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巴黎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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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壮年时代

（奔走时期：一八四三年至一八四九年）

第一章巴黎旅况

　　我们在本书第一篇第五章中时常提及《德法年鉴》，现在当略述他的起源，马克思于莱茵报馆接到封禁命令之日。（一八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写信给卢格，表示他不愿意再留在德国，拟往瑞士，继续文字工作，他说：“我如能在苏黎世（Zürich）与黑维（Herwegh）一同编辑《德意志先驱报》（Deutsche Bote）我也很愿意。……你对于此事如能为我筹划一下，那我是很感激的。”（见《社会主义的文书》第一卷三九五页。）黑维所凝办辫的《德意志先驱报》不能成功，卢格回信，对于此事无能为力。可是卢氏原来创办的德国年鉴于一八四二年被封，他正拟和马克思同往外国去恢复这种出版物，因为他固认“马克思编辑年书比编辑一种日报更为适宜。”（见《卢格书信与日记》第一卷二九七页，一八八六年柏林出版。Arnold Rugeg Briefwechwel und Tagebuchblätter）他邀马克思共负主笔的责任。至于年书的计划，他在是年五月致费尔巴哈的信中说得很明白：“我们愿意完全自由在外国刊印一种杂志，并且将旧年书中那种平庸的，迂阔的，和含忍的东西完全去掉，我们志在和法国一般最重要的人物如列罗（Leroux），普鲁东，路易·布朗（Louis Blanc）,甚至于拉马丁（Lamartine）——（拉墨列Lamenais和科墨宁Cormenin是请不到或用不着的）——联合编辑这种杂志，使他们直接加入著作，（法文是人人能读的。）并且共同设立一个编辑部。至于名称及计划，我们当和他们共同拟定，于是两民族精神上的结合在这种企图中忽然一举表现出来了。”（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三二至三三三页。）
　　这种杂志就是一八四四年二月在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卢格所拟结合德法两民族精神的计划虽因法国著作家没有一人加入，不能实现，然年书的编辑部仍是人材济济的。因为除掉卢格和马克思担任主笔外，当时知名之士，如费尔巴哈，海涅，黑维，恩格斯，赫斯，柏莱斯（Berniys）和雅各俾(G．Jacopy）等都在著作人之列。
　　《德法年鉴》的起源既如上所言，现在当进而叙述马克思对于年书的活动。马克思曾称巴黎“为哲学的旧学府，……和新世界的新都城。”（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七九页。）至一八四三年十一月他和他新娶的夫人便亲到这个“旧学府”与“新都城”来寄居了。他的思想的变化已在酝酿之中，他此时骤然来到这新旧文化的中心点，结交许多著名的改革家与社会主义者，读过许多名著，耳目既是一新，观感自然异趣，所以他的思想忽然放出异彩来了。我们试检查他在《德法年鉴》中的两篇论文，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马克思第一篇论文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Zur kritik hegelschen Rechtaphilosophie）第二篇论文题为《犹太人问题》（Zur Judenfrago）单就题目看，他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然就内容讲，他们却有互相连贯的密切关系。因为马克思在第一论文中指出无产阶级阶级争斗之哲学的基本计划，在第二论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之哲学的基本计划。一为方法，一为目的。一则对于历史发达的情形，举其大纲，一则对于这一点详加阐扬，由浅入深，由略而详，我们一读马氏这两篇论文，他的精神发达的程序，便历历活现于我们的眼前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以费尔巴哈的话做批评的出发点，然他同时却有超过费氏的议论，他说：“反宗教批评的基础是：人类创造宗教，宗教没有创造人类。宗教的确是没有自制力或丧失自制力的人之自觉（Selbstbewusstsein）和自感。（Selbstgefübl）人非居于世界以外的抽象的生存物，世界的人是在国家，及社会中的。这种国家，这种社会产生宗教，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Weltbewusstsein），因为这种国家，这种社会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一般的学说，是他的百科全书式的纲领，是他的通俗形态的逻辑，是他的精神上的光荣点，是他的热忱，是他的道德上的裁可，是他的庄严的补助，是他一般的慰藉物和恕宥的根据。宗教是人类本质中幻想的实现，因为人类的本质没有真正的实现。因此，对于宗教的争斗间接也是对于以宗教为精神上馨香物的世界之争斗。”（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三八四页。）
　　马克思既说出宗教的起源，他接着详细发挥道：“宗教上的苦难是实际苦难的表现，是对于实际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者的太息声，是一个无情世界的心情，是种种惨淡无光的状况之精神。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宗教是人民虚幻的幸福，要铲除这一点，就在要求人民实际的幸福。要求〔人民〕抛弃对于他们状况的幻想，就是要求抛弃一种需要幻想的状况。所以宗教的批评在胚胎上就是痛苦窟——宗教为这种痛苦窟的发光体——的批评。批评已经将锁链子上想象之花毁灭了，人们不是因此负着这条没有幻想和没有慰藉的锁链子，却是因此抛弃这条锁链子，而拾取生花。宗教的批评使人失望，因此他和一个失望者一样，思索，行动，并且形成他的实际生活，去理解将来的人，因此他围绕着自己运动，围绕着他的真正的太阳运动。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当人不能围绕着自己运动的时候，这个太阳是围绕着人运动的。（见同书三八四至三八五页。）
　　马克思现在由宗教的批评归到本题来了，他说：“历史的任务是于真理的他方（Das lenseits der Wahrbeit）消灭之后，即确定此方的真理。（Die Wahrbeit der Diesseits）哲学——他是供历史驱策的——的任务第一是，于人自己精神错乱（Menschlidhe Selbstentfremdung）的神圣形态暴露之后，将他们非神圣形态中自己的精神错乱暴露出来。因此，天的批评变而为地的批评，宗教的批评变而为法律的批评，神学的批评变而为政治的批评。下文所说的是对于这种工作的一种贡献，……这是加于德意志国家哲学和法律哲学上的，其理由非他，不过因下文所说，是关于德意志的。”（见同书三八五页。）
　　马克思接着就畅论德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与英法较，是非常落后，而法律哲学的批评所涉及的任务，只有一种方法——即实行——才能够解决。他于是问德意志能否站在原则的顶点上从事于一种实行，即从事于一种革命，至于这种革命不独是使德意志达到近代人民经常的水平线上，并且使德国达到此等人民在最近的将来所站的人的高点上。他的答案是：“批评的武器决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的武力必须由物质的武力去破坏，学说一经侵入群众中，也会变成物质的武力。”（见同书三九二页。）“革命需要一种被动的原素，一种物质的基础。学说在一种人民中实现的程度，只以这种学说为他们需要的实现为止。……但德意志没有和近代人民同时爬到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段。就是他在学理上走过的阶段，他在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他要怎样借一个觔斗，不独是超过他自己的界限，并且超过近代人民的界限，即超过他在实际上必须视为从自己真正的界限中解放出来的和努力争持的界限呢？一种激烈的革命只能是激烈需要的革命。〔德意志〕似乎是缺少这种革命的前提与出生地。”（见同书三九三页。）
　　然“对于德意志为一种乌托邦梦想的，不是激烈的革命，不是普遍的人类解放，而是部分的，仅仅政治的革命。”因为这种部分的，仅仅政治的革命，在一方面要有一个阶级根据他的特别地位，担负社会一般的解放，此阶级于全社会能处在他的地位上（如具有金钱和教育，或随便可以获得此等东西）这个前提之下解放全社会；在另一方面，要有一个阶级，一切社会的缺陷都集中在他的身上，从这一方的解放成为一般的自身解放。但在德国是缺乏这种先决条件的。
　　马克思认德国仅仅政治的革命为不可能，而一种激烈的革命却是可能。其可能何在呢？他回答道：“在造成一个受锁链子束缚的阶级，造成资产阶级社会中一个非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造成一个熔化一切阀阅的阀阅，造成一个具有普遍性——因其普遍祸患的缘故——而不要求特别权利的部分（Sphare），因为加于这一部分的，只是不正当的事，并不是什么特别不正当的事，这一部分不复能用历史的名义去鼓动，而只能用人类的名义去鼓动，这一部分不是和德意志国家组织的结果立于局部的对抗上，而是和德意志国家组织的前提立于全部的对杭上，这一部分如不将自己从社会其他一切部分中解放出来，如不因此解放社会中其他一切部分，他便不能使自己获得解放，总之，这一部分是人类中的完全失败者，只有借人类的完全复行胜利，他自身才能够胜利。社会这样熔化为一个特别阀阅，这就是无产阶级。“（见同书三九七页。）
　　马克思既认德意志彻底的解放在乎无产阶级的解放，他于是进而分析资产阶级的起源，要求，与需要：“无产阶级是因德意志开始的工业运动才起首出现的，因为造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发生的贫穷，而是用人为方法产生的贫穷，不是受社会困苦机械式压迫的人群，而是由社会急迫解体——特别是中等阀阅解体——而出现的人群，可是自然的贫穷以及基督教和德意志式的奴役虽自然是渐进的，然他们也插入无产阶级的行列中了。当无产阶级宣布向来的世界制度的解体，他不过是表明他自己生存的秘密罢了，因为他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解体。当无产阶级要求否认私有财产时，那他只是将社会曾经提起来做他的原则的东西，只是将那未经他参预，却因社会消极的结果，已经结晶在他身上的东西，现在由他提起来做社会的原则。……哲学在无产阶级中遇着物质上的武器，而无产阶级在哲学中遇着精神上的武器，思想的光芒一经彻底射入这个质直的人民地盘上，德意志人做人的解放就会充分实现出来。……德意志人的解放就是人类的解放，这种解放的头是哲学，这种解放的心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不抬头，则哲学不能实现，哲学不实现，则无产阶级不能抬头。当内部一切条件都完成的时候，德意志的复活日会因高卢鸡（Gallischer Hahn）的啼声而报晓了。”（见同书三九七至三九八页。）
　　马克思这一篇论文至少表见两个要点：（一）他以为德意志可以超过部分的和仅仅政治的革命，一直达到激烈的革命，他这种说法一方面固然是因当时的德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革命的领导阶级，另一方面是因他年少气盛，持一种急进的态度，对于人类的解放运动，在主观上未免过于乐观。（二）他已经注意到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将自己从压迫中解放出来，并且解放其他一切被压迫者，细按他的语气，他此时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了。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分别政治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他在《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于这一点更加以详细的发挥。然而这篇论文是对于布鲁洛·鲍威尔两篇论犹太人问题的文字而发的。鲍威尔本是马克思最亲密的师友，可是他的思想日趋于玄幻一方面，而马氏的思想却日趋于实在一方面；当马氏在《莱茵报》主笔政时，他们已经因意见不合，开始分离，至此时他们分离的程度便更加增进了。鲍威尔对于犹太人问题的议论，纯是从神学上出发的。他以为犹太人如果要获得自由，当先舍弃他们的犹太教，因为就基督教国家宗教的本质讲，这种国家不能解放犹太人。就犹太人宗教的本质讲，他们不能获得解放。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要想自由，固当都舍弃宗教。然基督教究竟比犹太教进化些，所以犹太人要想获得解放，还须做些预备功夫，就是：首先改奉基督教，并辅以黑格尔的哲学，以为达到自由的阶梯。包氏这种见解直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牵入唯心的玄想中去了。
　　马克思对于这个问题的见解便与鲍威尔完全相反。他说：“谁当解放呢？谁当被解放呢？单就这两个问题去加以探讨是决不够的。要下批评，还要从事于第三个问题。必须问所讲的是那一种解放，……鲍威尔向犹太人说道：从你们的观点出发，你们有要求政治解放的权利么？反之，我们便问道：从政治解放的观点出发，这种观点究有要求犹太人抛弃犹太教，以及世人抛弃宗教的权利么？”（见同书四○三页。）在许多政治充分发达的国家中，已经没有宗教特权的存在，犹太人在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然他们却没有获得人类的解放，这就表现政治解放的限度了。“政治的解放在一方面使人变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分子，变成自利的独立的个人，在他方面变成国民，变成负道德责任的人。（Moralsche Person）当实在的个人自己收回抽象的国民〔资格〕时，当他个人在他的实际生活中，个人的工作中，以及个人的关系中变成与人为一体的人（Gattungswesen）时，当人类已经认识并且组织自己的力量为社会的力量时，当社会力量不复在政治力量的形态中与人分离时——人类的解放才会完全实现。”（见同书四二三至四二四页。）
　　至于鲍威尔认基督教徒较犹太人更适宜于解放一点，是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转为一个纯粹宗教的问题。马克思说道：“我们不从犹太人的宗教中去探讨犹太人的秘密，但从实在的犹太人中去探讨宗教的秘密。犹太教现世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实际的欲望，是自私自利。犹太人现世的崇拜是什么呢？是经商射利。犹太人现世的神是什么呢？是金钱。现在好呀！从经商射利和金钱中解放出来，从实在的，真正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这就是我们现代自身的解放。一种社会组织如果消灭了经商射利的前提，即消灭经商射利的可能性，则犹太人便无能为力了。犹太人宗教的意识当如无力的气体一样，消散于社会实际生活的空气中。在另一方面：当犹太人认识他这种实在的特质是虚幻的，而求其消灭，则他的动作便是超出他向来的发达而向着人类的解放进行。……”（见同书四二五至四二六页。）
　　马克思的《犹太人问题》是他早年作品中一篇重要论文。“向来因犹太人而作的文字，不知凡几，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思想的，却都在马氏此文之下。”（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一七六页。）马氏自己是一个犹太人，因此我们对于此文愈觉有注意的兴味。李卜克内西以为犹太人常受悔辱，马氏此文就是一种报复的文字，（参看李氏《马克思纪念册》英译本一四页。）斯巴哥以为马氏此文差不多是站在反对犹太人的观点上面的，（参看斯氏《马克思的生平及其言行》德文本第三至四页。）其实我们在他此文中找不出他为犹太人图报复的议论，也找不出他故意反对犹太人的议论。“当他对于犹太人的问题发表意见时，他不以犹太人自居。也不以犹太人的仇敌自居，但以一个新世界的说法者和公民自居。……（见格罗斯曼——St．Grossman——校的《马克思犹太人问题》序言第五页，一九二○年德文单行本。“一个新世界的说法者”自然具有新的见解；马克思此文不独是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上面，他已经极力注意经济的事实，他的议论已经含有他后来所倡的唯物史观的种子。即他的第一篇论文虽大致是和伏兰德尔（K．Vorländer）所指的一样，他论无产阶级的解放还是伦理的哲学的，而非历史的，经济的，（参看伏氏《哲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一五页，一九二○年司徒嘉德出版。——Marx，Engels und Lassalle als Philosopnen）然他也已经注意到经济的事实，不过没有第二篇论文这样深切著明罢了。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所发表的文字，除书信外，只有上列两篇论文，因为这种杂志刊印一个双号之后，即没有继续出版了。然驻巴黎的普鲁士公使亚宁（Heinrich Friedrich von Arnim）却因这一个双号，大惊小怪，于一八四四年三月八日向柏林政府报警。其大意如下：“海涅对于乐德威格（Ludwig）王的赞美歌是‘卑陋和毁谤’，黑维的诗词弹劾德意志一切君主背叛民权，是‘大逆不道’，一八四三年往来的信札有攻击普王之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示德意志一种激烈的革命；柏莱斯的批评报告摆阳（Bayern）王整吞公款，并且毁谤巴登（Baden）大公。”（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三卷四二○至四二一页，迈耶《德法年鉴与巴黎进步报的消灭》。——Der Uniergang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ncher und des Pariser Vorwärts”）
　　当《德法年鉴》运送入德国时，莱茵省当局已在边界上没收二百三十部，又于一只莱茵汽船上没收一百部。迨柏林政府接到亚宁的报告，便视此为一桩极严重的事件，他认这些作者是要借思想革命为实行革命的武器，他遂于四月十六日下令全国高级长官，指《德法年鉴》志在谋叛，凡著作人及编辑人应负其责；如遇马克思，卢格，海涅，和柏莱斯入普鲁士境，应即令警察加以逮捕。同时柏林政府并令亚宁向法国基佐（Guizot）内阁提议封禁这种年书，并驱逐编辑人出境。可是双方的交涉还没有办妥，而《德法年鉴》已自行死去，用不着法国政府做刽子手了。
　　《德法年鉴》死去的原因，卢格在是年三月二十八日致他的母亲的信中说得很清楚，一因承印年书的人不能够继续办理，一因他和马克思意见不合，发生冲突。（参看《卢格书信与日记》第一卷三四一页。）关于第一点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现在专讲第二点。
　　马克思与卢格意见不合，一是由于他们对于黑维的观察不同，互相争执，一是由于他们对于政治上的见解参差，不能合作。今特略去前一事而说明比较重要的后一事。当马卢两氏未到巴黎之前，他们的政见已经是不一致。马克思于一八四三年三月从荷兰写信给卢格说，“我从此处和法国的报纸看来，德意志是深陷于泥沙之中，并且还将愈陷愈深。……自由主义的宽袍已经卸下了，而最可恨的专制主义赤条条地站在全世界人的眼前”。（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一卷三六○页。）可是德国虽这样惨淡无光，马克思不独是不失望，反觉乐观，因为他知道这种运动的黑暗局面必引起革命，所以他说：“国家是一件很庄严的东西，不能将其弄成一种滑稽剧。一只载满了蠢子的船或者可听其随风飘荡，历一阵时候；然这是驱策去遭遇他的命运，此事恰是那些蠢子不相信的。这种运命就是迫在眉睫的革命。”（见同书三六一页。）
　　反之，卢格于同月复马克思的信，却尽是一片悲观声，他首先引用荷尔德林（Holderlin）的话做他的态度的标语：“这是一句难说的话，然我要说出来，因为他是真理：我想不到一种民族比德意志人更支离破碎。手艺工匠你是看见的，但是没有人，思想家〔你是看见的，〕但是没有人，主人与奴仆青年人与成年人〔你是看见的，〕但是没有人。——手臂肢体，狼藉不堪，与鲜血淋漓的场所不是一个战场么。”（见同书三六一页。）——卢氏接着说道：“你的信是一种幻想。你的高兴只是愈加使我败兴，我们会看见一种政治革命么？我们这些德意志的同辈人〔会看见一种政治革命么”〕我的朋友啊，你是相信你所愿意的事件。”（见同书同页。）“在体质士这种有用的人民是不会灭亡的，然在精神上或自由人民的生存上，则他们早已完结了。……我们的人民没有前程，我们的呼号有什么用处啊。”（见同书三六四和三六五页。）
　　马克思接到卢格这封信，他于五月间回信说：“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你的信是一种好的悲词，是一种惊心夺魄的丧歌；但完全不是政治的‘议论’。没有人民是绝望的，即使这种人民于长久的时期中只在愚蠢的方面有希望，然经过许多年之后，他们一旦因猝然的聪明，会实现他们一切虔诚的志愿。……旧世界诚然是属诸庸人俗物的。可是我们不要把他做一个鬼怪看待，因恐惧而逃避他。我们的眼睛必须正确地看着他。世界上这样的先生是值得加以研究的。”（见同书三六五页。）
　　我们将卢格和马克思这些信比较一下，便知道一个是悲观的，一价是乐观的：一个是流于消极的，一个是趋向积极的；一个是偏于空想的，一个是注重实际的；一个是委心命运的，一个是主张革命的。他们在出国前意见既不相同，他们自出国后，复如梅林所说的一样：“马克思和卢格投身于法兰西的生活之中，马克思和一艘坚固的船一样，浮在狂澜中，终久达于大海，而卢格的独木舟则于恐惧惊骇之中，尽力向沙岸退回了。”（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一五九页。）自此以后马克思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而卢格则反对社会主义；彼此相差的距离愈远，则彼此合作的可能性愈少。又加以《德法年鉴》受金钱和他种压迫，一筹莫展，此书的停刊，自然是无可幸免了。
　　马克思到巴黎的目的，不十分在办报，但在研究西欧的学术。《德法年鉴》既经停刊，他自然也乐得有此，使他得投身于学海中。他在法国所研究的为法兰西历史，英美历史，社会主义，经济学等等。据梁赞诺夫告诉我们，他在此时期中所遗下的许多抄本，表现他研究法国史，非常勤奋。（参看梁氏《马克思主义史大纲》四六页。）即当时和他发生意见的卢格，于一八四四年五月十五日写信给费尔巴哈，也极言他的好学不倦：“马克思读书很多：他用功非常厉害，他具有一种批评的才能，这种才能有时成为过于傲慢的辩证论，可是他没有完成什么东西，他到处破毁，并且总是从新投身于无边的书海中。就他好学的癖性讲，他完全是司于德意志人的世界中，就他的革命的思想方法讲，他却见屏于这种世界之外。……他用功而至于生病，并且一连三四夜不上床睡觉。……马克思将著议会史，他已经把材料搜集好了，并且找着很有结果的观察点。”（见《卢格书信与日记》一卷三四三至三四五页。）
　　马克思拟著的议会史，毕竟没有动手。至于他投身于“无边的书海中”所研究的对象，社会主义的学说当然居很重要的位置，他当然也受了那些社会主义者好些影响。不过他受何人的影响最深，关于这一点，世人的议论颇为纷歧，而梅林的话比较可靠：“傅立叶（Gharles Fourier）对于资产阶级的文明，下一种光明灿烂的批评，傅氏对于马克思有最深的影响；欧文（Robert Owen）与马氏相隔尚远，至于圣西门（Saint Simon）的社会主义，则马氏至一八六○年代犹对之表示一种很怀疑的论调。”（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二卷第八页。）
　　马克思于研究社会主义外，又结交好些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改革者，如海涅，普鲁东，卡贝，巴枯宁等都是。在这些人中，他最相善的，第一是海涅，第二是普鲁东。今特分述两人的事略和他们至马克思交谊的经过如下。
　　海涅于一七九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莱茵省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中。至一八二七年前往游英国，才初次听得劳动运动中粗率的呼声。自一八三一年起，他寄居巴黎，亲识傅立叶，并且与圣西门的信徒往来甚密。迄马克思到巴黎，他们一见倾心交称莫逆。海涅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诗人。他的名震全欧，法国人士尤敬仰他。他在巴黎进步报（Vorwärts）上发表过十一首诗讥讽普鲁士王及其经济制度。至一八四五年此报的记者多被基佐内阁驱逐，而海涅独无恙，因为法政府恐招物议，不敢惊动他。他有一首诗题为《中国皇帝》。（Der Kaiser von China）描写这位皇帝纵饮和专制，极讥讽的能事。（参看《海涅全集》第二卷一○三至一○四页，柏林出版。Heinrich Heine sämtliche Werke）这就是指普王威廉第四。他作诗，常得马克思夫妇的赞助，关于这一点以及他们友谊上的其他关系，下面几段话描写得极清晰：

　　“海涅有一个时候，每天去访马克思夫妇，将他的诗念给他们听，求这一对少年夫妇的评判。海涅和马克思对于一首八行的诗共同推敲无数次，有时是讨论这一个字，有时是讨论那一个字，要等到字句平整，毫无再加润色的余地才止。
　　然海涅对于每种批评，常是神轻过敏的。……他常是真正哭着脸，来到马克思家中，因为时有何种不著名的文人在一个报上攻击他。马克思也不知道要怎样办，他只是将海涅送到他的夫人处，马夫人的诙谐及和蔼的态度，马上就使这位失望的诗人心神泰然。”

　　可是海涅之来并非时常求助，他有时且能助人。有一桩事是马克思家庭会特别记忆不忘的。
　　当小燕妮出生几个月之后，一日忽患抽筋重症，几有将死之势。马克思，马夫人及其忠诚的女助手赫伦·德穆特（Helene Demuth）站在这小女孩的旁边，非常失望，竟不知所措，于是海涅来了，他看了一下，即说：“还小孩子必须洗一个澡，“他亲手替女孩洗澡，然后令其睡着，因此救了——像马克思说的一样——小燕妮的命。
　　海涅是能实行看护小孩的人——这种情形或使人惊讶。
　　马克思是很敬重海涅的。他爱这位诗人和爱其著作是一样的，他评判海氏政治上的弱点，极为审慎。他宣言诗人是特别的人物，大家必须让他们走他们的路。大家不可以常人的标准甚至非常人的标准去测量诗人。“（见《新时代杂志》第十四年度一卷一七页，《海涅致马克思的书信〔导言〕》。（Heine an Marx）
　　马克思和海涅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所以当他后来被逐出巴黎时，“他和海涅作别，极为痛苦。——他写信给海涅说：‘我很愿意挟着你同走，’就是到了后来，他犹欣然宣布他和这一位诗人有一种很密切的结合，”（见卫德尔的《海涅与社会主义》二八页，一九一九年出阪。H．Wendel：Heinrich heiner und der Sozialismus．Berlin）
　　马克思与海涅的结合是由于诗词及彼此性情相投，马克思与普鲁东的结合则又和此不同，大概是由于一时学业上相互的要求。我们在说明这一点之前，还须叙述普鲁东的身世等等，因为马克思和他的关系比较和海涅的复杂得多，因此我们对于普氏不能不多说几句话。
　　普鲁东于一八○九年一月十五日出生于法国贝桑松（Besancon）一个由农业出身的手工业者的家庭中。他的祖宗十四代务农，他常自称为“贝桑松农民”，并引以自豪，因为他自认出身于自食其力的农家，是很高贵的。他后来写信给亚角夫人（Madame d’ Agoult）说：“夫人，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么？〔他是〕一个忠厚的酿造业者，他的脑筋中从不想起为赚钱的缘故，出卖物品的价钱必须高于实际生产所费的价格。他总是认此为不义之财。——他常说我的酒共费若干，连我的工钱也一起在内；我不能够高价出售。我的父亲既是一生忠厚，所以他生时贫苦，死时也贫苦，并且遗下许多贫苦的孩子。” （见季德和利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史》德文本三一六页，一九二一年第二版。Charles Gide und Oharles Rist：Geschichte der volkswirtschaftlichen Lebrmeinungen．Jena）普鲁东既出身于贫苦的家庭，所以他早年即作工，他自七岁至十二岁常为牧童。他所受的教育是不十分完备的，他在学校中读书，常没有书籍，回到家中，常是不得一饱。然他的资质非常聪颖，在学校辄能获第一等奖品，他并且善利用闲暇时间到图书馆拼命读课外的书籍，他自言他恰和一个野蛮人一样，投身学海，勇猛前进，借此替无产阶级的兄弟们夺取资产阶级所垄断的教育。可是他毕竟为贫穷所阨，不得不早离学校生活而习印刷业。他习此业两年之后，开始他的漂泊生涯，他常是历尽艰苦，找不到工作，后来他复理旧业，升为神学著作的校对人，因此得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等等，并且作一篇普通文法论，（Essaiede grammaire generale）附在别人的著作之后。

　　“他为着取得经费，以便继续学问上的工作起见，努力要求一种学校津贴。他在致〔贝桑松〕学校的信中说：‘我生长于工人阶级的怀中，我的心神和倾向是注于这个阶级的，我尤因同患难，通意志，而隶属于这个阶段，我的最大的欢乐是以我的志愿和精神的全力，借助于哲学与科学，对于我所呼为兄弟与同志的人，劝其体育，德育和智育的改进。’他获得一种津贴，以三年为期，于是移居巴黎。他〔前此〕因营印刷业失败而负债，所以他必须生活于一种刻苦的状况中。他自己潜心研究学业，不甚到学校去听课，并称此项讲课为一种‘奢侈品，而这种奢侈品对于教师的利益比对于学生的利益为大。’”（见沙罗门的《普鲁东与社会主义》一二页，一九二○年柏林出版。Gottfriod Saeomon：Proudhon und der Sozialismns）

　　普鲁东在求学时期中兼从事著述，他初次所著的是一部对于教会的书，至一八四○年他才将他有名的著作《财产是什么？》（Qu’oest-co que la Propriete？）一书刊布出来。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财产是赃物”。（La propriete c’est le vol．）普氏此书一出，声名大著，然一方面为资产阶级的人所愤恨，而予他以津贴费的贝桑松学校对之尤不满意，一方面为普通人所误解，以为一切财产都是赃物。其实他所指为赃物的只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他后来替自己辩护，说他并不主张私有财产的取消，只主张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人人都有财产。他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以为公共财产是不平等的，不过与私有财产较，恰处于一种相反的地位；私有财产是强者剥削弱者，共产是弱者剥削强者，这也一样是赃物。
　　当马克思在《莱茵报》主笔政时，他就读过普鲁东的《财产是什么？》并且颇重视此书，所以他在论共产主义一文中说：“尤其是普鲁东的词锋锐利之作非一眼了望，可下批评，必须经过长久和深邃的研究，才可加以判断。”（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一卷二七八页），他后来提及此书复说：“那种对经济‘最神圣的’东西取攻势之挑战，那种嘲笑普遍国民理解力之漂亮词锋，那种尖刻的评断，那种寙苦的讥讽，那种对现行制度污点时常表露之深而且真的反抗感情，那种革命的热忱，充满了《财产是什么？》一书，当其初出版时，并且引起一种大激动。然在一部严格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史上，这种著作迨没有称述的价值。”（见马氏《哲学的贫困》前面附刊二六页，一九二一年第九版。Das Elend der Philosophie Stuttgart 1921．）穆克列（F．Muckle）以为“马克思这些话评判普鲁东的名著，〔其精当处〕是无以复加的。”（见穆氏《社会主义大家》一卷一一三页，一九二○年第四版。Die Grossen Sozilisten，Leipzig und Berlin）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普氏此书的优点只在对于财产权开始作一种严刻的批评，发出经济战争的呼声；至于他对于当时社会上客观的事实是没有审察清楚的。所以施泰因说：“普鲁东此时尚完全站在旧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他对于社会中一种对抗的存在，阶级的争斗，资产阶级的生存，以及由社会状况出发——不由一种观念的逻辑上出发——攻击财产〔各点〕尚不明白。”（见斯氏《从一七八九年至现代的法兰西社会运动史第三卷三五一页，一九二一年出版。Geschichte der sozialen Bewegung in Frankreich von 1789 bis auf unsere tage．München．）普氏既忽视这些重要之点，故他的书不能有很大的价值。
　　可是普鲁东的书虽不能列入第一等名著中，然究竟超出法国一般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之上。梅林说得对：“普鲁东第一次的作品是舍弃一切乌托邦的理想，认私有财产为一切社会罪恶的原因，而下一种根本的和无顾忌的批评，马克思在这种著作中便看见近世无产阶级第一次科学的宣言。”（见梅氏《马克思传》八一页。）马氏对于普鲁东及其著作很有相当的敬意，迄他抵巴黎，尤觉得有与普氏交换意见的必要，他们互相往还，交谊颇笃，“他们对于经济问题常作通夜的辩论。普鲁东因马克思的引导而入于黑格尔的思想界中。他因不懂德文，所以从没有领略这种思想。”（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三○九页。）然他们两人这种结合只是暂时的，后来他们因意见不同，不独是分道扬镳，并且变成仇敌了。
　　我们已经将马克思在巴黎研究学问和结交明友的情形约略说明了，现在又要讲他在报界中的活动。不过我们在提及他的作品之先，当一述发表他这种作品的报纸的历史。当一八四四年的新年，有一种每星期出版两次的德文报在巴黎出现，此报虽名为《进步报》，然创办此报的伯恩斯台（H．Bönstein）和主持此报的波恩斯特（Adalbert von Bornstedt）却不是进步的人。伯恩斯台是一个戏园经理，兼做戏子和文人，他为发达营业起见，遂刊行《进步报》，至于波恩斯特曾为普鲁士军官，当时则充奥地利梅特涅（Metternich）的密探，兼作普鲁士政府的走狗。《进步报》既握在这种唯利是视和作专制政府鹰犬的人的手中，则其论调的卑劣庸陋，自不待言。迈耶说：“此报初时的方针十分平庸，致引起在巴黎一切主张激烈的德国人的嘲笑。维尔（A．Weill）于一八四四年三月报告阁慈科的《电闻报》（Gutzkows “Telegraph”）说，《进步报》证明，没有查检，新闻业者也可以变成愚蠢的东西；；卢格于五月写信给佛莱协，“M．Fleischer 也有同样的说法。”（见《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丛刊》第二卷四二四页，迈耶：《德法年鉴与巴黎进步报的消灭》。）可是《进步报》不独不怕别人嘲笑，他还要嘲笑别人，“当《德法年鉴》唯一的双号出版时，《进步报》以充分愤激的感情，反对一般记者。〔他以为〕这些人‘将雅各俾的红冠（die role jakobinermütze）置诸临于无底深渊的悬崖之上，要用暴力将人民拖到上面，而不肯下来到人民中间，加以教训。……我们只看见〔他们〕否认现有的一切制度，而以不知相距多远的辉煌灿烂的空中楼阁作为替物，”（见同书四二六页。）
　　然《进步报》这种论调实为一般青年所不喜。在一方面伯恩斯台为自己的营业起见，不得不使报上的言论带些国利民福的呼声，借此迎合青年人的心理，在他方面，波恩斯特为侦探在巴黎亡命客的秘密消息起见，尤不得不戴上一个自由的假面具将报上的议论放圆滑一点，以便和这些亡命客往还，达到一己的目的。因此《进步报》便渐渐持一种不左不右的中立态度了。可是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以及德国其他政府不能原谅他们的工具的苦衷，竟禁止此报在国内发行。伯恩斯台虽费尽气力，运动开禁，终属无效。
　　《进步报》受了这种意外的打击，波恩斯特心恢意懒，以为无复希望，遂于是年五月初旬辞去主笔之职。可是伯恩斯台则激而趋于激烈的一途，他以为《进步报》既受德意志各邦政府的聋禁，便当真正具一种反抗政府的精神，持一种激烈的论调，相与周旋，一则可借此作报复之计，一则可在旅居法，英，美，和瑞士等国的德人中扩充报纸的销路，以便弥补在德意志本国所丧失的销场。恰好《德法年鉴》的记者柏莱斯向《进步报》投稿，大受伯恩斯台的欢迎，未几柏莱斯遂代波恩斯特而为主笔了。“柏莱斯是一个受过完备教育的聪阴人，但他却带有一种城市轻佻少年的脾气。他作文〔的目的〕不是要作一种优美的论文，登在报上。他有一次说，‘我以为文字只是刺刀与枪炮的柔和代表；我非〔咬文嚼字的〕文人，也不愿做〔咬文嚼字的〕文人’。”（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二三页。）柏氏既聪明，轻佻，而性情又复激烈，所以他在《进步报》上用尽词锋锐利的和讥讽嘲笑的话，暴露德意志专制主义与伪立宪主义的丑态，使人忍俊不住往。恩格斯说：“伯莱斯的诙谐话使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能使人大笑不止。”（见《恩格斯与马克思书信录》第一卷一二页。）
　　自柏莱斯主持《进步报》的笔政后，《德法年鉴》的记者如卢格，海涅，黑维，巴枯宁，恩格斯和马克思等前后加入此报著作者之列。马克思于一八四四年八月在报上发表一篇论文。题为《对普鲁士王与社会改良一文的批评》。（Kritische Randglossen zu dem Artikel：Konig von Frenssen und die Sozialreform）《普鲁士王与社会改良》一文是卢格替《进步报》作的，他发表此文，不用真姓名，但署名为“普鲁士人”他本是撒克逊人（Sachsen）,马克思才是普鲁士人，大家看见此文，很容易推想这是马克思作的。所以马克思在《对普鲁士王与社会改良一文的批评》中，注明他因特别理由，特宣布他这篇批评文字是他在《进步报》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我们在介绍马氏这篇批评文字之前，还当把卢格一篇论文的起缘及其要旨讲一下。
　　当一八四四年的上半年，普鲁士境内施列西（Schlesien）的彼得瓦尔道（Peterswaldau）村的职工因原有的工资不敷衣食，而村中最坏的厂主寺汪漆格（Zwanaiger）尤贪鄙异常，还要减少工资；工人中最贫苦的于是向他诉苦，说他们不复能够生存，连马铃薯也买贯不起了。他回答道，他们就是为着获得一点面包屑，也必须工作，否则本季野草畅茂，他们只好吃草。一般职工受了很大的压迫，幽愤所钟，无可发泄，乃群集而作一歌。梅林谓“此歌质朴无华的节段伤心惨目地反映着在他们无限的悲哀中增长了猛烈的反抗。”（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四五页。）这是不错的。此歌既表现工人的痛苦，复为工人群众自己的作品，非任何文人墨客所代庖，而马克思文中的立论又以此为根据，所以十分重要，今特介绍如下。（原文见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四五页。）

　　此处是审判厅，
　　比若费门更为专横。〔按费门为威斯特里古代秘密审判厅。〕
　　此处不复宣告判决，
　　生命即断送无存。

　　此处慢慢地折磨人们，
　　无异严刑酷罚的官厅，
　　此处所发露的许多哀感，
　　就是颠连困苦的表征。

　　寺汪漆格是侩子手。
　　一般职员是他们的卫兵，
　　其中个个都不去谋补救，
　　只是尽量地剥皮与抽筋。

　　你们都是流氓和阴鬼！
　　你们都是地府的凶魂！
　　你们吞没贫民的财产！
　　你们将获得横逆的报应！

　　在此处是援助不肯，请求不行，
　　一切申诉，直等于零；
　　工人如不合你们的意旨，
　　就只得去做挨饿的贫民。

　　试想一想这种痛苦，
　　试想一想贫民的困穷，
　　家无开合的粮食，
　　这如何是不可怜？

　　可怜么？唉，这是一种优美的感情，
　　你们这些吃人肉的人，安能如此存心：
　　人人都知道你们的目的：
　　是在剥取贫民的皮与筋！

　　此歌是没有结束的，因此职工于增长凶猛的反抗力之后，到底有何种积极的目的，歌中没有表见出来。此等职工于百无聊赖之时，就在寺汪漆格的门前唱此歌，借以泄愤。可是他们内中有一个同伴被寺氏捉到家中，加以拷打，并且送交警察看管。因此激动众职工的公愤，于六月四日群集于寺氏住宅前，要求增加工资；不独不能达到目的，反遭嘲笑和侮辱，他们于是怒不可遏，蜂拥至寺氏家中，捣毁一切器具，并焚毁一切簿据。异日他们集众三千人之多，向浪恩贝闹（Langenbielau）出发，与该处的工厂主作战。迨政府的军队出来弹压，他们就包围着军队，军队向之开枪射击，死工人十一名，重伤二十四名。他们看见同伴被军队打得血肉横飞，都奋不顾身，与军队格斗，结果这种军队卒被他们用刀棍石子等物击退了，工厂也被他们捣毁了。但至初六日，政府复派来无数步兵，炮兵，和骑兵，职工的抵抗，此时已毫无力量，他们内中被逮捕而处重刑的达八十三人。德国舆论多表同情于职工的困苦情形；而普鲁士内阁也居然遵照普王的意旨，下一道假慈假悲和假仁假义的命令，令国内有心人合群策群力，纠正社会上的罪恶，并令各省长官当关心民瘼，力图救济。
　　法国路易勃郎的机关《改革报》（La Reforme）认普王的恐怖与宗教感情为内阁命令的泉源，而这种命令就是行将降临的资产阶级社会大改良的预兆。卢格的《普鲁士王与社会改良》一文对于《改革报》所说的一概加以驳斥。他不独不承认普内阁的命令是出于普王的恐怖与宗教感情，并且不承认这种命令是大改良的预兆，因为普鲁士王与德意志社会都没有达到这个地步。他以为像德意志这样非政治的国家中工厂区域局部的困穷不能成一种普遍的事件，更说不到成为全文明世界的一种损伤。至于德国的贫民目光所注，从不超出他们的家庭，工厂，和城镇之外；他们完全缺乏一种政治的精神，即缺乏从全体观点出发之有结构的见识——一种社会革命，如缺乏这种政治精神，便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对于卢格的议论逐一加以驳斥，有许多地方，因情过境迁，我们已不感兴味，不必述及；现在单将马氏对于此事的评价及其他重要之点讲一下。马克思对于施列西职工争斗的价值看得很高，所以他说：“……在英，法两国工人变乱中没有一次具有施列西职工变乱这样理论的和觉悟的特质。第一，大家试想一想这职工歌，想一想这种争斗中勇敢的口号，内中从没有提及过家庭工厂和城镇，但只是无产阶级以决切的，锐利的，无顾忌的，和猛烈的态度，将无产阶级对于私有财产社会的对抗，大声疾呼，直接宣布出来。施列西工人变乱的开端，恰和法，英工人变乱的结尾一样。同具有对于无产阶级本质上的觉悟。〔施列西职工的〕行动自身具有这种优越的特点。不独那些为工人劲敌的机器是被捣毁了，就是那些为财产证据的簿记也被撕破了，其他一切运动起首总只是反抗那显而易见的仇敌工业主人的，〔施列西〕这次运动却即刻转而反抗那暗中的仇敌银行家。末了，英国的工人变乱没有一次具有同等的勇气，思虑，和坚忍性的。”（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五四页。）
　　马克思上面一段话与卢格的议论正相反。梅林以为“马克思对于施列西职工变乱在历史上的重要点所发表的议论，现在觉得奇怪。他把这种变乱的确完全不知道的倾向，加入其中，而卢格以为这种职工变乱只是饥荒的暴动，没有深远的意义，此说是更中肯綮的。”（见梅氏《马克思传》八七页。）我们如就肤浅的表面去观察施列西工人变乱事件，则梅林的批评，未尝不对；他以为“在施列西职工的饥荒变乱中，就是普鲁士警察敏锐的眼光，也没有发见何种共产主义的倾向。”（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四八页。）这话好像是对的。可是我们对于此事细心考究一下，便觉得马克思的话并不过当，他以为“施列西的变乱并没有离开社会原则的思想。”（见《马克思与恩格斯文汇第二卷五八页。）这是的确的。施列西职工的变乱固然只是出于饥饿的逼迫，他们除掉破坏厂主的财产借以泄愤外，固然没有预定的计划和明白的目标，公然显出共产主义的彩色；可是此次变乱是德国工人错群众的力量，反抗有产者的开端，他们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具有一种阶级觉悟，已经知道资本家的目的只在掠夺工人，而私有财产制度是他们痛苦的泉源。不过他们不是思想精细和见识远大的理论家，所以他们想不出一种完善的制度，看不见他们应有的目标罢了。然说他们的举动的确完全没有共产主义的倾向，这是不合实情的。马克思为擅长理论的学者，他将施列西职工举动的倾向用理论阐扬出来，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理论上的代表。而梅林认他将施列西变乱的确完全不知道的倾向，加入其中，所见未免太浅了。
　　马克思在此文中阐发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异点，兼辟卢格社会革命没有政治精神为不可能的主张，他说：“一个社会革命是站在全体的观点上的——这种革命虽只出现于一个工厂区域〔也是如此的〕，因为这是人类对非人生活的一种抗议，这是从各单个实在的个体出发的，因为社团（Gemeinweson）——个体因和这种社团隔离而起反抗——是人类真正的生存，是人的生存。反之，一种革命的政治精神在乎没有政治势力的各阶级具有消灭他们和国家生存及统治权隔离的倾向。……就政治精神狭隘的和分离的性质讲，一种政治精神的革命是以社会为牺牲，在社会中造成一个统治阶级。……‘普鲁士’人对于一种‘社会的‘革命如果认为和一种政治的〔革命〕相对抗的，而这种社会革命不要社会的精神，却假借一种政治的精神，这便是混沌的无意识的话。否则一种‘社会革命须具一种政治精神’这句话不是别的意思，不过是普通所称为一种‘政治革命’或一种‘单纯革命’的注释罢了。每种使旧社会解体的革命是社会的〔革命〕。每种使旧政权崩溃的革命是政治的〔革命〕。‘普鲁士人’是自择于注释与无意识之间！一种社会革命须具一种政治的精神，这是注释的或无意识的，然一种政治革命须具一种社会的精神，这却是合理的。革命——打破现有的政权和消灭旧来的关系——总是一种政治的行动。如果没有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够实现的。当社会主义要打破〔现有的政权〕和消灭〔旧来的关系〕时，他需要这种政治的行动。然在社会主义有组织的活动开始之处，在他自己的目的和精神出现之处，他便把这种政治的壳子抛开了。”（见同书五八至五九页。）
　　马克思自到巴黎研究法国历史和社会主义后，他有一种最重要的认识，就是阶级争斗。社会中既因阶级对抗而发生争斗，则一种新局面的产生，必非由于和平发达，乃出于双方决斗的结果，所以马氏在此文中明白说出“如果没有革命，社会主义是不能够实现的。”终马克思之世，他未尝丝毫改变这种主张，故穆克列称“马克思一直到老年犹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见穆氏《社会主义的文化理想》一四一页，一九一九年出版。Das Kulturideral des Sozialismus．München und Leipzig）马氏这一句话在一方面打破了当时英法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以和平方法改造社会的迷梦，在另一方面塞住了后来打起马克思主义招牌而实行改良主义的人的喉咙，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要轻轻看过了。
　　马克思自己宣言，此文是他在《进步报》上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其实这也是他在此报上所发表的唯一的文字，然他却因此横遭放逐之祸。《进步报》自柏莱斯入主笔政后，招致许多革命的记者，对于普鲁士政府冷嘲热讽，无所不至。普政府视此报为眼中钉，目一般记者为蛇蝎，他于一八四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对于马克思，卢格，海涅，和伯恩斯台又下入境即行逮捕的命令。（前列三人本年已下过一次逮捕命。）然这些革命家远在巴黎，上述的命令，直等于一纸空文，因此，普政府令其驻巴黎公使向基佐内阁交涉，请求封禁《进步报》，并驱逐各记者出境。基佐因《进步报》在文明的法国攻击普鲁士的专制主义，获得社会上的同情，若横加摧残，必受舆论的攻击，他不敢公然承认此请求。他旋借口《进步报》谈政治问题，没有缴纳政治报章所必需的保证金，遂处柏莱斯以两个月徒刑和三百法郎（Franc）的罚金。然《进步报》并没有因此被宣告死刑，此报且宣言将于一八四五年一月改为政治月刊，便无须缴保证金。普政府恐怕《进步报》攻击他再接再厉，乃请国内一位负盛名而又和法政府有密切友谊的学者洪堡（Alexander von Hurnboldt）出来交涉，才得如愿相偿。至一八四五年一月中旬，法政府公然下令封禁《进步报》，并驱逐马克思，卢格，巴枯宁，柏莱斯，柏恩斯等十余人，限他们于二十四点钟内离开巴黎，于最短时期内出法国境。被放逐的人中也有因特别关系仍得留滞巴黎的，可是马克思却享不到这种权利，他不得不出亡比国。从此以后，他几乎是到处见逐，一直到老年，永为一个亡命客了。
　　马克思居巴黎虽不满十五个月，然论其重要，绝非他以前任何时期所能比拟。所以梅林说：“一八四四年马克思寄居巴黎，此为他壮年时代中一个最有结果的时期，这是没有疑问的。〔如法国〕大革命及其震动世界的结果，如各种重要的历史著作可以深入而窥察此革命最内部的纤维，可以征验第三等级的阶级争斗，一直回溯到中世纪，如各种丰富的著作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潮，直达到最清淡处，这种思潮当时并且开始涌入卡贝的乌托邦，路易勃郞的社会政策煽动和普鲁东的工人阶级宣言中——通通这些东西都供给种种变化无穷的丰富印象，就是有才能的人也会为此等印象所炫惑，而不知所措，然此等印象必定引起一种天才的力量对于他们所含的新光体的散漫光线收集于一个焦点上。卢格在巴黎失去每种立足点，而马克思在此处却找着历史的唯物论起首的线索”。（见梅氏《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一卷二一一至二一二页，）可是马克思在巴黎还有一桩比上述各点更为重要的事，就是他在此获得一个后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朋友。他此后倘若没有这个朋友的帮助，则他的精力恐怕都要消耗于生计问题，而他那空前的杰作也无由出现了。这个朋友是谁呢？就是世人一提起马克思定会连带提及的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