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诗的曲解（一）—

鲁迅诗的曲解（一）

　　鲁迅有两句诗，现在给人广泛引用的，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的是好诗，和他的另一首诗“悼柔石”正可媲美，而且永远可以写进文学史去的。这两首诗都表示出鲁迅的战斗精神，读了能使“懦夫立”的。
　　可是鲁迅写“俯首甘为孺子牛”时，他的感情只不过倾注在他的儿子海婴的身上，这个“兴风狂啸”的战士，也常常“回眸时看小於菟”的。这首诗题名《自嘲》，书赠柳亚子，而且附有款识：“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鲁迅时时以牛自况，对于文学家也说“吃的是草，挤的是牛奶”；他给李秉中的信里说：“只得加倍努力，为孺子牛耳”。但他虽以牛自况，并不是光给人做工，而且老了还给人杀了吃的。他说：

　　“譬如一匹瘦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之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贴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样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卖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功夫，要专指是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若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上当。”

　　由此可见，近人把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作广义解释，认为“孺子”是指人民大众，鲁迅“甘为孺子牛”，是愿意为人民大众服务，即使不是曲解，也是一种穿凿，或者只不过用鲁迅的话，来为一种政策注解，或者甚至不过假借“人民大众”名义，要人服从某种领导罢了。把鲁迅的诗作广义的解释的，始于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决不屈服。‘孩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群众，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以后，这么解释便成为不可移易的正统的解释。最近文化大革命当中，打倒了掌权十七年的鲁迅所不齿的周扬，替鲁迅反了个身，于是这两句诗更为每篇有关鲁迅的文章所必引了。
　　但是我觉得如果把鲁迅所说的“孺子”当作了“人民大众”来解释，那是完全违反鲁迅精神的，鲁迅韧性的战斗，矛头常常指向黑暗社会，但大半生他只是孤军奋斗的，在晚年他算左了，但他首先遇到的“元帅”却正是现在的“反革命黑帮”周扬，这就使他“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而且使他痛苦地感到“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
　　即使在这样的“苦境”中，他还是干，“今天我要给文学做论坛，明知不配做第二、第三，却仍替状元捧场，一面又要顾及第三种人，不能示弱，此所谓‘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也。”（以上引文均见致胡风信）
　　鲁迅也许明白革命是“人民大众”的革命，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但他一定不明白共产党领导之中，有王明的领导，也有毛泽东的领导，抗战时期，这两种领导之间的矛盾，常常表面化的，但鲁迅死前，即使有冯雪峰从瓦窑堡带来的指示，他对于两个口号之间的斗争，还是由于他一生对黑暗势力斗争的经验而来，而不是基于一个革命政党的策略改变。他在“致徐懋庸信”以后所写的《女吊》中，说得明白，“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右倾机会主义者”王明及其追随者周扬（何止他一个人？）是否宣扬过“勿念旧恶”的格言，他广泛推行“统一战线，人民阵线”，出卖了西班牙革命，也几乎出卖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那么，“勿念旧恶”的是史大林，中国共产党以及王明和周扬，不过奉行史大林的世界政策罢了。鲁迅的文章中很少用“人民大众”字样（自然也用过大众文学，大众语字样），至于用“孺子”来代替人民大众，我相信鲁迅绝对没有这种想法，因为把人民大众看作孺子，“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孟子说的“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的孺子，这是毛泽东的想法，他是红太阳，普照万方，普照子民的。这和国民党训政一样，把四万万人民看作是阿斗，才能让他们做诸葛亮。毛泽东也只有把人民大众当作孺子，他才能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一九六六•一二•二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