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和革命家（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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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和革命家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

　　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有三十年之久。所以，不难理解，我有机会就各种问题和他见面。如果我说，最后五年我们交谈的内容侧重于技术问题，大概是不会错的。换句话说，他首先把我看作一位技术专家，而且是一位他有兴趣就他关心的问题与之交谈的技术专家。至于他写给我的具体涉及到某一发明或某一发明家命运的许多便条和信函，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1]有大量材料表明，有很大一批人的个人命运，曾受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真正同志式的关怀。在他们中间不少人无论在个人交往或党的工作方面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作为某个行之有效的技术设想的创导者而受到注意，特别是，如果这一设想顺利实现以后能够起到革命性的推动作用的话。
　　每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利用有限的休息时间和我无拘无束地亲切交谈的时候，我知道，要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摆脱对繁重事务的操心最好办法莫过于同他谈论科学上的新闻，特别是最新的技术成就。当然，最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感兴趣的，是那些在我们俄国能直接应用的最新成就。从本质上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集深刻的思想家和最积极的革命家于一身。革命家的品质不断促使他把事业进行到底，摧毁横阻在实现正确思想的道路上所遇到的任何障碍。斗争恰恰是他的最大的乐趣，在斗争中他可以自由翱翔。他能够轻而易举地从看来抽象的议论中抓住某个环节，使之成为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根据我们的客观条件，我们过去和现在都需要有这种雷厉风行的实际行动。
　　十月革命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工作者成为真正的开拓者。革命刚刚把辽阔的国家从千年的沉睡中唤醒。对于我国的口然资源我们只知道一些皮毛。我们看到，列宁对此一清二楚，而且由于他具有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权威，可以果断地把正确的理论转变为必要的实践，而这正是减少苏维埃俄国诞生时的阵痛的最好的办法。今天，当我十分仔细地翻阅我和列宁的来往书信，追思往事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在工作中高瞻远瞩，具有天才的预见，他对真理十分敏感，并能妥善处理全局中各个局部之间的关系。而有些看来是他弄错的地方，却正好是我们——他的同事们的过失。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善于迅速领会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为此，我常跟他开玩笑说，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法律，而不是技术，使我们大家损失非浅。但是，他不仅能够迅速抓住技术问题的本质，更主要的，首先是他具有积极的个性，时刻准备斗争并摧毁不只会使胆怯的人望而生畏的那些障碍，——正是由于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对国家技术改造满怀希望的技术人员来说，他的合作是多么的珍贵！如果说，一个真正的技术专家首先是不倦的战士，那么，毫无疑间，在列宁身上同样蕴藏着技术创造的巨大可能性。
　　我想，艰难的饥馑之年——多灾多难的1921年，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受的最后一次考验。这次考验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
　　1922年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恶化，痛苦的失眠当时已损害了他的身体。必须认真考虑让他长期休假，进行严格的气候治疗。正确的计划也拟订好了。但令人十分痛心的是，我们来不及把它付诸实行。疾病发展迅猛，赶在我们的前面。尽管如此，1922年4月6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动身去休养的前夕还给我来信说：

　　“昨天马尔滕斯^[2]告诉我，库尔斯克省有空前丰富的铁矿一事已‘得到证实’（您说是‘近乎得到证实’）。
　　果真如此，是否今春就需要——（1）在那里敷设必要的轻便铁路？
　　（2）在最近的一个（或数个？）泥炭沼泽做好开采前的准备工作，以便在那里建立发电站。
　　这些意见如果您不认为是多余的，就请函告马尔滕斯（也给我一个简短的答复）。
　　马尔滕斯打算三个星期后到那里去……
　　此事必须加倍努力去办。我很担心，不经再三检查，事情就会停滞下来”^[3]……

　　我面前还有一份有代表性的文件。著名的泥炭水力开采法的发明者罗·爱·克拉桑^[4]（在九十年代就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识）给外贸人民委员部写了一封七页纸的长信，并将信的副本抄送泥炭总委员会。他在这封信里，对妨碍实现他的计划的一系列阻力表示不满。他叙述了他出国访问的情况以及他在德国看到的泥炭开采新技术。他特别提到了“马德卢克”^[5]的压榨装置。这种设备能用机械脱水的方法获得含水量为百分之六十的泥炭。这封信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转给了我。可以看到，他在七页信纸上划满了一条线或两条线的着重号，页边上写了许多批语并打上了不少惊叹号和问号。大概克拉桑本人也料想不到，他信中的每一个字列宁都会仔细推敲。从批语上可以看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克拉桑的意见相反，认为德国公司向我们提出的要价是非常高的。但是，他不顾我的劝阻，坚持要在莫斯科附近试验这种压榨泥炭的方法。我记得，他曾详细问我，为什么百分之六十的含水量可以算是一大进步；为什么克拉桑断定，泥炭的进一步脱水就比较容易做到了。值得指出的是，这封信是克拉桑在1921年3月25日从柏林寄出的。那是不幸的一年，我们正处在春播工作完全无法进行的紧张时刻。据目击者说，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春季罕见的酷热，列宁带着焦虑的心情越来越频繁地抬头仰望不祥的无云的晴空……
　　大家都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俄罗斯国家电气化的倡导者和鼓舞者”。这不是溢美之词。全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努力，关于俄国电气化的报告才被列入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议程。他有一次在同我谈话时明确地指出，要办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的报告应当成为党的新的纲领。这些话引起了轰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宣称，在今后的代表大会上，工程师和农艺师——苏维埃俄国建设事业的参加者——登台作报告，将成为平常的现象，对此代表大会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实行电气化的思想，在我们技术界早已酝酿成熟。实际供电的增长和历届全俄电气技师代表大会上的大量报告，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莫斯科郊区利用博哥罗茨克县^[6]的巨大泥炭田建造大型区发电站的设计工作早在1912年就完成了。我本人于1915年在泥炭开采工作者和莫斯科郊区煤矿开采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也作过专门的报告，阐述了建设用泥炭作燃料的区发电站的意义。同年，工程师埃·布赫格伊姆撰写的很能说明问题的小册子《论俄国的经济解放》出版问世。书中指出，这种解放要通过“全国电气化”来实现。我们还可以在书中读到这样一段话：“俄国电气化迟早将成为提高全民生活福利和全国生产率的刻不容缓的迫切需要……”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说明通过实现电气化来推动我国经济各方面发展的思想，早在战前^[7]就已深入人心。
　　但是，毫无疑问，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电气化视作社会主义统一经济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则完全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思想；并且其规模和质量也是十月革命前的电气化完全不能比拟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坚决主张实行电气化，但与此同时，他对我国落后的经济和极端缺乏资金也有足够的估计。他看到这一切，而且对此有很现实的认识。只要翻阅一下他写的一系列著作，看一看他对各种最原始的俄国统计材料有多么深入的了解，问题就一清二楚了。然而，他也知道，社会主义革命的犁刚开始耕耘我国的原野，只要这一工作在进行，那么技术的作用无论如何也不会估计过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既有革命的胆略，又比任何人更能脚踏实地地站稳在现实的土壤上，甚至可以说，他扎根在它的深处。因为在他的同时代人中间，没有谁能够象他那样，具有洞察千百万群众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感情的才能。他和群众情同手足，血肉相连。这也表现在列宁的语言特色上：朴质无华，富于鲜明的人民性，善于用简练的词语表达深刻的科学思想。
　　我们作为技术专家都十分清楚，大胆创造和满怀信心对于我们的工作意义至关重大。我想，这两者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身上是兼而有之。这促使他喜爱技术工作，对技术人员怀有好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应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邀请在克里姆林宫度过的一个晚上。那天放映了一部介绍泥炭开采方法的影片。影片对老的泥炭开采法和水力开采法作了比较。那天晚上我们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促膝谈心，他详细询问我们在解决泥炭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他心情愉快，神情活跃，对我们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这一切将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总而言之，泥炭问题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了解电气化的问题起过一定的作用。在1919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详细分析了泥炭对实现我国燃料平衡的潜在意义以及开采泥炭对电力供应的作用。我回家后只过了几个小时就收到了他给我的便条，他写道：

　　“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8]！
　　您关于泥炭的汇报使我很感兴趣。
　　可否就这个问题给《经济生活报》写一篇文章（以后再印成小册子或在杂志上发表）？^[9]
　　必须把问题拿到报刊上来讨论。”^[10]

　　便条上面还有列宁草拟的文章提纲。
　　按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愿望，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刊登在《真理报》上。
　　1920年1月下半月我给弗·伊·列宁送去了一篇论述工业电气化任务的文章，并在1月23日收到了他的回信：

　　“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
　　文章已收到，读过了。
　　好极了。
　　需要许多这样的文章。那时我们就印成小册子^[11]。我们缺乏的正是有魄力或‘有远见’的专家。
　　应该（1）暂时把注释取消或缩减。对报纸来说，注释太多了（明天我和编辑谈一谈）。
　　（2）不能补充一个计划吗？不是技术的计划（这当然要很多人来做，并且不能很快做好），而是政治的或国家的计划，即无产阶级的任务。
　　大概：在十年（五年？）内修建二十——三十个（三十——五十个？）电站，使全国布满以四百俄里（或二百俄里，如果不能搞更大的）为半径的发电中心，其中有的用泥炭，有的用水力，有的用页岩，有的用煤，有的用石油（把整个俄国大概地、粗略地划分一下）。现在就开始定购必要的机器和样品。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就能使俄国‘电气化’。
　　我想，这样的‘计划’——再说一遍，不是技术的而是国家的计划——计划草案，您是能够提出来的。
　　计划应该现在就提出来，要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以便用清晰明确的（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远景来吸引群众：干吧，在十——二十年内我们就会使整个俄国，不论工业和农业，都实现电气化。我们将制造出多少（几千或几百万马力或千瓦？？天晓得）机器奴隶等等。
　　如果再附上一幅有发电中心和供电范围的俄国略图不是更好吗？或者现在还做不到？
　　再说一遍，必须用十——二十年的伟大纲领来吸引工人和觉悟的农民群众。

我们在电话里谈吧。

　　您的　列宁
　　1月23日

　　附言：克拉辛^[12]说，铁路电气化，我们是不能办到的。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再过五——十年也许可以吧？在乌拉尔也许可以吧？
　　能否写一篇专门论述电站网的‘国家计划’的文章？文中应该附有电站分布图或电站的大致规划（数目），以及能够集中全国动力的发展远景。
　　接信后，请来电话，我们再谈。”^[13]

　　收到这封信后，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编写了《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这本小册子。而邦契—布鲁耶维奇^[14]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催促下只得匆忙把它付印出版。不用说，这样匆忙编写出来的小册子只能临时起到鼓动性传单的作用。因此，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我附上他写的序言时，我不愿意把他的名字同这样粗糙的小册子联系在一起，所以坚决表示反对。
　　从1920年2月底起，由我组织的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开始工作。当然，这个委员会之所以有可能存在，完全应该归功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委员会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吸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他亲自结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而且通过我准确地了解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他非常担心我们的工作会局限于某些狭隘的问题或只由少数几个人来做，因此坚持要我们在开展工作时用适当的方式宣传电气化的思想。
　　请同志们回忆一下1920年初我国的情况。当时战争还在进行，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对解决国家急需解决的问题带来了重重困难。这副重担首先落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肩上。只要事关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他随时准备以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眉负起任何重担。
　　这一年冬天的晚上他多次邀请我到他那里，讨论我们工作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而且十分注意地听取我关于西方同类工作的情况介绍。请回想一下著名英国作家威尔斯^[15]关于他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论俄国电气化问题的一段回忆。这位作家确信，电气化对英国这样的国家是适宜的，至于对荒漠连绵的俄国，那只是一种幻想而已。不过，他也承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坚定信念动摇了他的看法。他甚至认为，只要列宁来抓这件事，在俄国实行电气化是可能的。
　　事情确实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除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力量有足够的估计以外，还对俄国劳动群众被革命旋风激发出来的巨大力量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有多少次当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作了这样的谈话离开他的时候，我心里增添了新的力量，更加坚信我们的斗争必定胜利。1920年年底，我执笔起草全俄国家电气化委员会预定向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作的报告序言，当我写到生活的真正的建设者们的强劲的双手时，在我脑际掠过的不仅是千百万工人农民的行列，而且也出现了对他们的创造力充满坚定信心的，大胆果敢、雷厉风行的领袖的形象。
　　有一次我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谈到美国白炽灯泡的产量。就美国一亿人口而言，电灯照明已经全面普及。记得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了共同的结论，认为经过了来年极端艰苦的初创时期以后，在苏维埃制度的条件下，我国科学技术成果的普及应用，其速度将远远超过美国。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可以归结为一点：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象我们一样，在贯彻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任何思想的过程中，与最广大的群众保持直接的、无条件的、真诚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卡·马克思阐明的普遍规律——任何历史事件的效果与它所吸引的人民群众的数量适成正比——在经济建设中同样起着作用。毫无疑问，有时我们的法令的意图超越了实际建设的情况。但是，我们不正是有意走在前面，把法令不仅看作枯燥的法律条文，而且是生动的宣传语言吗？
　　这次谈话之后过了几个星期，我收到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封典型的信件：

　　“格·马·！我有这样一个想法。
　　必须宣传电的知识。如何宣传呢？不仅是口头的，而且要用实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最重要的是把电的知识普及起来。为此必须现在就制定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毎一幢房屋再用电照明的计划。
　　这要很久才能做到，因为无论是二千万——（——四千万？）个灯泡，无论是电线或其他器材，我们在长时间内都会感到缺乏。
　　但是，目前仍然需要一个计划，尽管要许多年才能实现。这是第一。
　　第二，应当立刻制定一个简略的计划，然后，第三（这是最主要的），应当善于激起群众的竞赛和主动性，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16]

　　这几行字对其雷厉风行的作者来说是多么典型！这几行字也说明为什么在我国广大农村都把电灯称为“伊里奇的灯”！
　　为了在九个月内完成电气化的报告，我们的委员会不得不拼命加紧工作。有时整章整章未经任何校阅，直接从打字机上取下送交印刷厂。而我们面对的第一位读者却是个十分认真敏锐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求把校样送一份给他。回想起来，我在那些日子里一直惶惶不安，焦急地等待着日夜盼望的电话通知。我最担心的是农业问题这一章，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方面最大的行家，而专门从“电力”角度来阐述农业问题却又非常困难。但是，直至今日，当我回忆起他对我们同心协力的集体创作所抱的态度时，我还依然感到高兴。
　　这本书有不少疏漏和缺点。但是，我们对这本书的命运并不担心，因为它的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是这样的一个人，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怀疑他目光敏锐，明察秋毫。这本书也说明，是同一个天才的头脑，同一双有力的手，掌握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盘和新兴技术的巨大的火车头，而这两者的紧密结合必将创造出光明、欢乐、团结友爱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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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热爱才华横溢的人，而当这个人是热爱人类的天才中罕见的典型代表人物时，则尤其如此。
　　弗·伊·乌里扬诺夫—列宁正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淳厚质朴，对周围的最广大的群众平易亲切，对劳动者和受压迫者充满自我牺牲的热爱。
　　如果你问我们这些有幸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直接接触的任何一个老人，在他身上有没有可以变得更为美好的地方，我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你：任何所谓“更为美好的”东西都是真正美好的敌人……
　　只要和他稍一接触，就会感觉到他具有特别能鼓舞人心的力业，具有热情机警、博学多才、百战不殆的战士所特有的精力。他那天生的巨大智慧闪耀着伊里奇独具的全面敏锐的天赋和杰出的“全部洞察力”。
　　大家知道，匈牙利音乐大师李斯特^[17]曾经劝告俄国作曲家亚·波·鲍罗廷^[18]说，首先要记住，成大器者不怕保持自己的个性。
　　只要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见面，这种真正的、毫不掩饰的个性立即会呈现在你眼前，而进一步的交往更会加深这种卬象。
　　不论是去出席党中央或人民委员会的重要会议，还是去某个大工厂在车间群众大会上向广大工人发表演说（对他来说这是特别激动人心的演说），不论是准备到大剧院去做报告，还是在克里姆林宫这些令人敬仰的房间里等待来访者，我们看到的总是同一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精神异常饱满，随时准备与一切妨碍人们过真正的人的生活的现象作斗争。他是那样的平凡，但他的话却又令人信服，无可辩驳。
　　而他所讲的正是期待着他的人们所特别需要的东西，而且他的话总是同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真理相吻合。他直言不讳，即使在他的听众中有人可能会由于面对真理而感到不自在。
　　众所周知，雅各宾党人罗伯斯比尔十分注意自己的衣着，试图在群众中造成印象，似乎这是罗伯斯比尔所特有的衣着。
　　路易·勃朗^[19]第一次来见卡尔·马克思时，在前室对镜修饰，刚好让马克思看到，从而遭到马克思的鄙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绝对不会做这种事。他的衣着十分简单朴素，没有任何矫饰的痕迹。
　　同这样的大会见，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大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革命活动是我们祖国的最大的幸福。今夭，全人类正处在—个伟大而又危急的时代，列宁已成为越来越广泛的千百万人们心目中的光辉天才，成为人类进步不可阻挡的潮流中最具希望的因素。
　　对人们的最好的忠告，莫过于请他们经常阅读列宁的著作，研究他的作品和他的一心为人们留下的不可估量的财富。
　　阿·马·高尔基非常确切地指出：

　　“他有一种磁力吸引着劳动人民的心灵和同情”。他接着写道：“他的笑是富有魅力的，这是一位善于洞察人间的愚蠢丑恶和阴谋诡计，又能在‘心地单纯的人们’的孩子似的天真中找到欢乐的人的‘诚挚的’笑。
　　老渔夫乔凡尼·斯巴达洛谈到他时说：
　　‘只有正直的人才能这样笑。’”^[20]

　　记得有一次，我和当时一位经常同我闹矛盾的人民委员冲进列宁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就在人民委员会会议厅隔壁，这一天列宁让别人担任会议主席——相互指责，各不相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尽力想听清楚我们的话。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涨红了脸，眼中闪出愉快的光芒，爽朗地放声大笑，以至于流出了眼泪。他冲着我们说：
　　“哈，你们看，他们象放连珠炮似的，还以为我能听懂什么呢！”
　　这时，两个互不相让的对手，也只能跟他一起嘲笑自己了。
　　确实，他是一位象磁铁一般的人。
　　如果我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设法把博学多才、精力充沛的人聚集在自己周围，那是不够的。他实心实意地准备为这些人“服务”，为他们的成就感到高兴，有时原谅他们的许多“弱点”，尽管这些“弱点”照理是逃不过他那双敏锐的眼睛的。
　　如果有谁当着他的而议论某位同志的“不良品质”，那他会毫不客气地打断这种庸俗的做法：
　　“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他政治上的行动路线怎么样？”
　　同时，他又是多么体贴入微地关心同志，向他们提供及时的帮助！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物馆里保存着多少份记录着这颗伟大的心的异常温暖的文件！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书和写作的速度非常快，并且都具有列宁的美好的特点。
　　他字迹清晰，不涂涂改改，书法秀丽，形同“珠玉”。他喜欢在他觉得特别重要的词句下面划线（尤其是在私人性质的便条中）：划上一条线，有时甚至两条线……这常常是一种告诫，一种友好的，但却是明白无误的告诫：别在这个地方摔倒了！
　　他读书的方法也别具一格：炯炯有神的眼睛迅速滑过书页或手稿；这双眼睛确实能“洞察一切”：什么东西也逃不过他的眼睛。
　　如果我看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拿起一本什么新书，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经验告诉我：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我知道，作者任何故弄玄虚或拾人牙慧、随波逐流的做法都要遭殃了。
　　如果这本书属于伊里奇私人所有，他就会不客气地用铅笔写上简短的、击中要害的评语。
　　他先在下面划上线，打上两个问号；行了。作者已经被当场抓住了。再在旁边写上意味深长的伊里奇式的叹语“唔，唔”——这意味着，只要在这里略加探究，作者的真面目就暴露无遗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火一般热烈的天性，表现在他那迅速而协调的动作中，表现在从他那双美好的眼睛里闪射出来的犀利、揶揄的目光中，表现在他整个心身经常保持着的某种很自然的“激昂情绪”中，表现在他对周围的一切所具有的特殊敏感中……
　　在他工作的最后几年中，我有一次问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您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哪怕稍许听一点优美的音乐？”
　　“我不能，格列勃·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音乐对我的作用太强烈了。”
　　从这里可以感觉到，这个对周围的人们具有无比威力的人，对自己有着威力更大的自制力。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种“修养”，自然应当归功于他那友爱团结、广有才学的美好的家庭给他的影响，归功于他投身于我们祖国的革命而经受了的一系列伟大事件的战斗锻炼；但是首先，而且主要地应当用功于他自己，用功于他那种钢铁般的意志力。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少年时代起就具有的品质，而且一直保持到他自己一生的终了。他所以能够严格要求别人，就是因为他对自己无限严格。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容易被把某人笼统地称作“好”人的含糊不清的评价所激怒。“这个‘好’是什么意思？”他评论说。“您最好还是讲一讲，他行动上的政治路线怎么样……”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一个尽善尽美的党员同志，在这方面没有人能与他媲美。在他生前，我们大家都感觉到，他那双友好的敏锐的眼睛不倦地注视着我们，并且只要确信同志们处境困难，他立即会极其委婉地提出帮助。在亲密的朋友中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快就会成为他们的中心人物。只有在他的身旁，才能够听到最热情的话语和最愉快的笑声。他十分了解每个同志的特点，并且非常能够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去接近他。同马克思一样，只有一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能容忍的，那就是：虚伪、做作和空谈。
　　他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服务，耗尽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用紧张的思考绞干了自己富有天才的脑汁。有一次，他生病刚好，——这是在他最后一次致死的疾病发病之前不久——带着不好意思的微笑对我说：“是啊，我觉得，我给自己挑的担子太重了……”他是用一种带疑问的语气说这句话的。临终前他还在怀疑：他付出了一切，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做是不是够了？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第2卷1957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658—670页
（叶灵春译　顾柏林校）

^[1] 本文写于1956年。——编者注

^[2] 路德维希·卡洛维奇·马尔滕斯（Людвиг Карлович Мартенс，1874年12月20日——1948年10月19日），1895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6年被捕并被判处3年苦役。1899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1916年移居美国工作。二月革命后资助托洛茨基和其他流亡者回国。1919—1921年任苏俄驻美国全权代表。1921年被驱逐出境，随即前往俄国，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24—1926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副主席。1926年以后曾任列宁格勒柴油机制造研究所所长、莫斯科机电工程学院院长。1941年退休。

^[3] 《列宁文稿》第10卷第171—172页。——编者注

^[4] 罗伯特·爱德华多维奇·克拉桑（Роберт Эдуардович Классон，1868年2月12日——1926年2月11日），俄国动力工程专家。19世纪90年代参加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运动，并曾参与彼得堡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此后专心从事动力学研究。十月革命后支持苏维埃政权，并积极参与制定了电气化计划，曾任莫斯科第一发电站站长。1926年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一次会议上逝世。

^[5] 德国的泥炭机械压榨脱水公司。——译者注

^[6] 现为诺金斯克区。——编者注

^[7]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编者注

^[8]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9] 格·马·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文章发表在1920年1月10日的《真理报》第5号上，题为《泥炭与燃料危机》。——编者注

^[10]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28页。——编者注

^[11] 格·约·克尔日札诺夫斯基的小册子《俄国电气化的基本任务》于1920年2月出版。——编者注

^[12]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年？月？日——1926年11月14日），1870年生于西伯利亚。1888年进入圣彼得堡工业专门学校，在学校中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890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是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1905年革命。1908年流亡国外，淡出政治活动。1918年重新加入俄共（布），先后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等职务。1919年任运输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驻巴黎代表。1925—1926年任苏联驻英代表。1926年在伦敦逝世。

^[13]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33—434页。——编者注

^[14]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15]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年9月21日——1946年8月13日），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政治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

^[16] 《列宁全集》第35卷第465页。——编者注

^[17] 弗兰茨·李斯特（Franz Liszt，1811年10月22日——1886年7月31日），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

^[18] 亚历山大·普罗菲耶维奇·鲍罗廷（Александр Порфирьевич Бородин，1833年11月12日——1887年2月27日），俄国作曲家、有机化学家。

^[19] 路易·让·约瑟夫·勃朗（Louis Jean Joseph Blanc，1811年10月29日——1882年12月6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记者、历史学家。1834年起参加革命运动。1843年任《改革报》编辑。1848年革命期间任卢森堡宫委员会主席，临时政府成立后被解职。1849年流亡英国。1854年加入共济会。1870年第三共和国成立后回国，反对巴黎公社。1871—1882年任国民议会议员，期间领导了为巴黎公社社员争取大赦的斗争。1882年在戛纳病逝。

^[20] 高尔基：《列·伊·列宁》，见《回忆列宁》第2卷第286页。——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