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有名的‘社会民族主义’的愤恨,在这件事情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愤恨通常在政治上总是起极坏的作用。我还担心,去高加索调查这些‘社会民族主义分子’‘罪行’案件的捷尔任斯基同志,
[6]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是突出表现了他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
我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著作中已经指出过,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
因此,压迫民族或所谓‘伟大’民族(虽然只不过是因为施行暴力而伟大,只不过是象杰尔席莫尔达那样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应当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对待民族问题的真正无产阶级态度,谁就实质上仍持小资产阶级观点,因而就不能不随时滚到资产阶级的观点上去。
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
[7]
注释:
[1] 请参阅附录二。
(校译者注:这句话出自于1920年12月24日,托洛茨基同志所作的关于工会的报告;参见中文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432页)
[2] 校译者注:关于布哈林的性格,列宁同志曾描述道:“我们知道布哈林同志非常温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人们因此非常喜欢他,而且不能不喜欢他。我们知道,人们常常开玩笑地把他叫作‘软蜡’。原来,在这块‘软蜡’上,任何一个‘无原则的’人,任何一个‘煽动者’都可以任意刻写。”(参见中文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240页)
[3] 校译者注:关于诽谤托洛茨基同志是“潜在的波拿巴”这一点,当时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阿尔弗雷德·罗斯默同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但现在(即1923年),人们到处可以听到一种谣言,证实了存在着一个已经准备就绪的大阴谋……‘托洛茨基是波拿巴’,‘托洛茨基想当波拿巴’。这谣言散布到全国各个角落。来到莫斯科的共产党员前来把这个谣言告诉我;他们意识到正在酝酿着某种反托洛茨基的事情,并催促我说:‘您应当去提醒他’”(参见罗斯默著《列宁领导下的莫斯科》,第283页;转引自:多伊彻著,周任辛译、刘虎校《先知三部曲—被解除武装的先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2月第1版,第91页)
[4] 校译者注:列宁同志在13日、15日致托洛茨基同志的信中写道:“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不管怎样,恳请您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是绝对必要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认为,我们已经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宣布我们两人意见一致。”(参见中文版《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548、550页)
[5] 校译者注:这句话并非是在1923年4月召开的俄共(布)十二大提出的,而是出自于托洛茨基同志于同年出版的《生活问题》一书。托洛茨基同志的原话是:
“工人阶级通过以前的斗争取得了什么和保证的什么?
一、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国家)。
二、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物质支柱的红军。
三、一切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是没有内容的空洞形式。
四、对外贸易垄断制,这是在资本主义包围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
这四个牢固地争取到手的因素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钢铁结构。正是由于这个钢铁结构,我们每一个经济和文化的成就(如果这是真实的成就,而不是虚假的成就)就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的组成因素。”
(参见郑异凡编《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08页;黑体字是托洛茨基同志用的。)
[6] 捷尔任斯基是波兰人。
[7] 校译者注:参见中文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755—761页。
[8] 校译者注:参见中文版《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554页。
[9] 由俄国的执政当局——党中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所组成的派别。
[10] 校译者注:参见中文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787页。
[11] 这个委员会负责规范党员的共产主义道德,并保证党在政府中的领导。
[12] 校译者注:“Better Less and Better”即列宁同志在1923年3月2日口述的文章《宁肯少些,也要好些》的标题。列宁同志在文章强烈批评了斯大林创建并领导的工农检查院的官僚愚蠢做法,并提出必须要彻底改组工农检查院。
列宁同志在文章中批评道:“可笑的装腔作势,或可笑的妄自尊大,对我们的官僚,不论是苏维埃官僚还是党官僚最为合适……官僚不仅在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查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一个人民委员部,如果工作马马虎虎,并且得不到任何信任,说话毫无威信,说实行的,那又何必设立它呢?”
而面对这样一篇文章(虽未直接点名批评),三驾马车竟然还敢引用其中句子来反对托洛茨基同志!竟然敢让欺骗病中列宁的“聪明的”古比雪夫继任!竟然敢让列宁曾在病中要求开除出党的奥尔忠尼启则担任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足以可见,这些所谓的“列宁门生”为达目的,不惜篡改歪曲隐瞒自己“导师”的著作,可见其政治道德是多么败坏呀!!
(参见中文版《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784—798页。)
[13] 校译者注:这句话出自于托洛茨基同志在1923年10月8日致中央委员会的信。托洛茨基同志在信中写道:“在我批评古比雪夫,说他提议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背后的真实动机,与他正式宣称的动机毫不相干之后,他向我做了答复,毫不出奇地,他无法否认这两种动机确实不一致——他怎么可能否认得了呢?——而且他还坦率地向我承认:‘我们认为必须同您作斗争,但我们又不能宣称您是敌人;所以我们只能采取这样的办法。’”(参见龚义哲译,托洛茨基著《致中央委员会》〈1923年10月8日〉)
[14] 我拥有上述这些信息并不神秘;这一切都包含在被反革命分子窃取的官方文件中,在柏林用俄文出版的《社会主义通报》。这篇文章是孟什维主义的残余,它发表了大量关于俄国的无稽之谈与不负责任的谣言,但布尔什维克承认了这些文件的真实性。
在离开俄国前,我竭力使自己确认这点。其中一份文件是托洛茨基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这封信回应了关于他反对“列宁主义”的暗示。正是那封信证实了上述所有事实——这其中大部分我在俄国就以一种不太准确的方式知道了。不用说,我从来没有和托洛茨基讨论过这些问题。争论开始后,我只和他谈过两次话,总共也就谈了约20分钟。然而,这件事发生在有关《新方针》的事件前后,我就以这件事问了他一两个问题。我从他那听来的一切,都已在文中归于他。后来有次我偶然遇见他,我把我知道列宁遗嘱的事告诉了他,他要求我把所知道的一切当作“绝对机密”。这就是我推迟写这本书的又一个原因。
[15] 校译者注:这个人指古比雪夫。
瓦·弗·古比雪夫(1888—1935):苏联政治家。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参与萨马拉的武装暴动,苏俄内战时期担任过土耳其斯坦前线政委。后来曾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积极配合斯大林在中央和地方打压反对派,成为斯大林的所谓亲密战友,因此官运亨达。1934年任苏联第一副总理,死于任期。在他死后不久,其家属就遭到逮捕并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