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领导我们复兴石油工业（亚·谢烈布罗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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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领导我们复兴石油工业

亚·谢烈布罗夫斯基

　　我要回忆的是1920至1922年石油工业的状况，以及作为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为石油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在复兴社会主义最主要的基础——苏维埃大工业的整个工作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十分关心石油工业。
　　当时，对外商品交换对石油工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恢复油田所需的设备以及工人需要的一部分粮食、衣服、鞋子等，那时主要靠从国外获得。因此，在整个1921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直支持我们石油职工为争取出口自主权而进行的斗争。
　　到了1922年年底，由于成功地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石油工业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才使我们有可能依靠国内的资源。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石油租让是振兴石油工业的一条道路，是新经济政策各种措施中能够使我们尽快战胜经济崩溃的辅助办法之一。
　　现在谁也不会怀疑，这条道路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那时候在党内，特别是在阿塞拜疆人中间，对租让问题存在着偏见和顾虑。为了消除这些偏见和误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一问题给我们阿塞拜疆人写过几封信，而且在1921年接见我时责备我不理解租让政策。
　　“您是个工程帅，”他跟我说，“不理解我们目前还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迅速恢复石油工业，这是应该感到惭愧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当时认为，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这两个世界石油巨头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这无疑会促使美孚石油公司接受租让，为的是利用从巴库和格罗兹内伊油田获得的石油对付它的全球性敌手德特丁^[1]。
　　由于我了解美孚石油公司同巴库油田的关系，我担心两个石油康采恩会采取一致的立场来对付我们，以致于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发展遭受困难、阻挠和延误。因为在它们看来，没有它们的帮助，我们永远也恢复不了石油工业。
　　我把我的担心告诉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的话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和注意，所以他支持我们巴库人到国外去出卖石油产品并从那里买回设备的愿望。为了使自己站稳脚跟，这样做在当时是必要的。而且，即使租让制^[2]不成功，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恢复石油工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把我们的对外贸易看作是加强总的商品交换的一种形式。没有这种交换，石油工业就不会被纳入新经济政策的影响范围之内，也不会得到迅速的恢复。
　　下面我想谈谈在经济受到破坏的年代里巴库石油工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领导石油工业的复兴方面所进行的耐心细致的工作。我还要叙述一下，把油田的钻探和开采权租让给国际巴恩达尔石油公司的石油租让史。
　　这一租让给我们带来了某些好处，使我们学会了用旋转钻机钻探和用深井泵开采石油的方法。这个租让合同实际上变成了技术援助合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活到石油工业的繁荣时期，没有活到工人阶级用自己的力量恢复了遭到破坏的经济，并使苏联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辉煌灿烂的时期。
　　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自己对未来的天才的预见中看到事情一定会这样，他在1922年10月写信给巴库工人们说：

　　“亲爱的同志们：我刚才听了谢列布罗夫斯基^[3]同志关于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4]的情况的简短报告。困难真不少。谨向你们致以热烈的敬礼，请你们千万把最近这一个时期坚持过去。在开头的时候我们总是特别困难。往后就会好些。我们必须取得胜利，无论如何要取得胜利。
　　再一次向你们致以崇高的共产主义的敬礼。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5]

　　这是列宁的预言。如同在我们所有的经济战线上一样，我们在石油战线上也収得了胜利。
　　1920年4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派我去巴库。我于4月30日带着由列宁签署的委任状抵达巴库，开始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进行工作。我作为石油总委员会委员和巴库石油委员会主席，担负着下列任务：
　　1．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规定的任务，在巴库地区组织石油工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2．领导石油及其产品的装运工作。
　　3．通过有关机关广泛、全面地吸收陆军、海军和民政方面的力量来达到这些目的。
　　为了实现这些任务委任状给了我广泛的权力。
　　这样，军事指挥部门有责任给我提供广泛积极的协助，特别是要提供足够的陆军和海军以保卫油船和油田、厂区的设施。
　　粮食人民委员部及其所属机关有责任从粮食征收站切实调拨十五万人的口粮，或者指定一定的地区供我们征收粮食。最后，根据委任状赋予我的权力，我可以把不执行我的命令，使我无法完成委托给我的任务的人送交革命法庭，同时我还享有在事务性联系中使用各种运输和联络工具的一切便利和特权。
　　根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多谢尔^[6]同志和我把阿塞拜疆所有的油田、工厂及其附属企业收归国有。成立了石油委员会，后来改组为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油田的状况极其危急。设备、汽车、衣服都不够。工人的住房东歪西倒不能再住了。必须修理这些洞穴般的住房，囚为盖新的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
　　在送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中，我对1920年年底巴库地区石油工业的状况作了切合实际的说明。
　　这份报告于1921年2月23日转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极其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报告，在边上亲笔写了大量批注^[7]。
　　报告特别注意到完全被巴库的石油工业所忽视的钻探方法问题，因为发展钻探技术对石油工业至为重要。报告指出，钻探方法上的缺点是由于使用所谓巴库钻探法所造成的，这种冲击钻探法方法陈旧，极不合算，一方面进钻缓慢，另一方面又得往地下打进大量金属。
　　报告接着说：“使用（美国的）回转钻探法可以消除这两个缺点。用这种方法八个月可打成三百六十沙绳深的钻井，井壁用两、三根套管（六——十二英寸）加固。在苏拉汉内有这种钻井。”
　　阻碍推广回转钻探的原因是，没有工人，也没有技术人员能使用这种方法。需要学习这种方法，与此同时当然也不能抛弃我们的冲击钻探法，而是要加以改进、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提高我们的产量。
　　在报告中拟定了在各地段进行钻探的详细讣划，也制定了恢复现已废弃不用，但还能出油的原有生产井的计划。同时还说明了水淹地区的情况，并对这种现象作了解释。
　　1921年2月1日，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巴库和格罗兹内伊油田租让问题的决议。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花了大量的时间用来熟悉有关巴库油田状况的材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硏究石油开采的特殊问题时，把恢复巴库和格罗兹内伊石油工业的问题同巩固整个苏维埃国家大生产的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在这个总的计划中，他把活跃石油托拉斯在国内外的贸易活动和实行油田租让，都看作是克服经济困难的辅助办法。
　　克拉辛^[8]同志在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报告中对石油工业的情况作了悲观的描述。而且，克拉辛司志的报告缺少明确的目的性。他谈到水淹的威胁，谈到寻求外援的必要性，谈到油田设备在国内战争期间遭到很大的破坏，要恢复这些设备须在格罗兹内伊投资二至三亿金卢布，在巴库投资二亿半至三亿金卢布。
　　此外，克拉辛同志还提到运输瘫痪、技术材料缺乏和普遍存在的混乱现象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造成在油田现有的钻井中只有不多于三分之一的钻井在工作的原因。
　　克拉辛同志写道：“只有在非常勇敢和坚决的政策下……才能得到拯救。这种政策应该包拆：向三四个在世界市场上角逐的大辛迪加，也可以给意大利政府，或许也可以给法国、比利时政府，提供巴库、特别是格罗兹内伊高质量油区足以吸引人的油田……租让合同可以也必须同敷设输油符和增加铁路车辆联系起来”，等等。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阅读克拉辛的报告时，在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划了着重线^[9]。与此同时，他也极其注意其他人的报告，其中包括多谢尔同志、古布金^[10]同志和石油总委员会专家们的报告^[11]。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文件，是古布金同志关于石油工业发展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比列·波·克拉辛的报告冷静得多了。他论证说，目前灾难还没有发生，但是情况危急，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即将临头的灾难，那么石油工业的确难免遭受毁灭的危险。
　　古布金指出，大量停工的钻井使油田遭到被水淹没的威胁。他解释了发生水淹的原因，并且说，必须立即扩大生产井的数量，用这样的方法来跟水淹的威胁作斗争。必须加强钻探工作，不然我们就没有后备的新钻井以增加石油的产量。
　　因此，古布金同志为改善巴库油田的工作拟定了两项措施：第一，扩大生产井的数量，使停工的井数下降到最低限度；第二，妥善利用一切力量来扩大钻探，获得设备和吸收国外的技术人员来参加工作。
　　同时，他也怀疑国外是否会有人愿意承租巴库的油田，因为石油工业的复兴取决于防止水淹钻井等十分困难和无利可图的工作，这种不能立即产生生产效果的不愉快的工作未必会引起承租人的兴趣。
　　因此，根据古布金同志的意见，油田工作的两个主要方面——钻探和钻井的开采，应该在没有外国资本的干预下进行。在这几句话下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打了两道着重线，并加了注意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研究了克拉辛、多谢尔、古布金等同志和我的报告，而且还阅读了石油总委员会专家们的报告。在这之后，他拟定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石油工业的措施^[12]。其中的一部分措施为1921年3月29日由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13]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然而，如果以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石油问题上所作的大量工作，只限于制订油田租让的原则，那就错了。从当时他同我进行的几次谈话中我很清楚，在这方面他的视野要广阔得多。我再重复一下，租让合同对他来说，仅仅是在新经济政策的基础上恢复经济的一个辅助办法。
　　为了保证石油工业的发展，除租让制以外，必须采取我们掌握的其他一些手段。
　　为了挖掘所有的办法和潜力，为了采取必要的措施，人民委员会建立了一个由在石油工业方面享有威望的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到了巴库，他们的建议于1921年7月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从而大大促进了石油工业的恢复工作。
　　鉴于许多巴库人深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恢复石油工业，因而对租让制采取否定的态度，为此人民委员会于2月1日作出决议，“委托斯大林同志查明，对于恢复我们的经济和巩固苏维埃制度的手段——租让制的问题，是否已向巴库和格罗兹内伊的工人们作了充分的说明，要不要专门派一位政治领导人到那里去。”
　　1921年3月29日，租让合同的基本原则获得通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4月2日专门就巴库的石油租让问题给我写了一封信。

“1921年4月2日
谢烈布罗夫斯基同志：
　　寄给您几份石油租让方面的材料。本来想让卡明斯基^[14]同志把材料送去，但遗憾的是，由于他患病很重，只好让他在这里治病。
　　最重要的是，要让巴库的同志们对租让有一个正确的（而且是党的十大通过的，即党员必须具有的）观点。最理想的是把巴库的四分之一（甚至是四分之二）租让给承租者（条件是从国外既要得到粮食援助，也要得到设备援助，要超过承租者所必须提供的数额）。^[15]只有到那个时候其余的四分之三（或四分之二）的部分才有希望赶上（然后再超过）现代先进的资本主义。任何其他的观点都会导致诸如‘把我们的帽子扔过去就能把它们压倒’、‘我们自己能搞好’之类的胡说八道，这种胡说八道愈是经常地披上‘纯粹共产主义的’外衣，就愈加危险。
　　如果在你们巴库（在工人中间和知识分子中间）还有这类最有害的观点和偏见的（甚至哪怕是很小的）迹象，要马上写信给我；你们是自己来彻底粉碎这些偏见并最忠实地贯彻代表大会（主张租让）的决议呢，还是需要我的帮助。您自己和所有的人都要牢牢记住：‘租让是最恰当的了。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的自吹自擂——我们自己能搞好——更为有害、更为危险的了’。
　　现在有了巴统，要尽一切力量抓紧以最快的速度用石油和煤油在国外换取设备。
　　为此巴库地区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如果你们没有自主权，要明确电告，我们给你们自主权。
　　提出明确的建议，用电报和信件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必须有一个对巴库和巴统等地负责的、能独立、迅速、毫不拖延地处理事务的地区经济中心。
　　我们这边不能帮助你们，我们自己也很穷。你们应该用石油和石油产品从国外换取一切必需品来帮助我们。
　　我等待着答复：用电报简短地答复……并写信详告。
　　正确处理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关系——绝对必要。这是主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的角度来看，巴库对石油问题的摆法是否正确？因为这个地方极其富饶：有森林、肥沃的土地（如果加以灌溉的话）等等。我们抽水（和石油），而又不把这些水用于灌溉，灌溉不是可以使饲草、水稻、棉花得到极大丰收吗？我们不能利用‘北风’来搞风力发动机吗？但主要的，当然还是粮食、灌溉。如果不发展巴库周围的灌溉和农业，能发展石油工业吗？有谁在认真考虑和研究这个问题吗？那份英国的灌溉计划怎么样了？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16]

　　这封信鼓舞了我们。我们在用石油和煤油向国外交换设备方面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我们得到允许可以通过巴统出国。获得这个去国外的通道，巴库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1921年2月格鲁吉亚爆发起义之后，巴库工人起来捍卫起义者。几千个巴库工人前去修复通过第比利斯联结巴库和巴统的主要铁路干线上的波依林大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信中支持我们，他说必须让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向国外出口。后来对来自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指责我“暗中活动”的一切攻击，他都为我大力辩护。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我多年了，他了解我在1905年的情况，也了解我在国外的情况。在旅居国外时，我在他的坚持下开始学习并成为工程师，因此他对我很信任。正由于如此，他对我“做买卖”方面的某些过失抱宽容的态度，而只是在我作汇报时善意地嘲笑我几句。在这方面，他的说话艺术是任何人也无法比拟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们把巴库地区在同国外进行商品交换方面应该独立自主的想法用明确的书面形式送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审议。据此，我们打电报请求列宁正式行文，承认石油委员会有一定的自主权使其能用石油产品向波斯、土耳其和欧洲换取各种补给品和粮食。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到电报后，于4月1日写了一张便条给李可夫^[17]、米柳亭^[18]和列扎瓦^[19]说，必须给石油委员会以一定的独立性，使其能在波斯、土耳其和欧洲用石油产品换取设备、供应工人的衣物和粮食，并请他们作出结论，共同商定决议草案交人民委员会审议^[20]。
　　根据这张便条的精神，人民委员会于4月19日经过讨论，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制订相应的决议，以扩大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的职权范围，使其能用石油产品向国外换取工人的粮食和衣物。其结果是，我们阿塞拜疆人获准可以自主地去国外活动。于是我动身去君士坦丁堡进行商品交换的第一次联系，并把第一列满载石油和其他商品的货车预先发往巴统。
　　当时向国外出口的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在欧洲，两个世界巨头——美国的美孚石油托拉斯和英国壳牌石油公司正在进行斗争。这些强盗为自己的石油争夺市场，而正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我们向市场抛出了头几船石油产品，开始进行后来被人们称作石油“海盗”的活动。
　　诚然，这是一种试图打入世界市场的最原始的做法，但是毕竟获得了成功，并在石油市场上引起了很大的慌乱。
　　我是乘第一艘油船去君士坦了堡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格鲁吉亚的）“乔治亚”号，它运去了第一批货物——贵重的巴库优质机油。法国人马上买了这批货，后来意大利和别国的石油公司开始向我们购货。他们没看到货物就预付了货款，并给予十分优惠的条件。于是我们从巴库开出了一列列装着润滑油和石油的油车，巴库—巴统的煤油输油管也恢复使用了。
　　我们把第一次在君士坦丁堡挣到的钱买下了存放在那里的设备。这些设备存放在土耳其海关里：当年石油业资本家置办了这些设备，准备经过巴统运往巴库，但是由于巴库已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些设备就搁置在君士坦了堡，放在海关里未被赎出。当我们有了资金，我们几乎没花多少钱就获得了这些设备。
　　土耳其人不希望让这些庞大的设备搁在海关仓库里，因此就廉价脱手了。除此以外，我们还获得了第一批衣服、鞋子和其他商品，并立即同君士坦丁堡的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建立了第一个合同关系。
　　关于同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订立合同的事，我们马上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汇报。可是，恰恰在这以前，东南经济委员会的一笔资金出了大娄子：法国轮船“安科纳”号给苏联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运来了一批完全无用的商晶。这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因不慎而联系上的一些投机分子所干的欺骗勾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担心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同同样会带来类似的不愉快事故，所以在6月6日打电报给奥尔忠尼启则^[21]同志和我：

　　“能保证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不会诈骗吗？怎么能给他垄断权呢？我绝不反对阿塞拜疆对外贸易局、阿塞拜疆石油委员会同君士坦丁堡直接贸易，我准备支持巴库的相当广泛的自主权，但需要有保证。请立即回答我：谢烈布罗夫斯基在君士坦丁堡购买的全部货物的准确清单是否已由可靠的信使送出，何时送出的；合同详情报告送出没有，何时送出的。我责成谢烈布罗夫斯基每次派信使送信件时都要用电报通知信使的名字和出发日期。现已向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定购的究竟是什么……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2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关心毎一笔交易，亲自予以批准或否决。
　　譬如，他在5月19日打电报给我：“简短地、准确地报告，您为巴库工人弄到多少衣服和粮食。”^[23]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密切关注着我们在君士坦丁堡的经营情况，要求在交易中尽可能保持谨慎。不言而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关怀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因此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无法欺骗我们：我们获得了合同上规定的我们需要的全部物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安科纳”号的不幸事件非常生气。他对同对俄通商工业金融公司签订的合同感到担心，所以委托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这一合同并作必要的修改。
　　这些修改写进了合同，并由我们贯彻实施，所以贸易进行得还不坏。从我第一次去国外至7月1日，我们从巴库向西方运去了一百九十九万七千普特石油产品，并在君士坦丁堡开始发售。
　　在第一艘轮船“乔治亚”号上我带去了三千一百四十普特机油、近一万普特的汽油和煤油，后来“波洛尼亚”号运去了一万六千普特汽油，二万四千普特煤油，二万普特机油，五千普特汽缸油和近四万五千普特石油类燃料。
　　数量虽然微不足道，但这仅仅是开始，后来的交易额就比较可观了。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到事情的确办好了，就打电报给奥尔忠尼启则：

　　“奥尔忠尼启则
　　谢烈布罗夫斯基不应对我在电报上用的语气见怪：我当时在为巴库的命运不安。我认为谢烈布罗夫斯基是一位极其得力的干部。要求您经常地并准确地报告改进巴库石油工业的情况，以及对外贸易业务的情况。此电报请交谢烈布罗夫斯基一阅。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列宁”^[24]

　　1921年夏天，我第一次从国外回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见了我，那时他的气已经消了，而且对我们的工作感到满意。我向他提及他在4月21日写的信，他肯定了这封信，并说道：
　　“过两三年后我们在巩固工厂方面将大大前进一步，那就可以给巴库一切需要的东西。而目前还得用石油产品向国外换取一切需要的东西。您必须经常使我了解你们的各项工作和你们在国外的一切‘奇遇’。”
　　“您知道，我经受到来自您所知道的一些人对‘巴库的自由主义’的猛烈攻击，但是我信任您，了解您，因此对所有这些攻击不予注意。”
　　“您的行动要勇敢、坚决，做好买卖，但是要让我了解你们所做的一切。如果让别人来通知我，那又会产生不愉快的事情了。”
　　“您回到巴库以后就给我写一封短信，谈谈您将在巴库或为巴库采取的全部措施。”
　　“请您派一个能把一切情况都解释清楚的得力的人到这里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话题回到租让制问题上的时候，他说：
　　“您将再次出国；在国外您将同美国和别国的公司打交道。您知道目前石油市场上发生的情况，进行的竞争。需要利用这场竞争。您一定要加强您的‘海盗’政策，扩大石油市场上的惊慌情绪，狠狠地刺激他们。这一点您是会做到的，然后您去订立合同，顺便试探一下石油租让的可能性。您自己也明白，在目前这个阶段，不实行租让制不可能切实推动巴库向前发展。在我们当前的情况下，这是一种最为有利的途径，因此，我们必须用引进外国资本的方法加速我们大工业的恢复工作。”^[25]
　　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告别时，我记起油田正需要工人的事。这时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想从弗兰格尔的士兵中获得这样的工人，这些士兵当时滞留在君士坦丁堡，正希望回到祖国来。
　　我把我看到的这些士兵的情况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指示说，如有可能，经仔细挑选后送几千名士兵到巴库去。这样，—方面可以补充人手，另一方面又可以削弱由库捷波夫^[26]和波克罗夫斯基^[27]将军在君士坦丁堡收集起来准备反对我们的部队。
　　因此，在1921年7月我第二次来到君士坦丁堡之后，通过我们在士兵中间活动的一个不大的党支部的协助，我们向士兵们进行了返回祖国的宣传。结果有五千多人遣返祖国，他们到了巴库后，有义务在油田工作两年，然后才允许他们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后来，他们中间很少有人想离开巴库，大多数人都留在油田工作，许多人成了党员……
　　1922年11月6日，我又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时我已不能同他多谈工作问题，因为玛丽亚·伊里尼奇娜^[28]预先通知我说，我谈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谈工作。更重要的是，她要我高高兴兴的，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饱满的情绪。
　　当然，要做到这点很困难。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体不好，但我试着说几句笑话，最后他终于高兴了，为巴库的一件趣闻笑了起来。我离开时怎么也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

载于《列宁在经济战线上。回忆录》1934年莫斯科党的出版社版第57—79页
（竺一鸣译　顾柏林校）

^[1] 德特丁·亨利（1866—1939年）是英国最大的石油垄断资本家，当时英国壳牌石油公司即由他主管。——译者注
　　亨利·威廉·奥古斯特·德特丁（Henri Wilhelm August Deterding，1866年4月19日——1939年2月4日），荷兰石油资本家。1896年起进入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工作。1900—1936年任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总经理。1920年获大英帝国荣誉骑士司令勋章。1936年因支持纳粹党被解除一切职务。

^[2] 众所周知，资本家们没有来接受较大规模的租让。资产阶级拒绝租让制，其原因是企图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发展遭到闲难和阻挠。但是资产阶级的企图未能得逞。我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租让制没有得到广泛的发展，也没有取得很大的实际效果。但是列宁围绕租让制问题进行的工作、撰写的文章和札记，依然具有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义。——编者注

^[3]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谢列布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Серебровский，1884年12月25日——1938年2月10日），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与了1905年革命。十月革命后和内战期间曾任商品人民委员会委员、红军供应特别委员会主席、炮兵工厂中央委员会主席。192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1930年任苏联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1937年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遇害。1956年平反。

^[4] 阿塞拜疆石油托拉斯即国营阿塞拜疆石油工业联合公司。——编者注

^[5] 《列宁全集》第33卷第335页。——编者注

^[6] 季诺维·尼古拉耶维奇·多谢尔（Зинов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Доссер，1882年？月？日——1938年6月14日），1902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1905年12月参加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7年脱离革命运动。二月革命期间参加了石油工人工会。1917年7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巴库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1922年任苏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石油总委员会会务委员会主席。1922—1924年任全俄石油辛迪加经理。1924—1926年任全俄石油辛迪加驻中国代表。1926—1928年任驻意大利贸易代表。1928—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贸易人民委员会贸易司司长。1930—1934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供应局局长。1930—1938年任莫斯科邮政局高级经济师。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7] 见《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137—142页。——编者注

^[8]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9] 见《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126—127页。——编者注

^[10] 伊万·米哈伊洛维奇·古布金（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Губкин，1871年9月21日——1939年4月21日），苏联石油地质学家。1909年起在地质委员会工作。1917—1918年期间赴美国考察。1919—1924年任主要页岩委员会主席。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1—1929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22—1930年任莫斯科矿业学院院长。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4—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化石燃料研究所所长。1936—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兼阿塞拜疆分院主席。1937—193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逝世。

^[11] 同上，第128—137页。——编者注

^[12] 见《列宁文集》俄文第20卷第148页。——编者注

^[13] 同上，第149—150页。——编者注

^[14] 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卡明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Каминский，1895年10月20日——1938年2月10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图拉委员会主席。1917—1918年任立宪会议议员。内战期间任图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南方阵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0—1921年任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巴库工人红军代表委员会主席。1928—1929年任全俄农业集体联盟主席，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1930—1934年任联共（布）莫斯科市委书记。1932—1934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1937年任卫生人民委员。1935—1937年任苏联首席卫生检查员。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1955年平反。

^[15] 昨天得到克拉辛的电报，对给他寄去的那些租让条件的草案作了答复：“基本上可以接受”。而克拉辛并不是从共产主义的小本本里懂得这件事的！

^[16] 《列宁文稿》第8卷第507—509页。——编者注

^[17]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李可夫（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Рыков，1881年2月25日——1938年3月15日），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投身于俄国1905年革命。1907年主张与孟什维克等党内机会主义派别妥协。1911年回国，多次被捕流放。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后，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胜利后，任内政人民委员。1918年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当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任苏联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30年被解除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1931年改任交通人民委员。1936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遇害，1988年平反。

^[18]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7月26日被捕，10月30日遇害。1956年平反。

^[19] 安德烈·马特维耶维奇·列扎瓦（Андрей Матвеевич Лежава，1870年2月19日—1937年10月8日），1894年加入民粹派组织“民权党”，同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特。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0年任苏俄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主席。1920—1922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2—1934年任苏联副农业人民委员。1933—1937年任苏联亚热带文化总局局长。30年代曾支持留京集团。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20] 见《列宁文稿》第8卷第544—545页。——编者注

^[21] 格里戈利·康斯坦丁诺维奇·奥尔忠尼启则(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年10月12日——1937年2月18日），昵称“谢尔戈”（Серго）。出身于格鲁吉亚一个小贵族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过1905年外高加索革命，为建立和武装战斗队做了大量组织工作。1905年12月被捕。1906年5月被保释出狱，8月侨居德国。1907年1月回国继续从事党的工作，任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委员。1907年11月第二次被捕。1909年2月被流放到叶尼塞省，后从流放地逃亡伊朗，在伊朗从事革命工作。1911年返回俄国。1912—1917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同年再次被捕并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作。十月革命期间积极参与组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和粉碎克伦斯基—克拉斯诺夫反革命军队的斗争。内战爆发后，于1918年被相继任命为乌克兰特别事务专员和南部地区特别专员。1921—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1926年任联共（布）高加索省委第一书记。1926年7—11月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0—1932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2—1937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1930—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2月18日自杀身亡，葬于莫斯科红场。

^[22] 《列宁文稿》第9卷第16页。——编者注

^[23] 同上，第8卷第603页。——编者注

^[24] 《列宁文稿》第9卷第53页。这里引用的是电报全文。作者生前发表的电文有删节。——编者注

^[25] 为了把这次谈话内容转告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和其他巴库人，我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回来后作了笔记，以上的话均引自上述笔记。——编者注

^[26] 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库捷波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Куте́пов，1882年9月16日——1930年1月26日），1902年入伍。1904年参加了日俄战争。1914年参加一战。二月革命期间企图镇压革命，失败后返回前线作战。1917年12月参加白军。1920年3—11月任弗兰格尔白军第1军司令。1920—1921年任加里波利部队司令兼第1军副司令。1921—1922年任保加利亚第1军团司令。1922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境。同年流亡塞尔维亚。1922—1924年任白军副总司令。1928—1930年任“俄国军事联盟”主席。1930年在巴黎被格别乌特工绑架并处决。

^[27] 维克多·列奥尼多维奇·波克罗夫斯基（Викто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окровский，1889年9月14日——1922年10月8日），1906年入伍。一战期间任第12军航空兵支队司令。1918年加入白军，历任库班第1军团司令、高加索白军司令、库班志愿军司令。1920年兵败后流亡保加利亚。1922年在与保加利亚警方的冲突中被刺死。

^[28] 玛丽亚·伊里尼契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年2月6日——1937年6月12日），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被增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1917—193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