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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琳娜·马克思
﹝德﹞威廉·李卜克内西
艾思嘉 译
这篇文章是威·李卜克内西为爱琳娜·马克思写的悼文，第一次发表在1899年汉堡出版的《1899年帯插图的新世界日历》上。苏联《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一书收入这篇文章时作了某些删节。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5年第4辑。
我对马克思的孩子们十分钟爱，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而在她们当中我最亲近的要算是爱琳娜。她的乳名叫杜西，朋友们总是这样称呼她。她的多灾多难的母亲颠沛流离，饱尝痛苦。烦恼在她的如此明亮的前额上留下了暗影；穷困和死亡经常光顾第恩街上的流亡者的这所拥挤的贫苦住宅。为生计操心，为生长在伦敦的这个贫困的世界里的幼苗们操心，因为，正如早在七百年前《神曲》的作者所说的，流浪就是贫困！她们难道会像多灾多难的母亲在伦敦生下的其他三个孩子一样枯萎吗？
那是1855年，哪一天我记不清了。可以肯定地说，是一个明朗的日子，一个盼望已久的婴儿出世了。这是一个女孩，一个壮实的女孩。从1850年起就当马克思的家庭医生、也是他家的常客和朋友艾伦大夫宣布，如果喂养精心，她一定会长得很好，这时母亲会心地笑了。但是她小的时候只有母乳可食。为了喂养她，进行过长时间的商讨，我也参加了，因为我非常热心于研究用天然药物治病的学说。你看，母乳创造了奇迹，婴儿发育很好；水灵灵的，红扑扑的小胖脸蛋，她是双亲、姐姐和我们大家的快乐；她十个月便能走了。她成长着，身心都很健康。她像二姐那样活泼和开朗，和母亲一模一样，同时，她深沉、富于幻想、善于思考，又像父亲的掌上明珠大姐燕妮似的，是马克思的女性化身。她的求知欲非常强，活泼伶俐，她也非常好奇和聪明，有时就她的年纪来说甚至过于聪明了……
总之，我不到马克思家去，日子就没法过。杜西出生后不久，马克思家便从狭窄的第恩街迁到百万人大城市北部的有些绿色的地区[1]。汉普斯泰特那个地方有充足的空气和地方，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玩耍。我当时已成家并成为家长，但一有空，我也跟他们到那里去。我只要有时间就参加他们的游戏，而对我们这些流亡者来说，很难找到时间。我们尤其缺少硬币。一种虚伪的和夸大的说法“时间就是金钱”把硬币变成时代的特性、产物和等价物。杜西没完没了地向我提出各种问题，当然，有些问题她的姐姐已能回答了！为了把我已经十次和常常稍加改动地讲给姐妹们听的“故事”编得天衣无缝，使这些爱嘲笑者一时难以识破，我绞尽了脑汁。
我的相簿上保存有她多年的照片。我本来完全忘记了它……当时她才五、六岁。她穿一件短连衣裙，直挺地站着，手扶着椅子背，生气地紧闭着嘴巴，因为她正在作淘气的游戏（越淘气越好）时被拉来照相；当然，打搅她是很遗憾的，尽管“噘着嘴”，但是在她的脸上还可以看出勉强掩藏的微笑，而在含笑的、快活的眼神里潜藏着某种严肃的、沉思的、像她大姐的神情。她大姐有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无法看到它们的深处；而她的活泼漂亮的二姐——马克思的孩子当中唯一健在的拉法格夫人——的调皮的深棕色的眼睛让某些人觉得非常深邃。
1862年我离开伦敦的时候，杜西六岁。好久没有见面，但没有忘怀。母亲和女孩子们经常在信中告诉我家里的一切事情，而这些事情在父亲的信中只是一笔带过。信中谈到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给家庭生活带来了革命；谈到马克思十年前已经好不容易挣脱出政治漩涡之后如何又卷入了这个漩涡；谈到他千方百计想把一部分负担推到别人身上，但失算了，因为这样困难的任务看来只有他的肩膀才承担得起；谈到国际工人协会如何成为全世界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共同意愿的表达者，而马克思的家成为所有这些意愿的中心和大本营。在这个家里，除了马克思本人——他被所有的人看成终审官——，还有一位智慧过人的、思想高尚的、始终镇定自若的女主人和母亲。她在他的伟大事业中是他的助手，她以母性的关怀和照料努力把家人联合在一起和维持家庭生活。同时，在这个大本营里还有三个女儿，她们从母亲的乳汁中吸收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她们在成长，她们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她们热爱时间的车床上织出的事业，只要有可能，她们就参加这个事业。我在异地同她们一起经历了这一切。
六十年代末，斗争的回音传到了这个大本营，这个家庭。共和主义法国开始反对腐朽的帝国的斗争。又拥来了一批流亡者。流亡者来来去去。在他们当中，有个年轻英俊的弗路朗斯[2]，他是四方飘泊的革命骑士，参加过克里特岛的革命斗争。他像流星一样，一闪现便消失了，但却在十四岁的杜西的思想上和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痕迹。然后是战争的“可怕的一年”，这场战争带来了惊心动魄的动乱。法国流亡者赶紧返回法国，以便进行反对拿破仑的革命斗争。色当，麦茨－德国反动派取得了胜利；巴黎的共和国，在硝烟弥漫和血腥屠杀中，在胜利的俾斯麦的胜利之师的铁围中，它能够挺得住吗？这场战争史上最可怕的和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给文化珍品造成可怕的破坏，然后好像有了一线希望。公社在战争的可怕的黑夜中升起，驱散了黑暗，把人们的目光从战争灾难中吸引过来，向全世界显示了伟大的榜样。
希望破灭了。可怕的战争吞没了伟大的榜样。这个榜样化为泡影。弗路朗斯成为第一批牺牲者之一，人们无耻地从后面用马刀砍杀这个手无寸铁的人，这给在伦敦的少女的心留下双重的创伤。这颗纯洁的心充满诗意般的初恋，为他而跳动。
一场浩劫在“血腥的五月的一周”中发生了[3]，接着，公社的流亡者纷纷逃亡伦敦。所有在伦敦知名的人，以及许多不知名的人都往马克思家里奔。流亡者的这种自发的纷至沓来标志着一场新的、更大的家庭革命，与它相比，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成为和平的田园诗，它推翻了整个以往的家庭生活方式。不管马克思夫人怎样以自我牺牲的精神努力来对付这次洪水，但都无济于事，洪水照样冲进了这个家庭，冲散了这个家庭，夺去了两个大女儿。燕妮成为龙格的妻子，劳拉成为拉法格的妻子。幸运的是，杜西逃避了也嫁给一个公社社员[4]的命运，留在家里，成为家庭的支柱。她是母亲的助手，父亲的助手，他们两人的助手，与这个家庭里的善良的灵魂“忠实的琳蘅”相竞争，尽可能地分担她的操劳。
爱琳娜不仅了解伟大的政治解放斗争，而且也了解细小的、琐碎的、狡诈的、无情的生存斗争。她不愿意成为双亲的负担。这不过是一句戏言。实际上她多年来一直为支持她的父母付出了努力和智慧。她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人：沉重的劳动压在她身上，别人不理会，因为沉重的东西在她那里显得很轻。不论家务事，还是一切与政治和宣传有关的工作，她都能得心应手。因为她事事在行，既精于党的通讯工作，又巧于厨房劳动，所以成为父亲和母亲的不可代替的助手。但这对她来说还算不上什么。她愿意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不是出于自私的目的，不是为了逃避应尽的义务，而是出于自我牺牲的考虑，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和给别人做更多的事情。
在双亲的住宅里，在这个国际性的“正义避难所”里，她除了德语以及英语（她英语讲得总是特别流利，而且写得出一手好文章）之外，基本掌握了法语，她还学习了其他几种适用的语言。她现在利用这些语言进行语言教学，后来利用这些语言有效地为党工作。另外，她学会了打字，当时打字已经流行。她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靠劳动谋生，从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而且这丝毫不影响她对父母的照料。
1874年秋天，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返回途中到菜比锡看望我们。在根据医生指示安排的这次旅行中，杜西第一次担负起看护士的职责，陪伴她的父亲。当时她十九岁。她显得健康，并且具有一种令人鼓舞的魅力，这也是一种最高级的和最持久的美。从一般标准来看，爱琳娜·马克思不算是美人。脸盘儿不够协调，嘴巴和鼻子的轮廓过于坚挺，有点男性特点，但是，她有一头蓝黑色的秀发，乌黑的眼睛是那样深沉和真挚，她的脸色犹如白雪公主，可以称得上是白里透红。更有甚者，她身上女性的令人陶醉的馨香是一切美的东西的充分体现一一她是美的。这种美是永不凋谢的美，好像是对时间的嘲笑。从那时起，她在我们眼睛里始终是那个时候的杜西。甚至躺在灵柩里——我们的一位女友莫特勒太太从伦敦来信所说的——杜西还是双腮红晕和充满生气。
在莱比锡这是美好的季节；秋天既有秋季的魅力，又有夏日的美好；经过休养的马克思显得十分幽默和轻松。而杜西童心不改，非常喜欢我的大女儿[5]，当初杜西见到她时她才三岁，而现在再见到她时，她已是十五岁的姑娘了。杜西喜欢我们家庭新添的人丁，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去年，她还笑得眼含泪花，向我讲述，我的两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她特别关切，因为他差一点成为某些工人的爱国主义尚武精神的牺牲品——为了恶作剧做了最不可设想的事情，例如，他们四肢爬着跟我家的狗争着舔狗食盆里的东西。
倍倍尔——由于莱比锡法庭判处他犯有“叛国”罪，坐了整整两年监狱——当时以侮辱陛下的罪名还被关在茨维考，因此，很遗憾，他不在我们中间。
当时的话题涉及许多非常重大的问题。杜西的言谈说明，她有能力处理最重大的和复杂的问题并掌握了这些问题。在三个姐妹当中，杜西是个道地的政治活动家，她在运动中诞生，与运动很有缘分，她是父亲的思想和意志的优秀的执行人。她对他父亲最了解不过了。
我们讨论的重大问题还包括她母亲的健康状况。在她母亲身上已经有了折磨人的慢性病的明显征兆。这种病把她母亲送进了坟墓。
莱比锡会见之后，再也没有这样长的间隔时间了。在这之后不久，解救被流放的公社社员的计划促使我前往伦敦，从这时起，这样的会面定期举行，至少两年一次。两个姐姐的婚姻很美满，燕妮生了好几个孩子。杜西似乎拒绝结婚。她把自己的时间分配给了家庭、挣钱的工作和党。的确，不久家庭就要求她给予更多的照顾。母亲的病情已经严重，无法治愈——幸好，这一点不是马上就意识到了，而父亲又是按老习惯行事，无节制地开夜车，顽固的肝病又复发了。双亲需要家里有人照顾，如果有几个富裕钱，他们要出城或到海滨去，
家务和照料工作落到了杜西和琳蘅的身上。简直难以想象，她是怎样工作的。我在另外的场合已经写过，自我牺牲和劳动是她的生命。她从不考虑自己；她的思想、感情和事业－这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为了每一个人，为了整个人类。她所追求的就是在行动中实现父亲的学说。为服务于人类的父亲服务——这就是她的天职。为人类服务，把人类从贫困、疾病和无知这三重奴役中解放出来。三重奴役的唯一根源就是人剥削人。只有把这个根源——现在称作资本主义——加以铲除和彻底消灭，人类才能解放。
这种解放人类，拯救人类的事业，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完成。因此，她把她的非凡的工作能力，自己的无穷的自我牺牲精神服务于无产阶级、国际工人运动。
不幸的日子来临了：母亲与世长辞了。杜西像忠实的安提戈涅[6]一样陪伴父亲进行最后一次外出疗养，但父亲无法忍受失去勇敢的忠实的生活伴侣的痛苦。这时，大女儿也猝然故去，父亲的最后一根维持生命的神经同她一起断了。她父亲本来身体异常壮实，但伤身的夜间工作，操心和烦恼把他搞垮了。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从那时起，只有爱琳娜属于党，只有爱琳娜是对父亲的纪念。
注释：
[1] 马克思家1856年搬到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译者注
[2] 古斯达夫·弗路朗斯（1838-1871）是法国革命者。他1866-1867年参加克里特岛上希腊居民反对土耳其异族压迫的起义。——译者注
[3] 1871年5月21日到28日，法国梯也尔政府的反革命军队屠杀了大约三万巴黎公社参加者。——译者注
[4] 指普罗斯佩·奥利维耶，利沙加勒（1838-1901）——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巴黎公社的参加者，公社失败后流亡英国。——译者注
[5] 阿利萨·李卜克内西（生于1857年）。——译者注
[6] 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的女儿，自愿随父流浪。一些剧作家把她作为孝敬父母和自我牺牲的化身。——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整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