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李卜克内西 -> 《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 第六章 反军国主义在德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也和和国际社会主义一样，至少是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一样，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夺取政权”，也就是说：废除资本主义寡头政治对无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关系而代之以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统治关系。这首先包括：消灭资本主义的军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政权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低纲领曾专门论及军国主义，并且规定了反对它的专门任务和专门目的，从而廓清了一切原则上反对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反对意见。它要求：“实施普通防卫的教育。以人民军代替常备军。和平与战争问题，通过议会决定。用忡裁方式调解一切国际争端。”因而这个纲领对现时和对最近的将来都十分明确地否定了空想主义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并不是反对军国主义，而是反对任何种类的备战活动，它不仅拒绝参加任何由资本主义，由政治上和民族上的反动势力所挑起的战争，而且在原则上拒绝参加任何种类的战争；它不仅和战争进行斗争，并且以一种幻想的方式企图否认战争的一切事实上的可能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如同其它国家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主党、甚至是法国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在思想上并不是反爱国主义的〈例如，爱尔威〉，也不是反民族的（克鲁泡特金），而按照其阶级斗争性质所得出的结论是：非爱国主义的。 社会民主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言而喻和不容争辩地是对内军国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针锋相对的敌人，在殊死斗争中你死我活的敌人，而彻底肃淸军国主义就是它的最重要的任务。 迄今德国在执行1900年巴黎代表大会的决议上作了些什么呢？ 在德国创立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努力曾一再遭到有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世界上没有其它社会民主党像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积极地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这种说法也不无几分真理。从德意志帝国建成的时候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和在报刊上就曾不断对军国主义，对它的整个本质及其一切的有害影响作过无情的批判，它积累起用以谴责军国主义的庞大材料，并以巨大的顽强力量在一般鼓动工作的范围内进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在这方面对于我们的党无需作任何辩护和赞美，事实的本身会说明一切。但对于已经完成的事情还须全面地加以补充。 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迄今进行的反军国主义斗争是有成就的，这些斗争的形式也适合于它所追求的目的。我们也不争辩，这些斗争形式在将来仍是绝对必要的，极其有用和富有成效的。但文题并不就此完全解决。这里问题也和青年的教育问题有密切关系，因为反军国主义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青年教育问题的一部分。 当然，我们的整个鼓动工作是要通过阐释使得人们思想明确，而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人，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本身就是优秀的、甚至最可靠的或者可以说是唯一可靠的反军国主义者。对于我们整个阐释工作的反军国主义方向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我们的整个鼓动工作要依靠谁呢？这在过去和现在，依靠成年的男女工人，是完全有根据和必要的。但我们希望不仅拥有成年的无产阶级，而且也拥有幼小的无产阶级，即无产阶级青年，因为无产阶级青年的未来就是未来的无产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未来。“谁有了青年，谁就有了未来”。 这里可能又有人提出这样的异议：谁有了父母，谁就有了这些父母的儿女，谁也就有了青年！不错，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如果不能竭力将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灌输给他的儿女，教育他们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那他就真是一个可怜的人。但是，按照我们的意见，父母的影响，结合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而无产阶级青年就是在这些影响中成长起来的，因为这些因素具有最重要同时又最显而易见的意义，因此党的工作从原则上不能漠视他们，不能不把他们看作有力的鼓动手段和宣传阐释手段。尽管反动势力和资本主义企图狡猾地俘虏这些天真的幼小心灵以便为他们利用，但以社会民主党的精神在家庭中进行教育一定能够实现。不过这样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正如详细考査上述思想之后所证明的，我们迄今进行的鼓动工作其缺点正在这里。这种缺点正在扩大，因而迫切需要加以补救。 “每个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教育自已的儿女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但这只能尽力而为。这里首先有一个重大缺憾。有很多人根本不会教育，即便他们有这样的时间和良好的愿望；也有很多社会民主党的无产者，他们即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没有必需的时间；此外，有些人还缺乏进行这种教育的必要知识；而妇女及家庭中的其它成员往往由于在教育方面处于落后状态，全抵销了有阶级觉悟的父亲们的教育影响。如果党要完成它的全部义务，就应处处帮助家庭教育，竭力进行一般的青年教育工作，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进行鼓动，而这祌鼓动还必须具有必要的反军国主义的尖锐锋芒。 此外，究竟有多少无产者是真正经过很好的思想教育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经过那样的思想教育以致自己能够向别人阐释社会民主党人对各种根本问题的批判认识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方针目的？有多少无产者在和平时期能够这样甘愿牺牲和孜孜不倦地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作这种顽强的、辛劳的和时刻不停的日常教育工作？不用说那些受到一部分或一半思想教导为数极大的群众，还有这样非常众多的无产者对于社会民主党是完全陌生的。在我们的面前，还有充满极好的无产阶级幼芽的广漠田野，一望无际，我们应该开始进行耕耘培植，决不能等待成年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都已争取过来以后才办。自然，由那些受过思想教育的双亲对青年人进行教育培养工作是要比较容易的，但这绝不排除向无产阶级青年中比较困难的部分进行这种工作的可能性和义务。 因此，向青年们进行鼓动的必要性是不容怀疑的。而这种青年鼓动工作按照它的目的在原则上应该使用另一种方法（适应于青年人的另一种生话条件，另一种理解程度，另一种爱好和另一种性格），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种鼓动工作应该专门化，应在一般鼓动工作之外给予特殊的地位，而且理应最少在一定范围之内要由专门机构来掌握。我们的鼓动工作，随着它的范围的扩大和党的任务的不断增加，加上决定性战斗的时刻正在临近，已经达到这样广大与分散的程度，以致愈来愈有必要分工。这种分工有些相对的困难，但这是一些我们绝不应轻视的相对的困难。 更之，在向青年进行鼓动工作的范围内，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起着一祌特殊的和独有的作用。它应该在那些平素和社会民主党的青年教育工作没有接触的阶层中进行。它应该扩大自已的范围，尽可能包括比一般教育工作更为宽广的范围，包括那些没有进工人教育学校，没有听教导课程和系统演汫，没有经常阅读一般青年读物的这样一部分无产阶级青年。它还必须求助于一些年岁较大的无产阶级青年，他们佳往由于自己年岁较大，对于一般教育比较容易接受。进行这种宣传的基本范围是年龄在17至21岁的这一部分人。这种宣传和一般的教育工作比较起来应具有更加明显的鼓动性质。它必须和这些教育工作在方式上有所不同，最低限度有一部分是如此。这种宣传由于它的十分特别时危险性，最好不要和一般教育工作接合起来：这一方面是为了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不妨碍一般教育工作，并使其声誉不致遭受损害，另一方面，是为了使反军国主义的鼓动工作由一些备有专门训练并且熟悉各种陷害诡计的人来领导，从而使这些鼓动工作避免遭到危险。最后，正是由于反军国主义的材料是如此的庞大和分散（人们可以想到例如虐待士兵和军法审判，等等），因而单纯为了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现有可用的材料，也应该进行分工或专门化；其实不但在材料的利用上要如此，而且在搜集、选择和加工整理上也应如此。 正如最后这一论据所指出的，反军国主义的鼓动通过这种鼓动工作的专门化在成年人中间还可以获得多种的效果。因此，这是适当的工作时机，从事有益工作的大好时机。 在德国，反军国主义的发展迄今所取得的成就是什么，迄今进行反军国主义鼓动的工作方法其情况又如何呢？ 的确，德国有很大一部分军队已经成为“红色”的了。关于这一点，只须看一下在德国人民当中各个政党的组合情况就够了。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曾迫使那位著名的帝国同盟的头子冯·李伯特中将去执笔从事写作，写了一本脍炙人口的有趣书籍：“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及其对德国军队队的影响”，这本书由于内容不堪入目，甚至还受到社会民主党的叛徒麦撕·罗伦士的嘲笑（罗伦士现在为了获得很好的金钱报酬已抛弃了他过去所崇敬的东西）；这些事实也曾迫使冯·艾赫贺恩将军于1906年秋夭采取为士兵们指定讲授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授课时间的措施［注：参看1906年12月8日的“社会民主党通讯”。］。的确，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德国选民，即德国国民中属于25岁以上的男子，曾在1903年的国会选举中拥护社会民主党；而最少在目前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也是真确的：社会民主党在年青人当中比在年岁较大的人里有更多拥护它的人。不过对于年龄在20到22岁这一部分人，这种百分比的分配情况是否也存在，却是值得怀疑的。我们应该明确地了解：一般来说，这些年轻人并不全部是些具有坚定信仰的人；在他们当中的这几种人彼此还有重大区别：一种是在选举时投社会民主党票的人，一种是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一种是决心甘冒一切个人危险，在军队中进行反军国主义活动的人。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同盟者，在纪律败坏的情况下，受到前面所说过的“心理学”“催眠术”“血的逻辑”的影响，就不能这样说：在军队中约近三分之一的人真正具有这祥的精神和道德品质，以致人们不可能或难以将他们用于一种暴力的、违反宪法的和违反现行法律的、其目的是对付国内敌人、反对工人运动的活动。 在动员后备军或预备队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也确实会发生不利于军国主义的事态。“前进报”的一个军界同事在1906年10月时曾经十分正确地指出过：在发生战争情况下征召入伍的后备军和预备队，其人数这时约占军队的五分之四，最少共计有一百万人，这些人从军国主义的观点看来是不可靠的。当然，在这里我们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同时不能无视于这种情况：军国主义的群众催眠术，或者群众心理学，以及来自军事当局的口令指示，可能使我们这位军事同事的估计要打一个大折扣。 在这方面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一般宣传所作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专门宣传活动这一领域内，对于将要服兵役的人迄今几乎还没有专门作过什么工作。除了著名的“应服兵役者指南”和党的理事会于1906年夏天所出版的小册子以外，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同类的其它材料。而且这两个著作所载的完全是些适用于服兵役的人的有关法律规定。正确的是，发展是要通过我们的劳动去获得的，不能认为一切可以任其自生自灾。这也是正确的：属于这类的无为主义和宿命录，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点看来，都是重大的错误和一切鼓动工作的掘墓人。因此进行一般宣传是正确的，而进行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也是正确的。这样，就必须在德国迅速而强有力地展开反军国主义的宣传工作。 值得称赞的是南德意志的“青年近卫军”，它已勇敢地着手进行实际工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当然只是一种平凡的开始，但它将得到而且必须迅速得到鼓励和支持，尽管对于业已开始在德国萌芽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注：参看“自由工人”杂志按月出版的“反军国主义”增刊（这个增刊已刊行若干时日）。］也要设法加以消除。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再问一下：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的工人运动（它也乐于听到人们赞之为新国际的中坚和精说部队）是否应该表现得如此过分的谨慎或轻信，以致在这样的长时期内——直到在德国出现了十二个福美斯事件迫使他们履行这个任务以前，直到它在世界大战和对俄国进行于涉［注：对俄国是否进行干涉无疑是值得怀疑的，但这种可疑性在贝罗伯爵于1906年11月14日在德国国会作了声明之后已不再存在了。］（社会民主党对此应该担负起自已应负的一部分责任〉这些事实（它要竭尽—切力量和斗争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紧张局势）的面前自己被判明是力量不足之前——还不执行这个任务呢？ 难道德国工人阶级在警察对工人的屠杀中，在反军国主义宣传的一定影响下，对此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吗？ 不管怎样，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应继续在这种认识之前熟视无睹；（希求和平就要准备战争），这句话也可用来对待军国主义。尽可能早地开始反军国主义的宣传，为的是替无产阶级尽可能从一开始时就减少军国主乂的危险! 当然，在德国进行这种宣传所遇到的特别困难并不能成为拖延的根据，反之倒应该成为刺激人们加速进行的原因。 现时德国的无产阶级已十分成熟，而总的国内政治局势——德国无产阶级在其压迫下呻吟的政治局势——就更加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