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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
威廉·李卜克内西
1895年3月30日
禾子 译
原文原载于1895年3月30日《前进报》。中译文来自《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4年第2辑。
我们的老先锋战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防止政变法的迹象已经出现的情况下，在给最近出版的马克思关于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小册子写的导言中论述了这个课题。恩格斯在这里以他惯用的大师之笔指出（对所有那些叫嚣“采取行动”的律斯勒、鲍古斯拉夫斯基和米尔巴赫之流[1]有好处，对所有那些把剑看作是君主手里对付国内反对派的手段的人有好处），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经常受压迫的阶级的革命技术也发生变化。他指出，今天的无产者不管遇到任何挑衅，都应冷静，也不打算再回到老式的街垒革命；用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渗入日渐衰朽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方面他掌握一种更为革命的手段。让我们的老大师自己给我们说说吧。
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由于1870-1871年的战争和公社的失败，目前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了德国。在法国，要从1871年5月的流血牺牲中复元过来，自然需要多年的时间。在德国则恰恰相反，工业国从法国获得数十亿收益的补助，简直象在温室里培育的那样愈益迅速发展起来，而社会民主党更加迅速和持续不断地发展。由于德国工人善于利用1866年实行的普选权，党的惊人的成长就以无可争辩的数字展现在全世界面前：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1871年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接着最高当局以反社会党人法的方式承认了这些成就，党暂时被击败了，所得选票在1881年降到了312000张。但是党很快就克服了这种情况，正是在受非常法压力下、在没有报刊、没有合法组织、没有结社集会权利的情况下，才真正开始了迅速的增长：1884年为550000张，1887年为763000张，1890年1427000张。这时，国家的手也就变得软弱无力了。反社会党人法消失不见了，社会党人的选票增到了1787000张，即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政府和统治阶级使尽了他们的一切手段，可是毫无用处，毫无成效，毫无结果。当局，从巡警以至首相，都不得不忍受表明自己无能为力的明显证据——而且这来自被蔑视的工人！——，而这种证据即达数百万之多。国家已经处于绝境，工人却刚兴起。
但是，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做出了这头一个贡献，除此之外，还对它做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世界各国的同志提供了一种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种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transformé de moyen de duperie qu'il a é té jusqu'ici en instrument d'é mancipation——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并且，即使普选权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证实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在同一程度上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也增加了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只是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我们自身力量和各个敌对党派力量的精确情报，从而给予了我们一种衡量我们行动分寸的标准，使我们既可避免不合时宜的退缩，又可避免不合时宜的蛮勇，－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仅有的一些好处，那也就很够了。……
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已明显地过时了。
我们对这种巷战不应抱什么幻想，因为在巷战中起义者方面取得对军队的真正胜利，像两支军队巷战一样，是极其罕见的。而且，起义者也很少指望获得这样的胜利，对起义者来说问题只在于通过道义上的影响来动摇军队，而这种道义上的影响在两个交战国军队之间根本不发生作用，或者起着极微小的作用。如果这一点成功了，那么军队就会拒绝开枪，或者指挥官就会惊惶失措，而起义就会获得胜利。如果这一点不成功，那么军队方面即使人数较少，也会显出装备和训练较好、指挥统一、兵力的有计划使用和有军纪等优点。起义在真正的战术行动中所能达到的，最多也只是正确地建造和防卫个别街垒。至于互相援助、后备力量的配置和使用，即各分队的行动协调和协同动作，对防卫一个市区来说是必要的条件，更不用说对防卫整个大城市了。但这在起义的场合却很少能做到，而且往往是完全做不到；集中战斗力于决定胜负的一个点，在这里就根本谈不到。所以，这里主要的斗争方式是消极的防御；有时采取进攻，但也只是例外，只是为了进行偶然的出击和翼侧攻击；通常进攻只限于占领退却军队所放弃的阵地。并且，军队拥有大炮以及装备优良和训练有素的工程兵部队，而起义者则差不多总是完全缺乏这些作战手段。所以无怪乎甚至那些表现了莫大英勇精神的街垒战，－如1848年6月在巴黎，1848年10月在维也纳，1849年5月在德勒斯顿，——也是只要进攻部队的指挥官抛开任何政治上的考虑而根据纯粹军事观点行动，并且其下属士兵仍然可指靠的时候，就都以起义失败而告终。
1848年以前许多次起义获得成功，是有各种各样原因的。1830年7月和1848年2月在巴黎，以及在西班牙大部分巷战中，都是在军队与起义者之间有国民自卫军，它或者是直接投到起义者方面去，或者因为自己采取犹豫不定的态度而使军队也发生动摇，并且还为起义者提供武器。凡是在这支国民自卫军一开始表示反对起义的地方，如1848年6月在巴黎那样，起义就总是遭受失败的。1848年柏林人民之所以获得了胜利，一部分是由于3月18日夜间和19日早晨增添了许多新的战斗力量，一部分是由于军队的疲惫和供应恶劣，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军队传送命令的组织瘫痪了。但是在一切场合，起义者获得胜利总是由于军队拒绝开枪，由于指挥官丧失了决断能力，或是由于指挥官的行动受到了束缚。
这样，即使在巷战的典型时代，街垒在道义上比在物质上起的作用更大。街垒是一种动摇军心的手段。如果它能坚持到这个目的实现的时候，斗争就获得胜利；如果坚持不到，斗争就遭到失败。
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资产阶级到处都投到了政府方面去；“教育和财产”的代表人物欢迎和犒赏了镇压起义的军队。街垒已丧失了它的魅力；兵士已不再把街垒后面人们看作“人民”，而是把他们看作叛逆者、扰乱分子、抢掠者、均产分子、社会的渣滓；军官们渐渐掌握了巷战的战术：他们已不是毫无掩护地径直走向匆匆砌成的胸墙，而是经由花园、庭院和房屋绕过这种胸墙。而现在这种办法，只要稍微灵巧一些，十回有九回都能成功。
但是，自那时以来，又发生了许多其他的变化，并且都是对军队有利的变化。如果说大城市已经扩增了很多，那么军队数量就扩增得更多了。巴黎和柏林自1848年以来还没有扩增三倍，而那里的驻军却增长了三倍以上。由于有了铁路，这些驻军的人数在二十四小时内就能扩增一倍以上，而在四十八小时内则能扩增为庞大的军队。这种大量增长了的军队，在武装上也是无比地改进了。1848年是从枪口装弹的滑膛击发枪，现在是后装小口径连发枪，它的射程比旧式枪远三倍，准确性和射速则高九倍。先前是用效力较差的球形弹和用大炮发射霰弹，现在是爆炸式的榴弹，只要一颗这样的炮弹，就足以毁坏最好的街垒。先前用以破坏防火壁的是工兵的丁字镐，现在则是炸药筒。
相反，在起义者方面，一切条件都变坏了。人民各阶层都表同情的起义，恐怕不会再有了；在阶级斗争中，中等阶层大概永远不会这样毫无例外地统统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周围，致使那纠集在资产阶级周围的反动党派几乎完全消失。这样，“人民”将总是分裂的，因而也就不会有一个在1848年那样非常有效的强大杠杆了。如果起义者方面有较多服过兵役的兵士，那么要把他们武装起来就将更为困难了。枪械商店中的猎枪和竞技枪，即使不会按照警察命令预先把枪机的某一部分拆去而弄成不能使用，那么它们甚至在短距离的射击中也是远比不上士兵的连发枪的。1848年以前，可以自己用火药和铅制出必要的子弹，而现在每种枪所用的子弹都各不相同，其相同点只在于它们都是大工业的复杂产品，因而是不能即刻制成的，所以，如果没有合适的专用子弹，大部分枪枝就都要成为无用之物。最后，各大都市在1848年以后新建的街区中的街道，都是又长、又直、又宽，好像是要使新式枪炮能发挥其效力似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自愿选择柏林北部和东部的新建工人街区来进行街垒战，那他一定是疯了。
现在读者是否已明白了，为什么统治阶级一定要把我们引到动刀枪的地方去？为什么现在人家因为我们不愿立刻贸然走到我们预先知道必遭失败的街头去，就指责我们怯懦？为什么他们这样坚决恳求我们最后还是去当炮灰？
这些先生们完全是白白浪费他们的恳求和挑战。我们并不是这么笨的。……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应该拥护什么。[2]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正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
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派去参加投票的二百万选民，以及支持他们的那些没有选举权的青年和妇女，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最密集的人群，构成为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这个人群现在就已占总票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并且时刻都在增长着，可由帝国国会的补充选举以及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和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证明。它的增长过程，是自发地、持续不断地、不可遏止地发生的，同时也是平稳地发生的，正如自然界中发生的某种过程一样。政府企图阻止这种增长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成效。我们现在就已能指望拥有二百二十五万选民。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我们在本世纪末就能赢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并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3]只有一种手段才能把德国社会主义战斗力量的不断增长过程暂时阻止住，甚至使它在一个时期内倒退－这就是使它跟军队发生大规模冲突，像1871年在巴黎那样流血。这终究也会被克服的。要把一个人数以数百万计的政党消灭，即使用欧洲和美洲所有的连发枪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会阻碍正常的发展进程。决定性的搏斗就会延迟、拖长，并且必然要付出更大牺牲。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颠覆的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那些自称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弄得无法生存。它们跟奥迪隆·巴罗一起绝望地高叫：La lé galité nons tue——合法性害死我们，可是我们在这种合法性下却长得肌肉结实，两颊红润，好像永不衰朽的生命。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注释：
[1] 律斯勒、鲍古斯拉夫斯基、米尔巴赫之流主张进行上层政变，即破坏宪法，实行独裁，恢复专制，来对付国内反对派。——译者注
[2] 恩格斯的原稿写的是：“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译者注
[3] 《前进报》在这里删去了原稿一句话：“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而且也没有标出删节号。——译者注
感谢 佐仓绫奈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