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卡尔·李卜克内西 -> 《军国主义和反军国主义》（1907） 第四章 反军国主义的策略 反军国主义单独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东西，正如军国主义不是什么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特有的东面。只须从过去历史中回忆一下，例如俄国的十二月党人和1812年9月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士兵教义问答派人物艾界尼斯·摩里茨·安特士就够了，后者曾公开号召士兵实行起义，去反对那些背叛祖国的王侯。最近，俄国革命对此也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不过在这里我们只谈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反军国主义。 1．反对对外军国主义的策略反军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消除军国主义，也就是说，取消以任何形式存在的军队，从而也必然使得军国主义的一切其它具特征性的现象一并消失，这些现象原不过是由于军队的存在而随之出现的后果。大衣掉了，公爵也一定退出舞台。 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国际形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时，即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使用军队的必要性已不存在，而且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民族利益已没有矛盾时，才能实现这个目的。 从逻辑上推断，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由于消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或按平均比例实行国际裁军，军队存在的必要性也是能够悄除的。 消除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首先意味着废除扩张政策，这种政策（正如其他地方已经论述过的）的自然完成将有一天会把整个地球置于列强的托管之下；这也就是说，最后终于会要建立起一个全世界的国家联盟。 但这件事情暂时仍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想；从各种可能情况看来，在无产阶级实现其最终目的并以自己的国际政策代替资本主义的国际政策以前，国际政治局面是达不到它的这种“稳定状态”的。 说到国际裁军，事情就更不妙。国际裁军不仅意味着所有军国主义国家放弃军备竞赛，从而也就是放弃茯得胜利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正是这个或那个已经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对于实现这种裁军最大影响力的国家所已经茯得或者相信自己可以获得的（因此出现了关于一定分配比例裁减特定军队的折衷建议！）此外，这还不多不少地正是意味着要放弃那种能迫使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刺度为之不惜诉诸武力的国际利益，也就是说，放弃那种资本主义制度认为是最重要的、甚至对它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利益，特别是放弃扩张政策。在国际政治没有达到耶种自然稳定状态之前，谁要是相信所有这一切可以在资本主义统治之下见诸实现，这就是真正的盲从和轻信。的确，无产阶级在国际政治方面实行反对资本主义的国际政策和促进全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这种影响甚至在落后国家中也日益扩大，因而可能有助于减少战争的危险，和促进世界和平。但无产阶级影响的增强也增大了波拿巴主义那一类阴谋诡计的危险，因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总起来说是否会减少—些还是一个疑问，更不要说消除这种可能性了。 要求按平均比例实行国际裁军的倾向，如果它的结果可以使侍现有的军队事实上失去战斗力或者最低限度削弱战斗力的话，也可以称得上是反军国主义。爱尔威要求（这是他的思想的核心）不惜任何代价致力于这种削弱。关于这种计划是否可以实现，有很多不无根据的反对意见，其中最认真的一种意见是（但这并不是针对将裁军与革命结合起来这―建议而发的）：―种彻底的在国际范围内实行的全面普遍裁军是做不到的——甚至最进步的国家在罢工中仍几乎经常不断地有许多破坏罢工者！；正是那些文明大国按照比例被削弱得厉害，因而会变成文化较低国家的实获我心的战利品。 然而，也只有假定无产阶级不论在任何环境和任何情况之下都与人民的防卫能力没有利害关系，爱尔威的思想才是在原则上可以接受的。围绕这一思想合乎逻辑地引起一个重要的争论，在争论中考茨基的“现实政冶”的观点（它不满意于仅仅表面地和误解地把进攻性战争和防御性战争区别开来）比较那个浮跨的和不懂实际情况的云纳联盟的反军国主义来说，无疑还应该说是较好的。在社会民主党人所力求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状态未在国际范围内实现以前，在社会的阶级性质尚未消失以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会存在，这一点是社会民主党人，更正确地说，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容漠视的。不言而喻，正如上文已经论述过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常引起战争的原因具有如此的特点，无产阶级不但与它们无关，而且要和它们作坚决的斗争。当然，认为所有战争都是一种反对无产阶级的行动，这样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虽然从一种波拿巴主义的涵义上讲来，这种解释是可能的；而略带波拿巴主义性质的情况“也是处处都可能发生的”。但是国际政治中引起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世界列强各国的资产阶级彼此为了争夺战利品，为了争夺利润而进行斗争。自然，作为这种战争的一种结果以及在战争的进运中都有可能爆发起义和革命，从而使得毎一个交战国被迫不得不将枪口转向本国的无产阶级。这样一来，也就会出现这样―种情况：彼此交战的强国的统治阶级在利害关系上团结一致，去反对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大多数情祝下，这也就是一种促使战争结束的倾向。同样自然的是，每一次由资本主义的动机引起并幸而以胜利结束的战争，不管愿意是否如此，也将造成波那巴主义的后果，而在战争遭到不顺利的结局时，不可避免的要在文化上受到损失，尽管相对的也会出现引起资产阶级反动派崩溃的机会。因此，这也就给了无产阶级以非常巨大的推动力去从事反对战争的活动。看来如果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进行反对战争的斗争过程中，即便没有击中这个目标，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同时也还是值得赞许的。在唤醒和鼓舞群众方面，爱尔威的观点有它有价值的地方，并且已经起到它的作用。 我们必须首先将战争按照其不同特性加以区分。必须“分门别类!”然后按照这种区分，去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原则上应该争取实现裁军。自然，对战争在原则上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具有极髙的实际意义，而决不是理论上凭空构想出来约。这个问题也并不是在每一具体情况下能由本身得到解决，恰恰相反这些具体情况所带来的激动状态，正好引起一种容易使人陷于迷惑而得不到明确观点的倾向。就德国的悄形来说，在德法战争开始时和在海勒芬起义期间在党内发生的那种事件，提醒我们对这个问题必须小心从事和及时作出原则性的阐明。 更之，在毎一种个别情况下，除了必须阐明什么是在原则上值得想望的之外，同时还要考察一下什么是在实践上能够办到的。在这里，爱尔威就陷于一种危险的空想。对任何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战争，工人阶级都发动总罢工或罢战，这种作法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爱尔威曾这样呼吁说：热烈进行反军国主义和反爱国主义的鼓动，我们就能移山倒海！在这里，他就显露出无政府主义的色彩。我们必需指出：无产阶级当中大多数群众仍缺乏阶级觉悟，尚未得到社会民主党的启导，更不用说要求他们在最狂热的沙文主义浪潮的漩涡中从事毎一种反军国主义活动，必须既要审慎又要有自我牺牲的准备和保持冷静的态度。我们不能希望获得更大的成就；成就的程度，裁减军备的成就，是和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教育与修养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有着直接的关系的。最落后的民族保有最大的防卫能力。只要遭受战争侵袭的国家的大部分无产阶级在教育和战争准备上几乎不是平均地达到最高限度，这样一种行动会是对文化的落后性的一种奖赏。把工人们组织起来，并对他们进行普遍的革命阐释工作，这是在一但发生战争情况下成功地实行总罢工和罢战先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单纯依赖反军国主义宣传，那是空想。 实际上在正常情况下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无产阶级强大到能够采取这种行动的程度，这就意味着他们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因为就无产阶级发展其力量的条件来说，再没有比在爆发战争时通常摆在他们面前的那些条件更为不利的。 就爱尔威的计划［注：列宁在论1907年第二国际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关于反军国主义问题的决议时对爱尔威的思想曾作如下批判：“轰动了法国和欧洲的臭名远扬的爱尔威在这个问题上维护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他天真地提出要以罢工和起义来“回答”任何战争，他不懂得，战争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无产阶级不能拒绝参加战争，因为这样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发生，而且也曾经发生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也不懂得，能不能“回答”战争，取决于战争所引起的危机的性质。根据这些条件才能选择斗争手段，同时这个斗争的目的不应当（这是爱尔威思想的第三个误解和考虑欠周的地方）以和平代替战争，而应当以社会好主意代替资本主义。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单纯地防止战争，而在于利用战争所产生的危机加速推翻资产阶级。但是，在爱尔威思想的全部半无政府主义的谬论中，也包含了一个实际上正确的内容，即从下面的意义上来说，它推动了社会主义：不要仅仅局限于议会斗争，要努力是群众懂的必须采取革命的行动手段来对付战争必然引起的危机。最后，要努力使群众深切地懂得工人国际团结的意义和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虚伪性”（见“列宁全集”中译本第13卷，第63—64页），译者注。］来说，将罢战和起义结合起来，和试图夺取政权以及和真正的武装革命结合起来，这样一种计划；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不是那种对文化上的落后性的奖赏。但他给自已提出的应该仅仅是如何在民族范围内实现这个计划的问题（只要它一般说来是在进行社会革命当中实现的话），而不是像单纯的罢战和总罢工那样如何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个计划。然而在民族范围内得到实现的可能性，首先是与无产阶级的发展水平有直接关系，与他们所生活其中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紧张程度有直按关系。但这种紧张状态的压力在另一方面也要看无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和智力上-政治上的发展水平以及这种水平和紧张状态的相互关系，而产生促进性的或者抑制性的影响，因此在那些虽然无产阶级有髙度的发展水平、但紧张状态压力不大的国家里（例如英国）比之在那些紧张状态较为严重，但无产阶级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例如在德国那些农业的，以及天主教占优势的工业地区），不会获得更大的成功。这样，在法国、比利时，或瑞士实际上可能实现的，在德国就远没有可能实现。最后，单纯依靠反军国主义宣传并不足以弥补这个缺点，虽然这种宣传对于唤醒人们的阶级意识无疑是极其适合的。此外，还可以提出这样一种反对意见：起义不能人为地制造出来。只要把这个问题冷静地想一想，就不能以为在一切战争中，或者仅仅是那些为无产阶级所谴责并使他们遭受损害的战争中，通过最活跃的鼓动工作就能立即把人民群众（甚至情绪最好的那些人民，更不用说那些受资本家剥削的全部人民）引导到革命的火热气氛中来；以为这种起义一定会获得成功。战争是这样的一种事实，它从来也不像和国内政治中的军国主义的冲突那样有规则，它一般说来是一种只有通过理论说明才能更迅速地为群众所认识到的危险。战争完全不是一种单纯的、群众可以一看就能识别的阶级斗争现象，并且它那种对外国行动的依赖性，使得人们对于是赞同它还是反对它，感到难以决定。 爱尔威在这里低估了任何从事反对战争活动所必须运用的那种卓越的推动力量，如果要避免使得这种反战活动处于如同炸弹要在投掷者衣袋里爆炸那样一种可笑的同时又是危险的地位，就必须使用这种推动力量。 应该再次指出，必须有区别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能不加分辨地一律看待。的确，有这样的战争，它解除革命力量的桎梏；在个别国家之内造成一种强烈的社会上和政治上的紧张状态，并导致一种解决的方法：对俄国进行干涉就是这种战争，当然，这是一种在遥远将来的事。揭开这样一种战争的序幕，对于西欧人民来说就是爆发一场最无情的阶级斗争的讯号，就是对于这些不幸的、力争自由的人民一种强制催促，一种鞭打，去把人民发动起来反对国内的反动势力，反对暴力压迫的崇拜者，反对可耻的刽子手。实际上，华伦的“宁可起义，不要战争”的口号当时就应该在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中间得到热烈赞同的。 在今天已经可以设想的，还有另一种情况，一种勇于牺牲的大团结精神已形成起来了，例如瑞典和挪威之间的战争就是如此。但这不是正常的正常情况，而我们在拟定自己的策略时，原则上却应该把基础放在正常发展情祝上，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法国和德国发生战争时也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很多事情将要决定于两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通过革命阐释工作将会促使这种大团结的时机及早出现。自然，很多事情还要取决于战争原因，明显的是，例如，尽管在国际政治中议论纷纷，有关殖民地的战争原因，今天特别带有现实性，它们可能被和战争有利害关系的人所利用，不过多半成效不会很大罢了。 如果我们暂时只是在例外情况下才把绝对裁军作为自己的目的，这并没有任何从原则上和实践上反对相对裁军的想法，仅仅相对裁军就足以减少军队发动侵略的能力。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全民武装，代之以民兵，同时实行卡斯顿·莫赫关于裁减军费和削弱一切其它军国主义毒害的建议——所有这些要求，完全合乎逻辑地可以由各地有觉悟的无产阶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面。 因此，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其内容仅仅包括大多数兴起于现代工人运动的土壤之上的那些组织的反军国主义的最低纲领，总起来，并没有超出关于“对外军国主义问题的范围”，那是有充分理由的。因此，个别国家的党的策略纲领对军国主义的这一方面几乎全都缺乏专门的规定；同时，反军国主义的斗争通常是在总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的，这些政党力图通过影响整个社会制度而不依靠于宣传工作的专门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也同样都是正当的。在里莫斯的法国党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华伦决议将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作为建议提出来［注：第二国际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于1907年8月举行。会议上研究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问题。在会议中所讨论的一切主要问题上，德国代表团大多数人“是不坚定的，或者是采取了机会主义的立场。”奥·倍倍尔向大会提出的决议草案带有这样的重大缺点：它没有给工人阶级提出在反对军国主义斗争中的明确任务，因而使他们在帝国主义的屠杀中陷于消极等待。 弗·伊·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反对就这个问题作出类似这样的决议。他们对倍倍尔决议草案所提出的修正案经力争后获得通过。在这些修正中特别重要的是指出这一点：大会决议所有的党“都赞助这件事情：以各国人民都是兄弟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工人，并使他们受到阶级意识的陶冶”。 由此产生的新决议案即具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严格性，“同时也向工人政党介绍了一些最坚决最革命的斗争措施（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64页）。 1907年8月底再斯图加特也召开了社会主义青年的第一次国际代表大会。大会研究了青年运动中最重要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关于经济斗争及其他等问题。卡尔·李卜克内西出席大会，作了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向军国主义进行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个不长的概括报告中，再一次论述了本书业已提出的基本原理。 斯图加特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以及弗·伊·列宁的协同工作，丰富了李卜克内西的思想内容。他更为坚决地号召青年们组织起来向德国军国主义展开斗争，说服人们取考虑和模仿俄国工人阶级以革命回答沙皇制度所挑起的1904—1905年战争和毫不畏惧统治集团的镇压迫害的经验。—— 俄译本注。］，这个决议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好的和可用的。 无政府主义者，其中特别是尼万希尔斯，对社会民主党所采取的这种立场的攻击是错误的。社会民主党在这里也许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但他们绝不徒托空谈。空谈和幻想毋宁是这样一种态度：宣布某种难以实现的措施，企图借助于泛泛的谈论来解决这个迄今尚未能解决的策略问题。 2．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策略更有前途的反对“对内军国主义”的斗争，比较简单得多，它的显而易见的目的就是裁减军备，也就是说，无条件和彻底裁减国家政权的军备。这个斗争的方法要以最大的灵活性去适应个别国家的国内政治情况，在方式上包括从缓慢的、平静的和深刻的启发教育工作开始一直到提出法国的“不要开枪”的口号。 这个斗争及其专门论的必要性，对于无产阶级说来，每天正在迫切地（特别是在那些使用军队去对付罢工工人和无产阶级的政治示威的地方）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世界各处，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和奥地利，都已充分证明：专门性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在军队对阶级斗争进行干涉的影响下已怎样取得自己的独特的形式和现实性。这种情况对法国来说是切合的，尽管那里有爱尔威主义，它在工团主义运动中的很多支持者只能够把—小部分成就归功于自已的反军国主义方针及其方式。根据李氏的证明，对美国来说也是如此。如果说在德国，专门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暂时还不受欢迎，这在不少程度上是由于：直到最近那里几乎还不曾发生过军队干涉罢工斗争的流血事件。但是，难道对进步的人民运动的不可逃避的命运，也要等到孩子堕井之后才赶紧把并口盖上吗？难道甚至社会民主党和它的具有远见、对未来充满乐观和有明确看法的纲领也会始终像卡山特拉的呼号那样被人置若罔闻吗？ 3．无政府主义的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是由经济-历史的理解推断出来的；它只从这种理解中得到辩明，因此它是和一切空想主义截然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的目的在理论上缺乏任何历史的基础，这一点标志出这两个运动正好彼此针锋相对。 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是历史的和有机的，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却是随意的和机械的。的确，无政府主义也把人看成是他们所说的那种发展的承担者，并且认为人的意志是动力，认 为自己的任务是影响这种意志。而社会民主主义也认为影响工人阶级的意志是自已的任务。 但这里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对于无政府主义说来，影响意志是取得成功的唯一重要的前提。但对社会民主主义来说，这种影响和客观经济发展阶段比较起来仅占次要的地位，任何一个客现经济发展阶段都不是仅仅凭群众的或某些阶级的最大愿望就能超越的。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这种对意志的影响，只要作了应有的努力，永远是可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认为，作为一种群众的或阶级的现象，这种影响只有在群众方面具备了由经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预备条件时才是可能的。关于这种预备条件的必要性，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彼此又有争论，而社会民主党内部的意见分歧大多是产生于这样的怀疑：就是，这种预备条件在指定情况下是否存在。自然，采取某种行动的经济条件是否成熟，这是一个难以决定的问题。关于意志必须受影响的程度，特别是为此必须的预备条件已经具备到什么程度，在个别情况下本来是难以确定的。个人的气质，乐观情绪或悲视情绪，在这里起到—种重要的、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里正是社会民主党内部意见分歧的源泉，那些认为意志在广大程度上可以加以影响，但仅仅要求在微小程度上作好预备条件的社会民主党人，就接近于无政府主义。这就是无政府社会主义者。所以，尽管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互相对立—— 但不是互相矛盾——的地方，我们仍可找到这两种主义之间的过渡之处，像光谱中的颜色彼此过渡一样。 意志可被影响的程度除了取决于预备条件的成熟程度以外，还取决于人民的或要受影响的那个阶级的精神平衡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在动荡时期比之平静时期更大。因此它有时像鬼火那样使人迷乱，或简直是危险，但在多数情况下是—种非常有价值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动荡时期比在平静时期班容易获得。但是这种更大的可能性在平静时期到来时几乎总是要再度丧失的，最低限度也要丧失一部分，连带它所协助获取的丰富精力一同丧失：革命的历史对此是一种经常的证明。 这两种基本现点之间的原则区别还在于：无政府主义认为借助于一小批有决心的人就能够达到一切目的，自然，在这当中它是要消极地或积极地役使群众的意志的。的确，社会主义者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准备得很好的、有决心的和具有明确目的的少数人，在决定性的时刻里能够引导群众前进，发挥重大的影响。区别在于：是像社会主义者所作的那样，仅是从这样的涵义下才力图发挥其影响并承认是可能的，即，这些少数人不过是群众意志的鼓舞者和执行者，而这种意志是群众在特定形势下发展成熟的，并且能够表明是自已本身的社会意志；还是像真正的开明专制主义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作的那样，是从这种涵义上去发挥这种影响：有决心的一小批突击手仅仅是自己意志的执行者，而群众的意志不过是被利用为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 无政府主义希望骑着一匹脱缰之马，跳过一切源出于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困难，或者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一种像把缰绳系于马尾巴上那样的奇怪措施。对于它来说，主旨是：“事业在先”。自然，在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中也会遇到无政府主义所建议的行动是正确和可行的时候。但无政府主义的缺点不是它所宣传的方法的绝对不适用，而是相对的不适用。这种相对的不适用是产生于对现存社会的力置对比有误解，而这种误解本身又是由于对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缺乏理解，如果说在更往后的发展阶段中，无政府主义的建议将会是可实行的或正确的，那么也不能以此作为辩护的理由，而是相反，正足以判明无政府主义策略的错误，尽管如果公平地说来，无政府主义的策略在激发群众方面也有其不可否认的功绩。 无政府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化的反军国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化的总罢工的孪生姊妹。这种孪生的性质由下面这一点从外表上就能加以证实：这种反军国主义，概括地说来，终于要归结到罢战。为了懂得这种反军国主义的实质，并了解它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差别，必须用下面这几点把两者区分开：反军国主义的动机，反军国主义宣传的方法，反军国主义为自己规定的最终目的和任务，以及力图为达到这些最终目的或任务所使用的方法。 反军国主义运动的动机，对于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来说是相同的，因为二者都把军国主义看成是妨碍它们实现自己的社会计划的一种特殊的机械—暴力的障碍。除此以外，二者的差别在于彼此有着不同的世界观，无政府主义的世界现和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视。无政府主义对于军国主义的有机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并对之起作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理解得如何少，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论述。社会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之间一切主要分歧，其根源就在这个地方。这些分歧大体上可概括如下：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认识到并且运用着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把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一种职能的斗争来进行。无政府主义却宁可把军国主义看成是一种由统治阶级制造出来的、独立的、任意的和偶然的东西，因而像通常向资本主义进行斗争那样向之进行斗争；无政府主义从幻想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出发（这种观点无视于经济的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只看到问题的表面，企图依靠激厉个人决心这种虚浮的做法，简言之，即企图用纯粹个人主义的方法去打到军国主义。它不仅在其社会目的上是个人主义的（当然，随着不同的无政府主义的变种而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在其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见解上，以及在方法上也是个人主义的。 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来说，彼此的最终目的是一样的，如果人们满足于用一句口号来加以说明的话，这就是：消灭军国主义，消灭对内军国主义和对外军国主义。但社会民主主义按照自已对军国主义本质的理解，认为单纯地彻底消灭军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军国主义只能和资本主义这个最后的阶级社会制度一道陷于崩溃。当然，资本主义并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一种经常变化的事物。这个制度由于它那些固有的、为数甚多的与它敌对的倾向，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倾向，能使它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削弱。因此资本主义的生存表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军国主义的东西，不管它在个别国家中表现为何种不同的形式，其本身并不是不能加以削弱的，甚至它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也能松弛下来。［注：参看本书第182页。］ 这种情况对于资本主义的其他生存表现来说，都或多或少同样可以适用，但无论如何，它决不会改变军国主义的有机的——资本主义的［注：更正确地说应是：有机的、源出于阶级社会的本质的。］特质，决不会改变：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的任务并不是孤立地进行反军国主义的斗争，它的最终目的也不是孤立地消灭军国主义，而是把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同时消灭；而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却认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就是孤立地消灭军国主义。当然，对下面这两件事情无需争论：在大多数情情况下，无政府主义者也进行——仅仅是与反军国主义平行地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但也是按照无政府主义的非有机的概念去理解资本主义）；此外，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那种迂回曲折的理论道路上，往往也闪出一丝对社会关系有比较深别见解的光芒。 在斗争方法上，二者由于在历史考察方法上的根本不同而出现最强烈的分歧。这里应该把发动反军国主义运动的方法和利用这种运动去反对军国主义的方法区分开来。说到第一种方法，无政府主义在这个问题上首先依赖于伦理上的热情，道义上的鞭策，人道和正义的论据，简言之，依靠各种各样可以影响人们意志的方法，依靠不认为反军国主义有其阶级性的那些方法，在这些方法中，反军国主义表现为抽象的普遍适用的绝对命令式的要求。因此无政府主义按照逻辑上的推论，是经常不仅求助于士兵，也求助于军官的［注：关于在俄国，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来军官们可以接近反军国主义一层，前文已有论述。］。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由于类似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伤感的高谈阔论，以及伯尔特·冯·赛德纳类型的“世界和平友人派”那种软弱无力的反对战争的符咒，因而十分有损于它自己的声望。 反之，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宣传，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宣传，因而它在原则上完全是求助于那个在阶级斗争中必然是军国主义敌人的阶级，虽然它自然也会善意地对待在分化过程中转侈到自己方面来的资产阶级中那些背叛本阶级的人。这种宣传，目的在于争取更多的人到自己的方面来，在从事这种阐释工作时，不是按照绝对命令、人道的观点、关于自由与正义的公理去进行，而是按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军国主义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在这一斗争中所起和应起的作用去进行。它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利益出发，得出无产阶级在对待军国主义的关系上负有何种任务的结论。当然，它也利用伦理上的论据，絶对命令的全部热情，基本人权，以及优美的但不实用的市民阶级的道德原则（市民阶级在其旭日初升的新兴时期的道德原则）以及甚至宗教上的特别是基督教的思想和现念。所有这一切都仅仅起一种补助的作用。这一切都是用以使得那些尚未受过教导的无产阶级的闭塞眼界得以更迅速的打开，以便阶级觉悟的阳光可以透进他们的脑海，同时还进一步用于激发无产阶级，使之热情地行动起来。 反军国主义所使用的方法，也即反军国主义思想在实践上所采取的方法，就无政府主义这方面来说，是更带有个人主义和幻想的性质。无政府主义特别重视个人单独拒绝执行军事勤务和拒绝使用武器，以及个人提出抗议。无政府主义的文献以欢庆凯旋的心情，十奋精密和确切地描述所有这一类的情况。当然，在它的心目中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上面已经提及过的反对军国主义的行动，一是促成反军国主义运动的特种式样的宣传。它的根据是：这一类英雄式的范例将激发人们去竞相模仿，唤醒人们去同情和歌颂这些“英雄”所献身的运动。 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就不一样。当然，它明确地理解到，这一类的个别人的行动可能是群众运动的讯号和象征，但仅仅是讯号和象征而已。它们之所以成为讯号自然仅是因为所处是一种局面最为危急的时刻，而在这种局面之下，需要作的仅是把火药桶的导火钱点着火。社会民主主义所采取的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手段是：经常不断地组织对军国主义精神进行瓦解和削弱的工作。至于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为这个目的服务，或其所起的作用上只占第二等或者甚至是第三等的地位。此外，正如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的存在这个事实所证明的，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那种对个人行动采取批判态度的倾向，正在获得不断增长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在罢战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是一种空想的策略，无政府主义者相信，借助于良好的愿望和巨大的活动力，就可以凭空召来罢战；而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军国主义对罢战的看法是，只有在作为“军国主义精神”被瓦解以后所带来的逻辑上和心理上的必然后果，才有可能利用军队去达到革命的目的，而这种瓦解也只有作为划淸阶级界限和进行阐释工作的一种结果或与之同时并举才能实现。 能够很好地说明无政府主义的反军国主义的特性的是杜美拉·尼万希尔斯所著“军国主义”［注：“新时代周刊出版物”，1901年巴黎版，第17号。］这本小册于。根据他的说法，世界的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戴着皇冠的国王，而是银行家，金融家和资本家（不是作为一种有机的和必然的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对他来说，“战争完全是由银行家们自由决定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承队个人权威——从“罗马教皇直到卡尔·马克思”的权威——的政党都是反动的。尼万希尔斯没有对士兵的阶级地位进行过研究就整个地接受了腓特烈这种恶毒的说法：“如果士兵们开始思想，那他们就一个也不会留在军旗之下”。在反军国主义宣传的各种方法中，他首先接受拉维勒所著“欧洲战争的真实原因与仲裁”一书中所建议的方法： （1）废除一切对国际交往关系的限制；（2）降低运费、邮费和电报费； （3）实行一种国际上统一的货币制度、度量衡制度、和统一的国际商业法规； （4）外国人与本国公民在法律上平等；（5）促进对外国语知识和一般外国文化的研究； （6）创作更多的文艺作品，通过这些作品培育人们对和平的热爱和对战争及其支持者的憎恨； （7）促进一切能够保证代议制度的力量和效力的事情，以使可以有助于削除行政权力机关对宣战媾和的决定权； （8）鼓励一切能够利用本国的剩余财富去发展别国自然财富的工业企业，以便使得资本世界主义化，其结果造成资本家们的利益在国际范围上的一致； （9）（这是希万尼尔斯提出异议的唯一的一点）应该以类似教友派那样憎恨战争的精神去教育教士们。 希万尼尔斯在这些反军国主义方法上还增添了一些他认为更有效的其它方法，即： （10）促进工人们的国际利益； （11）废除作为社会制度的国王、总统、上议院和国会，因为他们是与和平为敌的； （12）废除公使及公使馆； （13）将历史课程改革为文化历史的科学课程； （14）废除常备军队； （15）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 （16）把各个不同的欧洲国家组成联盟，按照美利坚合众国的样子，组成欧洲合众国； （17）在发生战争时实行罢战和总罢工；（18）消极抵抗和个别地拒绝执行军事勤务； （19）促进全体人类的全面发展和福利。 同时，尼万希尔斯提出这样一句富有特征性的话：“当人们在战争中有所损失时，，他们就和保卫和平有着利害关系。”这个说法好像意味着现在的无产阶级是和平的破坏者似的。 甚至最慎重的批评家在这里［注：尼万希尔斯对国际反军国主义者协会代表大会的宣言所提出的批评（见“觉醒报”第196页）是远为明确和深刻。］也能看出种种杂乱无章的情况；不同的对社会和历史的基本观观点混乱杂陈，不同的计划措施的混乱杂陈，各种对细节问题的看法混乱杂陈。由要的事情却没有论及。在所提到的问题中最主要的就是关于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问题，但这个问题也仅是附带地、几乎是偶然地被提及。而另一些完全是附带的、次要的和更次要的问题却被放到最首要的位置。此外一同被提出来的是些纯粹乌托邦的、幻想的方法。把为反军国主义进行宣传的方法与反军国主义的行动本身混为一谈。倾向于把一切事情都归结为个人的主动性和善意，基本观点的肤浅性明显地表现出来。尼万希尔斯这本小册子的结语，发自深处地表白了无政府主义的模糊不淸的世界观，他说：“勇敢，勇敢，一而再、再而三地勇敢，为了使胜利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