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叶·康·科克莎罗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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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弗·伊·列宁在人民委员会

叶·康·科克莎罗娃

　　1917年1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罗日杰斯特沃区委会派我去斯莫尔尼宫工作。斯莫尔尼宫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所在地，那里设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权给全国各地的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的。
　　工人赤卫队和喀琅施塔特的水兵保卫着斯莫尔尼宫。
　　大楼入口处，在两根圆柱中间架着两门三英寸口径的大炮，两侧排列着机枪。整个斯莫尔尼宫灯火通明，工作昼夜不停。来自前线的士兵、赤卫队、男女工人、水兵等等在斯莫尔尼宫川流不息。
　　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最初几个月正是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期。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还在进行着革命的战斗，而在斯莫尔尼宫却已建立起各人民委员部，提出了组织人民委员会机关的问题。
　　为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寻找合适的地方并组织它的工作一事，由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和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1]负责。
　　起先，弗·伊·列宁在大楼右侧（以面朝大楼而论）三楼拐角处的一个房间内工作。办公室门口（房间的旧号码是六十七）有赤卫队值班站岗。1917年10月27日，弗·伊·列宁写了一个专门指令——《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哨兵职责》。

　　“1．除人民委员外，不准任何人入内。（对不认识的人民委员，则要求他们出示证件，即身份证。）
　　2．要求其他所有来访人员登记自己的姓名及简要来访目的。勤务员应将此条交给主席，不经主席许可，任何人不得入内。
　　3．室内无人时，将房门微开，以便听见电话铃声，并请秘书来接电话。
　　4．主席办公室内有人时，应将房门紧闭。”^[2]

　　列宁在这个拐角处的房间里经常会见工人、士兵、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在这里写下了苏维埃政府最初的一些命令和指示，他在这里领导着镇压反革命的武装斗争。
　　1917年11月3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也是在这里召开的，会上听取了维·巴·诺根^[3]关于保卫莫斯科苏维埃政权的战斗情况的报告。
　　1917年11月上半月，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搬到另一个地方，在斯莫尔尼宫三楼左侧。人民委员会在斯莫尔尼宫一直工作到1918年3月10日。
　　拐角处一个不大的房间成了列宁的办公室，室内有三扇窗户，一扇面对斯莫尔尼宫的正门，而另外两扇面对拉福广场。
　　办公室内有一张供弗·伊·列宁办公用的书桌，一张普通的维也纳式的硬圈椅，四层的书架和几张维也纳式的椅子。
　　房间内有一个用半截子隔板隔成的小间，小间内的板壁上安装了一个不大的电话总机，旁边有人值班，这个人同时担任弗·伊·列宁的警卫。承担值班任务的赤卫队是制管工厂和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
　　11月15日，在这间办公室内举行了人民委员会会议，会上研究了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如组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没收一批工厂。在这次会议上还决定，当时大部分时间在斯莫尔尼宫处理工作的人民委员要把工作地点迁到各部，只在傍晩集中到斯莫尔尼宫会商或与其他组织联系。
　　后来，人民委员会经常举行会议，几乎每天一次，有时一天两次。起先在秘书处这个大房间内举行，从1917年12月起才有了专门的会议厅，也就是在斯莫尔尼宫左侧的红色大厅。
　　和列宁办公室相连的是秘书处占用的一个大房间，它的全部陈设就是几张办公桌、两只柜子、几张椅子和两张放着打字机的小桌子。
　　在这间房间里工作的有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4]，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和工作人员玛·尼·斯克雷普尼克，叶·康·科克莎罗娃，安·彼·基扎斯，尤·普·谢尔盖耶娃，勒·亚·奥泽列夫斯卡娅，布·亚·别连卡娅，普·阿·沙胡诺娃，恩·恩·戈尔洛娃，格·勒·费久申。秘书处为人民委员会会议准备各种材料；在这里打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指定的纪录和其他材料，登记收发文件、电报，把人民委员会的信件、决定发往整个苏维埃共和国各地。
　　好些日子，在秘书处的窗下一直架着两挺机枪，旁边有机枪手值班。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办公室门口也安排了警卫，起先是工人赤卫队，后来是拉脱维亚的步兵。这是动荡不安的岁月：反革命不止一次地准备向斯莫尔尼宫发起进攻。
　　还有一个房间是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无数由工人、农民和来自前线的士兵组成的代表团来到这里。头几天建立了这样一种制度：每个取得进入斯莫尔尼宫通行证的来访者都可以自由出入人民委员会，申述自己的要求和不满。这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指示。
　　人民委员会的接待室是一个大套间，不高的板壁把它隔成大小不等的两个部分，大间安排来访者，小间才是接待室本身。在板壁旁边，靠近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供担任接待工作的值班秘书使用。接待室里有一张木制沙发和几张椅子，板壁旁安排了赤卫队岗哨。
　　在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内还有一个房间作为工作人员的食堂。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常到这个食堂来喝杯茶，吃点面包片（那时每人不超过两片面包，并且还是用黑面做的）。每天晚上人民委员会的成员就到这里来，一面喝茶，一面热烈讨论当天最重要的事情，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参加他们的讨论。这个食堂的第一批工作人员是斯·伊·西马克和阿·姆·巴尔特鲁克维奇。
　　十月革命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与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的谈话中说出自己的想法：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人民委员会办公厅，因为不仅在初期，甚至以后，各种各样的事情将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办公厅来。但是办公厅机关并不大：最初四——五人，到12月底，有了二十三个工作人员，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办公室工作的经验。
　　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对我们讲过，他是怎样在起义的时刻来到斯莫尔尼宫帮助安排那里的询问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又是怎样把他叫去，对他说：“您将是人民委员会的秘书。”正如尼·彼·哥尔布诺夫所说，对于自己未来的工作，甚至，总的说来对于秘书的职责，他没有丝毫概念。不知在哪里没收了一架打字机，因为当时不可能找到打字员，他就用两个指头在上面敲打文件；弄到一个房间，便算“成立了机关”。
　　弗·伊·列宁在领导人民委员会的活动时，也安排人民委员会机关的工作，他教我们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怎样做人民委员会会议记录，拟订会议议程，填写登记簿，以便迅速填发证件，以及怎样寄发信件。
　　早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与我们打过招呼，就走到每个工作人员面前，对他们的工作做指示；他要求我们工作精确、迅速，并要明确自己的任务。
　　11月15日以后，每天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会议按规定的时间准时开始，起先是晚上六点钟，后来，由于成立了预备委员会或称小人民委员会，大人民委员会会议便从晚上八点开始，通常直至深夜才能结束，有时则延续到第二天清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常提前十至十五分钟来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他坐在圈椅内，看着手表。如果在开会前人民委员会成员没有到齐，他就很不满意。“人民委员会在哪儿呢？”他问道，并因会议组织得不好而对秘书提岀严厉的批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精确，因此他要求人民委员会的成员极其严格地遵守纪律。他认为，开会迟到是浪费时间，是不能容许的。1917年12月29日，人民委员会做出决定，参加人民委员会会议的迟到者必须罚款：迟到半小时，罚款五个卢布超过半小时，则罚款十个卢布。
　　决定中指出，人民委员事先向人民委员会秘书说明迟到或缺席的确切原因，便可免除罚款。
　　人民委员会会议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主持，只有少数例外。
　　弗·伊·列宁注意倾听报告者、发言人的讲话，并和人民委员用便条交换意见，在会上当时就解决许多问题。
　　人民委员会会议的所有与会者都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经常引起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当1917年12月10日进入政府机构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到会时，争论更多。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必须在自己的活动中执行人民委员会的政策，但在会议上，他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造谣诽谤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司法侦查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在总结发言中，则从高度原则性出发，揭露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这一真正面目。
　　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担任会议记录，他不在的时候，由第二秘书玛·尼·斯克雷普尼克或我代替。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亲自起草决议并口授给秘书。
　　当时，人民委员会办公厅还没有速记员和懂法律的人，而秘书常常来不及准确地记下决议的内容，以致第二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必须亲自校订记录。
　　不管会议结束得多迟，必须在早晨十点钟将记录送交弗·伊·列宁批阅。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注意检査执行的情况。关于执行决议的情况由人民委员会秘书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他们在记录后面附上一页纸，对记录中各项内容的执行情况一一加以说明。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机关工作人员要求严格，经常检查对他所下达的任务或交办事情的完成情况。
　　那时，人民委员还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经验，他们经常打电话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他征询意见，或到斯莫尔尼宫去找他，每次都能得到详尽的建议。
　　尽管人民委员会每天都举行会议，但往往一次会议就得研究二十至二十七个问题，而议程上则包括四十或更多一些问题。
　　这样，需要建立一个预备委员会——预先研究一些问题的“杂务”委员会（人民委员们就是这样称呼它的）。
　　这个委员会由劳动、军氧粮食三个人民委员组成，当时就称作小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当天就在大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得到审核批准。
　　1917年12月18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列宁制定的关于把问题列入人民委员会议事日程的手续的指令。指令责成将问题提交人民委员会研究的人民委员必须提出书面报告，并且指出：
　　1．问题所在（简要内容）；
　　2．对人民委员会的要求（给经费、通过某个决议）；
　　3．问题是否涉及其它委员部的各部门？若涉及，则必须提出他们的看法。
　　后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引用了这个指令，并要求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执行。
　　1917年11月14日列宁签署的工人监督条例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资本家公开地或隐蔽地进行怠工，不给工人发工资。工人们给人民委员会拍电报、发信件，到斯莫尔尼宫找列宁，要求尽快解决企业国有化的问题。
　　一些工厂拒绝接受工人监督，为此，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专门法令没收这些工厂，并把它们转为国有。1917年11月17日宣布把弗拉基米尔省利基诺村利基诺联合纺织工厂及其所有资金、原料和其它财产收归俄罗斯共和国所有。
　　1917年12月11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收到了从利基诺拍来的电报：“利基诺纺织工厂的工人和职员向人民委员会致意，并对没收工厂表示感谢。”^[5]
　　许多地方苏维埃纷纷要求采取斗争措施对付企业主的怠工。针对这个问题，人民委员会作了如下解释：“每没收一个企业，必须事先专门调査该企业的状况，特别是财政、燃料和原料的供应以及技术设备方面的状况。”^[6]
　　在1917年11月初的一次会议上，人民委员会原则上认为必须提高低级职员的薪额，降低苏维埃机关高级职员的薪额。
　　1917年12月5日，全俄邮电工作人员增加了工资；1917年12月1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决定，此决定大大改善了铁路系统职员和工人的物质状况。
　　11月18日，人民委员会审理了人民委员的工资问题，并通过了弗·伊·列宁起草的决议。决议中规定，人民委员的月薪不得超过五百卢布，家庭成员中无劳动能力者，每人另加一百卢布。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和其他所有人民委员一样，每月领取五百卢布。但是，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工资超过了这一限额。例如，现金出纳员每月领取五百卢布，人民委员会第二秘书——五百五十，人民委员会秘书——七百，办公厅主任一八百。^[7]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获悉从1918年3月1日起他的工资得到增加，便把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哥尔布诺夫和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叫来，向他们询问增加工资的原因。列宁认为理由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对尼·彼·哥尔布诺夫和弗·德·邦—布鲁耶维奇违法增加工资、破坏人民委员会决定一事严加斥责。
　　1918年1月，劳动人民委员部向人民委员会请示：专家的月薪是否可以超过五百卢布。列宁解释说，人民委员会关于最高月薪的决议并不意味着专家的工资不得超过五百卢布。但是，列宁把付给某些资产阶级专家以高薪看作是“离开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8]
　　农民代表用“村社”募捐得来的钱从全国各地来找列宁，要见见这位“布尔什维克的要人”（他们就是这样称呼列宁的），要同他谈谈农民自己的事情。列宁有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有时在秘书处一张不大的圆桌旁接待农民、工人和士兵代表。
　　农民代表或受委托者随身带有村会的委托书，委托书上写明需要在彼得格勒找列宁本人解决问题。问题很多，各种各样。常常遇到这样一些问题：
　　“根据什么和怎样分配从地主那里没收的马匹、奶牛、财物？”
　　“从地主那里没收了木材和粮食，所卖得的钱应当怎样处理？”
　　“地主的家俱能不能没收？”
　　“如果乡土地委员会拒绝执行土地法，县土地委员会应当怎么办？”……^[9]
　　列宁注意地倾听农民的意见，提出问题，而后对农民代表作了指示。他要求乡土地委员会立即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委员会支配，保护现已成为全民财产的原属地主的产业。
　　11月4日，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列宁讲到当时还存在下列情况：“农民不肯相信全部政权属于苏维埃，他们还在期待政府，忘记了苏维埃不是私人机关，而是国家机关。”^[10]
　　因此，列宁写了一篇《答复农民的问题》^[11]，在与农民代表谈话以后交给了他们。萨拉托夫省谢尔多勃斯克代表团得到了第一份《答复》，该团于1917年11月5日曾被列宁接见。农民代表离开时十分满意，他们高兴地说：“这才是我们的，真正的农民政权！”
　　记得有过这么一件事：几个农民来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他们如何在村里改选了苏维埃，并把富农从其中赶了出去。他们在一个公用房间内围着一张不大的圆桌坐着，亲切地与列宁交谈。其中一个农民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大圆面包，郑重地递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面包，您这儿是需要的。”农民说道。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窘。
　　“我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吃完这个面包。”他开玩笑地说道。
　　来会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农民都关心地问我们：“列宁的伙食怎么样？”
　　来自工厂的工人代表、前线的士兵代表也到列宁这里来，他们围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专心地听着，而后把列宁对群众的号召——建设新生活的任务接过——传遍全国。
　　但是，来到斯莫尔尼宫的不仅仅是农民、工人和士兵代表，到人民委员会接待室来的还有资产阶级的代表，知识分子，外交使节。当时，对这些人是不能完全信任的，因而在接待这些代表时，人民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有时不免有些担心。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告诫我们这些还没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要注意这种来访者。
　　那时，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经常收到寄给列宁的恐吓信，这些信件提醒我们，资产阶级反对工农政府，还在负隅顽抗。
　　1917年12月底，秘书处来了一个大学生，他坚持一定要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建议大学生给列宁写张便条，自己却监视着他。他的行动是可疑的，因此，玛·尼·斯克雷普尼克（她是人民委员会的第二秘书，兼任负责接待工作的秘书）给在秘书处值班的水兵打了个暗号。大学生被带出了斯莫尔尼宫。很快我们便得知，在他身上查出了扣上扳机的手枪。
　　人民委员会秘书处收到许多信件和电报，它们来自作战部队里的士兵，来自工人、农民和城乡贫民。他们叙述自己的苦难生活，屈辱遭遇，把列宁称为“人民的朋友”、“备受凌辱者的朋友”、“尊敬的导师”，他们向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致敬。
　　下面列举其中几封信。
　　1917年11月22日，作战部队里的一位党员士兵写道：

　　“尊敬的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向您致以热烈的问候，并衷心祝贺您取得无产阶级的新成就。
　　亲爱的导师，革命军队的眼睛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我们的党，军队相信我们是劳动人民利益的真正捍卫者，为此也应向您，尊敬的导师，表示祝贺。谨请函复。”^[12]

　　下面是残废人伊万·帕夫利科夫1917年10月30日给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同志的一封信：

　　“以理疗外科医学院残废人的名义，为您的活动向您致以衷心的问候。您的活动就是我们未来的期望，我们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您的身上。”^[13]

　　1917年11月26日列宁收到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代表大会的来电：

　　“……芬兰陆军、海军和工人州代表大会适值开幕之际向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政府为代表的苏维埃政权致意。芬兰的陆军、海军和工人一定全面支持你们与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斗争，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我们将是工农革命忠实的朋友和战友。为了破坏革命，资产阶级阴谋损害苏维埃政权的首创事业；社会机关的高级官员和职员举行罢工，破坏了国民经济，使部队情况恶化。为了捍卫革命的利益，我们将向苏维埃政权提供自己的一切力量以便与罢工进行斗争。”^[1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重视劳动人民的来信，他责成秘书处工作人员要把所有的电报、信件向他汇报，并亲自检查对他在申诉书、信件上的批示的执行情况。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对人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当有的同志疲倦了，身体不适，他就让他们去度假，而且不准他们提前回范
　　人民委员会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甚至在私人问题上遇到困难，都求助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而他总是尽一切可能，腾出时间与我们谈心，帮助我们。
　　就是现在，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许多代表团也常来参观列宁工作和生活过的斯莫尔尼宫。来访者留言簿上记下了上千条用各种文字书写的感想，其中有中国的汉字，有日文、印度尼西亚文、越文、阿拉伯文以及其它多种文字的题词，内容只有一个：表达了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深厚敬意和爱戴。

载于《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1900—1922年》196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版第307—315页

^[1] 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哥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年6月9日——1938年9月7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5—8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闻局局长。1917—1920年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1918—1919年任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科学技术部理事会主席。1919—1920年任第14军政治部部长。1923—1929年任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校长。1928—1932年任苏联化工科学委员会主席。1930—1932年任卡尔波娃化学研究所副所长。1931—193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32—1935年任苏联塔吉克—帕米尔探险队队长。1935—1938年任苏联科学院秘书长。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4年平反。

^[2] 《列宁文集》俄文第35卷第7页。——编者注

^[3] 维克托·巴甫洛维奇·诺根（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Ногин，1878年2月14日——1924年5月22日），1897年起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7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6—1907年任莫斯科工会中央局主席。1910年起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7年4月同加米涅夫、李可夫一道反对《四月提纲》。1917年9月17日—11月14日任莫斯科工人代表委员会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是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工商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4日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米柳亭一道支持“左翼联合政府”，辞去工商业人民委员的职务，但三周后即承认错误。1920—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主席。1924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4] 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邦契—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1873年6月28日——1955年7月14日），1892年加入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开始从事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1905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积极参与了1905年彼得堡武装起义。此后长期担任列宁的专职秘书。1918年担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列宁去世后开始从事科学研究。1933—1945年任国家文学馆馆长。1945—1955年任苏联科学院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馆长。1955年逝世。

^[5] 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30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54、716号案卷第33页。——叶·康·注

^[6] 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30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47号案卷第149页。——叶·康·注

^[7] 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30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72号案卷。——叶·康·注

^[8] 《列宁全集》第27卷第227页。——编者注

^[9] 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461号全宗第32989号案卷农业类第4页。——叶·康·注

^[10]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5页。——编者注

^[11] 《列宁全集》第26卷第277—278页。——编者注

^[12] 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30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47号案卷第161页。——叶·康·注

^[13] 同上第196页。——叶·康·注

^[14] 苏联十月革命中央国家档案馆第130号全宗第1号目录第74号案卷第45页。——叶·康·注