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陆洗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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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陆洗脑记》

　　香港有许多新闻记者到国内去观光，受招待，回来后也有许多篇纪行的文字，但那都是原本在左派报上工作的，他们不一定因为受招待才去观光，也不一定观了光才写那种纪行文章。一般说，国内的情况有了许多好转，不必等待甚么报导，许多人都有亲身的体会，这种体会包括一般生息在国内的亲友的通信，以及私人接触，只有在日常生活上的息息相关，那种改善、向上好转，才是切实而令人鼓舞的。再深一层说，在这全国统一的政权下面，有所建设和有所进步，我们认为是理所应当的，难道说在支离破碎，争权夺利，贪污不法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下，我们曾有过这种幻想吗？黑格尔老头说，“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代表着整个中国历史大转变的现时代，不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总的说来，只有日益向前的发展，它的发展远远没有走到“不合理的存在”，以致给历史所否定了，即使将来给否定，也只有更高阶段否定现在的低级阶段。
　　但是现在的中国，任何方面是不是都已没有甚么可疵议了的？这当然不是的；谁有资格来疵议它呢？当然只有纪德型的人才能疵议它，因为这种疵议需要大智大勇，洞察历史的眼光，对于革命的热爱，不考虑个人利益，不随声附和。
　　纪德的疵议苏联，有一个大前提：他疵议，只为的要保护这个大事业，为人类，为文化。歌颂自然比疵议来的容易，听的人也比较受用，但纪德认为在斯大林名字上面一定要加上“光荣的”形容词，对斯大林也未必是一种尊崇。可是终斯大林之世，个人崇拜已发展到贻患无穷。如果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听到他的人民喊“毛主席万岁”时，他不鼓掌，“以严肃沉思的面容来代替微笑”，这并不是表示他的谦虚（他在天安门上接受欢呼已十六年了），而是现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虽没有斯大林时代处处要加上光荣的形容词那样肉麻，也已快要到贻患无穷的地步了。譬如一个小学生由于缺乏科学常识，经常听到“毛泽东思想”教育的舍已救人，扑向一个触电的人，终致自己也跟着死了，这种其勇可嘉，其愚不可及的行为，与其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不如说是毛泽东思想的失败，宣传这种舍已救人的道德观的人，首先应该教导儿童关于电的常识，让这种悲剧以后减少发生。
　　一个革命职业家的生活，是受党组织全盘照顾的，这在坚苦的革命斗争时代并不奇怪。毛泽东现在的公私生活划分如何，我们并不清楚，说毛泽东的每月薪俸已自动减到三百多元，我们不知道未减以前，他的薪俸是不是超过马连良？但这也不值得宣传作为毛泽东的谦德，我们相信毛泽东在艰难缔造革命之后（这当然不是他一人之力），决不会天天吃鱼翅席享福。毛泽东的伟大，并不在乎他的薪俸大于或小于三百元，而在于他领导中国所走的道路。如果拿了三百元薪水就表示“勤俭建国”，以身作则，那么只拿四十几元薪水或更少收入，一样在协力勤俭建国的广大人民，是不是比毛泽东更伟大些？
　　西哈努克六次访问中国，都有十几万人倾城欢迎，其它类乎西哈努克的亚非国家的领袖，访问中国的一月有多少次？一年更有多少次？我想北京一定有几十万人民，在脱产专做欢迎工作，如果这也算是勤俭建国的工作之一的话。
　　这次参加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们“口福”是不浅的，据报导：“中共的好收成，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食欲，光是早餐，又是中式，又是西式，都在十道以上。记得从鞍山回到沈阳时，我们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吃饭，结果，菜式是两冷盘，四热荤，一汤，一水果。这那像火车餐，简直圣诞大餐的规模。…..”作者还没有谈到“国宴”哩，好吧，这报导我们听着也津津有味了，正是在吃的这一点上，纪德在“从苏联归来”上，特别提到过，他认为这种盛晏，这种优待，这种无数次的干杯，不折不扣正是一种特权，他之去苏联不是要去享受特权，他以为在那里应该已经没有特权了。
　　这种报导让我们知道，现在的中国，竟然有些地方颇像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写报导的人，也像纪德一样，正确地部分描写出了现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只是他们太像纪德所痛恶的随声附和者了。

　　（一九六五、一二、一四）

大陆洗脑记之一

余鸣盛

　　一踏进深圳桥头，同行中的某君就幽默地说：
　　“从现在起，我们已被中共“接管”了。”他虽然强调“接管”两字，但听得出并无恶意，倒是道出了作为一位记者，职业上常有的那种俏皮口吻。
　　事情也确实是这样，从深圳边防站上签证、检查直至在贵宾室享受到第一顿午宴，我们——香港去北京参加李宗仁先生记者招待会的六十多位中外记者，确是被中共如此接管着：给予每个人旅行上种种方便，照顾到每个人生活上饮食上不同习惯，满足了每个记者在职业上采访上特殊要求。唯独对任何记者的思想、信仰、以及写稿和报告，从不干涉。中共甚至大方得这样，如果香港的中外记者，真的从北京发出这样的一些电讯：
　　“长江大桥根本就没有。”
　　“北京城一片黑暗！”
　　“人民大会堂是纸糊的建筑……”
　　北京也不会把这样的电报扣留。
　　当然，同行中人谁也没写过这样的“乌龙报导”。从广州飞往北京，经过武汉上空时，每个记者却争着往机窗口向下看，因为长江大桥的夜景，那一串串灯光，从二千呎高空往下望格外迷人！
　　应该详细写明时间，我们是在九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时二十五分离开香港搭车北上，结果，当天晚上十时二十分，在北京机场的休息室中，王芸生、邓岗等中共新闻协会、记者协会的负责人，已在同我们寒喧了。
　　从香港到北京的距离而能朝发夕至，它须要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这点，中共拥有了。设备先进的机场，喷气式客机，技术熟练的机师和空姐，保证了我们一路上的迅捷、安全和愉快。难怪一到北京，大家都向主人家道谢说：
　　“你们很了解记者抢新闻抢时间的急性子，使我们一路上都没有耽搁。
　　在北京，那怕是听到一句闲话，看到一条标语，遇到一个书面，也能提供我们不少采访内容。在第二天，当我们坐上宽敞的游览车经过长安街总工会办公大楼时，七幅彩色像映入到我们的眼帘，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一个事实显示出，今天中共的领导核心，正是他们这七人小组。
　　“能见到毛泽东等中共首脑吗？“
　　“会有机会的！”主人对我们的提问（其实也就是要求），谨慎而又有把握地回答着。
　　事实上，从九月二十八日到十月一日四天之内，除了陈云、林彪外，据说他俩都不在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全见到了，而且都不止一次。
　　毛泽东，这位被西哈努克亲王称作为世界最大的人物之一的中共主席，却是谦虚的。就在中共国庆节那天，我们都看到了毛泽东那份谦虚。
　　当七十万游行群众，高呼着“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时，毛泽东是微笑地鼓掌；继而高呼“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也是微笑地鼓掌。待到爱戴他的人民，喊出“毛主席万岁”时，毛泽东既没鼓掌，甚至以严肃沉思的面容来代替微笑。
　　长时期来，外国一些报章，都在毛泽东健康这点上做文章，说什么“毛泽东早已是个衷弱病重的人”。然而，眼前的毛泽东，参加三十日晚的国宴时，他坐在长方桌的主席位，谈笑风生，烟酒不戒，而且还带头步上主席上，向六千位中外来宾祝酒。有位朋友，曾经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六个“非常”的迭句，来形容毛泽东的非常健康。
　　北京的朋友告诉我，不久前有位法国名医面见毛泽东时，这名医曾以“尼古丁”的危险，劝告他少抽香烟，结果，毛泽东并不以“尼古丁”为意。他说得好：
　　“孙中山先生不抽烟，倒死于肝癌，而宋庆龄女士抽香烟到现在，依然健康。中国人的体质大概不一定害怕尼古丁。”
　　毛泽东是坚定的，他的头发仍然是那样黑，他的腰板仍然是那么挺。
　　如果说，毛泽东没接受戒烟的劝告，只是生活上的小节，那么，当他坚持带头减薪，人们对这事情的意义，就会想得很深很远。
　　据说，毛泽东的每月薪俸，已自动减到三百多元，而今天中共的艺术家、医师们的收入都倍于此数，红线女的月薪是六百元，马连良是一千元。
　　正是毛泽东自己对“勤俭建国、艰苦奋斗”——中共主要的施政方针之一，以身作则，从根本上就保证了这一方针的贯彻，而且防止了修正主义的传染，资本主义的滋长。
　　“中国是强大了些，但还不很强大……”这是毛泽东最近发表的名言，当时是他对李宗仁讲的，但中共各方面的领导人都已在运用了这句话。而这句话被上下一致的运用，正好反应出中国领导人的气度、胸襟和进取心。
　　于是，在九月廿八日晚欢迎西哈努克的国宴上，我们听到刘少奇亲口讲出中共并没满足现有的成就；
　　在九月卅日晚周恩来主持的国宴上，周恩来的讲话中，再次重复了毛泽东的这句话；
　　在十月一日国庆大典上，彭真又作了一次新的号召，要中共的人民，这迎接一九六六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而努力；
　　在九月廿九日陈毅外长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陈毅诚恳表示，中国还存在不少缺点，并要记者们别把中国报导得太好，因为太好了人家不相信。
　　事实上，无论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每次参观访问，接待我们的主人，都要求记者们指出缺点，提出批评。而且如果客人一旦把意见提出了，他们真的在想法改进。这里可举出一大一小的两个例子。
　　九月二十八日，中外记者实地看到从机场到宾馆，北京城几十万人欢迎西哈努克的盛大场面，就在当晚，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当刘少奇主席的面，反而讲出他的意见。西哈努克的意见，其实是感谢，他说，这是他第六次访问北京，想不到仍然受到几十万人倾城式的欢迎，太隆重了，太客气了，反而使他感到不安。
　　使客人感到“不安”，作为好客的主人，自然也就不安了，中共的领导人，也在研究，如果下一次西哈努克亲王和其它国家的元首来北京，是不是一定要把欢迎队伍排成几十里长？是不是可以选择其它的欢迎方式，像由机场坐直升机到天安门，接受群众载歌载舞的欢迎仪式后，再乘车去宾馆，就是一种在考虑中的欢迎方式。
　　怎样使每项工作搞得更好，更富姿采？上述的大例子外，还有个小例子。
　　那还是在北京，当中外记者最先看到“李宗仁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的纪录片时，看到影片的介绍中把香港商报总编辑张学孔误为张学礼时，大家指出了这个错误，结果，听说中央新闻纪录片制片厂，在一天之内，就对所有的拷贝，都进行了改正。把“张学礼”再改正为“张学孔”。
　　听接待我们的记协秘书长邓岗说，我们中外记者一行，是在最好的季候中，访问大陆。因为从九月中到十月中，大陆各地的气候差距最平均，从广州到北京到东北以及到上海、杭州，我们都生活在温和的摄氏二十度上下的秋阳里。
　　然而，这次采访，何止是天公作美，屈指数来，我们赶上了中共最隆重的国庆庆祝，我们先后参加了李宗仁，陈毅两次最大规模的记者招待会，我们看见了中共的领袖们。顺便一提，中共的好收成，更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我们的食欲，光是早餐，又是中式，又是西式，都十道以上。记得从鞍山回到沈阳时，我们是在火车的餐车上吃饭，结果，菜式是两冷盘、四热荤、一汤、一水果。这那像火车餐，简直是圣诞大餐的规模。事实上，我们每顿都是这样的款待，而且吃的实在好！难怪记者们特别是外国记者们都在对这样的“接管”议论滔滔了。他们将怎样议论呢，外国记者又是怎样来进行这次采访呢？其中听说有个别外国记者还在这次采访中，名利双收，大有斩获呢。这种种，我会在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