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其人，其事，及其时代

鲁迅的童年

　　“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长庚’。”

　　“那是一个我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语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吗？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猫就教给它扑的方法，捉的方法，吃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样。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领都学到了，谁也比不过他了，只有老师的猫还比自己强，要是杀掉猫，自己便是最强的脚色了。它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扑猫。猫是早知道他的来意的，一跳，便上了树，老虎却只能眼睁睁地在树下蹲着。它还没有将一切本领传授完，还没有教给它上树。”

　　“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去如此；唯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鲁迅的幼年

　　“要到东关看五猖会去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东关又是离我家很远的地方，出城还有六十多里水路，在那里有两座特别的庙。一是梅姑庙……其一便是五猖庙了……
　　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在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书房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甚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

　　　　粤自盘古，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肇开混茫。
　　　　…………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变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吧。’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宵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拍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盒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却比桑葚要好得远。”

　　“我们鲁镇的习惯，本来是凡有出嫁的女儿，倘自己尚未当家，夏间便大抵回到母家去消夏。那时我的祖母虽然还康健，但母亲已分担了些家务。所以夏期便不能多日的归省了。只得在扫墓完毕之后，抽空去住几天，这时我便每年跟了我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
　　和我一同玩的是许多小朋友，因为有了远客，他们也都从父母那里得了减少工作的许可，伴我来游戏……
　　我们每天的事情大概是掘蚯蚓，掘来穿在钢丝做的小钩上，伏在河沿上去钓虾，……其次便是一同去放牛。……
　　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却在到赵庄去看戏。
　　就在我十一二岁时候的一年，这日期也看看等到了。不料……在早上就叫不到船。……外祖母很气恼，怪家里的人不早定，絮叨起来。……我急得要哭，母亲却竭力的嘱咐我，说万不能装模装样，怕又招外祖母生气，又不准和别人一同去，说是他外但母要担心。
　　这一天我不钓虾，东西也少吃。母亲很为难，没有法子想。到晚饭时候，外祖母也终于觉察了，并且说我应当不高兴，他们太怠慢，是待客的礼数里从来所没有的。吃饭之后，看过戏的少年们也都聚拢来了，高高兴兴的来讲戏。只有我不开口，他们都叹息且表同情。忽然间，一个最聪明的双喜大悟似的提议了，他说，‘大船？八叔的航船不是回来了么？’十几个别的少斗也大悟，立刻撺掇起来，说可以坐了这航船和我一同去。我高兴了。然而外祖母又怕都是孩于们，不可靠；……在这迟疑之中，双喜可又看出底细来了，使又大声的说道，‘我写包票！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
　　诚然，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
　　外祖母和母亲也相信，便不再驳回，都微笑了。我们立刻一哄的出了门。
　　……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蓬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阿发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枝橹，一枝两人，一里一换，……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我认识他时，也不过十多岁，离现在将有三十年了，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忙不过来，他便对父亲说，可以叫他的儿子闰土来管祭器的。
　　我的父亲允许了……
　　我于是日日盼望新年，新年到，闰土也就到了。好容易到了年末，有一日，母亲告诉我，闰主来了，我便飞跑的去看。他正在厨房里，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这可见他的父亲十分爱他……他见人很怕差，只是不怕我，没有旁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于是不到半日，我们便熟识了……。”

　　“……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

　　“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

　　“‘先生，——我家的宝儿什么病呀？’
　　‘他中焦塞着。’
　　‘不妨事么？他……’
　　‘先去吃两帖。’
　　‘他喘不过气来，鼻翅子都扇着呢。’
　　‘这是火克金’……”

　　“我曾经和这名医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很不容易张罗的了；……我不知道药品，所觉得的，就是‘药引’的难得，新方一换，就得忙一大场。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他是不用的了。起码是芦根，去到河边去掘；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便至少也得搜寻两三天。……
　　这样有两年，渐渐地熟识，几乎是朋友了，父亲的水肿是逐日厉害，将要不能起床；……他有一天来诊，问过病状，便极其诚恳地说：
　　‘我所有的学间，都用尽了。这里还有一位陈莲河先生，本领比我高。我荐他来看一看……’
　　陈莲河的诊金也是一元四角。……他一张药方上，总兼有一种特别的丸散和一种奇特的药引。
　　芦根和经霜三年的甘蔗，他就从来没有用过。最平常的是‘蟀蟋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但这差使在我且不为难，走进百草园，十对也容易得，将它们用线一缚，活活地掷入沸汤中完事。然而还有‘平他木十株’呢，这可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问药店，问乡下人，问卖草药的，问老年人，问读书人，问木匠，都只是摇摇头，临末才记起那远房的叔祖，爱种一点花木的老人，跑去一问，他果然知道，是生在山中树下的一种小树，能结红子如小珊瑚珠的，普通称为‘老弗大’。
　　……药引寻到了，然而还有一种特别的丸药：败鼓皮丸。这‘败鼓皮丸’就是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水肿一名鼓胀，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可以克伏他。……
　　‘我有一种丹’，有一回陈莲河先生说，‘点在舌上，我想一定可以见效。因为舌乃心之灵苗。……价钱也并不贵，只要两块钱一盒……’
　　有一回陈莲河先生又说，‘我想，可以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愆。医能医病，不能医命，对不对？自然，这也许是前世的事。……’”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自然，捕风捉影的记载，也是在所不免的，然而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而尤其惊人的是关于毒药的叙述。……”

鲁迅的青年

　　“戊戌二月廿四曰：接绍廿三函，附来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义然后取’，二云‘无如寡人之用心者’，诗题云‘百花生日’（得花字），二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得枝字），寿洙邻先生改。三月二十日：下午接绍函，并文诗各两篇，文题一云‘左右皆曰贤'，二云‘人告之以通则喜'，诗题一云‘苔痕上阶绿’（得苔字），二云‘满地梨花昨夜风’（得风字）。”

　　“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米，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 ：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十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至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在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

　　“‘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骙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钢、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或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只还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的成年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 使遵守一定的注释； 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是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为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又是一九零零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

　　“……愿我滇人无忘李定国，愿我闽人无忘郑成功，愿我越人无忘张煌言，愿我桂人无忘瞿式耜，愿我楚人无忘何腾蛟，愿我辽人无忘李成梁！ ……”

　　“他驳斥了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髮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螭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 ’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看每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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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㧑夫人做媒成功的。伯㧑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且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爱情》

　　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我有兄、弟、姐、妹，幼时共我玩耍，长来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们，也还不差。但是没有人曾经‘爱’过我，我也不曾‘爱’过他。
　　我年十九，父母给我讨老婆。于今数年，我们两个，也还和睦。可是这婚姻，是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把他们一日戏言，当我们百年的盟约。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
　　爱情，可怜我不知道你是什么！

　　诗的好歹，意思的深浅，姑且勿论；但我说，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但从前没有听到苦闷的叫声。即使苦闷，一叫便错，少的老的，一齐摇头，一齐痛骂。
　　然而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却连续不断的进行。形式上的夫妇，既然都全不相关，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来买妾：麻痹了良心，各有妙法。……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把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们能够大叫，是黄莺便黄莺般叫，是鸱枭便鸱枭般叫……
　　我们还要叫出没有爱的悲哀，叫出无所可爱的悲哀。……”

　　“在东京的客店里，我们大抵一起来就看报。学生所看的多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专爱打听社会上琐事的就看二六新闻。一天早晨，开头就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大概是：——
　　‘安徽巡抚恩铭被Jo Shiki Rin刺杀，刺客就擒。’
　　大家一怔之后，便容光焕发地互相告语，并且研究这刺客是谁，汉字是怎样三个字。但只要是绍兴人，又不专看教科书的，却早已明臼了。这是徐锡麟，他留学回国之后，在做安徽候补道，办着巡警事务，正合于刺杀巡抚的地位。”

　　说到叔祖椒生公“当绍兴府学堂的监督……而同时有一个副监督，这人却不好相与，此人非别，即是后来过了三年实行暗杀造反的徐伯荪，即徐锡麟便是。这两个人共处一堂办起事来，其不能顺利进行，盖是必然的道理。一个是矮胖臃肿的身材，身穿一件‘接衫’，上半截的白布，有下半截丝绸的三分之二的长，——接衫者穿在马褂底下的衬袍，因为有马褂遮盖着的缘故，为节省绸料起见，用白布替代，古时马褂特别的长，故下边露出的绸料只三分之一——蹒跚行来，看来的人都不禁要喝一声彩，说好一个‘荡湖船’的老爷出来也。又一个则是苍老精悍的小伙子，顶上留着一个小顶搭和一条细辫子，夏天穿着竹布长衫，正在教学生们兵操，过了一会儿他叫学生走到墙阴地方，立定少息，自己便在太阳地里晒着。…… ”

　　徐锡麟“在三十年前……曾一度游日本，晤陶成章、纽永建，已怀颠覆清廷之志；常以手枪习射击，弹无虚发。光绪三十年秋（一九零四年），‘光复会’成立于上海，蔡元培任会长，锡麟以事到沪，晤元培于爱国女学，欣然入会。归绍兴，乃从事会党联络，创体育会，秋瑾与焉，并设大通师范于本籍，特注重兵式体操，锡麟以革命重实行，谋攫政权以倾清室，得友人助，入赀道员。年三十三，再度赴日本，拟与马宗汉，陈伯平等习军事，以短视试不及格，不果。归国后，乃至北平并出关游历，见大盗冯麟阁，与语甚悦。次年，即以道员赴安徽试用，见赏于巡抚恩铭，先后主陆军小学及会办巡警学堂，并与诸军将士相结纳。巡警学堂会计顾松以徐系革命党向恩铭告密，恩铭稍稍忌之；徐亦不自安，乃以书召留浙诸同志集安庆谋大举，陈伯平，马宗汉诸人到后，即与锡麟同往，共同策划。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巡警生甲班卒业，锡麟谋于是日集合省大吏参与典礼，一举歼之，乘军民扰乱，即因以举事。适是日恩铭以有他事，须改期提早，乃改于二十六，及期，恩铭午前八九时偕藩司冯煦臬司毓秀等均到，甫就位，锡麟命顾松键门，顾知情，阳诺不为键，锡麟即持手枪击恩铭，数发皆中要害，左右舆之走，延至午后二时气绝。其他死伤数人，顾松被杀，冯、毓等夺门逃出，即闭城门，诸军至，不得入，乃发兵捕锡麟，锡麟驱学生二三十人据军械局，为官军所包围，发枪弹丸尽；发炮，炮机关失灵；锡麟登屋被擒，陈伯平战死，马宗汉逃出亦被捕。冯煦、毓秀等会审锡麟，锡麟侃侃供蓄意排满十余年，为汉人复仇，先杀恩铭，后杀端方、铁良、良弼不讳，即于是日被杀，并剖心以祭恩铭；宗汉系狱五十日，亦被杀于安庆狱前，陈伯平名渊，籍浙江会稽，马宗汉字子贻（一作子畦），籍余姚。
　　秋瑾，……浙江会稽人。年十八，嫁湘人王廷钧，生子女各一，瑾与廷钧不睦，分产别居，曾两度留学日本，能诗文，入同盟会及光复会，并倡办女校于上海。锡麟之赴安庆也，秋瑾适任大通学堂体育会教员，与陶成章，竺绍康，王金发等连，阴有所布署，谋与锡麟策应，锡麟死，大通学堂乃陷入四面楚歌，瑾已定六月初十起事，初四傍晚，学金即为官军围搜，瑾被捕，严讯无供，仅书‘秋雨秋风愁杀人’七字，六月六日，被杀于古轩亭口。……”

　　“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官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座位来了……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也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座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自己不注意，也许又摇了摇头。然而那群雍容揖让的人物中就有范爱农……岂但他呢，说起来也惭愧，这一群里，还有后来在安徽战死的陈伯平烈士，被害的马宗汉烈士；被囚在黑狱里，到革命后才见天日而身上永带着匪刑的伤痕的也还有一两人。而我都茫无所知，摇着头将他们一并运上东京了。徐伯荪虽然和他们同船来，却不在这车上，因为他在神户就和他的夫人坐车走了陆路了。”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至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这以前她（指秋瑾）在东京，在留学生中间有很大的威信，日本政府发表取缔规例，这里当然也有中国公使馆的阴谋在内，留学生大起反对，主张全体归国，这个运动是由秋瑾为首主持的。但是老学生多不赞成，以为‘管束’的意思虽不很好，但并不限定只用于流氓私娼等，从这文字上去反对是不成的，也别无其全体归国的必要。这些人里边有鲁迅和许寿裳诸人在内，结果被大会认为反动，给判处死刑。大会主席就是秋女士，据鲁迅说她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上，以示威吓。当时还有章行严等人是中间派，主张调停其间，但是没有效，秋瑾的一派便独自回来了。……第二年丙午初夏……这时秋女士已经在绍兴办起大通学堂来，招集越中绿林豪杰，实行东湖上预定的‘大做’的计划……”

　　“自从安庆事件以后，来伏见馆访问的客人似乎要比从前增加了。以前来访的人无非是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张协和，或是弘文学院的同学许季茀，要不然就是新来的张午楼和吴一齐罢了。这回来的却很有不同，大都是与革命案件有关的人，首先是在东湖里与徐伯荪一同练习路劫，预备在绍兴城关门造反的陈子英，他是在绍兴闻警逃回日本来的。还有游说两浙绿林豪侠起义，要做到天下人都有饭吃的，后来被蒋介石所刺杀的陶焕卿。他这时不知在什么地方，却也逃到东京，经常带了龚未生来，谈论革命大势。此外还有他的本家陶望潮，本来在日本留学，专门讲学，后来又笃信佛教；但是在当时却很热心于革命事业，也时常跑来谈天。……”

　　“……其中最常来的要算是陶焕卿，他一来就大谈其中国的革命形势，说某处某处可以起义，这在他的术语里便是说可以‘动’；其讲述春放战国时代的军事和外交，说得头头是道，如同目睹一样，的确是有一种天才的。……记得有一回是下雨天气，焕卿一个人匆匆的跑到中越馆来，夹着一个报纸包，说这几天日本警察似乎在注意他，恐怕会要求搜查。有的是他联络革命的文件，想来这里存放几天，因为这是机密文件，所以我们只是替他收了起来，不曾检查它的内容，后来过了若干时日又走来拿去。这时他打开给我们看，原来乃是联合会党的章程，以及有些空白的‘票布’，有一种是用红缎子印制的，据说这是‘正龙头’所用。他还开玩笑的对我们说到：‘要封一个么？ ’章程只有十来条的样子，末了一条是说对违反上列戒条的处置，简单的说‘以刀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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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典，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疑为‘献策’两字——引注释）的×××（吴稚晖——引注释）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蓝公武——引注释）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借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讲堂定期讲学，在留学界很有影响。鲁迅与许季茀和龚永生谈起，想听章先生讲书，怕大班太杂沓，未生去对太炎说了，请他可否于星期日午前在民报社另开一班，他便答应了。伍舍方面去了四人，即许季茀和钱家治，还有我们两人（按：周作人和鲁迅）。未生和钱夏（后改名玄同），朱希祖，朱宗莱，都是原来在大成的，也跑来参加，一总是八个听讲的人。民报社在小石川区新小川町，一间八席的房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用的书是《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的讲下去，有的沿用旧说，有的发挥新义，干燥的材料却运用说来，很有趣味。太炎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可是对于青年学生却是很好，随便谈笑，同家人朋友一般。夏天盘膝坐在席上，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讲书，庄谐杂出，看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中国文字中本来有些素朴的说法，太炎也便笑嘻嘻的加以申明；特别是卷八尸部中的‘尼’字，据说原意训路，即后世的暱字，而许叔重的‘从后近之也’的话很有点怪里怪气，这里也就不能够说得更好；而且又拉扯上孔夫子的‘尼丘’来说，所以更显得不大雅驯了。
　　《说文解字》讲完以后，似乎还讲过《庄子》……这《庄子》的讲义，后来有一部分整理成书，便是‘齐物论释’，乃是运用他广博的佛学知识来加以说明的，属于佛教的圆通部门；虽然是很可佩服，不过对于个人没有多少兴趣，……那时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做教育司（后改称教育厅〉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至今很有势力。此外国语注音字母的建立，也是与太炎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

　　“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为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更使先生失去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日记》载：“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收共和党事务所信。
　　二十二曰：收共和党证及徽识。”

　　“十二月二十二日：同季市赴贤良寺见章先生，坐少顷。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午后许季市来，同至钱粮胡同谒章师，朱逷先亦在，坐至傍晚归。（按：此时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且曾一度绝食。）
　　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午前同季市往章先生寓，晚归。
　　二月十四日：午前往章师寓，尹默、中季、逷先、幼舆、季市、彝初皆至，夜归。
　　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同许季市往章师寓。
　　六月十七日：干午许季市来，并持来章师书一幅，自所写兴，又‘齐物论释’一册，是新刻本，龚未生赠也，……
　　九月十九日：得龚未生夫人讣，章师长女，有所误事略。
　　九月二十六日：往钱粮胡同吊龚未生夫人，赙二元。”

　　“先生说既抵京，见袁氏气焰嚣张，而民党飘摇涣散，不保旦夕，知事不可为，意欲南归，然已为监视矣。当局初以甘言相欺，爵禄为饵，先生均不之顾。继乃加以胁迫，先生愤甚，直诣总统府，欲与面质，袁氏拒不延见；警吏复词色傲慢，乃怒摔其座上茶具，遂被曳去，禁锢于军事废校中，旋徙龙泉寺。至六月，先生所携资用已尽，拒不受袁氏供给，愤而绝食，……乡人马夷初叙伦乃婉为劝解竟日，先生始允进食。一九一四年夏，再迁先生于钱粮胡同，阍人厨司皆为当局所派，宾客往访，除国际友人外，非持警厅凭证皆不得入内。……
　　“先生有女三人，长㸚，次叕，次㠭。丧母后，均依其伯父居。一九一零年，㸚适嘉兴龚宝铨，宝铨字未生。一九一五年春，㸚偕未生及妹㠭入京省父，㸚孝思颇笃，见其父之困踬忧愤，乃极意承欢，饮食医药，无不周至。顾其心危虑深，居恒辄郁郁也！留五月，其姑驰书召归，㸚既不忍远离父侧，又不欲重违姑意，自此益忧形于色！行有日矣，竟自缢于卧室，平旦发觉，已不救。……”

　　“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之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怨，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是如此己可矣。”

　　“太白二卷七期上有一篇南山先生的《保守文言的第三道菜》，他举出：第一道是说‘要做白话由于文言做不通’，第二道是说‘要白话做好，先须文言弄通’。十年之后，才来了太炎先生的第三道，‘他以为你们说文言难，白话更难。理由是现在的口头语，有许多是古语，非深通小学就不知道现在口头语的某音，就是古代的某音，不知道就是古代的某字，就要写错。…… ’
　　“太炎先生的话是极不错的。现在的口头话，并非一朝一夕，从天而降的语言，里面当然有许多是古话，既有古语，当然会有许多曾见于古书，如果做白话的人，要是每字都到《说文解字》里去找本字，那的确比做任何借字的文言要难到不知多少倍。然而自从提倡白话以来，主张者却没有一个以为写白话的主旨，是在从‘小学’里寻出本字来的，我们就用约定俗成的借字。诚然，如太炎先生说：‘乍见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但我们即使知道了这两字，也不用‘好乎’或‘是也’，还是用‘好呀’或‘是唉’。因为白话是写给现代的人们看，并非写给商、周、秦、汉的鬼看的，起古人于地下，看了不懂，我们也毫不畏缩，所以太炎先生的第三道菜，其实是文不对题的。这缘故，是因为先生把他所专长的小学，用得范围太广了。
　　“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但这时就来了个问题：听博识家的话好，还是听专门家的话好呢？解答似乎很容易：都好。自然都好；但我由历听了两家的种种指点之后，却觉得必须有相当的警戒。因为是：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博识家的话多浅，意义自明，惟专门家的话多悖，还得加一点申说。他们的悖，未必悖在讲述他们的专门，是悖在倚专家之名，来论他所专门以外的事。……太炎先生是革命的先觉，小学的大师，倘谈文献，讲《说文》，当然娓娓可听，但一到攻击现在的白话，便牛头不对马嘴，即其一例。……
　　……
　　“我很自欠这回时时涉及了太炎先生。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大约也无伤于先生的‘日月之明’的。……”

　　“《民报》以前的编辑人用的是章炳麟名义，这时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却换了陶成章，没有报告该管官厅，就要出版了。日本政府这时是等着机会的，因为有了满清政府的要求，想禁止《民报》，就乘这个机会来小题大做了。说是违反出版法，不但禁止发刊，而且对于原编辑人科以罚金一百五十元，如过限不交，改处惩役，以一天一元折算。民报社经济很窘，没有钱来付这笔罚款，拖到最后这两天里，龚未生走来告诉鲁迅，大家无法可想，恰巧这时许季茀经手替湖北留学生译印《支那经济全书》，经手一笔经费，便去和他商量，借用一部分，这才解了这一场危难。为了这件事，鲁迅对于孙系的同盟很是不满，特别后来孙中山对胡汉民等在法国复刊《民报》，仍从被禁止的那一期从新出起，却未用太炎的那一份，更显示他们的偏狭的在态度了。 ……

＊　　　　＊　　　　＊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写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莫之感矣。

己酉正月十五日”

　　“但是这劳力也并不是完全消灭，因为在‘五四’以后发生新文学运动，这也可以看作《新生》运动的继续。当初《域外小说集》只出了两册，所以所收各国作家偏而不全，但大抵是有一个趋向的，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东欧的弱小民族。……这里俄国算不得弱小，但是人民受着压迫，所以也就归在一起了。换句话说，这实在应该说是，凡在抵抗压迫，求自由解放的民族才是，可是习惯了这样称呼，直至‘文学研究会’的时代，也还是这么说；因为那时的《小说月报》还出过专号，介绍弱小民族的文学，也就是那套运动的余波了。”

鲁迅的壮年

回国至辛亥革命

　　许季茀说：“鲁迅的教书是循循善诱的，所编的讲义是简明扼要，为学生所信服，他灯下看书，每至深夜，有时还替我译讲义，绘插图，真是可感！到了冬天，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因由于监督易人：衡山先生被选为咨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集会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嶔，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濬济，沈朗斋……
　　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 ……”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幺’（校者注：“系”字少两点）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轻，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
　　　……
　　“周先生曾学过医学，当时一般人对于医药的见解，还没有现在的明瞭，尤其关于尸体解剖等类的话，是很新奇的，闲谈的时候，常有人提到这尸体解剖的题目，请他讲讲‘海外奇谈’。……据他说，他曾经解剖过不少的尸体，有老年的，壮年的，男的，女的。依他的经验，最初也曾感到不安，后来就不觉得甚么了，不过对于年轻的妇人和小孩的尸体，当开始去破坏的时候，常会感到一种可怜不忍的心情，尤其是小孩的尸体，更觉得不好下手，非鼓起了勇气，拿不起解剖刀来。……
　　“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恢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走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

　　鲁迅说：“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言行一致’当然是很有价值的，现在之所谓文学家里，也还有人以这一点自豪，但他们却不知道他们一剪辫子，价值就会集中在脑袋上。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这时候，城内的一个寺里就开了一个大会，好像是越社（按即南社的绍兴分社）发动的，到了许多人，公学鲁迅做主席。鲁迅当下提议了若干临时办法，例如提议组织讲演团，分发各地去演说，阐明革命的意义和鼓励革命情绪等。关于人民的武装，他说明在革命时期，人民武装实属必要，讲演团亦须武装，必要时就有力量抵抗反对者。他每一提议刚要说完而尚未说完的时候，就有一个坐在前排的头皮精光的人，弯着腰，作要站起来但没有完全站起来的姿势，说一句‘鄙人赞成’！又弯着腰坐下去，提议就很快的通过。这人不是别人，便是后来鲁迅文章里曾经说起的孙德卿。他虽是乡下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但对于推翻满清政权这件事是热心的。他曾经拿明朝人的照片去分送给农民，我看到的一张是明太祖的像，约莫三寸来长，分明是从画像上照下来的。他并且向农民说明，清朝的政府是外面侵入的人组成的，我们应当把他们打出去。对于这主张，农民都赞成，愿意起来去打。《扬州十日记》之类的小册子，这时候也流行到民间。这孙德卿在秋瑾案发生时，曾一次下狱，但不久就出来了。
　　“但是鲁迅提议的武装讲演等，大家虽然都赞成，可是缺少准备，力量也不够。第一件是缺少枪械。府学堂里虽然有些枪，但没有真的子弹，有一些也是操演时用的那种只能放响的子弹，只有在近距离内大概能伤人。于是人民终于恐怖起来了。有一天，鲁迅从家里出去，到府学堂去，到了离学校不远，见有些店铺已在上排门，有些人正在张惶的从西往东奔走。鲁迅拉住一个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究竟什么事。鲁迅知追问亦无益，不如到学堂去了再说。他走进校门，已有一部份学生呆在操场里讨论这件事，才知道市民因为听了有败残清兵要渡江过来，到绍兴来骚扰的谣言，所以起恐慌的。于是鲁迅主张整队上街解释，以镇定人心。手脚很快，一歇工夫就印好了许多张油印的传单，大概是报告省城克复的经过，和说明决没有清兵进来的事情。即刻打起钟来，学生立时齐集于操场，发了枪，教兵操的先生也跑来了，满头是汗；他还没有剪掉辫发，把它打了一个大结子。他不拿平常用的狭细的指挥刀，挂上一把较阔厚的可以砍刺的长刀，这无非防备万一的。小心怕事的校长，抖零零的到操场上来讲话，想设法拦阻，但没有用处。在路上，鲁迅一班人分送传单，必要时更向人说明，叫他们不要无端恐慌；的确这很有用处，学生们走到之处，人心立刻安定下来，店铺关的也仍然开了。时间在下午，一班人回到学校时，天已黑下来了。
　　“离这事情不久（案大概就是第二天吧），就有人告诉鲁迅，说王金发的军队大约今晚可以到绍兴，我们应当去接他和他的军队，这回仍在府学堂里会集，学生也去的。晚饭后大家兴高采烈的走到西郭门外。到了黄昏，不见什么动静，到了二更三更，还是不见军队开到。学生穿的操衣很单薄，夜深人静时觉得很寒冷，于是只好敲开育婴堂的门，到里面去休息；叫起茶房，贴还些茶钱，叫他们烧茶来喝。这时候才看见穿制服的学生们之外，还有头皮精光的孙德卿，头戴毡帽的范爱农，好像和徐伯荪一起捐道台出洋的陈子英也在内。但是夜深了，不特冷，而且也饿；学生们大家摸钱袋，设法敲开店门买东西吃。孙德卿拿出钱来，叫人去买了几百个鸡蛋，大家分吃了。这以后不久，有人来报信，说军队因为来不及开拔，大概须明天才可开到，今晚不来了。
　　“于是第二晚上再去，这回不往西郭，却往东边的偏门，人还是这一大批。黄昏以后，月亮很皎洁，正盼望间，远远的听到枪声响，以后每隔一定的时候枪声响一下。不多时看见三两支白蓬船，每支只有一个船夫摇着，然而很快的摇来。船吃水很深，可见人是装得满满的。各船都只有一扇蓬开着，过一歇时候，船中就有兵士举起枪来，向空中放一响。先前的兵队老是这样做，在有开仗可能的情势下，常常一响一响的放着枪。不多时候船已靠岸，王金发的军队很快的上了岸，立刻向城内进发。兵士都穿蓝色的军服，戴蓝色的布帽，打裹腿，穿草鞋，拿淡黄色的枪，都是崭新的。带队的人骑马，服装不一律，有的穿暗色的军睬，戴着帽子，有的穿淡黄色的军服，光着头皮。
　　“这时候是应该睡的时候了，但人民都极兴奋，路旁密密的站着看，比看会还热闹；中间只留一条狭狭的路，让队伍过去；没有街灯的地方，人民都拿着灯，有的是桅杆灯，有的是方形玻璃灯，有的是纸灯笼，也有点着火把的。小孩在有，和尚也有，在路旁站着看。经过教堂相近的地方，还有传道师，拿着灯，一手拿着白旗，上写欢迎字样。兵士身体都不甚高大，脸上多数像饱经风霜的样子，一路过去，整齐、快捷。后面跟的人，走得慢一点的便跟不上。不久到了指定驻扎的地方，去接的人们有跟了进去，也有站在门外面，大家都高叫着革命胜利和中国万岁等口号，情绪热烈、紧张。不久就有人来叫让路，一班人把酒和肉等挑进去，是慰劳兵士去了，外面的人们也就渐渐的散去了。”

　　“报馆为什么不收股本？
　　“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么？”

北京生活（一）—— 教育部佥事

　　“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上午一时舟抵天津，下午约七时抵北京。
　　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
　　十日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八月二十二日，晨见教育部任命名氏，余为佥事。
　　十一月二月，得袁总统委任状。
　　十二月二十六日，晨赴铁师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见袁总统，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午前见策令进叙四等。
　　二十日，部令给四等奉。
　　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收到文官甄别合格证书一枚。
　　一九一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受五等嘉禾章。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我之免职令发表。
　　三十一日，上午赴平政院纳诉讼费三十元，控章士钊。”

　　“自一九一二年九月六日，上午赴本部职员会，仅有范总长演说，其词甚怪。
　　一九一三年二月五日，范总长辞职而代以海军总长刘冠雄，下午到部演说少顷，不知所云。
　　九月十五日，上午总长汪大燮到部，往见之。
　　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汪大燮辞职，严修代之，未至部前，以蔡儒楷署理。
　　五月四日，上午教育总长汤化龙到部。
　　五月十二日，上午次长梁善济到部，山西人，不了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部令减去佥事、主事几半，相识者大抵未动，惟无齐寿山，下午闻改为视学云。
　　二十六日，晚又有部令，予与协和、稻孙均仍旧职，齐寿山为视学，而胡孟乐则竟免官。庄生所谓不胥时而落者，是矣。”

　　三月十五日：“赴孔庙演礼。”
　　十六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
　　十七日：“黎明丁祭，在崇圣寺执事，八时毕，归寓。”

　　“我感到未曾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在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大一大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会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撞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来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的唯一的愿望。夏天，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九日《日记》：“晨得二弟信，十二日绍兴发，云范爱农以十日水死。悲夫悲夫，君子无终，越之不幸也，于是何几仲辈为群大蠹。”
　　二十二日《日记》：“夜作均言三章，哀范君也，录存于此：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
　　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奈何三月别，竟尔失畸躬。
　　海草国门碧，多年老异乡；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故里寒云恶，炎天凛夜长；独沉清冷水，能否涤愁肠。
　　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酩酊，微醉自沉沦；
　　此别成终古，从兹绝绪言；故人云散尽，我亦等轻尘。”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白，开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八月十二日，半夜邻客以闽音高谈，狺狺如犬相啮，不得安睡。
　　九月二十日，邻室又来闽客，至夜半犹大嗥如野犬，出而叱之，少戢。
　　十月七日，晚邻闽又嗥。
　　一九一三年二月八日，上午赴部，车夫误碾他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

　　“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下午赴中国通俗教育研究会，傍晚乃散。此会即在教育部假地设之，虽称中国，实乃吴人所为，那有好事！
　　“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展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因出属发音稍低，而此人遽大漫骂，且以英语杂厕。人类差等之异，盖亦甚矣。后知此人姓吴，居松树胡同，盖非越中人也。”

　　六月十五日，上午部派赴总统府吊祭，共五人。
　　二十八日，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

　　“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质，严气正性，宁愿覆折，厌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凛凛焉劲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

　　“鲁迅的爱好艺术，自幼已然，爱看戏，爱描画；中年则研究汉代画像；晚年则提倡版画。工作的范围很广，约略言之：（一）搜集并研究汉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画像和图案，是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着手的。他曾经告诉我：汉画像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是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二）搜集并印行近代木刻，如《北平笺谱》等。（三）奖励中国木刻家，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使他们得以学习；创开各国名画展览会，使他们有所观摩；对于本国新进者的作品，鼓舞批评，不加客气。（四）介绍外国进步作家的版画，例如精印‘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这位有丈夫气概的女子作品实在伟大，这本精印的选集实可宝贵，‘只要一翻这集子，就知道她以深广的慈母之爱，为一切被侮辱和杀害者悲哀，抗议，愤怒，斗争；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 ’”（《且介亭杂文末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一九一三年三月五日，夜大风，写‘谢承后汉书’始。
　　二十七日，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巷，约十余万字。
　　二十八日，夜写定‘谢承后汉书’一卷。
　　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五日，写孙志祖‘谢氏后汉补逸’起。
　　三月十四日傍晚‘写谢氏后汉书补逸’毕，计五卷约百三十叶，四万余字，历二十七日。
　　一九一三年六月六日，午后同关来卿先生往图书馆，并还所假书，别借宋本‘易林注’二册……夜写‘易林注’。
　　七日，夜写‘易林’。
　　九日，夜写‘易林’残本卷三，卷四一册毕。
　　十日，夜写‘易林’少许。
　　十一日，夜录‘易林’。
　　十二日，夜抄‘易林’卷第十三毕。
　　十三、十四日，夜抄‘易林’。
　　十五日，下午写‘易林’卷第十四毕。
　　八月十四日，续写宋残本‘易林’起。
　　十七日，星期休息。终日在馆写书。
　　二十五日，夜续抄‘易林’毕，计‘卷七之十’四卷，合前抄共八卷。
　　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昨今两夜从‘说郛’写出‘雪谷杂记’一类，多为聚珍版本所无，惜颇有伪夺耳，内有‘辨上虞五夫村’一则甚确。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六日，晚录‘云谷杂记’起。
　　二十二日，夜写张清源之‘云谷杂记’毕，总四十一叶，约一万四千余字。
　　一九一三年九月五日，夜写‘石屏集’序目毕。
　　十六日，夜影写‘石屏诗集’卷第一毕，计二十七叶。
　　二十四日，下午写‘石屏集’卷第二毕，计二十二叶。
　　十月一日，午后往图书馆寻王佐昌，还‘易林’，借‘嵇康集’一册，是明吴匏庵丛书堂写本。夜抄‘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思中，可哀也。
　　十月九日，夜抄‘石屏集’卷四毕，计二十叶。
　　十一日，夜写‘石屏集’第五卷毕，计十一叶。
　　二十八日，写‘石屏集’巷六毕，计四十六叶。发热，似中寒，服规那丸。
　　三十一日，写‘石屏诗集’第七卷毕，计十八叶。
　　十一月一日，夜录‘石屏集’卷八毕，计六叶。
　　七日，夜写‘石屏集’卷九毕，计二十五叶。
　　十五日，夜写‘石屏集’卷十毕，计三十叶。
　　十六日，夜抄‘石屏集’跋二叶毕，于是全书告成，凡十卷，序目一卷，总计二百七十二叶，历时八十日矣。
　　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下午往留黎厂，搜‘嵇康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
　　十月十五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
　　十九日，夜续校‘嵇康集’。
　　二十日，夜校‘嵇康集’毕，作短跋系之……
　　十二月十九日，续写‘嵇中散集’。
　　三十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
　　一九一五年六月五日，下午蒋抑卮书并抄文澜阁本‘嵇中散集’一部二册。”

　　“二月十二日，校‘嵇康集’一过。
　　三月二日，以明刻六卷本‘嵇中散集’校文澜阁本。
　　八日，下午校‘嵇中散集’毕。
　　一九一四年四月六日，夜坐无事，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
　　七日，夜写‘沈下贤集’一卷。
　　九日，夜写‘沈下贤集’第二卷了。
　　十一日，夜写‘沈下贤文集’第二卷毕。
　　十二日，写毕‘沈集’卷第四。
　　十六日，傍晚写‘沈下贤集’卷五毕。
　　十七日，写‘沈下贤集’卷第六毕。
　　十九日，写‘沈下贤集’卷七毕。
　　二十三日，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八毕。
　　二十七日，夜写‘沈下贤文集’卷第九毕。
　　五月十七日，夜写‘沈下贤集’第十卷毕。
　　二十四日，星期休息。写‘沈下贤文集’第十一卷毕。午后大风。夜写‘沈下贤集’第十二卷并跋毕，全书成。

　　其间他又研究佛经，据许季茀说：“鲁迅读佛经，当然是受章先生的影响。先生在西狱三年，备受狱卒的陵暴。邹容不堪其虐，因而病死。先生于做苦功之外，朝夕必研诵《瑜伽师地论》，悟到大乘法义，才能克服苦难，期满出狱后，鼓动革命的大业。
　　“民三（一九一四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买了本《瑜伽师地论》，见我后来也买了，劝我说道：‘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我赞成，从此以后就实行，例如他买了《翻译名义集》，我便不买它而买《阅藏知津》，少有再重复的了。他又对我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份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后来鲁迅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复活了。’所以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说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

＊　　　　＊　　　　＊

　　“第一回是民国元年我初到北京的时候，当时一个朋友对我说，北京戏最好，你不去见见世面么？我想，看戏是有味的，而况在北京呢。于是都兴致勃勃的跑到什么园，戏文已经开场了，在外面也早听到咚咚地响。我们挨进门，几个红的绿的在我的眼前一闪烁，便又看见主台下满是许多头，再定神四面看，却见中间也还有几个空座，挤过去要坐时，又有人对我发议论，我因为耳朵已经喤喤的响着了，用了心，才听到他是说：‘有人，不行！’
　　“我们退到后面，一个辫子很光的却来领我们到了侧面，指出一个地位来。这所谓地位者，原来是一条长凳，然而他那坐板比我的上腿要狭到四分之三，他的脚比我的下腿要长过三分之二。我先是没有爬上去的勇气，接着便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刑具，不由的毛骨悚然的走出了。
　　“走了许多路，忽听得我的朋友的声音道，‘究竟怎的？’我回过脸去，原来他也被我带出来了。他很诧异的说，‘怎么总是走，不答应？’我说，‘朋友，对不起，我耳朵只在咚咚喤喤的响，并没有听到你的话。’
　　……
　　“第二回忘记了那一年，总之是募集湖北水灾捐而谭叫天还没有死。捐法是两元钱买一张戏票，可以到第一舞台去看戏，扮演的多是名角，其一就是小叫天。我买了一张票，本是对于劝募人聊以塞责的，然而似乎又有好事家乘机对我说了些叫天不可不看的大法要了。我于是忘了我几天的咚咚喤喤之灾，竟到第一舞台去了，但大约一半也因为重价购来的宝票，总得使用了才舒服。我打听得叫天出台是迟的，而第一舞台却是新式构造，用不着争座位，便放了心，延宕到九点才出去，谁料照例，人都满了，连立足也难，我只得挤在远处的人丛中看一个老旦在台上唱。那老旦嘴边插着两个点火的纸捻子，旁边有一个鬼卒，我费尽思量，才疑心他或者是目莲的母亲，因为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和尚。然而我不知道那名角是谁，就去问挤在我左边的一位胖绅士。他很看不起似的斜瞥了我一眼，说道‘龚云甫’！我深愧浅陋而且粗疏，脸上一热，同时脑里也制出了决不再问的定章，于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然而叫天竟还没有来。
　　“这一天，就是我对于中国戏告了别的一夜，此后再没有想到他，即使偶而经过戏院，我们也漠不相关，精神上早已一在天之南一在天之北了。”

　　“六月十日，午后与齐宗颐赴天津，寓其族人家。夕赴广和楼考察新剧，则以天阴停演，遂至丹桂园观旧剧。
　　“十一日，午后赴天乐园观旧剧。夜仍至广和楼观新剧，仅一出，曰：‘江北水灾记’，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余皆旧剧，以童子为之，观者仅一百卅余人。”

　　“崇拜名伶原是北京的传统。辛亥革命后，伶人的品格提高了，这崇拜也干净起来。先只有谭叫天在剧场上称雄，都说他技艺好，但恐怕也还夹着一点势利，因为他是‘老佛爷’——慈禧太后赏识过的。虽然没有人给他宣传，替他出主意，得不到世界的名声，却也没有人来为他编剧本。我想，这不来，是带着几分‘不敢’的。
　　“后来有名的梅兰芳可就和他不同了，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王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是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士大夫也在日见其消沉，梅兰芳近来颇有些冷落。
　　“因为他是旦角，年纪一大，势必至于冷落的吗？不是的，老十三旦七十岁了，一登台，满座还是喝采。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没有被士大夫据为已有，罩进玻璃罩。
　　“名声的起灭，也如光的起灭一样，起的时候，从近到远，灭的时候，远处倒还留着余光。梅兰芳的游日，游美，其实也不是光的发扬，而是光在中国的收敛。他竟没想到从玻璃罩里跳出，所以这样的搬出去，还是这样的搬回来。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辣，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是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
　　“……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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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四日，干午偕铭伯，季市饮于广和居，甚醉。
　　二十七日，晚与季市赴谷青寓，燮和亦在，少顷大雨，饭后归。道上积潦二寸许，而月已在天。
　　八月十六日，夜饮于季市之室。
　　二十日，上午同司长并本部同事四人往图书馆，阅敦煌石室所得唐人写经，又见宋、元刻本不少，阅毕，偕齐寿山游什刹海，饭于集贤楼，下午四时始回寓。
　　二十二日，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归时，见月色甚美，骡游于街。
　　九月五日……饭后偕钱稻孙步至什刹海饮茗，又步至杨家园子买蒲陶，即在棚下啖之，……
　　二十五日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市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
　　十月二十七日，本馆祀先贤，到者才十余人，祀毕，食茶果。夜微风，已而稍大，窗前枣叶簌，乱落如雨。
　　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后同季市至观音寺街购齿磨一，镜一，宁蒙糖一，共银二元，又共啜茗于青云阁，食虾仁面合。晚铭伯招饮，季市及俞毓吴在座，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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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九日，苦望二弟信不得。
　　二十三日，下午得二弟信，十四日发。云望日往申，迎羽太兄弟。又得三弟信，云二弟妇于十六日下午七时二十分娩一男子，大小均极安好，可喜！
　　（周作人《回想录》是：‘……又因分娩在即，要人照管小孩，所以去把妻妹叫来帮忙；这时她只有十五岁的样子，由她的哥哥送来，但是到得上海的时候，这边却是已经生产了。’）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日，赴劝业场理发，又买不倒翁两个，拟以贻二弟。
　　七月三日，丰丸伤风，往诊陆炳常。（按：鲁迅此时告假回里。）
　　四日，午后延陆炳常来诊母亲、芳子、丰丸。
　　二十六日，晨因丰丸发热，往诊陆炳常。夜不睡。
　　二十七日，丰丸热减。下午乘舟向西兴。以孑身居孤舟中，颇有寂聊之感。
　　十月五日，寄二弟信，又寄饼饵一匣与丰丸。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七日，下午得二弟函附芳子笺，十三日发。芳子于旧历二月四日与三弟结婚，即新历二月二十八日。”

　　“老三是好的，但他公司的办公时间太长，所以颇吃力。所得的薪水，好像每月也被八道弯逼去一大半，而上海物价，每月只是贵起来，因此生活也颇窘的。不过这些事他决不肯对别人说，只有他自己知道。男现只每星期六请他吃饭并代付两个孩子的学费，此外什么都不帮，因为横竖他去献给八道弯，何苦来呢？八道弯是永远填不满的。”

　　“七月十日，又得二弟信言弟妇于五日下午十一时生一女……
　　一九一五年三月一日，十时得二弟及三弟信，言三弟妇于二月二十五日丑时生男，旧历为正月十二日也……
　　八月十七日，得三弟所译《生物学》中下卷稿子二册，又芳子及冲摄景一枚……
　　二十六日，上午得二弟寄来女谧摄景一枚……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上午三弟妇大病，延医来。
　　二十一日，夜三弟妇以大病卧哭，五时始睡。”
　　（按：鲁迅此时回家为母祝寿。）

　　“十二月十一日，午后客至甚众。
　　十二日，下午唱‘花调’，夜唱‘隔壁戏’及作小幻术。
　　十三日，旧历十一月十九日为母亲六十生辰。上午祀神，午祭祖。夜唱‘平湖调’。
　　十五日，客渐渐散去。”

　　“一九一七年三月七日，上午寄二弟信，附旅费六十……
　　四月一日，夜二弟自越至，……翻书谈说至夜分才睡。
　　二日，午后同二弟至益昌午饭。
　　七日，下午同二弟游留黎厂……
　　九日，夜同二弟往铭伯先生寓。
　　十五日，上午同二弟至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茗归。
　　二十二日，午同二弟往广和居饭，又至留黎厂……
　　二十三日，晚同二弟往许季上寓饭，同席共七人。
　　二十八日，晚戴螺舲招饮，同二弟至其寓，合坐共七人。
　　五月六日，上午同二弟往留黎厂，……午同往益昌饭。
　　十二日，上午二弟就首善医院。
　　十三日，二弟延Dr.Grimm诊，云是疹子。齐寿山译。夜寄鹤倾先生信，为二弟告假。
　　十四日，自告假。
　　十五日，自告假。
　　十六日，午后自请假。下午延Dr. Diper为二弟诊，齐寿山来译。”

　　“六月十日，下午同二弟往昇平园浴。
　　七月十六日，午后同二弟至昇平园理发并浴。
　　二十九日，午并二弟同至广和居饭，又游留黎厂已，……自与二弟位青云阁啜茗。
　　八月五日，午前同二弟往留黎厂，……又至青云阁饮茗并午饭。
　　九月一日，晚封德三招饭于香厂澄园，与二弟同往，……
　　九日，上午同二弟访季市不遇……
　　十月七日，上午同二弟至王府井街食饼饵巳，游故宫殿并观文华殿所列书画，复游公园饮茗归。”

　　“在当时风声很紧，正是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按：当时正闹张勋复辟），我却个人先自遇到了一件灾难，生了一场不小不大的病。我说不大，因为这只是麻疹，凡是小孩子都要出一遍的，只要不转成肺炎，是并无什么危险的。但这里我有说是不小，则因我终究不是小孩了，已经是三十以上的成人，生这种病是颇有危险，因为发热很高，颇有猩红热的嫌疑。但是我信凭西医的诊断，相信这是疹子，不过何以小时候没有出过，直到成人以后再出，则与我在四岁时候的出天花，同是不能解的事情。当发高热的时候，的确有点儿危险；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要十二块钱看一趟，我现在来抄录当年一部分的旧日记在这里，这是从五月八日起头的 ：
　　“‘八日晴，上午往北大图书馆，下午二时返。自昨晚起稍觉不适，似发热，又为风所吹，少头痛，服规那丸四个。
　　九日晴风。上午不出门。
　　十一日阴风。上午服补丸五个，令泻，热仍未退，又吐。
　　十二日晴。上午往首善医院，俄国医生苏达科甫出诊，云是感冒。
　　十二日晴。下午请德国医院医生格林来诊，云是疹子，齐寿山君来为翻译。
　　十六日晴。上午请德国医生狄博尔来诊，仍齐君译。
　　二十日晴。下午招匠人来理发。
　　廿一日晴。下午季茀贻菜汤一器。
　　……’
　　“以上便是生病的全部过程，日子并不算怎么长，在二十左右便已好起来了。那天里已可理发，而且在第二天许季茀送一碗菜来，吃时觉得特别鲜美，因为那时侯似乎遍身都蜕了一层皮，连舌头也蜕到了，所以特地有一种感觉，但是过了一天便又是如常的长上舌苔了。鲁迅在《徬徨》里边，有一篇题名《弟兄》的小说，是一九二五年所作，是写这件事的，虽然也是‘诗与事实’的结合，但大概却是与事实相合的，特别是结束的地方 ：
　　“‘他旋转身子去，对了书桌，只见蒙着一层尘，再转过去看纸窗，挂着的日历上，写着两个漆黑的隶书：廿七。’……

北京生活（二）——新青年——语丝——未名社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且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热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是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者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青年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每周评论》预定于十二月十四日创刊，我乃写了‘人的文学’，于十二月七日脱稿，送了过去，十四日得仲甫回信道：‘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因此我就改作了一篇‘平民的文学’，是二十日做成的，此外又写了一篇‘论黑幕’，这两篇文章在《每周评论》第四五两期上登载了出来。此后在二月十四日又写了‘再论黑幕’，不晓得发表在什么时候……比较得至今还记得清楚的，是两篇别的文章，因为这些乃是由衷之言，可以说是近于‘言志’的东西，这即是‘祖先崇拜’与‘思想革命’ ……
　　“‘五四’的情形，因为我不在北京，不能知道；但是一个月之后，遇见‘六三’事件，我却是亲眼目睹的，有些事情便在《每周评论》上反映了出来。五四是大学生干预国政运动的开始，所以意义很是重大，六三则是运动的扩大，中小学生表示同情，援助大学生，出来讲演游行。北洋政府慌了手脚，连忙加以镇压，可是对于幼小学生，到底不好十分乱来，只好遇见就拘捕起来。那一天下午，我在北大新造成的第一院，二楼中间的国文系教授室，那时作为教职员联合会办事室的一间屋里，听说政府捉了许多中小学生拘留各处，最近的北路便是第三院法科那里，于是陈伯年、刘半农、王星拱和我四人便一同前去，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结果自然是被拒绝，只在门前站着看了一会儿。三院前面南北两路断绝交通，隔着水沟（那时北河沿的沟还未填平）的东边空地上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男女老幼都有，学生随时被军警押着送来，有的只是十三四岁的初中学生。走到门前，在门楼上的有些同学，边拍手高呼欢迎他，那看热闹的人也拍手相应。有的老太婆在擦眼泪，她眼看像她孙儿大的小学生被送进牢门（虽然这原是译学馆的门）里不见了，她怎能不心酸呢？反动政府对于革命运动的无理的镇压，不但给予革命者本身，也给予一般民众以最好的训练，使得他们了解并同情于革命，往往比运动本身更有效力。
　　“这一天就在混乱中过去了，第二天是六月四日，下午二时至第二院理科赴职教员会，没有什么结果，又回至文科，三时半出校，步行至前门内警察所门前，有学生讲演不能通行，大队军警包围着他们；我们正想挤过去，马队便过来冲散行人，有一老翁忽然大怒，说我们平民为什么路都不能走，要奔去马队拼命，好容易由旁人劝止；这一件小事也就可以证明，和平的小市民怎么的被激动而引起反政府的感情，这全由于北洋政府自己的行动，并不单是学生的讲演所能造成的。”……

　　“五月四日，星期休息。徐吉轩为父设奠，上午赴吊，并赙三元。下午孙福源君来。刘半农来，交与书籍两册，是丸善寄来者。
　　六月三日晴。下午云。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晚大风一阵后，小雨。”

　　“五四运动之后，我没有写什么文字，现在已经说不清是不做，还是散失消灭的了。…… ”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

　　“在北京这地方——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的人们，风流云散以来，一九二零至二二这三年间，倒显得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文学哲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
　　“一涵兄与慰慈兄译的‘工业自治’，已成功没有？译成时望寄社中，前成一段已检存望道兄处（望道兄已移住南阳里二号）。
　　“南方颇传胡适之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希望诸君宜注意此事。余言俟到粤再谈。弟独秀十六夜。”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极为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种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案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余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看。适。”

　　“六日信收到了。我当时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现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粤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问题了。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太少，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我是一时不能回上海了。你劝我对于朋友不要太多疑，我承认是我应该时常不可忘却的忠告，但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我仍希望你非候病十分好了，不可上课，做文章，而且很想你来广东一游。弟独秀白。”

　　“我已经忘记了怎么和他初次会面，以及他怎么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后，由蔡孑民先生或陈独秀先生去请来的，到了之后，当然更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譬如罢，答王敬轩的双鐄信，‘她’字和‘牠’字的创造，就都是的。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
　　……
　　“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缘故。
　　……
　　“所谓亲近，不过是多谈闲天，一多谈，就露出了缺点。几乎有一年多，他没有消失掉从上海带来的才子必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艳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给我们骂掉了。但他好像到处都这么的乱说，使有些‘学者’皱眉。……那些人们批评他的为人，是：浅。
　　“不错，半农确是浅。但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
　　……
　　“近几年，半农渐渐的据了要津，我也渐渐的更将他忘却；但从报章上看见他禁称‘蜜斯’之类，却很起了反感：我以为这些事情是不必半农来做的。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我想，假如见面，而我还以老朋友自居，不给一个‘今天天气……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许会弄到冲突的罢。
　　“不过，半农的忠厚，是还使我感动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后来有人通知我，半农是要来看我的，有谁恐吓了他一下，不敢来了。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
　　“现在他死去了，我对于他的感情，和他生时也并无变化。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现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一个‘自注’道——
　　“‘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然而那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时代到底好像有些前进，光阴流过去，渐渐将这谥号洗掉了，自己爬上了一点，也就随和一些，于是终于成为干干净净的名人。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他这时也要成为包起来作为医治新的‘趋时’病的药料了。
　　“这并不是半农先生独个的苦境，旧例着实有。广东举人多得很，为什么康有为独独那么有名呢，因为他是公车上书的头儿，戊戌政变的主角，趋时；留英学生也不希罕，严复的姓名还没有消失，就在他先前认真的译过好几部鬼子书，趋时；清末，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而他的声名，远在孙诒让之上者，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趋时，而且还‘造反’。后来‘时’也‘趋’了过来，他们就成为活的纯正的先贤。但是，晦气也夹屁股跟到，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这里只好用古文，‘呜呼哀哉，尚飨’了。
　　“我并不在讥刺半农先生曾经‘趋时’，我这里所用的是普通所谓‘趋时’中的一部分：‘前驱’的意思。他虽然自认‘没落’，其实是战斗过来的。……”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

＊　　　　　＊　　　　　＊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回国以后，就办学校，再没有看小说的工夫了，这样的有五六年。为什么又开手了呢？——这也已经写在《呐喊》的序文里，不必说了。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我们与仲甫的交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牍’，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申第十二是一九二零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己》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行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的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按：孙伏园）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了一点，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并不高雅的意思。谁料这署名又闯了祸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现代评论》上看见涵庐（即高一涵）的《闲话》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传》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这一段私事。……从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传》中所骂的，都以为就是他的阴私；凡是与登载《阿Q正传》的报纸有关系的投搞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认为《阿Q正传》的作者的嫌疑犯了！到他打听出来《阿Q正传》的作者名姓的时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识，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声明说不是骂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对于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许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谁，‘巴人’两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罢。直到这一篇收在《呐喊》里，也还有人问我：你实在是在骂谁和谁呢？我只能悲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
　　“这样地一周一周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发生阿Q可要做革命党的问题了。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Q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
　　……
　　“先前，我觉得我很有写得‘太过’的地方，近来却不这样想了。中国现在的事，即使如实描写，在别国的人们，或将来的好中国的人们看来，也都会觉得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为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类的事实，却往往更奇怪。在这事实发生以前，以我的浅见寡识，是万万想不到的。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这里枪毙一个强盗，两个穿短衣的人各拿手枪，一共打了七枪。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还是死了仍然打，所以要打得这么多。当时我便对我的一群少年同学们发感慨，说：这是民国初年初用枪毙的时候的情形；现在隔了十多年，应该进步些，无须给死者这么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场，刑吏就从后脑一枪，结果了性命，本人还来不及知道已经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区’，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远。
　　“但是前几天看见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报》，又知道我的话并不的确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条新闻，题目是《杜小栓子刀铡而死》，共分五节，现在撮录一节在下面——
　　“杜小栓子刀铡余人枪毙 先时，卫戍司令部因为从了毅军各兵士的请求，决定用‘枭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场以前，刑场已预备好了铡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长形的，下边是木底，中缝有厚大而锐利的刀一把，刀下头有一孔，横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动，杜等四人入刑场之后，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车，就叫他们脸冲北，对着已备好的刑桌前站着。……杜并没有跪，有外右五区的某巡官去问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后来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时行刑兵已将刀抬起，杜枕到适宜的地方后，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铡，杜的身首，就不在一处了。当时血出极多。在旁观跪等枪决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赵振一名，身上还发起颤来。后由某排长拿手枪站在宋等的后面，先毙宋振山，后毙李有三、赵振，每人都是一枪毙命。……先时，被害程步墀的两个儿子忠智、忠信，都在场观看，放声大哭，到各人执刑之后，去大喊：爸！妈呀！你的仇已报了！我们怎么办哪？听的人都非常难过，后来由家族引导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个天才，真感着时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日发表出记叙这样情景的小说来，我想，许多读者一定以为是说着包龙图爷爷时代的事，在西历十一世纪，和我们相差将有九百年。
　　“这真是怎么好……。”

　　“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够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别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存在，并且，变本加厉，连一个人的身体也有了等差，使手对于足也不免视为下等的异类。造化生人，已经非常巧妙，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的肉体上的痛苦了，我们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却又补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但我还并不十分怨恨，因为我觉得他们倒并不是故意的。然而，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加以古训所筑成的高墙，更使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
　　“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我的小说出版之后，首先收到的是一个青年批评家的谴责；后来，也有以为是病的，也有以为滑稽的，也有以为讽刺的；或者还以为冷嘲，至于使我自己也要疑心自己的心里真藏着可怕的冰块。……”

＊　　　　　　＊　　　　　　＊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日：约徐吉轩往八道弯看屋。
　　“二十三日，午后拟买八道弯罗姓屋，同原主赴警察总厅报告。
　　“二十六日，为二弟及眷属租定间壁王氏房四大间，付泉卅三元。
　　“八月二日，午后往西直门内横桥巡警分驻所问屋事。
　　“十日，午后二弟，二弟妇、丰、谧、蒙及重久君自东京来，寓间壁王宅内。
　　“十八日，午后往市政公所验契。
　　“十九四，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取泉。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见泉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泉一百七十五元。
　　“九月三日，下午得三弟信并汇券千。
　　“六日，午后二弟领得买屋凭单来。
　　“十九日，夜得三弟信并泉六百。
　　“十月五日，午后往徐吉轩寓，招之同往八道弯，收房九间，交泉四百。
　　“六日，午后往警察厅报告修理房屋事。
　　“十一日，午后往洪桥警察分驻所验契。
　　“十九日，上午同重君，二弟、二弟妇及丰、谧、蒙同游农事试验场，至下午归，并顺道视八道弯宅。
　　“十一月四日，下午同徐吉轩往八道弯，会罗姓并中人等，交与泉一千三百五十，收房屋讫。
　　“十三日，上午托齐寿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在八道弯宅置水道，付工值银八十元一角。水管经陈姓宅，被索去假道之费三十元，又居间者索去五元。
　　“二十一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
　　“二十六日，上书请归省。
　　“二十九日，午后付木工泉百七十五，波黎泉四十。凡修缮房屋之事略备具。
　　“十二月一日，晨至前门乘京奉车，午抵天津。
　　“二日，夜抵上海。
　　“三日，午抵杭州。
　　“四日，晚抵绍兴城，即乘轿回家。
　　“十九日，晚传叔祖母治馔饯行，随母往，三弟亦偕。
　　“二十一日，夜理行李粗毕。
　　“二十二日，与三弟等同至消摇漊扫墓，晚归。
　　“二十四日，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属，携行李发绍兴。蒋王田叔来送。夜灯笼焚，以手按灭之，伤指。
　　“二十九日，下午俱到家。”

　　“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
　　“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第二日清早晨我到了我家的门口了。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正在说明这老屋难免易主的原因。几房的本家大约已经搬走了，所以很寂静。我到了自家的房外，我的母亲早已迎着出来了，接着便飞出了八岁的侄儿宏儿。
　　“我的母亲很高兴，但也藏着许多凄凉的神情，教我坐下，歇息，喝茶，且不谈搬家的事。宏儿没有见过我，远远的对面站着只是看。
　　“但我们终于谈到搬家的事。我说外间的寓所已经租定了，又买了几件家具，此外须将家里所有的木器卖去，再去增添。母亲也说好，而且行李也略已齐集，木器不便搬运的，也小半卖去了，只是收不起钱来。
　　“‘你休息一两天，去拜望亲戚本家一回，我们便可以走了。’母亲说。
　　“‘是的。’
　　“‘还有闰土，他每到我家来时，总问起你，很想见你一回面。我已经将你到家的大约日期通知他，他也许就要来了。’
　　“这时候，我的脑里忽然闪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来：……
　　“现在我的母亲提起了他，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我应声说：
　　“‘这好极！他，——怎样？……’
　　“‘他？……他景况也很不如意……’母亲说着，便向房外看，‘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
　　“母亲站起身，出去了。门外有几个女人的声音。我便招宏儿走近面前，和他闲话：问他可会写字，可愿意出门。
　　“‘我们坐火车去么？’
　　“‘我们坐火车去。’
　　“‘船呢？’
　　“‘先坐船……’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我吃了一吓，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我愕然了。
　　“‘不认识了么？我还抱过你咧！’
　　“我愈加愕然了。幸而我的母亲也就进来，从旁说：
　　“‘他多年出门，统忘却了。你该记得罢，’便向着我说，‘这是斜对门的杨二嫂，……开豆腐店的。’
　　“哦，我记得了。我孩子时候，在斜对门的豆腐店里确乎终日坐着一个杨二嫂，人都叫伊‘豆腐西施’。但是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我也从没有见过这圆规式的姿势。那时人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但这大约因为年龄的关系，我却并未蒙着一毫感化，所以竟完全忘却了。然而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那有这事……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此后又有近处的本家和亲戚来访问我。我一面应酬，偷空便收拾些行李，这样的过了三四天。
　　“一日是天气很冷的午后，我吃过午饭，坐着喝茶，觉得外面有人进来了，便回头去看。我看时，不由的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
　　“这来的便是闰土。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
　　“‘阿！闰土哥，——你来了？……’
　　“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角鸡、跳鱼儿，贝壳，猹，……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
　　“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道：
　　“‘老爷……’
　　“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
　　“他回过头去说：‘水生，给老爷磕头。’便拖出躲在背后的孩子来，这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只是黄瘦些，颈子上没有银圈罢了。‘这是第五个孩子，没有见过世面，躲躲闪闪……’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的说。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闰土说着，又叫水生上来打拱，那孩子却害羞，紧紧的只贴在他背后。
　　“‘他就是水生？第五个？都是生人，怕生也难怪的；还是宏儿和他去走走。’母亲说。
　　“宏儿听得这话，便来招水生，水生却松松爽爽同他一路出去了。母亲叫闰土坐，他迟疑了一回，终于就了坐，将长烟管靠在桌旁，递过纸包来，说：
　　“‘冬天没有什么东西了。这一点干青豆倒是自家晒在那里的，请老爷……’
　　“我问问他的景况。他只是摇头。
　　“‘非常难。第六个孩子也会帮忙了，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
　　“他只是摇头；脸上虽然刻着许多皱纹，却全然不动，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约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时，便拿起烟管来默默的吸烟了。
　　“母亲问他，知道他的家里事务忙，明天便得回去；又没有吃过午饭，便叫他自己到厨下炒饭吃去。
　　“他出去了；母亲和我都叹息他的景况：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母亲对我说，凡是不必搬走的东西，尽可以送他，可以听他自己去拣择。
　　……
　　“又过了九日，是我们启程的日期。闰土早晨便到了，水生没有同来，却只带着一个五岁的女儿管船只。……
　　“我们的船向前走，两岸的青山在黄昏中，都装成了深黛颜色，连着退向船后梢去。
　　“宏儿和我靠着船窗，同看外面模糊的风景，他忽然问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可是，水生约我到他家玩去咧……’他睁着大的黑眼睛，痴痴的想。
　　“我和母亲也都有些惘然，于是又提起闰土来。……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又使我非常的悲哀。
　　“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宏儿不是正在想念水生么。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　　　　　＊　　　　　＊

　　“一九三零年一月六日，午后往本司胡同税务处税房契，计见泉百八十。
　　“二月九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息泉十一元七角。
　　“十六日，还齐寿山所代假百元。
　　“十七日，还齐寿山所代假泉二百，利泉八。
　　“三月四日，午后从齐寿山假泉五十。
　　“三十日，午后从戴芦舲假泉百。
　　“三十一日，甚疲，请假。
　　“四月十日，上午收三月上半月奉泉百廿。还戴芦舲百。
　　“十六日，晚庭前植丁香二株。
　　“二十一日，上午收上月所余奉泉百八十，还齐寿山五十。
　　“二十五日，星期休息。午后同母亲、二弟及丰游三贝子园。
　　“五月十六日，沛周岁，下午食面饮酒。
　　“十九日，沛大病，夜延医不眠。
　　“二十日，黎明送沛入同仁医院，芳子、重久同往，医云肺炎。午归，三弟往。下午作书问三弟以沛伏，晚得答，言似佳。
　　“二十一日，上午往病院。
　　“二十二日，在病院。托二弟从齐寿山假泉百。
　　“二十三日，星期休息。在病院，上午一归，晚复往。
　　“二十四日，在病院，沛病甚剧。
　　“二十五日，在病院，晚归。夜半重久来，言沛病革，改驻赴病院。
　　“二十六日，沛转安，上午往部，夜在病院。”

　　作人《回想录》说：“我于六月二日搬到西山碧云寺里，所租的屋即在山门里边的东偏，是三间西房，位置在高台上面，西墙外是直临溪谷，前面隔着一条走路，就是一个很高的石台阶，走到寺外边去。这般若堂大概以前是和尚们‘挂单’的地方，……我把那西厢房一大统间布置起来，分作三部分，中间是出入口，北头作为卧室，摆一张桌子算是书房了，南头给用人王鹤招住，后来有一个时期，母亲带了他的孩子们夜来山上玩了一个星期，就腾出来暂时让给她用了。
　　“我住在西山前后有五个月，一边养病，一边也算用功，但是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工作，主要的只是学习世界语，翻译些少见的作品。后来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从世界语译出的小说，即是那时的成绩；可是更重要的乃是后来给爱罗先珂做世界语讲演的翻译，记得有一篇是‘春天与其力量’，说得空灵巧妙，觉得实在不错，……在五月与九月之间一总给孙伏园写了六回的‘山中杂信’……”

　　“一九二三年四月八日：下午伏园携惠迪来，因并同二弟及丰一往公园，又遇李小峰章矛尘，同饮茗良久，傍晚归。
　　“五月十日，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
　　“十三日，星期休息。午后与二弟应春光社约谈话。下午至中央公园会三弟及丰丸同饮茶。
　　“二十六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晨、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
　　“六月二十六日，往禄米仓访凤举、耀辰，且见士远、尹默、二弟已先到，同饭，谈至傍晚始出。
　　“七月三日，与二弟至东安市场……”

　　“十九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
　　“二十九日，星期休息，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
　　“八月一日，午后收拾行李。
　　“二日，下午携妇迁往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八月五日，晨母亲来视。
　　“十三日，母亲来视，交来三太太笺，假十元，如数给之，其五元从母亲转借。
　　“十九日，上午母亲来。
　　“二十一日，午后母亲往八道弯宅。
　　“二十二日，上午得三弟信并泉十五元。
　　“二十六日，上午母亲遣潘妈来，给桃实七枚。三弟之款即令将交三太太收。
　　“二十九日，上午母亲来，交三太太信，并所还钱五元，即以泉还母亲。
　　“三十一日，上午母亲往新街口八道弯宅去。”

　　“九月十六日，三太太以信来问母亲疾。
　　“十八日，上午同母亲往山本医院诊。母亲往八道弯宅。”

　　“这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南屋是他的藏书室。北屋的中间，后面接出一间房子去，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乃是他的工作室。它的北窗用玻璃，光线充足。”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
　　“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八月二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六月十一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不过他有一句话确是实在的，这便是鲁迅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字发表，他说这是鲁迅的伟大处，这话说得对了。鲁迅平素是主张以直报怨的，并且还更进一步，不但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还说过这样的话，（原文失记，有错当改，）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其主张的严峻有如此，而态度的伟大又如此，我们可不能学他的百分之一，以不辩解报答他的伟大乎？而且这种态度又不是处于一时之隐忍，我前回说过对于五十自寿的打油诗，那已经是那件事的十多年之后了，当时经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作到的了。
　　或者有人说，书简所说乃是私人间的说话，不能算什么。那么我们来看他所公表的吧，这第一是小说，收在《徬徨》里边的一篇《弟兄》，是写我在一九一七年初次出疹子的事情，虽然是小说可是诗的成分差不多，主要的全是事实，乃是一九二五年一月三日所作，追写八年前的往事的。可是最特别的是写成《弟兄》的十一天以前所作，在鲁迅作品中最是难解的一篇，题目乃是《伤逝》，于十月二十一日写成，也不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便一直收在集子里了。关于这篇小说，我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里边只在地方略加考证，现在转录一部分，并加以补充于下：

　　“《伤逝》这篇小说大概全是写的空想，因为事实与人物，我一点也找不自什么模型或依据。要说是有，那只是在头一段里说：‘会馆里的被遗忘在偏僻里的破屋是这样的寂静和空虚。时光过得真快，已经快满一年了，事情又这么不凑巧，我重来时偏偏空着的又只有这一间屋。依然是这样的破窗，这样的窗外的半枯的槐树和老紫藤，这样的窗前的方桌，这样的败壁，这样的靠壁的板床。’第二段中又说到那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和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我们知道这是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著者在民国初年曾经住过一时的，最初在北头的藤花馆，后来移在南偏的独院补树书屋，这里所写的槐树与藤花，虽然在北京这两样东西很是普通，却显然是指那会馆的旧居，但看上文偏僻里云云，又可知特别是说那补树书屋了。当时忘记了说，他从藤花馆摆搬到补树书屋的时候，日记上说明是‘避喧’，那么更可证明会馆里偏僻的地方只是补树书屋的一处而已。这样的证明于了解那篇小说有什么用处呢？《伤逝》这篇小说很是难懂，但如果把这和《弟兄》合起来看时，后者有十分之九以上是‘真实’，而《伤逝》乃是全个是‘诗’。诗的成分是空灵的，鲁迅照例喜欢用‘离骚’的手法来写诗，这里又用的不是温李的词藻，而是安特来也夫一派的句子，所以结果更似乎很是晦涩了。《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均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的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全由他们去说好了。”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关于近日小品文的流行，我倒并不心痛。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这一路。盖先前原著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点害的，但也原是脾气相近之故，于大局却无大关系，例如《人间世》出版后，究竟不满者居多；而第三期已有随感录，虽多温暾话，然已与编辑者所主张的‘闲适’相矛盾。……
　　“……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

　　“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成舆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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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日记》：“得三弟信，十六日发，属以泉十交芳子太太。晚往山本医院视芳子疾，并致泉十，又自致十。
　　“二十六日，下午往山本医院看三太太。
　　“六月二十一日，至滨来香食冰酪，并买蒲陶干，又购饼六枚，持至山本医院赠孩子食之。
　　“七月七日，午往山本医院，以黄油饼十枚赠小土步。
　　“八月十三日，午往山本医院视三太太疾，赠以零用钱廿，赠重君蒲陶干一盒。”

　　“……目前匆匆寄信，问于某女士回忆录之事忘记答复，兹特补述之。她系女师大学生，一直以师弟名义通讯，不曾有过意见，其所以对我有不满者殆因迁怒之故。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但传闻到了对方，则为大侮辱矣，其生气也可以说是难怪也。来书评为妇人之见，可以说是能洞见此中症结者也。内人之女弟为我之弟妇，亦见遗弃（以系帝国主义分子之故），现依其子在京，其子以抗议故亦为其父所不承认，此系家庭私事，因便中一并说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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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只好拿住了多睒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个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开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后来谈到我们的译书出版的困难，便想到要是我们来尝试出版一些期刊和书籍，也不是怎样困难的事。于是便计划起来了。当晚我们便决定先筹出版四期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大约需六百元，由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各筹五十元，其余便由鲁迅先生负担。我们只打算买前书，印后书，并无什么计划，也没有什么章程，后来为了对外，才用已印的丛书名字名了它。我说这样每年可以出五六本书，鲁迅先生笑着说：‘过了十年岂不是很可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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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至晨报社访孙伏园，而王聘卿亦在，遂至先农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同席可八九人。
　　“七月四日，王捷三来约赴陕之期。
　　“七日，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安，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
　　“八日，下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晚与四五同伴者游城内。
　　“九日，上午登汽车发郑州。夜抵陕州，张星南来迎，宿耀武大旅馆。
　　“十日，晨登舟发陕州，沿河向陕西。下午雨。晨泊灵宝。
　　“十一日，晨发灵宝。上午遇大雨，逆风，舟不易进，夜仍泊灵宝附近。
　　“十二日，晨发舟，仍逆风，雇四人牵舟以进。夜泊阌乡。腹写。
　　“十三日，晨发阌乡。下午抵潼关，夜宿自动车站。腹写，服Help 两次十四粒。
　　“十四日，晨发潼关，用自动车。午后抵临潼，游华清宫故址，并就温泉浴。营长赵清海招午饭。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寄母亲信，晚同王峄山、孙伏园至附近街市散步，买栟榈扇二柄而归。
　　“十五日，午后游碑林。在博古堂买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二种，为‘吴氏造老君象’四枚，‘张僧妙碑’一枚，共泉乙元。下午赴招待会。晚同张勉之、孙伏园阅市，历三四古董肄，买得乐妓、土偶人二枚，四元，四喜镜一枚，二元，魌头二枚，一元。
　　“十六日，午后同李济之、蒋廷辅、孙伏园阅市。晚易俗社邀观剧，演《双锦衣》前本。
　　“十七日，午同李、蒋、孙三君游荐福及大慈恩寺。夜观《双锦衣》后本。
　　“十八日，午后小雨即霁。同李济之、夏浮筠、孙伏园阅市一周，又往公园饮茗。夜往易俗社观演《大孝传》全本，月甚朗。
　　“十九日，午后往南院门阎甘园家看画。晚往张辛南寓饭。
　　“二十日，上午买杂造象拓片四种十枚，泉二元。赴夏期学校开学式并摄影。
　　“二十一日，上午讲演一小时。晚讲演一小时。夜赴酒会。
　　“二十二日，午前及晚各讲演一小时。
　　“二十三日，上午小雨。讲演二小时。午后晴。晚与五六同人出校游，步践破砌，失足仆地，伤右膝，遂中止，购饼饵少许为回，于伤处涂碘酒。
　　“二十四日，午前讲演一小时。晚赴省长公署饮。
　　“二十五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盛热。饮苦南酒而睡。
　　“二十六日，午前讲演一小时。晚王捷三邀赴易俗社，观演《人月圆》。
　　“二十八日，上午讲演一小时。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泉百。下午讲演一小时。
　　“二十九日，午前讲演一小时，全讲俱讫。下午同孙伏园游南院门市，买弩机一具，小土枭一枚，共泉四元。
　　“三十日，上午托孙伏园往邮局寄泉八十六元，还新潮社。下午往讲武堂讲演约半小时
　　“三十一日，上午尊古堂帖贾来。买《苍公碑》并印二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二枚，《卧龙寺观音像》一枚，共泉一元。
　　“八月一日，上午同孙伏园阅古物肄，买小土偶人二枚，磁鸠二枚，磁猿首一枚，彩画鱼龙陶瓶一枚，共泉三元，以猿首赠李济之。买弩机大者二具，小者二具，其一有字，共泉十四元。
　　“三日，上午同夏浮筠、孙伏园往各处辞行。午后收暑期学校薪水并川资泉二百，即托陈定谟君寄北京五十，又捐易俗社亦五十。下午往青年会浴。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 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分，‘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
　　“四日，晨乘骡车由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遇逆风，进约廿里即泊。
　　“五日，小逆风，晚泊渭南。
　　“六日，逆风，夜泊华山。
　　“七日，逆风，向晚更烈，遂泊，离三河口尚十余里。
　　“八日，午抵潼关，买酱莴苣十斤，泉一元。午后复进，夜泊阌乡。
　　“九日，逆风。午抵函谷关略泊，与伏园登眺，归途在水滩拾石子二枚作纪念。下午抵陕州，寓耀武大旅馆，颇有蜰虫，彻夜不睡。
　　“十日，乘陇海铁路车启行，午后抵洛阳，寓洛阳大旅馆。下午与伏园略游城市，买汴绸一匹，泉十八元，土偶人二枚，八角。晚在景阳庄饭。
　　“十一日，晨乘大车发洛阳。上午抵郑州，寓大金台旅馆。午后同伏园往机关枪营访刘冀述君。阅古物店四五家，所列大抵赝品。晚发郑州。
　　“十二日，黎明车至内邱，其被水之轨尚未修复，遂步行二里许，至冯村复登车发。夜半抵北京前门，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己，乃雇自动车回家。”

　　“五日，夜订阅西北大学讲稿。
　　“六日，午后改订讲稿，至夜半讫。
　　“八日，上午以改定之讲稿寄西北大学出版部。

　　“在西安讲学的时候，鲁迅先生所讲的总是小说史。对于学生及教职员讲小说史，对于督省两署和各厅处的职员也讲小说史。刘雪雅先生（陕西督军刘镇华——注）想请鲁迅先生对西安的下级军官士兵讲演一次，教我向鲁迅先生商议一个士兵能了解并感兴味的题目，鲁迅先生回答道：‘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

　　北京生活（三）——女师大——三一八

　　“讲到女高师——它之改称女师大，只是在杨荫榆来做校长之后，这以前都是称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我和它很有一段相当长的历史。在民国十年还是熊崇煦长校的时代，由钱秣陵来说，叫我去担任两小时的欧洲文学史，第二年生了半年的病，这功课就无形的结束了。到了十一年由许寿裳继任校长，他是一个大好人，就是有点西楚霸王的毛病，所谓‘印刓不予’，譬如学生有什么要求，可与则与，不可便立即拒绝好了，他却总是迟疑不决，到后来终于依了要求，受者一点都不感谢，反而感到一种嫌恶了。他自己教杜威的‘教育与民治’满口德谟克拉西，学生们就送他一个徽号叫‘德谟克拉东’，这名字也够幽默的了。我那里担任了一年课，到第二年即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里，我就想辞职。在旧日记里有这几项记载 ：
　　“八月十日，寄季茀函，辞兼课。
　　“九月三日，季茀来，留女高师课，只好允之。
　　“十二月二十六日，寄郑介石函，拟辞女高师课，这时郑君或是兼职国文系的主任，但辞职仍没有准许，虽然在日记上没有登载。一九二四年夏天许季茀辞去校长，推荐后来引起风潮的杨荫榆继任，杨女士是美国的留学生，许君以为办女校最好是用女校长，况且美国是杜威的家乡，学来的教育一定是很进步的。岂知这位校长乃以婆婆自居，把学生们看作一群童养媳，酿成空前的风潮，这是和他的希望正相反了。我本来很怕在女学校里教书，尤其怕在女人底下的女学校里，因此在这时更想洗手不干了，在日记里记着这几项，可以约略的知道 ：
　　“七月二日，晚杨校长招宴，辞不去。
　　“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师续聘书，当还之。
　　“七月十四日，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二十日，女高师又送聘书来。
　　“七月廿六日，仍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廿七日，上午往女高师，与杨校长谈，不得要领。
　　“九月廿一日，马幼渔来，交来女高师聘书。
　　“即此可以看见，我对于女高师的教课一向并无什么兴趣，特别是女校长到任以后更想积极的摆脱，可是摆脱不了，末了倒是由北大‘某籍某系’的老大哥马幼渔，不晓得是怎么样找来的，出来挽留我，于是我不得不继续在那里做一名‘西席’；后来成为女师大事件中支持学生方面的一个人，一直到大家散伙之后，还留下来与徐耀辰成了女师大方面唯一的代表，和女子大学的学长林素园交涉以至冲突，想起来实在觉得命运之不可测。而在别一方面，我对于东吉祥派的人们，便是后来在女师大事件上支持校长方面的所谓‘正人君子’，我当初却是很拉拢的，旧日记上还留着这些记录 ：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下午耀辰凤举，晚共宴张欣海、林玉堂、丁西林、陈通泊、郁达夫及士远、尹默，共十人，九时散去。这是第一次招待他们，是在后院的东偏三间屋里，就是从前爱罗先珂住过的地方。
　　“十一月十七日，午至公园来今雨轩，赴张欣海、陈通伯、徐志摩约午餐，同坐十八人，四时返。
　　“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六时至公园，赴现代评论社晚餐，共约四十人。
　　“七月五日，下午凤举通伯来谈，通伯早去。
　　“七月三十日，下午通伯邀阅英文考卷，阅五十本，六时返。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往北大二院，阅英文卷百本。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下午同丁西林，陈通伯凤举乘汽车，往西山，在玉泉山旅馆午饭，抵碧云寺前，同步登玉皇顶，又至香山甘露旅馆饮茶，六时返家。
　　“这时候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已经很是高涨，渐有趋于决裂的形势；在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记里，记有‘女高师旧生田罗二女士来访，为女师大事也’的记载。她们就是中立派，来为学校求解决，只要掉换校长，风潮便自平息。那时是马夷初以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我当晚就打电话到马次长的家里转达此意，马次长说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如一定要易培基，便难以办到。这事我不知底细，不能负责回答，就拖延了下来，到了四月内阁改组，由章行严出长教育，于是局势改变，是‘正人君子’的世界了。
　　“女师大反对校长的风潮，发生于一九二四年的秋天，迁延至次年一月，仍未解决，学生代表乃至教育部诉说请求，并发表宣言，坚决拒绝杨荫榆为校长。五月七日该校开国耻纪念讲演会，校长与学生发生冲突，五月九日乃召集评议会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个人，即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这些年月和人名，我都是查考鲁迅全集第三卷的注释才能得来的，因为日记里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有几个在女师大教书的教员听了不干，便酝酿发表一个宣言，这启事登在五月二十七日的京报上，由七个人署名，即是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棻、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
　　“这宣言的反响来得真快，在五月三十日发行，而二十九日已经发卖的‘每周评论’上，（按：‘每周评论’恐为‘现代评论’之误。）就发现陈西滢即通伯的一篇‘闲话’，不但所说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挑剔风潮’的话就出在这里边，而且大有挑拨北京军阀政府采严厉压迫女师大的学生的意思。我以前因张凤举的拉拢，与东吉祥诸君子谬托知己的有些来往，但是我的心里是有‘两个鬼’潜伏着的，即所谓绅士鬼与流氓鬼，我曾经说过，‘以开店而论，我这店是两个鬼品开的，而其股份与生意的分配，究竟绅士鬼还只居其小部分。’所以去和道地的绅士们周旋，也仍旧是合不来的。有时流氓鬼要露面来，结果终于翻脸，以至破口大骂，这虽是由于事势的必然，但使我由南转北，几乎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回旋，脱却绅士的‘沙龙’，加入从前那么想逃避的女校，终于成了代表，与女师大共存亡，我说运命之不可测就是如此。这之后，我就被学生自治会请去开会，时期在五月二十一日，情形如鲁迅在‘碰壁之后’一篇文章里所写，眼见一个大家庭里斗争的状况，结果当上了一名校务维持会的会员。……
　　“八月十三日，下午四时赴教育部家长会议，无结果而散。……以后紧接着二十二日武装接收的一幕，由专门教育司长刘百昭率领老妈子队伍，开赴石驸马大街，把女学生拖拉出校，……那般被拖出街上的学生们只得另寻栖止，在端正府的西南找到一个地方，作为校址，校长是易培基。……
　　“九月二十一日，上午赴女师大开学典礼，午返。这以后就暂时在那里上课，到了十一月底章士钊离开了教育部，女师大随即复校，仍搬回石驸马大街原处。可是在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中仍有更不幸的事情发生，这就是三一八事件，女师大死了两个学生，国文系的刘和珍与英文系的杨德群，随后有些教员也被迫胁离开了北京，教育总长换了任可澄；……二十二日是去年‘毁校纪念’，开会纪念了不到十日，教育部又发表将女子大学和女师大合并为女子学院，而以女师大为师范大学部，派林素园为学长，于九月四日来校，武装接收了。今据林素园的报告照录于下 ：
　　“‘素园本日午前十一时复往该校，维时该校教职员等聚集多人，声势汹汹，当晤教员徐祖正、周作人说明接收理由，该徐祖正等声言同人等对于改组完全否认，早有宣言，何竟贸然前来，言时声色俱厉，继续跃起谩骂，户外围绕多人，一齐喝打，经部员劝告无效，并被拳击，素园等只得来部陈明。’这篇报告登在九月六日的世界日报上，但记者说据前见报告，仅云林上午到校因斥该校教授为共产党，言语之间稍有冲突，并无互殴之说，……”

　　“我本就怕这学校，因为一进门就觉得阴惨惨，……后来看到杨荫榆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里的‘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的话，就恍然了，原来我虽然在学校教书，也等于在杨家坐馆，而这阴惨惨的气味，便是从‘冷板凳’里出来的。……恍然之后，即又有疑问发生：这家族人员——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母女，还是婆媳呢？
　　“想而又想，结果毫无。幸而这位校长宣言多，竟在她‘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里获得正确的解答了。曰，‘与此曹子勃溪相向’，则其为婆婆无疑也。……这一年她们的家务简直没有完。……”

　　“碰壁，碰壁！我碰了杨家的壁了！
　　“其时看看学生们，就像一群童养媳……。
　　“中国各处是壁，然而无形，像‘鬼打墙’一般，使你随时能‘碰’。能打这墙的，能碰而不感到痛苦的，是胜利者。——但是，此刻太平湖饭店之宴已近阑珊，大家都已经吃到冰其淋，在那里‘冷一冷’了罢。……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相反的故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在不能再说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饰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办法。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之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平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

　　“‘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职俱为自治会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则相率引退？可知言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误之举，究非室言曲说所能掩饰也。’

　　“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

　　“……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谁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均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除了万里鸣是太平湖饭店掌柜，以及董子鹤辈为我所不知道的不计外，陶昌善是农大教务长，教长兼农大校长章士钊的替身；石志泉是法大教务长；查良钊是师大教务长；李顺卿，王桐龄是师大教授；萧友梅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教员；蹇华芬是前女师大而今女大学生；马寅初是北大讲师，又是中国银行的什么，也许是‘总司库’，这些名目我记不清楚了；燕树棠，白鹏飞，陈源即做‘闲话’的西滢，丁燮林即做过‘一只马蜂’的西林，周鲠生即周览，皮宗石，高一涵，李仲揆即李四光曾有一篇杨荫榆要用汽车迎他‘观剧’的作品登在‘现代评论’上的，都是北大教授，又大抵原住在东吉祥胡同，又大抵是先前反对北大对章士钊独立的人物，所以当章士钊炙手可热之际，‘大同晚报’曾称他们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鲁迅说：“‘公理’实在是不容易谈，不但在一个维持会上，就要自相矛盾，有时竟至于会用了‘道义’上之手，自批‘公理’上之脸的嘴巴。西滢是曾在《现代评论》（三十八）的‘闲话’里冷嘲过援助女师大的人们的：‘外国人说，中国人是重男轻女的。我看不见得吧。’现在却签名于什么公理会上了，似乎性情或体质有点改变。而且曾经感慨过：‘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现代》四十）然而现在的公理什么会上的言论和发表的文章上，却口口声声，侧重多数了；似乎主张又颇有些参差，只有‘吃饭’的一件事还始终如一。在《现代评论》（五十三）上，自诩是‘所有的批评都本于学理和事实，绝不肆口嫚骂’，而忘却了自己曾称女师大为‘臭毛厕’，并且署名于要将人‘投畀豺虎’的信尾曰：陈源。陈源不就是西滢么？半年的事，几个的人，就这么矛盾支离，实在可以使人悯笑。但他们究竟是聪明的，大约不独觉得‘公理’歪邪，而且连自己们的‘公理维持会’也很有些歪邪了罢，所以突然一变而为‘女子大学后援会’了，这是的确的，后援，就是站在背后的援助。
　　“但是十八日《晨报》上所载该后援会开会的记事，却连发言的人的名姓也没有了，一律叫作‘某君’。……因为明白地站出来，就有些‘形同土匪’或‘暴徒’，怕要失了专在背后，用暗箭的聪明人的人格。”

　　“《现代评论》五五期‘闲话’的末一段是根据了女大学生的宣言，说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个，别的都已进了女大，……于是发问道：‘要是二百人（按据云这是未解散前的数目）中有一百九十九人入了女大便怎样？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去恢复么？我们不免要奇怪那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谁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们便怎样？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种，应该派‘在德国手格盗匪数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西滢说：“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由自古已有的道理。”
　　鲁迅答复道：“这‘流言’早听到过了；后来见于‘闲话’，说是‘整大本的剽窃’，但不直指我，而同时有些人的口头上，却相传是指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我相信陈源教授是一定会干这样勾当的。但他既不指名，我也就只回敬他一通骂街，这可实在不止‘侵犯了他一言半语’。这回说出来了；我的‘以小人之心’也没有猜错了‘君子之腹’。但那罪名却改为‘做你自己的蓝本’了，比先前轻得多，仿佛比自谦为‘一言半语’的‘冷箭’钝了一点似的。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好在盐谷氏的书听说（！）已有人译成（？）中文，两书的异点如何，怎样‘整大本的剽窃’，还是做‘蓝本’，不久（？）就可以明白了。……”

　　“三，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钞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即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钞袭。……
　　“……因这一回的放泄，我才悟到陈源教授大概是以为揭发叔华女士的剽窃小说图画的文章，也是我做的，所以早就将‘大盗’两字挂在‘冷箭’上，射向‘思想界的权威者’。殊不知这也不是我做的，我并不看这些小说。‘琵亚词侣’的画，我是爱看的，但是没有书，直到那‘剽窃’问题发生后，才刺激我去买了一本Art of A．Beardsley来，化钱一元七。可怜教授的心目中所看见的并不是我的影，叫跳竟都白费了。”

　　“《现代评论》比起日报的副刊来，比较的着重于文艺，但那些作者，也还是‘新潮社’和‘创造社’的老手居多。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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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损害，以前是别民族所受，我们不知道，或者是我们原已屡次受过，现在都已忘却罢了。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

　　“因此，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漂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现在可正到了试练的时候了。对手又是坚强的英人，正是他山的好石，大可以借此来磨练。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

　　“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

　　“竞走的时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个人一到决胜点，其余的便松懈了，有几个还至于失了跑完预定的圈数的勇气，中途挤入看客的群集中；……假若偶有虽然落后，却尽跑，尽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因为他太不聪明，‘不耻最后’的缘故罢。
　　“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谁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然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的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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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读了许多名人学者给我们开的必读书目，引起不少的感想：但最打动我的是鲁迅先生的两句附注……因这几句话，又想起他所讲的一段笑话来。他似乎这样说：讲话和写文章，似乎都是失败者的象征。正在和命运恶战的人，顾不到这些，具有实力的胜利者也多不做声。譬如鹰攫免子，叫喊的是免子不是鹰；猫捕老鼠，啼呼的是老鼠不是猫。……又好像楚霸王……追奔逐北的时候，他并不说什么；等到摆出诗人面孔，饮酒唱歌，那已经是兵败势穷，死日临头了。最近像吴佩孚名士的‘登彼西山，赋彼其诗’，齐燮元先生的‘放下枪支，拿起笔杆’，更是明显的例了。”

　　“吾越乡风，儿子上学，必定替他挑选一位品学兼优的做开蒙先生，给他认方块字，把笔写字，并在教本面上替他写姓名，希望他能够得到这位老师品学的熏陶和传授。一九一四年，我的长儿世瑛年五岁，我便替他买了‘文字蒙求’，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给他认识二个方块字：一个是‘天’字，一个是‘人’字，和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个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后来，世瑛考入国立清华大学——本来打算读化学系，因为眼太近视，只得改读中国文学系，请教鲁迅应该看些什么书，他便开示了一张书单，现在钞录如下：

　　计有功　宋人　唐诗纪事（四部丛刊本，又有单行本。）
　　辛文房　元人　唐才子传（今有木活字单行本）
　　严可均　全上古……隋文（今有石印本，其中零碎不全之文甚多，可不看。）
　　丁福保　全上古……隋诗（排印本）
　　吴荣光　历代名人年谱（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会大事，因其书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认为历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参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范最新世界年表’。）
　　胡应麟　明人　少室山房笔从 （广雅书局本，亦有石印本。）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实是现有的较好的书籍之批评，但须注意其批评是‘钦定’的。）
　　世说新语 刘义庆（晋人清谈之状）
　　唐摭言　五代　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状态）
　　抱朴子外篇　　葛洪（内论及晋末社会状态）有单行本
　　论衡　　王充（内可见汉末之风俗迷信等）。
　　今世说　王（月卓）（明末清初之名士习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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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士钊将我免职，我倒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他那对于学校的手段，我也并没有你似的觉得诧异，……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知未来，看一个人的已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你先有了一种无端的迷信，将章士钊当作学者或知识阶级的领袖看，于是从他的行为上感到失望，……他这人本来就只能这样，有着更好的期望倒是你自己的误谬。……
　　“第二，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
　　“所以，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哪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强载质’的最巧玩意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糊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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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卫队对于请愿的民众开枪，造成死者四十七人，伤者一百五十余人的惨案，这乃是反动政府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布置而成的局面，其手段之凶残，杀伤之众多，都是破天荒的；后来孙传芳蒋介石的肆行残杀，差不多都是由此出发的。当日我到盔甲厂的燕京大学去上课，遇见站在课堂外边的学生，说今天因为请愿去了，所以不上课，我正想回来，这时是见前去赴会的许家鹏君气急败坏的跑回来，说：‘了不得了，卫队开枪，死伤了许多人！’他自己好像没有受伤，但一看他戴着的一顶呢帽，在左边上却被子弹穿了个大窟窿。我从东单牌楼往北走，一路上遇着好些轻伤的人，坐在车上流着血，前往医院里去。第二天真相逐渐明了，那天下着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着好些尸体，身上盖着一层薄雪。有朋友目击这惨象的，说起三一八来便不能忘记那个雪景。死者多半是青年学生，与我有关系的学校是女师大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二人，燕大的许君虽是奇迹的没有受伤，可是研究生郭灿然却因此失了一条大腿；……
　　“三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我也只能拿了笔杆与文字纪念死者，做了几副挽联，在三月二十三日给殉难者全体开追悼会的时候，送去一联云：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

　　“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令人感动的事，是中国女学生之刚健。凡有示威运动等，女学生大抵在前，其行动很是机敏大胆，非男生所能及，这一天女学生们也很出力。在我的前面有一个女学生，中了枪弹，她用了毛线的长围巾扪住了流出来的血潮，一点都不张皇，就是在那是恐怖之中我也不禁感到佩服了。我那时还不禁起了这个念头，照这个情形看来，中国将靠了这班女子兴起来罢。”
　　该《周报》的社论也说：“据当日亲身经历、目睹实况的友人所谈，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在那个可怕的悲剧之中，女学生们死的死了，伤的伤了，在男子尚且不能支持的时候，她们却始终没有失了从容的态度。……以前有一个专治汉学的老先生，离开中国二十年之后再到北京来，看了有青年女子的面上现出一种生气，与前清的女人完全不同了。他很惊异，说照这个情形中国是一定会兴隆的。我们听到这句话，觉得里边似乎的确表示着中国机运的一点消息。”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刘和珍君是我的学生。学生云者，我向来这样想，这样说，现在却觉得有些踌躇了，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去年夏初杨荫榆女士做女子师范大学校长，开除校中六个学生自治会职员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就是她；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也许已经是刘百昭率领男女武将，强拖出校之后了，才有人指着一个学生告诉我，说：这就是刘和珍。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不为势利所屈，反抗一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桀骜锋利的，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待到学校恢复旧观，往日的教职员以为责任已尽，准备陆续引退的时候，我才见她虑及母校前途，黯然至于泣下。……
　　“我没有亲见；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但段政府就有令，说她们是‘暴徒’！
　　“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

　　“假如这样的青年一杀就完，要知道屠杀者也决不是胜利者。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真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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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那里会‘立地成佛’，……假使我真有指导青年的本领——无论指导得错不错——我决不藏匿起来，但可惜我连自己也没有指南针，到现在还是乱闯。……
　　“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睡熟之际。醒的时候要免去若干苦痛，中国的老法子是‘骄傲’与‘玩世不恭’，我自己觉得我就有这毛病，……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
　　“总结起来，我自己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

　　“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至于‘还要反抗’，倒是真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偏与黑暗捣乱。”

　　“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有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但我对人说话时，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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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他（按：指长虹）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坟》的一部分，即她抄的），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葫芦中，以为骂我只是因为《莽原》事。我从此倒要细心研究他到底是怎样的梦，或者简直动手撕碎它，给他更其痛哭流涕。只要我敢于捣乱，什么‘太阳’之类都不行的。”

　　“那流言，是直到去年十一月，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拚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的可以。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还要做什么诗，也低能得很。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按：即《故事新编》中的《奔月》），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图画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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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京编辑《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义送来，对于狂飙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飙》上，叠加嘲骂，而《狂飙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

　　“……我之所以愤慨，却并非因为他们使我失望，而在觉得了他先前日日吮血，一看见不能再吮了，便想一棒打杀，还将肉作罐头卖以获利。这回长虹笑我对章士钊的失败道，‘于是遂戴其纸糊的‘思想的权威者’之假冠，而入于身心交病之状态矣。’但他八月间在《新女性》上登广告，却云‘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合办《莽原》’，一面自己加我‘假冠’以欺人，一面又因别人所加之‘假冠’而骂我，真是轻薄卑劣，不成人样。有青年攻击或讥笑我，我是向来不去还手的，他们还脆弱，还是我比较得经得起践踏。然而他竟得步进步，骂个不完，好像我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还要戮尸的样子。所以……我已决定不再彷徨，拳来拳对，刀来刀当……”

鲁迅的中年

广州的血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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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次基的《文学与革命》

　　“文化以吸取经济底液汁为生，所以必须有了点物质上的剩余，文化才能生长发展，以及变为精致。
　　“艺术需要有安适，甚至需要富饶。（第一页）
　　“艺术一定要走它自己的道路，运用自己的方法……艺术领域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它不是依靠党的号令行事的。（第二零一页）
　　“而最重要的，我们有革命的人……（第二零九页）
　　“革命文学不能不充满着社会仇恨的精神。（第二一零页）”

鲁迅的“革命时代的文学”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
　　“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利厉害，自然而然地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
　　“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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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

　　“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办《新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

　　“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

　　上海定居——围剿与反围剿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儿：我们反抗去！
　　“……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彷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尚无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一只手》也还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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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午同广平由广鸿安旅店运行李上太古公司‘山东’船，立峨相送。
　　“十月三日，午后抵上海，寓共和旅馆。……玉堂、伏园、春台来访，谈至夜分。
　　“五日，夜小峰邀饭于全家福，同坐郁达夫、王映霞、潘梓年、钦文、伏园、春台、小峰夫人、三弟及广平。
　　“八日，上午从共和旅店移入景云里寓（按：鲁迅与景宋自此开始同居）。
　　“十八日，夜章雪村招饮于共乐春，同席江绍原及其夫人、樊仲云、赵景深、叶圣陶、胡愈之及三弟、广平。
　　“二十三日，夜同许希林、孙君烈、孙春台、三弟及广平往近街散步，遂上新亚楼品茗，春台又买酒归，同饮大醉。
　　“二十五日，下午李式相来，同至劳动大学演讲约一小时。夜同三弟及广平至日本演艺馆观电影。

　　“二十八日，下午往立达学园演讲。

　　“十一月九日，夜食蟹饮酒，大醉。
　　“十八日，买布人形一枚赠晔儿。
　　“十九日，晚邀孙君烈、许希林、王蕴如、三弟、晔儿及广平往东亚食堂夜餐。
　　“二十三日，晚得田汉信，夜复。
　　“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小峰来，晚同至中有天饭。
　　“十八日，晚收大学院聘书并本月分薪水泉三百。

　　“二十一日，午后衣萍来，邀至暨南大学演讲。”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时没有甚么文艺，即便有，也不过赞美上帝（还没有后人所谓aod那么玄妙）罢了！后来……文艺也起来了，和政治不断地冲突；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甚么关系？……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

　　“三十一日，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呕吐。
　　“一九三八年一月八日，晚立峨来，即同三弟往旅馆，迎其友人来寓。
　　“十五日，访商务印书馆买英文《苏俄之表里》及《世界文学谈》各一本。
　　“十六日，往内山书店买《童话及童谣之研究》、《列宁给高尔基的信》各一本。
　　“二月一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本，《什么叫阶级意识》一本，《斯特林堡全集》三本。
　　“五日，往内山书店买《从空想到科学的社会主义》、《考古学通论》各一本。
　　“十日，北京有电报来问安否，无署名，下午复一电至家。往内山书店买《俄国工党史》一本。
　　“十九日，下午往内山书店买《辩证法》杂书四本。
　　“二十三日，晚往内山书店买《文学与革命》一本。
　　（这天，他写了《醉眼中的矇胧》，正式回答“创造社”的攻击，但日记上未记此事。）
　　“三月二日，往内山书店买《苏俄之牢狱》一本。
　　“十四日，往内山书店买《阶级斗争理论》一本，《唯物的历史理论》一本，《一周间》一本。
　　“二十五日，往内山书店买《世界美术全集》一本，《中国革命及世界之明日》一本。
　　“四月十四日，午后往内山书店买《马克思主义与伦理》一本。
　　“十七日，往内山书店买《社会意识学概论》，《艺术之原始》各一部。
　　“五月三十一日，往内山书店买《革命后之俄国文学》一本。
　　“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买什物十余元，以棉毯二枚分与立峨。
　　“三十日，往内山书店买《阶级社会之诸问题》一本。
　　“七月十二日，晚同钦文、广平赴杭州，三弟送至北站，夜半到杭，寓清泰第二旅馆，矛尘、斐君至驿见迓。
　　“十三日，晨介石来。上午矛尘来。午介石邀诸人往楼外楼午餐，午后同至西冷印社茗谈，旁晚始归寓。晚斐君携小燕来访。矛尘邀诸人往功德林夜饭。
　　“十四日，上午介石来。矛尘、斐君来。午钦文邀诸人在三义楼午餐。下午腹泻，服药二丸。
　　“十五日，午邀介石、矛尘、斐君、小燕、钦文、星微、广平在楼外楼午饭。说讫同游虎跑泉，饮茗，沐发，盘至晚归寓。
　　“十六日，下午矛尘来，同往抱经堂买石印《还魂记》一部四本，王刻《红楼梦》一部廿四本，《百美新咏》一部四本，《八龙山人画谱》一本，共泉十四元二角。晚又至翁隆盛买茶叶、白菊等，约十元。夜失眠。
　　“十七日，清晨同广平往城站发杭州，钦文送至驿。午到寓。
　　“八月四日，晚因小峰邀，同三弟及广平赴万云楼夜饭，同席为尹默、半农、达夫、友松、语堂及其夫人、小峰及其夫人，共十一人。
　　“十三日，午后漩卿自北京来，并持来母亲所给果脯两种。
　　“二十四日，立峨回去，索去泉一百二十，并攫去衣被什器十余事。
　　“九月二日，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局，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
　　“十五日，晚存统来并赠《目前中国革命问题》一本。
　　“二十二日，阿菩周岁，赠以食用品四种，午食面饮酒。
　　“二十六日，得冯雪峰信晚复。
　　“二十七日，晚玉堂、和清、若狂、维铨同来。和清赠罐头水果四事，红茶一盒。夜邀诸人至中有天晚餐，并邀柔石、方仁、三弟、广平。
　　“十月十二日，晚往内山书店买《思想家马克思》一本。
　　“十九日，得王实味信午后复。寄还王实味小说稿。
　　“十二月七日，下午内山书店送来《艺术之社会基础》一本。
　　“九日，柔石同画室来。
　　“十二日，往内山书店买《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托尔斯泰》一本。
　　“二十日，晚往内山书店买《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及《巴黎的忧郁》各一本。
　　“二十七日，往内山书店买《历史底唯物论入门》一本。
　　“三十一日，晚往内山书店买《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一本。”

　　“总计各种感受，知道弥漫于这里的，依然是‘敬而远之’和倾陷，甚至于比‘正人君子’时代还要分明¬——但有些学生和朋友自然除外。再想上去，则我的创作和编著一发表，总有一群攻击或嘲笑的人们，那当然是应该的，如果我的作品真如所说的庸陋。然而一看他们的作品，却比我的还要坏；例如小说史罢，好几种出在我的那一本之后，而凌乱错误，更不行了。这种情形，即使我大胆阔步，小觑此辈，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一事无成。而且又使你常常担心，‘眼泪往肚子里流’。所以我在对于自己的坏脾气，时时痛心，想竭力的改正一下。我想，应该一声不响，来编《中国字体变迁史》或《中国文学史》了。然而那里去呢？在上海，‘创造社’中人一面宣传我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用东京通信诬栽我有杀戮青年的主张，这简直是要谋害我的生命，但不得了。北京本来还可住，图书馆里的旧书也还多，但因历史关系，有些人必有奉送饭碗之举，而在别一些人即怀来抢饭碗之疑，在瓜田中，可以不纳履，而要使人信为永不纳履是难的，除非你赶紧走远。D·H·你看，我们到那里去呢？我们还是隐姓埋名，到什么小村里去，一声也不响，大家玩玩罢。”

　　“今天我是早晨八点钟上山的，用的是摩托车，霁野等四人同去。漱园还不准起坐，因日光浴，晒得很黑，也很瘦，但精神却好，他很喜欢，谈了许多闲天。病室壁上挂着一幅陀斯妥夫斯基的画像，我有时瞥见这用笔墨使读者受精神上的苦刑的名人的苦脸，便彷佛记得有人说过，漱园原有一个爱人，因为他没有全愈的希望，已与别人结婚；接着又感到他将终于死去——这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便觉得心脏一缩，暂时说不出话，然而也只得立刻装出欢笑，除了这几刹那之外，我们这回的聚谈是很愉快的。”

　　左联时期——从加入到齟齬——死

　　“倘若难于‘保障最佳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我时时说些自己的事情，怎样地在‘碰壁’，怎样地在做蜗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恼，系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也正是中产的智识阶级的坏脾气。只是原先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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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将这（按：书目）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而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但这些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实不只成为徒劳，据有些批评家言，倒都是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做了‘众矢之的’者，也已经四五年，开首是‘作恶’，后来是‘受报’了，有几位论客，还几分含讥，几分恐吓，几分快意的这样‘忠告’我。然而我自己却并不全是这样想，我以为我至今还是存在，只有将近十年没有创作，而现在还有人称我为‘作者’，却是很可笑的。
　　“我想，这缘故，有些在我自己，有些则在于后起的青年的。在我自己的，是我确曾认真译著，并不如攻击我的人们所说的取巧，的投机。所出的许多书，功罪姑且弗论，即使全是罪恶罢，但在出版界上，也就是一块不小的斑痕，要‘一脚踢开’，必须有较大的腿劲。凭空的攻击，似乎也只能一时收些效验，而最坏的是他们自己又忽而影子似的没去，消去了。
　　“但是，试再一检我的书目，那些东西的内容也实在穷乏得可以。最致命的，是：创作既因为我缺少伟大的才能，至今没有做过一部长篇；翻译又因为缺少外国语的学力，所以徘徊观望，不敢译一种世上著名的巨制。后来的青年，只要做出相反的一件，便不但打倒，而且立刻会跨过的。但仅仅宣传些在西湖苦吟什么出奇的新诗，在外国创作着百万言的小说之类却不中用。因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没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据卢南（E.Renan）说，年纪一大，性情就会苛刻起来。我愿意竭力防止这弱点，因为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

“矛尘兄：
　　“廿五日来信，今天收到。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做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于是不佞势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哀哉！”

　　“至于这里的新的文艺运动，先前原不过一种空喊，并无成绩，现在连空喊也没有了。新的文人，都是一转眼间，忽而化作无产文学家的人，现在又消沉下去，我看此辈于新文学大有害处，只有提出这一个名目来，使大家注意了之功，是不可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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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会压抑了立三路线，也严重的打击了一班反立三路线的老干部；并且使米夫的党徒陈绍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机构。……统治了中共几达五年之久，成为有名的‘王明路线’。
　　“……我们夫妇于一月二十日左右，安然到达上海，住在东方旅馆。几天以前何孟雄等十七个重要老干部就是在那个旅馆内开会被捕的。……
　　“那些同志见着我，便向我叙述何孟雄等被捕经过。何孟雄任过上海区委书记，他与担任重要宣传工作的林育南及任少共中央常委的李求实等十七个重要干部，因反对米夫派陈绍禹等，假东方旅馆一个房间，秘密集会，竟全体被捕，这件事震动一时。他们向我叙述的最初谈话中，沈泽民默默寡言，也不敢直说何孟雄等是右派和反党；赵云、陈铁铮等都为这些同志的不幸而悲伤，也深恐牵连中共所有机构和同志的安全，尤其令他们担心的是一般同志的不满情绪和有些同志竟树起了反中央的旗帜。主持全国总工会的罗章龙，主持海员工会的陈郁和上海区委委员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都不满四中全令的决议，反对米夫派的行为，已有一些分裂性的活动。
　　“当天我又会见了周起来，他熟悉全盘状况，态度也颇持平。他对何孟雄等的被捕极为难过，他认为如果我能早到，和他们事先说说，可能一切迎刃而解。……他自己也在会上承认了对立三路线采且调和态度的错误，为会众所满意，因而继续担任中央工作。他说明何孟雄等所不满意的，是陈绍禹等留俄学生毫无历练，就迳行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因而反对四中全会关于中央人选的决定。现在罗章龙等同志对于何孟雄等的被捕，发生极大误会，竟认为是由于陈绍禹的告密而遭暗害。……
　　“周恩来还告诉我，回中全会后，米夫偕陈绍禹即赶回莫斯科去了，现在代理米夫职务的是一位波兰同志。……从那个波兰人的那种杀气腾腾的言词和气派看来，那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同志们指责和怀疑米夫和陈绍禹等暗害了何孟雄等十七位老干部的话，似也不是任意捏造。……”

　　“中国反对派的统一大会，召开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三个月之后。那时，因陈系政变造成的混乱现象还充塞着全党。尤其是那所谓‘调和派’或‘右派’的悲惨命运，在干部同志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痛苦印象。关于此事，我必须在此说几句话：以罗章龙、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为首的一群老干部，多数在江苏省委中负责，有的则是长期的工会工作者。这群人可以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到当时为止所造成一部分最优秀的职业革命家，特别是杰出的工人运动家。他们切实、苦干，与无产阶级息息相关。虽然其中没有出色的‘理论家’，不会像陈绍禹们的引经据典，卖弄‘学问’，但因真正生活在革命中，密切地分享着工人阶级的命运，所以他们的观察，感情和见解常常是正确的：比那永远以莫斯科来电和决议作思想出发点的中央，总是要正确得多。尚在一九二八年当斯大林派遣他的‘神童’洛明那次到中国来，指挥瞿秋白等进行盲动之时，这群以江苏省委为中心的同志们，就曾经提出过正确而严厉的批评。他们的一九二八年五月决议案，曾被托洛茨基整段的摘引于其论文《六大以后的中国革命问题》中，称之为‘关于共产国际政策和党制的一个绝妙文件’。江苏省委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对斯大林路线的批评竟和反对派的理论分析不谋而合。
　　“中共六次大会以后，这群人的某些个别分子曾经接触到托派思想，接触者自然受到了深刻感应。只因他们的实际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祟，一时还跳不出斯大林的圈子，正确些说，还没有批判国际权威的勇气。但是对于六次大会后紧接而来的‘第三时期哲学’，即‘立三路线’，他们却和以前反对盲动主义一样，深深感到不满。六届三中全会的批评李立三，正是这部分人构成了瞿秋白的群众。后来，陈绍禹们起来彻底清算李立三和打倒瞿秋白，事前也可说获得这班人的默许。可是陈派一经上台，以其更为荒谬的‘左’倾路线，更为吓人的气焰，更为专横的作风，立即逼反了这群真诚的革命家们。陈绍禹于是采取了主攻，凭他原有的国际靠山，加上了新得的党内权势，发动了非常猛烈的‘反右派’攻击。这是一场上压下的打斗，一切优势操在陈绍禹们手里；但‘右派’（同时又被称为‘调和派’）却表现了坚强气概，不肯屈服，明知是绝望的斗争，仍然英勇抵抗，甚至不惜组织第二党来贯彻主张呢。可是不幸得很，当第一次该派主要领袖们在先施公司后面的东方旅馆辟室会议之时，突被龙华派来的警探捕去。在威逼利诱之下被捕者始终不屈，遂遭蒋介石屠杀于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二十余位烈士中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其中还有我旧友赵平复（即柔石，鲁迅有专文追悼他），以及与我同舟回国的恽雨棠。小说家胡也频，也是此次遇难者之一。
　　“‘右派’同志们的壮烈牺牲，在党内激起了持久而深刻的悲愤。有一个流言传播着，说这次事变是陈绍禹借刀杀人，是他告的密。这种卑鄙行为虽然符合于斯大林——陈绍禹精神，终究没有实据，难以肯定；但这是党内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所促成的惨变，却总是无可否认的。因此，它在一般同志心中产生了败坏性的与沮丧的影响。失望与消极情绪，伴随了悲愤而扩展着。而陈绍禹们呢，却还是不顾一切，为了自己宗派的利益，也为了要贯彻斯大林以直接代理人把持中国党的企图，继续无原则地，绝对无情地进行各种各式的迫害，将一切不合作的，或简单‘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们解除工作，甚至踢出党去。”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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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编辑先生：
　　“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我说：第一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
　　“十一日，下午往商务印书馆访三弟，即同至中央研究院开民权保障同盟会，胡愈之、林玉堂皆不至，五人而已。
　　“十七日，下午往人权保障大同盟开会，被举为执行委员。
　　“十八日，往中央研究院午餐，同席八人。
　　“二十五日，下午往中央研究所。
　　“三十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二月二十四日，访蔡先生，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
　　“三月一日，得杨杏佛信并照片二枚。
　　“三日，往中央研究院。
　　“三十日，午前往中央研究院。
　　“三十一日，往中央研究院。
　　“四月二十六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五月十一日，下午往中央研究院。
　　“十三日，上午往中央研究院又至德国领事馆。
　　“二十五日，午后往中央研究院。
　　“六月十二日，得杨杏佛信并我之照相一枚。
　　“二十日，午季市来。午后同往万国殡仪馆送杨杏佛敛。
　　“二十一日，下午为坪井先生之友樋口良平君书一绝云：
　　“岂有豪情似当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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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制和封建制，和马克思主义所划分的社会发展阶段完全符合。这已经成为一般的常识。四十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国社会空白了奴隶制，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会的谬论，早已被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在各个阶段的具体划分上，以前也曾经过不同的意见，分歧相当大。经过大家的努力，认识逐步接近，在古代史分期上，就只剩下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交替，究竟应该划分在什么时期？”

　　“看大概的情形，……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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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三年九月一日，于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
　　“十四日，文尹夫妇来，留之饭。
　　“十八日，得文尹信，并赠海婴金铃子一合，叫呱呱二合，包子一筐。
　　“二十五日，阅文尹小说稿，下午毕。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买《现代散文家批评》二本，赠何君，并《文始》一本。
　　“十一月四日，以《一天的工作》归良友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泉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
　　“十二月九日，下午维宁及其夫人赔海婴积铁成象玩具一合。
　　“十一日，治馔六种邀乐扬、维宁及其夫人夜饭。
　　“二十五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赠火脮爪一枚，答以文旦饴二合。
　　“二十八日，下午得维宁信并诗，即复。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日，下午寄维宁信。
　　“十五日，晚得维宁信。
　　“二十四日，夜得维宁信并稿，即复。
　　“二月四日，得维宁信。
　　“十日，上午复靖华信，附文它笺。
　　“三月一日，同内山夫人往东照里看屋。
　　“三日，午后往东照里看屋。
　　（按：这是鲁迅为瞿秋白找的避难所。）
　　“六日，下午访维宁，以槿花一盆赠其夫人。
　　“七日，午后寄靖华信，附尚佩吾及维宁笺。
　　“四月二十一日，付何凝‘杂感集’编辑费百。
　　“七月五日，得疑仌及文尹信，并文稿一本。
　　“十日，下午收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付文尹、靖华各卅。以选集编辑费二百付凝冰。
　　“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寄杜衡信，并稿一篇，书两本，又萧参译稿一篇。
　　“九月十二日，得杜衡信并书二本，《现代》九月号稿费二元，萧参预支《高氏小说选集》版税廿二日期支票百元，即复。
　　“十月九日，上午得凝冰信。
　　“二十四日，得凝冰信。
　　“十一月十日，得宜宾信并稿二篇。
　　“一九三四年一月四日，晚宜宾来。
　　（按：翟秋白被派赴苏区瑞金，与鲁迅作别。）
　　“九日，夜得宜宾信。
　　“二十八日，得宜宾信。
　　“二月三日，得文尹信并译稿一篇。
　　“八月五日，晚得文尹信。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长汀就义。十二月十九日，鲁迅致函曹靖华：史兄病故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三月无消息，兄如与三兄通信，乞便中一问，究竟已到那便否。——按：三兄当为留俄的肖三。）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得文尹信，附王弘笺。
　　“一九三六年二月七日，下午以‘文学丛刊’寄文尹、肖三及约夫。
　　“七月一日，上午得文尹信。
　　“二日，得文尹所寄石雕烟灰皿二个，亚历舍夫及密德罗辛木刻集各一本。
　　“十七日，得文尹信，下午复。”

　　“一九三四年朱毛秦等率匪军窜往川康，瞿秋白被留江西，翌年于闽西被捕，死于汀州。杨（之华）以沪不能居，后赴莫斯科，受‘革命互济会’之招待。
　　“一九四一年德俄战起，九月送返迪化，后即为盛世才所拘禁。一九四六年经政府送往延安，旋即任匪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领导妇女运动。”（《中共人名录》五四二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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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回到家，母亲却问我‘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我正在付车钱，匆忙中却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
　　九月廿七日《日记》：“晨八时广平生一男。”
　　十月一日《日记》：“下午往福民医院，与广平商定，名孩子曰海婴。”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才，回眸时看小於菟。”

　　“孩于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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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至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也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较了日译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

　　“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

　　“这一下‘Der’就令人眼睛发白，因为这是茄门话（按：即德国话），就是想查字典，除了同济学校也几乎无处可借，那里还敢发生什么贰心。然而那下面的一个名词，却不写尚可，一写倒成了疑难杂症。这字大约是源于希腊的，英文字典上也就有，我们还常常看见用它做画材的图画，上半身是人，下半身却是马，不是牛。……
　　“‘牛’了一下之后，使我联想起赵先生的有名的‘牛奶路’来了。这很像是直译或‘硬译’，其实却不然，也是无缘无故的‘牛’了进去的。这故事无须查字典，在图画上也能看见。却说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是一位很有些喜欢女人的神，他有一回到人间去，和某女士生了一个男孩子。物必有偶，宙斯太太却偏又是一个很有些嫉妒心的女神。她一知道，拍桌打凳的（？）大怒了一通之后，便将那孩子取到天上，要看机会将他害死。然而孩子是天真的，他满不知道，有一回，碰着了宙太太的乳头，便一吸，太太大吃一惊，将他一推，跌落到人间，不但没有被害，后来还成了英雄。但宙太太的乳汁，却因此一吸，喷了出来，飞散天空，成为银河，也就是‘牛奶路’，——不，其实是‘神奶路’。……”

　　“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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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晚上站在那闪烁的群星之下，手里执着马枪，耳中听着虫鸣。四周飞动着无数的蚊子，那样都使人想到法国‘客军’在菲洲沙漠里与阿拉伯人争斗流血的生活。”

　　“原来中国军阀的混战，从‘青年军人’，从‘民族主义文学者’看来，是并非驱同国人民互相残杀，却是外国人在打别一外国人，两个国度，两个民族，在战地上一到夜里，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 ……”

　　“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话以外，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一二八的事，可写的也有些，但所见的还嫌太少，所以写不写还不一定；最可恨的是所闻的多不可靠，据我所调查，大半是说谎……”

　　“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见而惯，故旅社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唯我是无产阶级！’ ……”

　　“……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是也大呼改造社会，而问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戟，正如饱于饮食的人，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是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却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要登文坛，须阔太太，遗产必需，官司莫怕。穷小子想爬上文坛去，有时虽然会侥幸……但究竟随人俯仰。最好是有富岳家，有阔太太，用赔嫁钱，作文学资本，笑骂随他笑骂，恶作我自印之。……但其为文也，必须是唯美派，……”

　　“鲁迅先生的文章，最近是在查禁之列。此文译自日文，当可逃避军事裁判。但我们刊登此稿目的，与其说为了文章本身精美或其议论透彻；不如说举一个被本国迫逐而而托庇于外人权威之下的论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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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人已骑文化去，此地空余文化城。文化一去不复返，古城千载冷清清。专车队队前门站，晦气重重大学生。日薄榆关何处抗，烟花场上没人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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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们的失望，我的只能令青年失望，是无可置辨的，但也有一点误解。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按：指《且介亭杂文二集》），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中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

　　“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压迫，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临末还有一点尾巴，当然决没有叭儿狗的尾巴的有趣。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过还是非说不可。记得几个月之前，曾经回答过一个朋友的关于大众语的质问，这信后来被发表在《社会月报》上了，末了是杨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一位绍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说我已经和杨邨人先生调和，并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国人之富于调和性。这一回，我的这一封信，大约也要发表的罢，但我记得《戏》周刊上已曾发表过曾今可，叶灵凤两位先生的文章；叶先生还画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绍伯先生的判决所震慑，这回是应该不敢再写什么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这里要顺便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

　　“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民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当时的抗日高潮。在文艺界，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成为那时最中心的问题；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界，于1939年春间即自动解散‘左联’，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对于文学创作问题则有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鲁迅在本文以及他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表示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和意见。
　　“徐懋庸给鲁迅写那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错误行动，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事前并不知道。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我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