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威廉·李卜克内西 -> 《一个革命士兵的回忆》

公元1849年瑞士流亡生活纪实



　　在最近两年的纽约《先驱者年历》上，朋友左尔格发表了他的《一个四八年人物的回忆》。他的这些回忆录也在我心中唤醒了某些回忆。在我眼前重又浮现出早已忘却了的人们。我和左尔格是在日内瓦相遇的，并且在那里共同生活了好几个月，有过许多交往。那时候，左尔格不仅每天记日记，而且始终保存着这些日记。可是当时我的情况却不相同。我被四处追逐，长期流离失所，以致当年的物品全都没有保存下来，甚至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有留下[1]。更痛心的是，我的全部珍贵的藏书都已荡然无存。因此完全是左尔格给我提供了回忆的基础，才使得我在日内瓦的流亡生活和活动现在又清清楚楚地、条理分明地展现在眼前。如果我真要动笔写的话，我就得按照一些朋友们的愿望，从无数的印象、人物和史实中选择一部分来写。

　　1849年7月3日或4日（我们“四八年人物”的主要活动是在“疯狂的一年”之后才开始的），由于普鲁士军队和帝国军队十分狡猾地回避正面进攻，而采取迂回战术绕过著名的“穆尔克防线”，我们在拉施塔特的那次会战中失败了[2]，我们部队的主力，也就是没有陷入拉施塔特包围圈和没有继续向那里挺进的部队，要统统往南撤退。当时曾一度讨论过，要在黑森林地区展开一场“人民战争”，但是大家终于渐渐地考虑成熟，要越过“自由”和“中立”的瑞士（给这两个漂亮的词儿带上引号，是由于我们这些人都亲自领教了瑞士联邦当局的所作所为的缘故。今天的瑞士情况也还如此，但愿不要再让人给它的自由和中立带上引号，至少我是这样希望）。
　　部队的主力在前头开路。可是人员却很复杂，因为我们是由革命的风暴啸聚起来的。但是我们互相之间并不陌生。我们总共有十二个人，其中有正直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他再也不能纸上谈兵，侈谈未来的胜利了）和他生死与共的妻子阿玛丽爱，有当过副官而当时还没有成为尚未问世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杂志编辑的罗森勃鲁姆；还有教师内夫，一个活动能力很强并且非常坚决的年轻人，曾经非常卓越地领导过民团的一个营，直到该营在拉施塔特解散为止；以及始终性情愉快而随时准备冒任何危险的多尔杜（如果他年龄略大一些，我真会把他当作“福尔克尔·冯·阿尔蔡”[3]（顺便说一句，他也是很好的歌手，自然他也写诗，就像每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人都爱写诗一样）；最后是鄙人。我在那个时刻想得更多的是我和最心爱的人分离的痛苦，而不怎么想到失败的革命。
　　真是青年无德行么？难道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不成？革命的旗帜不是还在匈牙利国土上空高高飘扬吗？勇敢的施瑙费尔所高歌颂扬的马扎尔族英雄的人民，不是正在驱赶着敌人的雇佣军[4]，使得后者就像豺狼畏惧彼此合群的家畜一样吗？在拉施塔特不是储备了足够几个月的军粮么？难道不可以明天重新再干一场吗？是呀，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曾听到过数千次“明天再干一场！”的呼声。
　　可是我现在想到的是别的事情。由于突然爆发的起义把我从打开了的牢门里放了出来，我差不多在两个月前就离开弗赖堡了。那时我的内心充满着骄傲的希望和幸福的感觉，虽然我不得不和我在患难之中订婚的未婚妻分离。我不是作为一个胜利者离开的。谁知道我这次离别要有多长时间？未来有什么结果？下―步又会怎样？我站着的土地像地震一样在开裂。大地在震动摇晃。一切都还是疑团。未来是那样的纷乱，不管你如何想象，也无法从中勾画出一幅轮廓清楚的图景。但是青年人没有忧虑，这正是他们崇高的德行，与俗话所说的“青年无德行”恰恰相反，至于说“青年人没有忧虑”，这也许是不对的。我在青年时代就有过许多忧虑。当我1850年6月到伦敦的时候，党内有个会摸骨相面的好心的卡尔·普芬德，甚至在我脸上看到一种“痛苦的特征”。但是，这种忧虑和痛苦从来没有持续很久。如果忧虑和痛苦太严重的话，我手中始终有一根鞭子把它们驱走，甚至在伦敦饥寒交迫最最难熬的日子里也是如此。这根鞭子就是幽默。这岂能说仅仅是出于轻浮呢？每当我无所适从的时候，幽默就像土地神一样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大家知道，幽默的孪生姐妹是忧郁。泪与笑同在嘛，流泪的汉斯和欢笑的汉斯是相辅相成的。谁能一只眼睛哭，一只眼睛笑，那他就是最幸福的人。打我成年时起，我就从未哭过（除了由于感动，例如在剧场里看到动人的演出而流泪之外）。我好像已经失去了哭的能力。我所说的哭，是指愤恨时的眼泪，也包括喜悦时（例如，色当战役之后在法兰西成立了共和国[5]那种时刻）的眼泪。
　　可是我在弗赖堡经历了真正痛苦的离别。由于所有与我同行的人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要办，所以我们约好晚上十一点钟在我们临时投宿的“福棱巴赫旅馆”会面。还不能太迟了！因为，我们的人在城里只剩下很少几个，而这以前一直荷枪持盾潜伏以待的市民自卫团这时已纷纷爬出洞外，普鲁士骑哨也三两成群地在附近巡逻，还听说闵斯德城头已飘出一面白旗。虽然这一情况未必确实，但是我们必须采取防范措施，所以我们不能再迟疑，而赶快分了手。我为了防患于未然，把腰刀的刀刃和两支很好用的手枪（当时还没有自动手枪）的子弹盒检査了一遍，然后就登程上路。
　　十一点差几分，我就及时地离开了。我所得到的各种消息使我加快了步伐。街道上是一派可疑的情景，到处出现一些真实的巴塞尔曼笔下的人物[6]，不过其中一些人物却是已故的巴塞尔曼不会害怕的，因为他们是他的好朋友。有一些人跟在我的后面，我不久发觉他们是在跟踪我。我听到战刀的铿锵声，显然是“大公爵”分子们认为反戈一击的时刻到了。
　　我不愿意和他们邂逅，赶紧跑掉。这时候，突然从邻近一条街上出来三、四个人，站在我的面前。我也听到他们身上战刀的铿锵声。我处在腹背受敌的位置，于是只好决心向前进。我每一只手上都握着一支手枪，朝着迎面阻拦我前进的人走去，用枪对准他们喊道：“让开路！谁敢动我一下，我就开枪！”这话立见成效。巴塞尔曼笔下的人物都像他们当初被送上战场去的伙伴一样，带着他们的佩刀像机灵的猴子般地乖乖撤退了。从这段滑稽可笑的小插曲可以看出，形势似乎并不十分危险。我真想大声嘲笑这些疯狂地趁火打劫的治安队，让他们充当福斯塔夫的随从[7]，是再恰当不过了。
　　但是我没有时间来笑，我急于弄清同伴们的情况怎样？在街上我再也没有发现可疑的现象。不过在我走进旅馆以前，我还是侦察了一下。四周没有动静，旅馆的客房里都是好朋友。“你终于来了！你在什么地方耽搁这么久？”“我们真替你担心！”“我们已经等了一个多钟头了。”“城内已经不安全了。”“可是多尔杜在哪里？”“内夫呢？”一片乱嚷嚷的声音。这时候我才发觉多尔杜和内夫没有来。其余的人都比约定的时间略早―些回到了旅馆，因为他们觉得在外面不安全，他们也不愿让他们的外貌去惹人注意。
　　怎么办呢？自然是等候两位未到的人。我们一直等到十二点，等到一点，等到两点。
　　“我们再等一个小时就不能再等了！天一亮我们全会被俘的。他们很可能加入了哪一支志愿兵的队伍，跟在军队后面走了，要不……？”
　　我们等呀，等呀。闵斯德城的时钟敲了二点一刻、敲了二点半，敲了二点三刻，敲了三点！还是不见多尔杜和内夫。
　　我们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于是赶紧动身。我们已经等得太久，现在闵斯德城里真的飘扬出一面白旗了。在拂晓的灰色朦胧中，我们似乎感觉到有一种比昨晚更可疑的活动。小股的治安队不断增多，这尤其令人深思。
　　我们尽可能避开那些变得疯狂的治安队。我们这支队伍由一位家住近处的志愿兵作向导，加上十个男人、一个妇女，大部分都有武器；不少人，其中包括我，甚至还有枪枝，所以要是遇到十来个纸糊的冒牌兵，原是不必害怕的。但是根据经验，这些疯狂的治安队由于人数少，他们会产生一种盲目的怒气和胆怯感，因此他们就会拼命。他们这种胆怯的拼命比真有勇气的男子汉还要残暴。
　　话说回来。我们平安无事地出了城。可是这时候，我们的心情才开始真正感到不安。我们部队的最后几个人也早已动身离开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行踪。我们只看到普鲁士的轻骑兵在我们面前来回穿梭，我们和部队之间的联系被切断了。此外又增加了这样一层危险：虽然普鲁士军队还不敢进入市内，可是治安队现在都壮了胆，想干一些反动的勾当来讨普鲁士军队的欢心。毫无疑问，他们最希望能把司徒卢威认出来。谁要是能把司徒卢威交给普鲁士人，那他―定会红袍加身，得到重赏。不，治安队一见到红色就犹如惊弓之鸟，因此赏给他的长袍一定会选用另一种颜色。司徒卢威走起路来总是那个姿势。他的脸庞具有斯拉夫人和中国人的特点（他原本出生于一个俄罗斯人的家庭，但他的一双眼睛却是斜竖着的，像蒙古人的眼睛一样）。他在巴登的时候，和他终生的老朋友黑克尔一样，整天叼着烟斗。
　　我们商量的结果，排除了去找我们自己部队的可能性。因为普鲁士人正在追赶我们的部队，他们自然已向四面派出搜索部队，因而我们在会合我们的部队以前就不可能不遇到敌人。而我们十个人当中，大部分没有全副武装，其中还有一位妇女，就是司徒卢威太太。她虽然诙谐乐观，但仍不免担惊受怕和疲惫不堪。倘若碰到遭遇战，我们肯定不是处在最有利的地位。还有什么别的可选择呢？我们必须分成小股队伍从侧面前进，就像古代从海德尔堡到瓦克豪伊塞尔那次战役的大迂回进军一样，以便绕过敌区同我们的部队会合。不过这时候我们发觉朝南的通路都已没有了，所以我们决定乘车（在这期间我们搞到了一辆）朝西转移，并在布拉萨赫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境内，然后察看形势，再从那里回到我们的部队。这是很艰苦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我们不想束手待毙的话。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莱茵河。我们那位舍己为人的向导一直陪同我们到了那里，然后他就离开我们，回家去静候事态的发展去了。我们把武器埋藏在灌木丛里。当我向我的圆锥弹的枪枝（当时是最新式的，也是我在司徒卢威暴动那一年以前存下的私人财产）告别的时候，我心疼之极。我们渡过了莱茵河，进入法兰西“共和国”。“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这时正勾结德国的各种反动势力准备推翻本国的共和政体，这对我们来说自然不是秘密。不过，我们打算依靠的是亚尔萨斯的共和派，因为最近几个月来，我们有不少确凿的证据，证明那里有共和派。曾经有几十个亚尔萨斯人穿着他们国民警卫队的服装，志愿投奔到我们这边来，热情地为德国的自由和统一而斗争。当时大家口中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现在属于法国的德国旧领土亚尔萨斯，是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纽带’”。
　　使我们大为吃惊的是，边界上戒备森严，并不是像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由国民警卫队守卫。市长佩着他的蓝白红三色绶带，带着一队宪兵接待我们。他说：“你们是难民！我们已得到严格的命令，不让任何一个巴登的难民过境。你们必须回去！”这位市长说着带有很重的亚尔萨斯方音的德语，但是他说话的神情显得还不是那么凶狠。“您这不是打算把我们引渡给普鲁士人吗？”这句话发生了作用。于是开始了磋商。司徒卢威立刻被区别对待。他看上去一点不像打仗的样子，他的妻子也完全不像一个战士，所以没有费多少周折，两人得到允许乘一辆车子，在一名宪兵的陪同下驶向巴塞尔。
　　这一件事倒很顺利。但是我们其余的人由于外表不大容易引起信任，所以我们的事就不那么顺利了。我们无法否认我们刚刚“打过仗”，身上穿的志愿兵上衣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何况还有一个人甚至穿着全副军装呢。市长再三表明他非常同情我们。他说，他真愿意赶紧放我们走，可是巴黎早就下达了非常严厉的命令。路易·波拿巴显然要向欧洲合法的统治者们证明，他应当成为他们的核心首脑。这位可怜的市长感到非常为难，他决定向巴黎打电报请示。于是我们被带进一家漂亮的旅馆，在那里受到优厚的款待。我们要在那里等候。
　　那里客人很多，不乏交际。许多友好的男人、妇女和姑娘们要和我们碰杯，或者希望我们与他们碰杯。倘若我们不会豪饮的话，我们真无法和他们干杯致意。没有多久，旅馆前面的街道上已聚集了一大片黑压压的人群，或者确切地说，是彩色缤纷的人群，因为当时在亚尔萨斯还不时尚黑色或灰色那种单调的颜色。而那些人的穿戴，尤其是妇女们，简直像彩虹一样的鲜艳夺目。突然人群活动起来，人们都向一个地方看去，接着一齐朝后退。有人喊道，“给市长让路！”市长在两个宪兵陪同下朝我们走来；走进旅馆，走进房间，他那张严肃的脸告诉我们不会有什么好事。他友好地向我们表示问候，然后说道：“先生们，我没有给你们带来好消息。答复是直截了当的，你们要么回到边境那边去，要么参加我们的外国人军团立刻行军到马赛[8]去。”
　　“这个畜牲！”我一想到波拿巴就出言不逊地喊道。市长装作完全没有听见这句侮辱他们未来国王陛下的詈语，而是耸耸肩膀说道，“事情可是不妙。你们是不愿回去的，是吗？那末你们只能参加外国人军团！”话听上去很生硬，可是脸部表情却没有说话那样冷冰冰。他使了一个眼色，示意我走进隔壁的一间房间，压低着声音说道，“这是巴黎玩弄的卑劣勾当！波拿巴这个无赖！我们这里的人都是很好的共和主义者。”他把声音压得更低了，“我这里随身带着的两个宪兵也是很好的共和主义者。您尽管放心带着你们的人到阿尔及尔去。如果你们觉得路太远，那末你们就到邻近的瑞士去。明白吗？”我一切都明白了。我们热烈地握手。我很快地把朋友们招到一边，他们焦急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会儿他们自然也明白了，为了使当时在场的观众对这一喜出望外的事不引起注意，我们还故意耍了一点花招。我们大声谩骂，心里却暗自好笑。我们扬言说，我们宁可去到阿尔及尔。我们一齐走出门去，那两个一直像石雕像似地守候在门口的宪兵跟在我们后面。人群中发出向我们致敬的声音，也夹杂着诅咒拿破仑是“无耻之徒”的骂声。我们就在这欢呼、握手，甚至拥抱的气氛中离去了。
　　当我们单独和监护我们的人（两个宪兵）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说，早在二月共和国[9]以前他们就是共和主义者了。拿破仑一当上总统，他们就想退役，只是顾到家庭生计才留下来。当在巴登的斗争开始的时候，他们真想打起行装投奔我们。但是他们听说我们那里乱七八糟，所以还是宁可留在家里。真可惜！如果法国的宪兵真能来当德国自由部队的战士，该是多么精彩的场面呵！
　　旅途是轻松愉快的，只是想到莱茵河那边的事才使我们感到心情沉重。旅途中，我们和护送我们的人愉快地谈话。我们说笑、饮酒，酒钱还是护送我们的宪兵付的哩。我们有时乘车（如果遇有机会），有时步行。他俩一直把我们送到瑞士边境。我们及时地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和这两个善良的小伙子握手，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几乎有点生气似地拒绝了我们的任何报酬，把我们送进“自由瑞士”的灌木丛里。这两名宪兵盲目地放了两枪，既向我们表示敬礼，也是为了防止万一：假使某一个目击者在远处看到了这一幕情景，那末这枪声就可以用来证明他们是忠于职守而采取了果断行动的。
　　我们到了巴塞尔市邦。对这个邦我们不指望有友好的接待。但是由于我们是从法国方面来的，我们遇到的困难要比我们想象的少一些。我们虽然被边防哨兵相当粗鲁地盘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阻止我们继续往前旅行。而这时候我们也知道了巴登那儿事态发展的详情。虽然消息和谣言混杂在一起，众说纷纭，互相矛盾，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用再怀疑了，即我们早晨还盼望着和他们联络的部队已经不能进行认真的抵抗了。如果它不想被后面紧追的普鲁士和帝国军队击溃的话，它就必须逃到瑞士境内。在所有瑞士的边境地点都已挤满了逃亡者。瑞士联邦的军队已奉命到边境地区去解除逃亡者的武装。除了枪枝和白刃兵器以外，我们逃亡的人还带着各种重要的军需装备和弹药。我们在瓦克豪伊塞尔和拉施塔特的炮兵，与普鲁士的炮兵相比占绝对优势。在欧斯我们甚至缴获了一门大炮（臼炮），并把这门大炮作为战利品带到了瑞士。
　　我们不愿意去参加解除武装。解除武装的过程从7月6日开始，一直到11日。在那个日期里，西格尔率领着部队在艾格利骚渡过了莱茵河。
　　从此以后，我又成了流亡者。我们还能反攻回去吗？革命的旗帜不是还在匈牙利飘扬吗？可是我们中间谁也不相信这种反攻一夜之间就能成功。因此我们不得不作出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向何处去呢？我们大部分人都到苏黎世去了，但是我不能到那里去，因为九月暴动之后，苏黎世政府就把我驱逐出境了。我也不能留在巴塞尔。我又没有兴趣到伯尔尼和洛桑去。只剩下日内瓦，自然到日内瓦去！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在所有瑞士美丽的城市中，闪耀着两颗孪生的光辉超群的明星——苏黎世和日内瓦。苏黎世城边无比优美的绿宝石湖，就像她佩戴在胸前的一颗晶莹的宝石。请原谅我作这样大胆的形象比喻：它比我曾经给一位美女胸前佩戴的蓝宝石还大。除了苏黎世这一颗美丽的明星之外，另一颗明星就是日内瓦。日内瓦以她反映蔚蓝色天空的神奇美妙的莱蒙湖[10]着称。莱蒙湖是意大利与希腊之间的那部分地中海的缩影，她的美丽也毫不比地中海逊色。
　　苏黎世是最优秀最坚定的宗教改革家茨温格利[11]的城市。这位宗教改革家不是一般忍受苦难的殉道者，而是一位敢于公开为自己的学说进行战斗的殉道者。也正是在苏黎世这座城市，克罗卜史托克[12]发现了在德国本土再也不可能找到的健康的德意志文化。苏黎世是使孱弱多病的德意志民族文化焕发青春的清泉。自从德国觉醒的民族精神和腐朽守旧的官方权谋进行搏斗以来，苏黎世就成了各种德国流亡者的避难客乡。
　　日内瓦是晦涩的宿命论者喀尔文[13]的城市。喀尔文宣称，人不过是受毫无意志的命运播弄的玩物（似乎这种命运比希腊神话中的天命更为冷酷），从而把人本身当成了悲惨命运的无可奈何的产物，这就是所谓神的“先定”学说。日内瓦也是忧伤的自然论者让-雅克·卢梭[14]的城市。卢梭认为自然将给予万物以健康，可是对于这付良药他自己并不笃信。这个可怜正直的让-雅克在他的《忏悔录》和《新爱洛绮斯》中，歌颂了莱蒙湖和爱情；他的《民约论》替以后爆发的法国革命中的空论家们提出了纲领。日内瓦是软心肠的人类之友吉约丁的城市，一扇日内瓦的落闭式窗户竟启发他设想到砍头用的铡刀；嘲弄人的命运终于使吉约丁的名字与断头台一道永垂不朽[15]。日内瓦从本质上来说，是江湖骗子内克尔[16]和他聪明的女儿斯达尔夫人[17]的城市。此外，伏尔泰也曾在这座城市的附近住了十来年。伏尔泰集中反映了当时法国的全部精神生活。他是一位诗人、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那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饕餮无度的太阳国王，曾经为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蠢话：“朕即国家！”[18]，而我认为伏尔泰甚至更有资格说：“我就是法兰西！”
　　在暴风雨般的人民运动和思想运动中，各种从法国排挤出来的人都把日内瓦当作避难所。同样，从德国流亡出来的人则把苏黎世当作他们的避难所。
　　我自然到日内瓦去！况且我还从来没有到过那里呢！到没有去过的城市要比到已去过的城市诱惑力更大。
　　到日内瓦去！谁一起去呢？我和三个同伴结成一伙，而且立刻制订出旅行计划。晚上我们还在巴塞尔，而第二天清晨我们就要穿过汝拉山脉和美丽的大山谷，步行到日内瓦去了。我们不需要许多盘缠，我们需要的我们也都有了。主要是我们有了一个好天气，而且还有很好的幽默情趣（虽然在巴登遭到了灾难）。这两件都是旅行中最必要的东西，尤其是徒步旅行中更不可缺少。
　　这是一次我从未有过的最美好的旅行。田园诗般的土地，阳光灿烂的、令人喜悦的夏天。我们是四个人：柏林的科恩，敖得萨的罗森勃鲁姆，哈姆的贝克尔（如今这三个人都早已在美国去世）我是一个“黑森的傻瓜”[19]。我们四个人都是愉快的人（其他三个人甚至比我更开心），而且都是情投意合的。因为天气炎热，我们只是在早晚行路。烈日当空的时候，我们就在大岩石和大树荫下休息。我们不必为吃喝担忧，贝克尔把这件事照料得很好。他是一个出色的新闻记者（他曾经和吕宁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报》一起工作过），现在更是一名精干的司务长。罗森勃鲁姆和科恩，我在苏黎世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而且在那次志愿兵从塞肯根向德国巴登的漂亮出击中，他们两人也是我的战友。那一次我们带着十三个男人和一支长枪，在三天之内征服了巴登四分之一的土地。尽管我们一路上进行着各种各样好坏不拘的戏谑和玩笑，罗森勃鲁姆和科恩还是感到心情有点压抑，因为那四瓣叶子的苜蓿花已经缺了两瓣：波克罕和科恩海姆不在了。这两个人也是从柏林来的，他们一起参加过柏林光荣的革命斗争，进攻过军械库。那次袭击军械库曾使我们大家坐了牢房。波克罕虽已率领他的骑兵炮队到达了瑞士边境，可他还得和他的部队一起留在那儿。而关于科恩海姆则毫无音讯，这使我们感到相当不安。我们只知道在瓦克豪伊塞尔战役之后，他和他自己的那个民团营失去了联系。在撤退时他不仅丢失了他的部队，而且也丢失了他的恋人。因为他性情浪漫，我们担心他在寻找他的营部和他的恋人时可能遭到意外的不幸。
　　我要在此预先说明，他后来确曾幸运地重新返回边界去，干了我们相信他会干的那桩傻事：他的杜尔齐妮娅没有把自己的下落告诉他，于是他偷偷地潜过边界回到巴登，终于落到普鲁士人的手中，可是不久又逃脱出来。有一天早晨，他回到日内瓦，出现在我们的眼前。除了眼神忧郁之外，其他一切还都显得健康理智。不管怎么说，是爱情把他治愈了。
　　我们并不急急忙忙地赶我们的路程。我们即使缓步徐行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在我们能够考虑到未来以前，我们必须先全面地看一看当时的形势，哪些是当时还不可能做到的事。
　　我们在旅途中自然随时阅读报纸。在勒·洛克勒镇和拉·休德封镇上，我们还遇见一些有文化的瑞士公民，其中一个在（拉施塔特附近的）穆克尔战线的激战前不久还去过巴登。我们在那里知道了我们部队撤退的新情况。我们的人当时已全部撤到了瑞士境内，并且正在向联邦官厅指定的地点转移。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一家旅馆里翻阅最新报纸的时候，在《卡尔斯卢厄报》上读到这样的消息：
　　“声名狼藉的叛乱头目、无耻之徒施略费尔的帮凶和朋友多尔杜，在瓦克豪伊塞尔逃脱了其罪应受的普鲁士枪弹之后，于逃往弗赖堡的途中被捕。”
　　现在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多尔杜那天晚上没有遵守诺言。关于内夫还一直没有消息。但是可以认为，他也和多尔杜一样被俘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虽然我们是在几个星期之后，在7月23日拉施塔特举行军法审判的时候才知道。正如在以后的起诉书中所披露的那样，这两个人是在前来找我们的途中被反动的市民治安队（也许就是那几个曾经尾随我的人）发现和抓住的。这两人已在弗赖堡被枪决。除了这两个年轻人之外，军事法庭不可能弄到更贵重的牺牲品了。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出身于上层社会，一个诞生在一间农村的低矮茅舍；一个是柏林人，一个来自黑森林。他们为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来了，肩并肩地参加共同的战斗，最后一道遇上死神。他们两人骄傲地昂着头，面对着死神，深信他们愉快地为之献出如此美好的、充满希望的年轻生命的事业必将取得最后胜利。我以前和内夫交往不多。他那沉默寡言而富于思索的秉性，以及从他宽额角下的锐利眼光中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果断的决心，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行动也正好证明了他决心的果断。我曾经和他，这位无产阶级的国民学校的教员，作过一次长时间的关于学校任务的谈话。这次谈话使我相信，内夫非常理解教师这个岗位的崇高意义，并且认识到一个真正民主的乡村，必然来自对国民的教育。我永远尊敬与怀念他[20]！
　　多尔杜，这个年轻的骑士式的英雄，我对他更热悉。我想在另一个地方详细叙述他。这里只想提到，他的父亲就是那位在波茨坦担任最高法院顾问的多尔杜，他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有着私交，并且得到了国王给予多尔杜以赦免的许诺，命令将死刑改为徒刑。可是那封命令的电报晚了二十四小时才到达弗赖堡，那时死刑已经执行。军法处决是在“维莱”附近的墓地执行的。那块墓地撕碎了年逾花甲的父母的心。从此以后，这两位双亲再也没有经过那块墓地。他的父亲很快就辞去了职务。他对世事已漠不关心，只是在对他儿子的怀念中度过残年。
　　七月中旬我们到了日内瓦。我们在日内瓦遇见了许多熟人，其中有波克罕和科恩海姆（他回过边界去找恋人的那件蠢事就是在到这里几天之后发生的）。自从我们旅行以来，天气一直晴朗，以后还晴了一周。
　　我被介绍到阿勒贝尔·加莱那里去。他是瑞士联邦议会的议员，邦里激进党的领袖，格吕特利协会[21]的创建人，是瑞士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我们到他的别墅里去拜访他。他尚未结婚，与他一个弟弟和一个同他一样没有结婚的姐姐一起住在那所别墅里。他的姐姐是个受人尊敬、非常有教养的女子。她忘我地为两个弟弟生活着。加莱三十四、五岁。他用年轻大学生的那种随和态度接待我们，所以我们立刻感觉到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弟弟和姐姐也充满着同样的神趣。“你们已经有住的地方了吗？”那位姐姐问我们。“没有，我们昨天晚上才到日内瓦的。”——“那末你们一定不愿意在旅馆里住罗。你们一共多少人？”——“我们六个人。”——“那钱就花得太多了。这里附近有一幢两层楼的别墅，正好对着山上的景物，价钱便宜，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她说的“山”就是指瑞士的勃朗峰[22]。一幢别墅正对着勃朗峰！这听上去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那么美丽。“那简直好极了。我们一定不会反对的！”——“好吧，那我得赶紧去！”她说到做到，一小时后就回来了。“一切都办妥了。当然我还没有向他们租下来，因为还得先让你们看一看那房子和花园。不过你们得花……”她说了一个少得可笑的数目。“你们想马上就去吗？”——“现在就去吧！”
　　我们到了那里，看了看房子，租了下来。简直迷人极了！―座非常宽敞的花园，园里绿树成荫，几百只蜥蜴爬来爬去，好奇地望着我们。别墅雅致舒适，屋前的阳台正对着巍峨壮丽的勃朗峰。
　　这以后我们在那里心满意足地住了几星期，只是巴登传来的凶讯还不时投到这恬淡朴索的田园诗般的生活中来，而军事法庭处决的枪声也毫不留情地使我们想到，我们并不是避暑者和游山玩水的游客。
　　在这期间，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带着他的妻子一同到了日内瓦。他们那所非常合适的寓所就在我们附近，这样我们互相之间就可以不断来往。去年冬天，司徒卢威曾在监狱里把罗特克的世界史改写成了共和主义观点的世界史（我说他的世界史是从罗特克来的[23]，这丝毫没有贬低他的意思），现在司徒卢威正在写一部关于巴登三次武装暴动的历史。他立刻着手工作，并且在难以想象的短时间内口授给他那位非常耐心的妻子。她的记录技巧真是卓越超群。有时候，我们要作一次愉快的乘车出游，去向她的丈夫告别（我们对她的丈夫并不总是这样敬重，偶尔也说几句笑话）。这时，她总以羡慕的眼光看着我们。但是她对丈夫像偶像一样崇拜的爱情，使她不可能对丈夫的意思有少许的违背，虽然我们也常常十分巧妙地怂恿她一起出去玩。
　　只有一次是成功的。司徒卢威不喜爱长途行路，可是我们终于动员他去攀登一次萨莱沃山[24]这真是一次哭笑不得的冒险，因为差一点发生意外。
　　我们顺利地到达了山背后广阔的平地上，在阿尔卑斯山麝香草的芳香中来回奔走。这正是麝香草花盛开的季节。密密丛丛的麝香草高齐人膝，把宽敞的平地装饰得像一片紫色的花的海洋。在这个大海洋中只有偶尔几处露出巨大的岩石。突然间我们听到一声响亮而锐利的惊叫声。这是司徒卢威太太，她刚才还在高高兴兴地唱歌，这时候骇怕得脸无人色，拼命地奔跑过来，“救命呀！牛来了！”果然，在她后面百步远的地方出现了“那头牛”。它把牛尾翘得高高地飞奔而来。“赶快扔掉你的阳伞！”我朝着她喊道。显然是她那把火红色的阳伞惹起了这场可怕的意外。说起那把阳伞，以前就被经常用来象征红色共和国，从而激怒过好些留恋秩序井然的生灵。可怜的阿玛丽爱简直是太骇怕了，以致听不见我的劝告。我是靠她最近的一个人，因此赶紧跑过去将她那把倒霉的阳伞扔掉，并且选了—处石岩让她登上去躲避。不一会，我们都登上了那片石岩。司徒卢威太太被带到岩顶。笨重迟钝的古斯塔夫也到了岩顶上，只是花了更多的力气。我们还在后面向岩顶攀登。这时候才真正危急哩。我们那个暴怒的敌人顿时就将那把倒霉的阳伞用犄角撞得粉碎，接着用牛蹄践踏着。它气呼呼地站在我们的临时要塞面前。这片大石岩对它的角来说太硬，对它的腿来说又太高。我们的敌人几次尝试都遭到失败之后，决定采取一种军事策略，就地困敌。我们相信它是这个意图，所以觉得情况相当不妙，因为四下里看不到管牛的人。我们只好心安理得地顺应形势，认为我们暂时是安全的。这头牛也终于渐渐明白，它对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也许在它的同类中，它还算得是个知识分子哩。而我们这些两条腿的国王们，往常也太低估了它们的智力。最后，它骄傲地抬起那曾经凶狠地咆哮着要进攻坚硬石岩的头，耀武扬威地摇了几摇，终于慢吞吞地、威风凛凛地撤退了。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总算不必在这块奇遇的石岩上度过天气美好的一个白昼甚至一个夜晚了，不然的话，那真是大煞风景。当时有人出过主意，让我们中间的一个人跳到它的背后去。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力量把这个进攻者赶走。这头牡牛显然不是一位惯于一见钟情的神，它不久定会发现，无论哪个德国的志愿兵都不是那位欧罗巴女神[25]，哪怕他用的是欧罗巴的名字。再说，我们中间也没有任何人跳到牛背后去，就是那位本来很想跳到牛背后去的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没有这样做。我们又等了一会儿，直等到那头牛三番五次地回过头来环顾四周，最后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为止。当我们确信这头牛的撤退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策略时，我们才从石岩上跳下来或爬下来。司徒卢威太太伤心地把她那把红阳伞的碎片收集起来，准备留作纪念。我们开始动身回家。我们原想在萨莱沃山背后的那片大得出奇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平地上一直呆到日落，可是我们的兴致由于遇到这个四条腿的凶恶的敌人而完全消失。我们从石岩上下来，虽不十分容易，但总算没有发生意外的不幸。大家的兴致都非常好，而最感庆幸的自然是先前最担惊受怕的人。
　　这是非常有趣的一天，这一点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不得不承认。不过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去登过萨莱沃山。今天，司徒卢威已经去世了。他去世已经有二十多年。由于对他有着许多错误的评价，人们也把他忘却了，因此我将要在明年的《年历》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短文[26]。黑格尔对罗伯斯庇尔有过这样的评价：“然而在他身上能够称道的一点，是他做一切事情都是如此一丝不苟！”这句话再也没有比转用在古斯塔夫·司徒卢威身上更恰当的了，他以前是怎样一个人，也应该让今天活着的人知道。
　　他的妻子今天也去世了。但是她那雍容美丽的身貌今天还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大约三十年前，当她已经去世以后，她那样的一双闪烁有神的黑眼睛还最后一次望过我。那是1869年在维也纳的事，当时我正在那里参加新闻记者代表大会[27]，并协助筹备下一次的大会。我在那里偶然得悉，我久未见面的司徒卢威正住在维也纳。我立刻打听到了他的住处，飞快地奔到他那里去。在一间四层楼上的房门前，我看到贴者一张名片：古斯塔夫·司徒卢威。我敲了门，房间里有了一些轻微的响动，好像在整理什么东西似的。门缓慢地打开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张大着惊奇眼睛望着我。这双眼睛我是那样的熟悉，使我的思想飞回到了二十年以前。不过，我还是意识到当时要办的事：“司徒卢威先生在家吗？一个老朋友想见他。”——“噢，爸爸在家。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她的声音又使我因想起昔日的情景。“你妈妈呢？”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因为我先前听到过各种关于他们夫妻不和的说法。“妈妈？啊，妈妈已在美国去世了！您请进来！”
　　我走进一间陈设极其简朴的房间。我还没来得及张望一遍，古斯塔夫·司徒卢威就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啊呀，是李卜克内西！你可真一点都没有变！”——“你也没有变！”当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只能用这种一般的回答表示好意。说真的，如果他在街上无意之中突然碰到我，我是能认出他来的，只不过他的早已稀疏的头发变得更加稀疏和灰白，身躯已经有点微微弯曲，容貌显得更严峻罢了。这是他侨居的那个“新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在那个“新世界”[28]里，从不容许有任何一点含糊不清，一切都要求严格认真，甚至能使心肠最软的人变得冷酷起来。他其他的一切，包括他的思想观点，都没有变。他说，必须把所有坚决要求进步的朋友团结在共和国的旗帜下；普鲁士是最凶恶的敌人，无论如何要摧毁它。正当他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朝窗外望去。我幻想着看到窗外银白色的勃朗峰还像卫士守卫着天国那样，守卫着阿尔卑斯山。可是映入我眼帘的不是勃朗峰，而是圣·斯特凡的尖塔。因为此刻我们是在维也纳，不是在瑞士！是1869年，而不是1849年，二十年时间过去了，可是它在司徒卢威思想上留下的痕迹，要比他身体上留下的痕迹更少。社会主义运动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不理解社会主义运动，也根本不注意它。
　　因此我们的谈话很快就转到个人的经历上去。自从我们1850年夏天在（伦敦的）贝斯沃特分手以来，我们就分道扬镳了。他在爱尔兰他的一个有钱的兄弟那里（他的兄弟是研究头颅的骨相学家，但是他不仅摸头骨，而且对心情不好的司徒卢威太太也过分殷勤）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就移居到美国去了，司徒卢威在美国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且有了一种怪癖，迷信能使人清心寡欲的蔬菜食物。在反对美国南方各州奴隶主的战争[29]中，他勇敢地为解放黑奴和美国的统一而战斗。战争结束以后，他又重新渴望返回欧洲，因为他对美国的生活还是不能适应。而当他的妻子死于慢性病后，他就更不愿再留在“汪洋大海的彼岸”了。他的妻子很晚才给他生了一个酷似母亲的女儿。于是他带着幼女到了英国，不久又从那里到了德国，而且到了可堡。他在可堡和施特赖特图书出版社建立了联系，并在那里生活了好多年，完成了他的《世界史》的新版工作。他除了对他的世界史作了修订和补充外，还从事了一些其他方面的写作，但都没有特殊的成就。他对德国的情况逐渐陌生了。他不再有精力，也没有卑躬屈膝的精神去适应德国新的情况，更不可能依据新的情况去进行什么改革工作。1866年普鲁士容克和内阁的政策使他的一切梦想和希望幻灭。这以后不久，他就迁居到维也纳。本来他是希望搬到德国南方去的，可是他觉得在德国南方没有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也找不到政治上的归宿，来弥补他已经失去了的一个像样的家庭。他的小女儿当时不到十二岁，还不能料理家务。又因为她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这就更使他经常想念她的母亲而引起痛苦的感情。孩子长得多么像她的母亲呀！这个小女儿开始的时候对我还有点畏怯和不信任，但是很快就以那种孩子特有的敏感，觉得我是一个老朋友。她紧紧地偎依着我，张着大大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琢磨着我。这完全是她妈妈的一双眼睛！唉，她妈妈！她妈妈曾经遭到过无端的嘲弄，诽谤和辱骂。这一帮反动的流氓们简直把她说成是一个淫妇，甚至把我的名字也和她连系在一起。没有比这更为卑鄙无耻的谎言了。由于我在一定程度上算是一个权威性的证人，所以我利用这一个机会郑重其事地声明：据我所知，在那流言蜚语最多的时候，她背后受到的种种非议，有些是出于恶意的中伤，有些则是毫无意义的播弄是非。司徒卢威太太活泼愉快、性情开朗，这完全是她正当的生活权利。但是她也像一些男人和有些富于牺牲精神的女子那样有勇气。而且她也是一位忠实的妻子。她从来没有用言词，更不会用行动来玷污一个温柔女性的最高品德。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还不尽兴。当我们热情地分手的时候，都表示希望不久能重新见面。小女儿把她可爱的小脸凑到我的跟前，让我吻吻她的额角。我沉思着回家。
　　以后司徒卢威没有给我写过信，而我也没有给他写过信，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几年以后我从报上得悉：他去世了。
　　话说回来。我们在那所别墅里一切都是很美好的，而更幸运的是，一切令人憎厌的消息也总算有了尽头。有一天（那天天气不好），我们终于发现我们的经济状况和这幢面对着勃朗峰的华丽的乡村别墅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必须在城内去找诗意略少一些的住宅。这时，我的那些同伴们要出版独特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的计划成熟了。必要的纸张已经搞到，稿件也有了，可靠的印刷者也找到了（付了定金是否就可以说是可靠了呢？——付定金容易，说可靠就很难讲了）。这张出色的报纸出版的时候，头一版就是下列一首打油诗。这首诗是由朋友左尔格为后世的人抢救出来的。诗的原文是：

〔“我们有的是剌鼻的香料，
冷嘲热讽从不动摇，
消磨时光妙趣逍遥，
还有胆量把上帝贬褒，
在幻想中自比天使，
倒了大楣还在微笑，
我们反对淡漠无情，
我们玩世不恭、素性毫放，
我们打扮得漂亮夺目、潇洒俊俏，
跟谁都能谈笑，
让虔诚的伪君子们去摇头叹息，
我们将这张报纸向您献上！〕[30]
［注：德语原文略——录入者］


　　这首诗的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组成了这张报纸的刊名，而全诗的内容则说明了办报的宗旨。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还出过多少期。我只记得就出过那一期，而左尔格说出过两期。我当时没有参加他们的编辑工作，因为我不相信我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大约为一本小书画了不少素描，而伯尔尼的著名书商耶尼很愿意出版这本小书。可是这本书终究未能出版，而且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过我们的手稿，至少我是再也没有看到我画的那些素描稿了。
　　自从我们在乡间别墅度过了一段富有诗意的生活之后，我就单独一个人住了。我过着相当相当节俭的生活。这时候我才真正有可能静下心来考虑我的处境。虽然我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带了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钱，但是它总不会是老用不完的；而在可望的时间内也没有重返德国的可能，因为军事法庭正在巴登进行血腥的屠杀，国内是死一般的静默，所以我必须作长期流亡的打算。
　　在九月暴动之前，我曾希望在苏黎世通过法学博士的考试。可是后来便根本谈不上什么法学了，因为苏黎世州政府已经把我驱逐出境。我对于写作总觉得索然无味，也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从来就有点讨厌作家或者什么文学家这样的名称。此外我还常常想起，那份可怜的不伤害任何人的《罗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的诞生竟有多么痛苦；它寿命虽短，却经历了人间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道路。这一切使我确信，写作这玩艺儿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既不是一片铺满黄金的土地，也不是一条夹在玫瑰花丛中的甬道。诚然，我写过一些东西，也发表过一些东西；有些东西我自己还非常欣赏，认为是独具慧眼之作呢，可是我从来没有为这些作品而索取过一芬尼报酬。“为金钱而写作”是违反我的意愿的。我认为该写什么，我就写什么，而从不贪图当一个作家。我从未抛弃过教师这个职业，而且很早就献身于这个职业。1847年，我就开始在苏黎世泽弗尔特的弗吕贝尔模范学校当义务教员，进行实际工作了，并且得到了成绩优秀的证书。后来博伊斯特接管了那所学校，而且至今还办得十分兴旺。
　　从我童年时代起，我就爱做使用器械的手艺活，甚至有一个长时期还竭力反对过“读书”，因为我曾经在―个与我父亲邻居的细木匠那里学过手艺，觉得手艺活比“动脑子的事”更使我喜欢。我当了大学生以后，还在吉森正式拜了一个木匠为师，正规地学了半年木工手艺，准备以后到美国的边缘地区去盖木房。此后，我又在马尔堡一个制枪师傅那里制作长铳枪的扳机，甚至还发明了改造锥形子弹的更好的方式，即在整个弹体的后半身开一个环形槽，这样就能在火药变成内燃气体之后，更易使弹头和弹壳分裂，而将弹壳脱落下来。可惜在我和我的师傅想到专利权以前，法国早就有了这项发明，并且已经在米尼埃式长枪中加以应用。所以说，这种使用器械的职业和我的心眼比较接近。
　　我这样想来想去，突然好像有了一个希望：去当排字工人！这个行业还和作家的工作沾边，而且要养活一个人是不用太费事的。至少我听说过有闲着的作家，而没有听说过有闲着的排字工人。我在日内瓦认识一位印刷所主人，他常常带我到他的印刷所去。于是我就去请他帮忙。他带着有点古怪的笑脸答应说，他很愿意帮我的忙，并且把我推荐到一个我也认识的有经验的排字工人那里。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上班。我的那位排字工人老师在我身上真是花了不少力气，费了不少工夫，我都简直难以形容。我自己也努了许多力。第一天晚上我自己感觉到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因此第二天我就更加努力。可是到了晚上，我对我的进步就不如头一天那么满意了。第三天我决心全力以赴，拼命也要超过头两天的工效。但是到了晚上，我不得不对自己说：你要能赚到一芬尼的话，还得花几个月的时间哩；而你想成为一个合格的排字工人，起码也得等上一年。在这一段长长的学艺时期里，你将什么也干不成！
　　这样的牺牲太大了。尽管我尚未遭到饥饿的威胁，可是日内瓦的流亡生活难道还能让我笑容满面吗？未来将怎样呢？Qui vivra verra！〔只有活下去才知道!〕于是，我到这位朋友那里去表示歉意：“我必须放弃这项计划，这……”他没有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这事我早就料到了。我只不过先让你自己尝试尝试罢了！”
　　我替自己找了一些文字工作，而且从马志尼（我是在司徒卢威那里遇见他的）那里得到许多需要翻译的稿件，另外也有一些是需要自己写的。自然报酬不会很多，但是工作却老有得做，这样我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所以我又把未来看得非常美好，而且毫无疑问，我也不能在“硫磺帮”（它曾因吓坏了帝国代理人福格特而举世闻名）里作一个闷闷不乐的成员。
　　“硫磺帮”里还有我么！一点不错，我也是“硫磺帮”的成员。我和他们一起尽情地痛饮，尽情地嘻笑，这样也就完成了我作为一个成员的一切义务，因为其他的义务我们是没有的。我在这里强调指出我是这个团体的一分子，是因为以前有人对这一点有过怀疑或者有过争论。我，非常高兴承认这一点，就好像别人欢喜把这当作我罪愆一样。我只希望，我这样做会使我更愉快。那位卡尔·福格特简直跟他视为不朽榜样的高贵的福斯塔夫一样，在上帝面前是个十足的酒鬼。他把别人喝的每一滴酒都看作是从他那里偷来的。显然，他认为我们“在上帝的酒山上的豪饮”是“不声不响地和他比赛”，否则的话，我就无法解释他那幼稚可笑的、达到疯狂程度的愤怒。他那疯狂的程度，使他把我们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携酒漫游，看作是反对帝国和帝国代理人的可怕的阴谋活动。不过现在我也可以承认，我们那种吃喝玩乐的漫游有时也组织得像军事训练一样，气派过大了。
　　此外，他对我还有一些完全特殊的不满。首先，因为我也是来自吉森，因此我就是一个了解他底细的人。其次是因为我除了参加“硫磺帮”的各种活动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活动也使他同样感到不愉快，其中之一就是我参加了日内瓦工人协会。我参加的意图是要把这个协会重新提高到原有的水平，因为它在当时德国年轻人和共产主义者所进行的斗争中，曾经是国外最重要的一个德国工人协会。我甚至想尽可能把这个协会的水平提得更高一些，以实现我最心爱的理想——把瑞士各地的所有德国工人协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组织。当时的时机是非常有利的。在流亡者的人群中，有许多能干的人物，其中还有巴登的士兵。而且我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在那里讲课，讲《共产党宣言》、讲关于民主党人和按比例选举的问题（由于不久前，孔西德兰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促使我去讲这个题目，我那时的论述就已经完全和今天的论述一样）等等。此外，我还作了不少关于德国当时政治动态和最新形势的报告。这一切吸引了无数善于思考的听众。协会一星期比一星期迅速地发展壮大，一个天色很好的晚上，我当选了协会的主席。不久，各个协会成功地合并在—起，我被选为联合会的总裁。
　　由于我反复强调共产主义的立场（今天我们则称之为社会民主党的立场），更由于我对议会主义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把巴登起义和德国革命的失败主要都归罪于议会主义者（尽管这是愚蠢的）因此我招惹了议会主义先生们的刻骨仇恨，于是他们就谋划着无论如何要把我除掉。为此，他们把秘密反对我们的人派到协会里来，充当协会的会员。他们以为只要这些会员达到一定的多数，他们这一小撮反革命的首领就能钻到协会里来当会员了。我们可不是瞎子。一旦疮疡溃脓成熟，我们就要开刀。在一次人数众多的协会会议上，我搁下重要的事务性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问题，明确规定了争论的要点，要求摊牌。我的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反对者们大为吃惊。英里茨·哈特曼代表他们作了解释。他说，他们感到很意外，是否可以把这次较量推移到下次会议上去。好！我对自己的事业已经有了把握。“那么也得赶紧，就在明天！不能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最后以绝大多数通过了这一决定。这样也就取得了一半的胜利。
　　在作最后决定的会议上，敌对的两派都动员了全部力量。这次会议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会议开始前―小时，宽敞的大厅里就已经挤满了人，而且人群还继续不断地涌来。邻近的各个房间里和楼梯上都挤满了人，甚至一直挤到街上；街上还有几百人在来回走动，会议在鸦雀无声的紧张气氛下由副主席宣布开始（当然我事先就放弃了主持这次会议）。副主席提议先让哈特曼讲话，然后我再发言（这一点是双方事先就已达成协议的）。辩论就这样开始了。不过，在反对派和我发言完了之后，双方还可以有五分钟的时间作终结发言。这一点大家也都一致接受了。
　　哈特曼，这个“毛里茨乌斯小僧侣”[31]，像所有的奥地利人一样，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幸亏他还不像所有的奥地利人那样，是个可怕的玩弄词藻者）。他开始来了一段序曲，其中无非是当时流行的一套标语口号，但还竟有人报以掌声。接着他就唱了一番赞美歌，歌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可怜的多恩勒斯馨[32]——德国。他尽量地玩弄了一通辞令，最后才讲到本题。他列举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伟大业绩。他说，如果不是那些放肆的可恶的“革命者”敌视每一项制度，把一切都毁坏了的话，那末最美好的事业肯定早就成功了。然后他唠唠叨叨地讲了整整一个钟头，数落我们的、尤其是我的罪状，说我们是“疯狂者”、“无政府主义者”、“亡命之徒”（这些咒骂在当时已经相当流行）；说我们在法兰克福、巴登和德累斯顿等地的起义，给美好的自由的种子带来了黑锈病；说由于我们疯狂的行动阻碍了为战胜敌人所必需的各阶层人民的团结统一；此外还说了许多蠢话。我个人也受到了指责，说我为了蛊惑的目的而拉拢工人，为了某种疯狂的行动要把工人们送到屠案上去。真是天知道！这番夸夸其谈的讲话以更有力的言词结束，可是它并没有把群众的情绪点燃起来。大声的鼓掌之后，紧跟着的是一片更加响亮的嘘嘘声。
　　要作出回答对我来说并不难。只消把他发言中仅有的一点实际内容加以反驳，就能把其余的废话像肥皂泡似的统统吹掉。我掉转矛头，列举了议会的和议会主义者们的各种罪状。我指出，正是因为法兰克福这个“清谈馆”里的大多数人不了解社会问题，不懂得革命的本质，才导致德国革命运动的失败。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我热情地呼吁工人们——这唯一能够责无旁贷地承担社会革命的人们，立刻摆脱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先生们，否则他们终归不可避免地会被这些资产阶级先生们有意或无意地出卖掉。
　　我在讲话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我们取得了胜利，因为我的讲话像磁铁似地吸引着深受感动的听众。讲话结束时雷鸣般的掌声，压倒了所有的反对者。原先准备要展开讨论，此时也放弃了。只是哈特曼和我还应该再作一次发言。哈特曼的发言远远超过事先给他规定的时间。虽然他的讲话比他第一次的主要发言实质性强些，然而总也避免不了他惨遭失败的命运。我的发言只用了几分钟来归纳和强调了一下重点。表决在群情激奋的状态下进行。议会主义者没有得到四分之―的赞成票，于是悻悻然地溜走了。从此以后，他们所有的人也就逐渐退出了我们的协会。
　　但是此事并未罢休。他们以后还是告发了我，说我有朝一日要利用工人进行冒险活动。这支哈特曼先生没有射中的箭，被卡尔·福格特先生捡起来了，而且把它削得更尖，涂上了毒药。这是我在几个月之后遇到的事。但是在我叙述这件事情（它构成我在日内瓦田园诗般的流亡生活中的最后一章）之前，我还必须先提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或者确切地说，一件并非偶然的事。这件事是朋友左尔格提醒我的。他写信告诉我说：有一天晚上，我把他引进我的住所，接受他参加了―个“同盟”。至于是个什么“同盟”，他说他已经不记得了。我本来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但是现在却记起来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同盟”不是一个老的无产阶级的秘密团体。当我参加政治生活的时候，《贱民同盟》已经解散，我也不愿参加魏德林的《正义者同盟》，我是到了伦敦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接纳我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这里就有着一个小小的阴谋。这个阴谋只能用这样的话来说明，总有那么一些蠢驴，被人利用来反对我！
　　十一月份要在日内瓦举行联邦议会的议员选举，保守党人四处煽动，要把可恶的詹姆斯·法齐的政权抛弃。而激进党人则有理由相信，这些虔诚的先生们在必要时甚至会不惜举行一次暴动，所以就必须事先进行防范。于是他们通过加莱，向贝克尔（这个贝克尔就是我们的“约翰·菲利普”。他在日内瓦用和平时期的酒馆老板的按铃代替了战争时期的长官权杖）、波克罕（这位退役的炮兵上校和炮兵中队司令）、还有两三个流亡者，其中包括我，介绍当时的情况，并且询问我们，如果出现暴动，我们是否准备支持“激进党人”。其实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而且热切地盼望着能立刻行动。我们从州的军火库里得到了武器，从大炮到短枪都能满足需要，因为军火库已在我们自己人的看管之下，并且对任何的突然袭击作了防备。但是，现在还需要物色足够的人员。于是我们提供了一张所有可靠人员、包括志愿兵和士兵的名单，然后对这些人员逐个进行审查。同时还必须对那些较有影响的，可以选拔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人员授于使命，听取他们每个人的誓言：在事发以前，严守秘密。左尔格是在我的名单上，由我授予使命。以后他把这件事当作参加了一个“同盟”，其他的事情他再也记不得了。
　　事情就要最后决定了。激进党人，尤其是圣·日尔维近郊区的工人，开始积极活动起来（圣·日尔维郊区对日内瓦来说，大概就像巴黎公社以前的巴黎郊区圣·安东尼和圣·马尔索对巴黎所起的作用一样）。我们一共将近有一千名的流亡者，因此可想而知，这件事是无法瞒得过旁人的，何况都长得有眼睛和耳朵。所以反动派的先生们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这种小心谨慎倒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魄力）。他们甚至变得更加聪明，以致连喊得最凶的人都没有去参加选举，以免发生冲突。总而言之，他们可怜地失败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选举日前一天的晚上和选举日那—天。我们随时等待着信号。街道上成群结队的人流熙攘往来。朋友们之间进行着热烈的谈论。对立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甚至有好几起厉害的斗殴，人民群众对反动警察的野蛮无理愈来愈激愤，而反动警察则用最挑衅的方式大肆进行逮捕。我也和年轻的加莱一起，被一个巡警队抓住了。但是在前往拘留所的途中，我又被这一帮警察释放了。当然我受到了一顿小小的教训，并且还为神圣兄弟会[33]的福利破了一点小费才算了事，没有同他们发生严重的冲突。当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市政厅前面时，宣布了我们胜利的消息，顿时一片欢呼！圣·日尔维区的工人们又响亮地唱起那首战斗歌曲。三年以前，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歌声下，于1846年10月8日用枪炮进行战斗，然后又在1846年11月用选票埋葬了贵族政府和统治了一百年的“带假发”的政府寡头们[34]。这首战斗歌曲的最后几句重复部分是这样的：

“贵族们，你们祈祷吧！
跪在皮水手帽的面前吧！
跪在皮水手帽的面前吧！”


　　这首清新的革命乐篇以后就广泛流传，为大家所熟悉。一位日内瓦的朋友也许出于好心，替我弄来了这首歌的曲和词，并且还对这个可能来源于早期内战时期的Boucingault一词作了一些解释，可是我已记不清这个词是怎样写的了，是Boucingault，还是Boucingot，或者……[35]。
　　现在我来简略地讲一讲我在日内瓦时期的最后一幕吧，要详谈的话，还得另找一次机会。
　　为了完善已经联合起来的德国工人协会这个组织和促进整个事业的发展，我们准备2月末到弗赖堡州的穆尔腾去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或者协会大会。弗赖堡州在（1847年秋天）分裂主义同盟失败之后已经有了一个激进派的政府。一切都已准备得非常好。所有的各个协会都派了代表，另外还有一些邀请的来宾。
　　我在预定日期（我记得是2月20日，但是也记不准了）的头一天晚上乘车到穆尔腾去，准备再商谈一下筹备工作。但是使我感到诧异的是，我在火车站没有碰到一个代表。于是我不得不自己问路。就在选作代表大会会址的酒馆内外也是出奇的寂静，看不到任何―个人。我到老板那里去打听。老板只是把我介绍给一位先生。这位先生礼貌地向我走来，说道：“我是为了完成一件不愉快的但又不得不做的差事而来。”他告诉我说，他是弗赖堡州政府派来的（弗赖堡州政府根据伯尔尼严厉的命令行事），他的任务是要阻止代表大会的举行，而且要把我看管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不能让你走，你临时的住处已经找好了。”——“换句话说，我是在自由的瑞士被捕啦？”他尴尬地耸耸双肩。当我知道其他一些比我先到的代表们也被“看管”起来和第二天上午我将由一个州政府的成员来进一步查询之后，我除了跟这位官员走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了。这位官员显然也深感内疚。他把我引向一辆马车，还有另一位先生（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也乘上了这辆马车。然后他告诉我说，为了迅速处理完这件事，我必须一起到弗赖堡去。
　　一路上，我的两位陪送者渐渐健谈起来。他们说，联邦委员会认为我是要利用德国工人协会在德国举行暴动。我不禁失声大笑。我是一个“政治犯”，但是我还不可能雄心勃勃地去干这种发起暴动的严重事件。我大肆嘲笑伯尔尼的这些蠢人。看来我这样做完全没有使我的陪送者感到厌恶。我在弗赖堡过夜。他们给我安排了一间布置得很好的房间，而且我想吃什么，喝什么，等等，都自己可以选订。有一个“侍役”来侍候我，同时也是来“看管”我。“按照这种情况”我是很舒服的，而且对其他代表们的遭遇也放心了。这些代表们要末根本没有被捕，要末被捕之后立即释放了，因为联邦政府是针对我而来的。况且这些被捕的人（他们叫“被看管的人”）也没有任何过错。所以我也就在舒适安宁之中盼望着第二天清晨的到来。虽然我心里明白，这种神经脆弱的非难也许将意味着我客居瑞士生活的结束。
　　第二天上午来了一位检察官作解释。这位检察官是一位非常文雅的先生。他用最友善的姿态和我打招呼，好像为了他的使命向我深表歉意似的。然而伯尔尼的先生们已经被柏林、维也纳和巴黎（因为那时，6月13日[36]之后，也有许多法国流亡者进入瑞士）纠缠得晕头转向，从而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头脑。他告诉我说，德鲁耶先生，这位退伍的共产主义者和魏德林的朋友，为了维护秩序，突然像中了魔的一般，脑子里不知怎么会想到我们要组织暴动。他说他是被迫来向我质询的。盘问的过程非常短。我把事实真相告诉他，并表示对这种古怪的想法觉得很可笑。我告诉他说，现在五月起义刚被镇压下去，到处是军法审判建立起来的死一般的沉默，在这样的时候怎么可能策划武装入侵德国呢。
　　检察官好像也非常了解这些事实。他说，讯问纪录将要立刻送到伯尔尼去，他希望很快就能恢复我的自由。但是这个“很快”却一直延宕下去。从伯尔尼不断有新的追究诘问传来，而且问题一个比一个愚蠢。这期间他们给我在四方形的塔楼里安排了一间合适的房间。我在塔楼的屋顶上可以随意走来走去，观看眼底下的市容和美面的风景，使自己怡心悦目。我的看守人是一个长得很精神的小伙子，天真朴实，有着一对快乐的机智的眼睛。他除了喝酒的时间外，整天唱着歌，而酒总是经常喝得很多。他参加了那次反分裂主义同盟的战争，而且是在当时政府的强迫之下作为分裂主义同盟的士兵参加的。但是在第一次交锋时，他就投奔到联邦方面来了。随后，他参加了推翻耶稣教团政府的斗争，现在在新政府里干事。为了把每一个芬尼积蓄起来，以便他明年结婚时用，他什么工作都做。他说，他的未婚妻有一小块自耕地，再有一点钱就能独立度日了；他现在的工作虽然不累，但是不管“主人们”多么善良，还是自己当主人为好。他就这样一会儿用法国的土话一会儿用德国的土话同我闲聊，使得我比听其中任何一种语言更加难懂。不过他从来不硬留在我的房间里；一旦他发觉我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走到外边去，一首接着一首地唱着民歌或其他什么歌。他的歌唱真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宝库。他从第一天起就发现我不会因此而生他的气。
　　伯尔尼一直没有答复下来，至少我没有听说有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二个星期，三个星期。这里既不能示威，也不能有半点抗议。弗赖堡州政府的好几个成员向我道歉。他们说，这对瑞士来说是一种耻辱。根据惯例我还要受第二次的质询。三个星期以后，我向伯尔尼送去一份备忘录，表示愤怒的抗议。没有答复。第四个星期过去了，第五个星期，第六个星期，第七个星期，第八个星期。这第二个弗赖堡竟像第一个弗赖堡一样，对我如此恋恋不舍[37]。一年以前，第一个弗赖堡就强留我这么长的时间。我曾不止一次地自己发誓，以后再进到有叫弗赖堡的城市，我一定敬而远之，不幸的是叫弗赖堡的城市还有好几个。
　　自从我搬进塔楼里去住的那一天起，整整过了两个月之后，弗赖堡州政府首脑沙勒才来看我。随同来的还有州政府主管司法事务的负责人，也就是司法部长，可惜他的名字我一时记不起来了。他们向我庆贺，告诉我，这桩案件现在算是了结了，但是……（他们想要说什么，我不用猜就知道）我必须离开瑞士联邦。他们还说，许多在穆尔腾准备开会的协会代表也都被驱逐出去了。“真可耻！”我破口而出，“对我——这还说得过去；但是对那些完全无辜的人！这简直太恶劣了！”那两位先生用最动人的语言表示歉意。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我再去向伯尔尼作任何请求，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了。自从日内瓦州选举联邦议员以来，我早就有了被驱逐的思想准备。而且我早就想好了，要是通到这种情况我就到英国去，而不是到美国去，因为我觉得到美国去就好像当了逃兵似的。我把我的决心告诉了那两位官员。这时，我突然记起我们在法国冒的那次大险，于是补充说，如果从法国过境的话，我会担些风险。我向他们叙述了我们以前在法国的遭遇，并告诉他们，我宁愿去到热那亚，然后再从那里乘帆船到伦敦（就像半年以前恩格斯所干的那样）。“这没有必要。为什么要绕那么大的圈子呢？”司法部长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和蔼地微笑着（顺便说一句，我看见一位司法部长微笑，这倒是唯一的一次）。“我亲自陪您到法国去，而且替您安排好一切，不让您遇到麻烦。”他说。
　　以后发生的事也确是如此。
　　我原来很想路过日内瓦，去把留在那里的文稿、书籍之类的东西取回来。但是我被告知说，这是不可能的；甚至强调说明，这是伯尔尼方面禁止的。这样我也就丢失了我在那里的一切物品，因为那位愿意代我照看的朋友在我之后不久也被驱逐出来了。第二天上午，我向州政府首脑和他的同僚们，以及检察官和我那位爱唱歌的侍役衷心告别之后，便和司法部长一起乘车前往法国。到了法国第一个省的首府，我们就到当地行政长官的官署去。那里的人听说我是从瑞士被驱逐出来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要把我拘留起来，并按常规由宪兵押送，从一个拘留所到另一个拘留所，一直递解出勒阿弗尔港口。但是陪同我的部长却据理力争说，瑞士政府曾答应给予我人身自由的法律保证。同时，他还拿出一份有力的证件，证明我已得到一张前往勒阿弗尔的指定路线的通行证，上面已严格规定不得前往巴黎。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必须到警察局去依次办理签证手续。这张通行证今天还在我的文档中保存着。
　　我至今仍然感激我的这位司法部长，但是我们终于到了该分手的时候。他祝愿我一路平安，还显出并不是完全没有担忧的神情。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也没有从伦敦给他写信，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不过，这也是由于当时的环境使我们在履行最起码的义务时也要受到很大的阻力。
　　我到勒阿弗尔港去的旅程，并没有完全按照通行证的规定进行，因为我无法抗拒我想去巴黎看望朋友们的诱惑。可是并没有人发现我，我幸运地到达了勒阿弗尔港之后，便从那里搭乘《哈尔勒甘号》轮船前往伦敦。那时正是六月。流亡者的浪漫生活过去了，而在伦敦坚硬的石板路上，我将要过另一种浪漫色彩的政治生活。
　　有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说，在我离开巴黎的那一天，警察就去逐家搜查我了，好在我已经走了，如果我被抓住的活，虽然未必会把我编入外国人军团，也一定会将我送上“不流血的断头台”——流放到卡宴或者朗贝兹去[38]。
　　从瑞士传来了一个绝对可靠的说法，瑞士联邦政府在穆尔腾搞的突然袭击是受我们在日内瓦的反对派暗中指示的。这件事我早就预料到了，因为我是非常了解我身边那帮人和那些议会主义者的为人的。那位德国的帝国代理人[39]曾亲自在一家拙劣的报纸上作了一番洋洋得意的影射，说我是得到欧洲反动派的津贴的。可是他自己呢，二十年之后在法国巴黎皇宫的文件中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得到过拿破仑皇帝的奖学金。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


原载《1899年世界新历画报》（Illustrirter Neue Welt-Kalender für das Jahr 1899），1899年汉堡版，第30-38页。




[1]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留下了一张小的油画肖像。那是日内瓦的一个年轻画家茨瓦伦硬要给我画的。因为我当时已被逐出了瑞士，所以他把画给我寄到了伦敦。

[2] 1849年6月29日，巴登-普法尔茨的革命军在拉施塔特要塞附近的穆尔克（Murg）战役中经过激烈的抵抗之后终于被迫撤退，这是因为一部分反革命军队越过中立的瓦敦堡地区从背后袭击了革命军。——出版者

[3] 福尔克尔·冯·阿尔蔡（Volker von Alzeie）是德国古代传说《尼伯龙根之歌》里的人物。——出版者

[4] 1849年4月，匈牙利议会宣布废黜哈布斯堡皇室在匈牙利的王位，并宣布匈牙利为独立国家。8月，哈布斯堡王朝依靠沙皇军队的帮助击败了匈牙利的革命军，并迫使革命军投降。——出版者

[5] 1870年9月2日，拿破仑三世投降和被普鲁士军队俘获之后，巴黎人民在9月4日起义宣布成立共和国。——出版者

[6] 这里是对自由派政治家弗里德里希·丹尼尔·巴塞尔曼所说一句话的讽刺。巴塞尔曼曾于1848年11月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报告，他在柏林街道上看到了使人可怕的人物。他说：“这是一些我不愿描述的人物。”——出版者

[7] 这是指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中的一场戏（第二幕第四场）。在这场戏中，福斯塔夫硬充好汉，用他所谓敢于反对穿着平民服装、化装成行路强盗的威尔士亲王亨利和他的亲信波因斯的英雄行为来吹嘘自己。——出版者
　　在《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场中，亨利王子和波因斯化装成酒保，而不是强盗。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是爱说谎、爱吹牛而又胆小如鼠的雇佣强盗兵的典型。详见《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五卷，第156-169页。——中译者

[8] 也可能是土伦，我记不清了。

[9] 指1848年2月25日推翻路易·菲利浦国王后成立的所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出版者

[10] 莱蒙湖，或译雷芒湖，即日内瓦湖。——中译者

[11] 乌尔里希·茨温格利（Huldrych Zwingli，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1523年以后在苏黎世活动；1549年起，他的教徒和喀尔文教徒统一。——中译者

[12] 弗里德里希·高特利普·克罗卜史托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德国民族抒情诗的创建者之一，同情并赞颂过十八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但后期，特别是在雅各宾派专政时代，他逃避革命并放弃写作革命诗歌。作品有《他们，而不是我们》《解放战争》等。——中译者

[13] 让·喀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日内瓦的宗教改革家，新教中喀尔文教的创始人。喀尔文教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中译者

[14]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作家和唯心主义的启蒙哲学家，法国大革命前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著作有《民约论》《忏悔录》《新爱洛绮斯》等。他原是瑞士日内瓦人，用法语写作，但从文化渊源考虑，历史上都把他列入法国作家的行列。——中译者

[15] 约瑟夫-伊格纳斯·吉约丁（Joseph-Ignace Guillotin，1738-1814），原是瑞士日内瓦人，以后成为法国医生，1789年吉约丁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提出对死刑犯人实行砍头法，用机器执行之，以减轻犯人的痛苦，这就是断头台的由来。“断头台”一词（La guillotine）即从他的名字得来。法国大革命时期，根据他的提议，于1792年3月20日通过法案采用断头台。——中译者

[16] 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1732-1804），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中译者

[17] 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原名Staël-Holstein，1766-1817），法国女作家，银行家和政治家雅克·内克尔的女儿，她的著作代表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和歌德、席勒以及史雷格尔兄弟有交往。——中译者

[18]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亦称“太阳国王”。他曾经有过一句所谓的名言：“朕即国家！”（L'état——c'est moil）——出版者

[19] “黑森的傻瓜”，早在十六世纪就有这一说法，常常用来嘲讽黑森居民的孤陋寡闻。以后也就一般用来指“愚陋的人”。——出版者

[20] 汉斯·勃鲁姆（Hans Blum）在德国三月革命五十周年时出版了一本“纪念文集”，否定三月革命。他在文集中用下列的描述来刻划内夫：“他是一个来自吕姆林、只受过四分之一教育的乡村青年。”
　　汉斯·勃鲁姆是罗伯特·勃鲁姆的儿子。罗伯特·勃鲁姆是一位正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11月9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布列吉腾脑（Brigittenau）被军事法庭处决。汉斯·勃鲁姆却于1897年发表了题为《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的文集，在文集中诋毁革命力量。——出版者
　　罗伯特·勃鲁姆（Robert Blum，1807-1848），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领袖。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的保卫战，在该城被反革命军队攻陷后遭枪杀。——中译者

[21] 格吕特利协会（Der Grütli-Verein）是1838年创立于瑞士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人组织。1848年底该协会约有700名会员。

[22] 勃朗峰（Montblanc），亦译作白山，欧洲最高峰，海拔4807公尺。——中译者

[23] 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于1856-1859年间在可堡（Coburg）出版了他的《九卷集世界史》（"Weltgeschichte in neun Büchern"），全书实际分成六册出版。司徒卢威这部世界史中的许多史料大多依据卡尔·冯·罗特克（Carl von Rotteck）的《从古代至1831年的世界通史》（"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r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卡尔·冯·罗特克是自由派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的世界通史于1831-1833年间在斯图加特分四册出版。——出版者

[24] 萨莱沃山（Mont Salève），意谓“大山”。——中译者

[25] 欧罗巴在希腊神话中是一个女人的形象。她是腓尼基的一个国王的女儿，主神宙斯把她变成一头温顺的牝牛，带到克里特。从此以后地球的这一部分即以她的名字命名，称为欧罗巴。——出版者

[26] 李卜克内西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出版者

[27] 1869年7月下旬在维也纳召开了德国新闻记者代表大会。——出版者

[28] 指美国。——中译者

[29] 这是指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内战。这次战争以工业先进的北方各州战胜分裂主义的南方各州而宣告结束。战争的结果导致了奴隶的解放，并为美国资本主义突飞猛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出版者

[30] 1848-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之后，曾参加过这次起义的一批大学生流亡到瑞士。他们并不愁眉苦脸，而仍然是无忧无虑，并且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自称“硫磺帮”。这些大学生在1849-1850年的冬天，曾以他们那种玩世不恭的幽默性格迷住了日内瓦的漂亮的姑娘们，并以他们放荡不羁的行为吓坏了瑞士的庸夫俗子。这些大学生还出版了一份刊物《鲁美尔梯普夫》（Rummeltipuff）。在该报第一期出版的时候，曾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首诗，以阐明报纸的宗旨。这份报纸的刊名就是用这首诗的每一行的第一个字母从上往下排列组成，因此这个刊名本身毫无意义。从这里也反映出这些大学生浪漫的幽默性格。参阅弗·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373页。——中译者

[31] 1849年莫里茨·哈特受用“僧侣毛里茨乌斯”（Pfaffe Maurizius）的笔名发表了那篇政治性的行乞歌《僧侣毛里茨乌斯的叙事诗》（"Reimchronik des Pfaffen Maurizius"），讽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弱点和缺陷。——出版社

[32] 多恩勒斯馨（Dornröschen），意译为“有刺的蔷薇”，是一篇著名的同名童话的主人公——一个美丽公主的名字，她曾睡眠一百年。此处隐喻德国沉睡了一百年，较之欧洲其他各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还非常落后。——中译者
　　即《格林童话》中的《睡美人》——录入者

[33] 神圣兄弟会（Santa Hermandad）是15世纪以后出现在西班牙城市里的一个利用警察权力进行反封建活动的自卫组织。——出版者
　　神圣兄弟会原是中世纪西班牙各城市公社与农村公社结成的同盟，旨在保卫本身的自由和权利，反对贵族的压迫。曾自设法庭并拥有武力。后变为乡村警察机构。神圣兄弟会有时也指城市中警察的帮会组织。——中译者

[34] 1846年，日内瓦州以工人为首的人民群众像其他各州一样推翻了结成联盟的贵族统治，从而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加强了瑞士的中央政府的权力。——出版者

[35] 这几句歌词的原文是：
　　"Aristocrats, faites vot' prière!
　　A genoux devant les Boucingaults!
　　A genoux devant les Boucingaults!"
　　Boucingaults的正确写法应是：Bousingots。这是法国1830年七月革命之后，用来表示年轻的共和主义者的一个常用的称呼。这些年轻的共和主义者用服饰上的固定标志来表明他们的思想流派。以后，皮水手帽（Bousingots）就泛指群众鼓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出版者

[36] 1849年6月13日，法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为了保卫共和国宪法，在巴黎举行游行示威。根据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命令，游行示威者被军队驱散。组织游行示威的政治领导人物为了不致被捕逃亡国外。——出版者

[37] 第一个弗赖堡指德国布赖斯高（Breisgau）的弗赖堡（Freiburg），巴登起义失败之后，威廉·李卜克内西曾在那里受过监禁。第二个弗赖堡指瑞士宇赫特兰（Üchtland）的弗赖堡（Freiburg），此时李卜克内西正被拘留在此。——中译者

[38] 卡宴（Cayenne）和朗贝兹（Lambèse）均为法国殖民地，通常作为充军流放的场所。——出版者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邑。朗贝兹今名塔祖尔特（Tazoult），为阿尔及利亚一乡镇，居民四千人，有古罗马遗址。——中译者

[39] 指卡尔·福格特——出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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