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國托派組織的分裂

　　中國托派先後發生兩次組織的分裂，首先是華南組織的分裂。

　　1938年華南組織有一個從廣西來香港的托派學生黃傑，到香港後找不到工作，生活有困難。他去找以前在廣西南寧中學任教的老師，在香港南華日報（漢奸報）任編輯的胡蘭成（胡蘭澄）請求幫助。胡蘭成有幾次給黃傑一些錢維持生活。有一次胡蘭成向黃傑提出，他願意以私人名義提供經費給托派出版托派刊物、書藉。據黃傑說，胡蘭成是托派的同情者。143華南區臨委書記寒君認為，即使是敵人的錢拿來幹革命事業有何不可呢？經過華南區臨委（寒君、黃靜波、真漁）討論，同意胡蘭成的建議。胡蘭成提供過二、三百元來出版《二十世紀》雜誌，胡蘭成要求寫給他一張收條，作為紀念。事情發生在1938年冬。

　　華南區臨委把胡蘭捐款辦刊物的事情向中央常委作了報告。中央常委反對接受胡蘭成的錢來辦刊物，指示華南臨委，立即停止接受胡蘭成的捐款，把捐款退回給他，並向胡蘭成討回收條，斷絕與胡蘭成關係。144

　　1939年初，華南區臨委服從中央臨委的決定，向胡蘭成取回收條，退回捐款，並斷絕與胡蘭成的關係，《二十世紀》就停刊了（只出版過二期）。

　　華南區臨委把處理胡蘭成的事情，向中央臨委作了報告。中央臨委對華南區臨委再沒有提出意見。

　　1940年中山淪陷時期，中山托派蔡振光是中學教師，曾留學日本，懂得日語日文，日本人迫使蔡振光充當日本的翻譯，於是蔡振光經常跟隨日本軍官乘車出入。

　　中央臨委得知蔡振光的情況後，認為華南區組織對黨員的社會關係，對黨員的管理沒有重視，蔡振光的事情是沒有接受胡蘭成事件的教訓。於是中央臨委於1940年3月在《鬥爭》報上，發表了《解散華南區組織的通告》。理由是「華南組織不純」。

　　中央臨委事先並沒有和華南區臨委商討解散華南組織的事情。當華南組織從《鬥爭》報上看到解散華南組織的《通告》，無不愕然，一致反對解散華南組織。為了遵守組織紀律，華南區臨委決定：停止對外活動，停止組織生活。為了免使人員走散，仍保持最低限度的聯繫。同時，華南區臨委派王樹本去上海（1940年4月初）申述胡蘭成事件及蔡振光事件的詳細情況，及提出反對解散華南區組織的理由，要求中央取消解散華南組織的決定。

　　反對中央解散華南區組織的理由是：1.胡蘭成事件早已遵照中央的決定處理了，而且把處理的經過向中央報告了，中央並無意見；2.蔡振光事件與胡蘭成事件是兩回事，不能說蔡振光事件是胡蘭成事件的延續，更不能說：「沒有接受胡蘭成事件的教訓」；3.不能夠把胡蘭成事件和蔡振光事件說成是「華南組織不純」。如果說黃傑、蔡振光是不純分子，也只是兩個人。「華南組織不純」就變成整個華南組織不純，而不是個別人不純。最少有相當大的數量的不純分子才能說「華南組織不純」。「華南組織不純」，使華南組織全體同志背上黑鍋；不僅不會消除胡蘭成事件和蔡振光事件對外界的不良影響，人們只會把解散華南組織看成是整個華南組織腐爛了，不可救藥了，才把整個組織解散。所以，解散華南組織是錯誤的。

　　王樹本到上海後與劉家良、彭述之談解散華南組織的事情，談不成，爭論起來。小王的住處是蔣振東租的亭子間，飯在街上買來吃。與劉家良、彭述之談判無結果，王要求會見王凡西、鄭超麟，劉家良不許。在生活上卡他，使他吃飯都成問題。王樹本要回香港去，劉、彭不許他回香港。王樹本提出要鄭超麟、王凡西參加一道來談，劉、彭又不答應。他要求給他路費回香港，劉家良說，組織沒有錢。過了一些時候，王樹本用衛生紙寫的條子，交給同住的樸克（與王同住的有樸克、丁毅）。紙條寫道：「我已被日本憲兵逮捕，日本人要我幫助破壞托派組織，我迫不得已答應了。你們必須立即把我送走，給我錢作路費。」樸克把條子親自交給劉家良，中央臨委彭述之，劉家良、樓國華，在王凡西家討論這件事。劉家良報告王樹本發生的事情，他的結論是王樹本做了叛徒，要帶領日本憲兵來捉我們。王凡西表示懷疑。臨委最後決定，殺死這個叛徒，並交給蔣振東、丁毅、樸克三人執行，丁毅已準備了斧頭，蔣振東極力反對。蔣振東對王樹本很熟悉，1934年曾共同工作過。蔣振東認為王樹本說的是假話，王樹本不過想回香港去，偽稱被日本憲兵逮捕，給他錢離開上海就沒事了。最後，臨委同意了蔣振東的辦法，買了船票給王樹本，送他回香港。同時，中央決定開除王樹本。

　　香港等王樹本回來，但始終沒有王樹本的消息，後來，上海中央通知寒君：「小王精神失常，揚言要去日本憲兵司令部告密，他是一個危險人物，他到香港時不要與他接觸。」寒君得到這樣的通知，當王樹本於1940年6月間回到香港，也就不與他見面。究竟王樹本在上海與中央談判的真實情況如何，王樹本是否精神失常，寒君就無從知道了。

　　王樹本回到香港找不到香港組織，他只好去找他唯一認識的人。王樹本曾領導過的深水埗女工小組，認識小組成員黎潔清，王樹本找到黎潔清。不久，王樹本與黎潔清去梧州黎潔清的家。

　　黎潔清的哥哥和母親不同意黎潔清與王樹本的婚事。於是，王樹本不能再留在黎潔清的家裡，於1941年1月底去重慶。

　　上海中央授權陳國權在香港處理解散華南組織的事情，同時，派樸克到香港來協助陳國權，遂使真漁、劉芬、焦榮等人改變反對解散華南組織態度為擁護中央解散華南組織。

　　中央要華南組織的全體人員（主要是在香港的人）重新登記，登記條件有三條，接受登記三條件的人，才能恢復組織關係。寒君等人認為接受三條件，就是承認中央解散華南組織是正確的，對胡蘭成事件和蔡振光事件承擔責任。於是，寒君等人拒絕接受「三條件」登記，要求無條件恢復組織關係。

　　1940年7月，中央派彭述之到香港，與寒君、劉秀談話，無結果。

　　就這樣，華南組織分裂了，拒絕登記的人就脫離了托派組織。他們仍保持互相聯繫，要繼續爭取無條件恢復組織關係，他們仍作為托派的人，仍進行托派活動。香港淪陷後，劉秀到廣西，曾在梧州出版過托派地下刊物《紅旗》（油印的小報），只出版過二、三期，為國民黨當局搜查，被迫停止出版。

　　拒絕登記而脫離了托派組織的人有：寒君、李鈿、李淩、劉秀、阮隆耀、童惠卿、盧少珍、鄧旭、阿九、張ｘｘ、羅新、方少儂、何甜芝、斑黃等，其中絕大部分是工人。145

　　香港組織分裂後，香港托派人員大為減少，1941年，太古船塢有五、六人，大中針織廠、馮強膠鞋，紅磡船廠有些人。日軍佔領香港後，1942年在港的人大多回鄉，一部分人轉到廣州，真漁、戴顏、彭榮、李棠在士敏土廠及五仙門電廠工作，鮑裕年車衣、劉明在製藥廠做工，建立廣州支部，約有 7、8人。

　　華南組織分裂後不久，上海中央發生分裂。

　　鄭超麟在獄中，就構想中日戰爭採取失敗主義的態度。要在中日戰爭採取失敗主義，就必須把中日戰爭說成是爭奪殖民地的戰爭；於是，他把滿洲說是中國的殖民地，中國就是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國家，中日戰爭成為爭奪滿洲這個殖民地的帝國主義戰爭，這樣對中日戰爭採取失敗主義就「順理成章」了。同時，他認為在抗日戰爭時期推翻國民黨政權（以群眾政權來代替國民黨政權領導抗日），這就是失敗主義。出獄後，何資深初期同意鄭超麟的意見，後來又改變了。

　　出獄後鄭超麟在南京與陳獨秀談話，何資深早已告訴陳獨秀，鄭超麟對抗日戰爭採取失敗主義的態度，陳獨秀不同意鄭超麟的意見。陳獨秀把他在獄中起草的「抗戰提綱」給鄭超麟看，鄭超麟不哼聲，陳獨秀知道他是不同意，他們就沒有對抗戰問題談下去了。

　　鄭超麟於1940年4月從安徽鄉下回到上海，又把他的「失敗主義」主張拋出來。1937年9月23日，托洛茨基《論中日戰爭致里維拉的信》來到中國。托洛茨基批評在中國實行革命的失敗主義的主張，上海有些人贊同鄭超麟的「失敗主義」也就改變態度，支持抗日戰爭。鄭超麟沒有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見，認為托洛茨基沒有瞭解中國的情況，如果托洛茨基在中國實地瞭解，就不會支持抗日戰爭。

　　稍後，鄭超麟改變「失敗主義」的論據，他說(1)民族戰爭凡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的，就沒有進步意義；只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就必然成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樣，民族戰爭（抗日戰爭）才有進步意義。(2)中國抗日戰爭早就是帝國主義戰爭的一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就是如此；故此，抗日戰爭，自始就沒有進步意義，應採取失敗主義。

　　1940年夏，王文元寫《太平洋戰爭與中國抗戰》登在《鬥爭》報上，文章的結論是：(1)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中國對日戰爭就變成帝國主義大戰的一部份；(2)中國抗日戰爭的進步性質就失去；(3)太平洋戰爭發生後對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應採取革命失敗主義。

　　當時中央編委在滬的全體委員（陳其昌、鄭超麟、樓國華、劉家良、王文元）都同意王文元文章的意見（文章審閱時，沒有人反對，劉家良尤其是贊成），此時編委彭述之在香港處理華南組織解散問題，不在上海。差不多同時，彭述之在香港華南區機關報《火星》上發表《我們對迫近的日美戰爭的態度》，與王文元「失敗主義」相反的意見。彭述之認為：不管抗戰如何與帝國主義戰爭相結合，其進步性仍然不變；除非英美帝國主義軍隊在中國登陸，在中國領土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戰爭，則那一部份的戰爭的性質才是不進步的。

　　彭述之回到上海後，劉家良改變了意見，贊同彭述之意見。彭述之要把問題拿到下層支部去討論。編輯委員會下有一個工作委員會，是由籍雲龍（華貝）、毛鴻鑒、蔣振東三人組成。劉家良是按照彭述之的意見作報告。事前沒有告訴王文元、鄭超麟等人去參加，事後也沒有告訴他們。工作委員會通過決議，贊同彭述之、劉家良的意見。決議過了一個時期之後在《校內生活》刊登，王文元等人才知道有這件事。

　　1941年2月8日，彭述之、劉家良背著樓國華146以托派中央委員會名義，向各基層發信，準備召開大會，確定托派新的抗戰綱領。

　　1941年2月23日彭述之、劉家良又背著陳其昌、樓國華以托派中央臨時委員會名義，向全國各地方組織各支部發出「通告」，要求正式討論「抗戰性質是否已經變化，如何變化？我們的基本策略目前應否改變，如何改變？」「此次世界大戰以致日美戰爭是帝國主義，抑或民主反法西斯戰爭，中國的民族革命以及過去的三年來資產階級軍事抗戰是否有進步性？中國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領導的抗日戰爭或一般的反帝戰爭中是否應該採取『失敗主義』？」等問題，並限定在四月底討論結束。147

　　二月間，鄭超麟寫《在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之下》、《論中國對日戰爭有無客觀的進步意義》等文章。認為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階級分化和鬥爭「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個人群與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暫時忘記其階級利益。」在中國「所謂『國民』」、「所謂『人民』，所謂『大眾』……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無產階級、農民、城鄉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地主，他們重視各自的階級利益過於中華民族的利益。」，所以，「中國沒有民族革命」，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帶著反動的性質」，「中國對日戰爭自始就沒有客觀的進步意義」，「無論在殖民地和非殖民地，愛國主義都是反動的」，「絕不能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和美帝國主義者之間分出優劣來。」於是，他提出「非分化和破壞中國正規軍隊，非澈底提出階級鬥爭口號，不能成功並不能爆發第三次革命」；「我們首先應當破壞資產階級政府機構和軍隊系統，即是應當實行失敗主義。『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列寧這個舊口號恰合新中國的需要。」「『先安內而後攘外』蔣介石這話說得比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高明……。」「我們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敗主義大旗豎立起來，這個大旗幟為中國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點。」148

　　4月16日，托派中央，將陳獨秀關於抗戰問題的幾封信和鄭超麟、王文元、彭述之、劉家良的爭論文章，匯成《校內生活》和《火花》第3卷第5期合刊出版，發到基層討論。

　　6月26日托派中央臨委決定7月12日召開代表大會。

　　常委樓國華和臨委陳其昌聯名7月12日發表對召開代表大會的聲明：自2月以來的5個月中，以臨委和常委名義所作的行動，而我們所不知道的，我們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7月2日及8月11日，鄭超麟、樓國華、陳其昌、王文元聯名發表《給大會代表同志的信》、《我們對現時局勢的基本態度》和《我們的組織意見》。宣稱：托派組織中存著兩條路線：一種以他們所代表的「托洛茨基主義的，即革命國際主義路線……失敗主義路線；另一種是以彭述之劉家良起草的大會決議案為代表，是半斯大林主義的，本質上是民族愛國主義的路線」即保衛主義路線，「階級合作政策的一個變種」現在客觀上已提出了「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號召開展反對國民黨，「反對我們托派內部的『保衛主義理論』」，組織托派新黨。

　　1941年3月31日，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美國參加中國戰爭之趨勢及第四國際底任務》。指出，美國準備奪取英國在遠東的地位，連中國在內，她要打敗太平洋的勁敵日本。美國計劃在戰爭中制服日本，把日本逐出於中國之外，而自為中國的太上皇。如果帝國主義者要求以經濟特權、租借地、軍事根據地等作為對他們援助的報酬，那麼革命者必須反對這種酬報。因為結果等於這個帝國主義代替那個帝國主義。「但革命者將不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宣佈為『失敗主義者』。……革命者仍舊站在保衛中國的立場。」

　　「美日兩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蔣介石在其中處於美國帝國主義者的附庸地位），雖是純粹屬於帝國主義性質，但此事實並不能抹煞中國驅逐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任務。」

　　革命者必須暴露金元帝國主義的真正目的是要奴役中國，「然而這並不阻止革命者去繼續擁護中國軍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如果美國軍隊在中國登陸，「中國革命者必須斥之為純粹帝國主義者的行為，必須動員中國群眾反對之……美國革命者必須以最大的努力反對美國出兵中國，並要求撤退美國在中國的駐軍。」

　　鄭超麟看到第四國際的決議案，於1941年5、6月間立即寫了《一個鄉下人底抗議》149反對第四國際的決議案。他寫道：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不是我們同意的。「我會對這個決議案提出嚴厲的抗議」。「單獨的、非為世界大戰一部份的中日戰事、根本上就不會發生……現在世界大戰發生，太平洋戰爭也在目前了，中日戰爭和世界大戰事實上已經糾纒在一起了。」「沒有把中日戰事估量為世界大戰一部份，這是我們過去政策錯誤原因之一。」

　　「從今天以後，東方的戰爭不折不扣地屬於帝國主義戰爭性質了……根本沒有甚麼進步可言……中國『抗日』底『進步性』是虛幻的。」

　　第四國際對中國問題的無心的錯誤，把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引到斷頭巷來了。「只有革命的失敗主義能引得我們走出這個斷頭巷。」

　　最初在上海支部、香港支部討論中，多數贊同王文元的「抗戰變質論」。彭述之回到上海後，爭論便展開了。李福仁於1941年4月1日帶來了第四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的《美國參加中國戰爭之趨勢及第四國際底任務》決議案來到上海，由於第四國際的立場和彭述之相同，這就影響了二種不同的意見擁護者的比例。最初多數贊同「抗戰變質論」的變為少數，後來就稱之為少數派，彭述之等為多數派。但這個意見分歧還不是組織分裂的主要原因，組織分裂乃由於組織原則被破壞。

　　1941年6月26日，托派中央臨委決定7月12日召開代表大會。

　　常委樓國華、臨委陳其昌聯名於7月12日發表對召開代表大會的聲明：「自2月以來的5個月中，以臨委和常委名義所作的行動，而我們未知道的，我們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1941年7月13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彭述之、劉家良控制之下召開。開會前，劉家良說，鄭超麟和王文元不是代表，願意參加代表大會也可以參加。鄭超麟、王文元不願意參加，樓國華、陳其昌參加了。當大會開幕時，彭述之卻宣佈，這是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事先並沒有對鄭超麟、王文元說過是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於是鄭超麟和王文元提出抗議。因為鄭超麟和王文元是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應出席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宣言。宣言首先對德國於6月22日發動對蘇聯進攻，呼籲中國工農保衛蘇聯，立即起來參加和擴大抗日戰爭，攻擊國民黨「把中國抗戰完全出賣給帝國主義」，中共「盡了幫凶作用」。宣稱「我們的一貫立場，無條件的保衛蘇聯，轉變國民黨領導的抗日戰爭為真正的民族革命戰爭」，「召集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150

　　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組織決議案》。「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當前迫切的歷史」任務之一，就是從宣傳的小團體轉變為行動的群眾黨（第四國際黨）。而這個黨的中心目的就是奪取政權……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當前的一切組織工作都應朝著這個方向走——建立中國第四國際黨的組織基礎……。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最基本的組織原則。

　　要把黨建成為工人階級的政黨。故此《組織決議案》作出規定：革命幹部必須走到工人隊伍中去接近工人，與工人同化，並向工人學習，這是把我們變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唯一方法。「凡是黨員經過相當時期之後，證明絕不能在無產階級環境中工作，且不能替黨吸收工人戰士，立即取消黨員資格，改為同情者。」

　　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選出中央委員：彭述之、劉家良、李福仁、蔣振東、毛鴻鑑。常務委員會彭述之、劉家良、蔣振東。陳其昌、樓國華排除出中央委員會，鄭超麟、王文元被排除出編輯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和編輯委員會全部是多數派。

　　在中央委員會之下，設立組織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

　　全國代表大會後不久，中央委員會和工作委員會聯席會議，認為蔣振東未能執行代表大會決議，決定蔣振東退出常務委員會。蔣振東不服，幾次寫信給彭述之，無結果，蔣振東和毛鴻鑑轉入少數派。

　　少數派要求在《鬥爭》報上闢一討論專欄，繼續討論。新中央委員會拒絕了少數派的要求。少數派又要求出版《內部生活》繼續討論，又遭到拒絕，於是少數派決定自行出版《內部生活》，後改為《國際主義者》。少數派聲明：如允許在《鬥爭》報上開闢討論專欄，隨時停止出版《國際主義者》。中央委員會不同意，並且指出，少數派出版對外刊物是破壞了組織原則，如繼續出版《國際主義者》，則宣佈所有少數派同志已「自動脫離」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942年3月7日，中央常務委員會發出《答覆少數派同志書》：

　　「意因（鄭超麟）、連根（王文元）、室川（陳其昌）、穀和（樓國華）、廣原（毛鴻鑑）諸同志……你們要求常委『形式』上『准許』你們出版一個公開的『獨立的』、向黨外『廣大群眾說話』的刊物，但這樣就等於『同黨公開分裂』。一個嚴格的民主集中制的布爾什維克黨絕不能有兩種思想上根本對立的刊物或路線向黨外群眾宣傳的。——這是常識而又是『原則』的『紀律』……」

　　「黨曾經給你們在黨內以極充分的民主，今後亦當如此。但你們必須尊重黨的民主集中制，即必須在行動上，在對外宣傳和鼓動上服從黨，服從國際局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案，服從黨的紀律。即令你們認為你們的思想路線是正確的，你們也得首先在黨內運用民主的討論和批評以爭取黨員群眾的擁護，以便進而修改黨的路線，並改造領導機關。……」

　　「最後，我們應當鄭重地向你們聲明：你們的『請求』，（即請求批准出版獨立機關報──引者），我們是無法『准許』的，縱令是『形式上』。因為我們若准許你們的請求，就等於破壞了第四國際的黨制，也就等於破壞了革命，這是一種莫大的罪惡！假如你們不顧一切地根據你們『必須的』理由而公開對黨外散發你們已經印好了的刊物，那時，我們將被迫地只有向黨外聲明：你們是自動的離開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政治立場和組織關係了！其後果你們是推測得到的。但是這後果的全部責任應由你們自己去負擔。那時絕不是我們開除你們，而是你們自絕於第四國際，自絕於無產階級革命，美國少數派的『覆轍匪遠』，可資殷鑑！」

　　「現時分裂的鎖鑰尚握在你們的掌中，要知『分裂』絕非兒戲，萬丈深淵擺在你們前面，『一失足將成千古恨』，尚望再四思維。」151

　　少數派不聽勸告，出版了《國際主義者》，於是，中國共產主義同盟中央局於1942年5月30日發表聲明：這個《國際主義者》所代表的「國際主義派」，原是我們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內幾個知識分子所構成的小組織（少數派），對日美戰爭與中國抗戰關係問題與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的立場完全站在不可調和的對立地位。未來爆發的日美戰爭，是爭奪太平洋霸權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國抗日戰爭不可避免地要被迫捲入這個強盜戰爭中，與之糾纏在一起。「但中國的抗日戰爭並不因此完全喪失其進步意義，因為日帝還佔據中國大部份土地，繼續侵襲和蹂躪中國人民時，它還是中國民族當前的主要敵人」，從這個主要敵人的蹂躪下解脫出來，依然是當前最最迫切的任務。國民黨政府所採取的抗戰政策（壓迫民眾與依賴英美帝國主義）是反動的。「我們主張工農及一切民眾必須盡速自動地組織和武裝起來，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政綱去參加抗戰，去抵抗日帝，驅逐日帝於國境之外，同時防止英美帝國主義從中利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代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轉變抗戰的領導權，解決當前最迫切的民主問題」。國際主義派的主張則與此相反，他們認為日美戰爭爆發，甚至遠東戰爭爆發之前，在抗戰開始時，國際主義派的政治靈魂意因（鄭超麟），就宣稱中日戰爭是日本天皇與蔣介石之間的戰爭，應採取失敗主義。「我們聲明：以《國際主義者》這個刊物為代表的所謂國際主義派，『在政治立場和組織原則上』完全背叛了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共同盟，而且擅自破壞黨紀而脫離第四國際及其支部中共同盟的組織關係了。不論該派打的甚麼招牌，但與第四國際旗幟下的任何組織都毫無關係。故今後該『國際主義派』的一切言論和行動，應完全由該派分子自行擔負之。」152

　　就這樣，於1942年5月，托派分裂為兩個組織：一個是原有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多數派又稱鬥爭派）；另一個為「國際主義派」（少數派）。

　　開始是上海中央機關的組織分裂，後來在上海地方的托派組織分裂。在其他地方的基層組織多是屬於多數派，只有個別人傾向於少數派。

　　日本佔領上海後，多數派的《鬥爭》報就停刊了，以後就沒有再出版機關報刊。少數派的《國際主義者》共出版15（？）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對英、美、荷宣戰。日本立即佔領上海租界，攻打香港。日本飛機、海軍襲擊美國軍事基地珍珠港，襲擊英、美、荷的東南亞領地。8日，美國、英國對日宣戰，9日，中國對日本、德國、義大利宣戰。太平洋戰爭全面展開。

　　日本佔領了全部上海地區，局勢十分嚴峻，托派很少對外活動。有些托派人員，因在上海失業，生活困難，離開上海回家鄉或到別處去謀生，在上海的托派人員大為減少，而又很少吸收新的成員。在1945年上海地區只有30人左右。在日本所佔領的各地來說，托派是處於停滯狀態。托派組織與群眾的關係幾乎斷絕了。在日帝統治之下，極為恐怖和艱苦，彭述之化名在兩間大學任教，團聚了一批青年學生，影響了一批青年，後來，他們加入托派。

　　在日本佔領上海期間，托派遭遇到不幸的事情。

　　陳其昌的哥哥陳其倫從事抗日活動，他和幾個人從天津到上海，在上海收集經濟情報，交由一個秘密電台拍往重慶。陳其倫要去重慶找工作，他要陳其昌代理他的工作。陳其昌很不願意接受他的要求。最後陳其昌答應代理三個月。陳其倫在重慶找不到工作，又要陳其昌代理三個月。1942年6月30日，電台被日本偵察到，晚上，日本憲兵及漢奸逮捕了陳其昌，押回家中搜查出一箱托派的文件和書刊、托派抗日的決議案等，事情變得嚴重。陳其昌在日本司令部裡受盡嚴刑拷打，始終沒有吐露托派組織和托派人員。約在9月間，陳其昌被殺於日本憲兵司令部。同案的其他人都被營救出獄。唯獨陳其昌是共產主義者、托派、抗日分子無法營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