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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先知”引起的话题》而论
马怀士（刘平梅）
（1999年8月28日）
中央编译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伊萨克·多伊彻的三卷本托洛茨基传《先知三部曲》（《武装的先知》、《解除武装的先知》和《流亡的先知》）。郑异凡先生的对此写了《“先知”引起的话题》一文（下称“郑文”），该文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时有所删节，我幸得全文，对“引起的话题”与郑先生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郑文认为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死后还没有“公认的论定”。
其实，对托洛茨基早已有“盖棺论定”了。斯大林在死后被揭发出的错误与暴行，尤其在八十年代苏联档案资料公开，对斯大林也就有了公认的论定了。诚然，在中国，对托洛茨基的论定是有偏颇的（如李显荣的《托洛茨基评传》），但近年来也有公正的论定（如石翁、施用勤等译《托洛茨基自传》的《译者前言》）。在中国对斯大林的评定有争议。在中国早已宣称要“维护斯大林”（《读书》杂志编辑把郑文中不利于斯大林的评述几乎完全删掉，就是为了“维护斯大林”），既然定下了“维护斯大林”这个基调，也就不可能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对斯大林作出评定。既然托洛茨基、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物，我们也就应该以国际上普遍作出的评定作为“公认的论定”了。
关于国际上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就以多伊彻的《先知》为例，郑文已经如此引述：
“伊萨克·多伊彻在评价托洛茨基的一生时有如下一段评述：
‘托洛茨基的生涯是如此丰富与辉煌，以至随便拿出它的片断都足以构成一个杰出历史人物的故事。……如果他的生命在1921年左右结束，大约与列宁同时，那么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就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红军的缔造者和国内战争中的总司令，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导师，他以马克思才有的力量与才华，以《共产党宣言》以后人们再也未曾听到过的语调向全世界的工人说话。他所主张的思想以及他作为1923-1929年反对派领导人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布尔什维主义与共产主义编年史中最重要、最悲壮一章的总结和实质。他是本世纪最大一场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主角，是工业化与计划经济思想的倡导者，最后，他是布尔什维克党内抵制斯大林主义抬头的那些人的喉舌。哪怕他未能活过1927年，他也在身后留下了一份思想遗产。这份遗产，时间将赋予它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而新一代苏联人将根据它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多伊彻对托氏的上述“论定”，是他研究所得的简要结论，这个研究成果写入了他的三部曲中。郑文认定：“这个三部曲可以说是研究托洛茨基的经典性著作。由于作者能够看到并充份利用托洛茨基带到国外去的大量资料，还有可能访问托洛茨基的同时代人，因此可以说直到今天这部著作仍然是不可取代的。”
对于多伊彻这三卷《先知》的国际上评价，从康慨先生写的《吹胡子瞪眼的老头》一文的如下评介可以见到：
“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Amazon.com有个独树一帜的读者点评功能，用来让读者给图书打分。类似于给酒店评级，Amazon的读者评分也是以星号来标记的，能评上五星级的书真可谓凤毛麟角。但令人惊奇的是，多伊彻的这三本书无一例外地都获得了五颗星，这可是三个满分！这套书在西方读者中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详见《中华读书报》的《书评广场·人物》栏）
这也可反映出国际上对多伊彻关于托氏“盖棺论定”的共识。
作者康慨本人也对托氏作了“论定”。他文内的如下一段话，更给该报编者用颇大字体加刊在该文题目之上，以显示他们的重视：
“我们都经历过将其视作叛徒、特务和卖国贼的漫长时代，斯大林时代的那些电影里就充斥着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一干人等的污蔑和仇恨，因此对我们来说，今天一个真实的托洛茨基更像是全新的发现。”而该文作者“像是全新的发现”的肯定评价是：托洛茨基“这位列宁最亲密的战友、红军的缔造者，……至死捍卫着他心目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捍卫十月革命和革命伟大的国家产物——苏联。他的意志至死也未动摇，也到死都让独裁的暴君感到恐惧”。他“有着一切杰出革命家应该具有的出众品格和坚强意志”。他“终其一生都坚信社会主义的到来已被科学判定是不可避免的”。
郑文也评定“托洛茨基无疑是个革命家。时到今天，可以说这句话了”。这是前进了很大一步。“托洛茨基是革命家，至今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他投敌或充当内奸的材料。如果这种材料确实存在的话，那么，斯大林当年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可以认定，他的所有材料都经过充分的梳理了，所有不利于他的资料都公布了。”郑文从这方面来证明托洛茨基并不是“勾结法西斯”，那是很好的。因此，应该反过来证明，斯大林捏造罪名来陷害托洛茨基是多么罪恶。
郑文认为：托洛茨基“坚持工业化的计划经济，主张在农村实行集体化。他的这些主张，在提出之初曾受到斯大林的猛烈批判，被冠之以‘超工业化’、‘剥夺农民’的罪名，然而在他被驱逐出国之后，斯大林马上放手搞起全盘集体化，实行高速工业化……托洛茨基的纲领，在斯大林政权下大部分得到了实施！”“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只有程度的差别，没有原则的区别。”“有的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托洛茨基在1925-27年间多次提出工业化计划，却为斯大林、布哈林斥之为“超工业化”计划，被苏共第十五次大会所否定。事隔两年，1929年4月召开的苏共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五年计划，在工业化计划中，大致采用了托洛茨基1927年工业化计划的一些指标。1929年11月，斯大林提出全速实行农业集体化。“五年计划”实施一年后，工业化取得显著成绩。斯大林被成绩冲昏头脑，在1930年把工业化计划指标提高20%-30%，并且提出五年计划四年完成，这就与托洛茨基的工业化计划完全不同了。“真理多走一步就变成荒谬”。正如托洛茨基批判道：斯大林是“从右倾转变为冒险主义”（《被背叛的革命》第34页，春燕出版社出版）。托洛茨基的工业化计划，是工业各生产部门按比例均衡发展，而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却只侧重于重工业，轻工业完全被忽视了，于是造成人民所需的生活用品甚为缺乏。为了追求实现过高的生产指标，追求产量，不顾质量，于是造成大量废品；产品质量之差是惊人的，有些产品不合格率达到60%，甚至100%！
托洛茨基提出的农业集体化计划是逐步进行的，而且以工业能提供农业机器为前提。农业集体化要五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而不是斯大林在极短时间全速实行全面的集体化。在做法上更加与斯大林不同：对富农征收赋税，而不是扫地出门；斯大林用刺刀把农民赶入集体农庄，而不是农民自愿的建立集体农庄。托洛茨基批评道：“全部集体化的这几年，是毁灭的命运”（同上《被背叛的革命》第39页）。这些都是托洛茨基计划与斯大林计划原则上的不同，而并不是斯大林实行托洛茨基的纲领，并不是“斯大林把托洛茨基的纲领搞得如此荒唐”。斯大林实行的是斯大林的纲领，斯大林的纲领就是如此荒唐！这也就不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了。
郑文评论“计划经济”时说：“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确定用以取代无政府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这个设想从理论上讲是合理的，然而实际操作起来却迄今没有一个成功的示例。在20年代的争论中，托洛茨基经常把经济上的问题归结为缺乏计划所致。他没有看到，在那种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计划经济可言的。而从30年代开始的苏联的计划经济，又充满了领导人的唯意志论，一切计划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制定的计划往往朝令夕改，数字指标可以任意规定和改变。人们在计划经济后面看到的不是严密科学的计划，而是领袖的个人意志。……但像托洛茨基那样把整个希望都寄托在计划经济上，显然是不现实的。”
托洛茨基遵照马克思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郑文批评托洛茨基是教条主义，有大量的农业个体经济是不能实行计划经济的。郑文作者没有了解到，托洛茨基的计划经济只是在国营工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实行计划经济，并不包括私营企业及农民的个体经济。我们不能因斯大林的计划经济制定得不合理甚至错误，因而否定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计划经济是马克思所制定的社会主义经济所必要的经济手段，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标杆。郑文说，实行计划经济没有一个成功的示例，但已正确的指出了计划经济不成功的原因：“计划经济充满了领导人的唯意志论，一切计划服从于政治需要，制定的计划往往朝令夕改。”郑文所指的是苏联，而这样的计划经济都是过去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的通病，当然也就没有一个成功的示例了。
马克思的计划经济不是不可实行的空想。只要在真正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经由全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民主讨论，发挥他们的创意力，根据客观实际、具体的经济情况、国家的财力物力，制定出“严密科学的计划”，是完全可能成功的。
郑文批评托洛茨基一套“离经叛道”的东西——不断革命论。这是“二次革命论”、“阶段论”者的见解。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是从马克思“不断革命”见解发展而成的。俄国革命正是实现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阐述了俄国的不断革命。列宁在革命后宣称：（当年的争论）“正确的是托洛茨基，不是我”。难道列宁是“离经叛道”吗？而且，郑文也明白指出：托氏的不断革命主张“显然不符合革命阶段论的思想。然而，俄国的革命基本上就是按照这条路子走过来的。多伊彻据此称他为‘革命的先知’。”郑文还具体指出：“看看从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程，二月民主革命根本就没有能发挥（替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客观的物质前提）这种作用。在8个月里俄国生产力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在战争的形势下，还继续遭到破坏，而且正因为生产力的破坏，民不聊生，才出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拯救俄国的客观需要。从二月到十月列宁同托洛茨基的一致不是偶然的。……怪不得那时候列宁曾赞叹说，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郑文这样的评说，也是对托氏的“论定”内容之一！
郑文又把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批判为“教条主义”。郑异凡不能否认，世界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共产主义者不仅要首先进行民族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要进一步推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世界共产主义。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世界革命，正是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而制定的。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就是团结各国工人阶级推进世界革命运动；恩格斯建立第二国际，也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运动；列宁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推进世界革命的事业。只当共产国际的领导权落到斯大林手上时，才把共产国际作为苏联的外交工具，为苏联的狭隘利益服务，而代替了推进世界革命的原本宗旨。
在十月革命成功后，托洛茨基和列宁同样要推进世界革命，那里有革命的条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托洛茨基和列宁都尽力推动革命的进行。没有国际主义精神的“民族共产主义者”，才会否认托洛茨基的世界革命主张的正确性。
1999年8月28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