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一•二八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在上海发动了战争，这是从上一年九月十八日进攻沈阳，席卷东北所发生的一次测探性的战争，国民党正在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把剿共看得比抗日更重要，但出乎日本和国民党当局的预料，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竟不愿做亡国奴，出力抵抗，战事迁延到三月才停止，日本军知道并吞全中国的时机尚早，仍回头先去经营东北和华北了。
　　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和闸北的民众，在战事将起的时候，仓皇逃离，狼狈不堪，租界人满为患，也有无法逃走的，仍在战火下讨生活，住在北四川路一带的小部分人就是如此，闸北则已十室九空了。
　　鲁迅是住在北四川路底的，与日本军司令部相近，我想他之不逃，不是不愿逃，也许估计战争暂时不会发生，因为九一八以来，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并不准备抵抗。
　　从鲁迅的《日记》看，他过的日常生活很从容安闲，写信、赠诗、买书、带孩子看病，直至二十八日，他才觉得《附近颇纷扰》，二十九日他才觉得“遇战事，终日在枪炮声中了”；三十日下午，他才“全寓中人俱迁避内山书店，只携衣被数事”；内山书店和他的住处不远，但托庇内山，不是为的避免战祸，因为内山书店和他住处一样不安全，我想理由应该避免日本军的骚扰。
　　在这样的情形中，从二月一日至五日的《日记》失记，是可以想见的，鲁迅也是会和平常人一样，在仓皇逃避中弄得心神不安得，很难说他得失记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但从六日起直至三月十九日他仍记《日记》的，大概因为临时记在身边的小本子上，所以十九的《日记》上说：“夜补写一月三十日至今日日记”，这是一本固定的日记本。
　　二月六日是阴历元旦，他又在“下午全寓中人俱迁避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卧”。这才真正脱离了战火。于是他又恢复了日常生活，讨版税、饮酒、卖书、胃痛、看朋友，甚至因为饮醉了酒，居然到四马路青莲阁去饮茶，化了一元“邀一妓略来坐”。
　　如果不为了海婴生疹子，他急急和建人去找旅馆，一定会“席地而卧”直到战事停了才回家为止。他全寓十人在三月十三日移住到“大江南饭店”，至十九日“海婴疹已全退”，上午遂俱回旧寓，逃难生活才告了段落。
　　鲁迅所说的全寓十人，应该带同建人一家。
　　鲁迅以后给朋友写信，说到逃难的有详有略，私人通问和打报告不同，尤其是并不准备在死后搜集了来发表的，发表《鲁迅日记》和《鲁迅书简》，与鲁迅生前写日记写信的本意毫不相干，鲁迅书简未发表的数量之多，一定超过现已印行的几十倍，如果说他在一二八前后的生活行动有不可告人之事，需要在《日记》上或《书简》上作伪，那么只有早就判定他和日本人有默契做“汉奸”，而日本人不论内山或山本实彦，不是间谍就是军国主义走狗的人，才会如此用心在他的《日记》和《书简》上找证据，以证明对他的定谳之不诬。可是这种证据是不能折服人的，因为失记日记并不能构成罪状，对朋友通信有详有略，更难说是隐瞒罪状。
　　作此种想法的人，和自命左倾无微不至捧鲁迅者的所失一样，那都是处于忮心，他们爱给鲁迅戴上一顶他生前痛恶的高帽子，这顶高帽子一面写的是“革命家”，一面写的是“汉奸”。
　　但鲁迅对于一二八战事以及日本侵略中国的看法又如何呢？要了解这一点，必须先了解当时的政治关系。经历过辛亥革命和一九二七年清党的他，他自命为本阶级的“携贰分子”。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的政策，因为中国正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的第三次围剿失败了。共产党虽然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要求联合抗日，但第三国际的世界政策仍是“第三时期”，在中国则是建立苏维埃政权。这是从瞿秋白盲动主义——立三路线——过渡到“左倾机会主义”的王明时期，这时期要到一九三五年七月第三国际七次大会才算结束，以后全世界进入“人民阵线”时期，在中国则为“统一战线”时期。鲁迅对一二八的态度，一方面是共产党政治态度的反映，一方面则是他自己对统治阶级一贯的认识，他不相信国民党政府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他对国民党不断残杀爱国青年的反动行为，用文字力予鞭挞，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就是一端，但即使在共产党进行“统一战线”之后，他也再三提出警告：“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作自己人的奴隶好。’”
　　鲁迅说了这话以后，不久就逝世了。
　　事后证明，鲁迅的话是符合共产党里面毛泽东一系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他们主张“独立自主”；而代表史大林的王明一系，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鲁迅的认识和当时他所提出的文学口号有关，这口号却和毛泽东与王明后来的分歧无关。他们的分歧，要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才发生，那时毛泽东写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公开与王明对立。文学上的两个口号之争，以后时时在新的政治斗争中提出来，仿佛鲁迅当年早已是“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这是神话。冯雪峰传给鲁迅听的瓦窑堡会议的报告和决议，只是毛泽东和王明一致奉行的第三国际七次大会决定改变的政策，那时尚未发明“毛泽东思想”这个名词。
　　历史的发展往往受统治者所利用，被加以歪曲的解释，我们从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已懂得很清楚了；个人的历史发展亦然，“一贯正确”的毛泽东对鲁迅和为人的解释，就是阉割了或夸张了鲁迅的。
　　可是，今天忽然有人起来从反面“丑化”鲁迅了，说鲁迅“有不可告人之事”，那也一样是“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