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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与中国
李季
（1921年1月4日）
〔说明〕刊载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新青年》，1921年4月1日第八卷第六号。
英国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中有一句话：“在马克思死去一世纪之内，却还有何种文明国家没有为社会主义所征服，恐怕难得使人相信。”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始祖马克思死于一八八三年，距今不过三十八年，而澳洲的社会主义实行已久，俄国的社会主义由理论进而为实行，也将近四年，虽因对内对外，战争不绝，以致阻力横生，不能放手做去，然俄国劳农政府的成绩已有可观。同时最近几年中世界各文明国中社会主义运动的进行，也蓬蓬勃勃，一日千里，回非从前可比了。就现今世界的趋势看起来，各文明国在这五六十年之内，次第变为社会主义化的国家，决非难事；故克氏此书的预言并不是一种幻想。
“西洋的社会主义二十年前，才输入中国。一方面是留日学生从日本间接输入的，译有《近世社会主义》等书。一方面是留法学生从法国直接输入的，载在《新世纪日刊》上。后来有《民声周刊》简单的介绍一点”（见蔡元培先生的克氏《社会主义史》序）。及至辛亥革命，南京政府成立，便发生一种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社会党成立于南京，各省也多有支部；然不久都被袁世凯解散了。我国社会主义运动遂因此匿迹销声了。自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后，又有少数人提倡社会主义；及“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的学说盛极一时，并很受一般青年学子的欢迎。这可算是一种很好的现象。
然就我国的现情而论，不独一般劳动的平民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就是知识界的人，甚至于欢迎社会主义的人能真正了解社会主义之内容的，我敢说是居最少数。现今欧、澳、美各洲有组织的工人不知道社会主义的居最少数，而我国知识界的人真知道社会主义的居最少数；两两相较，恰成一个反比例。由此看来，在马克思死去一世纪之内，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华，恐怕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希望了。
俗语说得好，“事在人为”。又说，“有志竟成”。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试看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后于英，法，德等国，而他的实行社会主义，却先于诸国。这不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先例么？
我近来常听见好些懂得西文的新顽固说，“欧、美各国资本主义的发达，已经登峰造极；所以发生一种反响，造成一种社会主义。这正是对症下药的。我们中国现在穷极无聊，大资本主义还没有见端，若高谈什么社会主义，岂不是无的放矢么？”他们又说，“世界上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如俄国未经过资本阶级，所以很难成功。中国若想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现在一班自命为稳健派的新顽固党多半具同一见解：他们不独是“不要社会主义”，反要“提倡资本主义去发达中国的实业”。他们这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虽不足以欺有识的人，然一班老顽固见了，必定兴高采烈，把他当作新四书五经互相号召：一班资本家见了，必定欢天喜地，把他登在报纸上，借以骗钱，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把“罗素博士之名言”登在报纸上骗钱一样；一班脑筋简单的青年见了，必定为他所惑，对于社会主义不肯加以研究；就是一班欢迎社会主义的青年见了，也未必不呈一种徘徊歧路和裹足不前的状态。照这样看起来，他们这种莠言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的运动将发生一种阻力了。他们说这种话，不是别有作用，就是不知道或误解社会主义的学说。我现在为图大家明白社会主义的学说起见，先把欧美各国学者对于社会主义所下的解说撮出几种，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加以说明，并且驳斥那些新顽固所说的话，借以表明社会主义是一种最好的学说，是救我国全体人民的唯一良策。
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说，“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协（Roscher）以为社会主义‘不独是和人性相符合的，他并且含有要求大家对于公众的福利，加以更大之注意的种种倾向。’赫尔德（Held）说，‘凡属要求个人的意志服从团体之各种倾向，我们都可以看做社会主义的活动’。耶讷（Jare）对于社会主义所下的解说，更加详细，他的解说如下：‘倘若有一种主义所说的是国家有一种权力可以矫正，现时人世财产的不平等，依法将财产均分，有余的就取出来，不足的就弥补他，而这种情形是永久的，不是遇了什么特别的事件，才是这样——例如饥荒，公共的灾祸等等，这种主义我们就可以称为社会主义’。拉威列（Iaueleye）说，‘社会主义的目的，第一在使社会里面的各种情形，更加平等，第二在借法律或国家的权力，使种种改革的事体实现出来’。汪协尔（Von Scheel）乃单说社会主义是‘受压迫各阶级的经济哲学”（儿克卡朴《社会主义史》上卷第六页）。以上各种解说不是太笼统，就是流于错误；然却和克氏所说的一样，他们“将世人对于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具的意见，实实在在反映出来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出现于世虽有了八十八年，然他的解说却仍然是不定的。想要了解他的真意义，详尽无遗，当亲自参加这种运动，绝非三言两句所能够包括的。我现在再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也是要照常做工，不能休息的。倘若有人疑我故意张大其词，来耸人听闻，请他到商务印书馆买一本《中国十大矿产调查记》，把内中关于记载中兴公司的各节看一遍，便知道我的话并不是闭门虚造的。
至于工人的工钱，在矿洞中作工的人每日做工十二点钟可得银二角余以至三角，除掉吃饭，每日或可余铜子数枚；在地面做工的人，每日只得铜子二十四枚，刚够吃饭，因为工人每日需吃面三斤，计铜子二十一枚，余下三枚连吃菜吃烟都在内。至于穿衣，住屋，和养家的银，简直没有法子去赚。我写到这里，不禁又令我想及柯尔（Cole）在他的《工业自治》里面所说的“他们每天逢着巨富和赤贫，高红利和低工银这些可耻的对照”的话头了。去年唐山煤矿中冤枉死了几百工人，社会大起不平之声，替他们呼冤。然中兴公司三四年前一次死了四百六十余人，去年上半年一次又死了七十余人，社会上何曾知道啊？平常一匹骡子从三四岁做工可至十五岁或二十岁才死。在中兴公司矿洞中的骡子每日（二十四点钟）做工八点钟，只能经过五年就要死了。你看工人在矿洞中每日要做工十二点钟以至二十四点钟，岂不是不如畜牲么？骡子每天做工八点钟，尚减少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寿年。工人每日要做工十二点钟以至二十四点钟，我请大家想一想，到底将减少若干寿年？（中兴公司的矿工得肺病的非常之多）
我现在要问那些新顽固，在五年之内赚一千万元的中兴公司，是不是我国大资本家的产业？劳动者终日替他们做工，得了二十四个铜子，他对人生不可少的衣食住三大要素，只解决一项——食——这真是他们的命该如此么？外国工人每日做工八点钟，他们所得的工资除掉维持自己的衣食住外，还可养家，还可剩下储蓄；他们尚不满意于资本家的掠夺，要实行社会主义化的生产。我们中国的工人终日劳动，尚不能自给；乃一班知识界的新顽固还说中国实业不发达，要提倡资本主义去办实业，岂非丧心病狂么？幸而中国实业不发达，像中兴公司这样的资本团体，还居少数，使大多数的劳动者得在较此略好的状况中苟延残喘；否则我国冠绝全球的劳动力，不出几十年恐怕会丧失过半，反要向欧美各国输入工人啦。
俄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分；我国因没有调查录可查，不易知道农民的确数。然据我个人的推测，我国农民和全国人口的比例数一定比俄国还要大些。
我们现在再进而考察我国一般农民的状况，是否令人满意，是否有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我是湖南平江人，我住在乡下十四年我的亲戚朋友半是乡下人，所以我对于农民的状况，颇知道一点。我们湖南的农民大多数是租人家的田地耕种的。每人每年至多只能耕田两石，出谷量的最大限度为八十石。农民如耕田两石，以半数送地主作为租谷，则所余的只有四十石。农民一人每年因吃饭耗去的谷子约十石，便只余下三十石了。他一人用度之外，还要赡养父母和妻室儿女，预备粮牛种子、肥料、农具，以及乡里戚族的庆吊费等等。他虽可以种一点杂粮，如茴豆之类，借以增加收入，然这些东西总不足维持他家庭的生活。他的父母妻子虽不是纯粹安坐而食的，然他们也只能帮助他耕种这些田地。例如他的老父和子或可替他牧牛和砍柴，他的老母和妻子或可替他纺织和烹饪，借以供给一家的需要。总之，他终岁劳动，所入能和所出相抵，就算是幸事。我这种计算还没有把他租田时批金，以及买牛钱，买农具的钱一并加入。倘若把这些钱数一概计算起来，那么，无论他如何勤奋，他总不能跳出困苦的范围。还有一层，我这种计算若令农民看见了，他真正要骂我做书呆子；因为我的计算，是依农民耕种的力量和出谷量的最大限度作根据的。其实我国内地各省，无论何处，都是人烟稠密的，一个农民到哪里去找两石田耕啊？我国农民知识幼稚，对于虫灾水灾和旱灾等等多不知道防备，所以意外之灾时常出现，农民即或就耕了两石田，他又何能希望收入八十石谷子啊？大家如果听见“湖北沔阳州，三年两不收”“旱灾年年有，轮流在九州”“年年防饥，夜夜防盗”的歌谣，及去年北五省的旱灾，大概也就明白农民的收入是极无把握的了。
农民终岁劳动，只能从收入中取得半数，有时还少于半数——例如略遇灾害，出产减少，地主仍照原来定额收租之类，地主不必劳动，也得半数，甚至多于半数，这桩事已是不应该的。乃一班地主吃了不劳而获的东西，还不安分，竞造出一种什么“衣食父母”的话，去压制农民。“衣服父母”的意思就是，地主把田地给农民耕种，农民才有饭吃，才有衣穿，所以他应当把地主看做父母。大家听了这种令人肉麻的话将发生一种什么感想？
我记得上海某报记者曾说，“我们中国的农民所耕的田地，多半是自己的，他们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我当时看了，便觉得奇怪，我就自己问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二十二行省中，除掉我所亲自看见和听见的湖南地方外，其余各省的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同是中国的农民，为什么我们湖南人这样倒霉，各省人那样亨幸福呢？后来我遇着外省人就问他们那些省份的农民所耕种的田地是不是他自己的。我所遇的答案总是说农民自己没有田的。后来我又在报上看见某报记者，说他自己在内地旅行，虽没有深入腹地，却觉得中国穷到极点了。我看了这段话，我才知道这位先生是一个市民，是不常到乡下去的，他那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的话原是出于杜撰，用起来哄一哄城市人民的。不然，农民既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而内地尽是农民，他在内地旅行，何致看见“中国穷到极点了？”
现在我们再退一步说，假定某报记者，所说中国农民多半是属于有产阶级那句话是真的。农民既有产业，我们便不能说他的田地，不多不少，刚够他自己耕种。他的田地如果不足，必定向别人租地，则他便是一个被掠夺的人。他的田地如果有余，则他处置剩余田地的方法，不出两途：一将田地租给别人耕种，二雇人耕种。他若用第一个方法，则他成为一个掠夺家，关于这一层，上节已经说明了，不必再讲。他若用第二个方法，他也成为一个掠夺家。何以故呢？譬如他除掉自己耕种的田地外，尚余下一块出谷六十石的田地；他将雇一个人耕种这种田地。他每年付给雇工的工资和饭食，及其余费用最多不能超过三十石谷的价值，其余三十石谷就是一种盈余价值，为他所掠夺了。
我们中国虽没有很多的大资本家，却有无数的小资本家。大资本家所掠夺的数目很大，如像在五年之内赚一千万元的中兴公司是，小资本家掠夺的数目很小，如像上节假得定白三十石谷的农民是：他们的掠夺在数目上虽有差别，然在性质上是绝对没有差别的。我国既有一种资本主义的制度，既有一种掠夺的事实，那么，一种大公无我的社会主义去纠正他，应当受每个有理性和有良心的人之欢迎和赞助。我国当着这个时候，小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大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现在才谈社会主义，已经是缓不济急，怎么叫做“无的放矢”呢？我们中国已有了无数的小资本家，就和一个人得了许多小病一样，而社会主义就是医治这种病的圣药。现在那些新顽固说“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这就好比说“一个人若想实行服药，不得不使他大病特病。”唉，天下哪里有这种蠢材啊！
那些新顽固多半是自命为深通西洋情形的。他们所以说必定须资本主义发达到极处，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够实现，大概自以为是根据学理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曾说，产业集中，资本家数目减少，中等阶级消灭，工人痛苦增加，和工业危机继续出现，使社会分为界限判然的两阶级，之后，然后工人借政治组织之力，攫得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见马恩两氏的《共产党宣言》，恩氏的《乌托邦》和《科学的社会主义》：及马氏的《资本论》等书。）马恩两氏固然是近世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他们两人固然有许多独具只眼的见解；然他们也同是圆颅方趾的人类，并不是什么“神”。当他们著书立说的时候，为当时的环境所限，他们依照这种环境的趋势，推测将来的情形，后来时过境迁，自然是有些不大中肯的地方。如马克思的产业集中说，对于西洋各国的工业方面固然是言中了，然在农业一方面的集中运动却没像他所说的那样快。又如“他所谓一方愈富，一方愈贫，与历史事实完全相反。事实上劳动社会后来也渐渐提高。大战的影响，劳动阶级，且得益不少，工资因此提高了。他的科学的推算，以为社会主义实现最早的国家，一定是经济制度最完备的国家。他以为理想社会的实现，一定在英、美、德、法等国，不料事实上竟在经济制度极不完备的俄国。”（见杜威博士《五大讲演》上卷第六十四页）所以我们对于古人的学说，当参照现在的情形，加以考虑，断不可一味盲从，做出那“孔趋亦趋，孔步亦步”的样子。并且我们要晓得马氏固然极力陈说资本集中，产业发达的结果，社会主义必然实现，马氏却未曾说，必须资本集中，产业发达，然后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否则决不能实现。
那些新顽固说“世界并没有不经过资本阶级而能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这种无意识的曲说是我所绝对否认的。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并不必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大家如不信我的话，我就要找出一个例给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南方不是有个澳洲么？澳洲自英国人移殖后，他的政府和社会的组织都是社会主义化的。澳洲各处政府是一种真正平民的政府，而国家事业和私人事业的区别，并不明了，新西兰的国有煤矿，南部和西部澳大利亚的采矿机器以及生命保险，火灾保险，公共托拉斯等等都是澳洲所首创政府事业。澳洲的劳动法令非常之多。如一千八百九十四年纽西兰和南部澳大利亚所实行的劳动界纷争强迫仲裁制，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维多利亚所组织的最小限度工资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纽西兰所通过的养老年金制，以及各处保护劳工的工厂条例，普及教育的教育条例，和破除大产业制，保护定居农民，处罚拥有土地而不寄住在这种土地上面的土地条例等等，不过是澳洲劳动法令中几种法令罢了。我现在要问那些新顽固现今的澳洲各处没有经过资本阶级，何以能达到社会主义？
大家看了以上各节的理论和事实，自然知道社会主义是救我们中国的良药，也自然知道那些新顽固所说资本主义不发达，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话，是荒谬绝伦，大错特错的了。
民国十年一月四日作于广州看云楼
感谢 先知在1917 收集、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