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新注解

　　一九七三年五月出版的《鲁迅杂文选》，对于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有新的注解，说：“这首长诗‘汉奸的供状’，署名芸生，其实是‘左’倾盲动主义头子瞿秋白的作品。阿英在以‘鹰隼’为笔名写的‘关于瞿秋白的文学遗著’（载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文汇报》）中有这样一段话：秋白后期所作的诗歌，最为人称道的，是在翻译了苏联别德内依骂托洛次基的长诗《没有功夫唾骂》以后所作的《汉奸的供状》。阿英是原《文学月报》的编辑，《汉奸的供状》一稿的经手人。”
　　这条注解非常新鲜有意义，自从文化大革命中判定瞿秋白为叛徒后，凡是说到瞿秋白时，不是嘲弄，便是鄙夷。最近出版的一本左派杂志，重又登了瞿秋白的《多余的话》，这篇遗文在香港出版的杂志上已登载了好多次，我觉得那时登载的意义，有点出于对于一个革命家的遭遇的同情，现在则似乎有意“示众”意义了。因为他是“左倾盲动主义”的头子。
　　把“右倾机会主义”归之于陈独秀，“左倾盲动主义”归之于瞿秋白，这种说法丝毫没有解释在过去中国革命运动当中各种历史错误的真正原因。
　　新注解提出的证据是阿英（钱杏村）的文章，但这是孤证，当时及以后并无别人的记载，周扬时期印行的《鲁迅全集》（4），关于这篇文章的注解是：“这首诗题名：‘汉奸的供状’，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出版）上，它的本意是在讽刺‘自由人’的胡秋原的反动言论，可是其中有鲁迅在本文中所指出的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并不指名道姓，仅此而已。
　　鲁迅写了批评之后，不再谈到这个问题，但新出的《鲁迅书信选》，在鲁迅致曹聚仁的信后又有新的注解，据注⑨云：“这里揭露的是周扬一伙‘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罪恶行为。一九三二年底，周扬在其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不久，鲁迅写了《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批判了他们‘左’倾机会主义的恶劣倾向。周扬一伙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表面上称鲁迅的意见是‘尊贵的指示’，背地里又指使走卒祝秀侠之流，用假名夹杂着真名攻击诬蔑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鲁迅致曹聚仁的信写于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夜，只简单地说：“历来所身手之事，真是一言难尽……”这句话是泛指，不定是专说周扬指使祝秀侠化名反击的事。但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致萧军的信上，确实说得非常具体：“那个杂志的文章，难做得很，我先前也曾从公意做过文章，但同道中人，却用假名夹杂着真名，印出公开信来骂我，他们还造一个郭冰若得名，另人疑是郭沫若的排错者。我提出质问，但结果是模模胡胡，不得要领，我真好像见鬼，怕了。……”
　　鲁迅的一篇严正的批评，引出了如许纠纷，可见他在“左联”虽受“尊重”，与“左联”的真正领导者周扬，关系实在非常恶劣。但如说《汉奸的供状》是瞿秋白所作，我还是不能无疑，第一，鲁迅与瞿秋白的缔交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一日，或更早些，瞿秋白从四中全会被打下来后，真像鲁迅所说，正在“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他隐居在上海南市谢澹如家中，足不出户，鲁迅就是到那里去访问他的。以后交情日密，共同从事文学斗争，鲁迅视之为“生平得一知己足矣”，可见他们相互之间的契合。《汉奸的供状》登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的《文学月报》上，如果系瞿秋白所作，鲁迅事先事后应该知道，可是他一见这首诗，立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

　　“尤其不堪的是结末的辱骂。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产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况且即是笔战……如果一味鼓噪，已是‘三国志演义’式战法，至于骂一句爹娘，扬长而去，还自以为胜利，那简直是阿Q的战法了。
　　“接着又是什么‘剖西瓜’式的恐吓，这也是极不对的，我想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现在虽然很有什么‘杀人放火’的传闻，但这只是一种诬陷。……而我们的作者，却将革命的工农用笔涂成一个吓人的鬼脸，由我看来，真是卤莽之极了。”

　　这首长诗在一九三八年八月出版的《乱弹》，一九五三年十月出版的《瞿秋白文集》上均未登载，据笔者记忆，《乱弹》出版前，我曾见过瞿秋白几本用铅笔写的练习薄原稿，其中并无这首长诗。我们知道，瞿秋白的文章，政治性的不必说，从《赤都心史》到《多余的话》，从没有鲁迅所批评的那种恶劣表现，瞿秋白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不像别德内衣那样擅长讲“粗口”，现在我们已无法看到《汉奸的供状》这首长诗，但据鲁迅批评，这首诗的“粗口”是超过《没有功夫唾骂》的。我们可以断定，这首长诗与瞿秋白的文品是不类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出版的《瞿秋白笔名印谱》，搜集了瞿秋白一生中用过的名字，上自小名阿双，下至被捕时造的名字林祺祥，搜罗甚备，但其中没有“芸生”这个名字。
　　倒是在《瞿秋白文集》第一册中，有二篇文章——《慈善家的妈妈》和《鬼脸的辩护》，那是对于鲁迅批评的声援，后者的副题是“对于首甲等的批评”，他指出首甲等为反击鲁迅而写的文章非常错误——他们判定鲁迅“带上了极浓厚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色彩”。他认为鲁迅的批评“能提高文化革命斗争的任务”，他的论点和鲁迅一样，反对“丢那妈”，以及牵缠着祖宗三代的辱骂，他认为这是由于承受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文化遗产”的弱点，表示无能的“气急”。
　　如果这首长诗是瞿秋白自己写的，他会如此批评吗？
　　我们知道，“丢那妈”是广东人的国骂，鲁迅到了广州才知道的，这首长诗应该是属于广东籍的诗人所写，江苏常州籍的瞿秋白在笔头上无论如何写不出“丢那妈”。
　　新出版的几本有关鲁迅的书，特别是《鲁迅书信选》，其中有从未发表过的鲁迅谈到与“左联”发生龃龉的信，这对于三零年代文学以至政治争论的历史真相，具有无比的价值。共产党让文学从属政治，而政治又从属于个人的权力地位，所以他们没有客观存在的真实的历史及评价，历史人物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鲁迅和瞿秋白都是如此。
　　别德内衣有名的诗《没有功夫唾骂》，是一首政治斗争的歪曲的反映，目的只为反对托洛次基。现在苏联出版的列宁全集，对于托洛次基，齐诺维埃夫等当时反对史大林的政治上的牺牲者，已有比较公平的记述，不再加以诬蔑和辱骂了，虽然对于他们为史大林所谋害不置一词。
　　至于别德内衣呢，虽然他的反托表现得到史大林的恩宠，不久却失了欢，史大林对他作了尖锐的批评：“他在二十年代末，滚到实际上造成了破坏党性，污蔑苏维埃政权，解除工人阶级武装的结果”。这在史大林时代，等于反革命罪行，有可能充军到西伯利亚的劳动营去做苦功的（见《史大林与苏联文学》第二十页）。
　　八七会议中因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而上台的瞿秋白，想不到自己背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历史罪名，而又从革命家变成“叛徒”，现在谈到当年的文坛故事，也真是“多余的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