今好像还没有出版。”
　　《鲁迅日记》中所说的保宗，可见是茅盾的化名。
　　鲁迅写“附记”的时候，伊罗生已回到了美国，我们不知道他离开上海的正确日期，但八月九日，他在挪威和托洛次基会面，讨论中国革命中的许多问题，这篇谈话录搜集在《中国革命问题》这本书中。
　　伊罗生到了美国之后，一度和鲁迅通信，《日记》：“十月七日，得伊罗生信。十六日，夜复伊罗生信。”
　　以后就不再在《日记》上出现伊罗生的名字。
　　伊罗生费四年之力写成的《中国革命悲剧》，出版于一九三八年，鲁迅当然不及见到。这本书有多种文字译本，一九四七年出版了中译本，现在香港又重印出版，伊罗生为新版写了序，其中有云：
　　“愈研究这历史的资料，我愈觉得托洛次基事实上对中国每一主要的转捩点曾作出十分精确的推测，并极其准确地把这部历史剧的主角刻画出来。他对党官方路线的分析和批判曾屡被证实。而本书对这些证据作有史以来首次的详细检讨，这事实是不会随时间或作者观点的转变而改变的。”
　　他对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认为那是“带着不可思议的因果相寻的奇妙的辩证法，使得列宁主义产生了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的对立，史大林主义与托洛次基主义又合而成为一个新的革命的毛泽东主义。”
　　一九三八年，共产党在武汉诬蔑陈独秀为汉奸时，康生的文章中曾提到伊罗生，说他和葛拉斯夫妇都是与日寇有关的“托匪”。抗战中期，伊罗生又以美国某报记者名义到了重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捧过他，但有意把他的名字译作“伊萨克”，不再提他是“托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