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李季 -> 马克思传（1933）
第三章 巴黎公社
一八七○年的德法战争，法军既是屡次败北，而拿破仑第三复于九月二日被擒——当这个消息达到巴黎，越两日即发生了革命的事变。旧帝国被推翻，而新的国防政府登时成立。这个政府的大员几乎尽出于资产阶级，因此对于民众的一切要求，甚至于连集会，结社和出版自由的要求，都加以拒绝。至十一日，巴黎在布浪葵的指导之下，遂发生一个由二十区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以与国防政府相抗。这个委员会的纲领是，一切事业是为着人民！一切事业是为着公社！普遍的服军役，无偿的衣食住！战争到底！至十八日更有国防军的组织，他的分子大都属于无产阶级，即因战争而失业的工人。这种军队对政府也取一种对抗的形势，并因政府的遇事畏葸苟且，对抗日趋显著。所以法国在革命的初期即有一种代表资产阶级的势力和一种代表无产阶级的势力互相对峙；在无产阶级方面虽因没有革命的准备，并拟全力对外，不欲与资产阶级为难，甘受政府的支配，共赴国难，但后者看见无产阶级配上了武装，非常害怕，却不敢对外，而专心致志来对内了。
“依照俾斯麦自己的宣言，战争的进行不是反对法兰西人民，而是反对路易·拿破仑，所以当后者被推倒，战争的一切原因都除去了。九月四日成立的〔法〕政府也是这样幻想着——否则不会如此单纯的——当俾斯麦突然令普鲁士贵族政治党人前进时，他就十分惊慌了。”（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建设中的暴力与经济》一一二页。）代表资产阶级的巴黎国防政府既没有认清俾斯麦的真面目，有所准备，复怵于资产阶级的武装势力，无心对外，于是打定主意，抱着不抵抗主义。他一面派遣高唱“不割让国家的寸土，不损失要塞的一石”的外交总长发浮尔（Jules Favre）到俾斯麦处去求和，一面由政府负责人员宣布抵抗为不可能，如巴黎防守将军特洛徐说：“抵抗是一种英勇的疯狂行为”（见黎撒加赖的《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德文本一五页，一九二二年版——Lissagaray：Geschich teder Kommune von 1871），他的参谋部长官说：“我们不能够防守，我们决定不防守。”（见同书一六页），政府的大员克累蔑说：“普鲁士人入巴黎，就和刀截乳油一样。”（见同书一五至一六页）。
可是政府虽决心安国，不肯抵抗，而巴黎的民众——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却真心爱国，坚决地要抵抗，致便他的卖国勾当不能放手做去。他于是对他们来玩手段，最初是用消极的方法，坐视巴黎缺粮，不予救济，借以征服民众；后见不能达到目的，又采用积极的方法，发兵去抵抗普鲁士军，想在屡战屡败的局面之下，强迫民众服从求和的主张。这样一来，国防政府对德的态度变成在交涉之中不忘“抵抗”，在“抵抗”之中不忘交涉，竟开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奇局的先河了！
国防政府于所派的军队三战三北之后，即由政府的领袖梯也尔交涉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消息传至巴黎，在当局是非常满意，以为民众于军事胜利成为泡影之后，必定欢迎媾和，殊知事实上竟不如此！民众自上午十一点钟起和发狂一样，在倾盆的大雨之中，向着政府所在地的市政厅集合，大呼“反对停战！””打倒特洛徐!”“公社万岁！”至下午三四点钟民众喊得不耐烦，便破门而入市政厅。“二十区委员会的一代表站在桌上，宣布取消政府。任命一个委员会于四十八点钟之内完成选举。多利亚（Dorian他是政府中认真从事于防御工作的唯一大员），路易勃郞，勒得律洛郎，微克忒嚣俄（Victor Hugo），刺斯帕业（Raspail）得雷克吕兹（Delecluze），布浪葵，菲力克斯匹阿（Felix Pyat），和密利尔（Milliére）的名字都提出来，被〔民众〕鼓掌通过了。这个委员会倘若马上将暴力收入掌握中，肃清市政厅，加以防守，并发出宣言，在短时斯内召集选举人，则这一天告终便是很幸运的告终了。但多利亚不肯参加：路易勃郎，微克忒嚣俄，勒得律洛郎，菲力克斯匹阿静伏不动，或努力倾向静的方面。”（黎撒加赖《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二二页）民众这样高于革命的情绪与动作，因没有真正有力的革命政党或领袖为之领导，以致这一天没有过完，特洛徐便用武力将暴动镇压下去了。至一八七一年一月一十二日民众又因军事上的失败，国防政府要实行投降，非常痛恨卖国贼，遂和一部分响应他们的国防军拥至市政厅，拟夺取政权，但经过政府军半点钟的射击，复将暴动压平了。
国防政府于几度的假抵抗和两次镇历民众暴动之后，终于贯彻他的不抵抗主义，向敌人投降了。一月二十八日投降的条件已经公布，即除一师兵外，解除一切军队的武装，割让一部分要塞堡垒，两星期内交付二万万法郎赔款，并于短时期内召集国会批准和议的条件。至异日四十万武装齐备的法军投降于二十万德军之前，而巴黎的要塞也换上德意志的族帜，笑逐颜开地随风招展着。
可是这样的投降虽然非由于精疲力竭，不很能够御敌，国防政府惟恐在抗德的过程中愈加增大无产阶级的武装势力，摇动，甚至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权，不得不牺牲整个民族的利益，低首下心，投入敌人的怀中，以便保持实力，维持“秩序”，或镇压无产阶级的骚动。所以这次的投降全是资产阶级背叛民族利益，自私自利的勾当。至于无产阶级始终主张用武力去抵抗德军的侵略，即到了敌人兵临城下，犹思背城一战，最后为政府所牵制，大势已去，无能为力，也未尝为敌人的威武所屈服。所以恩格斯说，这一次的投降“具有战争史上向来未有的光荣。各要塞交出了，各堡垒解除武装了，常备军和非正规军（Mobilgarde）的武器缴出了，此等兵士且自认为战时俘虏。但是国防军却保持他的武器和大炮，对于战胜的敌人只出于一种停战的态度。这种敌人自己也不敢摆出得胜的样子向巴黎进发。他们只敢占据一个半由公园构成的小城隅，就是这种地方也不过若干天工夫！他们当时包围巴黎一百三十一日，然自己却被配上武装的巴黎工人所包围，这些工人严密监视‘普鲁士人’不得超过那让给外国战胜者的城隅严正的界线。前帝国的全部军队都在这种军队的面前投降了，他却要对巴黎工人表示这样的敬意；普鲁士的贵族政治党人本来是对革命策源地报仇的，〔此时〕也必须以礼自处，并且祝贺这种武装的革命。”（见孔拉底校订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对第三版的导言一二五至一二六页，一九二〇年出版。）
法国自投降德军后，即于二月八日举行国会的选举，所举的七百五十个代表中，帝制派约四百名，共和派二百名，拿破仑主义者三十名，拥护巴黎公社革命者一百二十名，统计起来反动派人占大多数。二月十二日，国会在波尔多（Bordeaux）开会，十七日选举梯也尔为共和政府的主脑，三月一日批准对德和约；旋徇梯也尔的意旨，移至凡尔赛（Versailles）开会。
梯也尔是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压迫无产阶级的，他看见巴黎工人因保卫国家配上了武装，觉得对于资产阶级是一种大危险，遂以国防军的武器系国家财产，仍当缴还国家为口实，要实行解除此项军队的武斐。其实国防军的武器不是国家所给予，而是由他们自己征集拢来的。所以马克思说：“从投降之日起，法国像俾斯麦的俘虏一样对他屈服了，但留下无数的卫兵去达到公然压制巴黎的目的，——从这个日期起，巴黎就在被监视之中。国防军从新组织起来，而以他们全体群众——有些拿破仑的旧队伍除外——所选举的中央委员会执行总司合的职务。中央委员会当普鲁士军队开进巴黎的前夕，把投降者用诡谋弃在那行将为普军占领的区域中的大炮和联珠炮，运到蒙马特耳，微尔特（La Villette）和柏尔微尔（Belleville）。这种军器系由国防军自己征集而来。这种军器作为他们的财产是在一月二十八日的投降约书中正式承认的，而国家的军器一起交给战胜的敌人，这种特别财产是除外的。”（见同书七八页。）
巴黎国防军的武器既不是国家的财产，且曾经发浮尔和俾斯麦订约，载明当为国防军所保持，便是证据昭彰，有目共睹。然身为共和国首长的梯也尔却不惜借敌兴戎，引起内乱，竟于三月十七夜和十八日派遣常备军去劫夺国防军的大炮。可是这种常备军却表同情于国防军和群众。勒康特（Lecomte）将军国四次命令第八十八联队常备军进攻一处没有武斐的群众，军队不肯应命，便加以辱骂，于是他的部下倒戈相向，将他枪毙，并且又将另一将军托马斯杀死，而与国防军携手。梯也尔因此举失败，逃往凡尔赛，而大批的官吏和员役也跟着前往，他于是在该处设立政府，以与巴黎的国防军相抗。
巴黎资产阶级的政府既已逃亡，此时握有最高权力的机关就是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在这种没有政府的状况之下，他的态度是怎样呢？他在三月二十日所发宣言的起首一段说：“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倘若已经是一个政府，那么，即不顾及维持他的选举者的尊严，也玷辱了自己，无以自解。但自他第一次表明态度以来，就是宣布‘他并不借何种口实去代替那些为人民愤怒所推倒的人的位置’，自从他视小心谨慎居于自己职令所明白规定的范围以内，为合于通常礼节以来，仅以一种有权自卫的个人集合体自居。”（见波士德格特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二八九至二九〇页。）
这段话表见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在非常紧急的时期，绝没有代行政府职权的意志。他打算怎样办呢？当时双方的形势又是怎样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听当时亲见亲闻的黎撒加赖一说：
“至〔三月〕二十一日，局势表现得十分清楚。
“在巴黎是中央委员会。一切工人，一切忠实的和有眼光的小资产阶级的人都拥护他。他宣布，我只有一个目的，即选举，愿尽力加以赞助，但在选举告成之前，我不离开市政厅。”
“在凡尔赛是国会。一切王党人物，整个的大资产阶级，和一切拥有奴隶的人都拥护他，他们共同咆哮着：‘巴黎是叛逆的巢穴，中央委员是一队强盗。’
“在巴黎和凡尔赛之间是一些急进的代表，全体区长，和许多助手。自由资产阶级的人，制造一切革命业建立一切君主而陷入纷乱受过惊吓的人群都集合在他们的下面。这些人既受国会的讥笑，复为人民所鄙视，于是向中央委员会大呼道：‘你们是篡夺者！’向国会大呼道：‘你们要毁灭一切！’”（见黎氏《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一〇〇页）
这几段话明白告诉我们，国防军中央委员会唯一的目的是在选举一个公社来行使政府的职权，而在巴黎和凡尔赛对峙之中有一个中间派伏在中央委员会的卧榻之旁乘隙而动。果然，当中央委员会要举办选举时，巴黎二十区的区长即多方留难，磋商复磴商，延至二十六日才实行选举。“这个公社是由巴黎各区运用普通选举权所选举的人员构成的。他们〔对人民〕负责任，并可随时撤销职权。内中的大多数人自然是出身工人，或出于著名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不是一个议会的组织体，而是一个行政立法同时并存的工作组织体。警察向为国家政府的工具，此刻立即脱去他们一切政治的特质，而变为对公社负责并可随时撤换的工具。其他管理机关的官吏也正是如此。凡公共职务，自公社人员以下，必须取得劳动者的工资。国家高官大吏所得的权利和俸禄与这种高官大吏自身同时消灭了。凡公共职务不复为中央政府人员的私产。不独市政的管理是落入公社的手中，就是向来由国家行使的创制权也落入公社的手中。”（见孔拉底校订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九〇页）
巴黎公社的选举共投二十八万七千票，举出八十余人，当他们就职时复有二十万人参加典礼。因为这是没有警察监狱的自由选举，资产阶级的区域也得参加选举。据马伦（M．Malon）的估计，其派别的成分如下：
一、国际党十七人，
二、国防军中央委员会十三人，
三、布浪葵派八人，
四、急进报馆和革命党十人，
五、各俱乐部二十一人，
六、资产阶级十五人（他们不是没有出席，就是辞职了）。
这种分法虽算是详尽，但仍不能表见各人的政治意见。波士德格特以为除国际党外，可大略分为社会主义的革命派——通常为布浪葵派——和“红色共和派”的革命派（参看波氏《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二八一页）。其实在公社中发生领导作用的是多数派的布浪葵主义者和少数派的国际党党员（大概是相信普鲁东社会主义的）。
巴黎公社自成立后，发出好些宣言和文告，但最重要的要算四月十九日的宣言，这是通常所称为“公社圣约书”（Das Testament der Kommune）的，他表见公社的职务，权限，和革命的性质，理由，目的，等等，极关重要，今特将其全文介绍如下，
“在围攻和轰击的恐怖再威吓巴黎，开花弹和葡萄弹打得法兰西人的兄弟，妻子，儿女，血肉横飞的忧愁恐怖的冲突中，最紧要的是，舆论不愿当纷歧，民族的良心不应当泯灭。
“巴黎和全国必须知道现今革命的性质，理由和目的；最后，那些背叛法兰西，出卖巴黎给外人的人，现在以一种盲目和残酷的固执态度，力求毁灭这个大城市，并力求在自由与共和国家的倾覆中埋灭他们叛逆和罪恶的两重证据，而我们的悲哀，痛苦和祸患增加了他们的责任，这是很公道的话。
“公社的义务是在确认并解释巴黎人民的希望与志愿，是在决定三月十八日运动的性质，这种运动是已被凡尔赛的政客们误解和污蔑了。
“巴黎是为着整个法兰西再度作工和受苦，法兰西的智力的，道德的，行政的和经济的复兴与，及其光荣与繁盛，是由巴黎人民的争斗与牺牲植其基础。
“巴黎所志所愿的是什么？
“即承认并巩固共和国家，这是与民众权利及社会自由经常发达相适合的政府唯一形态。
“公社的绝对自治权扩充到法兰西全部，保证每个人权利的完整，并保证全体法兰西人充分发挥做人，做国民和做生产者的能力。
“公社的自治权只能受对其他公社同样有效的自治权的限制，至于此等公社是加入巩固法兰西统一的联合契约的。
“一个公社的固有的权利如下：
“表决公社收支的预算；规定业分配税捐；指挥地方事务；组织市府，警察和教育；管理公社的财产。
“由选举或考试选定市长和公社各级官吏，〔对国民〕负责任，〔国民〕享有支配和撤消他们的永久的权利。
“绝对保障个人的自由与良心自由。
“国民对于公社的事业得自由表示意见，永远加以干涉，得自由拥护他们的利益：这样的表示意见由公社予以保障，只有这种公社负有监督并巩固自由公正行使集会权利的责任。
“组织郊外的防守和国防军，国防军选举自己的官长，单独维持城市的秩序。
“巴黎在大的中央管理中如果发见联合各公社的代表实行同一原则，则他所要求的地方保障不过如此。
“但巴黎为扶植他的自治权起见，利用他的行动自由，保持他的权利去施行民众所要求的行政与经济的改革，创造发展教育，生产，交换，和信用的组织，并按照时代的需要，有关系人的志愿，和经验的结果，使权力和财产普遍化。
“当我们的敌人归罪巴黎要以自己的意志和权力加诸全国其他部分，并要求一种严重损害其他公社的独立与主权时，他们是受了欺骗，或是欺骗全国。
“当他们归罪巴黎志在毁灭革命所完成，和我们祖先在旧法兰西全部联合的庆祝节中所赞赏的法兰西统一时，他们是受了欺骗，或是欺骗全国。
“一直到现在，由帝国，君主制和议会主义加诸我们的统一不过是专制的，愚蠢的，强迫的或难堪的中央集权。
“巴黎所要求的政治统一是一切地方创制权的自由联合，是一切个人向一种共同目标——一切人的康宁，自由与安全——的努力的自发与自由协作。
“公社的革命开始于三月十八日的民众创制权，是创造一种经验的，实证的和科学的政治的新纪元。
“这就是旧政府，教士界，军国主义，官僚，掠夺，投机，垄断和特权世界的告终，这一切东西曾使无产阶级陷入奴隶状况中，使全国陷入颠连困苦中。
“我们亲爱的和伟大的国家既为谗言谎语所蒙蔽，应当重新知道：巴黎与凡尔赛的争斗不能以一种虚幻的调和告终；争斗的结果不会有什么疑问。国防军不断的努力所寻求的胜利将属于理想和正义的一方面。
“我们呼号于法兰西之前，
“法兰西知道武装中的巴黎的平静一如他的勇敢，并以同样的精力与热忱维持秩序；而又以赤诚去争自由与光荣，他应当出来制止这种流血的冲突。
“法兰西必须借助于自己不可抵抗的意志神圣的表现去解除凡尔赛的武装。
“我们的胜利既有益于法兰西全国，他应当对于我们的努力表示同情：这一次冲突的结局不是公社意见的胜利，就是巴黎的败灭，法兰西在这次冲突中应为我们的同盟者。
“至于我们这些巴黎市民的使命是完成近世革命，即曾经光耀史册的一切革命中最伟大的和最有结果的革命。
“我们的义务是在争斗，是在胜利。”（见波士德格特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二九八至三○○页。）
巴黎公社不独是发表了这篇光明正大的宣言，并且还有种种令人满意的措施。“公社于〔三月〕三十日取消强迫征兵制和常备军，宣布国防军为唯一武装的势力，凡能执军器的国民当服役于国防军；蠲免一八七〇年十月至〔一八七一年〕四月的一切房租，凡已经付出的钱数则拨入将来的租期中，并将一切质物的拍卖归入市立当铺。在同日之中，批准公社中所选举的外国人的职务，因为‘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Weitrepublik）的旗帜’。四月一日议决凡由公社任命的官吏最高的俸给——就是公社的委员也是如此——〔每年〕不得超过六千法郎（四千八百马克）。越日，又用命令宣传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国家为宗教目的而付出的一切款项，并变教士的财产为国家的财产等等；此举的结果是四月八日令各学校取消一切宗救的标帜，图像，教条，祈祷，总说一句，‘属于每个人良心方面的一切事项’。——五日因凡尔赛军队每日枪毙被捕的公社战士，下令捕人为质，但从没有贯彻到底。——六日国防军第一百三十七队搬出断头机，在人民欢呼之中当众焚毁了。——十二日公社议决，一八〇九年战争以后拿破仑用掳来的大炮铸成峰多场（Vendomplatz）战胜碑，系尊崇己国蔑视邻邦的表征，和挑拨国际恶感的符号，应予以毁灭。此事是五月十六日举行的。——四月十六日命令各工厂主停办的工厂造出统计表，由联合于协作社的和向来服务于厂中的工人作成这些工厂的营业计划，并作成这些协作社大联合的计划。——二十日取消制面包工人的夜间工作，和第二帝国以来由警察任命的人——第一等掠夺工人的人——所垄断的劳动注册，此项职务转移于巴黎二十区的区长办公室。——四月三十日命令取消当铺，这些当舗对于工人是一种私的掠夺，而与工人的劳动工具权及信用权不能相容。——五月五日议决毁灭那为杀森路易十六赎罪而建立的礼拜堂。”（见孔拉底校订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格斯对第三版的导言一二六至一二七页。）
巴黎公社的执政人员既属于工人阶级或为工人阶级所承认的代表，而他的宣言与措施又有许多是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因此凡尔赛资产阶级的政府便处心积虑要拔去这个眼中钉，可是公社握有二十万零五千兵士，八千多军官，一千二百尊大炮，和十二只战舰；而凡尔赛政府所收集的军队不过十万人，远非公社之敌。在巴黎方面所以不向凡尔赛进兵，是志在和平，不愿引起内乱，反之，在凡尔赛方面却乐得有此闲暇时间积极备战。“梯也尔现在借口与巴黎开和平谈判，获得预备向巴黎开战的时间。但从何处取得军队呢？所残余的常备军数目少，而态度又不可靠。他向各省迫切陈词，叫他们急以国防军和自由志愿兵帮助凡尔赛，又遇着公然的拒绝。……因此梯也尔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急忙凑成一种杂牌的队伍，水手呀，海兵呀，罗马教的步兵呀，发楞廷（Valention）的宪兵呀，辟特利（Pietris）的市巡查呀，以及私人侦探呀，都凑在一起。但是这种军队如果没有帝国的战时俘虏渐次加入，则他的数目的不敷用直达到可笑的程度，至于这些俘虏是俾斯麦分期放归的〔作者按共有六万人〕，在一方面既足以使〔法国〕发生内乱，在他方面又足以使凡尔赛低首下心，倚赖普鲁士的军人。”（见同书一〇三至一〇四页。）
退尔是假意言和，真心备战，所以他的实力一经充足，便把假面具揭开了。他于四月一日正式宣战。凡尔赛的军队于异日开始向巴黎进攻，巴黎方面虽加以抵抗，然节节失败。“凡尔赛的军队于五月三日在南方战线上夺取了穆郎萨魁（Moulin Saquet）的方形堡垒、九日夺取了那打得零落不地的伊栖（Issy）礅台，十四日夺取了发活，（Vanves）礅台。他们在西方战线上逐渐前进，克服无数村镇及建筑物——这些村镇及建筑物是拖延至城墙边——一直连到城根；至二十一日，……因驻守的国防军的疏忽，遂进城了。普鲁士的军队原占据东北南方的礅台，竟允许凡尔赛军队由那停战时禁止通行的北城经过，进攻一条长阵线，而巴黎的军队因这条阵线经过停战契约的保障，所以防守十分薄弱。自此以后，在巴黎西半城——繁华的城市——的抵抗十分软弱，及进攻的军队愈逼近东半城——工人的城市——则抵抗愈烈。公社在柏尔微雨和墨尼尔蒙弹（Menilmontant）高处最后的防守地经过八天的战斗而陷落了。”（见同书恩格斯对第三版的导言一二八至一二九页）
论巴黎方面的兵力本较凡尔赛多一倍以上，且系防守，以逸待劳，何以接战之后，一败再败，终至于不可收拾呢？这完全是由于统帅的不得人，行军没有通盘筹算的计划，以致拥兵虽多，实行加入作战的为数有限；加以凡尔赛的军队，利用大炮的轰击，收得极大的效果，而巴黎方面虽有大炮一千二百尊，实际应用的不过二百尊——像这样坐失事机，因循自误，岂有不失败的道理？！
然这只是军事领导者的失职，绝非兵士的过错，他们作战是很勇敢的，尤其是最后一个时期拼命抵抗，演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不独国防军的兵士是如此，即妇女也很勇敢地来参战。“妇女并不留住自己的丈夫。反之，她们催促丈夫赴战场去争斗，且送衣服给他们更换，送饮食给他们充饥，和平常在工厂中一样。她们内中有许多人简直不愿再回去，自己拿起枪来〔与敌人拼命〕。她们在沙提永（Chátillon）的高坪上是最后的作战者。一班随军卖货的妇女，只简单作女工的打扮，没有换装，死于作战中的以数十计。”（见黎撒加赖《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一九四页）其实她们何止杂在男子中作战，巴黎的医校街（Ruéder Ecole de Médecine）完全是由她们防守的。（参看同书三一六页）
不独妇女是这样勇敢作战，即小孩子也无不同仇敌忾，拿枪应敌，甚至于比起成人来更要奋不顾身。“小孩子在这种牺牲的争斗中比男子和妇女更为勇敢。胜利的凡尔赛军队俘虏小孩六百六十人，有许多且死于巷战中。数千小孩在被围之时勇敢地服务。他们跟着军队出入于战壕和堡垒中，特别是守着大炮。马约门（Porte Maillot）好些防守者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他们在开阔的战场中表见癫狂一样的勇敢的奇迹。”（见同书一九五页。）
小孩子的血是热的，是容易沸腾的，他们在反抗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争斗中表见勇敢的动作，虽属可异，究竟还是可能的。最难得的是他们不独勇敢，而且沉着，在被俘后，不独能够慷慨就义，而且能够从容就义。下面一桩史实真要愧杀古今中外无数临难思苟免的成年“革命家”了：
“在巷战与原野战中，小孩子所表见的伟大，和男子一样。在礼拜堂的郊外（Faubourg du Temple）的战壕中，最勇敢的战士是一个小孩子。当这个战壕被攻破时，一切防守的人都被枪毙。最后轮到这小孩的身上了。他要求延迟三分钟，以便将自己的银表送给住在对面的母亲，‘免得她人财两空’。那军官自然而然地受了感动，让他前去，预料他不再回来了。可是三分钟之后，小孩竟跑回来，叫道：‘我在这里’，于是跳上行人道，伴着他的同志的尸身，靠墙站着。”（见同书三三〇至三三一页）像这样的举动不独小孩子万难办到，即成人也是极不容易的，无怪乎作史的黎撒加赖要赞赏道：“啊，巴黎，你如果长是生这样的儿子，便永不朽了！”（见同书三三一页。）
巴黎无产阶级的男女老幼虽充满了革命的热忱和牺牲的精神，然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为之领导，以致临事慌忙，毫无成算，政治上的失策，军事上的贻误，层见叠出，终至一败涂地，无以自全。在另一方面，怯于对外而勇于对内的凡尔赛资产阶级的军队于击破巴黎后，即将他们因前此对德战败的耻辱而蓄积的愤怒一齐发泄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身上。波士德格特描为当时的状况道：“我曾说过，凡尔赛的军队杀害他们的俘虏。这却不是一句适当的话。他们在巴黎遍索曾经参加防御或看护伤亡，或以食物供给饥饿者的男子，妇女与小孩子。他们杀人不是一个一个杀的，而是一群一群杀的；他们杀人不是以自己的器官疲乏为止境，而是以机关枪的钢铁破败为止境的。罗宝（Lobau）兵营，蔷薇路（Rne des Rosiers）和其他许多地方流血成渠，一般兵士沾染血迹达于半膝。在巴黎一块令人恐怖的地方，死者的掩埋过于迅速；到了夜间，一般惊慌失措的居民便听见呻吟的声音与移尸的声音，杂然并作。清晨一望，地上满留着半死者争抗的痕迹，他们是被活埋了，有一个人的手且犹伸出地面。在许多日中，大鱼网的中央犹有一线深褐色的水流下去；有一个不知感动的巴黎人且发明了一种钓国防兵的游戏，就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赌赛有多少国防军的尸体浮在桥下。坟园是充满了〔死尸〕，于是开掘平常的大坑，将各种尸体投入其中。像米雪尔（Louise Michel）所说的一样，生石灰在这一年是饿极了。我们要转眼望着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战争的意外事件，才找得着同样吃人血的凶猛和饥渴的例子。有多少俘虏及和平的国民是被杀死了呢？两万么？三万五千么？没有人能够说定。自公社以后，十万巴黎工人不见了。但是自第一次屠杀告终，有大多数人又在巴黎以外所开的军法会议后被杀了，还有更多的人是被放逐了。”（见波氏《工人的国际党》七〇至七一页。）
“自公社以后，十万巴黎工人不见了。”这不独不是一句渺渺茫茫的空话，而且数目还说得太少，当时的历史家尚有较详的计算。黎撒加赖告诉我们说：“在战时或战后有二万五千男子，妇女和小孩被杀，至少有三千人死于普通监狱，船舶监狱，堡垒监狱，或因监禁而起的疾病，有一万三千七百人被判罪，其中的大部分是终身监禁，有七万妇女，小孩和老人是被夺去他们天然的赡养，或被逐出法兰西；至小限度的牺牲有十一万一千人，这就是资产阶级仅仅为着三月十八日的革命而施的报复的分量。”（见黎氏《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四二页。）
“在战时或战后有二万五千男子，妇女和小孩被杀。”这句话是需要解释的。当战事进行的时候，凡尔赛方面的官兵死亡不过八百七十七人，而巴黎方面也不过数千人，可是战事科止之后，足有“二万人被枪毙，其中四分之三绝没有参加过战争。（见同书一五八页）这许多无辜人民的被惨杀，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呢？一个极幻想的标准，一个闻所未闻的标准。
英国《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的记者曾宣布他所目击的情形道：“俘囚队停止在乌立喜路（Avenue Uhrich），俘囚四五排一起站在对着大路的步道中。加利非（Gallifet）侯爵将军和他的参谋下马后开始从左边检查起。他走得很慢，眼睛注视各行列，到处停止，将一个俘囚的肩膀拍一下，或招手示意，令一个俘囚从后行退出。这样选择出来的人通常是不再加审问，即带至大路的中心，在该处马上构成一个小的队伍。……此中显然有很大的错误。一个骑马的军官向加利非侯爵指出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犯了什么特别罪。这个妇人走出行列，跪在地上，举起两臂乞怜，并用悲惨的话剖白她的无辜受累，这位将军停了一会，于是用一副最不感动的面孔，和漠视的态度说道：‘夫人，我已经到过巴黎每个戏院，你值不得来演滑稽剧。’……凡比旁边的人特别高大，肮脏，清洁，衰老，或丑陋的人常时都是要遭殃的。一个人大概是因具有一个破鼻子，便使他迅速脱离现世的忧愁了。当这样选出百数俘囚之后，即派出一个行刑队，而队伍又重新前进。几分钟之后，我们听见后面枪声大作，至一刻钟以上才止。这就是此等简单认为有罪的不幸者的屠杀。”（见波士德格特编的《从一七八九年到一九〇六年的革命》三三七至三三八页。）
此外，黎撒加赖也告诉我们说：“当五月二十八日，即星期日，加利非叫道：‘一切白发老人站出来。’—百十一人应声而出。‘你们’，他继续说道：‘你们曾经看见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事变，你们的罪比别人更大。’他命将他们的尸身投入堡垒的壕沟中。（见黎氏《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三六三页。）
对外抱不抵抗主义的法兰西资产阶级对内屠杀无产阶级，既没有标准，如果无产阶级不绝种的话，自然也没有止境。可是幸而逢着六月炎天，死尸发臭，瘟疫出现，资产阶级恐怕受传染，丧失自己宝贵的生命，才停止屠杀的工作。然一个赡养家室的人被杀，可以使全家连带灭亡，所以十一万多人终于成为他泄愤的牺牲品。读者试瞑目一思，巴黎的工人区域当时成何景象！“几个月之后，柏尔微尔犹是一个死城市。经过该处的游客看不见那被抛弃的房屋中有什么光亮或生命的表征；一条一条的街道都是空虚的，荒凉的，好像瘟疫曾经把居民扫去的一样。加利非血洗工人区域，好像他就是帖木儿（Tamerlane）或其他发狂的东方专制君主。不幸的牺牲者大半都押往拉社兹坟场（Tére Lachaise cemetery），那里所缺乏的既是血肉，便用机关枪扫射。许多公社人被杀处的墙壁至今称为国防军墙（le mur des federes），这对于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是一种神圣的游地。”（见波士德格特《过去的革命史迹》二三页——Out of the Past．Some revolutionary Sketches．London）
我们对于巴黎公社的历史已经大体说过了，现在接着讲马克思的批评与活动。法国无产阶级自经过一八四八年六月的屠杀（参看本书第一册《一八四八年欧洲各国的革命》一章）后，即受政府的压迫，工人运动不能发展，工人的组织未臻强固，及德法战争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倾覆，马克思认定这是法国工人从事组织与训练的好机会，同时又深知道他们的实力不足，不赞成有非常的举动。所以他于一八七〇年九月六日写信给恩格斯说：“今天〔驻伦敦的国际党〕法兰西支部全体往巴黎，要在该处用国际党的名义去做傻事。‘他们’要推翻临时政府，设立巴黎公社。”（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四卷三三〇页）恩格斯的意见正与马氏相同，他于异日回信说，法国工人“于媾和前无论在何种状况之下不能有所作为，就是媾和之后，起初也还需要时候从事组织。”（见同书同卷三三三页。）
国际党中央局于是月九日发表马克思对德法战争所草就的第二次宣言，于上述一点，说得更为明白。“当着敌人几乎已在巴黎的门口敲门的时候，每种颠覆政府的企图是一种不顾生死的愚行。法兰西的工人必须尽看做国民的义务；但不要因一七九二年国家的回忆而受人支配，恰和法兰西农民因第一帝国国家的回忆而受欺骗一样。——他们不要追念过去，但当创造将来。他们可以安安静静决决切切利用共和的自由对他们所给予的方法，从根本上把自己一阶级的组织完全弄妥贴。此举将给子他们以各种绝大的新力量去担负法兰西的再造和我们的共同任务——即无产阶级的解放。”（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一六五页）这段话更充分表现马克思确切希望法国工人阶级生聚训练，养精蓄锐，以待时机；波士德格特以为法国工人此次争斗时机未熟，这不是马克思所料到的（参看波氏《工人的国际党》六五页），真是厚诬马氏了。
“普列汉诺夫于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尚在推进工人和农民争斗的意旨上从事文字宣传，于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后，即依照自由的模样叫道：‘你们从前不该动武的呀。’然马克思却不以鼓舞——和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掀天动地’的公社人员的英雄气概为满足。他从革命的群众运动中——这种运动虽没有达到目的——看出一种极重要的历史的企图，一个实行的步骤，这比百数的纲领和解说还重要些。分析这种企图，从他取得策略上的教训，并根据这种企图修改理论——这就是马氏所提出的任务。”（见列宁《国家与革命》三一页，莱比锡出版——Staat und Revolution）
马克思对于法国工人阶级这次革命运动事前虽不表赞成的言论，然在革命之中与革命之后，从没有说过半句普列汉诺夫那样的“风凉话”。他只是以无产阶级理论家的资格，剖解本阶级空前的和伟大的历史企图，就争斗中所表现的行动而品评其得失。他于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写信给柯格尔曼说：“你如果翻圈我的《路易·拿破仑的露月十八日》最后一章，便看见，我曾宣布法国革命最切要的企图不是和向来一样，把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机关从一个手中转入另一个手中，而是将此机关予以毁灭，这是欧洲大陆每种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的企图。在这些巴黎人中是具有何等耐劳的力量，何等历史的开创力，何等牺牲的精神啊！他们因外国的仇敌，更因国内的卖国，经过六个月的饥饿与败坏，在普鲁士军队的刺刀之下，振作有为，好像法德两国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好像敌人还没有站在巴黎的门口！历史上是没有同样伟大的同样例子的！”（见《马克思与柯格尔曼书》八六页。）
巴黎的工人虽富于耐劳，开创，与牺牲的精神，然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过于宽厚，而所取的手段也过于软弱，所以他们的兵力虽十分充足，总是以和平为志帜，对于凡尔赛政府，未尝以一弹相加，致使这个政府得从容备战，以遂其一网打尽的毒计。在实际上握有当时最高权力的国防军中央委员会不独没有进攻的准备，连巴黎的要塞都没有占领妥当，惟以筹划选举，交还政权唯一先务，因这样拘执法理，遂致坐失事机。所以马克思在同一信中接着说道：“他们遭遇失败，其咎只在他们的‘善意’。自卫洛（Vinoy）开衅于前，巴黎国防军的反动分子继起于后，〔他们〕当即向凡尔赛进兵。适当的机会为着良心上的顾虑错过了。他们不愿意引起内乱，好像梯也尔那种企图解除巴黎武装的带毒的小产（Avorton）还没有引起内乱一样。〔他们的〕第二个缺点是：“中央委员会为着替公社留地步，交出权力过早了。这又是由于一种‘令人尊敬的’谨小慎微！事虽如此，然现今巴黎这样举事——虽屈服于旧社会的豺狼猪狗之前——是六月变乱以来吾党最光荣的事件。”（见同书八六至八七页。）
马克思寥寥几句话把巴黎工人方面的弱点和盘托出来了。当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于梯也尔政府逃出巴黎后在市政府开会时，只有一个人提议“必须首先向凡尔赛进兵，解散国会，号召全国，借以表明自己的态度”（见黎撒加赖《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八四页），但无人赞成，遂尔作罢。中央委员会不独不向凡尔赛进兵，连巴黎城中的奸细都未曾加以取缔，以致敌人利用这种“善意”，内应外合，致了巴黎的死命。然这与不进兵之举是相因而至，不足为怪的。杜洛斯基（Leo Trotzki）说得对：
“命运曾将巴黎的权力交给这些人，他们既没有看出必须马上利用这种权力到底去驱逐梯也尔，在他恢复心神之前，打破他的脑袋，并集中军队，肃清司令部，取得各省，——他们对于反革命的份子也自然不会加以严厉的制裁。这桩事和另一桩事是密切结合的。他们如果不逮捕梯也尔在巴黎的代理人，枪毙他的同党和侦探，即不能惩罚他。他们如果认杀死反革命的将军们为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在对付反革命的将军所统率的军队时即不能发挥精力。”（见杜氏《革命的根本问题》八二至八三页——Grundrragen der Revolution，Hamburg 1923）
然国防军的中央委员会和巴黎的工人阶级何以呈出这样的“善意”，“良心上的顾虑”，或优柔寡断的态度呢？杜洛斯基本其屡次参加俄国大革命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说：“和善的犹豫态度是革命第一期中群众所具的特质。工人只有在铁一般必要的压迫之下，才取攻势，和他们只有在受白卫军的毁灭威吓之下，才实行红色恐怖一样。”（见同书八三至八四页）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教训。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和革命事业将来在开始革命时应当牢记着“善意”，“良心上的顾虑”，或“和善的犹豫态度”是断送了一八七一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前程，不，是牺牲了巴黎无产阶级十一万多人的生命！
我们于引申马克思对于巴黎无产阶级的批评之后，再回转去叙述他全于后者实际的赞助。他于是年五月十三日写信给公社的委员佛连克尔（Fránkel）和瓦尔林（Varlin）说：“我为着你们的事业向世界上有关系的各处写了好几百封信。此外，工人阶级从初时起即赞助公社。就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报纸也抛弃了他们初时那种完全拒绝的态度。我时常做一篇满具好意的论文插入他们中间，都成功了。——照我看来，公社因小故和对人的争斗，费时太多。除掉工人的势力外，显然尚有他种势力的作用。但你们倘若能将失去的时间收回，则所有这些事便算不得什么了。”（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三六五页。）
在另一方面，巴黎公社的委员也常向马克思咨询意见，如公众劳动部的委员佛连克尔于四月二十五日写信给马氏说：“我很愿意你将示我以南针，因为我现在一人单独〔做事〕，即对于公众劳动部所要施行的一切改革也是一人单独负责的。你尽力使一切民族，一切工人，特别是德国人了解巴黎公社与德国的旧式公社没有关系一事，从你上次信中的行间字里可以推断出来。因此你对于我们的事业已经表现一种很大的劳绩了。”（见梅林《马克思传》四五七页。）
统观上面的信，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事业是何等尽力帮忙，热心赞助。他和公社的交涉大半是由一个曾经参预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德国商人波克海姆（S．Borkheim）传达的，此外虽还有些往来的书信，颇多散失，如他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给佛连克尔的信未能寻出，即是一例，因此我们对于他向公社的建议和筹策，无从知道。但他于一八七一年六月十二日致毕士烈的信犹独表见一鳞半爪。“我和公社的接洽是由一个德国商人传递的，这位商人因营业的关系，全年往来于巴黎伦敦之间。一切事情都由口头传述，只有两次是例外的：我第一次送一封信给公社的委员——由同一人送去——系答复他们询问怎样能够向伦敦交换所作某种股票的交易。第二次是我于五月十一日——大难临头的前十日——用同一方法将俾斯麦和发浮尔在法兰克福所订秘密条约的一切详细情形报告他们。〔按马克思给巴黎公社委员的信，除这两封外，还有上面所引的五月十三日的一次信,此处说只有两次信，当系误记。）……〔我殊愿〕公社会听从我的警告！——我劝告其中的委员固守蒙马特耳高处的北方，即普鲁士〔军队驻守〕的方面，当时尚有时间做这桩事；我预先告诉他们不是这样，一定陷入陷阱中；并向他们举发匹阿，格鲁森（Grousset）和卫息尼尔（Vésinier），要求他们即刻将国防委员所订立的一切文件送到伦敦，借此可以多少制止公社仇敌的野蛮行动——要是能够这样，则凡尔赛方面的计划定可破坏一部分。凡尔赛的人员倘若看见此等文件〔发表过〕，必定也不公布伪造的文件了。”（见孔拉底编的《建国与公社》三六六至三六七页）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一种幼稚的组织，就内部讲，既没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为之指挥，复缺少精明强干的人材供其奔走，就外部讲，不独不为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反宣传蛊惑的农民所赞助，且为他们所仇视，即各城市同阶级的人偶有同样的组织以为响应，也是随起随灭，绝无联络可言，如克勒左，亚田（St．Etienne）和里昂的公社建立于三月二十日，消灭于二十八日，马赛公社建立于三月二十三日，消灭于四月五日，那旁（Narbonne）公社建立于三月二十四日，消灭于三十一日是。在这种内无强固组识，外无同阶级和同盟者——农民——应援的局势之下，巴黎公社受着敌人猛烈的炮击，遂于五月二十八日没落了。越两日，马克思向国际党中央局提出一种宣言，旋署上中央局二十九人的名字，作为国际党的正式文件发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当然在内，因为马氏是国际党中德意志及荷兰的通信秘书，而恩氏则为比利时及西班牙的通信秘书。这种宣言即本章所征引的《法兰西内战》一书。这不是一种纯粹历史的著作，而是一种历史的，政治的辩论之作；此书和恩格斯所说的一样：“将巴黎公社在历史上重要之点，用简明的，有力的，锋锐的，和诚实的方法，表见出来了，在全体论述此事的著作中，从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见孔拉底校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恩氏对第三版的导言一二二页。）
拉法格说：“公社有了国际党中央局——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内中的主要人物——为之辩证；遂披上一种社会主义的色彩，然在他短促的生存中从没有这种色彩。现在公社的亡命客自以为是真正主张社会主义的人，其实他们绝对不懂社会主义。”（见啻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二八五页。）拉氏这种议论虽未免偏执一点，然巴黎公社的份子复杂，不都是社会主义者，这是实在的。所以马克思说：“在每种革命中，总有别种人傍着真正革命的代表而出现。有些人系从前革命的遗物，已不合时宜；他们不了解现时的运动，但因向来著名的勇气和品性，或仅因习俗相沿，对于人民有很大的权威。还有些人只是一种呼号叫喊之徒，长年以同一话语，反复反抗当时的政府，遂得混入第一流革命者的盛名之列。自三月十八日以后，也有这样的人出现，在好些地方，甚至于还负一种重大的任务。凡他们权力所至之处，即阻碍工人阶级真正的行动，恰和前此阻碍每种革命充分的发展一样。他们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时机一到，就会被排去的；但当着这个时机，他们却还没有离开公社。”（见孔拉底校的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〇一页）马克思这段话不独是表明巴黎公社的份子非纯粹社会主义者，兼为尽古今中外的革命中一班因利乘便盗取大名的鱼目混珠的人物了。
巴黎公社的人员虽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者，在九十余人中真正的工人虽只占二十五名，然公社的设施是从社会主义的观点着眼的，他的制度不是承袭资产阶级的制度，这一点是马克思所特别重视和特别称道的，：“工人阶级不能将现成的国家机关简单据为己有，去求达自己的目的。〔资产阶级〕集中的政权及其遍布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政治，教士，裁判官，以及依有次序有等级的分工计划所创设的各机关——是出于专制君主政体的时代，这种政权对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社会是抵抗封建制度的争斗中一种有力的武器。……近世工业的进步使资本与劳动间的阶级对抗发达了，扩大了，并加深了，而政权即依照比例愈加带一种公然压迫工人阶级的权力的色彩，并且愈加带一种阶级统治的机关的色彩。”（见同书八六至八七页。）
资产阶级的国家制度既是压迫无产阶级的工具，则无产阶级一旦起而掌握政权，必须另创一种适宜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特别组织，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所以马克思说：“公社是帝国的正反对。社会的共和国（Soziale Republik）——这是巴黎无产阶级二月革命所趋向的——-的呼声只是一种共和国的无定形要求的表见，而这种共和国不独应铲除阶级统治的君主政策的形态。并且还应铲除阶级统治自身。公社就是这种其和国确定的形态。”（见同书八九页。）“公社不当是一种议会的组织体，而是一种行政立法同时并举的粗细体。」（见同书九〇页），“普通选举权为组织在公社中的人民所运用，不要是三年一次或七年一次去决定统治阶级那一个份子当在议会中代表人民，并且蹂躏人民，应当和个人选择权为每个雇主所通用去替他的店中选择工人，监工，和司账一样。”（见同书九二页）“建基于公社上面的意义的繁多，以及表见于公社中的利益的繁多，足以表明公社完全是一种适于发展的政治体制，而从前一切政府形态总是以压制为能事。公社真正的秘诀是：在实质上他是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这是抵抗掠夺阶级的争斗的结果，这是最后所发见的政治体制，而劳动的经济解放，在这种体制之下，是可以实现的。……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傍着他的社会奴役而存在。因此公社对于阶级的存在以及阶级统治所托命的经济基础应当予以破坏。劳动一经解放，则每个人都是一个工人，而生产的劳动不复为一阶级的专业了。（见同书九三至九四页。）
马克思认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的政府，由此可以达到劳动的解放，可以实现共产主义，所以他说：“公社愿意铲除那种使多数人的劳动变为少数人财富的阶级财产。他要掠夺掠夺者。他愿意使个人的财产获得真意义，故将生产工具，土地，和资本——后者尤为现今役使并剁削劳动的手段——作为自由与协作劳动的工具。但这就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也人所谓〕‘不可能的’共产主义！现在那些出身于统治阶级的聪明人——这种人是很多的！看出现制度继续下去的不可能，已经投身为宣传协作生产的卤莽的和大言的使徒。但当协作生产不是一种虚泛的外表和一种欺骗时，当协作生产驱逐了资本主义制度时，当协作的全体依照一种共同计划而支配全国的生产时，则协作生产是在自己的领导之下进行全国生产，并且将使一种继续不止的纷乱状态和隔若干时期再现一次的拘挛症——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不可免的命运——宣告终止，——诸君啊，这不是共产主义么，这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么？”（见同书九四至九五页。）
巴黎公社既是工人阶级专政时所特有的政府形态，既是共产主义的出发点，那么，他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完全不相容，他会受资产阶级死力的抵抗，自然是势所必至的。他出生时虽好像是元气充足，大有发育的希望，然到底是一个方才呱呱坠地的婴儿，受不住外界的打击，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却挟其全力去施攻击，所以他出世不过七十日即夭折了。可是他为工人阶级第一次专政时的产儿，虽如昙花一现，已经是流芳百世，而残害他的人虽一时得胜，终于遗臭万年，所以马克思说：“工人的巴黎，巴黎的公社将永久受人们的庆祝而视为一个新社会荣誉的先驱。他的殉难的烈士是铭记在工人阶级伟大的心窝中。他的刽子手现在已被工人阶级钉在犯人架上，他们的牧师虽努力祈祷，想为解脱，也是无能为力的了。”（见同书一一六至一一七页）
“新社会荣誉的先驱”，一点也不错。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政治体制正是以巴黎公社为模范的。有了他作引导，俄国的无产阶级于夺取政权后，才能够马上走入自己所应走的道路，不致彷徨歧路，坐失事机。在另一方面，有了他的教训，俄国的无产阶级才会用严厉手段去对付资产阶级，将后者“钉在犯人架上”，而替巴黎“殉难的烈士”复仇。
可是向来的历史家不独不认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有的组织，并不认他为无产阶级政府。例如黎撒加赖就说：“有人称公社为工人阶级的政府。这是一种大错。工人阶级参加争斗，参加管理，只有他的气魄使这种运动表见伟大，但他很少参加政府的。国际党党员得加入其中，大半是由于自己个人的名誉。三月二十六日的选举，在七十个革命的选举中，只有二十五个工人当选，内中仅十三人属于国际党；其他十二人是出自各俱乐部。在六个复选中，工人只有两名当选，即瓦尔林和台斯（Theiss）。公社会议的三分之二是由小有产者楠成，他们是很有方法成就自己的。会计员，医生，律师和新闻记者多至一打人。只有很少数人——仅五，六人——略微懂得社会问题。”（见黎氏《一八七一年的公社史一四五页。）
黎氏所叙的事实自然没有错，但他由此等事实所抽出的结论却错了。他是从形式逻辑的观点立论，只看见一些表面的现象，而没有察出里面的核心。马克思却不然。他愿用辩证法，撇开表面的现象而拿住里面的核心。所以梅林说：“马克思在这里一个烦难和综错的问题中，复表现他的惊人的能力，能从一种似乎不能解决的纷乱的虚幻表面，在因纠纷而百倍综错的谣传中，确切认识这事件历史的核心。”（见梅林《马克思传》四五八页）“这事件历史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拿住了历史的主要潮流——无产阶级的运动——去叙述巴黎公社的经过，并估定他的作用与价值。尤其是后面这一点对于后来的无产阶级有重大的意义。总说一句，只有马克思才能够借巴黎公社混杂的史迹，替后来负有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正是列宁及其党遵守马克思的理论而正确领导的结果，这是我们应当在此郑重声明的。
我们对于巴黎公社的历史及马克思的活动和批评等等已经大体叙出，不再往下讲了。公社失败的结果不独使法兰西本国的工人运动受一大打击，并且还使国际党受一大打击，致演出他的消灭的悲剧。可是国际党消灭的原因，在外部的固然是由于巴黎公社的失败，而在内面的，实在是由于巴枯宁与马克思的争斗，因此我们于继续讲国际党历史之前，须说明巴枯宁的事业，及他和马克思在主义上见解的差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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